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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VID GOSSELIN
在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島》（The Island）中，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這位終極革命（Ultimate Revolution）與預測性編程（predictive programming）的先知提出了一個與《美麗新世界》裡的原始索麻（Soma）文化略有不同卻又更加精緻的烏托邦。赫胥黎在更早以前的《美麗新世界》中設想了一個利用名為“索麻”的神奇藥物來對人們的心靈進行化學調控、使他們無時無刻都非常“快樂”的世界，而在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中，赫胥黎則闡述了一個更為成熟的世界，它不再仰賴過去那種精神−化學控制機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微妙的精神−心靈控制機制。
儘管《美麗新世界》中的“索麻”緩解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渴望得不到滿足時的痛苦——這種痛苦也反映在了古往今來所有真正的哲學家、聖人、詩人和神學家身上——不過小說《島》卻透過一種名為“解脫藥”（moksha，這個名字源自於印度教）的神奇藥物對此進行了巧妙的模仿。這種“靈藥”能夠滿足人類與生俱來、最深切的超越性渴望。
毫不奇怪的是，赫胥黎的兩部小說中的不變因素就是它們都有複雜的優生學政策、性崇拜和吸毒文化。在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中，控制的本質在於提供人們真正具有超越性的東西的模仿品，讓他們因此產生一種自我實現（self-actualized）的崇高假象。
今天的我們正在迎來西方文明史上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關鍵時刻，我們過去所熟悉的“富裕時代”被認為即將終結，並且不斷有聳人聽聞的末日預言在警告人們除非趕緊悔改他們對“自然母親”犯下的深重罪孽，否則《聖經》中的洪水和大火就會再次發生。現在，就讓我們來好好認識一下這個如今正在被餵食給西方民眾的最新“靈性”迷幻藥究竟是什麼。
也許，事情並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
時光倒流
時間回到20世紀60年代。這是西方邁向後工業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阿道斯・赫胥黎和蒂莫西・利李（Timothy Leary）正在構思一場“即將來臨的革命”。彼時披頭四正如日中天，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懇求著你再奪走她一顆心，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則在紫色的薄霧中翱翔。世界上最大的商業音樂公司正著手要推出一群叛逆的反體制搖滾樂團，與此同時，利李博士和赫胥黎兩人正在思考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人們踏上新的啟蒙之路。正如赫胥黎向利李解釋的，任何真正具有變革性的轉變都需要以“啟靈藥”的使用為前提：
“這些在實驗室成批生產的藥物將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無論有沒有你或我，它都一定會發生。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個消息傳播出去。蒂莫西，擋在這場進化前面最大的阻礙就是《聖經》。”
然後，利李也反思了要實現他們理想中的新啟蒙宗教最大的絆腳石是什麼：
“我們眼前最大的絆腳石就是猶太−基督教對一個上帝、一個宗教、一個現實的虔信，這種虔信已經詛咒了歐洲好幾個世紀，也詛咒著從獨立以來直到今天的美國。現在有了藥物，人們將能夠敞開他們的心靈接受多重現實，這不可避免地將會促使一種多神論的宇宙觀產生。我們可以感覺到，屬於一個奠基於智慧、仁慈的多元主義與科學異教主義的新人文主義宗教的時代已然來臨。”
由於利李博士及其他許多迷幻藥的傳教士實際上都隸屬於CIA或跟情報機構有關係，“把這個消息傳播出去”這句話聽起來似乎特別令人玩味。然而，撇開當時或現在究竟有多少人在有意或無意間協助過CIA的MK-Ultra計畫，從而扼殺了大眾自發地覺醒產生新想法的機會，1974年史丹佛研究所（SRI）發表的著名白皮書《不斷變化的人類形象》（The Changing Images of Man）更是闡述了許多將赫胥黎的精神控制理想付諸實現的框架。
在未來學家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的帶領下，《不斷變化的人類形象》的作者們為西方文明提出了一個新的願景，其重點在於要從現在的“富裕時代”邁向一個“新稀缺時代”：
