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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以色列・沙哈克與中東
大約十年前，我碰巧與一位知名的學者進行了交流，他以尖銳批評以色列的中東政策以及美國對它們的支持而聞名。我說我從很久以前就得出了與他類似的結論，他很好奇那大概是多久以前。我告訴他差不多是在1982年的時候，他似乎對我的答案感到非常訝異。我感覺我的回答可能比他認識的其他所有人都要早了幾十年。
有時很難確定一個人對某個有爭議話題的看法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了急劇轉變，但有時卻又很容易。我對中東衝突的看法在1982年秋天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並且直到後來也從未動搖。有些人也許還記得，那正是以色列第一次入侵黎巴嫩，並且發生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時候，總共有數百甚至數千名巴勒斯坦難民死於這場屠殺。儘管這些事件無疑都促成了我的意識形態轉變，但最關鍵的原因其實是我讀到了某本雜誌上的一篇投書。
我是從幾年前才開始閱讀《經濟學人》，它很快就成為了我最喜歡的雜誌，每個星期我都會迫不及待地將最新一期從頭到尾讀過一遍。每當我在翻閱這份雜誌或《紐約時報》等其它出版物上關於中東衝突的文章時，那些記者偶爾會引用以色列・沙哈克（Israel Shahak）這位狂熱而魔怔的以色列共產黨黨員的言論，他的觀點總是與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樣，因此經常被視為邊緣人物。愈是完全脫離現實的觀點往往愈容易給人留下印象，哪怕那個頑固且瘋癲的史達林主義者只出現過一兩次，我就已經可以猜到他在每一個特定的問題上會採取什麼立場了。
1982年，以色列國防部長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以一名以色列駐歐洲外交官被巴勒斯坦暴力分子襲擊為藉口，悍然出兵巴勒斯坦，如此超過的行徑理所當然受到了我當時閱讀的那些媒體的一致譴責。夏隆的目的很顯然是要剷除巴解組織的政治和軍事設施，而它們有很多都位在黎巴嫩的大型巴勒斯坦難民營裡面。但在那個時候，以可疑的理由隨隨便便對中東國家發起入侵、像近年來的美國那樣造成數百萬人生靈塗炭或流離失所的情況遠不如現在這樣常見，大多數評論家都對夏隆恣意挑起戰火的行為，以及他對以色列的鄰國帶來的破壞感到震驚，他似乎是想要使黎巴嫩徹底淪為以色列的傀儡。根據我的記憶，夏隆曾不止一次就其入侵計畫對雷根政府的官員做出完全虛假的保證，以至於這些官員事後都氣憤地表示他是一個無恥的騙子，他最終一路攻進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儘管他最初明明承諾只會在邊境進行攻擊。
以色列對巴解控制的貝魯特的圍困持續了一段時間，最後談判的結果是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必須離開這裡，前往其它阿拉伯國家。不久後，以色列宣布他們將進入西貝魯特，好保護當地巴勒斯坦婦女與兒童的安全，以避免他們受到信仰基督教的長槍黨人報復。就在那時，我在《經濟學人》上看到了沙哈克的一篇投書，在我看來這似乎是證明他已經完全精神錯亂的最終證據。他聲稱夏隆向貝魯特進軍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對巴勒斯坦人進行大屠殺，並且它很快就會發生。後來這場屠殺真的發生了，而且以色列顯然是它背後的共犯，這使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像沙哈克這樣魔怔的共產主義分子是對的，反之那些主流記者才是錯的，那麼顯然我需要重新思考自己一直以來對這個世界與中東的理解。
在接下來幾年裡，我仍時不時會在主流出版物中看到沙哈克，他的言論有時很共產黨，有時則不然。理所當然地，他的極端意識形態使得他特別反對1991年以色列與被佔領的巴勒斯坦人簽訂的《奧斯陸協議》，該協議獲得了當時幾乎所有明哲之人的一致支持，不過從事後這項協議完全失敗的角度來看，似乎很難不承認他確實有先見之明。時間進入20世紀90年代，這時我已不再那麼關注外交議題，但我仍然每天早上都會閱讀《紐約時報》，沙哈克偶爾會出現在上面，他依然是那個與所有人唱反調的領土收復主義者。
9/11事件使外交政策和中東重新成為了我們國家的中心焦點，我後來才得知沙哈克已在幾個月前去世，享年六十八歲，雖然我沒有看到任何訃告。多年來，我約略聽過他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出版了幾本帶有強烈反猶色彩且斥責猶太復國主義的書，這對一位狂熱的共產主義者而言並不意外，從2000年代初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人引用他的作品，諷刺的是，引用他的大多是強烈反猶的極右派團體，這再次證明了極端分子到頭來總是殊途同歸。最後，大概在十年前，我終究按耐不住好奇，從亞馬遜網站上訂購了幾本他的書，它們的篇幅都不算長。
傳統猶太教的不尋常教義
