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目睽睽之下（1）被綁架者和他們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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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在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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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外星人正在滲透人類社會的想法聽起來很荒謬，更不用說是外星混血兒現在就生活在地球上。每次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我最喜歡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你認為外星人是否就隱藏在我們身邊？我喜歡這個問題，因為它讓我有機會回答說：“當然不可能！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外星人就躲在我們身邊。”至少這個答案可以讓身處在這個瘋狂世界中的我感到彷彿還有一絲理智。然而，在這本書中，我卻提出了很多外星人不僅行走在我們中間，而且就生活在這裡的證據。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已經越過了一個絕大多數外星人綁架研究人員——尤其是大部分的UFO研究人員——都不會跨越的界限。但身為一位學術研究者，我必須謹記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話雖如此，我對坦然分享自己的發現也還是會有所顧忌。相信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證詞似乎會顯得很不理智，畢竟它們簡直就是那些固執的揭穿者最好的靶子。要把一個被綁架者帶著外星混血兒去看棒球比賽這種事情寫出來確實令我感到相當尷尬，而它無疑也只會更加堅定揭穿者的決心。但不管我個人有多難以啟齒，我依然對我在這裡提供的資訊的真實性抱持著充分的信心。不過，讀者也不該忘記，沒有百分百正確的作者，就是被綁架者的記憶也可能會出錯。

在本書中，相比起過去我依賴了更多經過編輯的逐字紀錄，因為它們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人稱敘述。我已經將大部分的逐字紀錄精簡到只剩下重點的部分，刪除了我與被綁架者之間的一些無關緊的對話及其它不重要的話題。這些改動基本上並不影響它們的內容與前後文脈絡。

在理解這些逐字紀錄的用處時，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被綁架者往往是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在講述他們的經歷。許多被綁架者都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這些擁有專業學位的人是冒著名譽與飯碗毀於一旦的風險來傾訴自己的遭遇。這些被綁架者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包括醫生、商人、律師、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科學家、大學教授、研究生、警察、圖書館員、零售商、工人、退休人員甚至是失業人士。當他們試圖透露自己曾經被外星人綁架時，一般只會從他人那裡得到嘲笑與鄙視這兩種反應。有一位個案因為聲稱他在他的工作場所被綁架而遭到解僱。至於其他向自己的配偶透露自己曾被綁架的人，這些證詞最後總是只會在離婚與爭取孩子監護權的訴訟中被拿來當成證明他們精神有問題的證據。向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分享這樣的經歷幾乎不會帶來什麼好處。即使一個人只是對這個主題感興趣——而沒有宣稱自己被綁架過——也足以讓別人質疑他的精神狀況。當被綁架過的孩子們到學校講述他們的經歷，十有八九只會受到無情的訕笑，而他們也將因此學會對這些事情閉口不言。然而，對許多被綁架者而言，瞭解他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遠比引人側目還要更加重要。他們是出於絕望才來到我這裡，因為他們渴望為那些侵犯他們生活的、看似毫無道理的荒唐怪事尋找合理的解釋。

我之所以在本書中選擇這十四名被綁架者作為代表，是因為他們的經歷最能說明這整個綁架計畫的目的，並展示了外星人議程過去不為人知、令人毛骨悚然的全新方面。為了保護隱私，書中列出的所有人名均為化名。圖表1列出了這些被綁架者的化名、他們的出生年份和地點、我第一次認識他們的時間與他們的職業。

圖表1：被綁架者概覽

我與貝茜的會見次數是最多的。從1999−2007年，我們調查了一百多起綁架事件，我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幾乎每個禮拜甚至更長的時間都在與她交談。這些談話使我得以走進她的日常生活，進而發現許多綁架計畫的未知細節。據我所知，還沒有其他調查人員有過如此深入被綁架者的機會。她對自己的經歷進行了出色地描述，我在本書中大量引用了她的證詞。

催眠與證據

綁架研究的原始數據通常是來自催眠回溯出來的記憶，且一般是由業餘愛好者來進行。我非常清楚這種方法的問題。由於外星人的計畫是極為隱秘的；很少有被綁架者能夠有意識地回憶起自己被綁架時的經歷。正因如此，被綁架者在回溯詳細的綁架記憶時往往會有各種困難，而研究人員大多也不知道該如何引導他們做出準確的描述。

