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同樣關心想像力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已經在本書中出現過多次，就是科林・威爾森。威爾森成名於1956年，才二十四歲的他在那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局外人》。這本書甫一出版立刻引起轟動，也讓原本身無分文、要窩在大英圖書館寫書和在漢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用睡袋過夜的威爾森一夜成名。然而，名聲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威爾森很快就發現他被錯誤地與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像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和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這些作家——歸在同一掛，結果反而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的小說想要傳達的存在主義思想。在那六個月裡，他經常受到媒體的攻擊，這讓他真的成為了一個字面意義上的“局外人”，始終沒能獲得英國文學界的認同（歐文・巴菲爾德也是如此，他的書在美國總是賣得更好）。
這倒是絲毫沒有影響威爾森繼續筆耕不輟，近半個世紀以來他包辦了西方文學中的許多最激勵人心、題材廣博的作品，他出版過百餘本關於哲學、心理學、犯罪學、性癖症、超心理學和文學批評等各式各樣的傑作，還有幾本科幻、懸疑及其它類型的小說。
由於威爾森的幾乎所有作品說到底都是想要探究意識的機制，因此很難單獨挑哪一本書來代表他的思想。對於不熟悉他的讀者，《局外人》無疑是最好的開始。前面提過的《詩歌與神秘主義》也是對他的一些主要思想很好的簡要介紹（註1）。
威爾森從與歐文・巴菲爾德同樣的起點，也就是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開始他對人類意識的探索。但他的出發點有些不同。與巴菲爾德一樣，威爾森認識到自從浪漫主義出現之後，人類的意識發生了某種變化。他認為人類的大腦在這時突然發現了想像力的力量。當然，從最早人們開始圍坐在篝火旁，聆聽遙遠的黃金時代或戰鬥、冒險的故事以來，人類就已經察覺到了他們擁有這種能夠將注意力集中在威爾森所謂的“其它時間與空間”的奇妙能力。如果說想像力是一種思考“不存在的現實”的能力，那麼很顯然遠在浪漫主義興起之前，它就已經被人類使用了好幾千年。
但18世紀末發生的一件事卻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想像力，使他們發現了一種自己過去從未意識到的力量。這兩種不同的想像力就像馬車和跑車一樣有著天壤之別。它們都是有輪子的運輸工具，但兩者的相似性也就僅此而已。18世紀末出現的那種想像力就是一輛精神上的法拉利。或者，説它是一艘火箭或許更加貼切。
神話、童話、男神和女神、冒險與探索，這些故事確實在浪漫主義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但這些故事無一例外都認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固定的位置。我們只是這個世界的“存在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裡面微不足道的一個小環節。浪漫主義者卻徹底砸碎了這條巨鏈，然後縱身躍向其它世界。然而，他們躍入的不是我們頭頂上那個充滿旋轉天球的世界，而是我們內心中的那個更加神秘莫測的世界。
隨著浪漫主義的出現，夢境、異象、狂喜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成為了人類意識的一種新的關懷。也許英國文學中最出名的“夢之詩”就是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但它只是這種對心靈的“陰暗面”、潛意識以及非理性思維這些奇怪的東西的全新迷戀的眾多例子之一。浪漫主義者發現，人類其實遠比啟蒙運動所崇尚的那種充滿理性的“光輝”形象還要更加複雜得多。在人類的心靈中存在著另一個完整的“異世界”，它是目光短淺、一味歌頌理性的啟蒙運動不能也不願了解的世界。浪漫主義者發現了一個令人大開眼界的宇宙、一個全新的現實維度，而且他們甚至還很樂意教導讀者如何去探索它。