第一件令我驚訝的事情是，沙哈克的著作獲得了一些美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推薦或熱情介紹，包括克里斯托弗・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諾姆・喬姆斯基、愛德華・薩伊德。《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東國際》（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天主教新時報》（Catholic New Times）等頗富名聲的出版物也不吝給予好評，還有美國猶太教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的艾倫・布朗菲爾德（Allan Brownfeld）也為他寫了一篇長長的訃告。然後我發現沙哈克的背景其實跟我一直以來所以為的非常不同。他曾在希伯來大學擔任多年的化學教授並屢獲殊榮，事實上他根本不是共產黨黨員。雖然幾十年來以色列的執政黨大多屬於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陣營，但他個人對社會主義的懷疑使得他的政治定位非常尷尬，而他之所以與以色列共產黨親近只是因為他們是唯一願意支持他關注的人權議題的團體。所以我過去對他的觀點與立場的認知完全是錯誤的。
當我真正開始閱讀他的書並思索他的主張時，我受到的震撼又增加了五十倍。我這一生還沒讀過幾本比《猶太歷史、猶太宗教：三千年光陰的重量》（Jewish History, Jewish Religion: The Weight of Three Thousand Years）更令我震撼的作品，而這本書的篇幅只有區區一百頁。事實上，儘管他有著紮實的學術背景，並且獲得了知名學者的一致推薦，但我卻很難接受自己讀到的內容。因此，我付了一大筆錢給一位我認識的年輕研究生，請他仔細核實沙哈克書中的主張，他在查閱了上百條參考文獻後發現它們大致上都是準確的，或至少有相關資料可供佐證。
哪怕經過如此一絲不苟的調查，我仍必須強調，我不敢肯定沙哈克關於猶太教的說法一定是正確的。我自己對這個宗教的了解十分乏善可陳，且幾乎僅限於我的童年，我的祖母偶爾會帶我去當地的猶太教堂做禮拜，在那裡我得坐在一群老人中間，他們穿著儀式性的服裝與宗教飾品，用某種奇怪的語言不停禱告和念誦，對那時的我來說這遠不如在星期六早上看卡通來得有趣。
雖然沙哈克的書很短，但卻包含了大量令人大開眼界的材料，光是總結它們就需要數千字。過去幾乎我所知道的——或自以為知道——關於猶太教，至少是虔誠的傳統猶太教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舉例來說，傳統上即便是虔誠的猶太人也很少會將《舊約》從頭到尾精讀，縱使是非常有學問的拉比或潛心研究多年的學生實際上也很可能仍對它的內容知之甚少。相反的，佔據他們宗教世界觀中心的其實是《塔木德》，這是一部內容繁雜且充滿矛盾的經集，由無數經過數個世紀累積的次要經典與註釋所組成，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宗教教義有時會被稱作“塔木德猶太教”。對大部分的信徒來說，與《塔木德》同樣重要的還有卡巴拉，後者是另一堆浩如煙海的著作，它們關注的主要是神秘主義和各種魔法。由於這些評論和詮釋才是猶太教真正的核心，因此《舊約》中的許多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內容在這裡卻會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
鑒於傳統猶太教實際上是以《塔木德》為核心，以及我對這一領域可以說是完全無知，因此我在總結沙哈克令人震驚的論述時可能會犯下一些錯誤，更了解這些教義的人立刻就會發現這些錯誤。由於《塔木德》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內容，且充滿了深奧的神秘主義，要指出它們的不一致之處著實非我能力所及，所以我只能老實地將它們複述一遍。我還應該指出，儘管沙哈克對傳統猶太教信仰及其行為的描述引起了軒然大波，但那些盛怒的批評者卻很少有人能直接反駁他的說法，特別是那些最令人震驚的主張，這無疑提升了他的可信度。
從最基本的角度而言，大多數傳統猶太人信奉的實際上根本不是一神教，而是一個包含了各種男神和女神的宗教，他們互相之間有著極為複雜的關係，這些神祇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在不同的體系中往往迥然不同，取決於《塔木德》或卡巴拉的具體教義。例如，大部分的人都以為傳統猶太教的口號“我們神是獨一的主”是一神論的宣言，許多猶太人也的確是這麼認為。但同樣還有其他許多猶太人認為，它表達的其實是男神和女神之間的神聖結合。最令人費解的是，這些觀點大相徑庭的猶太人卻可以繼續肩並肩在一起祈禱，即使他們對同一句詠唱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解釋。
除此之外，這些傳統猶太人既可以向上帝禱告也可以向撒旦禱告，根據不同的拉比學派，他們舉行的儀式和祭祀可能是在爭取這一方或那一方的支持。再重申一次，只要儀式執行的正確，崇拜撒旦的人和崇拜上帝的人完全可以和睦共處，他們會認為彼此都是虔誠的猶太人，只是來自不同的傳統。沙哈克一再強調的一點是，在傳統猶太教中，儀式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對儀式的詮釋則是次要的。因此，一個朝順時針方向洗手三次的猶太人會對另一個朝逆時針方向洗手三次的猶太人勃然大怒，至於洗手是為了讚美上帝還是撒旦則完全無關緊要。
奇怪的是，有很多傳統儀式顯然是為了愚弄或欺瞞上帝、天使甚至有時是撒旦，就像希臘傳說中的凡人英雄可能會試圖騙過宙斯或阿芙蘿黛蒂。比方說，某些祈禱必須用亞拉姆語而非希伯來語唸誦，因為天使聽不懂亞拉姆語，這樣禱告的內容才能不受他們妨礙直接生效。
另外，由於《塔木德》本身是一千多年來持續累積的大量註釋，即使是最明確的誡命有時也會被解釋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例如，拉比們的最高權威之一，邁蒙尼德（Maimonides）曾嚴令任何拉比在講解宗教教義時都不得收取學費，他甚至宣稱任何收取報酬的拉比都是邪惡的強盜，注定要接受永遠的懲罰；但後來的拉比卻對這條誡命進行“重新詮釋”，於是今天幾乎所有拉比都會心安理得地收取學費。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直到近代，傳統猶太人的生活仍舊充斥著各種極度迷信的習俗，包括魔咒、魔藥、咒印、咒語、詛咒和護身符，拉比的角色其實跟巫師沒兩樣，直到今天以色列和紐約的那些極具影響力的拉比也仍然如此。他們大部分的人都十分痛恨沙哈克的書，多年來他們不斷嘗試用各種咒語和可怕的詛咒攻擊他，希望讓他出意外或重病而死。很多傳統的猶太習俗似乎與我們或多或少都聽過的非洲巫醫或巫毒教習俗沒有任何不同，的確，著名的布拉格魔像（Golem）傳說就是關於拉比如何賦予一尊用黏土捏成的巨像生命的故事。