不幸的是，目前並沒有關於外星人綁架催眠回溯這方面的課程，也沒有可供參考的書籍。現有的成果皆是來自持續不斷地摸索、試錯與經驗。想要確實地針對綁架經歷進行記憶回溯，就需要對外星人綁架現象本身，以及回溯過程中的陷阱有足夠的瞭解。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可以說是屈指可數。

即便掌握了精湛的催眠技巧，這些對於綁架過程的描述仍然極具爭議。證明外星人綁架現象的證據往往都是些十分零碎的軼事。而且，由於數據的不完整，這些紀錄反過來引起的問題總是要多於它們提供的回答。此外，被綁架者也可能會開始虛談（confabulate）——即編造實際上沒有發生過的事件來填補自己已經想不起來的空白記憶——然後再把那些要嘛是從未發生（儘管他們堅信發生過）、要嘛是他們的記憶有誤的事件言之鑿鑿地講述出來。儘管存在上述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一致性的細節與敘述最後仍會顯示出它們的真實性，這是再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也無法模仿的。當研究人員成功回溯被綁架者的記憶時，我們就可以透過它們來一窺外星人綁架現象的驚人世界。

虛談與錯記

無論被綁架者對自己記憶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有多信誓旦旦，在沒有經過專業催眠的情況下回想起來的記憶大多是不可靠的。哪怕具備足夠的催眠技巧，在最初的幾次催眠回溯中出現虛談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要直到催眠的次數變多後才會慢慢減少。催眠者必須學會如何通過一定的技巧來辨識和減少錯誤的記憶，並糾正它們。遺憾的是，缺乏經驗或容易輕信的研究人員多半無法做到這一點，甚至會因為他們不恰當的提問方式而變相造成了更多虛談。結果無能的研究人員卻反過來將這些虛假的描述當成寶。

虛談最危險的一個例子是心靈感應。UFO上的那些生物一般都會被描述成依靠心靈感應來進行交流。被綁架者經常將其描述為一種思想對話。因此，他們常常錯把自己腦海裡的想法當成是外星人在對他們說話。這種情況最常出現在被綁架者有意識的記憶中。

其它錯記則應歸咎於研究人員的過失。有些研究人員會將他們自己的先入之見灌輸給被綁架者——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儘管一些研究人員是真心相信外星人綁架現象，但他們往往同時也是新紀元運動的支持者，並堅信外星人來到這裡是為了幫助我們進入更高的意識狀態。從給予我們靈性啟發、教導我們如何療癒彼此或地球、終結戰爭、停止破壞環境、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是幫助我們準備好加入星際大家庭。外星人在他們口中彷彿變得無所不能。

我有時會碰到有關於外星人談論環境問題的回溯紀錄。但就算這些記憶是準確的——我現在對此表示嚴重懷疑——外星人對環境的關心也很可能不是因為他們在乎人類，而是因為他們在乎自己將來要接管的星球。這是我在拙作《威脅》（The Threat）中探討過的問題。

回溯與模式的出現

當我對被綁架者進行催眠時，我習慣採用簡單的放鬆技巧。我並沒有讓受試者進入恍惚狀態，他們有時會告訴我他們好像沒有成功被催眠，但我總是告訴他們沒關係。在進行催眠的時候，我會提出符合邏輯與時間順序的問題，它們很難產生什麼引導性或暗示性。被綁架者決定了我可以問什麼。舉例來說，假如被綁架者聲稱他們躺在一張桌子上，然後進入了另一個房間，我就會問他們是如何離開桌子的。在他們解釋完之後，我會繼續問他們那時是否站著，以及既然現在是站著，他們能看到些什麼。如果他們開始走路，我會問他們正在朝哪個方向走。如果他們走向門口，我會問門口是什麼形狀。如果他們走出房間，我會問他們是直走、左轉還是右轉。如果他們說現在來到走廊，我會問走廊的大小、形狀、光亮及其它細節。

這種提問方式很容易就會過猶不及，所以我要盡量將它們控制在合理範圍。我經常提出開放式的問題，這樣我的想法就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回答。對於接受我的催眠只有三次或更少的新受試者，我會拋出一些具有微妙誤導性的問題來測試他們的易受暗示性。結果我發現他們很少有人會上當。經過幾次回溯後，一旦我熟悉了這個人並不用再擔心虛談的問題，我就可以放開手腳來開始更多對話而不再一味提問。這些簡單且合乎邏輯的技巧將有助於防止記憶混淆與恢復正確的記憶（註2）。