“如果人類想要避免徹底毀滅我們在地球上持續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複雜生命系統，建立某種生態倫理學就是必要的。這個生態倫理學必須要正視包括生存空間在內的所有資源都是有限的事實，並且承認人類是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必須要強調‘新稀缺性’，即應該更事半功倍地運用資源。它不只需要建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同利益感，甚至也需要建立全人類同胞乃至更廣泛的全生物同胞（無論近鄰或遠親，無論現在或未來）之間的共同利益感。
生態倫理學意味著走向穩態（但也是動態）的經濟與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人類將與自然互相合作，開創出一種和諧的生態關係與自然循環機制。要想讓所有人與所有團體的微觀決策產生協同效應，進而使宏觀決策達到令決策者和社會大眾都滿意的效果，就必須要有這樣一種倫理學。”
——《不斷變化的人類形象》p.114
根據SRI研究團隊的說法，導致西方文明如今陷入困境的核心在於所謂的“理性主義人”（rationalist man），正如他們敏銳地注意到，這是一個隨著歐洲的黃金時代−文藝復興時期的到來而產生的形象：
“與古希臘人的‘人’的觀念相反，猶太−基督教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超越並凌駕於自然的合法主宰者。正是這種心態激發了整個中世紀時期西歐科技的突飛猛進。另一方面，學術方法論的局限性和教會的狹隘觀點卻也阻礙了新的科學典範形成。直到文藝復興促使個人主義和自由探索的風氣抬頭，才為新典範的誕生奠定了必要的條件。
有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在試圖重新發現經驗方法時轉向了古希臘人。古希臘人擁有一種專門研究‘外在’事物的客觀學問，D・坎貝爾（D. Campbell，1959）將其稱為‘他者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other）。這一認識論的基本概念就是將自然視為受可發現的規律和原理支配的對象，後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就是從這一點開始發展出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科學。”
這些作者認為我們現在是時候該再次對“人類形象”進行微妙的改變，他們這麼說乃是出於對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明發生的結構性變化的深刻理解：
“在由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孕育的思想創新與復興所奠定的經緯中，一種個人主義的、經驗主義的、理性主義的人類形象產生了。伴隨著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發現，這些觀念開始變得越來越深入人心，並為人類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形象。”
儘管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SRI這份報告中的某些觀點言之在理，但永遠不要忘記了背景。這幾位作者完全沒有考慮到新的根本性突破或新的物理學發展帶來的可能性，例如核聚變、沙漠綠化或其它任何能夠對人類在這個宇宙中的行動與茁壯產生改變的全新計畫。他們也沒有討論到文明的困境有多大程度實際上該歸咎於剝削集團的存在。對於《不斷變化的人類形象》的作者們來說，真正的問題只有那個普羅米修斯式和猶太−基督教式的人類形象：也就是西方文明的古典與宗教遺產。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史丹佛大學一直以來都在負責推廣具有科學欺騙性的增長極限（Limits to Growth）數學模型，該模型自20世紀70年以來便不斷被用來證明全球人口控制政策的合理性。從全球暖化的末日預言到屢屢被過度誇大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數預測，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和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首開了日後那些塑造西方政策的偽科學末日電腦模型的先河。
因此，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團隊究竟想要如何重塑“人類形象”，以及它又帶來了什麼改變。
人類形象的變化
