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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K STERLING
約翰・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已是六十年前的往事。如果他活下來並成功連任總統，以巴衝突絕不會變成今天這樣的局面。也許，以色列在加薩實施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甘迺迪在他短暫的任期內大大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如《甘迺迪與不能說的真相》（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一書指出，甘迺迪的第三世界與蘇聯政策明顯不符合CIA與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假如甘迺迪連任的話，越戰、暗殺印尼總統蘇卡諾以及與古巴和蘇聯的衝突本來都不會發生。
鮮為人知的是，甘迺迪的政策其實也會遏制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的軍事和政治野心。當時以色列才剛建國十三年。它仍在不斷發展，路線也尚未確定。國際社會決心要為1948年“災難日”（Nakba）後產生的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找到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當以色列在1956年出兵埃及並佔領西奈半島時，艾森豪政府堅持以色列必須從被佔領的土地撤軍，以方最後選擇妥協。
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即20世紀60年代初，一些知名的猶太公眾人士也開始批評以色列政府的種族主義和歧視行為。像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以色列人紛紛譴責本・古里安，並指出“以色列在建國之初曾經承諾過，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將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許多以色列的有志之士都意識到，這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將取決於土生土長的巴勒斯坦人是否能獲得一個公正的解決方案。
在美國，猶太社群的意見充滿了分歧，他們有很多人是反猶太復國主義者。美國猶太教委員會（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是一個頗負影響力的組織，它就旗幟鮮明地反對民族主義。那時以色列的種族主義與侵略性尚未根深蒂固，美國猶太人也沒有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當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在1948年出訪美國時，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眾多著名猶太領袖都對他發表了譴責。他們批評貝京這位日後的以色列總理是一個“恐怖分子”，因為他不斷在鼓吹“一種混合極端民族主義、宗教神秘主義和種族優越論的意識形態”。許多美國猶太人無法苟同這種思想，所以他們無法認同以色列。其他人雖然支持以色列，但他們也同意應該與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存。
甘迺迪的政策在四個關鍵的方面與他去世後的繼任者有很大的不同。
甘迺迪並不偏袒以色列
甘迺迪政府致力於與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甘迺迪的目標是擴大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包括與蘇聯友好但與北約不和的那些國家。
甘迺迪個人非常支持阿拉伯與非洲民族主義。早在1957年還是參議員的他就曾批評艾森豪政府在法國鎮壓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戰爭中支持法國並援助其軍火。在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吧九千字演說中，他特別批評了“西方帝國主義”並呼籲美國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法國曾試圖暗殺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Ben Bella），他被北約中的許多國家認為過於激進，但他卻在白宮受到了盛大的歡迎。
