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understanding-world-war-ii/
By RON UNZ
____________________
帕特・布坎南與“不必要的戰爭”
2006年末，《美國保守黨》（TAC）的雜誌編輯斯科特・麥康奈爾（Scott McConnell）找到我並告訴我說，他的小雜誌現在亟需金援，否則恐怕很難再繼續經營下去。我與麥康奈爾的友誼始於1999年左右，我非常感謝他和TAC的其他創辦人一直堅守著反對美國在2000年代初的災難性外交政策的立場。
9/11事件之後，完全就是以色列鷹犬的新保守派幾乎控制了布希政府以及美國的主要媒體，他們的批評者不是被秋後算帳，就是遭到各種恐嚇威脅。
儘管薩達姆・侯賽因很明顯沒有策劃這些恐怖攻擊，但作為以色列的潛在敵人，他理所當然成為了新保守派的首要目標，他們很快就敲響了戰爭的銅鑼，美國最終在2003年3月發動了災難性的入侵。
縱觀所有紙本雜誌，TAC幾乎是唯一從頭到尾都反對這些政策的雜誌，尤其在它的創辦人兼編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發表《誰的戰爭？》（Whose War?）一文，將矛頭直接指向猶太新保守派團體後，更是將這份雜誌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即使這是政治和媒體界的許多人都私下承認的事實，但在此之前從未有人公開談論過這一點。幾乎在同一時間，伊拉克戰爭的主要支持者大衛・弗魯姆（David Frum）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發表的一篇封面文章中痛罵了一長串反對這場戰爭的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自由意志主義者，說他們都“不愛國”——甚至是“反猶太”——其中布坎南的名字赫然在列，這場爭論和謾罵就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
考慮到這段還未過去多久的歷史，我擔心TAC的消失可能會留下危險的政治真空，況且我當時的財務狀況也還過得去，於是我便二話不說同意拯救該雜誌並成為他的新所有者。雖然我忙於自己的軟體工作而幾乎沒怎麼參與，但麥康奈爾仍然在雜誌上將我標示為發行人，大概是希望我未來也能繼續支持他的雜誌。我的這個頭銜純粹只是一個虛名，在接下來幾年裡，除了開幾張支票之外，我唯一參與的活動就只有每星期一早上打一通五分鐘的電話，問問最近的情況怎樣。
在我開始贊助雜誌過了大約一年後，麥康奈爾突然告訴我，麻煩的事情要來了。即使帕特・布坎南在幾年前就已經斷絕了與該雜誌的聯繫，但他仍是迄今為止曾出現在TAC上名聲最響亮的人物，這導致它經常被——當然是錯誤的——戲稱為“帕特・布坎南的雜誌”。但現在麥康奈爾聽說布坎南正計劃出版一本歌頌阿道夫・希特勒並譴責美國參戰擊敗納粹的新書。如此大逆不道的主張肯定會毀掉布坎南的職業生涯，更何況TAC一直以來都是猶太活動分子的眼中釘，萬一以後又被貼上“新納粹”的罪名，這份雜誌恐怕很難過了。
無奈之下，麥康奈爾只好來請求我允許他刊登保守派歷史學家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的一篇砲火猛烈的書評，以此來保護該雜誌免於即將到來的災難。鑒於我目前作為TAC的資助者與發行人的身份，他理所應當會在要做出與自己的政治恩師決裂的決定時前來徵求我的許可。我告訴他，布坎南的書聽起來確實相當荒謬，他採取因應措施實屬合情合理，然後我就又回過頭去忙我自己已經夠令人焦頭爛額的軟體工作了。
縱然我與布坎南已有數十年的交情，且我非常欽佩他敢於公然在外交政策上與新保守派叫板的勇氣，但當我聽說他可能出版一本如此大逆不道的書時，我其實一點也不驚訝。就在幾年前，他才出版過《西方的終結》（The Death of the West）這本出乎意料暢銷的書。由於TAC的朋友們紛紛對這本書讚不絕口，於是我決定親自讀一讀，結果我卻大失所望。雖然布坎南引述了我撰寫的文章《加利福尼亞與美國白人的終結》（California and the End of White America），可是我感覺他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並且這本書還以一種相當不分青紅皂白地右派態度，來探討移民、種族等我從90年代初以來就開始關注的複雜議題。因此，同一位作者現在又出版了一本同樣愚蠢的關於二次大戰的書，而這會給他從前在TAC的同事們帶來巨大的麻煩，我對此完全不感到訝異。
幾個月後，布坎南的書和TAC的那篇充滿敵意的書評接連出版，不出所料這立刻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論戰。主流出版物幾乎對這本書採取了無視的態度，但它卻收穫了非主流作家的好評，不少人甚至反過來譴責TAC對它的攻擊。事實上，由於這種聲音是如此一面倒，以至於當麥康奈爾發現某個完全不知名的部落格作者同意他的負面書評時，如獲至寶的他便急忙開始傳播這些言論，試圖為自己平反。我非常尊敬TAC的幾位長期撰稿人，包括艾瑞克・馬戈利斯（Eric Margolis）和威廉・林德（William Lind），他們都對這本書讚不絕口，最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還是訂購了這本書。
沒想到，這本書居然與我本來預期的完全不同。我對20世紀的美國歷史可以說是十分不了解，至於同一時代的歐洲我也只稍微懂得多一點而已，因此我的觀點基本上非常傳統，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來自於從小接受的歷史教育和幾十年來讀過的各種報刊雜誌。但布坎南講述的歷史似乎並沒有真的與我所熟悉的框架有哪裡衝突。
他在書中的第一部分用在我看來是相當標準的觀點介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布坎南仔細解釋了各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合縱連橫最終是如何導致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即使這根本不是任何國家的領導人所期望的結果：發生在薩拉熱窩的暗殺事件引爆了這個巨大的歐洲火藥桶。
雖然他的敘述大致上都符合我的認知，不過他還是提供了許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有趣細節。另外，他還非常令人信服地指出，德國的戰爭罪的確比其它大部分的參戰國家要輕一些，而且儘管被宣傳出來的“普魯士軍國主義”形象現在已經變得深入人心，但德國其實已經有四十三年沒有打過一場大規模戰爭了，它在保持和平這方面的紀錄已經超過了其大多數的對手。還有就是，英法之間的秘密軍事協議是導致事態急劇升級的關鍵因素，可是即便如此，當初英國內閣中仍有將近一半的議員為了反對對德國宣戰而差點集體辭職，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做的話，這場歐洲大戰原本很可能只會變成一場短暫且有限的衝突。我以前也不知道日本在當時居然是英國的重要盟友，要是日本選擇站在另一邊的話，德國其實很有可能會贏得戰爭。
然而，導致二次大戰發生的來龍去脈才是這本書真正關注的重點，而這正是讓麥康奈爾和他的同事們感到惶恐不安的地方。布坎南描述了《凡爾賽條約》是如何將種種無恥的條款強加給已經一無所有的德國，以及後來的所有德國領導人都是多麼努力想要廢除它。民主的威瑪共和國做不到，但希特勒上台後卻成功廢除了《凡爾賽條約》，主要是靠著虛張聲勢，同時他還併吞了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而在做出這兩項決定的時候，希特勒都獲得了人民的壓倒性支持。
布坎南在提出這一有爭議的論點時大量引用了那個時代的政治人物的言論，特別是英國人，以及一些倍受尊敬的主流歷史學家的結論。希特勒的要求是將95%居民是德國人的但澤歸還給德國，正如其居民所期望的那樣，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要求，只是英國人犯了一個可怕的外交錯誤才導致波蘭人斷然拒絕這一請求，進而引發了戰爭。後來廣泛流傳的希特勒試圖征服世界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這位德國領導人實際上一直在避免與英國或法國開戰。事實上，他對波蘭人的態度也相當友好，並一直希望拉攏波蘭成為德國的盟友，一同對抗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
儘管許多美國人也許會對二次大戰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這種說法感到震驚，但布坎南的敘述卻相當符合我自己對那段歷史的印象。我在成為哈佛新生的時候修過一堂歷史入門課，當時我們的指定閱讀文本之一是牛津大學的著名歷史學家A.J.P・泰勒（A.J.P. Taylor）撰寫的二戰史書。他在1961年出版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中非常有說服力地講述了一個與布坎南差不多的故事，我發現我的教授們也從未對此提出過任何異議。因此，如果布坎南的書只是在附和牛津大學的一位知名教授與哈佛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們的觀點的話，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他的新書會被視為洪水猛獸。
誠然，布坎南也對溫斯頓・邱吉爾做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他仔細列舉了一長串在他看來是災難性的政策和政治決斷，並認為邱吉爾應該為英國被捲入兩次世界大戰、最終使得大英帝國崩潰負大部分的責任。雖然我對邱吉爾不熟，無法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斷，但他作為檢方提出的論據看著確實相當有理。新保守派厭惡布坎南，而且眾所週知他們將邱吉爾視為一個卡通超級英雄般崇拜，因此他們的猛烈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總的來說，這本書就是一部非常扎實且有趣的歷史著作，至少在我看來是布坎南至今最好的作品，我將我的心得委婉地說給了麥康奈爾聽，他顯得相當失望。不久後，他就決定將TAC的編輯職位讓給長期擔任他副手的卡菈・霍普金斯（Kara Hopkins），想必布坎南昔日的舊友們這些日子以來對他的口誅筆伐對他造成了不小的打擊。
抹除我們的偉大歷史學家與記者
雖然在2008年那時我對二戰歷史的了解仍然十分淺薄，但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我開始大量閱讀有關於那段重要時期的歷史，而這似乎又進一步證實了我從布坎南的那本書中所讀到的內容。
前陣子是這場奪走了數千萬人生命的戰爭七十週年，當時出現了很多討論這段歷史的文章，由此引發的爭論使我重新翻出了泰勒那本篇幅不長的老書。這是過了快四十年後我第一次重讀這本書。我發現它依然像當初我在大學宿舍裡閱讀時一樣引人入勝且有理有據，而封面上的溢美之詞也證明了這本書在問世後立即獲得了極大的好評。《華盛頓郵報》盛讚這位作者是“當今英國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稱這部作品“鏗鏘有力、文筆優美、言之成理”，就連一向謹慎的《泰唔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亦表示這本書“簡單明了卻充滿破壞性，可讀性極強卻令人冷汗直豎。”作為一本國際暢銷書，它無疑是泰勒最出名的作品，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它出版已時隔二十年後，它還會出現在我的大學指定讀物書單上。
然而，就在重新翻閱泰勒這本充滿獨到見解的書的過程中，我有了一個新的發現。縱使它在國際上十分暢銷又好評如潮，但這本書的主張卻在某些方面引起了巨大的敵意。即便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泰勒的講課在牛津一直非常受歡迎，可是作為這場爭議的直接結果，這位“當今英國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不久後就被牛津大學解聘了。泰勒在書中的第一章就開門見山地指出，令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自從這場有史以來最慘烈的戰爭結束已經二十多年後，居然還沒有出現任何關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就了這場生靈塗炭的嚴肅歷史研究。也許他後來遭遇的報復反而能讓他更加看清這究竟是為什麼。
泰勒並不是唯一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事實上，與我在過去十年裡發現的無數例子相比，他的下場已經可以說是非常不錯，他崇高的名聲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他不被自己的客觀歷史分析所引起的怒火傷害。反倒是大西洋另一頭的我們這邊，有很多受害者因此失去了他們任職已久的媒體或學術崗位，並在二次大戰之後就永遠地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
整個200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投入在建立一個龐大的數位化檔案庫，其中包含了過去兩個世紀美國的數百家最具影響力的刊物，它們的文章加起來總計有上百萬篇。在這個過程中，我一再驚訝地經常看見一些人的名字，這清楚表明他們是當時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但這些人後來幾乎全都消失了，以至於我以前從未聽說過他們。我開始逐漸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歷史上也發生過一場意識形態大清洗，它雖然沒有蘇聯的大清洗那麼血腥，但影響卻同樣深遠。兩者之間有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處：
