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看不見的存在總是在默默注視著人類。指導靈、守護靈和“靈性盟友”的身影充斥在不同的部落傳說和宗教文本中，在基督教傳統裡他們被稱作守護天使，同時他們也構成了現代唯靈論與通靈術的基礎，並在非洲、亞洲、中東乃至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各種靈性信仰中互相爭奇鬥豔。縱觀有記載的歷史，不勝枚舉的文本——從虔誠的宗教典籍到嚴謹的人類學著作——都曾經提及這些看不見的存在。
這些非實體的守護者不會偏袒任何種族與信仰，且他們通常都肩負著類似的職責：保護自己的守護對象，並通過引導其實現人生目標來促進個人成長。有多少種文化，這些靈體的名字就有多少種：羅馬人稱呼他們為格尼烏斯（genii）、希臘人稱呼他們為代蒙（daimones）、拜火教徒稱呼他們為佛拉瓦奇（fravashis）、蒙古人稱呼他們為卓爾−扎賈加茨（Dzol-Dzajagatsi）、新幾內亞原住民稱呼他們為塔普姆（tapum），當然還不只這些。
甚至在有文字記載以前，世界各地的薩滿就已經會召喚守護靈來治癒疾病與提供保護。召喚守護靈的方式有很多種，包括數日不眠、服用致幻劑、獨自內觀和聲音刺激，通常是長時間聆聽響亮而持續的擊鼓聲。澳洲原住民的薩滿會接受開啟“銳眼”（strong eye）的訓練，也就是看見靈體的能力。北美和南美洲的原住民一直都知道並依賴著他們的“靈性盟友”或“祖靈”來維持自己與精神源泉的連結，以及為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的幫助。“對於北美洲至少一半地區的印第安人而言，沒有什麼經歷能比在靈境追尋（vision quest）中獲得靈性盟友的幫助更為重要。”賈馬克・海沃特（Jamake Highwater）在《原始心靈》（The Primal Mind）中說道。“要是沒有盟友的幫助，一個人就會在每次面臨人生重大抉擇時都做出錯誤的選擇。”
至少在1850年以前，這些印第安男孩和女孩通常在五年級時就開始他們的靈境追尋，前往偏遠的人跡罕至之地——山頂、湖泊或森林深處。小孩子或青少年要在那裡待上幾天幾夜，期間必須不吃不喝。隨著體力逐漸不支，他們會開始喪失部分意識，並且出現幻覺與幻聽。有時，異象會指示他們去收集特定材料來製作聖物包袱（sacred bundle），其將作為庇佑、驅邪和好運的象徵陪伴他們一輩子。“即便到今天，”海沃特寫道：“印地安人仍會去尋獲異象來作為自己一生的指引。他們相信它有可以帶來福庇和好運的力量。”
現已滅絕的烏拉圭查魯亞人（Charrua）是一群過著遊牧生活的狩獵者和採集者，他們的靈境追尋可以說是特別恐怖。在長途跋涉抵達一座偏僻的山坡後，他們會用銳器自殘割肉直至神智不清，並在幻覺中看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這些存在接著就會與他們締結契約，成為他們可以在危急關頭召喚的守護靈。克羅族（Crow）印第安人為了尋求最重要的異象會不惜千辛萬苦爬上遙遠的高山，然後脫光全身衣物、不吃不喝數日，最後還要砍掉左手食指的一根關節。他們會將被砍斷的關節高舉在烈日之下，以向守護靈乞求好運。
至於其他生活在古典時代的古人，他們雖不至於會為了見指導靈一面而折磨自己，但他們對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同樣不陌生。公元前5世紀的偉大雅典哲學家蘇格拉底曾說過，他經常聽見一個聲音告訴他哪些事不該做，但它卻不會告訴他哪些事該做。蘇格拉底曾向他的朋友們透露，當一個人死去時，負責照看他一生的守護靈會護送他前去接受審判，然後他就會面臨死後狀態的第一條叉路。明智而自律的靈魂，他說，會跟著指導靈一起走。但沉溺於感官享樂的靈魂卻會繼續流連於物質世界。早期教父俄利根也抱有類似的觀點。他寫道：“在死亡的那一刻，天上的護衛會前來迎接離開身體的靈魂。”在現存最早的希臘詩歌之一《工作與時日》（Work and Days）中，赫西俄德也談到了“不朽的神靈”：
“凡人看不見的守護者
披著輕盈華美的衣裳
裁決他們的善與惡
使公義得以伸張。”