甘迺迪還改變了過往與納賽爾領導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包含埃及和敘利亞）的冷淡關係，並批准美國首次向它們提供貸款。在歡迎本・古里安到訪華盛頓之前，甘迺迪向阿拉伯各國的元首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們看見了他的誠意，並對此表示讚賞。那些聲稱甘迺迪與其他總統沒有區別的人，似乎都忽略了埃及的納賽爾、阿爾及利亞的貝拉和其他民族主義領導人並不這麼覺得。
1960年，當甘迺迪競選總統時，他在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上發表了演說。他一方面讚揚以色列，另一方面卻也指出美國需要與所有中東人民建立友誼。他表示美國應該“對任何主動攻擊其鄰國的中東國家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並且“中東需要的是乾淨的飲水而非戰爭、拖拉機而非坦克、麵包而非炸彈。”甘迺迪非常坦率地告訴在場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我不相信以色列會願意成為一個永遠被恐懼與仇恨包圍的軍事國家。”透過在以色列−阿拉伯衝突上堅守客觀、中立的立場，甘迺迪希望他可以引導猶太復國主義者不要踏上我們今天看到的種族主義、窮兵黷武和極端民族主義之路。
甘迺迪希望以色列遵守規則
甘迺迪政策的第二個關鍵差異是他對那些代表以色列進行遊說的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態度。根據《外國人代理登記法》（FARA），凡是代表外國政府進行宣傳或遊說的組織都必須登記並明確交代其財務和活動情形。在總檢察長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的領導下，司法部堅持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AZC）必須被登記為外國代理人。AZC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上級組織。
當時的文件紀錄得很清楚，司法部助理部長在1962年11月21日寫給AZC的信中解釋說：“（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的活動資金直接來自以色列的猶太機構，這一點毫無疑問符合外國代理人的定義...因此要求貴委員會進行登記實屬合情合理。”
以色列對美國參議院的政治影響力也受到了審查。在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的領導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在1963年5月和8月舉行了聽證會。他們發現以色列聯合募捐協會（United Jewish Appeal）向各界募款的免稅捐獻本來應該要被用來對以色列進行人道援助，但它們實際上卻被偷偷轉回美國，用於遊說與其它有利於以色列的公關活動。
AZC的律師一直在想方設法拖延時間。1963年8月16日，司法部的一名分析師研究了此案並得出結論認為：“司法部應繼續堅持美國猶太主義委員會立刻按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接受登記。”
司法部在10月11日再次要求AZC進行註冊，並表示“希望貴委員會在七十二小時內做出答覆。”
10月17日，司法部的一份備忘錄提到，AZC的律師仍在持續據理力爭，懇求不要將他們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他們願意交代所有必要的財務細節，但一旦該組織被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美國猶太教委員會必定會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這將會徹底摧毀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這番言論反映出了猶太復國主義在當時美國的猶太社群中十分缺乏群眾基礎，而且還受到美國猶太教委員會及其它猶太團體的積極反對。
甘迺迪支持巴勒斯坦權利
第三個不同之處是關於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儘管他就任總統時只有四十四歲，甘迺迪的國際經驗卻比大多數美國總統都還要豐富。1939年，他在巴勒斯坦度過了兩個星期。他在給父親的一封長信中描述了自己在那裡的所見所聞。他寫道：“這裡的人似乎都十分同情阿拉伯人，這不僅是因為猶太人，至少是他們的一些領導人，曾表現出令人遺憾的傲慢、毫不退讓的態度，更是因為這些人覺得，畢竟在過去幾百年裡，這個國家一直是屬於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從來就不屬於英國。”