“有時我覺得自己就像一位生活在20世紀70年代的認真而年輕的蘇聯研究員，正在翻閱一堆被遺忘在克里姆林宮檔案館裡的早已發霉的文件，並從中有了一些驚人的發現。托洛茨基不像教科書上描述得那樣是一個可惡的納粹間諜和叛徒，反而他在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那段光輝的日子中是聖人列寧身邊最得力的助手，並且在後來的幾年裡一直是黨最高層的精英。還有其他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也曾經都是共產黨的精英，他們到底去了哪裡呢？歷史課本幾乎不會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因為他們是資本主義的爪牙，並很快因為自己的叛行而得到了報應。偉大的革命之父列寧怎麼會如此愚蠢，以至於他身邊的親信幾乎全是叛徒和間諜？
但與發生在更早幾年前的史達林大清洗不同，在1940年左右一個接一個消失的美國受害者既沒有被槍決，也沒有被監禁，他們只是被排除在塑造我們社會的主流媒體之外，進而被從我們的記憶中抹去，使後人逐漸忘記歷史上曾經有過這麼一群人。”
這些被“消失”的美國人的一個典型代表是記者約翰・弗林（John T. Flynn），他在今天也許幾乎不為人知，但他曾經是家喻戶曉的名人。正如我在去年寫道：
“因此，想像一下，當我發現他是整個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中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之一時有多麼吃驚，這位經濟與政治作家在當時的地位就像是今天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只不過他比後者更善於針砭時弊。他在《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上的每週專欄使他成為了美國進步派精英的指路明燈，而他在深受美國大眾歡迎的插圖週刊《高力報》（Colliers）上的定期撰稿更是奠定了他的地位，絲毫不下於那些活躍於電視聯播網黃金時代的電視名人。
在某種程度上，弗林的聲望是可以被客觀地量化的。幾年前，我偶然向一位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博覽群書且立場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提起了他的名字，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她完全沒聽過這個人是誰，還問我他是不是有點像那個時代的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後來我發現在我收錄了上百家期刊的檔案庫裡，李普曼在30年代發表過的文章僅有二十三篇，而弗林卻有足足四百八十九篇。”
在美國，與泰勒更相似的是歷史學家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我幾乎沒聽過這個人，但他在那個時代卻是一位極具影響力且德高望重的學者：
“想想看我有多麼震驚吧，我後來才發現巴恩斯居然是為《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貢獻最多文章的早期撰稿人之一，自從該刊物在1922年創刊以來他就一直是它的主要書評人，而那十年間他在《國家》（The Nation）和《新共和國》等刊物上的頻繁露面也再次說明了他就是當時美國最首屈一指的自由派學者之一。事實上，他還是一位非常積極的一次大戰戰史‘修正主義者’，他致力於推翻英美政府在戰時透過宣傳策略塑造並深入人心的德國十惡不赦的臉譜化形象。他的三十五本甚至更多的著作已足以證明他的專業地位，其中許多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學術作品，而且他還在《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科學期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及其它知名刊物上發表過大量文章。
數年前，我碰巧與一位著名的美國學者聊到了巴恩斯，他們兩人的政治與外交政策立場都非常相似，但這個人卻完全沒聽過巴恩斯。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巴恩斯由於堅決反對美國參與二次大戰而遭到了‘被消失’，他被所有主流媒體封殺，就連一家大型報社也迫於壓力在1940年5月突然收掉了他長期連載的全國專欄。”
巴恩斯的許多朋友和盟友也遭遇了同樣的意識形態清洗，他在自己的書中描述了這種清洗，而且它直到戰後也仍在持續：
“在他從我們的主流媒體上消聲匿跡十多年後，巴恩斯出版了《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戰爭》（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這是一本收錄許多學者和專家探討美國參與二次大戰背後的種種問題的論文集，由愛達荷州的一家小印刷廠印製並發行。他自己貢獻了一篇三萬字的文章，題為《修正主義與歷史之殤》（Revisionism and the Historical Blackout），其中討論了那個年代持不同意見的思想家所面臨的艱難處境。
這本書是為了紀念他的好友、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比爾德是20世紀初地位最崇高且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的聯合創辦人以及美國政治學協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主席。作為新政（New Deal）經濟政策的大力支持者，他的名聲曾經非常如日中天。
然而，隨著他開始反對羅斯福的好戰外交政策，出版商就對他關上了大門，幸虧他與耶魯大學出版社的負責人有個人友誼，才讓他的重要著作《羅斯福總統與戰爭的到來》（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得以在1948年順利出版。從那時起，比爾德的名聲就迅速一落千丈，乃至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8年寫道：‘今天，比爾德在美國史學界中的名聲就像是一座巍峨的廢墟。曾經是全省最為宏偉的宅邸，如今只留下一片殘磚斷瓦。’的確，比爾德過去深具影響力的‘歷史的經濟學解釋’放在今天大概會被斥為‘危險的陰謀論’，我懷疑現在除了歷史學家以外恐怕根本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巴恩斯的那本論文集中的另一位貢獻者是威廉・亨利・張伯倫（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數十年來他一直被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記者之一，並著有超過十五本書，其中絕大多數都深受好評。然而，他試圖在1950年出版的、對美國參戰進行批判性分析的《美國的第二次十字軍東征》（America’s Second Crusade）卻遲遲找不到願意發行的出版商，等到總算出版之後也遭到了評論家的全面忽視。直到出版這本書之前，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我們最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刊物上，例如《大西洋月刊》和《哈珀雜誌》。但後來他的文章幾乎只能發表在小量發行的期刊和雜誌上，它們的受眾都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保守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
在網路發達的今天，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建立一個網站來暢所欲言，世界上的任何人也都可以立刻看見這些觀點。只需要在Facebook或Twitter等社群媒體上點擊幾下滑鼠，有趣或有爭議的資料就可以直接被數百萬人看見，而無需經過建制派的中介機構審查。所以我們很容易忘記在那個還屬於印刷機、白紙與墨水的時代，要分享不同的意見是多麼困難，一個被剝奪他正常的發聲管道的人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才能重新找到出版自己作品的機會。”
早在泰勒淪冒險踩入這灘渾水的幾年前，其他英國作家就已面臨了類似的意識形態危機，例如1953年的一位傑出的英國海軍歷史學家：
“《無條件仇恨》（Unconditional Hatred）的作者是英國海軍軍官羅素・格倫菲爾上尉（Russell Grenfell），他在一次大戰中立下了戰功，後來又在皇家海軍參謀學院中擔任講師，並出版了六本備受好評的以海軍戰略與海軍服役生活為主題的書，同時他還擔任過《每日電訊報》的海軍聯絡員。格倫菲爾意識到，任何一場重大的戰爭都無可避免地需要動用大量的輿論宣傳，但隨著戰爭已經結束幾年後，他卻愈發擔心除非盡快設法撥亂反正，否則戰時宣傳製造出來的毒害很可能會威脅到歐洲未來的和平。
他豐富的歷史學識和內斂的學術修養皆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書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這本書主要關注的是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事件，但它經常離題討論到拿破崙戰爭甚至更早以前的衝突。他談到最有趣的其中一點是，他試圖批判的許多反德宣傳在今天看起來是如此荒唐可笑，以至於它們幾乎完全被遺忘了，而我們目前對於希特勒德國的許多極端印象在書中卻可以說是隻字未提，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印象在當時還未被證實，或仍被認為過於離奇而沒有多少人相信。除此之外，他還十分憤怒地指出，英國的各大報紙後來都報導過德國戰俘曾在戰爭罪審判中遭到刑求的事實，為的就是要逼他們承認各種捏造的供詞。
格倫菲爾也試著讓我們重新考慮關於德國在佔領區的所作所為的傳統刻板印象。他注意到英國媒體報導過許多前法國‘奴隸勞工’的故事，可是這些人實際上卻在戰後與他們從前的德國僱主一起舉辦了非常友好的相見歡聚會。他還指出，同一批英國報紙在1940年時曾承認，德國士兵對待法國平民的方式絕對稱得上是楷模，儘管在共產黨地下武裝頻頻發動恐怖攻擊之後，雙方的關係惡化是難以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他指出盟軍對法國的城市和工業設施的大規模戰略轟炸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甚至可能比德軍造成的死傷都還多，結果這使得法國人民對盟軍產生了巨大的恨意。在諾曼底，他和其他英國軍官曾被警告要小心他們遇見的任何法國平民，因為這些平民隨時都可能會攻擊他們。
儘管格倫菲爾這本書中的內容和語氣給我的感覺都非常公正且客觀，但其他人肯定並不這麼想。德文−阿代爾出版社（Devin-Adair）聲稱當時根本沒有一家英國出版社願意接受這份手稿，而在這本書出版後，也沒有任何美國評論家願意承認它的存在。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當格倫菲爾在1954年因為不明原因突然去世時，他本來正準備要撰寫這本書的續集，發表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的長篇訃告透露他死時也不過才六十二歲。”
另一位來自那個時代的重要觀察家也對二戰期間的法國進行了紀錄，它與我們今天被灌輸的敘述截然相反：
“至於法國，格倫菲爾多次引述了另一本出版於1952年的書《法國：1939−1947年的悲劇歲月》（France: The Tragic Years, 1939-1947），作者是希斯利・赫德爾斯頓（Sisley Huddleston），我對這位作家完全不熟，因此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建立的檔案庫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是，它可以輕鬆地查找這些長久以來被遺忘的作家都發表過什麼，赫德爾斯頓曾多次為《大西洋月刊》、《國家》和《新共和國》撰稿，再加上他的三十本屢獲好評的著作，這些都證明了在那幾十年裡他曾經是引領受過教育的美國和英國讀者認識法國最主要的文人之一。事實上，他在巴黎和會上對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獨家採訪還成為了國際知名的新聞。如同其他許多作家，二次大戰結束後，只有德文−阿代爾出版社願意發行他的書，包括他在1955年的遺作。鑒於赫德爾斯頓傑出的記者資歷，還有那些美國雜誌對他關於維琪法國時期的著作所做的評論，雖然大多是以輕視和不屑一顧的態度，我最終還是決定親自購買一本他的書來讀讀看。
我沒有辦法判斷赫德爾斯頓在這本總計三百五十頁的書中對法國在戰時與戰後的描述是否完全正確，但作為一位優秀的記者與觀察家，他親歷過他描述的那些事件，而且這一切都是在官方的歷史敘事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所寫的，我認為他的觀點確實值得認真看待。赫德爾斯頓的人脈相當廣泛，前美國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是與他交情最為深厚的朋友之一。不用說，赫德爾斯頓描述的內容與我一直以來所聽慣的傳統敘事完全不同。
