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WHITNEY WEBB
上星期日（4/30），《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報導詳細披露了已故的性販運者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先前從未被曝光的“私人日記”。這些日記在過去一直沒有被公開，且目前似乎只有《華爾街日報》獨家取得了它的內容，其中包括愛潑斯坦生前的私人行程紀錄。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它們包含了“從2013－2017年的上千封電子郵件與行程表”以及——正如那篇報導接著表示——愛潑斯坦與數位知名人士會面的詳細細節，這些人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他過往的飛行日誌或他臭名昭彰的“小黑書”中。大名鼎鼎的語言學家、政治評論家和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急先鋒－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是其中之一。
喬姆斯基以前也曾在受訪時評論過愛潑斯坦案，當時他堅持愛潑斯坦與情報部門有關的說法都只不過是“陰謀論”的無稽之談，但那都是在他與愛潑斯坦的私人會面被曝光之前。面對《華爾街日報》記者的詢問，喬姆斯基顯得十分含糊其詞，但最終他還是承認自己的確見過且認識愛潑斯坦。
許多人，尤其是左派人士，都對為什麼像喬姆斯基這樣的良心知識分子竟然會願意與愛潑斯坦這種人私下見面感到驚愕與困惑，而且還不止一次，甚至是在愛潑斯坦已經因為性販運與戀童癖而變得聲名狼籍後。正如本文稍後將揭示的，愛潑斯坦似乎將喬姆斯基視為一位可以在他最痴迷的科學領域——即超人類主義和優生學——提供他指導的知識分子。至於喬姆斯基究竟從愛潑斯坦那裡獲得了什麼回報則尚不清楚。
喬姆斯基跟愛潑斯坦是怎麼走到一起的？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喬姆斯基在2015年和2016年都有與愛潑斯坦會面，當時前者還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喬姆斯基告訴《華爾街日報》説，他見過愛潑斯坦幾次，一次是在與其他學者，例如哈佛大學的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他接受過愛潑斯坦的大量資助）一起討論神經科學等話題的場合上，另一次是與前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談論“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問題與國際政策”的時候。還有一次是愛潑斯坦邀請喬姆斯基和他的太太、伍迪・艾倫與宋宜（Soon-Yi Previn）夫婦一同共進晚餐。在被問及與伍迪・艾倫和愛潑斯坦的那次聚餐時，喬姆斯基只說那是“與一位偉大藝術家共度的美妙一夜”。
面對各種質疑，喬姆斯基最初只回了《華爾街日報》一句“這不干你的事，也不干其他任何人的事”來答覆他與愛潑斯坦到底是什麼關係。然後他補充說：“我確實認識他（愛潑斯坦），我們偶爾會見面。”
在繼續討論下去之前，需要知道的是除了愛潑斯坦之外，埃胡德・巴拉克和伍迪・艾倫都曾被指控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巴拉克是愛潑斯坦的紐約公寓的常客，據《每日野獸》（Daily Beast）報導，許多住在那棟公寓的居民“在過去幾年間都曾多次目睹巴拉克出入大樓，其中還有一半的人提到他身邊帶著保安，”報導補充說：“這棟公寓的產權大部分是由愛潑斯坦的弟弟馬克（Mark）持有，它似乎是這位金融家口中的紐約人口販運集團的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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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蒙面前往愛潑斯坦住所的埃胡德・巴拉克 |
