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如果施瓦勒・德・盧比茨是對的，這就意味著古埃及人和在他們之前可能存在的文明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我們有著天壤之別。雖然古代世界有著令人敬畏的成就，這一點確實值得尊重，但現代世界的成就卻也絲毫不遑多讓。古埃及人從未見過哈伯望遠鏡拍攝的照片——不過他們或許也不會覺得有必要造一座望遠鏡。假如他們真的像施瓦勒所說的那樣本來就“棲居”在宇宙中，那他們大概不會覺得有什麼去探索宇宙的必要——畢竟宇宙就存在於他們伸手可得的“對萬有律則未經反思的把握”中。如果你對某件事物本來就已經有直覺性的心領神會，你當然不會再需要費心去研究它出個所以然。以語言為例：我們都知道怎麼使用它，但恐怕我們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清楚解釋語言運作的機制或它的原理。反而是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會成為我們眼中的怪人。
假使施瓦勒所言屬實，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在我們之前的“擁有高度智慧的史前人類”應該就是以這種方式看待宇宙。可以直接感受到至高神性存在的他們並不會有想要探究為什麼宇宙會是今天這副模樣的念頭。這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誠然這或許讓他們得以免於碰上我們現代世界面臨的許多問題，包括環境與心理危機，但這種態度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在《從亞特蘭提斯到獅身人面像》（From Atlantis to the Sphinx）中，科林・威爾森主張也許就是因為他們與宇宙太過渾然一體，結果反而令我們祖先的演化陷入了停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繼續進步的必要。既然一切都已唾手可得，而挑戰與好奇心又是演化的原動力，那麼他們缺乏這種動力也是理所當然的了。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被趕出伊甸園反倒是亞當與夏娃的幸運。如果他們一直待在地球母親安逸舒適的懷抱中——或者說是沐浴在上帝的恩典裡——他們就永遠不會去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潛力。威爾森還猜測，即便是晚於古埃及人的其他早期民族也很可能仍然處於一種“共同意識”之中，這是我們在搖滾演唱會和足球比賽等團體活動上都可以短暫體會到的所有人的心靈合而為一的狀態，古埃及人懂得“觸發”這種狀態來實現他們的一些工程奇蹟，例如舉起建造金字塔需要的二十噸重巨石。這樣的集體意識會使孤立的自我瞬間充滿力量，以及某種與比自己更大的東西產生連結的感覺——這是任何宗教背後的原動力。
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排斥沉浸在這種集體意識中，至少偶爾一次。這時的我們不再是脆弱、微不足道的原子化個體，而是一個巨大、舉足輕重的“整體”的一部分。渴望這種體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這是人類的天性，從更小也更私密的角度來說，它也是愛情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但這種集體意識也可以被用在不好的地方，例如希特勒上台後的所作所為，群眾的意識全都在紐倫堡政治集會上凝聚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這樣的心智確實非常強大，但它卻並不總是能明辨是非，歷史上一再發生的各種集體暴行已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它還沒有開始為惡，這種集體心智也會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停滯性。由於種種原因，智慧、天才和洞察力這些東西往往是非常個人化的，而集體心智固然強大、固然具有“整體性”，可是它往往卻也缺乏創新的動力與冒險精神（任何經常開會或參加董事會議的人應該都心有戚戚焉，今天越來越多真正有“創意”的決定都是由下面的委員會自己提出來的，這恰恰說明大家都心知肚明開會只是裝飾，上面的大人物是不會懂的）。
