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primal-vision-active-seeing
BY COLIN WILSON
現代人往往很難理解為什麼說他們實際上是“盲目”的。這是因為我們都只看見了眼前的事物，即使睜大眼睛也無法看見更多。
但還有另一種盲目，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的《論人類認識之盲點》（On a Certain Blindness in Human Beings）中描述了這種盲目。詹姆斯在書中自述他是如何乘坐一輛越野車穿越北卡羅萊納州的山區，一邊厭惡地看著那些新開發的土地，一邊在心裡咒罵著它們真是煞風景。他問司機是什麼樣的人會想要住在這種地方，沒想到司機卻高興地回答說：“我們所有人都對開發這些土地感到與有榮焉。”就在那一刻，詹姆斯突然醒悟到，這些農民每個人都將土地的開發視為他們所有人的勝利，在他們眼裡這是非常美好的壯舉。
我們擅自將先入為主的觀念強加予事物之上，然後又用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去看待它們，結果就是讓我們自己變得盲目，因為我們總是堅信自己看到的就一定是對的。詹姆斯覺得那些新開發的土地很醜陋，卻沒有意識到真正醜陋的其實是他自己的心。
但就算我們知道了這一點，我們還是很難理解古埃及人——或是我們的克羅馬儂人祖先——是如何以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甚至發展出了一種屬於他們的“高等科學”。下面就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德國詩人歌德是少數天生就擁有這種“古老洞察力”的人之一，我們可以透過歌德的科學觀來嘗試理解這種特殊科學的真諦。
為了方便接下來的說明，且容許我先解釋一下我是怎麼在偶然間接觸到歌德的科學觀。
早在我十幾歲第一次讀到老版《浮士德》的時候，我就已經是歌德的死忠書迷了。這位因為深感人生空虛而對一切都萬念俱灰的博士深深打動了十六歲的我。歌德的作品很少有優秀的英譯本，不過多年來我還是設法收集到了我能找到的每一本譯本。
幾年前，我偶然看到了一本歌德的《色彩理論》（Theory of Colour）譯本，但我很猶豫到底要不要買下這本書。我知道歌德是一位熱情的業餘科學家，但又覺得他的程度也不過就是——一位業餘科學家。話雖如此，我還是買了這本書——然後讓它在我的書架上吃灰。
我本來不應該輕易低估歌德的。畢竟，我知道他關於頜間骨的猜想後來已經被證實是正確的。頜間骨是上頜骨中用來固定門牙的骨頭，所有動物都有這塊骨頭。但在18世紀80年代，一位名叫彼得・坎帕（Peter Camper）的荷蘭著名解剖學家卻聲稱，人類是唯一沒有頜間骨的動物。歌德早在達爾文或拉馬克之前就已經悟出了演化論，這使他相信坎帕的觀點肯定有誤。於是，他開始埋首研究動物和人類骨頭，並成功在人類骨頭中發現了疑似頜間骨的部分，儘管它看起來只不過是一條連接上下兩半骨頭的接縫。但當他向坎帕及其他科學家宣布自己的發現時，卻被他們斥為不入流的業餘科學家。直到達爾文時代，歌德才終於被平反是正確的，而坎帕才是錯誤的。
然而，就色彩而言，我卻完全看不出歌德有何依據質疑公認的理論。我們在學校都學過，白光實際上是由彩虹的七種顏色組成——紅、橙、黃、綠、藍、靛、紫。牛頓已經用一個簡單的實驗證明了這一點。他在百葉窗上開了一個小孔，讓一束光從中射入並穿過三稜鏡。結果三稜鏡折射出了七種顏色的光。難道這還不夠清楚嗎？