當然，《聖經》也提到了“服役的靈”（〈希伯來書〉1:14），但並未談及他們是否一直在注視世人。不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的古埃及《死者之書》卻十分簡明扼要地提醒了這一點。在古埃及，人們並不避諱死亡，反而將其視為從眾神嚴密的監視之中獲得解脫的機會。“看哪，”一個正在邁向來世的靈魂說道：“被看守與監視已久的我，如今終得解脫。”
天使——字面意思是“被遣來的使者”——是基督教版本的守護靈，守護天使對於羅馬天主教徒來說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象徵。1986年8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在梵蒂岡的演說中特別談到守護天使。教宗堅持守護天使是純精神的存在，沒有肉身，儘管他們有時也是會以血肉之軀的形式出現，“因為他們的使命就是要造福世人。”
天主教徒相信天使並不會因為一個人善不善良而特別偏愛或疏遠他。“地球上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無論是活在恩典還是罪惡中，都會有一個守護天使照看自己一輩子。”耶穌會神學家約瑟夫・侯賽因（Joseph Husslein）在《我們的守護天使》（Our Guardian Angels）中表示說。《聖經》提到天使不下於三百次，其中大多是在描述他們的力量與仁慈——從天使“賜福”給被釘十字架前在客西馬尼園禱告的耶穌基督（〈路加福音〉22:42）到救出被打入大牢的彼得（〈使徒行傳〉12:5-11）。《通俗唯靈論辭典》（Popular Dictionary of Spiritualism）將守護天使與指導靈視為同樣的東西，後者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聖經》之前的時代。據辭典解釋，守護天使是“一種指導靈、指引者或嚮導”，據說專門守護通靈人的指導靈——通常被稱為“守門人”——特別配得上這個稱號。羅素就是艾薇瓦的指引者或守門人，他同意這個定義。用他的話說：
“千百年來，指導靈的存在一直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只不過幾千年來人們都誤解了他們的名字。人們所說的守護天使實際上就是指導靈。”
菲莉帕也提醒我不要被教會賦予她和她的同伴們的那種極為浮誇、甚至長著翅膀的形象給唬住了：
“請你仔細地想想...不要總把我們當成非人類。然後人們就會明白，我們其實也是人，而不是宗教幻想出來的天使。我們沒有翅膀，也不會在天空中吹泡泡。這些純粹只是凡人的幻想。”
幾個世紀以來，天使長著翅膀在藝術作品中幾乎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然而，第一幅已知的天使畫作——它是公元300年左右的壁畫，被裝飾在羅馬拉丁大道的一座大型地下墓穴中——卻沒有翅膀。《聖經》隻字未提天使的翅膀，不過後來的基督教藝術家卻依然習慣為天使添加翅膀，因為他們想要凸顯凡人與靈性存在的不同。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在他的《臨終幻象》（Deathbed Visions，1926）中記錄了許多人在臨終時見到指導靈的經歷，他指出孩子們有時會對出現在他們床邊的天使居然沒有翅膀感到十分驚訝。
小孩子與《聖經》裡的人物並不是唯一的證人。《二等兵道丁》（Private Dowding）的作者韋爾斯利・波爾（Wellesley Tudor Pole）曾親眼見證了他的好友P少校的死亡，那時是後者人生中的最後一小時：
“下午三點，死亡似乎就在我們眼前...在這位即將死去之人的正上方，我可以看見一個陰影（看起來就像他的身體）在距離病床大約兩英尺的空中飄浮著。它與病床上的那個人之間連接著兩條透明的細繩。隨著那個人漸漸失去生氣，飄浮在上面的陰影卻開始變得越來越有活力。
下午三點十五分：現在出現了兩個人影，分別站在床頭的兩側...它們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它們是比飄浮在病床上的那個‘分離體’還要更加縹緲的‘物質’...