創新始終是一件孤獨的事。一個總是與周遭緊密依偎在一起的人或許從來不會感受到焦慮和孤獨，但他可能也永遠不會有想要去創新的衝動。不安全感、焦慮、“孑然一身”這些感覺或許有時令人難以忍受；但它們同時卻也能夠喚起勇氣與決心。
但分裂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我們是怎麼從本來人人都一體同心的集體心智，從與宇宙天人合一，毫無異議地接受一位神聖、屬靈的國王領導，變成今天這樣每個人都是一座座孤島，在一個陌生的宇宙中宛如異鄉人般無處可去？這個過程可能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比法老開始施展統治以及金字塔、獅身人面像被建造都還要久。正如拉斯科和阿爾塔米拉等地的洞穴藝術所顯示的，克羅馬儂人仍然生活在一個充滿活力的奇幻世界中，不過與他們的尼安德塔人前輩相比，他們對宇宙的沉浸感已經要褪色了不少。根據史丹・古奇的說法，克羅馬儂人已經有了我們現在認為一個“理性”的自我該具備的能力。我們的理性、邏輯性、“陽剛氣質”都是為了處理外在世界所需要的特質——古奇稱之為“系統A”——它們是我們從克羅馬儂人那裡繼承下來、大腦皮質經過漫長發育後誕生的結果。
“系統B”是我們擁有的另一種神秘、直覺性、“陰柔氣質”並且是專門處理內在世界的特質，其源自於我們的尼安德塔人祖先——古奇聲稱他們有一個更大的小腦，即皮質下“小腦”，它可能是自我意識的演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器官。所以克羅馬儂人，還有他們與尼安德塔人女性雜交後生下的混血兒——也就是我們——都已經有一隻腳踏在了伊甸園之外。瑪麗亞・金布塔斯認為庫爾幹蠻族並不像崇拜女神的舊歐洲文明那樣愛好和平、注重和諧，他們已不再吸吮大地母親的乳房。加泰土丘等遺址表明這些居民可能擁有類似古埃及人的集體意識，而庫爾幹蠻族的階級制度與他們對太陽−天空之神的崇拜則顯示，他們更習慣依靠恐懼與權威來建立社會。
然而，我們切勿以為克羅馬儂人或庫爾幹人已經有了與我們同等的個體性。我們如今所擁有的自我意識在他們身上很可能還十分模糊，如果他們有的話。他們仍然還未脫離集體意識。不過與整體的分裂已經開始了。透過因果關係來理解事物的線性思維，古奇和金布塔斯都認為這是克羅馬儂人和庫爾幹人的典型特徵，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習慣將事物從它們本來屬於的整體中抽離出來理解。這種思維設定了“過去”與“未來”，撕裂了永恆的“現在”，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後者本來就已經包含了前二者（非線性、“非因果”的知識系統，比如《易經》就是把部分當作整體來理解，就像只是一小部分的全息圖也依然包含了它的完整圖像）。克羅馬儂人經常施展一種巫術，他們會在洞穴的岩壁上畫出獵物，通過這種方式來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外在世界，他們想主動改變未來，而不只是順其自然。於是，他們踏出了脫離整體的第一步。
我們不應該將這個分裂當成是一個突如其來、孤立發生的事件——就像是物理學中的奇點。它實際上是一個隨著時間持續演變的過程。但這些演變都有留下明顯的痕跡。根據近來出版的一本書，大約在公元前1700−1500年的某個時間點，地中海東岸就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字母表的發明。字母表在傳統上一向被認為是腓尼基人的發明，但有證據表明其實存在更古老的字母表，而且公元前兩千年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不同族群似乎都對這項革命性工具的發明有所貢獻。不管這份功勞到底該算在誰身上，倫納德・施萊恩（Leonard Shlain）在《字母與女神》（The Alphabet Versus the Goddess，1998）中主張隨著字母表的發明，埃及象形文字所代表的那種以圖像為主、注重整體性、非線性思維的女神意識開始逐漸遭到了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工具性思維，它“徹底改變了人類感知現實的方式，改變了兩性的地位，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註1）