根據協助愛潑斯坦物色未成年女孩的主要皮條客之一讓・呂克・布魯內爾（Jean Luc Brunel）從前僱用過的一名會計師的說法，大棟公寓裡有幾間房“專門被用來收容來自南美、歐洲和前蘇聯的未成年少女”。眾所周知，巴克拉至少曾在愛潑斯坦的住所過夜過一次，他在2016年拍到離開愛潑斯坦的住所，後來他也坦承去過後者綽號“戀童癖島”、“蘿莉塔島”和“狂歡島”的私人島嶼。2004年，巴拉克從萊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的基金會那裡收到了兩百五十萬美元，愛潑斯坦除了是該基金會的受託人，亦是它最大的捐助者之一，他捐獻的這些錢都會被用在基金會未詳細說明的“諮詢服務”和“研究”上。幾年後，巴拉克又居中牽線幫助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找上了以色列私人情報公司黑立方（Black Cube），這是一家由前摩薩德特務和以色列軍事情報人員組成的公司，溫斯坦希望能透過他們來擺平當時出面控訴他性侵犯與性騷擾的受害女性們。
除此之外，巴拉克先前還主持並投資了卡拜911（Carbyne911），一家爭議不斷的以色列急難援救服務初創公司，其如今正在全球各地迅速擴張，並在美國開展了大量業務。巴拉克曾指示愛潑斯坦向這家公司投資一百萬美元，而它也一直遭到外界批評有充當大規模監控打手的嫌疑。萊斯利・韋克斯納同樣向該公司投資了數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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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迪・艾倫與宋宜，攝於1990年。 |
伍迪・艾倫被指控在他的養女迪倫・法羅（Dylan Farrow）七歲時對其進行性侵。不管是證人還是其它證據皆證實了這一指控。艾倫不僅拒絕接受州警測謊，甚至後來他就監護權和迪倫的虐待案而打的四次官司也都輸掉了，主持該案的一名法官曾形容艾倫對迪倫身犯下了“非常不恰當的行為，應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她的安全。”迪倫的母親、知名女演員米婭・法羅（Mia Farrow）也在法庭上表示，艾倫在她的養女才只有兩到三歲時就對她產生了性趣。
艾倫之後又“勾引”並迎娶了法羅的另一位養女宋宜，兩人第一次認識時後者還是個孩子。然而，宋宜曾表示她與艾倫的第一次“友好”互動是發生在她十幾歲的時候。1992年，法羅在家中發現了宋宜的裸照，她聲稱這才是導致她與艾倫撕破臉的導火線。
就艾倫和愛潑斯坦，也許還有巴拉克，當喬姆斯基與這些人會面的時候，他們的性醜聞都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這說明喬姆斯基似乎並不覺得這些是什麼值得避諱或三思的事情。當然或許還有其它理由使得喬姆斯基決定忽視那些人對弱勢的未成年人犯下的惡行惡狀。
為了更深入瞭解愛潑斯坦為什麼會對喬姆斯基產生興趣——反之亦然——我們必須要先從回顧過去開始，而且不僅僅是《華爾街日報》最近披露的內容，還包括愛潑斯坦本人在2019年過世前對喬姆斯基的評論。根據一段在2017年進行，但要直到2019年愛潑斯坦成為過街老鼠後才被刊登出來的採訪，愛潑斯坦曾公開表示他邀請了喬姆斯基到他的別墅一訪，他還明確說明了自己邀約人家的原因。奇怪的是，《華爾街日報》最近的報導卻沒有提到愛潑斯坦在過去就曾經承認他與喬姆斯基的關係。
在那次由傑佛瑞・默維斯（Jeffrey Mervis）主持並隨後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採訪中，愛潑斯坦談到了他對喬姆斯基的看法：
“愛潑斯坦欣然承認他曾詢問過一些知名的科學人士對這些邊緣人（即麻省理工的那些被愛潑斯坦評價為‘真正有意思’的研究者）的研究有什麼看法。
‘所以，我邀請詹姆斯・沃森（Jim Watson）到我家，然後問他對這個想法有什麼有什麼看法，’他指的是一項關於植物的細胞機制與人類癌症的比較研究。沃森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是DNA結構的發現者之一。‘他就像是人工智慧領域的（諾姆）喬姆斯基，’意思是他是該領域的佼佼者。
事實上，愛潑斯坦非常重視這些老學者的意見。“看著喬姆斯基如何駁斥那些開口閉口就是會思考的機器的年輕小夥子們實在非常有趣，’愛潑斯坦說。‘他宛如一把鋒利的匕首，輕易地將他們切成碎片。’”