甘迺迪還指出，猶太居民一般可以分成“強硬的、不願做出任何妥協的正統派猶太人”與“由不願與這些反動分子為伍的年輕人組成的自由派猶太人”，直到今天這樣的情況也沒有改變。他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充滿了同情，他認為即使再怎麼困難，為雙方找到折衷後的解決方案仍是必要的。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國務院並沒有一味偏袒或贊同以色列的政策。美國支持聯合國第一九四號決議，該決議（第十一條）規定“應允許希望返回家園且與鄰居和睦共處的難民儘早返家，並給予決定不返回者相應的財產補償，按照國際法或公平原則，此類補償應由責任國政府或當局來負責進行。”這就是俗稱的“返回權”（right of return）。
1963年11月21日，即甘迺迪遇刺的前一天，《紐約時報》刊登了兩則新聞報道，它們反映出了華盛頓與特拉維夫之間的矛盾。第一篇題為《聯合國各國在阿拉伯難民問題上支持美國，但以色列有不同看法》的報導引述自聯合國。它一開頭就寫道：“美國呼籲繼續加緊努力解決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的決議，在今晚以83比1的票數獲得了通過...只有以色列投下一張反對票...問題的癥結在於1948 年的一項決議，決議中最關鍵的部分是第十一條，其直接關係到這些因為巴勒斯坦衝突而流離失所的阿拉伯人的未來，他們一直以來都生活在這片與以色列接壤的土地上。 他們一直生活在與以色列接壤的土地上...美國提出的修訂決議呼籲巴勒斯坦和解委員會“繼續努力落實第十一條”。
第二篇報導的標題是《美國的立場激怒以色列》，報導引述自耶路撒冷，它寫道：“列維・艾希科爾（Levi Eshkol）總理今天對美國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上採取的立場感到極為不滿，以色列的憤怒已經以‘最強烈的措辭’傳達給了美國大使，以色列政府對美國向聯合國政治委員會提交的決議以及美國在這一問題上採取的立場深感不安。”以色列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甘迺迪政府下定決心要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其中就包括要執行他們的返回權。
甘迺迪試圖阻止以色列研發核武
甘迺迪與以色列政府的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分歧在於核武發展。這個問題是如此保密，以至於它是直到最近有新的文件與信件被解密後才終於曝光。
甘迺迪總統堅定反對核武器擴散。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他意識到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災難性的核子大戰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會被引發。要是任由核武器擴散到更多國家，這種全球災難的風險就會越來越大。也有人擔憂，以色列一旦掌握了核武器就會有更多得寸進尺的底氣，並且他們將不太可能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上妥協。
1962年，當情報顯示以色列很可能已暗地在迪莫納（Dimona）製造核武時，甘迺迪決心查明究竟是否真有這麼一回事，如果是的話，他要全力阻止以色列。這導致甘迺迪與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產生了嚴重的外交分歧。近日新解密的甘迺迪與古里安及其繼任者利維・艾希科爾之間的書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它們都特意被貼上了“重要機密”或“僅限閱讀”的標籤。
要想知道這場衝突到底有多麼嚴重，就必須要仔細留意這些信件的時間順序與內容細節，它們全部都來自1963年。
- 3月，美國國務院指示美國大使告知以色列政府，基於“令人信服的理由”，“美國政府試圖尋求以色列政府的同意，允許其每半年派人對迪莫納進行查訪，也許是每年的5月和11月， 讓訓練有素的美國科學家檢驗該設施中的所有零件與儀器。”
- 4月19日，美國國務院指示駐以色列大使再次“催促”以色列就先前提出的對迪莫納進行每半年一次檢查的提議的“答覆”。
- 4月26日，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回覆甘迺迪總統。他仍避而不談檢查核武器設施的問題，並對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最近的聲明表示了擔憂。他將埃及總統納賽爾比作德國的希特勒。
- 5月4日，甘迺迪對古里安的擔憂作出了回覆，重申美國對支持以色列和中東和平的承諾。他告訴這位以色列領導人，相比起“阿拉伯人的攻擊”，他更擔心的反而是“先進進攻性武器的研發”。
- 5月8日，一項特別國家情報評估得出結論認為：以色列有計劃要製造數量有限的核武器，並且“除非受到極大的外部壓力，否則（以色列）極有可能將在未來幾年內開始研發核武器。”這項評估預測，一旦以色列獲得了原子彈，這將會進一步“鼓舞他們更大膽地使用各種外交與軍事方面的常規資源來對付阿拉伯人”。
- 5月10日，美國國務院向駐以色列大使發出了一封“僅限大使瀏覽”的電報。大使被要求提醒以色列領導人，他們先前已經同意每兩年進行一次檢查。電報還表示，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發展核武的擔憂完全是“空穴來風”，它們根本沒有任何可以跟以色列相提並論的“先進武器計畫”。