選擇接受字母表的文化確實取得了不少傲人的成就：一神教、法典、民主、個人尊嚴、經濟學還有科學、哲學與戲劇都因此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施萊恩不忘提醒我們，它同樣也有代價。字母表的流行背後反映出的是一種開始將整體進行“抽象化”處理的思維方式，但它卻也是一條通往剝削自然、窮兵黷武、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不歸路。它固然有無可置疑的好處——要是沒有它，我就寫不出這本書，你現在也不會讀到它——但識字對人類而言絕非單方面的賜福，尤其按照施萊恩的說法，對女性更是如此。它倒像是一個潘朵拉魔盒——這個神話本身很可能就是它衍生出來的厭女思維的反映。
施萊恩認為，由於太過習慣於這種抽象、線性的思考方式，我們如今已成為一個過度依賴左腦的文明，結果卻犧牲了我們的右腦和文字誕生以前崇拜女神的母系社會曾經擁有的那種非線性、整體性、互滲性的意識。施萊恩說識字可以說是一種男性工具，它加劇了與自然的分離並貶低非男性氣質。他的論述非常精彩且富有說服力，但對於像我這樣的書蟲和作家來說，這實在不是一個容易接受的觀點。比方說，他指出，雖然腓尼基人被認為發明了奠定我們這個人文主義文明最重要的工具，但真正將字母表發揚光大的傳教士其實另有其人。
“人們理所當然會以為字母表的發明者應該有輝煌的文化，或是這項發明應該會進一步引領其它重大進步。然而，腓尼基人唯一能稱得上創新的地方就只有他們的海軍...就連對腓尼基人最生動的描述也不是出自他們自己的筆下，而是來自他們的死敵羅馬人的記載。就在被羅馬軍隊團團包圍的迦太基走投無路的時刻，腓尼基人竟然將數百名貴族家庭的孩子通通丟進在摩洛神像的銅肚上築起的熊熊烈火中。腓尼基人相信只有進行活人獻祭，才能安撫他們殘酷無情的神。”（註2）
施萊恩指出，諸如此類的暴行在歷史上所有曾經接受文字哺育的土地都發生過，還有父權制、階級社會以及對自然的剝削，文字的發明很可能就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這是因為“任何形式的書寫最後都只會導致左腦對右腦的支配更加變本加厲。”
“隨著人類文明從圖像交流，例如象形符號和象形文字，轉向非符號性的文字，例如楔形文字，書面交流從此變得越來越仰賴左腦思維。字母表是最抽象的書寫形式，它使左腦的地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與通常都是從具體存在物逐漸演變產生的象形文字不同，字母與它所指涉的對象或行為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註3）
就像我們耳熟能詳的雙腦理論主張，大腦的左半球比較擅長處理語言、邏輯、線性思維、分析以及“與世界打交道”。用行話來說，它是“科學家”。右半球則更慣於從整體、感覺出發去看世界，它幾乎沒有時間感，反而沉浸在一種永恆的“當下”，它是“藝術家”。字母表使人的意識全都集中在了只負責表達訊息的抽象工具上，進而失去了所要傳達的訊息本身的真實感。鳥的象形文字看起來仍像隻鳥。“鳥”（bird）這個單字卻不再像是任何東西。它與它所表達的對象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換句話說，識字似乎恰恰就是施瓦勒所說的心的智慧的對立面。
施萊恩的論點確實值得深思，他相信隨著網際網路和電子文化的興起，我們正在迎來從書籍代表的線性思維轉向重新擁抱圖像的復興。他認為這會培養出一種更加女性化、注重和諧與整體的意識，他的預測在很多方面都與20世紀60年代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預言類似。不過它仍有同樣的缺點。基於“圖像”的文化是否真的比“文字”文化更加可取，還有網際網路又是否真的像他所說的是一種非線性與非文字思維，這些都是我們在後面的章節要討論的問題。但毫無疑問，施萊恩發現了意識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它是我們的心靈之所以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的原因之一，也許還是最核心的原因（註4）。
