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為什麼文明沒有在更早以前誕生這個問題，有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我們的史前祖先擁有一種與現在的我們完全不同的意識。在討論過史丹・古奇和安德烈亞斯・馬夫羅馬蒂斯的理論之後，這應該沒什麼好再大驚小怪了。如果說我們的大腦皮質是誕生自五十萬年前的大腦大爆炸，那麼不難想像在大約三百五十至三百八十萬年前的萊托利留下腳印的那些人類祖先的意識應該會更近似於動物。能人最先開始製作工具，直立人最先開始有了走出非洲搖籃去探索新的土地的好奇心——當然，這肯定多少也是環境變化所迫。但是在將近三百萬年的時間裡，我們的祖先基本上就跟他們曾經棲息在上面的樹木一樣，始終過著緊貼同一塊土地的生活。直到大腦大爆炸發生，一切忽然都風雲色變。不管究竟是什麼原因，它都徹底改變了我們祖先的意識。他們開始懂得運用稚嫩的智慧、觀察周圍的世界。他們學會去注意月亮和星星，他們當然以前就知道它們，但現在他們卻是在用一種不同的眼光打量它們。
關於我們的“前現代”祖先我們必須記住一件事，他們與大自然的“貼近”已經到了一種我們很難想像的程度。即便在“大腦大爆炸”發生之後也仍然如此，只不過程度稍微有別。能人和直立人很可能仍像今天的動物一樣生活“在”自然之中。但隨著大腦大爆炸，智人——即尼安德塔人和克羅馬儂人——卻開始與世界產生了某種“分離”。我們會在之後討論讓・格布瑟的時候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至少在目前我只能說，我們的祖先就是從這時開始認識到自然的規律與它們之間的關係：例如，昴宿星的軌跡和春天的到來。還有像史丹・古奇所說的，月相與月經週期的關係。
但這麼說感覺就好像史前人類的心靈只是我們的劣化版而已，而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其實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祖先之所以繪製月相圖並不僅是因為他們想設計一種原始日曆——更何況他們的時間感很可能跟我們非常不同。我們還記得，柏格森主張大腦的功用從本質上來說是消除性的，他說的大腦主要是指大腦皮質。如同我們所看到，安德烈亞斯・馬夫羅馬蒂斯相信“皮質意識”的作用是負責穩定與客觀化我們的知覺。
這不禁使我們要提出幾個問題。大腦皮質究竟“消除”了什麼？它又“客觀化”了哪方面的知覺？
有位主張意識的本質上是“非腦性”的理論家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路。而且他剛好還很熱衷於研究我們這個時代最著名的考古異常現象之一：獅身人面像的真實年代。
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旬，勒內・施瓦勒・德・盧比茨（René Schwaller de Lubicz）這個名字基本上只為少數特立獨行的學者所熟悉，他們大多是對古埃及的神秘學與詭祕的煉金術之謎感興趣的學者。隨著1995年葛瑞姆・漢考克的暢銷書《眾神的指紋》出版，數百萬名讀者才第一次聽說盧比茨的大名，他主張獅身人面像其實比人們所認為的還要古老好幾千年。他認為獅身人面像不是像官方觀點宣稱的興建於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是要更早得多，興許是在公元前10500年。漢考克並不是第一個將施瓦勒迷人的理論介紹給大眾的人。早在幾年前，約翰・安東尼・韋斯特（John Anthony West）就在他的傑作《天空之蛇》（The Serpent in the Sky）中討論過施瓦勒對獅身人面像的理論。韋斯特的核心論題是自布拉瓦茨基夫人以來的神秘學思想中的一個公認觀點：埃及文明——我們記得，它是在公元前3100年隨著那爾邁法老的大棒“突然”興起——其實比官方所承認的還要古老好幾千年。此外，韋斯特還指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埃及文明的那些考古奇蹟，例如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以及它們背後的數學與工程知識，都不是“一夜間”忽然從埃及前王朝時期的一片黑暗中誕生的，反而更可能是源自於比埃及還要早上幾千年的文明，出於方便起見，我們姑且就稱它為“亞特蘭提斯”吧。