甘迺迪政府和特拉維夫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得以色列的遊說團體開始加大力度向白宮施壓。5月11日的一封國務院機密備忘錄透露了這一點，該備忘錄的主題為《白宮對以色列−阿拉伯問題的關切》。它寫道：“如同各位所知道的，最近幾個星期，白宮面臨著越來越明顯的國內政治壓力，這些壓力要求其在近東採取更加符合以色列利益的外交政策。以色列人試圖把握從現在到1964年總統大選的這段關鍵期間，確保他們能夠與美國建立更緊密、更公開的安全關係，特別是明確的公共安全承諾，以及離間美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之間的關係。”這份耐人尋味的備忘錄顯示出以色列不斷想要從政治層面干涉美國的外交政策和選舉。這是甘迺迪除了阻止核武器擴散之外要同時對抗的另一個企圖。 - 5月12日，古里安又寫了一封長信給甘迺迪總統。古里安在信中依舊對美國的要求隻字不提，還講述了一段完全歪曲的歷史，包括他聲稱巴勒斯坦難民是“應阿拉伯領導人的要求”離開巴勒斯坦。他再次將納賽爾與希特勒相提並論，並暗示一場新的大屠殺很可能就快發生。他說：“總統先生，我的人民有生存的權利...但他們的生存現在卻面臨著巨大的危險。”
- 5月19日，甘迺迪回覆古里安，強調他絕不允許核武器擴散。“我們擔憂以色列發展核武器會對世界的穩定帶來令人不安的影響。”甘迺迪強調了他對“以色列安全的堅定承諾”，但他亦表示如果美國無法獲得“以色列的核領域研究”的確切資訊，這種承諾和支持“將受到嚴重考驗”。
- 5月27日，古里安回覆甘迺迪，稱迪莫納的核反應爐“將只用於和平目的”。他拒絕了甘迺迪提出的從6月開始每年進行兩次檢查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從年底開始每年檢查一次，“就像之前做過的那樣”。這一條件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美國）上一次對迪莫納的“檢查”無論在時間還是範圍上都受到了很多限制。
- 6月15日，甘迺迪在收到對該核設施在最低限度要求下的科學評估報告後致信古里安；在讚揚古里安表示核反應爐只會用於和平目的後，甘迺迪發出了禮貌的最後通牒。“如果以色列願意向全世界證明的話，我相信最符合我們共同利益的選擇就是在今年夏初進行檢查，直到1964年6月再檢查一次，此後每隔六個月就進行一次檢查。”他強調“檢查”必須包含所有區域，並且要“給予足夠的時間以進行徹底檢查”。
- 6月16日，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急電表示，古里安辭去了以色列總理一職。這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他對外解釋自己這麼做是出於“個人原因”。古里安很可能早已獲悉從華盛頓寄出的信件內容（大使館在前一天收到）。他辭職是為了拖延時間，美國大使建議等到“內閣問題解決”後再向下一任總理發出甘迺迪的最後通牒。
甘迺迪並沒有等待太久。7月4日，他寫信給以色列新任總理利維・艾希科爾。在恭賀艾希科爾就任總理後，他就開門見山地談起“安排美國對迪莫納核設施的問題”。甘迺迪表示：“我很遺憾前任總理的突然請辭加重了你的負擔，但是...”接著他繼續重申了自己過去對古里安的要求，以及如果以色列不願配合，“（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恐怕將受到嚴重考驗”。 - 7月17日，艾希科爾回覆甘迺迪，表示他需要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然後才能對甘迺迪要檢查迪莫納的要求作出答覆。美國大使巴伯（Barbour）補充說，艾希科爾曾口頭表示，他對甘迺迪聲稱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可能會受到動搖感到“驚訝”。他對這位美國大使說：“以色列將不惜一切手段來捍衛自身的國家安全與主權。”這番話足以表明以色列的態度。
- 8月19日，艾希科爾寫信給甘迺迪，重申迪莫納是為了用於“和平目的”，並拒絕了在夏天進行檢查的提議。他提出可以在“1963年底”安排檢查。
- 8月26日，甘迺迪回覆艾希科爾，他可以接受在年底進行檢查，但強調一切必須在“核反應爐開始啟動並產生輻射之前”進行。甘迺迪提出這些條件是因為它們對確認這座反應爐究竟是否能被用於開發核武至關重要。
- 9月16日，美國國務院與英國大使館的一名顧問共同起草了一份備忘錄。雙方都在備忘錄中同意必須在“反應爐啟動前”對迪莫納進行查訪。
甘迺迪遇刺後
林登・詹森繼任總統後，美國的中東政策可以說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詹森一開始就直言不諱地告訴一名以色列外交官說：“你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但現在你們有了一位更好的朋友。”以色列的《國土報》也說：“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詹森是對以色列最友好的一位總統。”《華盛頓中東事務報告》（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寫道：“林登・詹森是第一個將美國的利益與以色列的利益劃上等號的人，”而且“直到詹森當上總統以前，還沒有哪屆政府曾像他的一樣如此一面倒地擁護以色列、反對阿拉伯。”