施萊恩主張自我意識是在公元前1700−1500年這段期間逐漸產生，這已經算是相當晚了，但還有另一位理論家認為我們現在熟悉的意識實際上要在更晚之後，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會出現。在《二分式心智的崩塌：人類意識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1976）中，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朱利安・傑恩斯（Julian Jaynes）主張直到公元前兩千年末之前，人類其實從未擁有像今天的我們這樣的“內在世界”。實際上，以前的人類甚至根本就沒有自我意識。傑恩斯在荷馬史詩《伊利亞德》中找到了這一詭異理論的證據。《伊利亞德》創作於公元前8−9世紀，它講述了特洛伊戰爭的來龍去脈，其發生在更早六、七個世紀以前的邁錫尼文明時期。傑恩斯寫道：“這些描述反映出了一種十分陌生、缺乏情感且空洞的心態。我們無法在這些英雄銳利的眼神背後看見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意識，不像我們能在彼此身上看見的那樣。”（註5）簡單來說，他認為《伊利亞德》裡面沒有任何關於內在狀態的描寫。《伊利亞德》中的英雄，還有其他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都沒有辦法像今天的我們一樣“聆聽心聲”。他們無法問自己：“好，今天我要做什麼？”或“我怎麼看這件事？”相反地，每當他們思索該做什麼時，他們都會聽從腦海裡那個“聲音”的話，他們相信它是神靈的聲音。但傑恩斯告訴我們，它其實是右腦的聲音。
奇怪的是，傑恩斯的理論靈感——字面意義上的——其實是源自於一次臨夢幻覺經驗，確切地說一次聽覺性的經驗。有天下午，當他正在認真思考自己在書中提出的問題，即“究竟什麼是知識，我們又如何知道一切”的時候，他突然產生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體驗。
“我的信念與猶疑全被籠罩在認識論的迷霧中，找不到落腳之處。一天午後，我沮喪地躺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忽然，就在那絕對的靜謐中，從我的右上方傳來了一個堅定而清晰的聲音：‘認識者就在被認識之中！’我立刻跳起來，唐突地大喊：‘是誰？’試圖想要找到是誰躲在房間裡。那個聲音明明是從具體的方向傳來的，但卻沒有人在那裡！甚至連我有點害怕地盯著的牆後也沒有人。我不覺得這是什麼晦澀的奧秘或神聖的天啟，但這似乎確實與過去自稱曾接獲這些啟示的人的經驗十分類似。”（註6）
如果傑恩斯讀過威爾遜・范・杜森（Wilson Van Dusen）發人深省的小書《人類的自然深度》（The Natural Depth in Man，1972），那麼他就會知道他的異象絕不只是一種“晦澀的奧秘”，而是極為深刻的體驗，並且它顯然與他剛才苦思冥想的問題有關。“認識者就在被認識之中”是我們後面要討論的“互滲式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則。不幸的是，傑恩斯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他以自己的經歷作為證據，一口咬定古人崇拜的諸神其實就是這些幻覺，只是我們的祖先誤以為它們是神靈的聲音。然而，威爾遜・范・杜森卻證明了在臨夢幻覺狀態下聽見的那些聲音絕不僅僅是毫無意義的胡言亂語，而是富饒深意的洞見。
“在大多數時候，臨夢幻覺只會在腦海中引起一堆花俏的圖像和莫名的字句，除非有人確切問起這個人此時此刻在想什麼。然後，這個人會開始對自己的狀態進行描述，並且回答問題...我嘗試抓住自己在臨夢幻覺狀態時的印象，卻聽見‘仍然一無所有’。我什麼都抓不住，莫名其妙的字句倒是越來越多。當我試圖搞懂臨夢幻覺究竟是如何形成時，我又聽見‘你有電腦嗎？’處於臨夢幻覺狀態的我變得非常疲倦，我聽見了‘慣常的窺伺’。怪的是，‘窺伺’（snoofing）在這時聽起來很像是打盹（snooping，所以是在臨夢幻覺中打盹）...當我正在思考這一切的時候，我又聽到‘我的文科課程’，然後在我沉思起我的頭痛時，我聽到了‘非物質！’。”（註7）