猶太教對非猶太人的態度
如果說這些儀式就是傳統猶太教的核心，我們也許還會認為它無非就是一種有趣而古怪的糟粕。但不幸的是，猶太教還有著更黑暗的一面，其主要涉及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後者經常被帶有貶義地稱為外邦人（goyim）。簡單來說，猶太人的靈魂是神聖的，外邦人則不然，後者更接近於披著人皮的野獸。事實上，非猶太人存在的意義就是要成為猶太人的奴隸，甚至連一些地位崇高的拉比偶爾也會直言不諱地承認這一點。2010年，以色列的塞法迪猶太人首席拉比曾在每星期例行的講道中宣稱，非猶太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侍奉猶太人。奴役或消滅所有非猶太人似乎是猶太教隱含的終極目標。
猶太人的生命具有無限的價值，反觀非猶太人則什麼也不是，這意味著什麼應該很不言而喻。例如，以色列的一位著名拉比曾在一篇文章中解釋說，假如一個猶太人需要一顆新鮮的肝臟，那麼殺死並奪走一個無辜外邦人的肝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一種義務。或許我們並不應該對今天的以色列普遍被認為是全世界最猖獗的器官販運中心之一感到訝異。
更加凸顯傳統猶太教對非猶太人的強烈仇恨的是，拯救非猶太人的生命通常會被認為是不應該甚至被禁止的，尤其若在安息日採取任何此類行為都會直接違反宗教誡命。考慮到近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在醫學界的貢獻，這些誡命的存在無疑是個巨大的諷刺，但在以色列如果一名軍醫抱有虔誠的宗教思想，並且還獲得該國最高宗教權威的支持時，這些誡命就不會再只是紙上空談而已。
即便猶太教對所有非猶太人都抱持否定態度，但基督教卻是其中最為可憎的一個，總有一天要被從地球上徹底消滅。
哪怕是虔誠的穆斯林亦認同耶穌是上帝的先知與穆罕默德的先輩，可是根據《塔木德》，耶穌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邪惡的人物，他注定要在地獄的最底層接受永無止盡的折磨，並被浸泡在沸騰的糞桶中。虔誠的猶太人認為《古蘭經》只不過是一本書，雖然是一本完全錯誤的書，但基督教的《新約》卻是純粹的惡，如果可以的話，焚燒《新約》是非常值得讚許的行為。虔誠的猶太人也被叮囑在看到十字架或教堂時就要對其吐三口沫，經過基督教的墓園時就要對其下詛咒。事實上，許多虔誠的猶太人每天都會祈禱希望所有基督徒立刻死絕。
這些年來，不少有名的拉比有時會直接公開談論猶太人是否已足夠強大，是時候可以將耶路撒冷、伯利恆及其周圍地區的所有基督教教堂通通夷為平地，好清除基督教對聖地的玷污。有些拉比公然支持這種主張，但大多數拉比則認為應該謹慎行事，猶太人現在的力量還不足以採取如此危險的行為。如今，有成千上萬虔誠的基督徒，特別是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是猶太人、猶太教和以色列的堅定擁護者，我很懷疑他們的熱誠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出於無知。
在過去兩千年裡，猶太人幾乎總是作為一個相對較弱小的少數民族寄居在異族的土地上，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因此這個如此仇視外族人的宗教自然為雙方的和平共處造成了相當大的阻礙。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最後產生了一條誡命，亦即猶太人的生命與福祉高於其它所有宗教考量。所以，如果上述的任何行為有可能激起外邦人的敵意並使猶太人置身於危險的話，就應該極力避免做出那些行為。
比方說，對於有權有勢的非猶太人，尤其是國家元首，禁止猶太醫生治療非猶太人的誡命就可以暫時免除，畢竟醫治他們有可能會為猶太群體帶來好處。即使是普通的非猶太人也可以得到幫助，除非有什麼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幫助他們，否則非猶太人的敵意可能會給猶太人帶來麻煩。同樣地，與非猶太人交換禮物也是允許的，只是這種行為必須完全出於功利考量，任何不帶目的地向非猶太人示好的行為都違反了宗教誡命。
假如外邦人意識到這些猶太宗教信仰及其所推崇的行為，猶太人極可能會因此身陷危險，為了避免這種可能性，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精心設計了一種用來潛伏、隱藏和偽裝的方法，包括刻意誤譯神聖的經典或直接省略某些關鍵的章節。與此同時，如果有猶太人膽敢向政府“告發”猶太社區的任何事情，按照傳統就必須將他們處死，而且他們在死前往往還要經歷可怕的酷刑。
這種虛情假意之計顯然一直延續到了近代，因為除了那些最思想開明的人例外，猶太拉比似乎不太可能對自己名義上所領導的宗教的基本原則完全一無所知，沙哈克嚴厲批評了這些人的自私偽善，尤其是那些曾公開表達強烈自由主義觀點的人。舉例來說，根據主流的《塔木德》教義，黑人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介於人與猴子之間的存在，所有拉比，包括自由派拉比肯定都對此心知肚明。但沙哈克指出，在20世紀50−60年代，那些熱切地與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權運動領袖合作的美國拉比卻謹慎地隱瞞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另一邊卻又義正嚴詞地譴責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為的就是要在政治上拉攏人數眾多的黑人族群的支持。