在檢查迪莫納這個關鍵問題上，以色列將甘迺迪的話當作耳邊風，反應爐在12月26日進入了臨界狀態。如此一來當三個星期後進行檢查時，美國人將無法進入已被輻射覆蓋的區域。報告的其中一位撰寫人寫道：“我們早該想到這一點的！”如今我們已無法知道要是甘迺迪還在的話會發生什麼，但鑒於他是如此努力要阻止核武器擴散，他肯定不會像詹森那樣就乖乖將這個結果吞了下去。
在詹森的領導下，美國與埃及的關係急速惡化。美國開始停止向埃及提供援助和貸款。正如以色列遊說團體所期望的，美國對納賽爾變得越來越敵視。
美國對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興趣也逐漸冷卻，最終完全消失。
司法部要求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接受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的努力始終沒有進展，詹森的新任司法部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最後也決定讓步。以下是一系列事件的時間順序：
- 1963年12月11日，AZC的律師寫信告訴司法部：“我們的客戶並不認為自己符合外國代理人的定義。”相反的，他提議用“自願”提供必要的財務資訊來作為替代。
- 1964年1−2月，AZC與司法部仍在持續進行磋商。AZC對美國猶太教委員會公開宣稱AZC為“以色列的宣傳代理人，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白手套”表示擔憂。
- 1964年夏天，卡岑巴赫成為司法部長。談判仍在持續。據美國司法部的工作人員指出，儘管AZC獲得的條件越來越寬大，但它仍在想方設法繼續“拖延”，而不肯提供任何具體的資訊。
- 1965年春天，司法部正式裁定AZC無需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 1967年11月，他們的財務資訊將被保存在一個特殊資料夾中。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在同一個月申請了聯邦免稅許可。美國財政部批准了該申請，而且還將許可範圍溯及既往到了1953年。
日趨強硬、毫不妥協的以色列
現在成功發展核武更加助長了以色列的侵略氣燄與無視巴勒斯坦難民的態度。
1967年6月，以色列根據華盛頓提供的情報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發動了突襲。“六日戰爭”堪稱現代中東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以色列迅速擊敗了毫無準備的聯合軍。這場戰爭一舉扭轉了西方大眾對以色列的看法。以色列的軍事（與其它方面的）神話就此誕生，美國猶太人也漸漸一改過往的疑慮和擔憂，開始積極支持以色列。
六日戰爭期間對美國自由號（USS Liberty）的襲擊可以說是十足反映了以色列領導人的傲慢與陰險。當時這艘軍艦正在東地中海監測電波，豈料以色列的軍機和船艦卻突然對其展開攻擊。結果導致三十四名美國士兵死亡、一百七十二人受傷。令人吃驚的是，這艘軍艦還一直在海面上載浮載沉。這場襲擊的目的很顯然是為了要嫁禍埃及，拉攏美國的支持並加深其對埃及與蘇聯的敵意。
林登・詹森對自由號發來的求救訊號置之不理，他說：“我不會讓我的盟友為難。”
這起致命的事件就這樣被掩蓋了數十年。
誰也無法知道要是甘迺迪沒有英年早逝，歷史的走向將會如何改變。以色列的核武計畫也許將無法得逞，然後他們就不會仗著自己有核武而大膽地在1967年對鄰國發起攻擊，奪取戈蘭高地、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如果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被確實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他們的影響力肯定會受到削弱。或許以色列本來將能夠與巴勒斯坦達成合理的和解。
現實是，以色列最終變成了一個種族隔離政權，犯下了數不盡的殘暴屠殺。甘迺迪早在1960年就警告過，以色列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被“恐懼與仇恨包圍”的“軍事國家”。從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以色列的掌控、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與這場衝突的永無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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