下午三點五十五分：兩個人影忽然朝著病床彎下腰，然後伸出手折斷了那兩條連接身體的‘細繩’...那個陰影或分離體突然從原來的位置上升了兩英尺，但依然保持水平的姿勢，就在這時，P少校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星光體平時駐留在身體內，只有在睡眠期間才會部分出離，而當一個人處於催眠狀態或突然遭受劇烈衝擊時，這種出離程度會更大。據說，星光體被一條看不見的繩子——也就是《傳道書》所說的“銀鍊”（12:6）——拴住，這樣等到情況恢復正常的時候，它就可以重新回到身體。這條繩子最終會在死亡時被切斷。
多倫多心理學家馬克・埃弗森（Mark Eveson）也對遇見指導靈的經驗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1949年復活節前夕，那時還是一名二等兵的埃弗森在英國多切斯特附近駕駛軍用卡車時不慎撞上一棵樹，他本人當場陷入嚴重的腦震盪。他的頭骨和下巴都因為這起事故而骨折，直到一週後他才恢復知覺，並發現自己正躺在奧爾德肖特軍醫院的病床上。埃弗森根本不記得自己出了意外，並描述了他醒來時的情景：
“醒來後，我發現我能夠隨意脫離自己的身體，站在病床上俯視下面的自己，完全沒有任何時間的限制。
我注意到一個白色的人影，起初我心想一定是耶穌來了，但後來我又覺得自己的想法未免太過幼稚。那個人是男性，穿著潔白的衣服站在我左邊。他散發出一股溫暖且強大的吸引力，給人的感覺一點也不陌生——我覺得我認識他。這個人正在歡迎和迎接我，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他應該就是我的嚮導。他帶著我見過許多人，他們都對我表現出極大的愛與同情。這種被完全接納的感受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
然後兩個勤務兵走到了我的床邊。當我低頭看著他們的時候，我聽見其中一人對另一人說：‘這傢伙撐不過今晚了。’聽完這話我感到非常生氣，於是我立刻回到了自己的身體。脫離身體時，一切的感覺都是那麼美好。當我一回到身體，那些熟悉又痛苦的感覺便全都回來了。”
有很多人在歷經過短暫的“死亡”回到自己的身體後，都會迫不及待想與人分享自己與另一個世界的存在邂逅的故事。通常，這些當事人是在手術台或事故現場上甦醒，而且他們總是異口同聲地聲稱自己在這種完全出乎意料的邂逅中感受到了強烈的愛與幸福感。雷蒙・穆迪博士（Dr. Raymond Moody）在他的《死後的世界》（Life After Life）中記錄了許多在經歷暫時性的臨床死亡後又醒來的案例，其中一名婦女告訴他，她見到了兩個自稱是她的“靈性幫手”的存在。穆迪博士了解到，有些人認為他們遇見了自己的“守護靈”；還有人說他們聽到了聲音告訴他們回到身體裡去，因為他們的時辰未至。
催眠研究顯示，無論在生前或死後，精神實體其實一直都存在。當喬爾・惠頓博士的催眠對象進入生死之間的狀態時，他們經常會碰到指導靈前來幫助他們適應中陰狀態，同時扮演他們在下一次進入塵世之前的顧問和安慰者。已故的舊金山臨床心理學家海倫・文拜博士（Dr. Helen Wambach）曾在20世紀70年代幫助上千人進行前世回溯，當她要求七百五十名接受催眠者講述他們出生前的回憶，她反覆聽見他們談到指導靈的存在。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出生是自己選擇的嗎？”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是”，他們是在諮詢過指導靈後才勉為其難地同意投胎。據他們描述，指導靈並不一定比他們自己更優越，而只是碰巧輪到擔任嚮導的靈體。以下是這些人的一些說法：
