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森發現，被心靈從自身中激發出來的力量之一是一種足以超越時間與空間束縛的奇怪能力，他稱之為“潛能X”，這是一種能夠通往“其它時間與空間”的特殊能力。威爾森最初是在《秘術》（The Occult）中提出了這個概念，此後它也成為了他多部作品的核心主題。說潛能X和局外人這兩個概念是他對意識演化哲學最重要的貢獻也並不為過。
我們已經在前面介紹柏格森的時候看過了一個例子：普魯斯特描寫瑪德琳蛋糕的著名情節。但還有其它很多類似的例子。威爾森經常在他的書中引述歷史學家阿多諾・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經典名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裡，湯恩比自述他曾一個人坐在希臘米斯特拉斯堡的廢墟中，沉思著1821年發生在此地的戰役，正是那場戰役將這座城堡變成了今日的斷垣殘壁。就在他凝神思索的時候，一場“時光倒流”發生了：突然間，當年的那場戰役彷彿真的上演在了他眼前。還有一次，他在參觀大英博物館的時候也發生了類似的體驗，他看見人類的歷史宛如列隊遊行般從他眼前一閃而過——我們可以發現，這其實與我們很熟悉的阿卡西紀錄非常相似。《秘術》還有它的續作《奧秘》（Mysteries）收錄了很多諸如此類的例子。
威爾森還舉出了更令人吃驚的證據，證明我們確實擁有“同時身處在兩個地方”的詭異能力。威爾森回顧了我們在本書中討論過的“雙重意識”的一些非常極端的案例，它們被19世紀的心理學研究者弗雷德里克・邁耶稱作“活生生的幻象”（phantasms of the living）：也就是一個人明明在這裡，但在另一個地方卻出現了他的“分身”。對於小說家約翰・考珀・波伊斯是如何在一天晚上一邊“出現”在他的朋友、同為小說家的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在曼哈頓的公寓，另一邊又繼續坐在自己位於紐約州北部的小屋裡，威爾森寫道：
“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堅不可摧’的時空世界，它按照不變的規律從這一刻前進至下一刻，而我們就被困在自己此時此刻碰巧所在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確實是被‘困住’沒錯。每當我們感到無聊或痛苦，就會特別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我們只能無助地任由我們碰巧出生在的這個物質世界擺佈。然而，這些奇怪的感受卻似乎是在暗示這一切都不是真實的。‘真正的你’並沒有被困在時空之中，而是可以超越空間與時間，逕自躍向‘其它世界’。”（註1）
關於這個“時空穿越”的例子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雖然波伊斯曾事先告訴德萊塞他很可能會在那天晚上“出現”在後者面前，但當德萊塞後來問他到底是怎麼做到時，波伊斯卻拒絕回答。威爾森認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波伊斯自己也不明白。然而，讀過他的小說的讀者應該都知道，波伊斯擁有非常驚人的想像力，他在《自我的回憶》（Autobiography）中也承認自己對魔法和神秘學十分著迷，甚至不諱言說他相信自己已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它們。
波伊斯很有可能是通過極度全神貫注的“觀想”而成功出現在了德萊塞的公寓。另一位與波伊斯一樣癡迷神秘學，甚至曾一度熱衷於研究煉金術的作家是奧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他也多次經歷過“錯位”的怪異現象，彷彿超越了正常的時空桎梏。歌德，這個同樣對神秘學富有興趣的詩人，更是有著能夠“投射”出“分身”的不可思議力量（註2）。
