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大戰爭的失落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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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本月月初適逢退伍軍人節，這個國定假日是為了慶祝一次大戰結束，生活在那個時代，也就是一個多世紀前的人們則習慣稱它為“浩大戰爭”（Great War）。

帕羅奧托圖書館之友會每個月都會在當地舉辦一場圖書銷售活動，且這次還是因為疫情停辦兩年後首度重開，我從以前就是它的常客，我經常在那裡物色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書。幾個星期前，我買了一本亞當・霍奇契爾德（Adam Hochschild）在2011年出版、廣受各界讚譽的《終結戰爭》（To End All Wars），他在書中描述了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反戰運動的來龍去脈，當初這本書上市的時候我就曾在《泰唔士報》和其它地方看過不少對它充滿讚譽的書評。我自認對那個年代的瞭解十分貧乏，所以我決定花個幾天時間來好好閱讀這本書。

霍奇契爾德無疑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與研究人員，這也難怪他的書會收穫知名學者的一致好評，他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是關於那些在英國策劃與領導無數次受到強力鎮壓的反戰示威的男男女女，他們的訴求無非就是希望結束發生在戰壕中的血腥廝殺。

這些人有許多都因為持不同政見而遭到當局監禁，其中包括工黨的創始人克亞爾・哈第（Keir Hardie）和傑出的數學哲學家、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伯特蘭・羅素。

對戰爭的態度分歧也造成了女權運動的分裂，即使是權貴家族也難免因此產生裂痕，英國駐法國軍事總司令的姊姊成為了著名的和平運動家。E.D・莫雷爾（E.D. Morel）在幾年前還是英國家喻戶曉的記者，他曾因為揭露比利時在剛果的暴虐統治而被譽為國際英雄，但現在他卻因為撰寫反戰文章而入獄，他在獄中受盡各種不人道的折磨，這對他的健康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影響，導致他在戰爭結束沒幾年後就驟然去世，享年五十一歲。

如同我所預期的，我從這本書中學到了很多自己從前都只是一知半解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沒有理由懷疑它的準確性，包括書中簡短卻令人震驚地提到德國在比利時佔領區犯下的累累暴行，我很高興能填補自己在這些方面的巨大知識空白。

但就在霍奇契爾德對1916年的討論接近尾聲時，他突然話鋒一轉說，其它大多數國家都不像英國，它們從未有過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這裡也包括了德國。正如他在p.217中說道：

“交戰的雙方都堅持要繼續戰鬥至最後一刻，畢竟已經打了整整兩年的仗，如果這時有哪一方的人敢言議和，都會立刻被斥為叛國之徒。” 

這段話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當然，霍奇契爾德一定知道，事實上就在那個時候，德國政府已經公開提議要進行旨在結束戰爭、停止再繼續造成更多生靈塗炭的不設限國際和平談判，當然它可能是以維持現狀為前提。

當時德軍接連取得了幾場重大的勝利，並在索姆河給協約國造成巨大的損失，也讓羅馬尼亞徹底退出戰爭。因此，此時的他們兵鋒正盛，所以他們並不是因為打不贏才主動求和。不幸的是，協約國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並堅稱德國主動伸出橄欖枝恰恰代表其已經無力再戰，因此它們下定決心要繼續打下去直到取得完全勝利、奪取領土作為勝利果實為止。

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又有數百萬人的性命被白白犧牲，幾個月後，即1917年初俄羅斯沙皇政府垮台，布爾什維克成功奪權，這一歷史事件對後世的影響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我不記得我的高中或大學教科書有過任何對德國被拒絕的和平提議的隻言片語，所以這件事我可以說是從未聽聞過。不過在2000年左右，我開始經營一項數位計畫，旨在將美國過去最有影響力的各家大眾雜誌進行數位化保存，結果我吃驚地發現原來那項和平提議曾是1916年末各家報紙的頭條新聞，我匆匆瞥過幾篇文章，並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都錯過了一段重要的歷史。例如，1916年12月23日美國極富影響力的《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的標題新聞是〈德國的和平提案〉，而在那前後幾個星期該期刊、《國家》（Nation）、《新共和國》（New Republic）等雜誌也都在談論相同的話題。

但是，雖然我的教科書對這些事實隻字未提，但霍奇契爾德畢竟是一位屢獲殊榮的作家與歷史學家，他為了寫那本關於一次大戰期間的和平運動的書而事先做足了功課。我很難相信他會不知道那些關鍵的事件，我以為他會在下一章提到它們，結果在我讀完他整整四百五十頁的書後，卻仍然找不到哪怕一字一句。

於是，我決定先在Google上進行一些簡單的搜尋來確認我的記憶，但在網路上能找到的東西實在乏善可陳。我查閱了《維基百科》關於一次大戰的條目，該條目包含了將近四萬個專有名詞，還有五百來個參考文獻，但它也只用一句話就把德國的和平提議帶過了，要知道這項提議可是意味著結束戰爭、挽救上百萬條人命的機會。幸運的是，這個簡短的一句話原來是出自幾位歷史學家在2018年的《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他們的敘述與我所瞭解到的事實絲毫不差。一次大戰在1918年11月11日正式結束，他們的文章剛好是在它過了一百年後發表的。所以，需要等到這場戰爭過了整整一百年後，我們的主流媒體才終於願意對這個幾乎被遺忘的故事進行一點報導（參見：《華盛頓郵報》2018年11月11日〈一次大戰為何遲遲無法結束〉）。