正如赫德爾斯頓所描述的，由於法國軍隊在1940年5月迅速潰敗，法國政府不得不緊急召回已經八十多歲、法國最偉大的戰爭英雄貝當，他當時是駐西班牙大使。法國總統很快就授權他組建新政府，並與戰勝的德國進行談判，這一決定獲得了法國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的幾乎一致支持，甚至也包括將近所有左派議員的支持。貝當組建新政府後，法國議會又幾乎全體投票通過允許他與德國談判達成全面的和平條約，這為他之後的政治行動打下了強而有力的法律基礎。那時，幾乎所有歐洲人都相信戰爭到這裡就差不多結束了，英國肯定很快也會講和。
當貝當完全合法的政府正在與德國進行談判時，包括戴高樂上校等少數主戰派卻趁機逃往國外，並宣稱他們要將戰爭無限期繼續下去，但最初其實根本沒有多少人響應他們的號召。有趣的是，貝當可以說是戴高樂的恩師之一，於是幾年後在他的政治地位逐漸穩固之後，出現了一種說法認為他和他的恩師當年其實是在‘分工救國’，一個人與德國人講和，另一個人流亡海外繼續抵抗。
雖然貝當的法國新政府曾保證其強大的海軍絕對不會與英國為敵，但邱吉爾卻不敢抱有任何僥倖心理，並迅速對他昔日盟友的艦隊發起攻擊，即使那些法軍船艦在那時都已解除武裝，只是停靠在港口的活靶，結果大部分的船艦都被擊沉了，兩千多名法軍士兵就這樣含冤而死。這與隔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沒有什麼不同，而法國人也一直對此事懷恨在心。
赫德爾斯頓隨後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討論接下來幾年法國複雜的政治局勢，由於戰爭出人意料地仍在持續進行，然後俄羅斯和美國又相繼加入戰局，現在局勢很明顯地對德國不利。法國的政治與軍事當局在這段期間努力維持著艱難的平衡，在一些問題上抗拒德國的要求，在另一些問題上默許德國的要求，與此同時抵抗運動也在持續壯大，並經常襲擊德國士兵，因而招致了德國人的嚴厲報復。由於缺乏專業知識，我無法評判他提供的政治敘述是否準確，但我覺得它相當合理且可信，即使專家們肯定還是會在雞蛋裡挑出骨頭。
然而，赫德爾斯頓在書中最令人震驚的論斷出現在最後，他談到了1944−45年所謂‘法國解放’的真實情況，當時德軍終於從法國撤退回了自己的國土。撇開其它不提，他說在德國人撤退後，自稱是‘抵抗分子’的法國人突然增加了一百倍，畢竟在這時採取這種立場已經不會再有任何風險。
然後，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很快就發生了，這是迄今為止法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非法處決時期。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法國大革命期間臭名昭彰的‘恐怖統治’共造成約兩萬人喪生，1870−71年的巴黎公社及其殘酷的鎮壓期間則有約一萬八千人死亡。但是按照赫德爾斯頓的說法，美國的領導人曾估計在法國解放後的最初幾個月內，至少有八萬人被‘就地正法’，1945年3月擔任內政部長的社會黨副黨魁最清楚當時的情況，他告訴戴高樂的代表說，光是從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這段時間，就發生了多達十萬零五千起殺戮事件，這一數字在那時曾被廣泛報導。
由於整個法國社會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現在可能會被認定是‘通敵分子’，這些人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險，他們有時必須得要通過自我批鬥的方式才能保全自己、熟人或鄰居的性命。地下共產黨長久以來一直是抵抗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迫不急待想要對其所仇恨的‘階級敵人’展開報復，很多人都趁著這個機會來報自己的私仇。另一方面，許多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共產黨人，包括數千名國際縱隊分子，他們在1938年戰爭失利後逃往法國，現在則準備好要回來向從前擊敗他們的保守派勢力尋仇。
儘管赫德爾斯頓本人是一位年長、優秀的國際記者，認識不少美國的達官顯貴，甚至曾幫過抵抗運動的領袖們一些小忙，但他跟他的妻子還是差點在這段期間被處決，他收集了很多他聽到的無數不幸受害者的故事。法國有史以來最悲慘的流血屠殺事件現在卻被冠以‘解放’之名，並且幾乎完全從我們的歷史記憶中消失，只留下那些著名的被迫剔光頭的蒙羞婦女。今天，《維基百科》可以說是官方敘事的縮影，它上面關於這些事件的條目列出死亡人數僅有赫德爾斯頓引用數字的十分之一，但我認為他是更可信的資料來源。”
一些名聲顯赫的人在事業與公眾影響力達到頂峰的時候突然失去理智、開始宣揚古怪又荒謬的理論，進而毀掉自己的形象，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的主張自然會受到極大的懷疑，甚至根本不被當一回事。
但是，當這些聲譽卓著卻與主流完全相反的聲音開始越來越多，而且他們的主張還都具有某種共性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再這般輕易地駁回他們的觀點了。他們在這些有爭議的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立論無疑對他們的公眾形象沒有任何益處，儘管他們肯定也很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後果，但他們仍然選擇這麼做，甚至不惜寫書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更不用說寫完書後還要想辦法找到願意發行它們的出版商。
約翰・弗林、哈里・埃爾默・巴恩斯、查爾斯・比爾德、威廉・亨利・張伯倫、拉塞爾・格倫菲爾、希斯利・赫德爾斯頓以及其他眾多水平與聲譽都無可挑剔的學者和記者講述了一個大致相同的二次大戰戰史，但它卻完全不同於今天主流的版本，而他們這麼做的代價就是賠上自己的職業生涯。大約在一、兩年後，著名的歷史學家A.J.P・泰勒又再次重申了相同的觀點，結果他被牛津大學掃地出門。我發現很解釋這些人到底為什麼要如此堅持，除非他們說的確實是實話。
如果一個當權的政治機構及其媒體走狗只會向那些支持其黨派路線的人給予豐厚的資金、升遷機會與公眾讚譽，並反過來將遲不同意見的人都趕到另一邊去的話，那麼前者的言論當然就應該受到懷疑。巴恩斯曾用“宮廷歷史學家”來形容那些只知跟著政治風向走的虛偽機會主義者，我們今天的媒體肯定充滿著這樣的人。
這種打壓獨立思考的風氣嚴重地阻礙了我們認識真實歷史的可能。在正常的情況下，不同的觀點應該要能夠在公開或學術場合進行合理的辯論，但如果討論的主題本身就被禁止的話，這樣的辯論顯然就不可能發生。此外，歷史學家也是人，如果他們得因此丟掉飯碗、被列入某種黑名單甚至因此變得一貧如洗的話，他們因為自己的命運而變得憤世嫉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他們的敵人有時反而還會利用這一點來詆毀他們的信譽。
A.J.P・泰勒因為發表對二次大戰的誠實研究而失去了在牛津大學的教職，但他過去的巨大聲望和他的書所奠定的充足信譽似乎保護了他免受進一步的追殺，而且他的書也很快就被認為是一部偉大的經典，繼而多次再版印刷，後來更成為我們精英學府的指定讀物。然而，其它同樣敢於淌渾水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就在泰勒出書的同一年，一位名叫大衛・霍根（David L. Hoggan）的初出茅廬的學者也出版了一本內容大致相同的書。霍根在1984年獲得博士學位，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外交史系，他的導師威廉・蘭格（William Langer）是該領域最傑出的人物之一，而他的處女作《不情願的戰爭》（The Forced War）就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增補寫成。泰勒的書篇幅很短，主要只引用了公開資料和一些英國文獻，霍根的書則非常長且詳實，包括參考文獻在內共有將近三十五萬字，多年來他對波蘭和德國新公開的政府檔案進行了極為深入的研究。儘管兩位歷史學家都同意希特勒絕對無意挑起二次大戰，但霍根卻認為英國政府內部有一些人故意想引發衝突，將戰爭強加予希特勒的德國，就像他的書名所暗示的那樣。
由於霍根的結論極具爭議性，再加上他還只是一位學術新人，他的巨著只發行了德文版，並很快成為了一本話題不斷的暢銷書。作為一名新人學者，霍根很難不受到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與攻訐影響。他似乎與自己的修正主義導師巴恩斯發生了爭執，同時他想透過美國小型出版商發行英文版的希望也很快就破滅了。或許正是出於這些緣故，這位陷入絕境的年輕學者最終精神崩潰，他在20世紀60年代末辭去了舊金山州立學院的教職，這是他擔任過的最後一個嚴肅的學術職務。後來，他在一家小型自由主義智庫擔任研究員謀生，在該智庫倒閉後他又到當地一所大專院校任教，這對於一個哈佛高材生來說無疑是一個淒涼的下場。
他的書本來在1984年總算要以英文版發行，沒想到當時位於洛杉磯的那家小型修正主義出版商竟遭到猶太武裝分子投擲燃燒彈攻擊，整家出版社被完全炸毀，所有印好的庫存全都付之一炬。生活在默默無聞中的霍根本人在1988年因為心臟病逝世，享年六十五歲。隔年，他的英文版著作還是上市了，此時距離他最初寫下這本書已經過了快三十年，這本書在今天已經非常難以取得且要價不斐，不過網路上有一個缺少所有註腳的PDF版本，我已將霍根的作品添加到我的HTML圖書館中，所以在六十年後的今天，一般大眾終於可以直接閱讀這本書了。
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霍根的作品，我發現它非常詳實且全面，雖說讀起來十分枯燥。我仔細讀了前一百頁左右，然後又零散地讀了後面的一些內容，雖然它們只佔全書共七百頁的一小部分，但已足以讓我大致理解這本書的主張。
出版商在1989年的書皮介紹中聲稱本書對導致戰爭爆發的意識形態和外交背景進行了獨特而全面的研究，這似乎是一個相當貼切的評價，直到今天仍然適用。例如，第一章非常詳細地描述了1939年之前一個世紀左右在波蘭民族主義中潮流中出現的幾個互相鬥爭的意識形態，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話題，我從未在其它書中讀過，而且也不是很感興趣。
儘管它長期受到打壓，但如此旁徵博引的詳盡研究往往會成為後來的歷史學家借鋻的對象。事實上，近來的許多修正主義者幾乎都引用過霍根的著作。不幸的是，這裡面充滿了一些嚴重的問題。絲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網路上能找到的決大部分關於霍根的討論都是充滿敵意和侮辱性的，而且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光是討論這本書就很有可能會惹來麻煩。然而，本人也是一名著名修正主義者的加里・諾斯（Gary North）雖然認識霍根，卻也同樣對他抱持批評態度，並堅持霍根的研究充滿偏見、不可靠甚至不誠實。
我自己的感覺是，霍根的絕大多數材料應該都是正確且準確的，雖然我們也許會質疑他的詮釋。然而，鑒於有如此尖銳的指控，我們最好還是需要謹慎對待他的所有說法，特別是他的大部分具體研究成果都得要在研究過大量的檔案之後才好進行評判。事實上，由於霍根與泰勒的觀點從總體上而言可以說是不謀而合，所以我認為我們最好以泰勒的觀點為準。
大衛・歐文的里程碑史學
幸運的是，這些對準確性的疑慮通通可以在另一位更重要的作家身上打消，在他浩如煙海的著作面前，不管是霍根還是其他二戰史學家都會黯然失色。下面是我在去年對大衛・歐文（David Irving）作出的評論：
“歐文的書已經賣出了數百萬冊，其中包括一系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的暢銷書，現年八十歲的歐文很可能是過去一百年來最成功的英國歷史學家。儘管我只讀過他的幾本較短的作品，但我可以保證它們真的寫得很好，歐文經常運用他驚人的考證功底徹底顛覆我一直以來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天真理解。如果他的龐大著作最終成為未來的歷史學家試圖理解我們充滿腥風血雨的20世紀時所依靠的支柱的話，即使那個時代的其他大多數編年史家都被遺忘，我也不會感到訝異。
在面對完全推翻既有歷史敘事的驚人主張時，保持懷疑是理所當然的，何況我自己本來就不是二戰歷史方面的專家，這也使我不得不特別謹慎。歐文透過抽絲剝繭地挖掘各種文獻還原了一個與我過去的天真認知完全不同、甚至該說是毫無相似之處的溫斯頓・邱吉爾，這自然引起了一個問題，即我是否可以相信歐文的主張與解釋。他所有的論點都有大量的腳註，同時他還引用了非常多來自官方檔案中的文獻，但我怎麼可能有時間或精力去查證它們呢？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個極其不幸的轉折似乎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歐文是一個非常講求學術精神的人，他無法編造史料中沒有的東西，即使這麼做也許可以讓他獲得巨大的好處，他也無法捏造根本不存在的證據。正因如此，他對各種深植人心的文化圖騰（cultural totems）的不屑一顧或敷衍了事的態度最終惹來了一群來自特定民族意識形態的狂熱分子的激烈誹謗。這種情況與我從前的哈佛教授E.O・威爾森（E.O. Wilson）的遭遇可謂如出一徹。威爾森大約在同一時間出版了他的《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研究》（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這本書對現代人類演化生物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biology）這門領域的誕生有極大貢獻。