奇怪的是，威爾森認為這些“精神旅行者”——這是威廉・布萊克的用語——的先驅其實是一位名叫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中年印刷商人。理查森被人委託寫一本書，本來只是一本自學教育書，但他卻越寫越起勁，以至忘乎所以，最後竟寫出了一本厚厚的小說，內容是一個主人試圖勾引自己的女僕。《帕梅拉》（Pamela）最終在1740年出版，並迅速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本“暢銷小說”。當然更早以前也有一些可以算是小説或小說先驅的作品——比如《唐吉軻德》和《魯賓遜漂流記》——但《帕梅拉》才是第一本真正符合今天的讀者理解的小說。
理查森的小說，還有他後來又寫的第二本篇幅更長的《克拉麗莎》（Clarissa）都跟什麼人類心靈的潛能一點關係也沒有，也沒有談到任何浪漫主義者會關心的東西。這兩本小說說穿了就是今天那些肥皂劇的曾曾曾祖母。《帕梅拉》講述了一個精蟲衝腦的男人卻沒能得逞的故事——女僕最終成功守住自己的貞操，並迫使主人開出娶她為妻作為交換條件——整個故事十分冗長，充滿了各種荒唐的巧合和異想天開的情節，以至於已經習慣羶色腥的現代讀者恐怕很難理解小說中的角色為什麼都這麼容易大驚小怪。但對生活在1740年的讀者來說，閱讀這本小說絕對稱得上是一場震撼教育。我們不應該忘記，如今早已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娛樂——印刷書、電影、電視、CD、網際網路——都是不久以前才出現的發明。就連大眾閱讀市場也是一個多世紀之前才出現的。在理查森的時代，出了城市後唯一能看的書就只有《聖經》或每星期的佈道小冊子。那時的大多數人都過著無聊得令人想哭的生活，因此對許多人而言，唯一能夠逃避如此令人乏味的生活的方法就是喝個爛醉。有看過霍加斯（Hogarth）畫的《杜松子酒巷》的讀者應該就能體會，這種廉價的麻醉劑是多麼有效地滿足了底層階級的需求。
威爾森認為，《帕梅拉》與其它緊接其後出現的小說就像一種全新的毒品，只不過它們沒有杜松子酒那麼嚴重的副作用。這部小說憑著它精彩的故事吊足了讀者的胃口——如同所有優秀的小說家，理查森成功地挑起了人們“欲知後事如何”的好奇心。但撇除那些微的腥色成分，理查森的小說之所以吸引讀者其實是因為它提供了他們一種超越日常生活束縛的可能。全英格蘭的無聊家庭主婦都可以在短短幾個小時的時間中一頭栽進另一個世界，也就是《帕梅拉》的世界，這讓她們得以暫時忘卻所有煩心事。正如威爾森寫道，《帕梅拉》就像“一張魔毯”，很快地全歐洲的人們都坐到了它的上面（註2）。事實上，理查森可以說是開創了一種新的癮頭，詩人、散文家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稱之為“藏書癖”（bibliomania）。
這本小說掀起的影響幾乎與柯勒律治發明“自然”一樣深遠。理查森發現，現在人們可以在不踏出房間半步的情況下“遠遊”，就像那些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青少年一樣，年少時曾經在自己的房間裡沉迷於科幻與奇幻小說的我對此深有體會。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從許多方面而言，理查森的小說就是這一至理名言的寫照。理查森教會了人們如何乘著他們的心靈來起飛，在他之後的作家和詩人紛紛開始學著使用這股力量，當然不是為了勾引一個賢慧的女僕，而是為了探索另一個更廣大的世界。現在心靈不再被束縛在大地上；而是能夠展翅翱翔、一鳴驚人。嚐到了甜頭後的人們很快就開始對原本的“日常”世界產生了深深的不滿。正如威爾森指出，這種不滿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法國大革命，許多革命領袖都在拜讀過盧梭的大作《新愛洛伊斯》（New Heloise）後深受啟發，這部同樣充滿情慾的小說在銷量上甚至超越了《帕梅拉》，然後還有席勒的劇作《強盜》（The Robbers），這也是第一部將亡命之徒這些社會棄兒反轉成英雄來描繪的文學作品（註3）。人類正在逐漸察覺到自己的潛力，這是一種他們過去從未意識到的力量，並且這讓他們發覺自己其實可以不再“只做一個人類”，反而他們可以變得像神一樣。19世紀以埃利法斯・利維和布拉瓦茨基夫人為代表的“神秘學復興”運動就是這種領悟的結果之一。