沙哈克還強調了傳統猶太社會的極權主義本質，拉比擁有對教徒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們亦經常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懲罰異議者或異端邪說。他們反而還對國家公權力變強後開始禁止這種私刑行為感到不滿。自由派的拉比有時會因為自己的立場而喪命，理性時代的著名猶太哲學家史賓諾莎之所以能壽終正寢，還是因為荷蘭政府拒絕將他交給想要動用私刑處死他的猶太同胞。
考慮到這個主題的複雜性與爭議性，我非常鼓勵感興趣的讀者自行花個三、四小時去讀一讀沙哈克的這本篇幅相當簡短的書，然後再自己判斷他的說法是否合理，以及我是否不小心曲解了它們。除了上亞馬遜購買，現在在Archive.org上也可以找到這本書，網路上還有非常方便的免費HTML版本。
猶太人在西方社會中的歷史作用
我在十年前讀到了沙哈克對傳統猶太教教義的坦率描述，它可以說是促使我的人生觀發生改變的最大衝擊之一。但隨著我逐漸理解它的全部含義，各種謎團與看似互不關聯的事實忽然都迎刃而解。一個好笑的諷刺是，不久後我跟我的一位（猶太）朋友開玩笑說，我突然發現納粹主義其實應該叫做“窩囊廢的猶太教”，或是加爾各答的德蕾莎修女版的猶太教。
這個玩笑背後可能隱含著深刻的歷史真相。我記得我曾經讀到過，有些學者認為希特勒或許恰恰是以猶太人為榜樣在塑造他崇尚種族的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某些方面，這麼說確實有幾分道理。畢竟，他深知雖然猶太人人數很少，但他們卻在蘇聯、威瑪德國和歐洲的其它許多國家都擁有極大的影響力，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極其強大的種族凝聚力，希特勒肯定會認為假如日耳曼民族也能學習這一點的話，無論在人數還是歷史成就上都更加優秀的他們必定會因此變得更為強大。
有趣的是，19世紀歐洲的許多種族主義先驅都是出身自特定的種族背景。例如，我的歷史教科書總是不以為然地提到德國的馬克斯・諾道（Max Nordau）和義大利的切薩雷・龍勃羅梭（Cesare Lombroso）是歐洲種族主義和優生學的奠基人，但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諾道原來與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一起創立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而諾道的博士論文《退化論》（Degeneration）就是獻給他的猶太導師龍勃羅梭的。
甚至到了20世紀30年代及之後，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還曾出於經濟利益而與第三帝國密切合作，在世界大戰期間，未來的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Yizhak Shamir）領導的一個右派小團體還主動提出要與軸心國合作，並譴責西方民主國家的腐朽墮落，主張一同對抗他們的共同敵人英國。埃德溫・布萊克（Edwin Black）的《轉運協議》（The Transfer Agreement）、倫尼・布倫納（Lenni Brenner）的《五十一條罪狀》（51 Documents）及其他人的著作都詳細記錄了這段歷史，只不過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們的大部分媒體都選擇忽略或輕描淡寫這些事實。
誠然，今天普通的猶太人很少會定期閱讀《塔木德》，我懷疑除了最虔誠的正統派和也許還有大多數拉比之外，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些有爭議的教義。但重要的是要記住，直到幾代人以前，絕大部分歐洲猶太人仍十分篤信猶太教，即便在今天，我猜大多數猶太成年人的祖父母應該都是猶太教教徒。這種高度獨特化的文化模式與社會態度很容易就會滲透到更廣泛的人群中，尤其是那些對這些情緒的起源一無所知的人們，這種情況增強了它們不易被察覺的影響力。以“愛你的鄰居”為原則的宗教在現實中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但以“恨你的鄰居”為原則的宗教卻可能會產生長遠的文化連鎖效應，其影響將不會僅限於虔誠教徒所生活的社區。如果一、兩千年來幾乎所有猶太人都對非猶太人懷有強烈的恨意，並且還發展出了一種有目的的掩飾這種態度的複雜文化，很難相信如此不幸的歷史產物不會對我們當今的世界或相對較近的過去產生任何影響。
除此之外，猶太人對非猶太人的敵意似乎也符合特定人士的利益，並反過來有助於鞏固他們自身扮演的經濟角色，尤其是在歐洲國家，但這一因素由於人們普遍不了解他們的宗教教義而被忽略了。正如我們大多數人都從歷史書中學過，嚴厲剝削臣民的統治者有時會將軍事大權交到一小群領著豐厚薪酬的僱傭兵手中，這些僱傭兵通常是外族人，所以他們可以毫不留情地殘酷鎮壓人民。我強烈懷疑歐洲猶太人最常見的一些盈利方式，如包稅制和東歐的特租制（arrenda）都應該從這種角度來理解，因為猶太人會極盡所能地代表他們的國王或領主從被他們統治的農民身上榨乾最後一滴油水，對所有非猶太人的反感確保了猶太人在這麼做的時候不會有任何猶豫。因此，令人一點也不意外的是，猶太人最初是跟著征服者威廉的軍隊一起進入英格蘭，以幫助他和他手下的諾曼領主們有效地剝削現在被他們統治的盎格魯−撒克遜人。