因此，按照愛潑斯坦的說法，他邀請喬姆斯基到他家做客是因為想與後者討論“人工智慧”這個他非常感興趣的科學主題。這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喬姆斯基與愛潑斯坦最初是如何搭上線的線索。
喬姆斯基、愛潑斯坦與麻省理工學院
喬姆斯基在一般人的心中都被認為是一位語言學家、政治評論家與現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評者，那麼為什麼愛潑斯坦反而要在人工智慧的問題上向他求助呢？
這似乎與喬姆斯基和愛潑斯坦兩人共同的“朋友”、人工智慧先驅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如同喬姆斯基，明斯基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資深教授和學者。明斯基很有可能就是兩人之間的橋樑，尤其是考慮到愛潑斯坦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大捐款人這一事實。愛潑斯坦曾稱自己與明斯基“意氣相投”，後者在2016年逝世，差不多是愛潑斯坦與喬姆斯基會面的一年後。愛潑斯坦還資助過明斯基的一些項目，而他也跟埃胡德・巴拉克一樣曾被指控對成年人進行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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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斯基（左）與喬姆斯基（右）在2011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腦、思維與機器》研討會上 |
如果有人不清楚的話，喬姆斯基的語言學和認知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基於演化生物學（evolutionary biology）。喬姆斯基同時也是認知科學領域的先驅，這是一門“旨在探究構成我們的感知與認知能力基礎的心理特徵和規則的學問”。喬姆斯基的語言觀十分強調“內在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的複雜性，它先天地被編碼在基因組中，並在正確的數據排列下構造出一個複雜的計算系統，而不單純只是一種關聯系統。”根據喬姆斯基的解釋，一個人的“語言能力”應該被視為“有機體遺傳天賦的一部分，好比視覺系統、免疫系統和循環系統，我們應該像思考其它生物系統一樣思考它。”
雖然他們彼此是朋友，但明斯基在這一點上卻與喬姆斯基意見相左，他認為後者的語言和認知理論基本上是膚淺且沒有切中要害的。喬姆斯基則對現今的人工智慧廣泛運用來挖掘與預測數據的統計式學習技術提出了批評，他聲稱僅憑這種方法“並無法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智慧生物的本質或認知原理”。
不過，喬姆斯基將演化生物學、遺傳學、語言學以及認知科學聯繫起來的觀點卻受到了前述的馬丁・諾瓦克的支持，他也參加了愛潑斯坦與喬姆斯基的會面。諾瓦克是生物學和數學教授，亦是哈佛大學演化動力學研究計畫（Program for Evolutionary Dynamics）的負責人，他曾回憶自己“有一次在和愛潑斯坦共進午餐時甚至拿出了一塊黑板，用了整整兩個小時的時間跟他解釋語言運作的數學原理”由此可知，愛潑斯坦確實對語言學非常感興趣。目前尚不清楚這次會面是否也與喬姆斯基曾跟瓦瓦克一起參加的“神經科學”及其它研討會的主題有什麼關聯。
然而，鑒於演化生物學和遺傳學對喬姆斯基的理論的重要性，在人工智慧這個主題上愛潑斯坦會更傾向於他而非明斯基倒也不足為奇了。愛潑斯坦對遺傳學相當著迷，甚至根據主流媒體的報導，他對優生學也同樣充滿興趣。2019年的《衛報》就報導過：
“愛潑斯坦顯然十分鐘情於‘超人類主義’，也就是主張人類可以透過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等技術突破來實現進步的思想。
往好的方面來說，超人類主義者相信人類的各種困境都可以通過控制論（cybernetics）和人工智慧等技術來予以解決、改善——但往壞的方面來說，超人類主義卻也可以毫無阻礙地接納優生學。”