歌德向人借來了一面三稜鏡，並開始重複牛頓的實驗。然後他立刻就注意到了不對勁之處。當他通過三稜鏡觀察白色的桌面時，桌面並沒有因此變得七彩。它依然還是白色，只有在它的邊緣才出現了彩虹的顏色。事實證明這是真的，只有當存在某種邊界或邊緣的時候，其它顏色才會出現。
歌德接著拿出一張上半部是白色、下半部是黑色的紙。當他透過三稜鏡觀察它時，他看到紅色、橙色和黃色出現在白色的那一半。但是，光譜中較深的顏色卻集中在黑色的那一半——首先是淺藍色，然後是深藍色（靛藍）和紫色。因此，色彩的順序並不是真的按照彩虹的顏色排列：紅、橙、黃、綠、藍、靛、紫，而是黃、橙、紅、藍、靛、紫，這顯然不符合牛頓的理論。
歌德從這些結果中得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假如你在一個大熱天抬頭仰望天空，你會發現頭頂上的天空呈現深藍色，當你將目光移向地平線，天空的顏色卻會變淺，那裡的大氣——充滿了陽光——則更厚重。但如果你搭著火箭飛上雲霄，天空就會變得越來越藍、越來越暗，直到最終變成漆黑的太空。
另一方面，在日正當中的時候，太陽的光是黃色的。當太陽落下至地平線的時候，它的光會變成紅色。因此，被陽光照耀的大氣會折射出三種淺色：黃色、橙色和紅色。被黑暗（外太空）覆蓋的大氣則會折射出三種深色：藍色、靛藍色和紫色。
簡單來說，歌德的意思是較深的顏色——藍色、靛藍色、紫色——實際上是通過稀釋黑色產生的，而較淺的顏色——黃色、橙色、紅色——是通過增強白光產生的。
當初我在讀完這個理論時，我的反應是想要抓破自己的頭皮、將那本書丟出窗外。我只想知道歌德的理論究竟比牛頓要高明在哪裡？說到底，這個理論到底有什麼用？
就在那時，我的朋友埃迪・坎貝爾（Eddie Campbell）借給了我一本亨利・博爾托夫特（Henri Bortoft）的《整體的自然：歌德的科學之路》（The Wholeness of Nature: Goethe’s Way of Science），這位作者是一個科學家，並曾是大衛・玻姆（David Bohm）的學生。這是一本非常難懂的書，我想不花個幾年的時間恐怕沒辦法讀完，所以我最好自己也買一本——於是它就在書架上吃了一年多的灰。等到我終於願意翻開它時，我才意識到它可能是我這輩子買過最重要的一本書之一。
博爾托夫特介紹了一些以前我不知道的有趣事實。首先，當歌德在觀察顏色時，他會閉上眼睛，在腦海裡想像他剛才看過的東西。他會試著在腦海裡按照正確的順序想像那些顏色，直到他能想像出與實物一樣逼真的顏色為止。
歌德正在練習的就是所謂的“本質直觀”（eidetic vision，德國哲學家埃德蒙・胡塞爾創立了現象學，並發明“本質直觀”來描述一種在沒有“先驗信念和立場”的影響下進行理解與感知的方式）。
這麼做有什麼用呢？博爾托夫特是這麼解釋的：
“在使用歌德的方法來觀察顏色時，我們必須比平常要更積極主動地去觀察。從某種角度來說，‘觀察’一詞本身就顯得太過被動。我們往往以為觀察就是睜開眼睛看著現象...但歌德的觀察法卻正好相反，它要求我們主動走向現象，而不是被動等著現象走過來。這需要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觀察上來實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看見眼前的事物，而不僅僅是看見它的視覺印象。這就好像使我們全身心投入在觀察之中。這樣，我們就能開始感受到色彩的本質。”
說完歌德如何運用想像力來重新創造顏色之後，博爾托夫特繼續解釋說：
“進行這種練習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出一種感知器官，我們可以透過它來加深與現象的接觸...”