這些激進的種族活動人士發起了一場運動，施壓歐文的出版社停止再繼續發行他的書，然後又在他飛往世界各地進行演講的時候不停騷擾阻撓，甚至遊說各國禁止他入境。他們還在媒體上大肆誹謗，不停抹黑他的為人與學養，乃至直接把他說成是‘納粹’、‘狂熱的希特勒信徒’，這一切都跟威爾森教授的遭遇一模一樣。
在20世紀80−90年代，這些持續不斷地行動，有時是激烈的暴力活動，最終漸漸取得了成果，對歐文的職業生涯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他原本深受世界各國的頂尖出版商青睞，他的書曾經可以在英國最有名的報紙上連載和評論；現在他卻逐漸成為了一個邊緣人物，甚至是一個賤民，他的收入因此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1993年，黛博拉・利普斯塔特教授（Deborah Lipstadt），一位相當無知且狂熱的神學與大屠殺（或者該說是‘大屠殺神學’）研究者，她在她的書中猛烈抨擊歐文是‘大屠殺否認者’，導致後者懦弱的出版商臨時決定取消與他的新書簽約。這一事件最後變成了1998年的一場充滿火藥味的訴訟，以及2000年在英國法院舉辦的那場大名鼎鼎的誹謗審判。
這場官司堪稱是一場現實版的大衛與歌利亞之戰，富有的猶太電影製片人和企業高管紛紛慷慨解囊，向利普斯塔特提供了一千三百萬美元的巨額資金，使她能夠組織一支由四十名研究人員和法律專家組成的名副其實的軍隊，並且其領袖之一還是英國最頂尖的一位猶太裔離婚律師。相形之下，歐文只是一個身無分文的歷史學家，被迫在沒有任何法律顧問的情況下為自己申辯。
現實生活終究不是童話故事，在這個世界上最後得勝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歌利亞，這次同樣也是如此，歐文被這場官司搞到破產，失去了他在倫敦市中心的精美住宅。但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我真的為那些以折磨他為樂的人的勝利感到惋惜。
儘管他們口口聲聲說歐文‘否認大屠殺’，但據我所知，歐文的幾十本書裡根本就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恰恰是他的沉默激起了他們唾沫橫飛的怒火。因此，由於缺乏一個明確的攻擊目標，他們重金請來的研究人員和事實查核人員反而花了一年或更長的時間來對歐文發表過的所有內容進行逐字、逐註腳的審查，他們拚命地想要從中找到任何可以用來攻擊他的歷史錯誤。他們為此動用了近乎無限的金錢和人力，並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恣意傳喚、翻閱他數千頁的私人日記與信件，為的就是要證明他的確抱有‘邪惡的思想’。2016年，好萊塢甚至上映了一部由利普斯塔特和他人共同編劇的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裡面完全是從她的角度來回顧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然而，縱使擁有如此巨大的財力與人力，他們最後卻還是一無所獲，頂多是利普斯塔特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宣布自己勝利的《歷史的審判》（History on Trial）。面對這些長達四十年的研究和寫作成果，包括無數令人震驚且充滿爭議的歷史主張，但他們到頭來也只發現了幾十處所謂的事實或解釋上的小錯誤，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模稜兩可或有爭議的。在翻遍歐文的每一頁日記後，他們所能找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他曾經為他襁褓中的女兒寫過一首‘缺乏種族敏感性’的兒歌，就是這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被他們拿來大肆宣揚，以證明他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種族主義者’。因此，他們其實已變相承認了歐文龐大的歷史資料庫的準確性至少有99.9%。
我認為這種‘不吠之犬’的沉默與雷鳴般的指責恰恰說明了問題。據我所知，放眼整個世界歷史，還沒有哪個學者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嘔心瀝血完成的學術成果曾受到如此勞師動眾、大費周章地敵意審查。由於歐文顯然以出色的成績通過了這項考驗，我認為我們可以相信他在書中提出的幾乎每一個讓人跌破眼鏡的說法——就像他在那部演講影片中所概括的——是絕對準確的。”
我在幾年前讀過歐文的兩本篇幅較短的作品，分別是《紐倫堡：最後一役》（Nuremberg: The Last Battle）和《通往戰爭之路》（The War Path），後者討論了導致戰爭爆發的始末緣由，因此它與泰勒的歷史有不少重疊之處。歐文的分析與他傑出的牛津前輩非常相似，同時他提供了大量的文獻證據來支持那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被概述過的故事。我並不對他們的異口同聲感到訝異，畢竟人們如果想要準確地描述同一段歷史，那麼具有一致性也是理所當然的，反之不誠實的宣傳才可能會因為口徑的不同而充滿分歧。
直到最近我終於決定翻開歐文的另一本長得多的書《邱吉爾的戰爭》（Churchill’s War）第一卷，這本書有大約三十萬字，內容涵蓋了這位傳奇英國首相的故事與直到巴巴羅薩行動之前的歷史，而整本書也依然一如既往地出色。
有一個小例子可以說明歐文的直言不諱與學識淵博，他在書中反覆簡短提到1940年盟軍曾一度考慮要突襲蘇聯並摧毀其巴庫油田，這是一個完全災難性的計畫，如果它真的實施，最後肯定會導致盟軍輸掉戰爭。這個令人尷尬的派克行動（Operation Pike）幾乎完全被排除在西方後來對這場戰爭的所有描述中，這使人不禁好奇我們的那些專業歷史學家究竟有哪些是真的不知道，又有哪些是故意略過不提這段往事。
我對邱吉爾的了解直到不久以前還稱得上是相當粗淺，因此歐文的書真的讓我大開眼界。也許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這個人原來有多麼貪婪和腐敗，邱吉爾是一個揮霍無度、生活奢靡的人，他的開銷總是遠遠超出自己的經濟能力，就是這樣他仍然在自己的大型莊園中僱用了數十名僕人，儘管他根本沒有固定且可靠的收入來源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這種入不敷出的窘境使得他只能任由那些願意掏錢供給他的奢侈生活以換取政治利益的人擺佈。英國其它黨派的很多政治人物也是半斤八兩，這些人都是邱吉爾的親密政治盟友。
簡而言之，在二次大戰爆發前的幾年裡，邱吉爾和其他許多英國議員經常從猶太人和捷克人那裡收取大量的政治獻金——說白了就是賄賂——條件是他們要推動對德國政府不利的政策，實際上就是為了開戰。這裡面涉及的金額相當可觀，光是捷克政府就向有可能推翻現任政府的和平政策的英國官員、出版商和記者支付了數千萬美元。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發生在1938年初，當時邱吉爾由於在美國股市炒股失敗而一夕間敗光了所有家產，為了避免破產他差點就要出售自己心愛的鄉村莊園，好在一位意圖推動對德戰爭的外國猶太富豪及時伸出了援手。歐文將描述邱吉爾早年的這些骯髒勾當的那一章命名為〈收錢辦事〉，不得不說真是非常貼切。
諷刺的是，德國情報部門得知了英國議員的大規模收賄行為，並將這一消息告訴了英國首相張伯倫，後者對那些總是在政治上與自己爭鋒相對的對手私底下竟是如此腐敗感到十分震驚，但他終究還是太過紳士，結果到最後也沒有逮補和起訴他們。我不是那個時代的英國法律專家，但民選官員在是要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上聽從外國人的囑咐以換取鉅額的賄賂，至少在我看來這就是毫無疑問的叛國罪，如果當初能夠及時逮補邱吉爾的話，我相信那反而會拯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我過往的印象是，愈是品格低劣的人就愈有可能出賣本國的利益來換取外國人的賄賂，因此這類人往往是不法分子和外國間諜的首選目標。邱吉爾似乎確實屬於這一類人，畢竟他從踏入政壇以來就一直貪腐傳聞不斷。後來他更透過肆無忌憚地偽造藝術品來賺錢，羅斯福最終發現了這一事實，並可能將其當成把柄來拿捏邱吉爾。同樣糟糕的還有邱吉爾本人經常喝個爛醉，他對酒精的依賴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幾乎到了酒精中毒的程度。事實上，據歐文指出，羅斯福常常在私下談話中嘲諷邱吉爾是個“醉漢”。
在20世紀30年代末，邱吉爾和他同樣被收買的政治盟友集團一直在無休無止地攻擊與譴責張伯倫的和平政策，他為此不惜編造各種毫無根據的瘋狂指控，聲稱德國已經在集結兵力準備進犯英國。這些天花亂墜的指控接著又會獲得被猶太利益集團控制的媒體附和，結果極大地惡化了德英兩國的關係。最終，排山倒海的壓力迫使張伯倫做出了極不明智的決定，亦即向波蘭不負責任的軍事獨裁政權提供無條件的軍事支持保證。獲得保證後，波蘭人便輕率地拒絕了與德國的任何邊界問題談判，這成為了戰爭的導火線，導致六個月後德國悍然入侵波蘭以及隨後英國向德國宣戰。英國媒體大肆宣傳邱吉爾是勇不畏戰的政治領袖，而張伯倫在被迫成立戰時民族團結政府後，他的許多政敵就名正言順地進入了政府，並被委以海軍事務的重任。
在僅僅以六個星期的時間就迅速擊敗波蘭後，希特勒試圖與盟軍講和卻不成，於是戰爭只能繼續下去。1940年初，邱吉爾成功說服政府，開始準備對中立國挪威發起大規模的海上入侵，藉以從戰略上包抄德國人。但希特勒發現了這個計畫並先發制人；邱吉爾的嚴重戰略過失反而導致原本佔據巨大優勢的英軍出人意料地嚐到了大敗。邱吉爾早在一次大戰的時候就曾因為加里波底戰役的災難性失敗而被迫從英國內閣請辭，但這一次與他狼狽為奸的媒體們卻將發生在那維克的災難都怪罪到張伯倫頭上，在後者辭職下台後，邱吉爾便接替他成為了首相。英國海軍的軍官們無不對這位敗軍之將現在居然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感到不敢置信，但現實的真相已完全被媒體所竄改，而英國大眾也始終沒有發現這一巨大的諷刺。
這只不過是歐文令人信服地闡述的邱吉爾人生中一連串重大軍事失敗和賣國求榮的冰山一角，這些事實後來都被從我們經過神聖化的大戰歷史中抹去了。我們早就該意識到，任何大部分時間都因為酗酒而神智不清的戰時領導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尤其是如果他們還像邱吉爾那樣熱衷於進行軍事微操的話。
1940年春天，德國人借道比利時向法國發動了突如其來的坦克突襲，一路上可以說是勢如破竹，邱吉爾只好急令英國指揮官立刻率軍往海岸撤退，卻沒有同時知會正在前線作戰的法國和比利時盟友，結果導致他們的軍隊慘遭圍剿與消滅。法國戰敗並被佔領後，這位英國首相又下令對已經解除武裝的昔日盟友的艦隊展開突然襲擊，殺死了兩千多名士兵；雖然這場悲劇的直接原因是他誤譯了一個法語單詞，但這起“珍珠港式”的事件仍然成為了法國領導人數十年來的難嚥之恨。
希特勒一直渴望與英國維持友好關係，他當然也試圖避免這場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戰爭。由於法國已經戰敗，英軍又撤出了歐洲大陸，他趁勢向英國提出了非常寬大的議和條件，並提議兩國一起建立新的聯盟。英國參戰打從一開始就毫無道理，更沒有任何益處可言，所以張伯倫和過半數的內閣成員自然而然傾向於支持議和，而且如果英國公眾和政治精英能夠仔細了解德國提出的條件的話，這個議和提議本來很可能會獲得壓倒性的支持。
儘管他偶爾也會產生猶疑，但邱吉爾仍堅持戰爭必須繼續下去，歐文在這裡非常有理有據地指出，他的動機完全是非常私人的。在他漫長的從政生涯中，邱吉爾有著屢戰屢敗的難堪戰績，好不容易實現了當上首相的夢想，卻在入主唐寧街僅僅十個星期後就輸掉一場重大戰爭，他本來應該就此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反之，只要他能讓戰爭持續下去，就或許還有翻盤的機會，特別是假如他可以說服美國人加入英國這邊的話。
由於結束與德國的戰爭雖符合國家利益，卻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邱吉爾採取了殘忍的手段來阻止和平呼聲繼續高漲下去。與大多數國家一樣，英國和德國都簽署了禁止對城市中的民用設施進行轟炸的國際公約，儘管這位英國領導人非常希望德國人攻擊他的城市，可是希特勒卻嚴格恪守這些公約。無奈之下，邱吉爾只得下令對德國首都柏林展開一連串的大規模轟炸，此舉造成了相當大的破壞，在多次警告無效後，忍無可忍的希特勒終於決定對英國城市進行類似的報復。民眾親眼目睹了德國的轟炸造成的嚴重破壞，卻絲毫不知一切都是英國起的頭，於是公眾的態度開始轉向強烈反對與邪惡的德國進行任何議和。
戰時曾在美國軍事情報部門擔任高級職務的雷維洛・奧利佛教授（Revilo P. Oliver）在半個世紀後出版的回憶錄中，用充滿痛苦的語氣回顧了這一系列的事件：
“英國違背了我們人類迄今為止所尊重的所有文明戰爭道德，乃至背信棄義地打破了所有關於‘不設防城市’的莊嚴外交盟約，一聲不吭地對德國的不設防城市展開狂轟濫炸，其目的很明顯就只是為了盡可能殺死更多手無寸鐵的男人和女人，迫使極不情願的德國政府向英國進行對等的報復，殺死手無寸鐵的英國男人、男人和兒童，好激起英國全體上下的同仇敵愾，使人們主動支持政府瘋狂的戰爭渴望。
誰能想像竟然有如此卑鄙、墮落的政府，將死亡與痛苦強加在自己的人民——它號稱要‘效忠’的公民身上——我懷疑如此恬不知恥且殘酷無情的叛國行為就連成吉思汗、旭烈兀或帖木兒都會感到不恥，這些來自東方的野蠻人都因為他們的嗜血暴力而臭名昭彰。據我所知，至少在歷史上並沒有紀錄過他們為了煽動謊言而主動屠殺自己的婦女和兒童...而在1944年那時，英國軍事情報局的官員都很理所當然地認為，亞瑟・哈里斯元帥（Arthur Harris）會在戰後被因為對英國人民犯下的叛國罪絞死或槍決...”