事實上，《天空之蛇》就是在探討施瓦勒的埃及高深數學與象徵符號理論，就像施瓦勒本人一樣，這本書曲高和寡，通常只有那些對這些或其它類似的領域感興趣的人才會翻閱，而它們一般都被通稱為新紀元哲學，無論這個稱呼是否妥當。當韋斯特的書在1979年首次出版時，“新紀元”仍是一個相當冷門的概念，雖然瑪麗蓮・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的《水瓶座陰謀》（The Aquarian Conspiracy，1980）已經預示了草根大眾對意識與靈性這些東西的興趣即將抬頭。到了漢考克的書出版的時候，新紀元思想已展現出星火燎原之勢，它孕育了一大群渴求著更多靈性智慧的讀者，這些智慧提供了他們一種在這個崇尚物質主義、理性主義的文化中所無法找到的意義。就跟20世紀60年代的神秘學復興一樣，在我們的文明之前還有一個高度發達、富有靈性智慧和宇宙知識的文明，並且現代科學對其一無所知，這樣的想法特別對人們的胃口。只不過這一次，這個文明的創造者不是來自外太空，而且證明他們存在的證據也比埃里希・馮・丹尼肯的穿鑿附會與憑空發明要可信得多。
葛瑞姆・漢考克在《創世紀的守護者》（Keeper of Genesis，1996）中仔細講述了他對獅身人面像的真實年代的考察，這本書是他與羅伯特・鮑瓦爾（Robert Bauval，著有《獵戶座之謎》〔The Orion Mystery，1994〕）兩人合著的成果。這整個故事太過複雜，這裡就不贅述了，但簡單來說漢考克這位曾以失落的約櫃為主題寫過一本暢銷書的作家對施瓦勒的理論（他是從韋斯特的書中看到的）很感興趣，後者聲稱除了頭部之外，獅身人面像的其它部位也有明顯的水蝕痕跡。過往的埃及學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或許有些人有，但決定保持沉默，理由很簡單：這會徹底顛覆標準的考古理論，顛覆過去公認人類文明誕生的年代。施瓦勒・德・盧比茨在古埃及學中算是一位相當獨樹一幟的人物，他熱衷於煉金術、參與秘密社團與右派政治活動，這些都意味著他的觀點難以獲得主流考古學家的親睞。他在人們眼裡基本上是一個怪人（註1，立陶宛詩人兼外交官奧斯卡・米洛什〔O. V. de Lubicz Milosz〕為了表彰施瓦勒在一次大戰後對立陶宛人民的貢獻，而授予了他“德・盧比茨”這個尊稱）。
施瓦勒在他出版於1961年的最後一部作品《神聖科學》（Sacred Science）對獅身人面像的水蝕問題進行了總結。儘管這本書面向的是“一般”讀者，但它依然十分生澀難啃，而且跟他的其它大部頭著作一樣，始終乏人問津。正因如此，在施瓦勒關於埃及的大量奇思妙想中其實有不少可以被科學證實的主張，可是經過這麼多年來它們卻從未獲得應有的重視，直到約翰・安東尼・韋斯特的到來。韋斯特意識到，只要能證實獅身人面像的確曾經遭受水蝕，考古學家就必須從頭改寫他們的教科書。於是他向專業學者尋求幫助，包括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和埃及學家。當他表示自己對獅身人面像的水蝕理論很感興趣時，這些專家全都婉拒了。這個主張似乎太過離經叛道又令人難以置信，只被當成是18世紀以來圍繞埃及產生的又一個謬悠之說。最終，韋斯特總算在1989年找到了波士頓大學教授羅伯特・舒赫（Robert Schoch）。舒赫是一位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專門研究軟岩風化，比如構成獅身人面像的石灰岩，因此他具備評估水蝕痕跡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他的結論印證了施瓦勒的觀點：獅身人面像身體上的侵蝕痕跡確實是由水造成的——不過，他並不像施瓦勒那樣認為是洪水所致，反而主張這是雨水侵蝕的結果。
這是很令人震驚的結論，因為按“官方”觀點獅身人面像興建於公元前2500年，問題是至少從公元前7000−5000年以後——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氣候極度乾燥的埃及就再也沒有發生過造成這種程度的水蝕所需要的強烈降雨。水蝕痕跡足以將獅身人面像的建造年代再往前推數千年，當時當地的新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手上唯一可用的工具只有燧石跟木棍。那時沒有工程師也沒有數學家。我們只能承認，這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
就像這還不夠糟似得，漢考克和鮑瓦爾繼續爭論說，獅身人面像跟金字塔的規劃，如果不算實際開始動工的時候，最起碼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500年，並且整個吉薩金字塔群實際上是一座紀念碑，用來紀念古埃及宗教中所謂的Zep Tepi−“創始時代”。漢考克和鮑瓦爾利用電腦來計算歲差，發現在公元前10500年時的獅身人面像、尼羅河和三座金字塔所形成的平面圖恰好精準對應了吉薩的夜空，具體地說是對應了獅子座、銀河和獵戶座的三顆腰帶星。這三者皆在埃及宗教中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們還記得，古希臘人和澳洲原住民都相信獵戶座本來是一個追求七姊妹的獵人）。“創始時代”，也就是Zep Tepi是指獅子座時代——差不多是一萬兩千年前——至少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個比羅伯特・舒赫設想的公元前7000−5000年還要更加史前且落後的時代。它正好恰逢傳說中的亞特蘭提斯沉沒的時候，總之依照公認的人類“進步”史觀，當時的人絕不可能有能力建造像獅身人面像這樣的東西。