威爾森固然對這些及其它種種“超自然”能力著迷不已，但他更關心的還是究竟該如何理解“日常”意識背後的機制。只需要稍加反思就可以發現，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經歷某種形式的雙重意識。從某方面來說，當你在閱讀這本書時，你已經“同時身處在兩個地方”了。你本人正處在你碰巧所在的任何物理空間中，但如果我順利地完成了這本書且勾起你對這些概念的興趣，那麼此時此刻你也已身處在了一個由思想和想像所築成的世界，亦即威爾森說的“其它世界”。當我從書架上拿起一本書，然後開始乘著塞繆爾・理查森的魔毯飛行時會發生什麼？我打開書本，翻著書頁，漫不經心地讀過一兩段，但這不是真正的閱讀，而只是囫圇吞棗。然後會突然有某個段落引起了我的興趣——如果我拿的是一本歷史書，它可能是對古代雅典的描述。我開始專注在這一頁，並坐回我的椅子，打算把它好好讀過。一分鐘過去了，然後是兩分鐘。我讀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記了我碰巧身處在的堅固世界，忽然間，整個景觀發生了改變。我房間的牆壁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開始游離在時空之外的不知何處。現在，如果我足夠放鬆並全神貫注，這時就有可能會發生一些古怪的事情。一段寫得特別好的文章也許會觸發這種體驗，或者我其實無法將它與任何具體的原因聯繫起來，但我就是會意識到似乎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沒有更好的方式可以描述這種感受；堅持要釐清“知道”和“真的知道”之間的區別，只會使我們的語言更加捉襟見肘，總之事情就是發生了。現在發生的事情是，我突然被拋回好幾個世紀以前，比如蘇格拉底的審判現場，我可以清楚看見那些事件真的就在眼前上演。現在它們不再只是白紙黑字、歷史事實和冰冷的資料，而是真的正在此時此刻發生。
據我們所知，沒有其他任何動物能產生這樣的體驗。動物甚至無法用最膚淺的方式來體驗同時身處在兩個地方是什麼感覺，而數百萬人每晚都在通過看電視來這麼做。如果沒有人跟牠玩，也沒有東西引起牠注意的話，一隻貓只會望著四周發呆然後開始打瞌睡。相比之下，即使是再難看的情景喜劇，觀眾至少都能假裝自己是普魯斯特。多年來有一本暢銷書曾教導它的讀者要學會“活在當下”。看來所有動物都恪守著這位聖人的教誨。但很顯然，當大多數人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他們根本不關心的物理空間中時，他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在四周的牆外尋找有什麼可以讓自己神遊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會尋找一個可供佔據的精神空間，一個運用想像力創造出來的“此時此地”，它可能是在數千英里之外，也可以是在數個世紀之前。
威爾森認為，人類之所以總是渴望充滿想像力的體驗——亦即“精神空間”——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其實擁有兩顆大腦（讀者應該還記得第十七章關於大腦兩半球的討論）。“我相信我們其實都有兩顆大腦，”威爾森寫道：
“所以我們可以同時身處在兩個地方。人類能夠同時身處在兩個地方。然而，我們還沒有完全‘開竅’。一旦我們到了那樣的境界，我們將會成為一種完全不同的生物——不再是只能在這顆多災多難的星球上虛度一生的可憐人類，而是一種更強大、更有意義的存在。”（註3）
在像《科學怪人的城堡》（Frankenstein's Castle，1980）和《走進內在世界》（Access to Inner Worlds，1983）幾本書中，威爾森闡釋了他認為為什麼我們的“雙腦”會讓我們產生雙重意識體驗的原因。從根本上而言，施瓦勒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才在埃及象形文字中領悟了“對立狀態的同時存在”的道理。如同我們所見，傾向左腦思考的“科學家”更專注於探索清晰明確的“事實”，傾向右腦思考的“藝術家”則專注於探索圖案與“意義”。這兩者通常是衝突的，在我們這個快節奏、只看重外在世界的文化中，左腦佔據著支配地位，結果就是我們只顧著“掃描”世界，從中挑選出“事實”卻很少關心“意義”：我們看見很多樹，卻無法看見整片森林。然而，在兩顆大腦互相合作的那些罕見時刻——不管是在深度放鬆的時候，還是當一般運轉得比左腦慢的右腦突然因為興趣或興奮而“加速”的時候——現實就會在瞬間被昇華至全新的維度。現實在這時變得三維立體，而不像我們平常看到的那樣扁平、抽象而沉悶。換言之，當兩顆大腦攜手合作的時候，機器人就會暫時停機，我們也就能看見那個完整的現實。這便是為什麼我們在小說中讀到的情節往往感覺甚至比“現實生活”更真實，以及為什麼我們會用一種幾乎像是陷入幻覺的強度來讓自己整個人投入在那個充滿想像力的世界。這是因為我們讓右腦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維度。威爾森稱這個過程為“思維飛升”，從最基本的層面而言可以說它是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將不同的元素組合成一個可以理解的整體，當代神經科學家稱之為“綁定問題”（binding problem）。