但是，大多數人民受到一小部分統治者及其唯利是圖的代理人壓迫統治的國家，往往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要脆弱、易碎得多，我相信這一點對經濟代理人和軍事代理人自己也是一樣的。在很多情況下，過於依賴猶太經濟中間人的國家，尤其是波蘭，從未發展出本土的中產階級，後來更是難以與其他追求民族統一的對手匹敵。西班牙是歐洲最晚驅逐猶太人的國家之一，而接下來的一、兩個世紀成為了該國在軍事與政治上的極盛時期。凱文・麥克唐納教授（Kevin MacDonald）亦在他探討猶太教的爭議性書籍中指出，那些更關心臣民福祉的統治者通常也更有可能在現代歷史書籍中被貼上“反猶主義”的標籤，他的書現在皆可在我的HTML圖書館中找到：
- 《離群索居的民族：作為一種演化策略的猶太教》（A People That Shall Dwell Alone: Judaism as a Group Evolutionary Strategy），凱文・麥克唐納，1994。
- 《分離及其不滿：走向反猶主義的演化論》（Sepa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Anti-Semitism），凱文・麥克唐納，1998。
2009年，《基因表達》（Gene Expression）部落格的格主拉齊布・汗（Razib Khan）採訪了知名的演化論學家大衛・斯隆・威爾遜（David Sloan Wilson），後者的研究專長是族群選擇（group selection）。在長達一小時的討論中，兩人深入探討了麥克唐納的理論，威爾遜似乎很認真看待它們，他指出“寄生”在科學框架內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較小者對較大者的剝削。不意外的，如此敏感的影片很快就被刪減到只剩下前十一分鐘，最後更是被完全從Youtube和BloggingHeadsTV上清除一空。但這部影片目前還是有存檔保存下來：
近年來，過去一千年裡歐洲各國驅逐猶太人的歷史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雖然總數還有爭議，但幾乎可以肯定驅逐過猶太人的國家超過一百個，希特勒的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頒布的那些政策只是最近的例子，《連線》（Wired）雜誌在2013年用圖表的方式展示了這些有趣的數據。鑒於這些不幸的歷史，似乎很難找出還有哪個族群能如此持續不斷地與周遭鄰居發生激烈衝突，沙哈克提供的宗教細節無疑也使得這一奇怪的歷史現象不再那麼令人費解。
美國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E.A・羅斯（E.A. Ross）在1914年出版的一本關於移民的書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對猶太新移民的行為模式進行了非常公正而坦率地描述。羅斯是那個時代的進步派知識分子中的翹楚，身為右派的洛斯羅普・斯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經常引用他的觀點，與此同時左派也給予了他高度評價，以至於他還被杜威委員會（Dewey Commission）延攬來裁決托洛茨基和史達林對彼此的指控，《共產主義新人民》（Communist New Masses）雜誌也對此表示了肯定。他後來因為政治原因被史丹佛大學解聘，結果這反而促成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誕生。然而，他的名字現在已完全從我們的歷史書中消失，直到我開始整理自己的數位化圖書檔案之前，我甚至從未聽過他的大名，如果說僅僅是他的眾多作品中的某一章直接導致了他後來銷聲匿跡的下場，我也不會感到絲毫驚訝。
猶太人作為一個散居的民族存在了兩千多年，他們緊密相連的跨國殖民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獨特而高效的國際貿易網路。由於他們的宗教傳統認為所有非猶太人生來就該成為奴隸，於是在意識形態與歷史處境的結合下，猶太人成為了中世紀歐洲最主要的奴隸販子之一，儘管我們的教科書幾乎不會提到這一點。言歸正傳，伊斯蘭國度（NOI）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在1991年出版了《黑人與猶太人的秘密歷史》（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Blacks and Jews）第一卷，這本書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猶太人在美洲奴隸貿易中發揮的巨大作用。1994年，哈羅德・布拉克曼（Harold Brackman）在西蒙・維森塔爾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資助下撰寫了一篇題為《謊言部》（Ministry of Lies）的文章試圖反駁這一說法，但我發現他的論據根本一點說服力也沒有。我懷疑大多數美國人應該完全不知道這些歷史事實。
在我這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忍尼辛普遍被認為是當今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家，在讀過他的那些作品，包括《第一層地獄》、《癌症病房》與《古拉格群島》後，我完全同意他確實配得上這樣的榮譽，然後我又熱切地讀了邁克爾・斯卡梅爾（Michael Scammell）撰寫的那本數千頁的精彩傳記。儘管他本人是俄羅斯人，但索忍尼辛有很多最親密的朋友都是猶太人，可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卻出現了聲稱他其實是反猶主義者的謠言，這或許是因為他曾經暗示猶太人在資助與領導布爾什維克革命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及隨後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古拉格集中營的管理層有很多猶太人。在他生命的晚年，他寫了兩卷關於猶太人和俄羅斯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的歷史書，書名叫《同行兩百年》（Two Hundred Years Together），即使這本書很快就被翻譯成俄文、法文和德文，但時隔二十年後它卻還沒有任何英文譯本問世。從那之後，他在美國文壇中的地位就迅速一落千丈，現在我已經很少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