但是，如同威爾森指出，浪漫主義者很快就發現他們實際上是一群被放逐的神。他們發現，就算乘著想像力起飛，他們的魔毯其實也飛不了太久。他們固然可以想像自己在狂喜之下煥發聖容（transfigured）、登上至高的天國，然後——就會重重摔在地上。殘酷的現實終究會掐住他們的喉嚨、割斷他們的翅膀。或者他們會發現由於自己在“另一個世界”闖蕩太久，現在他們反而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他們變成了可悲、無用的空想家，被獨自拋在一片堅硬、荒蕪的土地上。他們很多人最後都死於酗酒或吸毒過度。柯勒律治本人和德昆西一樣有嚴重的鴉片癮。兩人都在晚年面臨江郎才盡的窘境，而柯勒律治更因為收下了他之後從來沒有寫出的恢宏巨著的預付款而淪為笑柄。E.T.A・霍夫曼被威爾森形容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代表，他最後直接把自己喝掛了。浪漫主義者漸漸發現他們的幻想與美夢終究只是“白日夢”，而煩悶又無趣的現實世界才是真的。這就好比孩子們碰到他們完全無法解決的難題時，就會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這就是為什麼巴菲爾德會把他討論史代納哲學的書取名叫《浪漫主義的熟成》，他相信只有遵循史代納指出的方向，浪漫主義的思想才會真正變得“成熟”）。在經過最初的創造力大爆發後，浪漫主義這座火山如今已逐漸燃燒殆盡，隨後的幾代人，例如象徵主義者和世紀末的頹廢派人士，都越來越傾向於逃避現實。威爾森經常引用的維利耶・德・亞當（Villiers de L'Isle-Adam）筆下的虛構角色阿克塞爾（Axel）曾這麼總結浪漫主義末期的生活哲學：“至於生活嘛，就交給我們的僕人代勞吧。”
威爾森對浪漫主義者以及追隨他們的詩人、藝術家的悲慘下場很感興趣。為什麼19−20世紀的很多浪漫主義者、偉大藝術家與思想家最後不是發瘋、自殺就是英年早逝？這份名單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尼采、荷爾德林、莫泊桑、易卜生、尼金斯基、史特林堡、梵谷，還有其他許許多多人：他們都不是自盡就是發瘋，要不至少也經歷過嚴重的精神錯亂。這些思想家中的每一個人都曾面臨過生存還是毀滅這個終極問題，而他們也都以不同的方式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到底是什麼使這些“局外人”走上絕路？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夠拯救他們？
在他的小說《心靈寄生蟲》（The Mind Parasites）中，威爾森以一種潛伏在人類心靈中的精神吸血鬼作為隱喻來解釋這個文化現象，這種寄生蟲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蠶食著人類的心靈。沒有任何人渴望牠們的存在，但卻沒有人能夠趕走牠們。但浪漫主義讓這群寄生蟲感受到了威脅。牠們發現人類將會開始意識到自身的潛力，並且早晚會察覺到這些一直在竊取他們能量的精神害蟲的存在。套威廉・詹姆斯的話說，這些精神寄生蟲是“我們總是羞於面對真實自我”的原因，因為只有讓我們永遠無法認識真正的自己，牠們的存在才不會被發現。如果我們覺醒了，我們就會像治感冒一樣一勞永逸趕走牠們。因此，寄生蟲決定要徹底剷除浪漫主義者以及任何追隨他們的藝術家和思想家，所以牠們在19世紀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絕望與頹廢的巨浪，其所造成的影響是毀滅性的，那種相信我們擁有無限潛力的樂觀主義隨著第一批浪漫主義者的殞落而灰飛煙滅，最後只留下卡夫卡、貝克特以及今天的後現代主義者的悲觀主義。
當然，這只是威爾森發明的隱喻，但卻是一個強烈而深刻的隱喻。在小說中，心靈寄生蟲最終被一群科學家和哲學家聯手打敗，他們已經學會如何掌控自己的意識，其秘訣就是現象學之父胡塞爾開創的方法。胡塞爾的基本洞見，也是威爾森的核心思想，就是感知本身是一種具有意向性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另一種描述互滲意識的方式。作為哲學家，胡塞爾無法認同笛卡兒的心靈觀和鏡像知識理論。胡塞爾認為意識並不只是單純在反映外在世界，而是會主動伸出手去抓住世界。或者，換個講法，意識就好比是一把槍，會主動朝著目標開火。這兩個隱喻都切中了意識的本質，並暗示了意識也有可能會“失手”。我們並不總是能堅持抓住我們想要的目標，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神槍手。