如果通過談判締結的和平真的順利在幾年內結束戰爭，它顯然會對世界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不僅僅是因為數百萬戰時死傷者的犧牲有至少一半以上可以被避免。起初歐洲各國在1914年8月互相宣戰的時候都以為這只會是一場短暫的衝突，至少“在落葉之前”就會分出勝負。誰也沒想到，軍事技術的進步和兩邊陣營的勢均力敵很快就導致雙方不得不在戰壕中陷入僵局，特別是西線戰場，即使已經犧牲了數百萬人卻依然沒有取得甚至也沒有失去任何實質進展。如果戰爭在1916年提前結束，在雙方到頭來都一無所獲的情況下，因為這場毫無意義的衝突中損失慘重的歐洲各國的政治領導層肯定會在戰後清醒過來，徹底調轉最初導致這場災難發生的政策，他們絕不會允許同樣的慘劇再次重演。很多人都認為1914年是西方文明有史以來最繁榮且樂觀的年代，如果兩年的災難性戰爭和數百萬不必要的生靈塗炭足以讓人們急時清醒的話，那個黃金時代或許本來能夠被延續下去。

只可惜現實事與願違，持續不斷的戰爭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先是上百萬人白白犧牲，然後戰時的艱困環境又可能助長了1918年致命的西班牙流感席捲全球，結果奪走高達五千萬條人命。俄羅斯在1917年的潰敗使得布爾什維克有了可趁之機，並引發了一場漫長的內戰，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結果是蘇聯共產主義帶來影響三代人的全球衝突，而這又導致數千萬平民死亡。1919年《凡爾賽條約》強加給戰敗的德意志帝國的苛刻條款最終導致威瑪共和國崩潰、納粹德國和蘇聯掀起二次大戰，這場浩劫徹底摧毀了歐洲大部分地區，造成的傷亡更是一次大戰的數倍之多。

儘管協約國大力抹黑它們口中無比險惡的1916年“德國和平攻勢”，但在我看來，如果和平提議當初沒有被拒絕，這個世界本來會變得更加美好。

出於好奇，我請教了許多知識淵博、博覽群書的人，想知道他們如何看待1916年的德國和平提議被一口回絕這件事，他們每個人的看法都很有意思。一位寫過幾本一戰史書的主流學者對霍奇契爾德居然沒有討論這個問題感到訝異，但他也坦承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術界一直都對德意志帝國不怎麼友好，因此在過去半個世紀裡自然不會有太多對那段歷史的討論。

與此同時，我接觸過的幾乎所有外行人都從未聽說過1916年的和平計劃，他們知道後也都表示十分吃驚，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凱文・巴雷特（Kevin Barrett），他在自己長期經營的播客節目《真理聖戰》（Truth Jihad）中邀請過很多陰謀論嘉賓，他們討論過這段歷史，其中不乏一些天馬行空的陰謀論。

1916年的和平提議在公眾討論中消失的程度確實相當不尋常，後來我更逐漸發現，霍奇契爾德遠不是唯一一個對此保持沉默的人。

想想出生在英國、在哈佛和史丹佛大學求學的知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在1999年憑著《戰爭的悲憐》（The Pity of War）一書名聲大噪，這本書從有別於主流的角度研究一次大戰，並得出了許多充滿爭議的結論。弗格森大膽地主張英國當初應該選擇置身事外，然後德國會迅速贏得戰爭，進而在歐洲大陸建立起政治與經濟霸權。這最後會導致歐盟提早三代人誕生，並避免兩次大戰造成的成千上萬人白白喪命，更不用說是布爾什維克的崛起及其在全球帶來的後果。

雖然弗格森喜歡故作聳動，但我不記得自己幾年前讀這本書時有看到與1916年和平提議有關的段落，我重翻了一次整本書也印證了我沒記錯，縱然他的序言包含了將近一整頁的“假設”，而且他還在書中設想了各種不同版本的現實發展。事實上，就在幾年前他又出版了《虛擬的歷史》（Virtual History），其收錄了由不同專業學者撰寫的幾十篇長篇論文，它們仔細研究了如果歷史上的許多關鍵時刻有不同的發展會出現什麼結果，比如德國贏得一次大戰，可是這本書也仍舊沒有提及1916年本來有可能通過談判締結和平這回事。

另一本篇幅更長且內容相似，不過書名更貼切地直接叫做《假如？》（What If?）的書則在2001年由羅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編著出版，但它同樣對此事沉默不語。這本書厚達八百多頁，其中有九十多頁是在設想一次大戰的七種不同可能的走向，但卻偏偏沒有提到1916年和平提議，即使它理應是最明顯也最重要的“假如”之一。

主流史學家也顯得異常寡言。英國知名歷史學家A.J.P・泰勒（A.J.P. Taylor）在1970年出版了《1914−45年的英國史》（English History, 1914-45），這本書有將近九百頁，其中四分之一在談論一次大戰；但它沒有提到1916年德國提出的和平提議，甚至連德國人可能接受合理妥協上談判桌的可能性都被用僅僅一個註腳就輕描淡寫地駁回了。約翰・基根（John Keegan）1999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First World War）有四百七十五頁，但還是一樣。雖然我沒有讀完所有這方面的標準歷史書，但我想這個例子應該已相當具有代表性，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麼霍奇契爾德完全不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以及尼爾・弗格森及其他優秀作家為何也都略過了這件事。