邱吉爾無情地違反了所有關於轟炸不設防城市的戰爭法，直接導致歐洲許多最美麗且古老的城市被炸成碎片。但也許是因為長期酗酒的緣故，他後來甚至企圖犯下更可怕的戰爭罪行，只是因為他的軍方和政治下屬的全體一致反對才只好作罷。
除了禁止轟炸不設防城市之外，這些締約國家也都同意禁用毒氣，但是亦儲存了足夠的毒氣以防需要時進行報復。由於德國在化工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納粹製造了最致命的新型神經毒氣，例如塔崩和沙林毒氣，即使使用它們將明顯有助於東線和西線的戰事，但希特勒卻依然嚴格遵守國際公約。然而，在1944年進入戰爭末期後，盟軍對德國城市的無情轟炸招致了V-1火箭針對倫敦的毀滅性報復攻擊，憤怒的邱吉爾堅持要對德國城市使用毒氣，如果真的讓他得逞的話，數百萬英國人很可能接著就會死於德國的神經毒氣反擊。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邱吉爾試圖用數十萬枚致命的炭疽炸彈來轟炸德國的提議也遭到了制止，因為這一行動可能會使得中歐和西歐的大片土地好幾代人都無法居住。
歐文對這些歷史的揭露絕對令人大開眼界，在這裡更應該要感謝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和她勤奮的研究團隊，他們的繁瑣調查反倒證明了歐文所言句句屬實。
歐文的兩卷關於邱吉爾的傑作合計超過七十萬字，要讀完它們至少需要好幾個星期跑不掉。所幸，歐文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講者，他關於該主題的幾場延伸講座最近被Youtube刪除得一乾二凈，不過還是可以在BitChute上面觀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起源
我在最近重讀了帕特・布坎南在2008年出版的書，他在書中嚴厲斥責了邱吉爾在這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而我從書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歐文毫無疑問是最權威的邱吉爾傳記作家之一，他詳盡的引述文獻帶來了許多新的發現，還有他的著作更是銷量上達數百萬冊。然而，歐文的名字卻從未出現在布坎南的書或他的參考文獻中，雖然我們可以懷疑布坎南或許已經通過其它更“乾淨”的來源來引述了歐文的材料。布坎南引用了很多泰勒的觀點，但他完全沒有提到巴恩斯、弗林或其他幾位美國的頂尖學者和記者，他們都因為表達了與那位作家類似的觀點而受到清洗。
在20世紀90年代，布坎南曾被認為是美國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那時他在印刷刊物和電視媒體上均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並且他在1992年和1996年還曾兩次以驚人的勢頭試圖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這足以說明他在全國的知名度。
但他的眾多意識形態敵人卻始終不肯放過他，到了2008年他仍在MSNBC有線頻道上擔任評論員，這是他在公眾視野中僅存的立足點之一。他可能已經認識到出版修正主義的二戰史書籍會斷送自己的前程，以及與歐文或巴恩斯等被清洗和封殺的人物扯上關係肯定會導致他被所有電子媒體永久放逐。
十年前我閱讀布坎南的書時的感覺非常不錯，但在後來讀多了關於那個時代的書後，現在第二次重讀的我卻覺得有些失望。除了他有時輕佻、有時誇張且不怎麼有學術氣息的語氣之外，我最反感的不是他有爭議的立場，而是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迴避各種有爭議的話題和問題。
也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戰爭的真正起源這個問題，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蹂躪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造成大約五、六千萬人死亡，然後又引發了後來的冷戰時代，使共產主義政權控制了近一半的歐亞大陸。泰勒、歐文及其他許多都已經揭穿了希特勒企圖征服世界這一荒謬的神話，但如果這位德國獨裁者其實並不應該背上那麼多責任，那麼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否另有其人呢？或者說，這場世界大戰的發生方式實際上與上一場大戰有些相似，我們的傳統歷史都認為一次大戰主要是由於一系列錯誤的決策、誤判情勢和輕率的挑釁所造成的。
約翰・弗林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派記者之一，雖然他一開始是羅斯福新政的堅定支持者，但後來他逐漸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因為他發現羅斯福的各種政府計劃其實根本就無法拯救美國經濟。1937年發生的又一次經濟崩潰使得失業率再度飆升至總統剛上任時的水平，這直接印證了弗林的觀點。正如我在去年寫道：
“事實上，按照弗林的說法，到了1937年底羅斯福已經開始轉向激進的外交政策，目的就是要誘使美國捲入一場重大的對外戰爭，主要是因為他相信這是唯一能夠擺脫眼下令人絕望的經濟和政治困境的方法，在歷史上國家領導人採取這種做法並不是沒有先例。他在1938年1月5日投書於《新共和國》的文章中提醒那些不相信的讀者，羅斯福的一位高級顧問曾私下向他吹噓說，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凱因斯主義’和一場重大的戰爭將解決國家目前看似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在當時，與日本開戰，可能是為了爭奪拉丁美洲的利益，似乎是我們預期的目標，不過歐洲的事態發展很快就讓羅斯福確信，煽動對德國的全面戰爭是更好的方向。後來的研究人員從回憶錄和其它歷史文獻中發現的證據皆證實了弗林的指控，即羅斯福曾命令他的外交官向英國和波蘭施壓，力阻它們與德國談和，最終導致二次大戰在1939年爆發。”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那些本人就身處在重要歷史事件之中的人們的私下意見可以說是相當強烈的證據。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約翰・威爾（John Wear）整理了許多來自同一時期的評論，這些評論都顯示羅斯福不斷在向英國的政治領導層施壓，因而成為了促成世界大戰發生的關鍵人物，他甚至曾在私下承認，假如這些事情曝光的話，他十有八九會被彈劾。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波蘭和英國駐華盛頓大使以及美國駐倫敦大使的評論，後者轉達了張伯倫本人的意見。事實上，德國早在1939年就取得並公佈了波蘭的機密外交文件，裡面就披露了這些資訊，而張伯倫也在他1950年出版的書中證實了它們都是真的。由於主流媒體從來不會報導這些事情，因此直到今天這些事實依然鮮為人知。
在邱吉爾及其盟友的大力協助下，羅斯福在促成二次大戰爆發的背後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在1939年那時，但澤日益緊張的局勢反倒為史達林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戰略機遇。他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接著兩國便瓜分了波蘭，但明明蘇聯也佔領了波蘭的一半，英法卻只對德國宣戰。史達林正在坐等歐洲列強互相消耗，然後他就開始集結起了前所未有的進攻性軍事力量，並很快就擁有了比全世界其它國家加起來都還要多、性能也更優秀的坦克。
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時候寫道：
“當我們試圖了解1941年德國向蘇聯發起進攻的巴巴羅薩行動的來龍去脈時，就絕不能忽略這些重要的因素，後來這場行動也成為了戰爭的轉捩點。在當時以及隨後的半個世紀裡，西方歷史學家總是宣稱天真的史達林完全沒有料到這次進攻，而希特勒出兵的動機則是因為他渴望建立一個龐大的德國陸地帝國，如同他在十六年前出版的《我的奮鬥》中所誇下海口的那樣。
但是在1990年，一位叛逃到西方並居住在英國的前蘇聯軍事情報官員卻扔下了一枚震撼彈。他以筆名維克托・蘇沃洛夫（Viktor Suvorov）出版了許多關於蘇聯軍隊的備受好評的書籍，可是在《破冰者》（Icebreaker）這本書中，他聲稱根據自己過去對蘇聯內部檔案的廣泛研究顯示，其實早在1941年史達林就已經集結了龐大的進攻性軍事力量，並命其沿著邊界部署，準備好要出兵並輕鬆擊敗無論在數量還是火力上均處於劣勢的國防軍，進而迅速征服整個歐洲。
幾乎就在最後一刻，希特勒忽然意識到自己落入了一個戰略陷阱，於是他不得不緊急命令自己無論在數量還是武器上都處於劣勢的軍隊，對正在集結的蘇聯軍隊發起了一場孤注一擲的攻擊，沒想到還真的把蘇軍打了個措手不及，從而強行在本來已必敗無疑的困局中扳回了一場重大的初步勝利。蘇聯在邊境囤積了大量的彈藥和武器，這些裝備恰好就成了德軍來之不易的補給，它們很快就通通落入德國人手中，這對資源嚴重不足的德軍而言無疑是一場及時雨。
雖然在英語世界中幾乎被完全忽視，蘇沃洛夫的這本開創性的書仍很快在俄羅斯、德國及其它國家成為暢銷書，還有他後來續寫的其它幾部作品，高達五百萬冊的銷量使他一躍成為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軍事史學家。與此同時，英語媒體和學術界則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遠離這場全球辯論，甚至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發行蘇沃洛夫的英文版作品，直到快要二十年後才終於有一家著名的海軍學院出版社的編輯決定打破這種知識禁運。”
儘管本文討論的主軸是歐洲戰場，但太平洋戰場的實際情況似乎也跟我們的官方歷史有很大不同。日本從1937年以來就一直在與中國打仗，但它很少被視為世界大戰的開始。相反的，1941年12月7日發生的珍珠港事件一般才被認為是這場戰爭真正開始成為世界大戰的時候。
羅斯福從1940年起就不斷在政治上出招，設法推動美國與德國開戰，可是公眾輿論卻始終站在另一端，民調顯示有高達80%的民眾反對參戰。這一切都在日本的炸彈落在夏威夷後發生的改變，自此這個國家終於被捲入了戰爭。
鑒於這些事實，人們理所應當會懷疑羅斯福是不是故意通過凍結日本資產、禁運所有重要燃油供應以及拒絕東京領導人一再提出的談判，來逼迫對方發起攻擊。在巴恩斯1953年編輯的那本論文集中，著名外交史學家查爾斯・譚希爾（Charles Tansill）十分有說服力地總結說，羅斯福是有意想利用日本的攻擊來作為“通往戰爭的後門”好名正言順地與德國開戰，這一論點他早在自己前一年出版的一部同名著作中就已經提出了。幾十年來，各種私人日記和政府文件似乎都證實了這種解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承認他們的計畫就是要“逼迫（日本）開第一槍。”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奧利佛教授甚至根據戰時他在情報部門任職時掌握的資訊指出，羅斯福還用計欺騙了日本人，讓他們以為他計劃先發制人對日軍發起攻擊，從而誘使他們為了自衛而出擊。
到了1941年，美國已經破譯了日本的所有外交密碼，日方的所有秘密通訊此時都已被一覽無遺。因此，長久以來一直有一個極具爭議的說法認為，羅斯福其實早已知悉日本要襲擊我們的艦隊，卻故意不警示當地的指揮官，因為只有一記突如其來的重拳才能引起全國的同仇敵愾、激發人民的參戰熱情。譚希爾和國會調查委員會的一位前研究人員在巴恩斯1953年編輯的那本論文集中提出了這個可能性，隔年一位前美國海軍上將出版了《珍珠港的最後秘密》（The Final Secret of Pearl Harbor），裡面更詳細地討論了這個論點。這本書還附有美國在二戰時期軍銜最高的某位海軍指揮官所寫的導言，他本人完全同意這個充滿爭議的理論。
2000年，記者羅伯特・史汀內特（Robert M. Stinnett）根據他八年來對各種檔案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新證據，最近才有人寫了一篇文章來討論這件事。史汀內特提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論點，要是華盛頓事先警告珍珠港的指揮官，他們的防禦準備就一定會被潛伏在當地的日本間諜注意到，並回報給正在逼進的奇襲部隊；如果無法出其不意的話，這場攻擊行動就很可能會被中止，如此一來羅斯福的所有戰爭計畫就會化為泡影。儘管一些細節或許存在爭議，但我發現那些證明羅斯福的確早已知情的證據非常令人信服。
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背後的重要作用
羅斯福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才將目光轉向對外戰爭，但也許是猶太人對納粹德國的壓倒性敵意才導致他決心與德國大動干戈。約翰・威爾引用的波蘭駐美大使的機密報告對1939年初美國的政治局勢進行了引人注目的描述：
“現在的美國瀰漫著一股情緒，對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希特勒本人以及與國家社會主義有關的一切的仇恨正在與日俱增。這裡的輿論幾乎完全被猶太人掌控，他們控制了所有廣播、電影、日報和雜誌媒體。即使這種宣傳手法非常低劣，它只是在盡可能以各種方式抹黑德國——特別是誇大所謂的宗教迫害和集中營——話雖如此，這種宣傳卻非常有效，因為這裡的公眾完全無知，他們對歐洲的情況一無所知。
如今，大多數美國人都將希特勒總理和國家社會主義視為威脅世界的最大邪惡與危險。這個國家無疑是最適合那些公共演說家、德國和斯洛伐克移民的地方，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用各種謊言來煽動公眾。他們不停地誇讚美國的自由，並以極權主義國家作為強烈的對比。
有趣的是，在這場精心設計的、完全衝著國家社會主義而來的宣傳運動中，蘇維埃俄羅斯的身影卻幾乎完全消失了，如果非得要提到蘇聯，那也會是以友好的方式，蘇聯被說成是民主國家最好的夥伴。由於這種巧妙的宣傳，美國人普遍都對紅色西班牙抱持著同情的態度。”
由於猶太人重金資助了邱吉爾及其盟友，並蓄意引導美國政府和公眾傾向與德國開戰，因此有組織的猶太團體很可能得為大戰的爆發負起很大一部分的責任。這一觀點也獲得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的確，《福萊斯特日記》（Forrestal Diaries）就記錄了我們的駐倫敦大使的心聲：“他說，張伯倫曾表示，是美國和猶太人硬將英國推向戰爭。”
多年來希特勒與國際猶太人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也是一個廣受公眾關注的話題。自從他踏入政壇以來，希特勒幾乎就從未掩飾過他的意圖，也就是將德國從一小撮控制著媒體和金融的猶太人手中解放出來，並將國家還給剩下99%的德國人，這一提議立刻就激起了全世界猶太人的強烈敵意。事實上，就在他上台後不久，倫敦一家主流報紙便在1933年登了一篇令人震驚的新聞，宣布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已向德國宣戰，他們正在組織一場國際性的抵制活動，以迫使德國人最終在飢餓下屈服。
近年來，猶太團體仍經常組織類似的國際抵制活動，好逼迫那些頑固的國家就範，這幾乎已成為全球政治的常態現象。不過在今天，猶太人幾近完全把持了美國的政治體制，以至於現在這些抵制活動已不再是私人的，而是由美個政府親自帶頭實施。這在20世紀90年代的伊拉克身上就發生過，只不過在邁入新世紀後又變得更加普遍。
雖然我們的官方調查得出的結論是，9/11恐怖攻擊帶來的財政負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但被新保守主義勢力掌控的布希政府卻仍然以此為藉口，在財政部新設立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亦即美國財政部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副部長。那些人很快就開始透過這個職位，來利用美國在全球銀行體系以及以美元計價的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發動金融制裁與經濟戰，其針對的目標往往是與以色列為敵的個人、組織和國家，尤其是伊朗、真主黨跟敘利亞。
巧的是，縱然猶太人僅佔美國人口的2%，但是十五年來擔任過該職位的前後四任副部長——斯圖爾特・利維（Stuart A. Levey）、大衛・科恩（David S. Cohen）、亞當・蘇賓（Adam Szubin）、西格爾・曼德爾克（Sigal Mandelker）——通通都是猶太人，現在最新任的那位甚至還擁有以色列國籍。利維是副國務卿，他先後經歷過布希與歐巴馬政府，這凸顯了這個職位並不受兩黨的更迭所影響。
大多數的外交政策專家當然都心知肚明，猶太團體和活動分子在推動這個國家陷入災難性的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而且這些團體和個人在過去十幾年來也一直努力想要煽動美國對伊朗動武，雖然至今仍未成功。現在的局面不免使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末英國和美國的政治局勢。