“‘是的，我選擇了出生。有人建議我這麼做，那個人是我的好朋友。’
‘我是被說服後才勉強同意出生的。一位我很尊敬、聽從且喜愛的聰明男性說服我相信，現在出生對我會有好處。他是一個溫柔、善良又堅毅的人。
‘我看見一道巨大的光束似乎想要阻止我現在就出生，但我已下定決心。’”
亞利桑那州梅薩（Mesa）的臨床催眠師法蘭克・巴拉諾夫斯基（Frank Baranowski）講述了一個罕見的案例，他的重點研究對象莎拉（Sarah E.）在催眠回溯時聲稱在她作為德國人的上一世於19世紀70年代結束後直到現在這一世之間的這段時間，她曾經是一個指導靈。在1974年的催眠治療中，莎拉談到她指導的對象是一個叫做安德烈的人。她聲稱自己一直試圖影響他、與他取得聯繫，並表示她仍與安德烈已故的親屬保持著聯繫，談及她的守護對象，她說：“他的所作所為都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
面對巴拉諾夫斯基的詢問，被催眠的莎拉能夠確實說出安德烈居住的芝加哥公寓；甚至給出了具體的地址——靠近密爾沃基大道和達門大道之間的交叉口——還有時間範圍：1929年3月。她說安德烈生活在一個很多人講波蘭語的地方，這讓他感到很不自在，因為他聽不懂這種語言。在一次與催眠師的交流中，她談到自己曾試圖影響安德烈的靈魂，阻止想要輕生的他闖入車水馬龍的阿米蒂奇大道。不過，莎拉也表示，她並不是能陪伴安德烈一生的指導靈。“我將繼續前進，”她說：“會有下一個人來取代我。”
後來，巴拉諾夫斯基前往芝加哥進行實地調查，並果真在那裡找到了一棟興建於1922年的七層公寓，與莎拉的描述十分吻合。這棟建築所在的區域從世紀之交以來就有大量的波蘭移民。不幸的是，我們無法確定1929年是否真的有一位名叫安德烈的男子——莎拉只有透露他的名字——曾住在那裡。
美國意識研究人員約翰・萊利博士（Dr. John Lilly）、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博士（Dr. Stanislav Grof）和羅伯特・門羅（Robert Monroe）都曾在他們非彼尋常的研究過程中遇見指導靈。萊利博士在《颶風襲來》（The Center of the Cyclone）中自述了他在接二連三與死亡擦肩而過的過程中碰見了兩個指導靈，之後他自己又故意進行了嘗試——在隔離艙裡面服用LSD——以重新體驗他之前在非自願的情況下進入的超意識狀態。萊利博士談到他是如何在昏迷狀態下脫離身體，成為“一個純粹的意識體”並遇見兩個前來指引與引導他的靈體。
“他們告訴我，現在還不是我的大限之時。我仍然可以選擇回去。他們的到來給了我完全且絕對的信心，使我確信自己現在所身處的狀態確實是真實的。我十分肯定他們的存在...他們自稱是我的守護者，會陪伴我度過人生中的所有關鍵時刻，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和我在一起，但我通常不會察覺到他們的存在。等到我的身體接近死亡時，我就能在那個不受時間桎梏的狀態下感知到他們...”