威爾森相信，一旦我們掌握了同時身處在兩個地方、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訣竅”時，人類的演化就會迎來飛躍式的突破。奇怪的是，他在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想到的地方看到了人類意識正在發生重大轉變的證據：陰暗的犯罪世界。早前我曾提到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高峰體驗”。根據馬斯洛的說法，高峰體驗是“肯定意識”（affirmation consciousness）的突然爆發，他相信大部分健康、積極的人都可以產生這種體驗。它們就像是一種心理指標，說明一個人正走在馬斯洛所謂的“自我實現”之路上，這是一個有點類似於榮格口中的“個體化”的情感和心理成熟過程。威爾森從馬斯洛的高峰體驗中看到了對他自己的意識理論的佐證，以及他對心靈可以自我激發力量的信念的證實。馬斯洛認為高峰體驗無法隨便產生，但威爾森注意到當馬斯洛讓他的學生分享他們從前有過的高峰體驗時，他們卻經常會因此產生更多高峰體驗。顯然，光是單純的回憶高峰體驗就可以促使其再次發生，至少可以說是朝著隨意產生它們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威爾森也受到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影響。馬斯洛認為人類的基本需求可以類比成一個金字塔，最基本的需求在最底層，“更高”的需求則在頂層。我們最基本的需求當然是食物。再來是遮風避雨的地方，也就是家，某個只屬於我們的“領土”。接著才是愛、性關係、家庭和友誼。然後就到了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尊重”，即獲得同齡人的認識、認可，獲得同事和朋友的欣賞。馬斯洛認為，每滿足一個較低的需求，就會繼續出現下一個更高的需求等待滿足。因此，一個食不果腹的人只會渴望飽腹，而一個已經飽餐卻無家可歸的人則會渴望有個窩，依此類推。
馬斯洛相信這些需求都符合標準心理學的認可，他稱它們為“缺乏需求”。它們都是因為缺乏某些東西而引起的需求：食物、家、性、自尊。但他也相信，一旦抵達整個金字塔的頂端後，就會產生一種完全不同的需求，可是大部分的正統心理學家並不承認這種需求的存在。在滿足了較低層次的缺乏需求後，馬斯洛發現有些人——他稱之為“自我實現者”，這樣的人往往是少數——會開始產生某種渴望創造些什麼的需求。它可以表現為藝術創作，也可以是對一些不起眼的東西的愛好——例如集郵癖。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的特徵是它並不依賴個人之外的他物，而只是個人的自我表達。究其根本，它純粹是為了自己才專注於某些活動，而不是將其作為達到目的——也就是填補缺乏的手段。這是一種想要做什麼的渴望，使人將他的創造力付諸為具體的形式。塞繆爾・理查森一開始只是為了錢才寫作，但當他已經一頭栽進《帕梅拉》的世界中時，他就已經是在為了純粹的樂趣而創作。那一刻的他就是在“自我實現”。
威爾森意識到馬斯洛的自我實現其實放在整個社會或文明也同樣適用。意識到這一點後，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事實：在研究歷史上五花八門的謀殺案的過程中，他注意到他正在翻閱的這些謀殺報告出現了一種明顯的變化。早期的謀殺案多半是因為利益衝突而發生，且大多只是為了像食物這樣簡單的東西。事實上，甚至不乏有兇手直接將受害者的屍體吃進肚子裡的例子。可是威爾森在更之後看到的謀殺案則大部分都是兇手想以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生活、家園和財產。一個貪污犯會殺害發現他秘密的商業夥伴、一個通姦者會殺害要向他妻子坦白一切的情婦，或者一個不要臉的男人會一再殺害他再娶的女人並佔有她們的財產。然後，從19世紀開始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謀殺形式：性犯罪，開膛手傑克就是最好的代表。