顯然，傑恩斯並沒有意識到“認識者就在被認識之中”其實就是一種臨夢幻覺體驗。雖然他在書中的其它部分繼續討論了這些幻覺，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聽到的聲音，但他並沒有深入剖析自己的經歷（註8）。
傑恩斯的理論是，直到公元前1250年左右人類的意識一直都是“二分式”的。二分式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大腦被一分為二，傑恩斯指的是大腦的左右兩顆半球。他認為直到公元前1250年之前，這兩顆半球都是互相獨立的，也就是說一顆人腦裡面其實裝著兩種心靈，他舉出了雙腦領域的研究成果來印證他的理論。自大腦兩半球的“分工”關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常識之後，大部分關於“兩顆大腦”的研究成果現在都已經成為了眾所週知的事實。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在一種非常真實的意義上，我們的頭腦中確實有兩種心靈。為癲癇症患者進行手術的神經外科醫生一般會選擇切斷大腦兩半球之間被稱為胼胝體的纖維結，好避免癲癇這股‘狂風’從一個半球襲捲到另一個半球。這麼做的確有效，但它卻會造成一個詭異的副作用。不知出於什麼緣故，身體的右側是由左腦控制，身體的左側則是由右腦控制。所以一個胼胝體被切斷的人如果用左側的身體——其與右腦相連——撞到什麼東西，他會完全沒有感覺。這是因為我們的“我”，那個口頭的、用語言表達出來的自我實際上只存在於左腦。
因此，對掌管右側身體的“它”來說根本沒有撞到任何東西。關於這種奇特現象還有其它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傑恩斯相信公元前1250年以前的人類基本上都像是胼胝體被切斷的人。不像今天的我們能夠審視自己的內心並與自己對話，早期的人類只會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他們以為它是神的聲音，但傑恩斯認為這些聲音其實是他們的“另一個心靈”，即右腦孕育的假象。每當碰見特殊的情況，比如要穿越一條深河或追捕獵物的時候，古人都會向“神靈”祈求指引。傑恩斯認為這就是宗教的起源。所謂的神靈其實就是我們自己腦海裡的聲音。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天方夜譚，但他確實整理了不少證據。他列舉的證據很多，無法在這裡一一細數。總之，通過研究古代文獻、考古紀錄、雙腦結構以及語言的發展軌跡，他的結論是公元前兩千年以及更早以前的人類實際上並沒有我們現在擁有的這種“內在世界”。我個人認為〈《伊利亞德》中的心智〉是他整本書中最有說服力的一章。
但假如傑恩斯是對的，那麼公元前1250年到底發生過什麼才改變了這一切？他認為這是因為一連串的危機——自然災害、戰爭、大規模遷徙、海盜對沿海城市的劫掠——造成了一個充滿壓力又動盪不安的時代，人們必須要更快速的做出反應，這最終打破了兩種心靈之間的隔閡。更早以前的人們基本上是過著一種一成不變的生活，如果偶爾碰上一些突發或不尋常的情況，他們就會向那個聲音求助。據傑恩斯說，他們平時可能會這麼做很多次。比如在下游蓋水堤的時候，我們仍受限於二分式心智的祖先可能會經常忘記他們現在在做什麼，還有每次他們要前往的目的地忽然從腦海裡消失時，他們就要再次向神靈尋求指引。但隨著火山爆發（傑恩斯舉出了發生在公元前1470−1170年的聖托里尼島火山爆發；其破壞力不下於一場核爆）發生後，這種慢悠悠的心態顯然已不太合時宜了。再加上隨之而來的戰亂、社會崩潰、飢荒與海盜，舊有的二分式心智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傑恩斯提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之一是在這場“崩潰”之後出現的文獻與銘文。亞述暴君圖庫爾蒂−尼努爾塔一世（TukultiNinurta I）在公元前1230年命人築了一座石壇，上面雕刻著一個場景。在石壇的表面上，圖庫爾蒂本人正跪拜在他的神空無一人的寶座前面。正如傑恩斯評論說：“在此以前從未有國王下跪過，也從未有像這樣安排神不在場的場景出現過。”（註9）然後還有一塊大約來自圖庫爾蒂統治時期的楔形文字石板寫道：