研究外星人綁架需要的是尋找出其中的模式。要是沒有這些模式，所有記憶就都會是個人性的，因而幾乎可以肯定是自我發明的。不同的心理現象會產生出截然不同的綁架描述。事實上，如果沒有模式，就根本無法對綁架現象展開調查。

最典型的是，我會一遍又一遍地聽見大同小異的綁架故事。同樣的細節我已經聽過了不下上百次——有時甚至頻繁到我不得不強迫自己保持清醒的程度。但這種令人昏昏欲睡、千篇一律的特徵恰恰是驗證這些敘述的重要指標。有時我會聽到一些新的東西，一些再次開拓我眼界的東西。我通常會對這些新東西抱持懷疑態度，而不會直接將它們當成證據，直到其他事先未聽過這些證詞的被綁架者也報告了相同的事情。所以我會等待模式出現。一般來說，對同一現象的反覆描述也是綁架調查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然，錯誤的提問方式照樣也能夠得出模式。有些研究人員使用了有缺陷的方法，卻依然可以收穫類似的描述——例如，接收到來自外星人的訊息。然後他們就會把這些描述當成確鑿的證據。實際上這些描述多半只是源自於引導性的提問和／或莫名其妙地要求被綁架者去詢問外星人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彷彿這些人是現在正在被綁架一樣。這理所當然會引發虛談，使得受試者在不知不覺間配合起來。這類提問方式獲得的資訊基本上毫無用處，反而只會阻礙對綁架現象的嚴格研究。唯有經過充分的調查，被綁架者才會說出他們真正知道的事，而不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的事。

交配程序

多年來，那些一絲不苟、有條不紊的研究所發現的其中一個關鍵模式是交配程序。這種模式曾在最早的兩起綁架事件中出現過——1957年巴西的安東尼・維拉斯・波阿斯（Antonio Villas Boas）案和1961年美國的巴尼（Barney Hill）與貝蒂・希爾（Betty Hill）夫婦案。維拉斯・波阿斯聲稱他與一名看起來像人類的女性發生了性關係。交媾結束後，那位女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腹部，然後又往上指，似乎是在表示天空。維拉斯・波阿斯說，他覺得自己就好像是一匹“種馬”。維拉斯・波阿斯在回憶這些經歷的時候並沒有接受催眠。

希爾夫婦案是最早透過催眠進行調查的綁架案例，但儘管那位催眠師才華洋溢、技巧嫻熟，卻顯然並不瞭解綁架現象與隨之而來的記憶問題。巴尼聲稱他的精子被提取了；貝蒂則說有個外星人用針頭刺進她的肚臍，並告訴她這是“受孕測試”。

波阿斯・維拉斯案直到1966年才被曝光出來，而無論是1966年出版的那本書還是1975年關於希爾夫婦案的電視節目都沒有討論到巴尼的精子樣本。因此，這兩起案例對後來其他人描述的交配情節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研究人員開始注意到外星人綁架的普遍性，交配情節的比重也逐漸變得越來越明顯。事實上，交配程序在被綁架者的敘述中屢見不鮮，我們也是因此才得以瞭解到著名的外星人綁架研究人員巴德・霍普金斯（Budd Hopkins）在1983年首次發現的事實——外星人正在利用人類的精子與卵子，混合外星人的基因創造出全新的物種。他將這些一半人類／一半外星人的生物稱作“混種人”。

這些混種人的受孕是從一種侵入性的過程開始。據女性被綁架者報告說，外星人會將混種胚胎植入她們的子宮，並在九至十一個星期後取出胎兒。在後續的綁架經歷中，這些被綁架者會看到這些（儘管未必是她們生下的）已經變成嬰兒、幼兒、青少年、成年人的混種人（奇怪的是，我從未聽過被綁架者說看到老年的混種人）。

被綁架者報告了許多類型的混種人，從看著像外星人到像人類的都有。被綁架者還描述了這些混種人的工作，包括護送被綁架者進入UFO、在眾所週知的灰人外星人——那些長著大腦袋、大眼睛且身材瘦小的傢伙——不在的時候執行綁架任務。很多被綁架者還聲稱，他們與成年的混種人有著十分複雜的個人關係。