那些對媒體圍繞著伊拉克戰爭的謊言感到憤怒，但卻又照單全收二戰傳統敘事的人，都應該思考一下我在去年提出的一個思想實驗：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過去，就必須避免只狹隘地聽信其中一方的說法，特別是如果那一方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並且完全掌控了後來發表的所有書籍與評論的話。在網路出現之前，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經常需要投入極大的學術精力，哪怕只是翻閱過去曾經流行過的刊物合訂本。然而，要是沒有這種做學問的精神，我們就有可能會陷入非常嚴重的誤解。
伊拉克戰爭及其後果無疑是2000年代的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然而，設想在遙遠的未來，如果人們只能從《標準周刊》、《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和Fox新聞來了解那段歷史的話，也許還有這些媒體人撰寫的書籍，我很懷疑他們最後吸收到的是否只會數不盡的謊言。這些扭曲、失真、誇大，尤其是刻意略去某些事實的報導肯定會令他們對那段時期的歷史產生完全錯誤的理解。”
另一個有著驚人相似之處的例子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受到的妖魔化，他驅逐了猶太寡頭分子，這些寡頭在葉利欽這位醉鬼執政時期嚴重地掏空了俄羅斯、使廣大平民陷入赤貧，結果普京此舉卻激起了大量猶太人的敵意。在猶太投資人比爾・布勞德（William F. Browder）說服美國國會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以懲戒這位俄羅斯領導人居然敢對付自己國內的金融帝國後，這場衝突又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最反普京的新保守主義批評者經常譴責他是“新希特勒”，而一些比較中立客觀的觀察家則認為，自20世紀30年代的那位德國總理之後，還沒有哪個外國領導人曾受到美國如此不用其極地誹謗。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普京和希特勒確實很像，但卻不是在我們一般以為的那種意義上。
那些學識淵博的人當然知道猶太人在推動我們針對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和俄羅斯的軍事或金融戰爭背後所扮演的角色，但沒有一個知名的公眾人物或記者敢於公然提及這些事，否則熱心的猶太活動家及其控制的媒體就會讓他們吃不完兜著走。例如，幾年前著名的CIA反擴散行動（anti-proliferation）特工瓦萊麗・普萊姆（Valerie Plame）就曾因為一條具有暗示性的推文而引起輿論撻伐，最後逼得她不得不辭去自己在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在更早三代人以前，另一位名人也有過類似的遭遇：
“這些事實現在皆已被數十年來的學術研究所證實，它們證明了查爾斯・林白在1941年9月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治集會上發表的著名有爭議演說並不是口說無憑。在那場演說中，他指責有三個團體正在‘將這個國家推向戰爭：英國人、猶太人以及羅斯福政府’，他因此招致了媒體和輿論的猛烈攻擊，還被貼上了反猶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的標籤。考慮到現實的政治局勢，林白的言論可以說是完美印證了邁克爾・金斯利（Michael Kinsley）的玩笑話：‘對政客來說，說實話就是一種失言——因為他說了一些明顯不該說的真話。’但結果是，林白曾經作為國家英雄的聲譽因此受到了巨大且永久的傷害，各式各樣的誹謗一直籠罩著他人生餘下的三十年，甚至到他死了也沒有結束。雖然他沒有完全淡出公眾視線，但他的地位早已無法與過去同日而語。”
看完上面這些例子，我們就不會對幾十年來幾乎所有歷史敘事都小心謹慎地避免提到猶太人是如何在背後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把感到驚訝了，哪怕連那些勇於對官方神話提出尖銳挑戰的敘事也是如此。泰勒1961年出版的那本一反傳統觀點的著作完全沒有提及猶太人，張伯倫和格倫菲爾的書也沒有。歷史修正主義的泰斗哈里・巴恩斯在1953年編輯了那本企圖戳穿關於二次大戰的種種謊言的論文集，裡面同樣完全缺乏對猶太人扮演了什麼角色的討論，在總計二十萬字的書中頂多只有一兩句話和引述自張伯倫的簡短評論。巴恩斯和他的許多撰稿者都遭到了清算，只有愛達荷州的一家小型出版社願意發行他們的書，即使如此他們還是不願意觸碰那些話題。
就連最激進的修正主義者大衛・霍根似乎也很小心翼翼地想要迴避猶太人的話題。他三十頁的索引文獻中沒有任何關於猶太人的書目，而在七百頁的文本裡也只列出了零星幾處參考資料。事實上，雖然他的確引用了波蘭大使和英國首相的聲明，指出猶太人在推動戰爭這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他接著卻毫無理由地表示，不用過多考慮這些人說過的話，即使他們是最了解那段歷史的人。
在流行小說《哈利波特》中，年輕的主角有一個叫做佛地魔的宿敵，他經常被稱為“不能說出名字的人”，因為光是唸出那幾個字就有可能會帶來災禍。猶太人長久以來一直在媒體和政治生活中享有著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而那些狂熱的猶太活動家則隨時都做好了準備，只要一聲令下就會出擊去譴責與詆毀任何被懷疑對他們的族群不夠友善的人。於是在這種兩因素的結合下，大多數的作家和公眾人物都對猶太人產生了某種“佛地魔效應”。一旦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在分析可能包含猶太人因素的有爭議歷史問題就需要特別謹慎，並且要特別警惕沉默所代表的意義。
那些敢對打破圍繞二次大戰的可怕猶太禁忌的作家終究是少數，但我知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正如我最近寫道：
“幾年前我偶然讀到了一本1951年出版的非常不起眼的書《美國的鐵幕》（The Iron Curtain Over America），其作者約翰・貝蒂（John Beaty）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大學教授，曾在戰時於情報部門工作過，他當時的工作是製作給所有美國高級官員閱讀的每日簡報，總結過去二十四小時出現的任何新情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作為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他認為美國的許多猶太人都涉入了有顛覆嫌疑的活動，這對美國的自由傳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尤其是猶太人對出版物和媒體的控制正在變得日益強大，使得美國人民越來越難聽見不同的聲音，這種無形的審查就是他書名中所說的‘鐵幕’。他將與希特勒德國的這場完全不必要的戰爭歸咎於猶太利益集團，德國一直以來都很想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但堅決與受歐洲猶太人支持的共產主義為敵的德國最終卻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當時就跟今天一樣，一本如此具有爭議性的書根本不可能在紐約找到一家願意發行的主流出版社，但它最後還是被達拉斯的一家小公司付梓出版，而且還立刻成為了暢銷書，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又重印了大約十七次。TAC的編輯斯科特・麥康奈爾曾說過，貝蒂的書是20世紀50年代第二受歡迎的保守派經典，僅次於羅素・柯克（Russell Kirk）的一代名著《保守派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
一本由小型出版社發行、作者又名不見經傳的書通常很少能成為暢銷書，但這本書卻引起了退役將軍喬治・斯特拉特邁耶（George E. Stratemeyer）的注意，其曾經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手下的將官之一，他甚至寫了一封信給貝蒂以表示對他的認可。貝蒂將這封信納入了他的圖書宣傳中，想不到這卻激起了反誹謗聯盟（ADL）的憤怒，它的全國主席立即聯繫了斯特拉特邁耶，要求他出面與這本被形容為全美所有‘偏執邊緣團體的入門指南’的書撇清關係。結果斯特拉特邁耶不僅完全不為所動，還反過來譴責ADL是對‘言論與思想自由’的‘隱晦威脅’，其行為無異於是要在美國建立蘇聯式的壓迫制度。他宣稱每個‘忠誠的公民’都應該閱讀《美國的鐵幕》，因為它揭露了這個國家真正的困境，之後他開始在全國各地積極宣傳這本書，同時攻擊那些試圖讓他閉嘴的猶太人。後來又有更多美國的高級將軍和海軍將官開始公開支持斯特拉特邁耶，甚至是美國參議院的幾位有影響力的議員，使得這本書在全國變得家喻戶曉。”
與上面討論過的所有二戰敘事相比，不管是正統的還是修正主義的，只有貝蒂光是在索引裡就針對猶太人和他們的活動列出了幾十個單獨的條目，而且他還在這本篇幅不算長的書中花了相當多的內容在討論這個主題。因此，我想任何普通的現代讀者在讀到貝蒂的這本書時，應該都會對此感到特別震驚和沮喪，他們可能會覺得這位作者有妄想症，是個“猶太狂”；但我認為貝蒂只是在很誠實地談論真實存在的問題。就像我在去年寫過：
“...一旦歷史紀錄被重新粉飾或改寫後，任何殘存的原始真相都會變成離奇的妄想或被譴責為‘陰謀論’。”
貝蒂曾在戰時的情報部門中擔任要職，這自然使得他對這些事情具有敏銳的洞察力，而我們的許多最高級別的將官也都非常讚賞他的書，這些都足以證明他不是在危言聳聽。近日，知名的主流歷史學家約瑟夫・班德斯基教授（Joseph Bendersky）更在梳理了幾十年的檔案紀錄後發現，我們有很多軍事情報專業人士和高階將領私下其實都非常認同貝蒂的觀點，並在他們的圈子裡互相分享。
阿道夫・希特勒與納粹德國的“黑色傳奇”
在20世紀60年代末，歷史學家再次開始對猶太人在世界大戰中的角色產生了興趣。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裡，納粹德國和世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已經成為我們的大眾媒體反覆覆誦的主題，以至於它現在可能是大量美國年輕人對二戰唯一的印象。但真實的歷史往往是複雜的，而不像那些過分簡化後的漫畫：希特勒是壞人，他討厭猶太人，因為他們是好人。
除此之外，20世紀30年代納粹−猶太復國主義的重要經濟夥伴關係也是一段不應該被略去的歷史，其對以色列的建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即便這些事實都有詳盡的紀錄，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還曾被一些主流媒體報導過，特別是一向嚴肅的《泰晤士報》，但近幾十年來這段歷史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制，以至於幾年前一位著名的左派政治家僅僅因為提到了它就被逐出了英國工黨。大衛・歐文還揭露了一個令人著迷的歷史細節，那就是在納粹崛起的過程中，在德國向其提供金援的兩個最大金主都是猶太銀行家，其中一位是該國非常有名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儘管他這麼做的動機尚不清楚。
另一個刻意被略去不談的事實是，在二戰期間為希特勒服役的士兵中其實有大約十五萬人擁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其中大部分是軍官，包括至少十五名半猶太將軍和海軍上將，另外尚有十幾名高階將官亦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最出名的例子當屬空軍元帥埃爾哈德・米爾希（Erhard Milch），他是赫爾曼・戈林的重要心腹，並且對德國空軍的建軍貢獻良多。米爾希的父親是猶太人，根據一些未經證實的說法，他的母親可能也是猶太人，他的妹妹則嫁給了一位黨衛軍軍官。
與此同時，雖然我們被猶太人把持的媒體經常將希特勒描述成有史以來最邪惡的人，但他的許多有名的同時代人卻似乎在這一點上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我才寫道：
“在其它幾乎所有國家都仍深陷在大蕭條的泥淖之際，希特勒已經成功重振了德國經濟，並贏得了各方意識形態人士的一致讚譽。英國前戰時首相勞合・喬治在1936年訪德後大力稱讚這位德國總理是‘德國的喬治・華盛頓’，是當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多年來，我經常看到一些可信的紀錄指出，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那時曾普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受歡迎、最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他在1938年榮登《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更是印證了這一事實。”
當我在今年早些時候開始閱讀丹尼爾・耶金（Daniel Yergin）1991年榮獲普立茲獎的權威著作《石油世紀》（Prize）時，我又發現了一個關於這種被隱瞞的歷史的例子，而且這本總計九百頁的書還提到了不少令人驚訝的事情。據耶金解釋說，在20世紀20−30年代中旬，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幾十年來一直在英國的商界中呼風喚雨，但他卻非常迷戀希特勒及其納粹政權。他相信英德聯盟是保護歐洲大陸免受蘇聯威脅的最好辦法，他甚至想要在退休後移居德國。
由於在這個時代，真實的歷史皆已被極端的宣傳給徹底抹煞，因此那些研究特定主題的學術專家有時會碰到一些令他們感到十分費解的奇怪情況。舉例來說，有一次我在Google上搜尋東西時碰巧看到了一件事，知名的猶太現代主義作家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的一位傳記作家撰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她非常困惑為什麼自己的女權主義偶像竟然會崇拜希特勒與支持法國的維琪政府。 這位作家還指出，史坦並不是唯一抱有這種觀點的人，反而當時的不少著名作家和哲學家都有相同的觀點。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但很少人提到的案例是阿拉伯的勞倫斯，他是一次大戰期間英國最偉大的軍事英雄之一，他在1935年因為一次可疑的摩托車事故去世之前似乎也經歷了類似的思想轉變。有一篇討論他不斷變化的政治觀點的文章寫得很詳細，或許值得一看，其原文已被從網路上刪除，但還是可以在Archive.org找到。
幾年前，約翰・甘迺迪在1945年，也就是他二十八歲那年前往戰後的歐洲旅行時寫的日記被拿出來拍賣了，日記的內容顯示他對希特勒非常迷戀。年輕的甘迺迪還預言“總有一天，希特勒會洗刷這些充滿仇恨的冤名，成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偉人之一。”他甚至聲稱“他是一個真正的傳奇人物。”這樣的情緒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是在與德國的殘酷戰爭剛結束不久後寫下，儘管在這場戰爭中早已充斥著大量充滿敵意的宣傳。
我們當然很難用文學知識分子、年輕作家甚至是老年商人的政治熱情來作為評價一個政權的依據。但在今年早些時候，我曾提到英國的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對納粹德國的誕生與施政所作出的相當全面的評價：
“不久前，我讀到了一本由亞瑟・布萊恩（Arthur Bryant）撰寫的非常有趣的書，他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維基百科》聲稱邱吉爾和另外兩位英國首相都是他的忠實讀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末寫作了《未竟的勝利》（Unfinished Victory）這本書，後來又對其進行了一些修訂並於1940年初出版，幾個月後就爆發了二次大戰，其深遠地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但隨著戰況逐漸變得嚴峻，英國社會開始越來越無法容忍不和諧的聲音，布萊恩知道自己的書恐怕會惹來麻煩，因此他試圖從市場上收回所有現存的副本。所以，現在在亞馬遜上僅有的一些庫存都非常昂貴，幸運的是這本書如今也可以在Archive.org上免費找到。
在那段歷史的‘官方版本’還未出現之前，布萊恩敘述了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異常困難的國內局勢、其與猶太少數民族的棘手關係以及希特勒崛起背後的真實情況，他為這些重要事件提供了我們在教科書上絕對不可能讀到的視角。
除了其它令人震驚的事實之外，他指出儘管猶太人只佔德國總人口的1%，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並頒布各種反猶政策過了整整五年後，猶太人仍在德國擁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不動產’，而這些財產絕大部分都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那段絕望、飢餓的歲月中從德國人民手上強取豪奪而來的。因此，99%的德國人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奪去了他們好幾代人辛苦累積下來的財產...