威爾森意識到浪漫主義者最終功虧一簣，還有他們後面的存在主義者又重蹈覆徹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忽略了心靈的主動性。他認為他們最大的癥結是，這些人都對世界抱持著一種消極的態度。
然而，有一位身處於19世紀末的思想家卻不是這樣。威爾森在尼采身上看見了一種健康且積極的意志，而且它還對所有局外人都必須面對的終極問題作出了肯定的答覆。尼采確實最後發瘋了，他終其一生都飽受頭痛、胃病與孤獨的折磨。不管用任何標準來看，他的人生都悲慘無比，從一所養老院到下一所養老院，他一直徒勞地在尋找有哪裡的氣候更適合自己養病。但尼采也正是因為病痛纏身才獲得了超凡的洞察力：人除了理性的智慧，其實還有一股巨大而重要的求生意志，這是一種壓倒性的對生命的渴望，超越了任何理性思維。尼采在他養病的過程中親身感覺到這股意志在自己身上生起，如同我們看到的，這成為了他的Übermensch，即超人思想的靈感。儘管他號稱是無神論者，尼采實際上卻是一個非常靈性的人，甚至還有過俗稱的“神秘體驗”。但對他而言，這些不是上帝或其他神靈的幻象，而是對生命意志、他所謂的“酒神精神”的領悟。在其中一次“高峰體驗”中——這是亞伯拉罕・馬斯洛發明的術語，他是一位非常推崇威爾森的知名思想家之一——尼采窺見了“永劫回歸”的異象。對於永劫回歸，尼采只說它“高於人類和時間六千英尺。”
威爾森只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究竟哪一邊是對的，是像尼采和他收集的其它幾十個例子所展現的那種積極精神，還是浪漫主義者和存在主義者最終陷入的絕望與倦怠情緒？他的結論是，那種肯定一切的神秘體驗——布萊克、陀斯妥耶夫斯基、歌德、里克爾等許多作家都體驗過——才是真實的，因為在這些千載難逢的時刻，意識自身的意向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強，其用力地伸出手去抓住世界，而在這麼做的過程中，它意識到了自己隱藏的潛力，也意識到了世界存在的客觀意義。
威爾森發現這正是人類意識的根本問題。由於我們總認為意識只是被動地反映世界，所以我們從來不明白它的潛力，不明白它其實是一束切穿現實並揭示其意義的雷射光。威爾森在這裡使用“意義”並不是指任何理性的論證或解釋，而是巴菲爾德在欣賞他最喜歡的詩人的詩作時產生的那種領悟。這種意義是一種直截了當、不加反思的欣賞，就像我們口渴並感覺到冷飲進入喉嚨時帶來的那種美妙解放感。它其實就是一種抓住現實的感覺。它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原來是這麼有意思，遠比我們一直所以為的還要有趣得多。
然而，我們在大多數時候都只是抽象地在體驗世界，宛如有一片玻璃將我們與世界隔開，只有偶爾我們才會察覺到那個真實而重要的連結：也許是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早晨，就像威爾森舉的例子，或者是出門去度假的時候。這裡的危險在於，正因為我們可以直接“看穿”玻璃，所以我們很少會意識到玻璃的存在，進而誤以為我們一直以來就是在“直觸”世界，以為那個春暖花開的早晨只是一個愜意而罕見的例外。然而，我們根本沒有在直觸世界。我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沒有真正“看過”一朵花或一片葉子。結果這就使得有些人開始慢慢死於一種“現實飢渴”。
威爾森用了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解釋我們與世界的疏離。他稱之為“機器人”。據他說，機器人是我們身上用來執行無意識功能的部分。它是一種自動駕駛裝置。機器人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工具，我們擁有如此發達的工具正說明了我們是一個成功的物種；其他動物也有牠們的機器人，只是不如我們這般高效（這就是為什麼你無法教一頭老狗學學習新技巧，或為什麼有動物根本無法學習任何技巧）。每當我們學習一些新技巧，例如打字、開車、演奏樂器或說外語，我們首先要有意識的去下苦功，然後持之以恆的練習。但有一天早上，我們醒來後會驚奇的發現我們真的可以做到了。這背後發生的事情是，新技巧已經成功從我們的意識轉移到了潛意識中。這樣的好處是它讓我們有意識的頭腦能抽出身來處理其它事情。