訊息與第一次接觸

關於外星人和綁架事件的奇幻故事常常出現在流行文化中，甚至於被奉為“真相”。在有些方面，這些幻想已經對整個社會乃至科學家和學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比方說，從外星人那裡接收“訊息”的概念就經常成為20世紀50年代聲名狼藉的那群“外星接觸者”的噱頭，他們自稱遇見了外星人，還被後者帶去金星或其它地方旅行，並收到了很多重要的訊息——通常與共產主義的邪惡、原子彈與其它當今的世界問題有關。這些“訊息”至今仍是飛碟傳說的一部分，但它與綁架現象從未有任何關聯。一個人越瞭解外星人綁架事件，就越能發現這些訊息在邏輯上的不合理之處。

同樣地，“接觸”這個概念實際上也完全是流行文化的產物。很多人都相信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降臨”，那一定是會以“帶我去見你們的領袖”這樣的形式發生。屆時外星人將和人類平等地握手言歡，最好是在白宮的草坪上，雙方都對彼此展示出禮貌、體貼的善意和想要教導或傳達什麼的渴望。雖然外星人遲早會公開露面的想法在新紀元運動中相當深植人心，但外星人綁架現象似乎卻否定了這一點。此外，另一個相反的觀點——外星人來到這裡是為了毀滅人類並接管地球——在流行文化中同樣並不新鮮。電影製作人喜歡採用這個概念是因為它充滿了戲劇性，既可怕又暴力。這裡得再次重申，固然外星人綁架現象有其陰險的一面，但目前尚無任何跡象顯示它的目的是為了摧毀人類文明。然而，儘管沒有任何依據，這兩種類型的“第一次接觸”卻變得太過深入人心；以至於現在幾乎被視為唯一的可能性。由於這些場景至今為止都沒有發生，於是包括學者和科學家在內的大多數人就因此得出結論認為，UFO和外星人綁架現象通通都是子虛烏有。

諾貝爾獎得主凱利・穆利斯（Kary Mullis）就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子，說明一個想法可以僅僅因為不符合大眾的期望就被打入冷宮。澳洲UFO研究人員比爾・查克（Bill Chalker）引用穆利斯的話說：“任何能夠克服時空障礙的文化，理論上都可以輕鬆解決複雜生物化學這個簡單得多的問題，根本不會需要採取那些灰人／人類‘混種’理論所主張的行為。”這種自信的說法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依據，他認為綁架事件不可能是真的，僅僅是因為它們不符合他自己的認知（註3）。

穆利斯說出這樣的話就彷彿他對其它星球的生命很有瞭解一樣。但就算我們把全世界所有不是UFO和／或外星人綁架事件領域的科學家和學者的外星知識都加起來，到頭來也還是零。截至寫完本書時，這一點仍然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學會正視事實，而不是一味堅持外星人將會、能夠或應該按照我們認為正確的方式行事。想通過流行文化或大眾科學來解釋綁架事件，就必須提出一串完整的證據鏈，好證明這些文化資訊是如何進入當事人的頭腦，然後被他們轉化成複雜的個人綁架經歷。然而，對綁架事件的嚴肅調查卻沒有發現任何流行文化影響的證據。

懷疑論者、揭穿者與正視事實

綁架現象最關鍵的一個事實是，縱使被綁架者們多半互相不認識，但他們卻異口同聲地講述了差不多的故事。舉例而言，詢問那些外星人是來自哪裡就是一個很有趣（雖然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假如綁架經歷完全是心理性的——因而不是真實的——那麼被綁架者就可以很簡單地為外星人編造一個基地，就像他們想像出其它所有一切一樣。這麼一來，我們應該就會得到五花八門的外星人起源理論。事實上，被綁架者很少談到“基地”，因為他們遇到的外星人根本就不會向他們透露這些資訊。外星人也從未透露他們來到這裡的真正理由。如果這種現象只是某種心理幻想，照理說我們應該會聽到各式各樣的理由。