但獅身人面像的真實年代還只是施瓦勒研究的眾多埃及之謎之一。雖然這對我們而言已足夠驚人——對考古學界當然也是——不過這還不是他最重要的主張。當然，這證明了他的一貫立場，即埃及文明比學術界的埃及學家所聲稱的還要古老得多。但真正的異常不僅僅是在考古學上，獅身人面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透露了這個古文明的重大秘密。對施瓦勒來說，獅身人面像真正要告訴我們的其實是，對“創造法則”的崇拜才是古埃及文化最重要的核心。
獅身人面像、金字塔、盧克索神廟和雄偉的卡納克巨石陣都是證據——施瓦勒堅信它們都比我們過往認為的還要古老——我們很難不承認建造它們的人擁有一種我們完全不瞭解的靈性洞察力和宇宙智慧。他說站在這些巨大的創作面前，我們這些“現代人”必須要承認過去曾經有一種“擁有高度智慧的史前人類”存在，而這恰恰是那些在學術界享有話語權的人所不願接受的（註2）。施瓦勒還表示，埃及文明的一切，從金字塔的建造乃至啤酒杯的形狀，其實通通都反映出了一種關於宇宙和諧、人類意識演化的形上學思想。顯然，我們一般不會將這些東西與跩著他們伴侶的頭髮到處走的山頂洞人聯想在一起。
獅身人面像、大金字塔及其它埃及古蹟所展現出的數學、天文學與工程智慧早已被無數作家論述過——大部分的讀者或許是從漢考克和鮑維爾開始入門，然後才繼續接觸韋斯特和約翰・米歇爾的作品。金字塔建築群呈現出了驚人的地理測量學與天文觀測技術，並且它們的施工採用了即便是最先進的“現代”技術也很難望其項背的工程技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註3）。“金字塔學”（pyramidology）的歷史本身也是一個引人入勝、富饒趣味且極具啟發性的故事，它是一個混雜了飛碟、《聖經》預言與古埃及建築師的大雜燴；可惜的是，這已經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不過，如果說光是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的建築師擁有的深刻科學知識就已經對我們公認的文明“進步”史觀提出了挑戰，那麼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恐怕還是這些偉大奇蹟的建造者實際上很可能擁有一種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意識。
施瓦勒將這種意識稱作“心的智慧”。他相信通過觀察“宇宙中的各種先天的和諧”，古埃及人“認識到了究竟是什麼力量在不斷催生萬事萬物”。然而，這種“知道”並非“透過學習而知道”，而是對萬有律則的一種直截了當、無需反思的把握（註4）。我們現代人由於太過強調理性、邏輯思維——這些都是大腦皮質的功能——所以失去了這種“心的智慧”，而這正是古代的賢哲想要通過那些充滿象徵含義的偉大建築傳達的道理。
如同我們所見，關於古埃及最令人著迷也最令人不安的一個事實是，它就像雅典娜女神一樣誕生的毫無預兆，甚至一出生就已是成熟的完全體。埃及幾乎沒有歷經過什麼明顯的風格發展或演變：象形文字、專業技術和建築工藝，還有其它所有一切都是從一開始就有了。正是這一事實使得一些理論家，包括施瓦勒，主張這些成就實際上是繼承自更早以前的文明。無論如何，很顯然我們感知事物的方式與締造這些成就的人有很大的不同。看著這個古老的世界不免使人產生一種背脊發涼的感覺，對我們來說它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非常奇怪且陌生的意識。據施瓦勒說，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埃及古蹟表現出了“一種極度內斂的思維，這種思維與正常的人類情感大相徑庭，也沒有為感性留下絲毫餘地。”（註5）
我們對施瓦勒自己的作品也可以做出類似的評價，他的書往往看似樸素卻又充滿力量。不過，他的基本思想還是很明顯的：古埃及人，還有比他們更早以前的人們都是用一種與我們迥然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世界。