要如何在個人乃至整個文明身上引發這種最為根本的轉變呢？根據心理治療和團體治療方面的臨床報告與研究，幾位作者指出，每當人們想要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生活時，他們最難跨過的一關始終是該怎麼改變自己的自我形象（self-image）：
“在一個人的整體信仰與價值觀念中，沒有什麼比他的基本自我認同、他的自我形象更難以改變的了。在心理治療中有一個老生常談的難題，那就是患者往往會極力抗拒與迴避最能夠幫助他解決問題的知識。類似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社會中，無論是人類學還是歷史學證據皆顯示，一個社會總是傾向於隱瞞對現狀具有威脅的知識，即使它們可能是解決社會根本矛盾所急需的知識。當代社會的困境之所以會顯得如此令人困惑，很可能並不是因為它們真的有多深奧和複雜，而是因為人們不願意改變看待問題的方式。”
作者們接著談到了從過去強調外在物質進步到崇尚更加擴展的意識和“自我實現”倫理學的內在“精神”進步的轉變：
“這個新的形象之所以可取，是因為它主張人的目的就是要一邊進化、一邊和諧地發展這個新興的自我（既作為個人，也作為集體的一部分），而社會機構的職能便是要創造一個最適宜促進這一進程的環境。這種倫理必須取代過往的‘人定勝天’和‘物質增長與消費’倫理，正是它們造成了人類今天的大量問題，因為它們讓人類越來越只專注於物質層面，在這顆脆弱而資源有限的星球上堅持為了一己之私而開發與控制自然，一味追求這些目標最後卻可能會使人類自取滅亡。”
雖然進步一詞在今天通常會被理解成，至少是外在的，創造物質財富、金融安全、新的科學發現與創新，並且改善人類普遍的生活條件，但現在這個典範轉移的關鍵就在於要將重點從外在的進步轉向內在的進步。因此，意識層面的“擴展”被認為是從文藝復興後形成的西方典範轉向新的、可持續的且以蓋婭為中心的“生態倫理”的主要支柱之一：
“新典範很可能會包含某種意識層次或主觀體驗層次的概念。這些層次是可以區分的，因為適合某一層次的概念和隱喻並不一定適合另一個層次。這種層次之分並不意味著一個人會在某種價值尺度上高於另一個人，而是指在結構層面，並且在某種可檢驗的意義上，充滿創造力的意識要比‘日常意識’具有更多的意識，而日常意識又比深度睡眠狀態具有更多的意識。
這種潛在的意識光譜也就意味著要將人們耳熟能詳的‘潛意識’（即我們一般不會意識到的過程，儘管我們似乎擁有直接感受它們的潛能）的範圍擴大到包含創造性的想像力、‘宇宙意識’、審美與神秘體驗、心靈現象以及神秘學領域的經驗。”
為此，作者們建議將西方思想的“科學方法”拓展至超心理學和心靈研究等各種領域：
- 心靈感應：無需透過感官交流即可感知他人當下的心理活動。
- 遙視：無需透過正常的感官手段即可直接瞭解遠方的消息或發生在遠方的事件。
- 預知：無需透過正常的感官手段或理性推理即可知道未來發生的事件。
- 念力（心靈傳動）：透過非物質手段或精神力來直接對物質對象或系統產生影響。
從彎曲湯匙的“科學”、塔羅牌到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降神會，與其追求一個志在揭開宇宙規律並著眼於改善人類普遍生存條件的社會，倒不如將科學研究的精力轉而拓展到新的“意識”層面上。
文藝復興或普羅米修斯式的觀點認為，人是“imago viva Dei”和“capax Dei”，即每個人都是一個反映出宏觀世界的微觀世界，所以從人的身上就可以看見與支配宇宙本身相同的創造性理性原理，而它正是現在這些社會工程師希望捕捉並重塑的精靈。
但該如何把一個早已深入人心的精靈重新關回瓶子裡呢？
從普羅米修斯到蓋婭：重塑“自然母親”
“我主，願祢藉我們的姊妹──大地母親受讚頌。她滋養及管理我們，並出產各種果實和色彩繽紛的花草。這位姊妹現在向我們吶喊，因為我們肆意地濫用天主賦予她的資源，已對她造成傷害。”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2015）開場白
最近，出身耶穌會的現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也在他2015年發表的通諭《願祢受讚頌》中對SRI研究團隊所劍指的文藝復興思想發起了攻擊。在這份通諭中，教宗直接將矛頭對準了那個普羅米修斯式的人類形象：
“基督宗教人類學的論述不足，曾造成一種對人與世界之間關係的錯誤了解。很多時候，所傳遞的是普羅米修斯式的觀念，強調征服世界。”
對於方濟各、世界經濟論壇（WEF）與歐洲的世襲“貴族”來說，這種普羅米修斯式的觀念已經過時了。他們相信只要消除了那個普羅米修斯式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觀念，即人類天生被賦予了神聖的創造性火花、所以能夠掌握“火”的知識，大眾的思想和信仰結構就可以按著他們理想中的可持續性框架被重新塑造。人類文明現在必須回到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時代。幸運的是，慷慨且仁慈的琳恩・弗羅斯特・德・羅斯柴爾德（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和其他與倫敦金融城同在一條船上的金融人士現在已經與被耶穌會控制的梵蒂岡展開合作，成立了包容性資本主義委員會（Council for Inclusive Capitalism）要來推動這些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WEF現在的主要代言人、溫莎王室現任君主查爾斯三世也表達過相同的願望。作為WEF及其“大重置”（Great Reset）議程的代言人，“綠色國王”查爾斯曾盛讚加拿大原住民的智慧可以為人類該如何“重置”文明並恢復與自然母親的平衡提供有益的啟示。2020年，當時還是王子的查爾斯在《BBC第四台》上這麼說道：