後來他一直努力想要重新體驗與守護靈會見時的那種“寧靜、令人敬畏又感動的感受”。於是萊利博士在隔離艙中吞下了三百微克的LSD，並很快進入了同樣的亢奮狀態。慢慢地，他注意到兩個指導靈從遠方走來。隨著他們越來越靠近，他忽然能以驚人的速度感知到他們的思緒、知識和感覺。在最後一次LSD實驗中，當指導靈向他展示整個宇宙時，萊利博士說他感受到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渺小感”。
“宇宙會先膨脹到極限，然後重新坍縮，再膨脹三遍。在它每次膨脹的過程中，指導靈都會說明：‘這裡的人類出現了，那裡的人類消失了。’我現在看到的只是人類的一小部分。我問：‘當一個人消失後，直到他下一次再重新出現之前會去哪裡？’他們回答說：‘那就是現在的我們。’”
在捷克心理治療師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博士進行的數百次LSD實驗中，與“指導靈、導師和保護者”的相遇和互動是經常發生的情形。正如格羅夫在《人類的潛意識領域：LSD研究觀察報告》（Realms of the Human Unconscious: Observations from LSD Research）中寫道，這一古老現象的反覆出現“是治療過程中最寶貴、最有價值的超個人體驗之一。”他繼續說道：
“有時，指導靈會以一道光或一團能量的形式出現，期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伴隨著高頻的振動；一般來說人們只能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並通過各種超感官的方式接收他們的訊息、指示與說明。通常，當事人在過程中仍會保有原來的自我，他會將自己與這些存在明確區分；不過，他也有可能會產生與這些存在互相融合，甚至是完全合而為一的感覺。”
羅伯特・門羅是位於弗吉尼亞州法伯（Faber）的門羅應用科學研究所（Monroe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s）的創辦人與所長，他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出體旅行權威。他發明了一種被他本人稱為“探索溝通”（Explorer Communication）的技巧，扮演“探索者”的人——他們要躺在隔音、溫控的水床上——會在全程受到監測的出體體驗過程中與友善的無形實體進行接觸。
在數百個小時的溝通實驗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樣本是無形實體暫時佔據了探索者的身體，並透過他們的聲帶說話。另外三分之二的樣本則是由探索者向控制室的監視器轉述他或她與非物質實體之間的對話。在《終極旅程》（Far Journeys）中，門羅敘述了這些無形實體是如何展現出極為友好的姿態，從而獲得探索者們的完全信任。而且，這些實體非常關心探索者們的福祉，他們很樂意幫助那些與他們“有連結”的人們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這些無形實體並不總是指導靈，儘管他們經常如此自稱。比方說，據一位任職於社會服務單位的主管表示：
“...他告訴我他是我的監督者。他對我的成長與發展負有某種程度上的責任。很顯然他已經轉世過許多次，經歷過許多不同的人生...我不確定它們到底屬不屬於他的一部分。我在這兒感到很愜意，彷彿我本來就屬於這裡，我以前也有過這種感覺。”
這些與無形實體接觸的例子都是通過某種方式進入另一個意識狀態來實現的，在這種狀態中可以特別容易地感知到那些存在。但有些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毫不費力地察覺到指導靈的存在。那些經常與所謂“想像中的玩伴”交談的孩子有時就屬於這一類。還有我們這些有時會在睡夢中或清醒時腦海裡突然產生某種圖像或靈感的人也是如此。
另外還有數千名英國人對牛津大學的阿利斯特・哈代研究中心（Alister Hardy Research Centre）於1969年進行的問卷調查做出了積極的回應，裡面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曾經意識到或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某種看不見的存在或力量影響。調查的結果顯示，全世界有數百萬人曾在日常生活中感受過一種非常特別的陪伴感。問卷調查的結果被發表在廣播、報紙和雜誌上，並被細分成了九十二種體驗，其中涵蓋了許多傳統上被認為與指導靈有關的現象（“聽見聲音”、“莫名的保護感”等等）。對於這些結果，阿利斯特・哈代本人在《人的精神本質》（The Spiritual Nature of Man）中寫道：“許多人都曾經在他們的生活中有過一種非常強烈的被引導感...我想，很多人明明確實有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正在朝著一個明確的目標前進，卻又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其實是因為他們太過謙虛了。”以下是對牛津大學的這項調查的三個典型回應：
“‘漸漸地，我察覺到了這股力量，並開始認真跟隨它。它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有一次是在夢中——並且會帶來一股非常光明、溫暖、安慰且充滿愛的感覺。它一直陪伴在我身邊，我有時還能聽見有什麼東西或聲音在呼喚我的名字。’