施瓦勒的觀點其實跟柏格森沒什麼不同，因為他在跟著畫家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學習的時候接觸過柏格森的思想。就像20世紀初的幾乎所有人，馬蒂斯深受柏格森“直覺”哲學的影響——柏格森後來提出的整個宇宙都是一台為了“創造神的機器”也深得施瓦勒的贊同。除了柏格森，施瓦勒還學習了愛因斯坦、馬克斯・普朗克、尼爾斯・玻爾和維爾納・海森堡的理論，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奇妙世界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古人宇宙論的大門，這與19世紀牛頓式的發條世界觀非常不同。玻爾的“互補原理”與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更是深刻影響了施瓦勒對埃及象形文字真正含義的解讀。
玻爾親手終結了關於光的本質的爭論——即光究竟是粒子還是波——他提出了一個兩者皆是的解答，即粒子與波其實是一體兩面。海森堡認為我們永遠無法同時確定一顆粒子的位置與速率，因為要想精準測量任一者都只會導致另一者變得無法確定——是為“測不準原理”。這些非牛頓式的觀念顯示出，僅憑我們的邏輯實際上根本無法掌握“現實”的全貌。互補原理和測不準原理要求我們的思維超越三段論邏輯的那種非此即彼——早在之後被稱為新物理學的想法出現之前，鄔斯賓斯基就說過這一點。二者都要求我們必須同時接受兩種互相對立的狀態，這正好是禪宗公案的精髓。其結果，施瓦勒很清楚，將會帶來一種違反邏輯卻極為深刻的領悟。
他認為這些領悟正是象形文字背後的思想原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立狀態的同時存在”。施瓦勒稱這種觀念為象徵理解（symbolique），一種將感官知覺的對象與內在認知過程中的內容以創造性的方式互相結合在一起的方法，聽起來非常像是臨夢幻覺。據他說，當古埃及人看著鳥的象形文字時，他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真實生物的象徵，但他們也很清楚它同時是在表達該生物所代表的“宇宙功能”——飛行——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特質（再一次，這讓我們想起鄔斯賓斯基對煙灰缸的體驗）。象形文字的作用並不僅僅是指稱：它真正的功用是要引發領悟。正如施瓦勒在《符號與象徵》（Symbol and the Symbolic）中寫道：“能夠同時觀察兩種相互矛盾的狀態...這一事實證明了其實有兩種形式的智慧存在。”（註6）其中一種是我們熟悉的理性、科學的智慧，另一種是心的智慧。
施瓦勒相信新物理學的誕生意味著人類正準備迎向意識的巨大轉變——如同我們之後會看到，與他幾乎同時代的讓・格布瑟也這麼認為。施瓦勒將這個巨變與歲差變化以及即將到來的水瓶座時代聯繫在一起。但他很清楚，光憑科學並沒有辦法真正認識到實相的本質。這需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意識。正是這種信念才使得他決定投身於神學與神秘學研究。而且這還讓他結識了一位名叫富爾卡內利（Fulcanelli）的奇人，後者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不可思議的神話之一。經過對煉金術的一番研究，施瓦勒開始相信在神秘主義的世界中隱藏著某種現代科學所不知道的具體、客觀的知識。施瓦勒不接受榮格的觀點，即煉金術只是對心理活動的隱喻、只是煉金術士從他們的潛意識情結中“投射”出來的想像。他當然知道煉金術是一種與煉金術士本人的意識有關的靈性修行——正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它也曾經是，或者現在仍然是一種與自然“互滲”的方式。但煉金術同時也是一種客觀地直觀物質本質的方法。施瓦勒日後對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就是奠定在對這種客觀知識的理解之上。
這種客觀知識曾出現在1926年施瓦勒從某種更高的智慧那裡接收到的一連串“通靈”訊息中。他用“Aor”來稱呼對他說話的那個聲音，其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是“智慧之光”（順道一提，這也是他在一次開悟體驗後給自己取的綽號，他在瑞士蘇哈利亞〔Suhalia〕創立的煉金術團體中的學生們也都用這個名字叫他）。這些“靈訊”向施瓦勒展示了時間、空間、尺度與宇宙和諧的真正意義。這些訊息的重點是“純粹思考”，也就是將自己從時間與空間中抽離出來。“要學會讓自己變得純粹，”他寫說：“純粹思考是那些想要真正理解古埃及神聖象徵主義的人所必須學習的第一步。”這個“純粹思考”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我們的雙眼往往都被“表象”所蒙蔽——“表象”是我們的大腦意識感知的世界，它習慣對一切經驗進行分類、分析與“碎片化”處理——基本上就是把柏格森所謂的“靜態感知”換一種方式來說。施瓦勒後來發現，惡神賽特在古埃及人眼中實際上就是靜態感知的化身，至於與他站在對立面的荷魯斯則代表了心的智慧。