因此，愛潑斯坦對人工智慧、遺傳學以及“超人類主義”——如同我們過去曾指出過的，其基本上就是優生學的舊酒新裝——都有著濃厚的興趣。事實上，超人類主義一詞最早是由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發明的，他是英國優生學學會的前會長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一任主席，他曾呼籲應該要讓優生學這種現在“還無法想像的事情變得至少可以討論”。
除了超人類主義，愛潑斯坦亦曾公開表示他有興趣“改善”人類的基因庫，包括讓盡可能多的女性懷上他的孩子，好將他的基因傳承下去。這些想法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愛潑斯坦會主動跟詹姆斯・沃森這些人進行接觸。如前所述，愛潑斯坦在2017年時說過，他曾分別邀請沃森和喬姆斯基到他家做客。
多年來沃森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尤其是在他公然表示非洲人從基因上天生就不如歐洲人聰明後。他甚至還主張未來如果真的發現“同性戀基因”的話，女性都應該主動流掉帶有這種基因的嬰兒。他還認為基因編輯技術可以被運用來幫助所有女性變得“更美麗”與根絕“愚蠢”。值得一提的是，沃森的這些言論都是發表在他獲得愛潑斯坦的邀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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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沃森 |
在另一位同樣受過愛潑斯坦資助的科學家埃里克・蘭德（Eric Lander）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後，沃森又再次重新受到了檢視。蘭德本來是拜登任命的最高科學顧問，直到去年因為被控性騷擾他在科技政策辦公室的下屬而被迫辭職。在進入拜登政府之前，蘭德與沃森曾一同參與人類基因組研究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之後他又擔任了由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合辦的非營利組織－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管理人。
回到喬姆斯基，雖然他或許並不瞭解愛潑斯坦對優生學和超人類主義的興趣，但愛潑斯坦同樣熱衷的人工智慧——這無疑也是他決定接近喬姆斯基的原因——卻與這些學科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喬姆斯基實際上確實知道愛潑斯坦的過去，而且他很可能也早在認識伍迪・艾倫之前就已經對後者的醜聞有所耳聞。他刻意選擇對這些事情視而不見，並告訴《華爾街日報》說愛潑斯坦已經為他以前犯下的罪行“服完刑期”，因此他現在已是一個“清白的人”。說這些話的喬姆斯基看來是不知道愛潑斯坦是靠著一項備受爭議的“私下協議”（sweetheart deal）才得以換取從輕發落，而他甚至還獲得了延期起訴。當時負責此案的美國檢察官亞歷克斯・阿斯科塔（Alex Acosta）之所以同意這項“協議”是因為上面有人要求他“放過”愛潑斯坦，理由是後者“屬於情報部門”。喬姆斯基以前曾信誓旦旦地說過，所謂愛潑斯坦與情報部門有聯繫的說法完全只是憑空編造的“陰謀論”。
鑒於喬姆斯基似乎刻意在迴避愛潑斯坦的過去，以及後者經常與其他知名科學家討論超人類主義跟優生學這一事實，雖然還無法直接證實，但這說明喬姆斯基可能其實很清楚愛潑斯坦對人工智慧與遺傳學的真正興趣所在。
喬姆斯基是故意選擇無視其中的道德爭議嗎？從過往他左批資本主義右打外交政策的態度來看，許多人都說他絕不是這樣的人。不過，愛潑斯坦之所以大量資助麻省理工學院，特別是它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的原因之一或許就是想要找到規避這些與人工智慧有關的道德爭議的方法。除了自己捐款之外，愛潑斯坦還說服了比爾・蓋茲和萊昂・布萊克（Leon Black）向媒體實驗室捐款數百萬美元。
根據曾在媒體實驗室工作的羅德里戈・奧奇加梅（Rodrigo Ochigame）在《攔截報》（The Intercept）上指出，媒體實驗室的伊藤穰一（Joi Ito）——他曾從愛潑斯坦那裡獲得大量捐款，後來更試圖在官方紀錄中抹去愛潑斯坦的名字——負責為人工智慧研究制定“道德規範”，並努力“在戰略上與矽谷保持一致，確保這些有爭議的技術在法律上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後來由於受到愛潑斯坦醜聞的影響，伊藤被迫辭去了他在媒體實驗室的職務。