歌德將其稱之為“主動觀察”（active seeing）。
我認為，這就是現代人與古代人的區別。古代人由於與自然接觸得更為頻繁，因此他們更習慣主動觀察。
有一天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夏日早晨，那時大約是六點半左右，我正坐在床上閱讀博爾托夫特的書。忽然我感覺自己搞懂了他的意思。我看著窗外的花園，看著那些縱橫交錯的樹木與灌木叢，並有意地照著歌德的建議去做：試著主動去觀察它們。
這讓我意識到，平常當我看著花園時，我其實都是在被動地觀察它，我把它的存在當成理所當然，自以為瞭解它的每一寸。不過，現在我試著懸置過往所有先入為主的念頭，彷彿我正在看著的是別人家的花園，而我是第一次看到它。
這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我感到自己似乎正在被吸入眼前的自然景色。草地、樹木、灌木叢忽然都變得更加栩栩如生且生機勃勃。而且，它們似乎正在對我說話。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像自己現在正跟一群老朋友在一起，彷彿我回到了一個使我感到賓至如歸的俱樂部。
我也意識到，歌德就和許多詩人一樣，天生就擁有這種洞察力。他在《浮士德》中形容自然是“上帝的活衣”，而他的抒情詩總是散發著一股澎湃的生命力，讓我想起了梵谷晚年的一些畫作——《有絲柏的道路》、《星夜》——畫中的樹木彷彿變成了綠色的火焰，正在對著天空咆哮。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是關於歌德和詩人席勒一起去參加耶拿的一場十分無趣的科學講座，歌德說要認識自然應該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不是將它切割成一塊又一塊，而是把它視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從整體去理解部分。可是席勒只聳聳肩說：“哦，但這只是一種想法。”
席勒錯了。對於歌德而言，這不僅僅是一種想法；而是他在觀察樹木、花草時所親自體會過的感悟。它們在那一刻看起來是那麼的生機盎然，就好像大自然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
作為練習，每個人都可以嘗試用“主動觀察”的方式來觀察花園。不要把它當作一個靜物，像是一幅畫，而是要努力去看見它的運動——即便只是非常緩慢的運動，也仍然是運動——以及去看見植物原來是多麼的有生命力，就像昆蟲、鳥兒或蜜蜂一樣。
當然，這種狀態很難一直持續下去。跟我們其他人一樣，歌德肯定也會有疲倦的時候，這時他也只會用機械性地方式去看待事物。但在他完全清醒的時候，他卻似乎能看見梵谷筆下的大自然。
而且，正如博爾托夫特指出，這不光只是需要付出多少努力的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要發展自己的感知器官。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曾說過：“一旦感知之門被淨化，我們就會看見事物的本來面貌，也就是無限。”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亦曾在他的《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裡引用過這句話，他在這本書中紀錄了自己服用麥斯卡琳的經歷，在那個過程中，他眼中的一切都變得前所未有的栩栩如生。
這毫無疑問就是博爾托夫特在談論的東西。
這個“器官”實際上就是德國作家戈特弗里德・貝恩（Gottfried Benn）所說的“原始視覺”（primal vision）。
我們是怎麼失去這種能力的？這是因為為了處理複雜的生活，我們不得不發展出一種更加機械性的感知方式。如同他的《不朽頌》（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所呈現的，華茲渥斯對此深有體會。對小孩子來說，所有的事物都是那麼新鮮又令人興奮，“如幻夢般明媚”，這是因為他完全活在當下，因而一切都顯得再切近與清晰不過。然後，隨著生活變得越來越辛苦且艱難，“牢籠的陰影開始朝著成長的兒童步步逼近”。長大後，他又總是匆匆忙忙，此時“幻夢”早已離去，褪色成為了再平凡不過的光景。
當然，這意味著他不再花費心神去觀察事物。當孩子坐在他最喜歡的電視節目前時，他往往會全神貫注到看得入迷，以至於就算你跟他說話，他也不會聽見。每個人應該都記得聽見雨滴打在窗戶上的那種令人心曠神怡的感覺——我認識的一個女孩曾告訴我，她常常把自己捲成一個球，然後說：“做我自己真好，不是嗎？”事實上，做你自己真的很好——只要你全神貫注，不要任由自己“分心”。但這正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所做的事情——我們的注意力太過渙散，結果還反過來以為現實的本來面貌就是如此破碎。於是，“盲目”就產生了。
動物就不會這樣。牠們全心全意投入在當下，對任何感興趣的事情都非常專注。反而是我們“文明”的人類已經忘記了該如何做到這一點。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們在欺騙自己，因為我們以為現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種意識的破碎與退化帶來最糟糕的後果之一便是它讓我們充滿壓力，並使我們將注意力浪費在根本不值得的事物上。每當我們偶爾體驗到真正充滿活力的意識狀態時——例如，在出發去度假的時候——我們也會以為那只不過是因為放假，最後還是沒有記取我們習慣性地浪費注意力的教訓。這個問題就好像平常總是習慣太小口的呼吸，結果就開始導致呼吸困難。