“去年我與許多加拿大原住民領袖進行了交談，現在我們是時候該更多地傾聽他們的智慧，以及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原住民群體的智慧了。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例如該如何重新恢復平衡、如果重新找回那種神聖感，因為大自然——自然母親——是我們的養育者，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就是大自然。”
毫不奇怪，舊歐洲的世襲貴族及其手下的智囊團一直在努力重複著他們自古羅馬、希臘和巴比倫帝國以來就從未停止過的事：創造與傳播新的異教和諾斯底式意識形態。這個“保護自然”傳統的基本假設是，自然界始終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平衡——一種神聖的“平衡”——而人類注定要服從這種平衡，就好像人類只是生活在這個永恆不變的生態系統中的另一種動物而已。
在這個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與巴比倫的大地女神崇拜傳統中，人類除了是一種具有“突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ies）的更複雜一點的有機體之外，其在本質上與其他生命形式並無任何區別。說到底，人的存在跟蠕蟲或細菌沒有什麼不同。
雖然這種觀點通常會被包裝在各種行為科學主張之中，但有時它也會被直接大聲說出來。比方說，著有《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1968）一書且是人口問題慈善基金會（Population Matters，前身為聯合國理想人口信託〔UN Optimum Population Trust〕）贊助人的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就十分直言不諱。埃利希與不少著名的人口控制提倡者一同共事過，其中包括現代生態系統思想“蓋婭理論”之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
埃利希教授寫道：
“癌症是細胞不受控制的大量繁殖，人口爆炸則是人類不受控制的大量繁殖。我們必須將重點從治療症狀轉向根除癌症。這項行動勢必得做出許多看似殘酷且無情的決定。”
——《人口爆炸》（1968）
羅馬俱樂部的前任主席亞歷山大・金（Sir Alexander King）寫道：
“在思索可以讓我們團結起來的共同敵人時，我們想到了污染、全球暖化、水資源短缺、饑荒等聽起來十分有說服力的想法...所有這些危機真正的罪魁禍首乃是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只有改變我們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才能克服這些危機。真正的敵人，就是人類自己。”
——《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1991）
被譽為歐巴馬的科學沙皇的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也是一個很敢說的人。霍爾德倫在1977年出版的《生態學》（Ecoscience）中表示：
“或許這些機構最終將與聯合國環境署及其它聯合國人口機構合併成一個專門管理全球人口、資源和環境的超級機構。至少在國際社會能夠影響的範圍內，這樣一個全面的行星級機構將能控制所有自然資源的開發、管理、保護和分配，無論它們是可再生還是不可再生資源。
因此，該機構不僅能控制大氣和海洋的污染，還可以控制河流和湖泊等跨越國際邊界或排入海洋的淡水水體污染。它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監管所有國際貿易的中央機構，也許還包括對從發展中國家到欠發展國家的援助，以及國際市場上的食品供應。
這個行星級機構有責任規範世界各地的最佳人口數量，並仲裁各國的合理份額。控制人口規模可能仍會是各國政府的責任，但該機構將有一定介入的權力。”
除了通過那些行為科學理論和電腦模型來包裝，今天拯救“地球母親”試圖將自己變成了一種人類集體的決定，要不是採取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制定的超國家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治理結構與WEF提出的“循環經濟”，就是利用宣揚即將到來的《聖經》式洪水與大火來迫使人們就範。
