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從來沒有使用過像“超人”這樣的字眼。他對生命衝力帶來的創造性進步所舉的例子都是歷史上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們雖然天賦異稟，但終歸還是屬於“人”的範疇。但早在《創造性演化論》出版的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有另一位思想家正在思考生命是否有一天會“孕育”出徹底超越其舊有存在型態的全新可能性。和柏格森一樣，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一位“生命哲學家”。他跟柏格森同樣都以能言善辯、滔滔不絕且鏗鏘有力的寫作風格而著稱。但與柏格森不同的是，他是一個更帶勁、破壞力更強也更具爆炸性的思想家。儘管這兩個人的思想後來都不幸遭到法西斯主義的玷污，但柏格森的污名大致上已經洗刷，唯獨尼采在許多人心中卻仍錯誤地被當成是納粹的先聲與先知。
尼采沒有從意識演化的角度來思考他的Übermensch或“超人”；至少他沒有使用過類似的措辭。一方面，尼采並不相信“精神世界”，雖然他的“永劫回歸”與“權力意志”思想及其對叔本華的借鑒都暗示了某種後面的詮釋者經常會忽略的神秘傾向（註1）。然而，跟R.M・巴克一樣，尼采確實相信人類正在慢慢孕育出一種“新”人類，與巴克不同的是他並不認為這是達爾文演化的“自然”結果。如同柏格森，尼采並不覺得生命的意義只是為了求生與適應。他認為，只有痛苦的生命才會把求生視為首要考量。一個強健的生命最在乎的應該是如何展現自己的茁壯、發揮自己的力量與實現自己的潛力。
尼采鄙視基督教，因為他認為基督教崇尚軟弱和膽怯，卻不重視力量與奮進。基督教之所以有害，是因為它實際上是源自於一種對生命的“憎恨”，所以它想像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讓那些無法承受生活挑戰的人——弱者與膽小者——可以在那裡找到永恆的安寧，至於那些盡情發揮自己的精力的人則會在地獄裡被永遠折磨。理所當然，受基督教教化已久的歐洲將尼采的想法斥為瘋癲之語，並將他的瘋狂歸咎於最終奪走他性命的梅毒。可悲的是，明明像威廉・布萊克這樣的人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前才說過差不多的話，但尼采的確是被自己優美的修辭坑了一把，舉凡他像“金髮野獸”和“戰爭能使任何事業變得聖潔”之類的言論經常被膚淺的思想家撿去，作為對那些只會令他感到反胃的信仰與意識形態的辯護。
尼采口中的超人是指一個健康、充滿活力且對生活滿懷熱情的人，他即使碰到諸般荒謬與殘酷，也依舊能欣然面對生活。而且正如他的“永劫回歸”學說所暗示的，不是只有這一生，而是生生世世都如此（註2）。尼采想像中的這個人將充滿好奇心、積極樂觀且熱愛冒險，以至於他或她將不再需要迄今為止一直支撐著人類前進的工具——宗教、形上學、“探索真理”、溫暖的營火——並且可以義無反顧地踏入未知的海域，向未知的經驗世界進發。尼采主張我們必須“重估一切價值”，雖然他本人也常常無法做到他為“自由精神”和“新哲學家”設定的標準，但這只能說明他終究仍是一個“太人性的人類”，而不是這些標準有什麼不對。他的學說比如自我創造（self-creation）、找到“超越善惡”的更崇高、更深刻的道德，最重要的是他在飽受折磨、經歷悲慘的生活後依然肯定生命，都深深影響了他去世幾十年後的無數思想家和藝術家。
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尼采的超人觀。厭倦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墨守成規的那一代人渴望的恰恰是一種能大聲告訴他們是時候拋棄過時的道德，學會為自己思考、為自己而活的學說。他的哲學主張一種“更高的道德”，同時也比那個時代假仁假義的基督徒要更注重自律。不幸的是，這一點常被心急的後人所忽略，例如有一個深受他思想影響的人曾呼籲人們都應該“順行汝意所為”（註3）。但這並不能被變成反對尼采的理據，而只代表了這些思想常被膚淺的人用來合理化他們自己的慾望。使超人思想迅速流行的另一個原因是達爾文主義及其伴隨的“進步”觀念深入人心。這意味著“生命的長征”並沒有在我們這裡止步，反之在我們的未來還可能會出現“更優秀”的人類，今天的我們是怎麼看待我們毛茸茸的猿猴祖先，未來的人也會抱著同樣既憐憫又鄙夷的態度看待他們在19世紀的祖先。這樣的想法很快便滲透到了大眾意識中，滋養了一批新興的科幻小說與生物學理論（比如巴克的理論），同時也以一種結果往往不怎麼美好的方式感染了社會學與政治學思想。