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朱利安・傑恩斯（Julian Jaynes）認為這一切都是直到最近才發生的轉變。在《二分式心智的崩塌：人類意識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1976）中，傑恩斯援引“裂腦研究”的證據指出，現代人的意識實際上已經嚴重萎縮，以至於他平時幾乎只用上了一半的大腦——左半球（其負責掌管語言、邏輯和“應付”日常生活）。傑恩斯聲稱，我們的右半球大腦（負責掌管直覺、洞察力和感受）已經被遺忘太久了，而且早從公元前1250年左右開始，人類就變成了“左腦思考者”。
在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曾經陷入過一段戰爭頻繁的時期，這時舊有的那種宛如孩童般的意識已經無法應付這麼複雜的世界了；人們不得不學會變得更加冷漠、偏執——以及殘酷無情（越是緊張的狀態，我們就越是容易變得殘忍）。在這種新的精神狀態下，人們失去了從前與諸神的聯繫，也失去了與更深層次自我的聯繫。大約在公元前1230年，亞述暴君圖庫爾蒂−尼努爾塔（Tukulti-Ninurti）下令修建了一座石製祭壇，祭壇上雕刻著這位國王正跪拜在空蕩蕩的神王寶座前面。但過去的國王都會將自己描繪成坐在寶座上的神明旁邊。現在諸神已經消失，人類只能“靠自己”了。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理論，傑恩斯的論證也十分令人信服；但當然，我們無法確定它到底正不正確。我們只能說，在我們演化過程中的某個時刻，一定發生過某種類似的變化。
所有這些又引出了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觀點。由於左半腦通常負責處理與計算數字有關的事情，我們一般都會說它是數學半球。但任何優秀的數學家都會告訴你，研究數學其實需要的是像寫詩或創作藝術一樣的直覺。這可以解釋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研究過的那對天才雙胞胎是如何計算天大的質數。他們一定是直接看見了數字，好比米開朗基羅從採石場的大理石身上直接“看見”了它將要被雕成的雕像，或是尼古拉・特斯拉“看見”了一台他甚至還沒有畫好設計圖的機器。奇怪的是，這似乎是在暗示現代人在成為“左腦思考者”的過程中，反而失去了一項重要的理性能力。
我們似乎可以從這些發現中窺見，我們的遠古祖先究竟是如何在沒有混凝土攪拌機的情況下擁有“高等科學”的。
這一切似乎都顯示，真正的高等科學需要的是直覺而非理性。任何優秀的科學家都會同意這一點。但這似乎也說明，直覺能夠創造出遠比大部分的科學家所願意承認的還要更高水平的科學。
埃迪・坎貝爾，也就是借我博爾托夫特那本書的朋友，他曾給出如下的建議：
“關上你房間的門，然後坐在電腦鍵盤前面。將你的兩隻手放在頭部兩側，這樣的你視覺就會只剩下正前方。仔細盯著鍵盤，試著忽遠忽近移動眼睛的焦點。運氣好的話，你會開始看到像那些書本上喜歡賣弄的三維‘立體酷炫圖’的‘動起來’的感覺。然後你會發現本來熟悉的鍵盤不知怎的突然變得十分陌生。這就是歌德所描述的主動觀察——‘一種真正去認識到物體的深度的感知方式’。”
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我們日常的主客體意識。主體與客體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變得合而為一。
埃迪・坎貝爾還推測“也許在德國自古以來就一直在傳承著將主動觀察當作一種科學探索方式的知識，這樣的傳承很可能從中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哥白尼早在1543年就‘看見’了他心目中的宇宙，這比後來證實他發現的那些觀測數據出現要早了三百年。”
如果他是正確的，那麼這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條線索，讓我們得以暸解那些在我們眼裡原始落後的社會究竟是如何發展出他們的“高等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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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1931−2013）在1956年憑著他的暢銷書《局外人》（The Outsider）在文壇聲名鵲起，那年他只有二十五歲。在他作為人類心靈探索者的非凡職業生涯中，他的著作涵蓋了考古學、天文學、宇宙學、埃及學、犯罪學和超自然現象等各種領域，並不斷在被翻譯成各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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