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出現在更專業的研究中，哪怕它對歷史的影響深遠。幾年前，我讀了肖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2017年出版的《俄國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他對1917年沙皇政權垮台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奪權的前因後果進行了非常出色且細緻的分析。

這本書以拉斯普京之死作為開場，這位布衣出身的巫醫對沙皇一家人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縱使他沒有任何官方職位，但多年來他一直被認為是俄羅斯帝國第三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1916年12月死於一個俄羅斯上層精英也參與其中的陰謀集團之手，這個集團似乎在沙皇政權的顛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該政權在幾個月後因為二月革命而正式倒台。

拉斯普京長久以來一直在警告與德國打仗的代價十分高昂，這是導致他被謀殺的一個重要理由；事實上，正是出於擔心他們體量巨大的俄羅斯盟友會倒戈，英國情報部門也參與了這次暗殺行動。儘管有人要謀害拉斯普京的傳言已經流傳了幾個月，但他最終還是在12月20日遭到毒手，而德國的“和平攻勢”正巧也是在這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雖然作者並未將這兩件事直接聯繫起來，但這個時間點應該不會只是巧合。所以，協約國千方百計想要阻止德國的和平提議獲得任何響應，結果可能在無意間促成了俄國革命的發生。

一次大戰如果能早日結束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大事，1916年德國主動伸出橄欖枝對當時的新聞報導來說就是這樣一件大事。但德國最終輸掉了戰爭，從此以後的官方敘事都習慣將一切歸咎於所謂殘酷無情的德國軍國主義，因此德國的和平提議就成為了一個說不通且令人尷尬的細節。於是，在接下來一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這些事情都被扔進了記憶洞，要不是我當初看到了那些1916年的新聞紀錄，我想必永遠不會知道這段歷史。

事實上，自從我在我的網站上隨意地提起這段有趣的歷史後，就有一兩個評論者對我提出了尖銳的質疑，他們反覆嘮叨著德國人根本無意和談的主流說法，卻沒有解釋為什麼那個年代的媒體報導與此相反。根據這些評論者的解釋，好戰的德國軍方無疑會否決所有這些提議，所以我決定找找看有沒有比幾位名不見經傳的學者在報紙的百年紀念專欄上發表的千字長文更能佐證我的觀點的資料。

令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原來在去年就有一本關於1916年的和平曙光是如何被錯過的書出版了，這顯然是唯一一本專門討論這個照理說應該相當重要的主題的英文著作。順道一提，這本《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Less Traveled）的作者菲利普・澤利科（Philip Zelikow）同時還是9/11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執行主任，因此他在主流媒體中是一個形象很好的人。據他在導言的尾末解釋說，他已經斷斷續續地從事這項研究有十年了。

儘管全書不到三百頁，但他對那段歷史的描述卻非常詳細且有說服力，他引用了很多檔案和私人日記，基本上印證了我最初在那堆古舊出版物中讀到的故事。他一絲不苟的研究還帶出了大量額外的資料，它們拼湊出了一個與幾十年來的蓄意誤導完全不同的故事。雖然這聽起來像是某種充滿爭議的“修正主義”，但他的書卻得到了不少主流學者的認可，並獲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有影響力的雜誌的好評，就是報紙從來沒有報導過它，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

澤利科講述了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故事，在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它幾乎完全不為公眾所知。

儘管包括他最親密的政治顧問在內的一群有影響力的人都希望美國站在協約國一方，但伍羅德・威爾遜總統實際上一直很想調解衝突，就像他的前任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調停日俄戰爭，後者因此在1906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在戰爭的頭兩年裡，交戰的雙方陣營都沒有很積極地回應威爾遜的和平提議，直到1916年8月情況出現了變化，猶豫不決的英國領導層最終決定繼續在戰場上下注，但同樣猶豫的德國政府卻秘密接受了威爾遜的提議，認可他擔任和平會議調停人。由於雙方皆已傷亡慘重，人們普遍認為只要公開的和平談判開始，基本上就意味著硝煙不會再起了。威爾遜、大部分德國領導層和英國內閣成員都已經準備好上談判桌，至少在此時和平似乎已不再是遙不可及，尤其是因為協約國嚴重依賴美國的軍火與資金援助。

但是，即便一切似乎都已準備就緒，但在接下來的五個月裡和談的機會卻一再被錯失。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通訊困難，這是因為英國人切斷了德國的跨大西洋電纜，這表示德國要與威爾遜甚至他們自己的大使通訊都只能透過中立國家或拉丁美洲來迂迴地發送電報，結果電報傳到華府時都已經是幾天乃至幾個星期以後的事了。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威爾遜身邊沒有能夠將他的想法付諸實行的有力團隊。與歐洲各國不同，當時美國的官僚體系依然十分薄弱，威爾遜必須自己寫講稿，而他的新任國務卿更是一名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律師。反之，他最倚賴的顧問愛德華・豪斯上校（Edward House）是一個富有的德州佬，他不只常出搜主意，而且還非常支持英國人，以至於他有時似乎在故意破壞和平進程。此前一直是學者的威爾遜在1913年跌破眾人眼鏡入主白宮之前只做過兩年的紐澤西州州長，因此他本人也沒什麼政治或國際外交經驗。