在網路上可以輕鬆找到他這本書的刪節版，幾年前亞馬遜上有賣過七百五十頁的精裝版，當時我就買了一本並快速地翻閱了一下。書中的內容相當樸實無華，沒有什麼超出我預期的新東西，但也許其中對猶太人在共產主義背後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描述不太適合美國讀者，還有革命以前猶太人經常利用酒品交易和放貸來剝削斯拉夫農民，沙皇倒是一直努力想要緩和這一問題。
當統治精英對其統治的人民幾乎沒有任何情感可言時，就不太可能期待他們會施以仁政，而如果這些精英還有著悠久的剝削傳統的話，這樣的情況只會變本加厲。有大量的俄羅斯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受苦受難並死去，鑒於那段時期布爾什維克的大部分領導人都是猶太人，“反猶主義”會在當時被列為死罪也就不足為奇了。凱文・麥克唐納可能是第一個發明“寄生精英”（hostile elite）這一措辭的人，他討論了當一個國家落入這樣的精英控制後的不幸後果。
1991年蘇聯解體後，新生的俄羅斯立刻就落入了一小群幾乎全是猶太人的寡頭掌控，而他們帶給俄羅斯人民的是長達十年的痛苦與貧困。但在本土俄羅斯人普京掌權後，這樣的趨勢終於得以逆轉，俄羅斯人的生活水平也從那時獲得了巨大的改善。當俄羅斯被猶太寡頭集團統治時，美國媒體對俄羅斯展現出了壓倒性的親善態度，反觀普京如今卻可能是希特勒之後最受妖魔化的國家領導人。事實上，我們的名嘴經常批評普京是“新希特勒”，我認為這種比較確實是有道理的，只不過不是在他們以為的那種意義上。
有時，身處在國外的人反而比本國人更容易注意到這種明顯的模式。2000年代初我讀了《誰控制了總開關》（The Master Switch）這本廣受好評的現代通訊科技史傑作，其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吳修銘（Tim Wu），他後來成為了一位活躍的網路權利活動家。我發現這本書非常有意思，它談論了很多我以前從未聽過的故事。然而，我不禁注意到，我們現代世界的所有實用的大眾媒體技術——電影、廣播與電視——幾乎無一例外全是由外邦人，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發明和創造，可是這些發明最後都會被無情的猶太商人奪取，他們有時甚至會毀掉這些發明家的生活和事業。到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幾乎全部的電子媒體——除了迪士尼工作室是例外——都被牢牢掌控在猶太人手中。在像我們這樣的開放社會裡，這些媒體都是足以影響政治的重要槓桿，而在接下來一代人左右的時間中，美國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的統治精英也逐漸遭到了猶太精英的取代，我在幾年前所寫的關於才德制（meritocracy）的長篇文章中就討論過這一趨勢。
今天，來自各種背景的評論家都在哀嘆美國曾經富裕的中產階級已經一去不返，他們聲稱現在有大約60%的美國人只擁有不到五百美元的可隨時動用存款。年輕一代美國人正在因為毀滅性的學生貸款而陷入永久的債務奴役，新聞報紙更指出阿片類藥物的氾濫已經造成了可觀的生命損失與無數家庭的破裂，與此同時華爾街和其它金融精英卻依然賺得盆滿缽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有。對於如此悲慘的經濟現狀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包括技術變革、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以及美國政府的權力重心轉移。但必須承認的是，目前看起來我們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民已經淪為了21世紀版的酗酒、無知、被剝削、負債累累、窮困潦倒且受猶太人統治的斯拉夫農奴，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還製作了一張很直觀的圖表證明，一個重大的經濟拐點曾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初，而那恰好是我們的統治精英開始經歷上述的種族轉變的時候。
與流行的觀點相反，在美國成為“納粹”其實並不違法，納粹支持者也不會因此被禁止擁有財產，甚至可以經營媒體。但假如美國的大部分媒體都被特別狂熱的納粹分子持有和控制，這肯定會對我們的社會造成巨大的影響，尤其是那些在納粹的學說中不受歡迎的特定族群。