布萊恩也坦率地表示，一戰後在德國的各大城市和鄰國匈牙利短暫奪取政權的那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中有很多都是猶太人。這與大部分成員都是猶太人的布爾什維克控制了俄羅斯，然後開始屠殺或驅逐該國傳統的俄羅斯裔或德裔統治精英的情形簡直如出一徹，因此納粹理所當然會對猶太人充滿警惕。”
與前面討論的其他歷史學家不同，布萊恩在嗅到政治風向發生變化後就馬上撤回了自己現在不受歡迎的書，他也因此繼續享受了漫長而成功的職業生涯，甚至收穫了英國建制派廣泛的讚譽。但我懷疑被他自己長期隱瞞的那本在1940年出版的書，其中對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充滿了溢美之詞，很可能比其他人後來出版的幾十本充斥著輿論宣傳的著作都要更準確地反映出了真相。現在我已將這本書添加到我的HTML圖書庫中，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自行閱讀。
盟軍的巨大戰爭罪行
對今天的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一提起希特勒及其納粹政權他們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其據稱在世界大戰中犯下的可怕戰爭罪行。但在他的一次演說中，歐文卻有理有據地指出，若真的要從戰爭罪行的規模，特別是證據多寡來論的話，最後會尷尬的可能不是德國人。
儘管好萊塢不斷引用紐倫堡審判的調查結果來作為對納粹暴行的蓋棺定論，但哪怕只是對這些審判程序進行粗略地一瞥，就會發現它們其實存在巨大的問題。隨著時間推移，歷史學家現在慢慢開始承認，那些為了讓被告成為全世界眼中的十惡不赦之徒的最令人震驚、聳人聽聞的證據——人皮燈罩、人體肥皂、頭骨收藏——全部都是偽造的。當年蘇聯也堅持要起訴在波蘭被俘虜的納粹軍官，理由是他們策劃了卡廷慘案，即使西方盟國全都心知肚明史達林才是這場大屠殺真正的策劃者，但直到戈巴契夫上台與蘇聯檔案解密之後，這起冤案才終於得以昭雪。如果德國人真的犯下了這麼多可怕的事情，人們應該會更好奇既然如此為什麼檢方還要費心捏造這些不實的指控。
幾十年來累積下來的大量證據都顯示，毒氣室和猶太人大屠殺——今日納粹“黑色傳奇”的核心——就跟其它所有一切一樣都不是真的。德國人在保存紀錄這方面是出了名的嚴謹，他們對打造一部井然有序的官僚機器的熱衷可謂無人能及，在戰爭結束時他們的幾乎所有檔案都被完好如初地繳獲了。在這種情況下，奇怪的是人們卻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他們的領導人下令以大規模的工業化方式實施可怕屠殺的計畫或檔案。相反的，所謂的證據實際上只是一些數量相當稀少的可疑文件、對某些言論的可疑解釋以及德國人的供詞，而它們往往又是在嚴刑逼供下才獲得的。
戰時在情報部門擔任要職的貝蒂對紐倫堡審判的訴訟程序尤其不滿，眾多力挺他的書的美國高階將官更是大大提升了他說這番話的說服力：
“他還嚴厲地批評紐倫堡審判，斥其為美國‘無法抹滅的重大污點’和‘對正義的踐踏’。根據他的說法，這些審判完全是由復仇心切的德國猶太人主導，其中有很多人做了偽證，有的人甚至有犯罪背景。結果，這場‘慘案’只是讓德國人意識到‘我們的政府根本不在乎何謂正義’。戰後不久共和黨領袖、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就發表過類似的觀點，約翰・甘迺迪也在《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中就這件事大大稱讚了他。事實上，主持紐倫堡審判的首席蘇聯檢察官早就曾在20世紀30年代臭名昭彰的史達林大清洗審判中扮演過一模一樣的角色，當年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黨員被迫承認了各種荒謬可笑的指控，而這自然也無法說服外界相信這些審判的可信度。”
相較之下，歐文聲稱如果今天站在紐倫堡被告席上的是盟軍，那麼證明他們有罪的證據絕對是壓倒性的。畢竟，邱吉爾最先開始了對不設防城市的非法恐怖轟炸，這麼做是為了故意激起德國的報復，其最終導致了一百萬或更多的歐洲平民死亡。在戰爭後期，英國領導層在戰局已經開始逆轉後甚至還一度考慮要對德國城市進行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毒氣攻擊，甚至是投下炭疽炸彈展開更慘無人道的生物戰。歐文在英國的政府檔案中找到了這些已經被簽署的命令，只不過邱吉爾在最後一刻被說服撤回了它們。反之，德國的檔案卻顯示希特勒堅決反對首先使用這類非法武器，即使德國在這方面的龐大致命武器庫也許能夠扭轉戰局。
儘管在今天早已被人遺忘，芙莉達・烏特利（Freda Utley）在上個世紀中葉卻是一位無人不曉的記者。她出生於英國，並在嫁給了一名猶太共產黨黨員後隨其移居到蘇俄，直到她的丈夫在史達林的大清洗中遭殃後才不得不逃亡美國。儘管她對納粹沒有任何好感，但她卻非常同意貝蒂對紐倫堡審判根本毫無正義可言的看法，她對戰敗後被佔領的德國的第一手紀錄也令人大開眼界，即使在戰爭結束許多年以後，德國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另外：
“她的書還記錄了德國人如何被大規模地從西里西亞、蘇台德、東普魯士以及中歐和東歐其它地區驅逐的慘況，即便這些人已經在這裡和平地生活了好幾個世紀，一般估計被驅逐的人數總共有一千三百至五百萬人。當地的家庭會被勒令在十分鐘之內離開他們居住了一個世紀或更久的家園，他們被迫帶著僅有的家當步行數百英里，前往他們從未見過的遙遠土地。有時倖存的男人會被抓去奴隸勞改營，於是很多時候只有婦女、兒童和老人能夠順利逃走。各種研究都表明，至少有數百萬人在這樣的遷徙途中因為飢餓、疾病或其它原因而死亡。
近來我們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聽見切羅基人如何被迫踏上‘血淚之路’的痛苦往事，但這場發生在20世紀的類似歷史事件的規模卻是前者的千百倍。即使兩者的規模與年代相距是如此懸殊，但我想美國的公眾肯定從來都只有聽過切羅基人的故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確實十足地證明了媒體的洗腦控制是多麼輕易就能夠改變人們對現實的認知。
這場強制的人口遷徙毫無疑問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種族清洗，假如德國在征服歐洲的過程中有犯下任何類似的罪行的話，像這樣大量的難民在絕望中長途跋涉的壯觀場面肯定會被過去七十年來的無數二戰電影不斷重複。但是，由於這樣的事情從未發生過，好萊塢的編劇們便少了一個可供他們恣意發揮的機會。”
我認為紐倫堡審判之所以要大量編造德國根本沒犯下的戰爭罪行，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麼做其實是為了掩蓋盟軍自己犯下的戰爭罪行。
在這方面相關的線索可以從美國當時的一些極端出版物中找到，包括那些早在我們的國家參戰之前就已經出版的刊物。例如：
“但早在1940年，一位看不下去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美國猶太人西奧多・考夫曼（Theodore Kaufman）就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德國必須滅亡！》（Germany Must Perish!）的小冊子，並在其中明確提出要滅絕所有德國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時代》等極負盛名的雜誌都給予了它相當正面的評價，雖然它們的態度也許不是完全認真的。”
當然，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出版的任何主張要消滅所有猶太人或斯拉夫人的著作都會成為紐倫堡審判上的呈堂證供，可是那些盛讚這本書的報紙卻從未因為“反人類罪”而站上被告席。
與此同時，1944年的《生活》雜誌也反呈現出了珍珠港事件後太平洋戰爭的可怕一面，它刊登了一張年輕美國女性的照片，她的男友把一名日軍士兵的頭骨當作紀念品寄回來送給了她。如果有任何納粹雜誌曾經刊登過類似的照片，我想盟軍大概就不需要特地去編造人皮燈罩或人體肥皂之類的荒謬故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張令人不適的照片實際上相當準確地折射出了太平洋戰爭中司空見慣的野蠻暴行。這些讓人毛骨悚然的事實都在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約翰・道爾（John W. Dower）1986年出版的獲獎著作《無情之戰》（War Without Mercy）中受到了詳細的描述，這本書也獲得了許多頂尖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好評。
一個不幸的事實是，美國人經常會屠殺打算投降或已經被俘的日本人，結果只有一小部分——在某些年裡甚至該說是一點零頭——在戰場上被打敗的日本士兵最終能夠生還。對於為什麼幾乎沒有日本戰俘，傳統上的說法是由於日本人恪守武士道精神，因此他們根本不可能會投降，但是當蘇聯在1945年擊敗日本軍隊時，他們輕輕鬆鬆就俘虜了超過一百萬戰俘。事實上，由於審訊戰俘對於獲取情報非常重要，在戰爭後期美軍指揮官甚至必須以冰淇淋作為獎勵，來鼓勵士兵盡量活捉日本人，而不是直接就地殺死他們。
美國大兵亦未少犯下令人髮指的暴行，死去或受傷的日本人口中的金牙常被他們敲下、或是割下他們的耳朵當成戰利品，有時甚至是直接拿走他們的頭骨。與此同時，道爾指出，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日本人有做出類似的行為。美國媒體普遍將日本人描繪成需要被徹底撲殺的害蟲，不少美國高階軍官也都曾公開聲稱，為了使戰爭早日結束，消滅大部分的日本人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選擇。將這些有充分紀錄可查的事實與通常被潑到納粹的政治或軍事領導人身上的髒水進行比較，不得不說實在引人深思。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又有其它許多被掩蓋的戰時秘辛被揭露了出來。
“1986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巴克（James Bacque）的作家在造訪法國準備撰寫一本完全無關的書時，意外發現了驚人的事實，那是長久以來一直被掩瞞的發生在戰後德國最可怕的秘密之一，於是他很快就開始對此進行廣泛的研究，並最終在1989年出版了《被遺忘的死者》（Other Losses）。基於非常充分的證據，包括政府紀錄、個人訪談和目擊證詞，他認為在戰爭結束後，美國人曾經任由一百萬名德國戰俘活活餓死，而且這似乎是故意為之，毫無疑問這是足以擠身歷史排行榜前列的嚴重戰爭罪行。
數十年來，西方的宣傳人員一直無情地攻擊蘇聯，指責後者將一百萬或更多‘失蹤’的德國戰俘扣押在古拉格集中營作為奴隸勞工，而蘇聯則始終否認這些指控。根據巴克的說法，蘇聯人真的沒有說謊，因為這些失蹤的士兵大多是在戰爭快要結束時往西邊大量逃亡的逃兵，他們相信英美軍隊應該會更善待戰俘。誰也沒想到，他們反而被剝奪了所有應有的法律保障，被扣押在毫無人道的環境下，並死於飢餓、疾病或其它各種原因。
我無意在這裡列舉巴克提出的大量證據，不過一些事情仍然值得一提。在戰爭已經結束後，美國政府採取了迂迴的法律詮釋來辯稱，被他們俘虜的數百萬德國士兵實際上不應該被算作‘戰俘’，因此他們不受《日內瓦公約》的保護。不久之後，國際紅十字會曾數次試圖向龐大的盟軍戰俘營提供食物救濟，卻一再遭到拒絕，而附近的德國城鎮和村莊都收到了命令，任何人如果膽敢走私食物給絕望的戰俘，都有可能會被槍決。從這些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中呈現出的是最為黑暗的真相。
儘管巴克的書最初是由一家默默無聞的出版社出版，但它很快就引起了轟動並成為國際暢銷書。他認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這一切悲劇的罪魁禍首，並指出其它不是受他控制的戰俘營的死亡率都要明顯低得多，他推測這位擁有遠大抱負但祖先卻是德國人的‘政治將軍’很可能因此背負著巨大的壓力，必須對已經戰敗的德國國防軍展現出他的‘公正不阿’。
另外，在冷戰結束後，終於向學者們開放的蘇聯檔案館似乎也證實了巴克的論點。他指出儘管解密檔案證明了史達林才是卡廷慘案、沾滿波蘭軍官鮮血的兇手，但確實沒有任何文件提到過數百萬名失蹤的德國戰俘，相反的，他們很可能都在艾森豪的集中營裡被活活餓死或病死了。巴克還表示，德國政府對任何試圖調查可能埋葬已故戰俘的亂葬坑的人發出了嚴厲的法律威脅，在後來再版的書中，他又提到德國頒布了新的法律，任何質疑二戰官方敘事的人都會被處以重刑。
巴克對克里姆林宮的解密檔案的討論僅佔他1997年出版的續作《罪惡與慈悲》（Crimes and Mercies）的一小部分，這本書提出了更具爆炸性的主張，並同樣成為國際暢銷書。