所以，即使德國在1916年8月對威爾遜的和平提議做出了積極回應，但威爾遜卻沒有意識到時間的緊迫性，反而決定在11月大選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同一時間，德國軍方內部也出現了主張對載運協約國物資的美國船隻發動無限制潛艇攻擊的聲音，這肯定會導致雙方的關係惡化。

進攻索姆河使英國人死傷慘重，光是第一天就損失了將近兩萬兵卒，這讓談和的聲音開始高漲，英國政府也終於願意考慮威爾遜的提議。英國首相阿斯奎斯（H.H. Asquith）的一個兒子已經戰死、另一個兒子負傷，而德國表態願意退出已被其佔領的比利時無疑已滿足了英國要求的最重要的條件。

但到了9月底，本來一直很響應美國和平提議的戰爭部長勞合・喬治忽然改變了立場，並宣布英國永遠不會接受妥協的和平，甚至願意為了取得全面勝利再繼續奮戰二十年，除非被徹底“擊倒”否則其它任何選項都是“天方夜譚”。澤利科爭辯說，勞合・喬治是想利用他在和平問題上的唱反調來獲得英國強硬派的支持，例如諾斯科利夫勳爵（Lord Northcliffe）的強大報業集團，如此一來他就能取代阿斯奎斯成為首相，結果也確實是如此發展，於是提倡和平的人只能下台一鞠躬。

雖然英國人的態度丕變，但威爾遜在11月7日連任成功後仍繼續推動和平進程，但卻遭到他的心腹豪斯上校的強烈反對。即使英國已經完全無暇顧及與德國戰鬥之外的事情且完全仰賴於美國的援助，但豪斯卻不知何故竟相信假如美國太過強硬地要求談和，英國就會反過來向美國宣戰。這聽起來簡直不可理喻，可是豪斯卻一再向威爾遜等人保證，英軍有能力從加拿大大舉南下，然後皇家海軍會利用他們的日本盟友率著數十萬大軍登陸，一起征服美國。儘管這些離奇的擔憂都被駁斥了，但它們仍成功幫助大部分都是親英分子的國務院官員拖延威爾遜的和平計畫。

約莫在同一時間，德國大使開始懇求威爾遜儘快採取行動，以免錯失談和的良機。澤利科將這一章命名為〈和平在地上等著被人撿起！〉，這話說得真的很重。另一方面，德國軍方的強硬派也在不斷施壓政府，要求後者打消和談的念頭，採取他們聲稱能夠迅速贏得戰爭的無限制潛艇戰。

對威爾遜的一再拖延感到絕望的德國及其盟國最終在12月12日提出了它們自己的談和提議，邀請各方前來海牙參加和平談判，並舉薦威爾遜擔任調解人，希望能藉著這種方式促使他趕快採取行動。德國的聲明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威爾遜不得不跟著表態，一個星期後他終於公開了自己的計畫構想，但正如澤利科所說的，這麼做反而“弄巧成拙”，因為這個計畫並未包含任何具體的細節，甚至沒有邀請各方參加和談會議。因此，協約國堅決拒絕德國的提議並斥之為“陰謀詭計”，威爾遜的聲明基本上也遭到了無視，因為它幾乎是在要求交戰各方什麼也別做。和平的契機就這樣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逐漸溜走，直到1月末德國人宣布他們將採用無限制潛艇戰，至此威爾遜也別無選擇只能與德國宣戰。

雖說這是美國政府內部有影響力的那些人從一開始就樂見的結果，但澤利科卻也指出，威爾遜和其他和平提倡者犯下的錯誤、過失與誤會可能比那些蓄意破壞和平的人還要負起更大的責任。他對前者做出的嚴厲歷史裁決似乎並不完全公允：

“在未能把握最正確的時機來實現和平這方面，從沒有人比威爾遜總統更失敗，也沒有人比他更能讓全世界失望，他的失敗可謂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嚴重的失敗。”

因此，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轉折點之一很可能就是1916年末，當時本來很有機會實現的和平談判最終功虧一簣，澤利科的精彩著作清楚交代了這個機會是如何又為什麼溜走的始末緣由。無論如何，1916年失去的和平本來應該成為無數小說、戲劇和電影的題材，但它在今天卻幾乎不為人知，哪怕是受過最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翻閱過去的那些頭條新聞和報章雜誌使我意識到了一次大戰的真實歷史並不像我們一直以來被告知的那樣，而故事並未就此結束。一旦重要的事件被敲定，英雄與壞人被確定，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根據最後的結局來重新詮釋過去，並建立起一個簡單的線性故事。換言之，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正因如此，我認為關於一次大戰最鮮為人知且最有價值的資料之一是一本在1917年3月完成的書，也就是我們最終參戰改變了一切的幾個星期前。這本書的作者是擁有哈佛歷史博士學位的洛斯羅普・斯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那時他才剛剛以作家的身份出道，但他很快就成為了全美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的《當今的歐洲》（Present-Day Europe）對每個國家的戰時政治與近代史都進行了公正嚴明的考察。