用電腦術語來說，機器人允許我們能夠進行“多工處理”。我們今天都經常看到有人會邊打電話邊開車。這時真正在駕駛的其實是機器人，它讓他們能夠專心講電話，就像現在也是我的機器人在打字，好讓我有意識的頭腦能仔細琢磨我想說的話。我們還可以舉其它例子：一位鋼琴家一邊用手指敲打琴鍵，一邊專心詮釋著整首樂曲、一位演員一邊一絲不苟的扮演角色，一邊專心賦予角色情感。所有這些都被懷海德認為是文明進步的體現，它使越來越多工作變得無意識，從而讓有意識的頭腦能有更多餘裕去處理其它問題。機器人這個概念也跟哲學家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默認知識”（tacit knowing）有相似之處，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都可以直接知道如何做某件事，卻不知道如何把它變成知識來傳達。就像你試著告訴另一個人怎麼騎腳踏車。向他們展示怎麼做很容易，但要用言語來解釋卻出奇地困難。如果沒有這種默認知識，我們每個人都會像嬰兒一樣，如果我每次坐下來寫書都得重新學習怎麼打字，這本書恐怕永遠也寫不完。
但是它也有缺點。如同威爾森指出，擁有高效機器人的缺點是它可能會因為太過有效率，而反過來開始接管我寧願自己完成的工作。它可能會在我想聽音樂的時候跑出來代替我聆聽巴哈的賦格曲，使我忽然覺得這首曲子實在索然無味。它可以在我想讀書的時候跑出來代替我讀，結果“它”讀到的東西我根本沒有吸收進去，不得不重讀一遍。它甚至可以代替我跟女友做愛，最後留下我一個人感到空虛無比。當我們習慣以這種被動的態度生活（即詹姆斯說的“羞於面對真實自我”），我們就會對我們的機器人說：“去吧，顧好這個，反正這件事對我來說也不重要。”結果這就造成了那種與生活疏離的感覺，彷彿自己從來沒有真正活過，這是困擾我們許多現代人的一大問題。但正如威爾森所說，突然發生的危機或困難往往會喚醒我們重新“掌舵”的衝動，這時機器人就會退居二線。當一輛車忽然在我們前方轉彎時，我本來可能完全是無意識地在開車，我的意識正在專心思考一場爭論或我該寫的文章。剎那間，我整個人回過神來；在腎上腺素激增下，“我”重新握住方向盤，而不是繼續讓機器人開車。而且，就像許多人曾注意到的那樣，在隨之而來的短暫時間裡，一切似乎都變得更“在場”了。這是因為我已從機器人手中接過方向盤，這時我是全神貫注在周圍的事物上。然而，除非又有另一個突發狀況逼得我再次全神貫注，否則我又會不知不覺的放鬆下來，把方向盤還給機器人。
威爾森觀察到，這種在危機時刻喚醒我們的真實意志的能力，正是那些“局外人”做出看似神經質的決定背後的原因，按尼采的話說，“危險的活著”就是他們的夢想。哲學家維根斯坦從他的實業家父親那裡繼承了一筆鉅款，但他卻甘願放棄繼承權並選擇在挪威的荒郊野嶺過著清貧的生活，只是為了能“真正地”活著。小說家葛拉罕・格林曾在青少年的時候陷入嚴重的倦怠與抑鬱，最後逼著他開始用手槍玩起俄羅斯死亡輪盤。當格林聽見空包彈的聲音響徹空蕩蕩的房間時，他在那一刻忽然感覺自己的生命充滿了價值；從前令他感到厭煩的世界現在卻顯得無比美好。哲學家沙特曾說過，二次大戰是他這一生感到最自由的時候，當時他是法國抵抗運動的一員，隨時都冒著被抓捕處死的危險。他的哲學導師海德格也說過，唯有清楚意識到自己終將一死，一個人才能回想起自己的“存在”感，葛吉夫也完全同意這一點。
上述這些例子，還有威爾森收集的其它幾十個例子，都印證了約翰遜博士曾十分簡潔有力地提出的想法，他說一個人如果知道自己將在兩個星期內被絞死，“接下來他就會變得徹底心無旁騖”。許多被人們運用來“調劑”他們性生活的技巧和花招其實背後也是同樣的道理。也就是通過一點點SM或其它“新鮮的”、略帶危險甚至“變態的”玩法，來重振漸漸變得索然無味的性生活，像是在鏡子前辦事或角色扮演。所有這些做法，還有“危險的活著”的本意都是為了繞過機器人，好讓“你”真正參與到一切之中。這也是那些“危險”活動，從賽車、登山到搞破壞和入店行竊等反社會行為背後真正的渴求。這些“刺激”都只有在你成功將機器人推到一旁後才會產生。
然而，就如同威爾森明確指出，刻意讓自己身陷危險其實是一個十分荒謬的行為。因為文明社會的意義就在於盡量減少危險。我們是為了更方便，而不是更辛苦的生活才選擇走出洞穴。但是，就像威爾森也看到的那樣，這樣的生活的確不利於砥礪我們的意志，舒適和安全往往會讓我們感到枯燥，並使得我們之中最敏感又最聰明的一些人決定去四處尋找挑戰，甚至在實在找不到的情況下主動創造挑戰。誠如佛洛伊德所說，人類文明似乎有一種天生的神經質，也難怪它會滋生出這麼多“不滿”。