生態學也是如此。
從索麻到解脫藥
“不管是生物進化還是社會心理進化，抑或是科學進步，許多的進步都是依靠微小的細節不斷聚沙成塔而實現，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類似於從過飽和溶液中產生結晶化的現象，譬如當科學發現一個新概念時，接著就會出現像牛頓或達爾文那樣的人來重新整合既有的數據和觀念。重大的進步往往是發生在從一種組織形式轉變為另一種組織形式的改變中。我相信，隨著我們的社會心理不斷進步，我們早晚也將迎來重大的轉變。”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人類形象的改變》（Changing Images of Man，1968）
少數富可敵國的富人、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組織以及那群社會工程師該如何說服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放棄他們的基本生活品質，並且心甘情願地自我滅絕到只剩下大約十億人左右的數量呢？
回到20世紀60年代的MK-Ultra精神控制計畫，對迷幻藥的研究和那些被新創造出來的“靈性”運動就是被用來重新塑造人們對過去的記憶，還有他們的基本自我形象的關鍵。雖然這些東西在治癒過去的創傷或導正扭曲的自我形象上或許的確能帶來有益的效果，但它們具有如此強大的潛力也清楚說明了為什麼CIA臭名昭彰的MK-Ultra“精神控制”計畫的研究人員會對迷幻藥與創造新的“多重現實”的可能性這麼感興趣。
正如記者湯姆・奧尼爾（Tom O’Neil）在其開創性的《大混沌：查爾斯・曼森、CIA與不為人知的60年代》（Chaos: Charles Manson, the CIA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ixties）中指出，迷幻藥在查爾斯・曼森及其“家族”的人格塑造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迷幻藥雜誌》（The Journal of Psychedelics Drugs——即曼森接受治療的海特−艾許伯里免費醫療診所（HAFMC）發行的刊物——上發表的研究論文也對迷幻藥和它們對於群體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奧尼爾提到了他讀過的幾篇由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和／或他在HAFMC的同事撰寫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恰好是會定期前往HAFMC對曼森及其“家族”看診的臨床醫生之一。
奧尼爾寫道：
“其中一篇文章試圖探究‘藥物引發的戲劇性體驗’是否能對一個人的人格產生‘持久性改變’。另一篇文章則指出，‘憤怒無力’的感受會驅使人們想要嘗試LSD。‘“花之子”〔flower children，即嬉皮士——譯註〕產生的土壤，’文章的作者寫說：‘更需要憤怒和怨恨、荊棘和刺薊，而不是熱情與碧冬茄。’在‘情緒壓力’的重壓下，迷幻藥可能會將‘憤怒或復仇的意象與感覺放大到宛如噩夢般的程度’。
大衛・史密斯研究了這些現象，並在1967或68年首次提出了他所謂的‘迷幻藥綜合症’（the psychedelic syndrome）。
這種症狀大致上是這樣的，當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開始一起服用迷幻藥，這就會導致一種‘慢性LSD狀態’，並且強化他們‘對迷幻藥現實的信任’。隨著‘同志們’服用迷幻藥的次數越多，他們就越容易會鼓勵彼此接受各自在服用迷幻藥後看見的世界，從而引發‘戲劇性的心理變化’。迷幻藥綜合症通常是無害的，但過度頻繁使用迷幻藥卻可能會引起‘戲劇性的神秘主義化傾向產生’。”
從原本宣揚愛與和平的嬉皮士到最後變成殺人機器，奧尼爾詳細描述了曼森家族的人格是如何不斷遭到重新塑造，以及迷幻藥又發揮了什麼作用。
當然，並不是只有與MK-Ultra計劃有關的研究人員才是唯一對迷幻藥感興趣的人。赫胥黎、利李等人同樣也將迷幻藥視為徹底重塑整個西方文明的關鍵之一。
除此之外，在赫胥黎的《島》中，我們還看見了某種東方神秘主義實踐，其通過定期服用藥物而創造出了一種“精神”文化，在這個文化中的人們只需要聽從解脫藥藥師的指示，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獲得超脫的體驗。作為赫胥黎小說中的一個亮點，《島》裡反覆出現的一個聲音是一隻嘰嘰喳喳的鳥在不斷重複“注意！注意！”，這是印度教冥想傳統中的一個意象。
不出所料，SRI的研究團隊也渴望將東方神秘主義的某些方面整合到他們的新“意識”科學研究方法中：
“雖然人們普遍以為科學，或我們熟悉的科學方法是起源於中世紀後期的西歐，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段時期的學者實際上一直在努力想要尋找比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過時’方法要更可取的探索方法，所以他們努力翻譯了很多來自遙遠時代和外國異域的手稿。隨著古希臘的科學著作開始被一一翻譯，這些新思想才終於在這個崇尚‘技術倫理’（就像15世紀的歐州也受到很多閃米特思想影響）廣泛傳播開來。