這本書並不厚，只有不到七萬五千字，只需一兩天就能讀完，但它的訊息量卻非常大，其中有很多都在後來官方敘事逐漸成型後便被史學界遺忘了。此外，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釋的，斯托達德非常謹慎地在每個章節都直接引述各國當地人的第一手觀點，他討論英國時引用英國人的看法，討論德國時引用德國人的看法，這提供了對各國的精英與平民究竟是如何看待局勢的珍貴紀錄，對我們這些一個多世紀後的人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史料（參見《當今的歐洲：它的民族心態》，1917）。

斯托達德的書是在德國的和平提議被拒絕幾個星期後才付印，但這個現在所有讀者都已經知道的外交失敗卻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論述。但是儘管這位作者自己也不是所有背景都清楚，但他在討論英國和德國的章節中均對雙方的談和努力給予了公正地描述，並補充了澤利科和霍奇契爾德所漏掉的有趣細節。舉例來說，早在1916年6月其實就有幾位主流的英國著名政治人物公開呼籲進行和平談判，他們的聲音出現在了《經濟學人》上，並獲得了這份極具影響力的刊物的編輯們的支持。但發生在精英媒體中的這場高調造次很快就被官方鎮壓，那些編輯還因此丟掉了飯碗。據斯托達德解釋說，協約國毫不妥協地堅持拒絕德國的所有和平提議，到了1917年初這終於“激起了德國人民全體一致的怒火”。

斯托達德的資料之所以價值巨大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談到了各方的戰爭目標，這為各國面對和平談判的不同反應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並且兩個陣營彼此之間的反應恰好形成了鮮明對比。德國人的戰爭目標相對溫和，幾乎沒有領土訴求。反之，法國人卻執意要徹底摧毀德國，當時法國的幾乎所有政黨都是如此主張。他們認為在1870年統一的德國已經變成一個太過強大的歐洲競爭對手，因此必須將它重新分裂成數個弱小國家。法國不只要討回以前割讓的亞爾薩斯−洛林地區，甚至還打算拿下萊茵蘭的大部分地區，它們一千年來一直是日耳曼人的領土。英國人倒沒有那麼極端，但他們的政治領導層中的大多數人也同意，必須將德國削弱至不再足以產生任何經濟與軍事威脅的地步。

在東線戰場，俄羅斯帝國的主要目標是吞併君士坦丁堡，它是德國的盟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首都與最大城市，此舉將使俄羅斯得以控制博斯普斯海峽這個戰略要地。雖然塞爾維亞在這時已經被打敗與佔領，最初就是塞國政府中的一些人策劃暗殺奧匈帝國未來的統治者斐迪南大公而引發了戰爭，他們本來的企圖是要摧毀這個多民族國家，然後將其各個擊破納入大塞爾維亞的範圍內。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德國及其盟友實際上是主張“維持現狀”，它們可以接受既有的邊界劃定，這一點與協約國完全不同。當衝突的一方已下定決心要肢解另一方時，就很難指望有任何和平。況且，德意志同盟面對的是一個人力、物力與軍力都數倍於己的敵對聯盟，因此它理所當然會認為自己是在打一場純粹的衛國戰爭。這在當時是很明顯的事實，可是卻與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的說法完全相反。

當然事情不會真的只有這麼簡單，導致戰爭爆發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德國對其東邊的人口與軍事實力都在迅速增長的俄羅斯帝國的擔憂。事實上，雖然德國國會中有強大的社民黨在反對軍國主義，但它的黨員也不乏對沙皇政權的強烈敵意，其中一些有影響力的猶太議員更將俄羅斯妖魔化為反猶主義的猖獗之地，因此俄羅斯的威脅也是德國在戰爭爆發後能夠快速上下一心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德國軍方一直以來也的確想要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以在俄羅斯變得太過強大之前先打垮它。

德國在剛開戰的幾年的確一路高歌猛進，成功攻下大片俄羅斯領土，而波蘭的華盛頓−約瑟夫・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亦組織了一支由兩萬名波蘭人組成的軍隊來與德國並肩作戰。出於這個緣故，在波蘭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一個世紀後，德國人決定幫助波蘭重新獨立並成為德國的附庸國，這一決定將極大地削弱俄羅斯，並製造出緩衝區來防止後者未來的西擴。

儘管這部分的重要相對較小，但斯托達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一段討論是巴爾幹半島，這裡有數個自古以來就一直在爭鬥不休的國家，我以前從未仔細瞭解這些國家的故事，更不用說是這麼多細節了。這些國家曾在1912−1913年互相開戰，考慮到薩拉熱窩事件就是在1914年發生，後面發生的那場捲入整個歐洲的大戰其實可以被看作是第三次巴爾幹戰爭。

正如這位作者指出，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到來之前，這些巴爾幹民族在歷史上幾乎都曾建立過大小不一的區域性帝國，因此他們理所當然會想在鄂圖曼土耳其衰退後另起爐灶。但各個巴爾幹帝國的領土往往互相重疊，這造成了無數激烈的衝突，使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希臘等覬覦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領土的國家一再兵戎相見。與我過往的認知不同的是，斯托達德解釋說這些巴爾幹國家的政治與社會風俗其實都大相徑庭，例如保加利亞就與它的鄰國羅馬尼亞完全不同，雖然以前在我的腦海裡它們似乎都是一個樣。