‘...我可以很明確地感覺到某種東西的存在，儘管不是物理上的，但那股感覺仍足夠強烈。我覺得能夠與它交談，就像與另一個人交談一樣。’
‘有一天，我反問了一個問題：“但是，我可以跟誰說話呢？”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竟然聽見一個聲音回答說：“我可以跟你說話。”這就是我與指導靈接觸的開始。’”
即使在極端的情況下——尤其是孤獨、絕望和危險的時候——也不乏大量關於指導靈與無形實體的證詞，其中有許多是來自於士兵和探險家。似乎過度極端的苦難和迫近的死亡會提升一個人的敏感性。從十字軍東征到現代戰爭，無數的士兵都曾經接受過看不見的存在安慰甚至宛如奇蹟般的幫助。美國士兵W.H・齊格勒（W. H Ziegler）就曾在1945年8月頂著猛烈的砲火登陸硫磺島時看見他的守護靈。當時戰場砲火紛飛，他和他的戰友們正在瘋狂地刨土挖坑。齊格勒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戰況非常不妙，我覺得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末日。突然間，我意識到有個人和我一起待在坑洞裡，他在保護我。在那漫長而可怕的夜晚，這位看不見的守護天使一直陪伴在我身邊。有一回，當外頭忽然安靜了一分鐘，我決定探出頭去看看，但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把我推倒在地，這時一顆子彈就剛好從我的頭頂飛過。”
探險家們也有不少類似的親身體驗。1927年，完成了歷史性的三十四小時跨大西洋飛行後，查爾斯・林白描述了他的飛機是如何一路受到看不見的幽靈指引：
“那些幽靈似乎可以隨時出現又消失，憑空穿越牆壁，彷彿沒有任何阻攔。我在駕駛飛機的時候會聽見一些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很耳熟的聲音，它們會給我建議、鼓勵和指示，就好像我們上輩子就認識。”
茉特兒・辛普森（Myrtle Simpson）是1965年在四十天內橫跨四百四十英里、穿越格陵蘭島的四位勇敢滑雪者之一。就在長途跋涉的過程中，她突然意識到有“其他人”加入了他們。“‘他’一直在注視我的肩膀，”她說。航海家羅傑・塔夫特（Roger Tufft）也承認他曾感覺過這種奇怪的、看不見的存在。英國登山家弗蘭克・史邁司（Frank Smythe）是1933年珠穆朗瑪峰探險隊的成員之一，當他在冰冷的山峰獨自前行時，他亦產生了類似的陪伴感。在記述這次探險之旅的《第六營》（Camp Six）一書中，他寫道：
“這個‘存在’給人的感覺非常可靠且友善。有它的陪伴，我一點也不覺得孤單，甚至也不覺得我會受到任何傷害。當我獨自攀登白雪皚皚的山坡時，也是它一直在身旁鼓舞著我。我停下來稍作喘息，從口袋裡掏出一點薄荷蛋糕，由於它給人的感覺是如此湊近且逼真，我竟下意識地將蛋糕分成兩半，轉過身來想要將它遞給我的‘同伴’。”
鬧鬼與騷靈現象雖然很少被與指導靈混為一談，但自古以來它們確實給人類帶來了不少驚嚇和困擾。有關於發光實體的目擊報告同樣數不勝數——從出現在家人床邊的死者，到那些仍時不時會出來巡視他們生前生活的土地的亡靈。16世紀的瑞士醫生、科學家和哲學家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認為每個人無論在生前或死後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發光體或“細微身”（subtle flesh），它可以隨心所欲出現在任何地方、穿越牆壁或其它任何物質阻礙。人死後，如果有太過強烈的留戀，他們的發光體似乎會一直徘徊在某些人身邊或某些地方久久不去。英國通靈人馬修・曼寧（Matthew Manning）遭遇幽靈的經歷充分說明了情感的留戀是如何在人死後繼續揮之不去。曼寧在1971−1974年間“認識”了一個名叫羅伯特・韋伯（Robert Webbe）的幽靈，後者是18世紀時曼寧現在住的這棟房子的主人，並且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它的屋主。曼寧通過自動書寫大致知道了韋伯的個人資訊，並了解到他對自己的房子出現陌生人感到困惑，且並不願意分享他的財產。韋伯對各式各樣的變化不知所措，特別是現代的電器用品。曼寧在《陌生的訪客》（The Strangers）中寫道：
“我推測，羅伯特・韋伯的一部分意識在他的肉體死亡後殘留了下來，並繼續徘徊在我的房子裡——我不說‘活在’是因為我覺得它不算是真正的生命。我只能得出結論，他一定是陷入了某種死後的噩夢，無法脫離他生前花大錢買下、讓他如此自豪的房子。有時他會記得自己的肉體已不復存在，有時他卻又被困在過去那段時光...我覺得韋伯的‘精神’就像一盞白熾燈，它只有在接通電源，例如裝上電池的時候才會亮起；而我就是羅伯特的電池。”
很多人都曾在生死關頭之際感受到身旁似乎有另一個存在，他們的敘述皆極具戲劇性。一名司機可能會聽到內心裡有個聲音在大喊“停車！”，幾秒鐘後就真的從拐彎處衝出一輛車子。或者，一名士兵可能會突然在戰壕裡感受到一股毫無來由的平靜，即使他身旁的戰友都已被機關槍打得血肉橫飛。在她的自傳《從靈河到天使之地》（Spirit River to Angels Roost）中，加拿大作家派翠西亞・喬德瑞（Patricia Joudry）生動地描述了她是如何在最痛苦的時候感受到有某種東西正在指引與陪伴自己。當時她在萬念俱灰中呼喊著“上帝，我需要祢！”，然後...