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中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儘管納粹統治精英的行為往往十分嚴厲且極端，但直到戰爭爆發之前，其統治的人口有98%以上都是德國人，而納粹統治者也一直想方設法要提升與增進這些大多數國民的福祉，雖然現在有很多負面宣傳，但這一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2004年，《反擊》（Counterpunch）刊登了一篇由已故編輯亞歷山大・考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撰寫的文章，其中指出希特勒在和平時期的經濟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3年，該雜誌又刊登了一篇更長的文章再次討論同一主題，並引用了亨利・C.K・劉（Henry C.K. Liu）的分析，在這個問題上他的中國背景提供了足夠的第三方客觀性。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希特勒都因為其出色的國內經濟與社會政策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並曾多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甚至在1938年獲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反過來說，如果換成98%的非德國人被一小群狂熱的親德領導人統治，情況就可能會變得非常糟。
這些令人沮喪的事實在過去十年來徹底顛覆了我的世界觀，它們有很多都是直到網路興起以後我才第一次得知，網際網路可以說是打破了過去對資訊傳播的集中控制。但肯定有很多人早在更久以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些事情，並清楚意識到它們可能會對我們這個社會的未來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卻幾乎看不到公眾對這些話題的討論？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多年來我們的主流新聞和娛樂媒體已成功使大多數美國人對猶太人產生了一種精神過敏症狀，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會敢於去談論與猶太人有關的話題。美國有權有勢的猶太精英因此得以不受公眾的監督，這些猶太人也就變得越來越有恃無恐，彷彿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
我經常向人們指出，猶太人有一個始終沒有獲得充分重視的特徵，正是這一點極大地放大了問題的嚴重性，那就是他們從本質上就像是一種異常的亞人類，猶太人總是對周遭的一切抱持著一種一觸即發的警戒心態，他們隨時都準備好要向任何被他們認為對猶太族群不夠友善的人發起鋪天蓋地的言語攻擊，有時甚至是身體攻擊。每當有一個特別勇敢或魯莽的公眾人物挑戰了一些禁忌話題，他們最後都會被狂熱的猶太攻擊者給徹底吞噬和摧毀。就像蟻群中會有一群武士階層，奮不顧身地瘋狂刺咬大型掠食者以逼退對方一樣，作家或政客往往會忌諱於觸怒這群“猶太狂熱分子”，而決定非常謹慎地選擇自己的措辭或言論，甚至是完全避免討論某些有爭議的話題，結果到頭來因此得利的還是猶太人。有影響力的人越是想迴避特定的話題，這個話題就會越來越變成禁忌，最後再也沒有人敢於去觸碰它。
舉個例子，大約在十年前，我與一位傑出的新保守主義學者共進午餐，我挺喜歡他這個人。我們兩人皆對美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左傾感到遺憾，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大學教育有問題。來自全國各地的無數聰明學子本來抱有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可是當他們進入哈佛和其它常春藤盟校，過了四年後絕大多數人在走出大學殿堂時卻清一色都變成了左傾自由派分子。雖然他同意我的觀察，但他說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緊張地朝左右看了一眼，然後低下頭，故意壓低音量。“就是猶太人，”他說。
阿里埃爾・托夫的有爭議研究
我毫不懷疑，上面所提供的許多坦率分析會令很多人感到難以接受。的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些材料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反猶主義”，而是對猶太人的“血祭誹謗”。那些堅定捍衛以色列的人經常使用這樣的話術，所謂的血祭誹謗是指惡名昭彰的基督教迷信，其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乃至近代都曾十分盛行，傳說猶太人會綁架基督徒的孩子，抽乾他們的鮮血以用於各種魔法儀式，尤其是要慶祝像普珥節那樣的宗教節日的時候。可是，過去十幾年來我卻非常吃驚地發現，這些看似天馬行空的迷信原來很有可能是真的。
我個人對猶太傳統儀式和中世紀猶太人的習俗完全沒有任何了解。但該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是猶太人阿里埃爾・托夫（Ariel Toaff），他是位於特拉維夫附近的巴伊蘭大學的文藝復興與中世紀研究教授，他本人是羅馬的首席拉比之子。
2007年，經過多年的辛勤研究、研究生的協助與學術同事的指導，他用義大利語出版了自己的學術著作《血腥逾越節》（Blood Passovers），首印一千冊，第一天就銷售一空。鑒於托夫的學術聲望與這本書的暢銷程度，它本來應該要進一步被翻譯成各國語言，包括一家著名的美國出版社都已經有在洽談英文版。但反誹謗聯盟（ADL）及其它猶太活動團體立刻展開了大規模的抗議，即便這些人根本沒有任何學術背景，但他們仍然成功阻止了這本書的翻譯計畫。儘管托夫教授最初試圖堅持自己的立場，但他最終還是被迫步上伽利略的後塵，一向不可靠的《維基百科》在關於這本書的條目中更是緊抓著他的道歉來大書特書。
最後，這本書的英文譯本以PDF格式出現在了網路上，亞馬遜也可以買到，所以我購買了一本並讀完了它。考慮到這些艱難的因素，這本長達五百頁的書有不少不盡人意之處也是情有可原，它的數百個註腳很多都與正文內容沒什麼關聯，但至少從外行人的角度來看，它們仍為評估托夫有爭議的論點提供了合理的依據。他看上去確實是一位極為博學的學者，他旁徵博引了大量英語、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的二手文獻，還有拉丁語、中世紀拉丁語、希伯來語與意第緒語的原始文獻。說實話，雖然它的主題很令人震撼，但這部學術著作讀起來其實相當枯燥乏味，它花了很長的篇幅在介紹中世紀猶太人的各種怪癖。必須強調的是，我本人完全沒有這些領域的專業知識，但總的來說，我認為托夫的論點很有說服力。