斯托達德的書主要聚焦於歐洲主要參戰國的內部動態，而沒有直接回答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場戰爭，但他提供的史料大致上印證了我過往從教科書上獲得的印象，即已經武裝到牙齒的兩大敵對陣營通通誤判了情勢，最終導致雙方都陷入了一場彼此最初都沒有料到的慘烈衝突。正如澤利科的細緻研究表明了美國、德國和英國曾在1916年共同摸索和平的可能性，歐洲各國在幾年前也是因為各種陰錯陽差而走向了戰爭。

大約在十年前，即一次大戰一百週年的時候，又出了兩本探討後一個主題的歷史著作，它們皆以詳盡的學術研究證實了同樣的結論。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和肖恩・麥克米金的《1914年7月：戰爭的倒數計時》（July 1914: Countdown to War），《倫敦時報》的前編輯哈羅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在《紐約時報》的書評上對它們給予了長篇的盛讚。幾年前我讀過它們中的第一本，後來第二本也讀了，這兩本合計一千一百多頁的書都寫得非常好，並講述了一個大致上差不多的故事。

麥克米金對1914年7月的確切情況進行和決策過程進行了鉅細彌遺的描述，他非常強調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往往會造成重大的影響，使歷史朝向完全不同的發展。比方說，就在薩拉熱窩事件發生之前，英國已幾乎瀕臨與愛爾蘭爆發內戰的邊緣，這件事在當時是如此急迫，以至於英國內閣要在幾個星期過後才有空閒回過神來討論巴爾幹局勢，因為要是內戰真的在僅僅幾個月後發生，英國便不可能再有餘力對外軍事介入。

同樣的，強硬的匈牙利總理最初堅決反對對塞爾維亞展開任何報復措施，這本來應該要避免後來那場將其它國家通通捲入的大戰，但現實是戰爭仍在暗殺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開始了；因此，一位歐洲重要政治家的堅定和平主張實際上反過來催化了戰爭的發生。多年來各國一直都有主戰派在積極鼓吹戰爭，但同時也有其它派別抱有不同的意見，戰爭最後為什麼會爆發實際上仍是取決於當時時空背景下的一些特定事件。

一旦戰爭已無法避免後，找出一個可以歸咎的罪魁禍首就成了接下來各國最主要的戰略目標，特別是對協約國而言，克拉克指出法國人和俄羅斯人都曾偽造文件來美化自己的外交失敗，一百年來關於這場大戰的責任到底該怎麼算至今仍是一個持續爭論的學術問題，雖然這兩本書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它們確實提供了非常堅實的事實基礎，解釋了誰在哪些時候做過什麼，好讓我們瞭解各方具體應該背負多少責任。

幾乎同時出版的另一本關於同一主題的風格非常不同的書是英國業餘歷史學家格里・多赫蒂（Gerry Docherty）和吉姆・麥格雷戈（Jim Macgregor）合著的《被掩蓋的歷史》（Hidden History）。儘管主流媒體噤若寒蟬，但他們兩人對戰爭爆發前的英國領導層充滿陰謀論色彩的描述卻在許多非主流圈子中受到歡迎，我也在幾年前終於決定要來讀讀看這本書。可惜的是，他們的書並未讓我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雖然他們的確描述了英國激進政治派系的一些陰謀詭計，但我認為他們多少有點太過誇大事實。我只讀了一兩章就在部落格中寫下了下面這段書評，但後來就算讀完整本書後我的想法也仍然沒有改變：

“好吧，我在過去的一年或更長時間裡看到有很多人都給予了多赫蒂/麥格雷戈的這本書極高的評價，這終於說服我決定翻開這本已經買了很久的書。至少到目前為止，它並沒有讓我留下多少真正深刻的印象。 

就我所知，他們兩人提出的‘革命性’假設說穿了無非就是在19世紀末，有一小群英國上層人士組成了一個‘秘密社團’，其目標是要確保大英帝國的霸權與財富持續不墜，只要大英帝國能永久統治世界，即使要動用無情或骯髒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這真的有那麼令人難以置信嗎？彷彿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諸如此類的‘秘密社團’？難道我們不會理所當然地假設即使是最平庸的英國領導人也會知道延續大英帝國的霸業與財富才是他們的第一要務？如果他們不知道，這不是反而才比較令人震驚嗎？ 

這就像是有人寫了一本書聲稱‘Google的高層正在暗中試圖擴大它的財富與權力，以取得對整個網際網路的主導地位。’或‘高盛的高層正在暗中試圖擴大它的財富與權力，以便永遠主宰華爾街。’ 

多赫蒂和麥格雷戈兩人都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他們試圖反駁‘萬惡德國說’當然很值得讚許，但我認為已經有很多專業的歷史學家這麼做過了。 

就連我幾十年前的高中教科書都明明白白寫著，英國對德國崛起的恐懼是一次大戰的其中一條導火線。當然，還有另一條導火線是德國對俄羅斯崛起的恐懼。歷史學家一直以來都在為它們之間的孰輕孰重互相爭執，但沒有人會否認這些因素都是客觀存在的。”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另一本在一個多世紀前出版的書，它放在今天大概會被視為陰謀論作品，但在當時可完全不是這樣，因為它的作者是美國公認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之一，而且這本書還受到了《文學文摘》的大力推崇。大衛・斯塔爾・喬丹（David Starr Jordan）是史丹佛大學的創校校長，同時還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生物科學家，他寫過九十多本書，其中大部分是科學著作，但也有些是在討論更廣泛的公共議題。