“在一片徹底的寂寥中，即使沒有半點聲響，我卻感覺到有個東西在我身旁。它不是空氣中的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而是一個具體的存在，一個活生生的人。它佔據著我所身處的空間，甚至就在我的右側。我的眼見看不見它，但藉著某種不可思議的感知，我卻知道它在那裡，就像我自己在這裡一樣肯定，也許還更肯定。
我轉身大聲問道：‘你是誰？’
它沒有回應。但我可以感覺到它正在將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我的周圍瀰漫著一股平靜的感覺，一種充滿愛的感覺...我打從心裡知道，眼前的這個人是我的夥伴。
我整天都沉浸在一種奇妙的狀態中，我的內心非常平靜、祥和與安心，我這一生從未有過這種感受。我每走一步，那個‘存在’就跟上前一步。它就像一道影子，但卻照亮了我，而不是只映照出我的黑暗。
我一直在心裡對它呢喃，我說：‘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信任你，我知道你在這裡。我相信你是來幫助我的。請你繼續守護我。’
事情就是這麼回事。我實在有太多問題想要知道，比如那個‘存在’是否其實一直都在我身邊，而我只是今天才碰巧對到了它的頻率？還是說是因為我在絕望中的禱告，它才被召喚到我身邊？它究竟是何方神聖？我為什麼會對一個明明根本看不見——我覺得它是一個人——的存在有如此確定的把握呢？
我的思緒已飛向四面八方，就像一隻被放出籠子的鳥，而牠從前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關在籠子裡面，還以為自己生活的小小空間就是整個宇宙。我東張西望，這裡看上去只有我一個人，但我的身邊卻有一個更比任何人都還要更親近的夥伴。我不知道它是男是女。晚上我洗澡的時候它還在那兒，我感到有點難為情，於是問它能不能迴避一下，但我想它沒有。”
許多名人都曾聲稱他們與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有過接觸。聖女貞德能夠跟一個看不見的聲音交談，正是後者激勵她挺身而出拯救法蘭西王國。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說他的小說其實全都另有“一位看不見的作者”。詩人葉慈的日常經驗使他相信“確實存在某種會對我們作出警告、提供建議的靈性智慧”。拿破崙堅信自己有一個指導靈，其要不是以一顆發光的球體，就是以一個紅衣小矮人的形象來警告他。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在他的代表作《北迴歸線》（Tropic of Cancer）中表示，他一直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掌控著”，他說：“有人不斷在對我發號施令——而且完全不在乎我的健康。”
偉大的瑞士精神病學家卡爾・榮格經常與他的守護靈腓利門（Philemon）進行交談，他堅稱後者是一種“不屬於我自己的力量”，而且他“看起來極為真實，彷彿他真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創作者亞瑟・柯南・道爾曾被七個不同的通靈人告知，他身邊有一位蓄著長鬍、眉毛濃密的老人——這是已故的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特徵，其中幾個通靈人甚至直接說出他的名字，他們能夠感知到他。柯南・道爾曾在晚年時透露，他可以有意識地感覺到華萊士的存在、干預和幫助。宛如早已預料到自己死後還會繼續大展身手，華萊士寫道，地球上的演化進程：“將會需要來自外界的高級與無形智慧的指引和幫助...”