瞭解外星人如何來到這裡對科學家來說自然很重要。他們深知憑我們現有的科技要前往其它太陽系或星系是何其困難，並因此得出結論說外星人不太可能出現在這裡。他們認為我們的星球只是太陽系中的一顆微不足道的行星。所以，外星人沒有理由大老遠跑來這裡。這種說法簡直跟廢話沒有兩樣。外星人如何來到這裡或他們來自哪裡根本一點也不重要。地球身處在銀河系中的哪裡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問題只有一個：他們現在在這裡嗎？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是”，那麼下一個問題便是：他們為什麼在這裡？各種證據已經有力地證明他們確實在這裡；至於“為什麼”就是我在本書中要嘗試回答的問題。

科學家、揭穿者和懷疑論者有很多理由忽視或否定綁架現象。沒有人會相信那些聲稱自己被綁架的人。因此，這種現象要不是心理性的，要不就真的是親身經驗——沒有其它可能。由於對大多數人來說，經驗性解釋一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揭穿者和懷疑論者提出了無數種的心理性解釋。他們提出了催眠誤導、錯誤記憶症候群、睡眠麻痺、流行文化的潛移默化影響、童年性虐待、新千禧年恐懼症、集體歇斯底里、自我催眠、信念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神話與民間傳說以及其它各式各樣的解釋。我個人讀過超過三十五種——且它們大部分都互相排斥——試圖駁斥被綁架者經歷的解釋。這些揭穿者都抱有一種很不可取的心態。他們並不真的瞭解該現象的確切證據、他們忽視自己明知存在的證據，甚至是扭曲證據以符合自己的偏見。

我沒有見過任何例外。大部分的懷疑論者都沒有意識到，那些真正有見地的綁架事件研究者早就已經把各種心理性解釋研究透了。沒有任何認真的研究人員會犯下將心理性解釋與經驗性解釋互相混淆的錯誤。可是，對揭穿者而言，任何解釋——不管它有多麼無憑無據、多麼異想天開——都比綁架事件有可能是真實的想法更加可取。

外星人綁架現象是無法被輕易蓋棺定論的問題。以下是迄今為止綁架事件經常出現的一些特徵，它們在任何一種解釋中都必須被仔細考慮：

• 當人們被綁架時，他們的身體會出現在一個非比尋常的環境。
• 有時人們會成群結隊地被綁架，並且能夠互相印證彼此的陳述。
• 有時會有旁觀者目擊人們被綁架。
• 當回到正常環境後，被綁架者身上會出現事發前還沒有的痕跡、割傷、瘀青、骨折甚至是已經化疤的傷痕（從生物學上來說是不可能的）。
• 回來後，有時人們會發現他們把衣服穿反了，或是穿著別人的衣服。在這些情況下，他們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本來明明是穿著正確的衣服。
• 被綁架者描述的內容在流行文化中幾乎都未曾出現過。
• 綁架現象跨越所有社會、政治、宗教、教育、知識、經濟、種族、民族和地理劃分。
• 綁架現象具有全球性。無論文化差異如何，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提到相同的事物、相同的細節。
• 綁架無論在白天或晚上都有可能發生，取決於被綁架者是否能被鎖定以及他們最不會被別人找到的時間。
• 被綁架者事前不必一定得要是睡著的。
• 綁架通常從童年就已經開始，並以不同的頻率持續至老年。
• 綁架現象具有世代性。被綁架者的子女也常常聲稱他們曾被綁架，還有他們的孩子也是。
• 綁架與酒精或毒品都沒有關聯。

同樣重要的還有該如何處理這種現象。

• 大多數被綁架者對綁架感到恐懼，並希望它們結束。他們一點也不享受這件事。
• 勇於談論自身經歷的成功人士往往冒著風險，因為他們知道這可能會毀掉自己的職業生涯。
• 許多被綁架者都產生了“屏障記憶”（screen memories），即一些非常生動卻毫不相干的記憶，它們被用來阻止他們回想起被綁架的經歷。
• 有些被綁架者無需催眠就能準確記住大部分或完整的綁架過程。
• 透過正確的提問，被綁架者往往可以更準確、詳細、具體且完整地回憶起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 最好在綁架事件發生幾個星期、幾天或幾小時內就進行調查，以盡量避免記憶褪色。
• 被綁架者通常都對已故親人或宗教人物懷有某種冗長且美好的回憶。可是當他們的記憶在接受調查的時候，他們卻會發現它們突然全都變成了綁架時的記憶，而不是他們本來的美好回憶。

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態。在下一章中，我們將開始探討這些前所未有的綁架現象，以及它們究竟對外星人的計畫有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