被這些暴行震驚的維多利亞人完全無法理解其犯案動機；所以他們只好指責這是一種“道德淪喪”，要不就是有人自以為他是在“淨化社會”，因為受害者都是妓女。他們無法理解，是因為他們以前從未有這種經驗，從不知道原來謀殺本身就能帶來一種性滿足，開膛手傑克，不管他到底是何方神聖，顯然被強烈的性慾望給沖昏了頭，而他只有通過凌遲那些受害者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可悲的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而言是前所未有且難以理解的事情，在今天卻變得司空見慣）。20世紀出現了另一種新的謀殺形式：為了名聲、認可與“出名”而殺人。接著在那個動盪不安的世紀末又出現了一種謀殺，我們姑且稱之為“無動機的謀殺”，這是一種隨機的、無法預測的暴行，也就是我們一般常說的“連環殺人犯”。
看著人類對彼此犯下的這些罄竹難書的暴行，威爾森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領悟。謀殺案的歷史實際上跟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非常相似。幾乎是一個都不少：食物、家、性、自尊。但這告訴了我們什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為了自我實現而殺人、殺人變成一種創造力釋放的時代？但威爾森很清楚，殺人——抑或任何形式的犯罪——其實跟自我實現是互斥的。他認為犯罪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欺騙，是妄想走捷徑的方式，是弱者才會做出的選擇，因為他們不願付出正當的努力來追求他們渴求的事物（和朱利安・傑恩斯一樣，威爾森在左腦意識的飛速變化中看見了犯罪與殘忍行為的根源）。我們大多數渴望得到認同或愛的人都會按部就班的追求它們。可是，犯罪分子卻沒有足夠的耐心或心理素質來做到這一點，因此他們才會想要直接“搶走”他們渴望的東西。這不僅適用於真正的犯罪，也適用於所有人格不夠堅定的人。我們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做出暴力行為，但在有些情況下，滿足這些需求的衝動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有人會僅僅為了想出名而刺殺名人，或為了想佔有而強暴異性。但在每一種情況下，這些讓犯罪分子得以逞一時之快的捷徑最後都會反過來奪走他們的自由與進一步成長的可能性。所以沒有一個強姦犯算得上是自我實現者。
威爾森認識到犯罪就像是人類社會揮之不去的一種榮格式陰影，是意識演化的不幸但無法避免的副作用。他從無動機的謀殺領悟到一個道理，雖說聽起來很矛盾，但這可能是在暗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名聲和名人的迷戀是我們今天這個流行文化的標誌，而這也是我們的社會正朝著馬斯洛的需求等級金字塔更上一層樓的跡象。遙想四十年前的戰鬥口號還是性解放呢。在今天，不管是婚外性行為、電影中的裸露、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甚至施虐受虐癖，都已經或多或少成為了日常的一部分。安迪・沃荷曾在20世紀60年代說過一句名言，他說未來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機會。現在隨著像《老大哥》（Big Brother）這樣的電視節目及其它各式談話節目的出現，人們爭相上台分享他們最黑暗的祕密，看來這個預言似乎正在成真。新紀元運動儘管也有不好的一面，但它畢竟已陪伴了我們近三十年，有沒有可能它其實是我們開始從自我尊重轉向自我實現的一個預兆呢？
以謀殺案這樣令人不恥的事情來作為人類正即將迎來巨大轉變的證據，也許確實不太恰當。然而，正如阿爾弗雷德・懷海德所言，推動文明進步的新思想幾乎總是會先毀掉它們所身處的舊社會。接下來，我們將要認識另一位同樣認為人類正準備迎接意識巨變的思想家的觀點。這樣的巨變既有可能摧毀我們如今的文明，卻也有可能為我們帶來邁向未來的全新希望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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