與華萊士一樣，作家馬爾科姆・洛瑞（Malcolm Lowry）也有一種強烈的、甚至更親密的被注視與引導之感。在《加比奧拉島十月紀行》（October Ferry to Gabriola）中，洛瑞顯然是在與這種奇怪的感覺作鬥爭：
“會不會是...某種守護靈刻意使我們的注意力被某些事件、人物或事物所吸引...他們似乎是在用一種秘密的語言對我們說話，提醒我們並非完全沒有人在照看，所以我們應該要認真活著，但如果它是善意的，如果它不是惡魔，那它又會是什麼呢？如果它不是上帝，或如果它是上帝，這雙能夠聆聽的眼睛、這個能夠思考的聲音、這顆開口說話的心靈乃至這充滿先見之明的幻象，都不僅僅比水晶還要清晰，比神聖的語言還要神聖。它就像光，卻又比光還快，它一定能夠以千百種姿態同時出現在千百個地方，其中絕大部分可以被我們所理解，好笑的是，它令人感到敬畏卻不會害怕，但或許它其實只是想要告訴我們：‘堅持住，我在這裡！’而已。”
洛瑞一直在苦思冥想他感覺到的無形實體究竟是何方神聖，另一位作家理查德・巴赫（Richard Bach）則更傾向於接受在他看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他在《幻象》（Illusions）中藉著敘述者之口說：
“是的，我受到了引導。每個人不都是如此嗎？我總是感覺有某個東西在注視我...”
加州心理學家威爾遜・范・杜森博士（Dr. Wilson Van Dusen）進行的一項長期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況下幻覺發作的精神病人很可能會遇見指導靈或守護靈。在對數百名患者進行的研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酒精成癮患者、腦損傷者和衰老退化患者——范・杜森博士發現，他們都認為自己能夠與其它世界的存在交談，而後者依據其表現出來的行為又可以被進一步區分成較為高級或較為低級的實體。
出現高級實體的幻覺只佔五分之一，這些存在通常更樂於鼓勵人，且會以比患者本人更加嚴密且周全的方式思考問題，但低級實體卻喜歡對患者進行長篇大論和各種折磨，甚至是威脅要傷害或奪走患者的性命，他們會做出許多糟糕且膚淺的行為，或是不斷想要讓患者的良心受到煎熬。高級實體一般會直接與患者展開心靈交流，低級實體則必須透過類似正常說話的方式來發言。
“高級的實體，”范・杜森博士指出，他與許多病患合作、試圖進一步瞭解這些幻覺：“更傾向於開拓患者的眼界，有如一位明智且體貼的導師（可能會做的）。”他形容他們是很好的嚮導，且通常比其他更低級的實體都還要更抽象、更富象徵性與具創造力。令范・杜森博士感到吃驚的是，他的這些發現與18世紀的瑞典遙視者伊曼紐爾・史威登堡對靈體世界的描述有著出奇的雷同，後者聲稱那些較為高級的實體就是守護天使，較為低級的實體則是魑魅魍魎。
儘管歷史上對於指導靈的紀錄可謂浩如煙海，但直到上世紀下半葉現代通靈術興起之後，那些自稱指導靈的實體才通過日漸流行的催眠通靈而逐漸在西方世界變得廣為人知。這一古老技巧的浴火重生使得任何真正渴求真理的人現在都能夠親自接觸另一個世界、追逐那些關於個人靈性發展的深邃知識。通靈術可以說是在生者與死者之間搭建了一道橋樑，使雙方的交流成為可能。唯靈論最吸引人心的地方在於它真切地呼應了人們的渴望。在這個嶄新的宗教中，我們的無形盟友會義不容辭，即便只是短暫地，跨過死亡的門檻，以最堅定的態度訴說他們對我們的關心與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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