“一個失去神的人，失魂落魄地走著
頭痛緊緊纏著他，就像是一件衣服。”
另一塊石板哀嘆了那個聲音的離去：
“我的神拋棄了我，不見了
我的女神辜負了我，消失了
仁慈的天使全都棄我而去了。”
（註10）
其它同一時期的石板也都在重複著類似的哀嘆。
意識從這段期間開始發生改變的其中一個徵兆是人變得越來越殘忍，我們已經在字母表誕生後的歷史中看見了這一點。在圖庫爾蒂−尼努爾塔之後的一個世紀，亞述暴君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一世（TiglathPileser I，前1115−1077）發動了人類史上最血腥殘忍的戰爭之一。人類與眾神的關係發生轉變還有一個明顯的跡象，與過往的國王不同，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並沒有在自己的名字中加入他供奉的神的名字。但更令人震驚的還是他在位時的暴虐無道。“亞述人像屠夫一樣，哪怕連手無寸鐵的村莊也不肯放過。”傑恩斯寫道。“他們盡可能地奴役難民，屠殺了成千上萬人。有些浮雕顯示甚至整座城的人都被綁在了木樁上。”（註11）提格拉特−帕拉沙爾制定的律法擁有放眼歷史也是數一數二嚴苛的刑罰，哪怕懲治的只是最輕微的罪行。傑恩斯認為這種恐怖統治是眾神的地位崩潰後的直接結果，這時只有訴諸純粹的恐懼才能將搖搖欲墜的文明重新凝聚在一起。想想克羅馬儂人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還有庫爾幹戰士在舊歐洲的所作所為，這似乎是在告訴我們，自我意識的誕生需要的恰恰是鮮血與暴力的澆灌。
然而，即使傑恩斯用來佐證其理論的歷史事實似乎的確無可否認，但我們實在很難接受公元前兩千年前的人類沒有“內心”這一點——按照傑恩斯的說法，他們是一群只會遵從諸神或死去國王的幻聽行動的自動機器人。他們的意識跟我們的意識並不相同，這毋庸置疑——事實上，這正是本書的核心論題。但要說他們真的像傑恩斯主張的那樣受限於二分式心智，似乎又有點太過極端。很難想像一群自動機器人會有辦法設計與建造獅身人面像或金字塔，當然我相信他們的自我意識確實不像今天的我們這麼敏銳。
我們甚至可以接受科林・威爾森的觀點，他認為擁有二分式心智的不是我們的祖先，反而是我們自己，我們被困在左腦意識之中，幾乎無法喚起或欣賞右腦，或者說小腦的直覺、互滲能力，就像史丹・古奇所說的那樣。施瓦勒從古埃及的標誌性建築中看到的那種“對萬有律則未經反思的把握”似乎與傑恩斯口中沒有意識、只會乖乖聽從死去國王命令的殭屍相去甚遠。然而，它看起來更像只有右腦意識才能給予的那種洞察力。由於左腦更傾向於“拆解”事物，隨著右腦意識的“退縮”——無論原因是什麼——人類忽然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不再有與自然無意識的連結，還要面對一連串接踵而至的挑戰，新的左腦意識肯定會尋求最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麼說或許有點奇怪，但人性的殘忍很可能其實只是意識在突然被扔進這個充滿威脅的世界後不得不想出的求生方法罷了。
不過，傑恩斯將意識的變化與眾神的消失聯繫在一起的說法是正確的。他的理論主張二分式心智聽到的那些聲音實際上是來自“訓誡性、感知性的經驗記憶”，它們是氏族長老下達過的命令的迴聲，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聽到的那些惱人的聲音其實通常都是他們的父母或伴侶的說話聲。這種“經驗”之後便會被轉化成清晰的語言，對他們發號施令。因此，所謂的眾神其實就是“語言演化過程中的衍生物”（註12）。一旦再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眾神的存在就消失了。
自我意識和語言似乎有某種關聯，這種說法確實有一定道理。正如我們看到，R.M・巴克早在1901年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但其他研究語言與意識演化之間的關係的思想家卻不像傑恩斯那麼對眾神如此不屑一顧。我們將在下一章將看到，至少其中有一位思想家相信，昔日的眾神反而很可能會乘著語言再次歸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