奧奇加梅寫道：
“他們有一群人，其中也包括實驗室的成員，在加州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這些建議與我們實驗室的幾個同事通過研究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我們的研究結果認為不應該依賴電腦演算法的分析結果來決定是否應在正式庭審前對一個人採取監禁措施。伊藤本人也在與幾位金融與科技高管的私下會談中抱怨，那群人太過‘粉飾’了這個棘手的道德難題。‘他們完全淡化了我們試圖警告的東西，我們認為在拘留決策中依靠演算法來做決定是不明智的。’他告訴其中一位億萬富翁說。
我還目睹了麻省理工學院是如何幫助美國軍方粉飾無人機戰爭的道德爭議，前國務卿、臭名昭彰的戰爭販子亨利・基辛格主持了一場關於人工智慧與倫理問題的膚淺講話，並為美國國防部的‘人工智慧倫理原則’提供了一些意見，包括應該‘允許採用有偏見的’演算法並避免拘泥於‘公平’，因為五角大樓認為‘戰爭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公平’。”
奧奇加梅還引述了其他幾位媒體實驗室同事的話，他們指出馬文・明斯基在去世前曾在該實驗室工作，而且他還說過“所謂的倫理學家就是處處都在跟你做對的人。”同樣令人不安的是，伊藤與媒體實驗室同樣在白宮的人工智慧政策制定背後發揮了作用。例如，歐巴馬在2016年接受採訪時曾表示伊藤是人工智慧與相關倫理學問題的“專家”。伊藤則在與歐巴馬的會談中表示：“...媒體實驗室的角色是要扮演電腦科學、社會科學、律師和哲學家之間的溝通橋樑...最棒的是，總統先生完全能夠理解這是多麼重要。”
假如你是傑佛瑞・愛潑斯坦，一個有著犯罪背景且十分渴望能夠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推動你所感興趣的超人類主義/優生學研究的人，那麼你理所當然會出手資助那些將積極遊說取消這些“道德”監管措施的團體。
奧奇加梅繼續寫道：
“所以，矽谷對‘有道德的人工智慧’的大力推廣實際上是一種戰略性的遊說努力，為的是利用學術界來替自己正名。伊藤在這種企業界與學術界的合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會定期與科技公司高管會面。這個麻省理工－哈佛基金會的創始董事本人就是Google在人工智慧領域的前‘全球公共政策負責人’。伊藤和他的同事透過這個基金會資助了很多項目，包括舉辦一場關於電腦科學的‘公平、問責與透明’研討會；Google、Facebook和微軟也都是研討會背後的出資者。”
值得注意的是，愛潑斯坦本人也屬於這些圈子。他不但與比爾・蓋茲關係密切，而且與其他幾位微軟高管的交情亦同樣不淺，他當然也認識最近才因為愛潑斯坦－摩根大通案而被傳喚的謝爾蓋・布林和Fackebook/Meta的馬克・祖克柏。另外，這些公司有許多如今都在耕耘與超人類主義有關的技術，尤其是在醫療領域，並且通常都與軍方或情報部門有合作，如果不是兩者皆是的話。
麻省理工－人工智慧－軍方聯繫
喬姆斯基只是眾多受到愛潑斯坦追捧的知名學者和知識分子之一，這些人所投入的技術研究都恰好與他的興趣相符合。而且他們有很多人，包括喬姆斯基，都曾或多或少地得到美國軍方的資助，後者長久以來一直是人工智慧研究的主要推動者。
比方說，明斯基與愛潑斯坦的好友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共同創立了一家名為思維機器（Thinking Machines）的超級電腦公司，其同時也是DARPA的承包商，該公司的願景是要打造出“真正會思考的機器，也就是能看、能聽、能說，能讓我們所有人引以為豪的機器。”該公司的一份宣傳手冊如是說。明斯基是希利斯在麻省理工的導師，他們還找上了在哈佛大學的基因初創公司－遺傳研究所（Genetics Institute）工作的雪莉兒・漢德勒（Sheryl Handler）加入他們的超級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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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TED演講上的丹尼・希利斯 |