1912年出版的《隱形帝國》（Unseen Empire）屬於後一類，它認為儘管美國和歐洲各國名義上仍是主權國家，但它們已逐漸因為自身沉重的、非生產性的軍費開支而陷入債務泥淖，這導致它們絕大多數實質上已淪為檯面下強大的金融家集團的附庸，而後者就是所謂的“隱形帝國”。因此，歐洲真正的統治者不是國王、國會或皇帝，而是一群互相通婚的銀行王朝，且他們幾乎都是猶太人：英國的斯登（Sterns）和凱索（Cassels）家族、法國的福爾茲（Foulds）和佩雷爾（Pereires）家族、德國的布萊希羅德（Bleichroders）家族、俄羅斯的岡茲柏斯（Gunzburgs）家族、奧地利的海亦施（Hirsches）家族、葡萄牙的古德施密特（Goldschmids）家族、土耳其的卡蒙德斯（Camondos）家族、遠東的沙遜（Sassoons）家族以及最重要的倫敦與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雖然這樣的描述在今天看起來可能很瘋狂或危言聳聽，但喬丹完全是實事求是地在陳述事實，事實上這甚至不是他要談論的重點。這位史丹佛大學校長堅持現代戰爭對一個社會來說是災難性的，而且戰爭的成本已經變得太過高昂而不可能持續太久，因此歐洲真正的金融統治者都會出於他們的商業利益而極力避免大規模戰爭發生。

他的這番預測在僅僅幾年後就被打破了，但隨後發生的一些事情倒也確實顯示他的看法並非全無道理。例如，根據斯托達德的說法，英國有很多富裕的猶太精英，他們通常都像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擁有德國血統，其實都是主張和平的一方，以至於1916年有些主戰派的出版物還特別譴責這些德裔猶太金融家削弱了英國的久戰決心。類似的，澤利科也提到美聯儲的德裔猶太人副主席保羅・沃伯格（Paul Warburg）非常支持威爾遜施壓英國進行和平談判，他甚至曾在1916年勸說美國銀行不要再繼續提供英國更多的貸款。強烈親英的摩根大通總裁曾在其私人書信中痛斥過這一決定，並指責這些和平倡議背後都是德裔猶太人在搞鬼。同樣的，德國這邊的許多富有猶太人亦是和平支持者。有鑒於此，喬丹很可能過分高估了歐洲金融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力。

我對一次大戰的沉思基本上都是在讀過霍奇契爾德關於反戰運動的書後才開始的，而這也與他的上一本獲獎暢銷書《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無關係。這本書講述了比屬剛國的真實歷史以及剛果人民遭受的暴虐殖民統治，據估這可能造成了高達一千萬非洲人死亡，霍奇契爾德還在書中分享了由記者E.D・莫雷爾和公務員羅傑・卡門特（Roger Casement）私下組織的以英國為首的旨在揭露這些惡形惡狀的英勇國際道德運動的故事。他們的努力最終在大戰爆發前一年獲得了回報，霍奇契爾德在那本書的最後兩章為這段往事做了總結，並描述了兩位英雄在戰時所陷入的悲慘處境。

當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時，莫雷爾和卡門特都還是國際知名的英雄，後者甚至因其在人道主義方面的貢獻而被冊封爵位。但兩人卻也都堅決反對戰爭並抱持同情德國的立場，於是他們的公眾形象很快便一落千丈，而這只是霍奇契爾德回顧的眾多歷史諷刺之一。

比利時殖民者在剛果犯下的最駭人聽聞的暴行便是他們會砍掉所有工作未達標或不服從的非洲人的手臂，這些暴行受害者的照片曝光後激起了全世界的一片譁然。但就在1914年8月德軍入侵比利時後，比利時人突然從人人唾棄的惡魔變成了可敬的烈士，英國的宣傳人員很快就開始編造說德國人會砍掉所有不聽話的比利時人的手臂。多年來，比屬剛果對數百萬非洲人的屠殺一直是舉世矚目的人道主義問題，但霍奇契爾德卻指出隨著戰時宣傳忽然開始千方百計地強調比利時人的受害者身份，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那段殘暴的殖民史會如此迅速地從公眾視線中消失，直到半個世紀後才重新被人提起。

卡門特本人是愛爾蘭人，他為了解放剛果人而四處奔走為他贏得了無數榮譽與美名。但當他開始尋求德國人的幫助以將自己的家園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時，他立刻就被以叛國罪處以絞刑，成為幾百年來第一個因此被處死的英國騎士勳章持有人。莫雷爾同樣因為他的反戰論述而淪為眾矢之的，他在將自己寫的一本小書寄給他的和平主義者朋友、居住在瑞士的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後，便被判處六個月的強制監禁，獄中的不人道待遇對他的健康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影響。

然而，等到戰爭一結束，英國人的情緒馬上又發生了變化，新崛起的工黨重新為莫雷爾平反說他是一位被委屈的英雄，並提名他成為議員。彼時的邱吉爾是一名年輕的內閣大臣，並在領導英國加入戰爭這件事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結果莫雷爾在1922年擊敗了他順利在下議院繼續連任。莫雷爾是工黨在外交政策方面最主要的發言人之一，按照霍奇契爾德的說法，他本來要在1922年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組建的新工黨政府中被提拔為外交大臣，但最終麥克唐納決定將這個職位掌控在自己手中，或許是因為他擔心莫雷爾將來會成為他的政治對手。然而，莫雷爾的仕途最後的結局並不美滿，雖然他在1924年再次輕鬆連任，但戰時被監禁的那段日子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於是他以五十一歲的年紀在當年晚些時候去世。