如上所述，戈蘭茨和烏特利這些曾在1947−1948年對戰後的德國有第一手觀察紀錄的人都報告了他們所目睹的慘況，他們指出多年來佔領軍為人民供應的口糧甚至比不上納粹在集中營中向囚犯提供的量，導致他們普遍營養不良且體弱多病。他們還指出，由於德國大部分的住房都被戰火破壞，再加上數百萬可憐的德裔難民從中歐和東歐被強遷過來，一時間造成了過量的人口湧入。但這些觀察者無法獲得確切的人口統計數字，只能推測如果飢餓和疾病肯定已經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並且如果上頭的政策不趕緊改變的話，情況只會繼續惡化下去。
巴克多年的檔案研究就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而他最後得出的也必定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結論。盟軍軍政府和後來的德國民政當局似乎一直努力想要掩蓋1945−1950年德國平民的真實死亡規模，而政府統計的死亡率明顯與現實不符，完全不可能是正確的，儘管它們後來還是被沿用了下去。據巴克指出，按照政府的統計數字，即使在1947年條件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當時的死亡率上竟然還低於20世紀60年代末經濟繁榮的德國，1947年後來也被德國人稱之為‘飢餓年’（Hungerjahr），戈蘭茨在他的書中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生動的描述。除此之外，美國官員的私人報告、個別地區的死亡率統計以及其它強而有力的證據皆表明，這些長期以來被認可的官方統計數字完完全全就是捏造的。
相反的，巴克試圖依據該國的數次人口普查以及湧入難民的統計數字來提供更合乎現實的估計。透過這個簡單的分析，他強而有力地指出德國在該時期的超額死亡率至少達到了一千萬人左右，甚至可能更多。此外，他還提供了大量證據表明，這些饑荒要嘛是上面故意為之，要嘛就是由於美國政府抵抗海外的糧食救濟活動而造成的。考慮到摩根索計畫（Morgenthau Plan）曾設想過要消滅約兩千萬德國人，而且正如巴克所指出，美國的高層領導人實際上是同意不對外伸張地繼續實施這個計畫，儘管對外他們宣稱已經放棄了這一政策，因此最後會有這些數字著實一點也不令人吃驚。
假設這些數字哪怕只有一點點正確，其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戰後德國所經歷的可以說是近代以來承平時期有過最嚴重的人道災難，其規模遠遠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初的烏克蘭大飢荒，恐怕只有毛澤東1959−61年的大躍進運動無意間造成的死亡人數能與之媲美。而且，若從百分比來看，戰後德國承受的死亡人數也遠俺超過了其它任何國家的悲劇，就算把巴克的估算大大減少，這一點也仍然成立。然而，我懷疑今天是否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美國人知道這場巨大的人道災難。德國人肯定不會忘記這件事，但考慮到這個不幸的國家現在越來越多旨在打壓不同聲音的法律，恐怕任何想要討論這個話題的人最後都會被送進監獄。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對歷史的無知是我們的政府刻意助長的，而這涉及了一些卑鄙甚至邪惡的手段。就像從前的舊蘇聯一樣，當今美國政府及其在歐洲的各個附庸國的政治合法性都是建立在關於二次大戰的傳統敘事之上，挑戰這種敘事可能會產生可怕的政治後果。巴克本人也分享了他受到了阻撓，主流報紙或雜誌很明顯不被允許討論他的第一本書中的驚人發現，這就是旨在最大限度減少媒體報導的‘封殺’策略。這樣的策略似乎十分有效，就連我也是在八、九年前才頭一次聽聞這些令人震驚的發現，過去三十年來我從未在任何報紙或雜誌上看過相關的討論。
為了阻止這位孤獨而堅定的學者，甚至連明顯非法的手段也會被用上。有時，巴克的電話會被竊聽、郵件會被截獲、研究資料會被秘密複製，就連他想要查閱某些官方檔案也會被禁止。一些證實了他的研究的年長目擊證人因此收到了恐嚇信，也有的是私人財產遭到破壞。
著名的國際人權律師德・扎亞斯（De Zayas）為這本1997年出版的書作了序，他非常讚揚巴克的開創性研究，並期許它能引起認真的學術辯論，以重新審視這些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的真實歷史事件。但在2007年的再版序言中，他卻氣憤地表示結果這樣的辯論從未成真，反而德國政府只是通過了更多嚴厲的法律，宣布凡是對傳統二戰敘事提出實質性質疑，或是過分關注德國人民苦難的人都要被判處監禁。
雖然巴克的兩本書都成為了國際暢銷書，但由於幾乎沒有任何媒體的二次報導，導致它們在公眾間的知名度始終不溫不火。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印刷媒體和電子媒體的影響力畢竟無法同日而語。一本暢銷書或許有數萬人閱讀，但一部賣座的電影卻可能有數千萬人入座，只要好萊塢持續不斷製作譴責德國而不是另一方的暴行的電影，這段真實的歷史就不太可能會獲得關注。我強烈懷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相信蝙蝠俠和蜘蛛人真的存在的人，可能遠遠多於知道巴克理論的人。”
“誰控制過去，誰就主宰未來。”
上面介紹的許多內容都是引自我在過去一年多左右發表的文章，但我相信直接用一篇完整的文章而不是分篇單獨介紹它們會更好，即使這會讓文章的篇幅變得很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像一尊巨像，牢牢地主宰著我們20世紀的景觀，直到今天我們的現代世界也依然籠罩在它的陰影中。無論是在印刷媒體還是電子媒體上，這場全球衝突獲得的持續關注都超過了人類歷史上的其它任何事件。因此，如果我們突然碰見了一些有悖於主流的說法，它們與我們長久以來所接收的資訊有著明顯的矛盾，我們自然會覺得這些資訊通通都不可信，甚至根本是胡言亂語。但是，一旦這些有據可查的不和諧聲音的數量開始變得足夠大之後，我們就不必須開始更加認真地對待它們，也許最終還會承認它們絕大多數都是正確的。就像人們經常引用史達林的一句名言說的：“量變本身就會引起質變。”
我並不是第一個意識到如今正在出現一種全面反撲傳統二戰敘事的全新敘事的人，就在幾個月前我偶然讀到了業餘歷史學家約翰・威爾在2014年出版的《德國的戰爭》（Germany’s War），他基本上也是從我上面討論過的那些來源汲取靈感，並得出了與我差不多的結論，只不過是他是用一本書的篇幅來介紹這些結論，其中包括一千兩百個確切的參考文獻。因此，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去閱讀這本書，再得出自己的答案。
一旦知識自由不再被允許，挑戰官方創造的神話就可能會面臨牢獄之災。我曾看到有資料稱，今天在歐洲各地至少有數千人因為對二戰歷史提出了異議而被關押入獄。如果這個數字是真的，那麼它已經遠遠超越20世紀80年代在已經處於衰敗期的蘇聯國家集團中遭受類似命運的異議人士數量了。
二次大戰現在已經是快要三代人之前的歷史，曾經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在今天已所剩無幾。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衝突的歷史真相與它們究竟是否與我們接受的傳統敘事相矛盾彷彿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拆除一些早已作古的歷史人物的雕像，並用其他人的雕像取而代之，這麼做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
但是，如果我們能以此作為契機開始發現，我們所有人終其一生被灌輸的故事其實從頭到尾就是錯誤的，甚至是完全黑白顛倒的，那麼這肯定會極大地改變我們對今天這個世界的看法。本文所介紹的這些令人震撼的資料既沒有被人刻意藏著，也沒有被鎖起來不讓別人發現。這些書籍幾乎都可以在亞馬遜上買到，甚至是在網路上免費閱讀，而且許多作者在評論界與學術界中都廣受讚譽，甚至有些人的書還賣出了數百萬冊。然而，塑造我們社會的大眾媒體往往卻選擇輕易忽視或直接否定了這些如此重要的資料。因此，我們必須開始懷疑媒體是否還編造了其它類似的彌天大謊，而它們所涉及的可能是不久之前才發生的事件。認識到這一點確實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正如我幾年前在《美國真理報》系列的文章中說過：
“除了我們自己的感官證據之外，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過去或現在的新聞無不都是來自於紙上的墨水或螢幕上的彩色像素，幸運的是，在過去十、二十年裡，網際網路的發展極大地拓寬了我們接觸後一類資訊的範圍。即便這些非傳統的網路資訊提供的絕大部分非主流主張都是錯誤的，但至少現在我們終於有可能從浩如煙海的謊言中挖掘出真正的真相。”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主導當今世界的許多基本思想都是建立在對那段歷史的特定詮釋之上的，如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敘事實際上是錯誤的，或許我們就應該進一步開始質疑建立在這種敘事之上的思想框架究竟是否合理。
喬治・奧威爾親身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他發現西班牙的真實情況跟當時的英國媒體試圖引導他相信的完全不同。當他在1948年出版自己的經典小說《1984》時，他肯定是一邊回想著自己過去的經歷，一邊看著二次大戰的‘官方歷史’正在自己眼前迅速成型，而在這本小說中有一句名言：“誰控制過去，誰就主宰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主宰過去。”
事實上，就如我在去年指出的那樣，當我們考慮到奠定當今世界政治的那些基本歷史假設很可能從一開始就錯了的時候，下面這段評論就會變得前所未有的真實：
“在冷戰後期，一般估計如果算上俄國內戰、政府造成的飢荒、古拉格集中營和政治處決的話，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蘇維埃政權在頭二十年內造成的無辜平民死亡人數至少有數千萬之多。我聽說最近這些數字已經被大幅下修到可能只有兩千萬左右，但這無所謂。儘管堅定的蘇聯辯護者可能會對如此巨大的數字提出異議，但它們早已成為了西方的標準歷史敘事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所有歷史學家都清楚，布爾什維克的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猶太人，甚至連列寧指定的五名政治接班人中就有三個是猶太人。雖然猶太人只佔俄羅斯人口的4%，但普京曾在幾年前聲稱早期蘇聯政府的成員可能有80−85%都是猶太人，這與邱吉爾、《倫敦時報》記者羅伯特・威爾頓（Robert Wilton）以及同時代的美國軍事情報官員的說法完全一致。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尤里・斯萊茲金（Yuri Slezkine）等人最近出版的著作也都提到了這一點。直到二次大戰發生之前，猶太人在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比例仍然高得不像話，尤其是古拉格集中營的管理層和令人聞風喪膽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高層幾乎清一色全是猶太人。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這兩個事實在美國都早已是眾所週知的常識。但如果將它們與在世界範圍內人數相對較小的猶太人總數，他們在二戰前大約有一千六百萬人，放在一起來看的話就不可避免會得出一個結論，即按人均計算，猶太人是20世紀最大的劊子手，他們以遙遙領先其他所有民族的程度享有這份不幸的殊榮。然而，通過好萊塢的驚人煉金術，這群過去一百年來最可怕的殺人魔王不知何故竟然變成了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這樣的轉變實在太過令人難以置信，以至於我們的後代子孫肯定會感到不可思議。
今天的美國新保守派與一百年前的布爾什維克一樣清一色是猶太人，他們都是這種完全顛倒黑白的歷史敘事所提供的政治豁免權的受益者。部分該歸功於媒體杜撰的受害者形象，現在他們已成功控制了我們大部分的政治體制，尤其是我們的外交政策，而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更是一直竭盡全力在煽動我們與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展開一場絕對瘋狂的戰爭。假如他們真的成功實現了這個不幸的目標，他們必定會超越其祖先，也許有一個數量級或更多，成為人類文明有史以來最恐怖的劊子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