施瓦勒是在盧克索神廟進行研究的期間形成了他關於古埃及的中心思想。他在1937年第一次拜訪時就對那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這座神廟的奇怪“彎曲”佈局是有意在模仿和諧比例法則。他形容它就好比是埃及的帕德嫩神殿，並試圖在其中找到“黃金比例”或“φ”的證據，一般認為這是由希臘人發現的數學比例（註7）。假如它確實出現在盧克索神廟，這就證明古埃及人在更久以前就知道這個比例了。施瓦勒最後也確實找到了φ以及其它許多公式的證據：分點歲差、地球周長、π的秘密。但最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是古埃及人獨到的意識洞察力。他相信古埃及人是以一種象徵性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對古埃及人而言，大自然就是一種“文字”，其傳達了關於創世背後的形而上力量的真理，也就是Neter，這是古埃及人用來表示神的詞彙。
這種從內在認識世界的方式使他們領悟了深刻的數學與天文知識——而“大腦意識”則要到幾個世紀以後才會掌握這些知識。盧克索神廟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是一部關於深奧真理的宏偉綱要，它的每一處細節，從整體設計到使用的建材全都是在傳達一個核心啟示：人的意識，那個真正的法老，才是宇宙演化的目的。按照施瓦勒的說法，古埃及人相信自然界中的每一種物種都反映了宇宙胚胎學（cosmic embryology）的不同階段，而人類就是它的最高點。不同的物種會發展出不同的“宇宙功能”——也就是Neter，我們姑且將其翻譯為“至高神性”。人類這個有意識的生命並不是動物的後代，而是牠們所代表的“宇宙功能”經過不斷昇華與結合後的集大成者。我們已經看到，布拉瓦茨基夫人、鄔斯賓斯基和柏格森也都有類似的觀點。
這種演化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孕育出施瓦勒所說的“功能意識”（functional consciousness），他對古埃及人的這種特殊洞察力的觀點似乎非常類似柏格森的“直覺”。“功能意識”是一種從“內在”認識世界的方式，施瓦勒認為古埃及文化與宗教——兩者實際上是同一個東西——都是奠基於這種“內在認識”，其與我們現在習慣的以“外在”為主的認識方式十分不同。他說，古埃及人認識到了純粹的大腦意識的侷限性，這種賽特思維總會將經驗肢解成一塊塊空間與時間中的碎片。從這些破碎化的經驗中產生了我們熟悉的那個由各種互不相干的事物組成的世界，它們每一個都代表著一種“孤島現實”，今天的我們也許更習慣用“後現代狀態”來稱呼它。從這個角度出發，每當我看著世界，我只會看到一幅陌生、異己的畫面，我永遠只能先從“外面”對其進行拆解、分析之後，才能認識它。但在這麼做的同時，我就是將原本作為整體的它們搗成了碎片，從而破壞了世界的完整性。作為結果，我也許能夠非常仔細地分析某塊碎片，但它們卻已不再是活生生、有生命的現實了。華茲渥斯曾說過：“分析即謀殺”。毫不誇張地說，自17世紀和科學主義興起以來——科學方法開始被強硬應用於超出其合理範圍的現象——這個世界已經有超過半個身子都被抬上了解剖台。
施瓦勒相信古埃及人是以一種截然不同的眼光來認識世界，並且我們有充分地理由相信，他們也許是最後一群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來理解的人。就如同施瓦勒在他在艱澀難懂的《自然之道》（Nature Word）中寫道：“整個宇宙都是一種活動。”在〈道路〉這一節中，他更建議讀者應該“拋開一切辯證法，踏上力量之路。”
“與從山上落下的岩石一起翻滾。
與含苞待放的玫瑰一起尋找光與喜悅...
與節儉的螞蟻一起辛勤勞作；
與蜜蜂一起勤懇採蜜。
與熟成的果實一起茁壯生長。”
（註8）
所有這些都與柏格森在他關於直覺的討論中談到的“內在認識”十分相似。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將能直接與世界互滲，而不是像現代科學那樣必須永遠與它保持距離、將它物化。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施瓦勒的觀點可以說是呼應了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討論到的“互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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