我以前從未聽說過莫雷爾這個人，我覺得他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當我查閱《維基百科》時卻發現大部分的長篇文章都聚焦在他戰後的激進主張，而這本書可能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刻意對此隻字不提。在他的結語中，霍奇契爾德中肯地譴責了歐洲各國的虛偽，它們一方面樂於責備比利時的殖民統治帶給非洲人的苦難，另一方面卻又無視自己在非洲的所作所為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但莫雷爾在這一點上卻沒有任何雙重標準，可是霍奇契爾德卻偏偏沒有提及他晚年生活中對這方面的激進思考。

莫雷爾將大戰的責任歸咎於法國與沙俄，並經常在由他主編的工黨刊物《英國外交事務》（Britain’s Foreign Affairs）雜誌中痛斥《凡爾賽條約》太過苛刻，比如它使得匈牙利喪失了三分之二的領土。

可是根據《維基百科》，他在戰後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發起國際性的“黑色恐怖”（Black Shame）運動，譴責法國的非洲殖民軍隊在被他們佔領的萊茵蘭對無助的德國平民犯下的可怕暴行，包括大規模的強姦和謀殺。《維基百科》的條目通常會經過嚴格的字句斟酌，因此這個條目實在非常值得詳細引述：

“1920年4月9日，莫雷爾在《每日先驅報》上發表了一篇控訴法國在萊茵蘭的暴行的頭條文章，標題為〈法蘭克福已被法國軍隊用機關槍伺候的平民鮮血染紅〉。（42）隔天，同一家報紙又刊登了莫雷爾的另一篇文章〈法國在歐洲帶來的黑禍性恐怖與萊茵蘭年輕德國少女的失蹤事件〉。 莫雷爾文中寫道，法國正在‘放任她手下的黑人蠻族恣意踐踏德國的心臟地區’，而這群‘原始的非洲野蠻人、梅毒帶原者，如今已成為萊茵蘭人揮之不去的恐懼’（42）。莫雷爾還在他的文章裡表示，在法軍服役的塞內加爾士兵簡直是‘最原始的非洲野蠻人’，他們“喜歡掏出敵人的眼珠、耳朵甚至腦袋來塞滿自己的背包’。（43）莫雷爾繼續說道： 

‘在那裡（萊茵蘭），他們（塞內加爾士兵）儼然已成為恐怖的化身，凡他們所到之處農村女孩和婦女無一倖免——出於眾所週知的生理原因，黑人對白人婦女的強姦幾乎總是伴隨著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是致命的風險；散播梅毒、殺害無辜平民，一切已經完全失控；這是只有最野蠻的人才幹得出來的事情，但這些暴行卻都是打著和平條約之名，其無疑已將歷史的時鐘重新撥回到兩千年前。’（43） 

莫雷爾寫道，‘野蠻的黑人’有著無法控制的性衝動，他們‘滿腦子只想著在白人婦女身上發洩自己的性慾！’（44） 

莫雷爾創造了一個術語來形容塞內加爾軍隊在萊茵蘭的暴行，即‘萊茵蘭的黑色恐怖’，它立刻在國際上變得舉世皆知，而他在生命的最後四年裡也一直在四處宣揚‘黑色恐怖’。（45）

莫雷爾甚至預言‘黑色恐怖’會在將來引發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他寫說，德國的男孩都會在心裡記住‘孩子們，就是這些畜生玷污了你們的母親和姊妹’。（46）

莫雷爾將‘黑色恐怖’變成一種攻擊法國的方式，他聲稱正是法國一手放任了‘萊茵蘭的性恐怖’發生，法國的這種‘恐怖統治’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邪惡’，理當激發‘全世界的同仇敵愾’，而人們最終也必須‘重新討論《凡爾賽條約》與還給德國應有的尊嚴。’（47）”

這篇有些立場傾向的《維基百科》條目責備莫雷爾公然宣揚種族主義，並引用一位德國社會學家的話，後者認為早期比屬剛果的極端政策實際上也是受到相同的心態驅動。但是，緊接在這場為萊茵蘭發聲的運動不久後的就是他在工黨內的崛起與戰勝邱吉爾，顯然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和選民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想法。此外，希特勒其實也曾在《我的奮鬥》中間接地提到莫雷爾的控訴，雖然他的語氣沒有那麼激動，不過這些更簡短且溫和的段落仍經常被引用來作為這位德國獨裁者是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者的證據。

霍奇契爾德是一位堅定的種族自由主義者，他畢生都在為美國南方和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黑人發聲，這很容易解釋為什麼他會把莫雷爾提升到英雄的地位，因為後者勇於在國際上揭發比利時在剛果犯下的殘酷暴行。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霍奇契爾德絕口不提他的英雄在人生遲暮發起的最後一次人道主義十字軍東征，因為這次受害者變成了歐洲人、施暴者變成了非洲人，這與美國的三K黨崛起不無相似之處，它甚至可能對希特勒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