思維機器從一開始就做出了許多稱得上糟糕透頂的商業決定，它之所以還能生存下去完全是因為有DARPA的數百萬美元合同。隨著冷戰的結束，DARPA開始試圖利用其對思維機器的影響力來推動後者開發一項產品，據說它能夠做到模擬全球氣候、繪製人類基因組和預測地震之類的事情。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該公司似乎一直存在著“徇私舞弊”的問題，而它本來的“滾滾財源”也因為越來越多負面消息的曝光而最終告吹，結果導致了這家公司的倒閉。
希利斯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愛潑斯坦。促成兩人搭上線的中間人很可能是前微軟首席技術官內森・梅爾沃爾（Nathan Myhrvold），他是希利斯的朋友，並曾在20世紀90年代與愛潑斯坦走得很近，乃至還帶著他參加過一次微軟公司的俄羅斯考察行。梅爾沃爾也被指控是愛潑斯坦販運未成年人的共犯，他是從90年代開始與愛潑斯坦過從甚密的幾位微軟高管之一。另一位高管是琳達・史東（Linda Stone），愛潑斯坦正是透過她才認識了媒體實驗室的伊藤穰一。如前所言，愛潑斯坦亦說服了微軟的長期負責人比爾・蓋茲向媒體實驗室捐款數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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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出席科學交流大會（SciFoo Conference）的琳達・史東 |
喬姆斯基在麻省理工的資歷使他得以被軍方相中。例如，喬姆斯在曾在20世紀60年代初獲得空軍資助，以試著將他的語法學理論應用在電腦編程中，好讓電腦“能夠理解以完全白話的英語下達給它的指令，從而免去人與電腦必須通過過度專業化的語言來進行交流的麻煩。”喬姆斯基後來在回憶他早年接受軍方資助的實驗時曾說：“我當時為軍方的實驗室工作。如果你看一下我早年的出版物就會發現，它們幾乎都提到了空軍、海軍等等，因為那時的我就在軍方的實驗室幹活，確切地說是電子研究實驗室（Research Lab for Electronics）。”
喬姆斯基堅決否認軍方的資助有對他的語言學研究產生任何重大影響，他聲稱軍方基本上被政府“當成了漏斗，納稅人的錢都被往裡面砸，他們希望總有一天能靠著這種方式砸出一個充滿高科技經濟的未來社會。”然而，也有報導指出這些研究其實都帶有軍事性質。另外，在20世紀50年代中旬招募喬姆斯基到麻省理工的傑羅姆・韋斯納（Jerome Wiesner）後來也繼續在麻省理工做了喬姆斯基二十多年的老闆，他曾被人描述為“美國最有權勢的軍方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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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羅姆・韋斯納（左二）在甘迺迪政府的白宮會議上 |
值得稱許的是，在這個項目結束後，喬姆斯基便開始公開投入反戰活動。這種激進主義曾一度使他萌生從麻省理工辭職的念頭，但他最終還是改變了主意——也許是因為他已即將獲得教授職位。正如克里斯・奈特（Chris Knight）指出：“這意味著喬姆斯基沒有拂袖而去，而是決定以一位直言不諱的反軍國主義活動家的身份出道，即便他仍在美國最負盛名的軍事實驗室之一工作。”
留在麻省理工使喬姆斯基能夠繼續他的職業生涯，也繼續與他所口誅筆伐的權力中心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然而，這同時說明喬姆斯基正是從這一刻開始做出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他的激進主義的決定。喬姆斯基或許可以為他在60年代決定續留麻省理工辯護說，大學是一個可以更好地讓他發表自己的政治與反戰主張的空間。知名公眾人物做出這樣的妥協在過往並非前所未聞。然而，鑒於近來愛潑斯坦的醜聞以及它們傳達出來的弦外之音，似乎喬姆斯基，尤其到他晚年的時候，已經變得太過安逸且太容易妥協——要是在他年輕的時候，喬姆斯基肯定會義正嚴詞地拒絕這些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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