儘管現代學術界對此還有一些爭議，但古希臘科學直到如此之晚才被重新發現或許正好說明了人類形象能夠如何影響文化發展。我們在第四章探討了這一現象，它為今天東方思想在意識科學發展中的應用提供了一個引人深思的歷史類比。”
直到今天，被那些與伊色冷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和人類潛能運動（Human Potential Movement）相關的團體歪曲的東方神秘主義仍然是試圖重塑西方文明的蓋婭生態學背後的一個關鍵思想。當然，這些偽東方的方法所強調的靈性都是以藥物為基礎的，因為生活在一個更加注重可持續性的世界中的居民將不會再需要工業化的“美麗新世界”所提供的麵包和娛樂。
理所當然地，SRI的幾位作者們亦將迷幻藥的使用與人們對具有“宗教或宇宙性”的超越性體驗的需求聯繫起來：
“在過去十五年來，開始有越來越多人對能夠改變日常意識狀態的化學物質產生興趣，尤其是麥角酸、麥斯卡林、裸蓋菇素之類的藥物。這些藥物一般被通稱叫迷幻藥、致幻劑或精神活性物質，它們可以擴張或縮小意識的視界、增強感知和感覺、喚醒記憶與過去的經驗、促進心理活動並引發意識水平的變化，包括俗稱的宗教或宇宙性的超越性體驗（Masters、Houston，1966）。”
如同赫胥黎、利李等人已經指出的，迷幻藥是引發一場革命的契機，它可以重新塑造人類的一切正面和負面情感，解開過去記憶的束縛並使人們敞開心靈迎向多重現實。因此，赫胥黎認為必須為人們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讓他們放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現實，特別是在真實的現實是一個受嚴格的馬爾薩斯邏輯支配的有限世界的情況下。
在這兩部小說中，《島》可以說是最反常的一個。我們在其中看到了赫胥黎對人類與生俱來的精神渴求的透徹理解，但這種理解卻只是為了創造一種更加高效的控制系統。
模仿還是真品？
當迷幻藥時代真的帶著新的人類形象與新的眾神到來的時候，這個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模樣呢？從“恰如其分”〔Lagom，一種在瑞典興起的新處世哲學，類似於中庸思想——譯註〕、“新稀缺”到各種正在被大肆推廣的神秘宗教與那些對人們在迷幻體驗中遇到的“生物”的研究，新的人類形象已經開始到來。從喬・羅根（Joe Rogan）到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名人都在宣揚迷幻藥是一種新型精神藥物，能夠幫助現代人逃脫眼前現實的牢籠。
這一切最終為的都是要推廣這些藥物，我們被告知它們具有“擴展意識”、幫助我們超越有限的自我並“實現”我們的完整潛能的力量。事實上，庫薩的尼古拉、亞維拉的德蘭、克卜勒、席勒、居里夫人、愛因斯坦或馬克斯・普朗克（更不用說孔子、孟子或魯米等東方大師）從來都不需要藉助某種神奇物質來實現他們的人類潛能與獲得開悟，但在這個屬於化學先知的新時代，不知何故人們似乎卻忘記了這一點。如果古往今來的聖人、愛智者和詩人所獲得的超脫現在都可以依靠現成的藥丸或蘑菇來體驗，那為什麼還要辛辛苦苦去追求呢？
我們都渴望超越凡人的界限。詩人珀西・雪萊曾將這種渴望形容為“飛蛾對星星的嚮往”。因為我們都想要成為比我們更偉大的事物的一部分，而不是只能永遠當個渺小的人。超越時間與地點的束縛，超越一切時空的束縛，我們想要真正化為永恆。然而，即使從古至今的那些偉大詩人、聖人、神秘主義者和神學家早已為人類指明了道路，但如果赫胥黎的理想並不會讓飛蛾撲向星星，而是捕蟲網的話呢？
隨著舊的束縛被打破，新的連結開始建立，我們必須要仔細注意這些新的形象的微妙之處與細微差異。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它們究竟是模仿，還是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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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Cited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 & SRI International. The Changing Images of Man. Pergamon Press, 1982.
O’Neill, Tom. Chaos: Charles Manson, the CIA,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ixti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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