不過威爾森對此的回答並不是放棄文明。畢竟若不是因為這種“開化的”生活確實更加可取，我們當初又怎麼會決定要從樹上下來。無論如何，碰到麻煩就想要擺脫是人之常情——這可以說是文明的基本“形狀”。否則我們就不會急著躲雨了。有些試圖找回“非機器人”狀態的嘗試選擇反其道而行，讓機器人變得動彈不得。最明顯且有效的方法是藥物和酒精。而且，必須承認它們一開始所帶來的效果的確令人驚艷。一杯黃湯能有效放鬆機器人的握力，這會讓我們頓時覺得這個世界比我們想像得還要有趣又誘人。可是，過度放縱也會導致糟糕的結果，這同樣是事實；一旦連機器人也醉醺醺，我們就幾乎什麼事也做不了。其它樣物也是如此。阿道斯・赫胥黎曾透過“感知之門”凝視一個堆滿沒洗碗盤的水槽，還覺得它無比“美麗”，他說如果每個人都能服用麥斯卡林——就像他一樣——就再也不會有戰爭，但也不會有文明了。最後每個人都會沉浸在他們的宇宙意識中，而不會再顧及眼前的事情。
顯然，將秩序帶入世界以及對自然環境取得某種程度的掌控是我們的基本動力。問題是，當我們做到了這一點後，我們卻又會開始厭倦，並反過來想找回才剛被我們消除的各種不便。這實在是有些莫名其妙，它其實與人類心理學的另一個奇怪悖論有關，即我們無法承受自由的重量。威爾森注意到，他研究過的幾乎所有“局外人”都有一個詭異的特徵，那就是他們都對“自由”充滿了熱情，但等到真的獲得它後，他們卻又陷入深深的無聊。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在獲得自由後該做什麼。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一整個星期我們都在沒日沒夜的工作，夢想著到週末就可以好好解放，然而等到週末真的來臨時，我們卻只會虛度光陰，拚命找些什麼來填補它，套俗話說就是“殺時間”，甚至急於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學習德語、聽歌劇、讀完托爾斯泰或寫出我們夢寐以求的小說的幻想彷彿都一去不復返了。自由，就像消除不便一樣，明明是我們引頸期盼的東西，但矛盾的是當我們真的得到它後，卻又無法承受它。
不過，與許多幻想那個田園牧歌般的黎明時代的人們所想的不一樣，真正錯的不是文明或現代世界；而是我們沒有正確理解我們的意識究竟是如何運作。威爾森認識到，不便和危險的生活之所以充滿吸引力並不在於它們帶來的困難或挑戰，而是我們為了面對它們而不得不全神貫注。海德格和葛吉夫確實很一針見血，他們都說一個人只有在思考死亡的時候才能喚起自己的“存在”感——重點是思考，而不是實際去體會死亡。威爾森很清楚，人其實憑藉思想、想像力就可以達到與碰到實際的危險相同的效果。事實上，這正是想像力的意義：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並不存在的現實上。每當我們想到晚上、下星期或明年假期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們都是在運用想像力。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重拾“非機器人”狀態的解答就在於強化思想本身的力量，而不光是想像危險。一個有能力隨時隨地“振作起來”的心靈將不再需要那些想像中的挑戰來作為引子，畢竟靠這種方式喚醒我們的意志的效果實際上並不長久。就像其它所有“外在”的方法，危險很容易就會失去魅力，這一點也跟其它激發想像力的方法一樣。這在性方面尤其明顯：不管是再怎麼色情、變態的戀物癖和情色幻想總是很容易就會讓人覺得膩了，這時疲乏的味蕾就會想要去尋找越來越多的刺激來滿足食慾，好比吸毒者需要越來越強烈的毒品才能滿足癮頭。然而，飽和點終究會到來，任何讀過薩德侯爵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人應該都很早就抵達飽和點了。
但是，只要我們掌握了必要的方法，並投入我們全部的意志，我們培養精神專注其實可以沒有極限。性、危險、挑戰都只是擺脫我們的批判性、理性意識思維並進入潛意識生命儲備中的手段——巴菲爾德稱之為“定形”，莫斯基汀稱之為“意念形式”。威爾森認識到必須要通過有意識的心靈才能有效挖掘這些儲備。他看到，心靈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可以激勵自己的力量。就像柏格森所說，心靈能從自身汲取比它本來所包含的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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