原來，從前有相當多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相信基督徒的鮮血具有強大的魔力，並認為它們在特定宗教節日的某些儀式上可以派上重要的用場。當然，要大量獲得如此珍貴的血液勢必得冒著極大的風險，這又反過來提升了它的價值，於是基督徒的鮮血成為了非常受歡迎的搶手貨。托夫強調，由於來自不同地理、語言、文化和時代的紀錄對這種猶太教血祭儀式的描述都大致相同，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它們談論的是同一種類型的儀式。此外，他還指出，當猶太人被抓捕並審訊的時候，他們經常可以正確地描述這些晦澀難懂的宗教儀式，其中包含了許多外人絕不可能知道且經常搞混的細節。所以，這些供詞不太可能是當局捏造的。
另外，正如沙哈克也指出，傳統猶太教的世界觀的確非常注重魔法儀式、魔咒、咒語和類似的事物，因此血祭儀式和活人獻祭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一點也不稀奇。
不用說，外邦人肯定十分痛恨這種殺害基督徒兒童以取血的血祭儀式，而人們也普遍相信這種儀式的存在，這成為了雙方關係緊張的根源，當一個基督徒的孩子在某一年的特定時間裡忽然失蹤，或屍體被發現時身上有可疑的傷口與奇怪的出血，情況偶爾就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諸如此類的案件時不時就會引起公眾的關注，進而導致猶太人和反猶團體之間的政治衝突。19世紀中葉法國統治下的敘利亞就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次大戰爆發前夕的俄羅斯也曾因為1913年烏克蘭的貝利斯事件（Beilis Affair）而出現類似的衝突。
我在大約十幾年前第一次讀到這些令人吃驚的研究是在以色列・沙米爾（Israel Shamir）的一篇長文中，《反擊》也引用過那篇文章，它非常值得一讀，包括他後來又寫的幾篇專欄，作家安德魯・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則在2012年重新梳理了這場爭論。沙米爾還提供了那本書的免費PDF，這是一個經過重新修訂後的版本，並正確標注了註腳。無論如何，我個人缺乏判斷托夫的論述到底正不正確的專業知識，所以我鼓勵有興趣的讀者自行去閱讀他的書，最好還包括其它相關文章，然後再自己做出決定。
“這個世界不僅僅比我們想像的要奇怪，它甚至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更奇怪。”這句話經常被錯誤地以為是出自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在過去十五年裡，我慢慢開始相信我們其實可以用類似的角度來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事件。我有時會跟我的朋友們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我們過去一百年來的真實歷史終於被寫進教科書並在課堂上講述時——也許是由中國的某位大學教授來講述——台下的學生肯定會難以置信到覺得這根本是在鬼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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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本文作者Ron Unz為美國極具爭議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在哈佛大學同時主修物理學與歷史學，後來又在劍橋和史丹佛大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與著名物理學家費曼有過一面之緣。離開物理學界後，他轉而前往華爾街創業，在1988年創立了華爾街分析公司，直到2006年該公司被穆迪投資公司收購，Unz從此實現財富自由。
2012年，Unz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的才德制神話》（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他透過數據分析指出明明亞裔族群的成績普遍更好，美國的大學名校卻往往會優先錄取猶太人，從此Unz便成為了包括ADL在內的各種猶太團體的眼中釘，並被貼上了反猶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的標籤，即使Unz本人就是猶太人。
Unz寫作的最大特色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與非常旁徵博引），翻譯他的文章並不代表認同他的觀點——特別是之後會翻譯一篇他質疑大屠殺的文章——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種看待問題的角度。
想了解更多有關於Unz以及他創立的網站The Unz Review的故事，可以參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40200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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