而使演化論的生物學、超人的幻想以及人類正在邁入一種全新意識形式的觀念結合在一起的，就是神秘主義。這的確是一杯令人陶醉且回味無窮的佳釀。“神秘學”在19世紀下半葉歷經了一波復興，雖然說是復興，但並不表示其在以前從未興盛過。正如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和喬斯林・戈德溫（Joscelyn Godwin）等學者指出，實際上有一股神秘主義潮流貫穿了整個18、19與20世紀的啟蒙運動、浪漫主義革命及其它文化和政治運動（註4）。在17世紀現代科學興起之前，神秘主義一直佔據著歐洲知識教育的核心；像牛頓這樣在今天被視為現代科學家原型的人其實都對占星學、煉金術等神秘學研究有與對天文學、物理學絲毫不遑多讓的投入——如果不是更投入的話。但隨著理性時代興起，神秘主義遂逐漸轉入地下，最終成為了一條哺育了無數小世界和秘密社團的地下河。
這一切都在1848年3月發生了變化，當時紐約州北部海德斯維爾的一座農舍發生了一些怪事。農舍以前的住戶經常會聽見屋子傳出奇怪的聲音，而當新的房客——福克斯（Fox）一家——搬進來後，噪聲甚至變得更大了。由於噪聲如此有規律，以至於一家人都已經習慣，還邀請鄰居進門來聽。福克斯家的一個小女兒決定將這個“鬼魂”取名為史普特利先生（Mr. Splitfoot），並想知道她是否有辦法與“他”交流。凱蒂（Katie）和她的姊姊最終找到了一種跟他對話的方法。她們這才知道原來他生前是一名旅行推銷員，幾年前在這棟房子裡遭人謀殺，他的屍體就被埋在地窖。後來，大夥兒果真在地窖挖出了一具遺體。就這樣，招魂術的時代來臨了。在史普特利先生的消息傳開後不久，招魂術迅速席捲了全美，再之後甚至傳到了大西洋彼岸。凱蒂和她的姊姊繼續以“靈媒”、“通靈人”的身份與那些樂意回答有關來世、未來、宗教或更普通的尋找失物等問題的靈體溝通。一時間各式各樣的通靈者紛紛湧現，在海德斯維爾的“說唱秀”橫空出世後，過去崇尚常識、冷酷的白晝世界似乎正在面臨著名副其實來自另一個維度的大舉入侵。這些靈體彷彿都在爭著引起人們的注意，旋轉桌（Table turning）和降神會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消遣。
那個年代最聲名遠播且有據可查的通靈人之一是丹尼斯・鄧格拉斯・霍姆（Daniel Dunglas Home），他以擅長人體懸浮、發出嚇人的高音、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抓住滾燙的煤塊，還有其它種種不可思議之舉而名噪一時。這個名為招魂術的新宗教傳播與吸攬信徒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連羅馬天主教會都不得不在1898年對降神會和招魂術表達正式譴責，雖然它仍允許像心靈研究學會這樣的團體對這類現象進行“准許範圍內”的科學調查，這是一個由弗雷德里克・邁耶斯（Fredrick Myers）、弗蘭克・帕德莫爾（Frank Podmore）和埃德蒙・古爾尼（Edmund Gurney）在1882年創立的組織。
正是在這種與死者交流、不可思議的力量及各種稀奇古怪卻似乎又不是開玩笑的故事蔚為風潮的氛圍中出現了一個奇女子，她將不僅在神秘學世界，而是還包括更廣泛的文化與知識界掀起巨大的波瀾。她是一個端莊優雅的俄羅斯人，有著神秘而精彩的過去。她的名字叫海倫娜・彼得羅芙娜・布拉瓦茨基。我們後面會來好好討論這位奇女子。在這裡只需要知道，1875年的夏天她跟亨利・史蒂爾・奧爾科特上校（Henry Steel Olcott）在紐約市創立了神智學會，其為招魂術及其它神秘學信仰與實踐賦予了更多智識上的吸引力，將它們與所謂早已被唯物主義的西方世界遺忘的“古代智慧”、“秘密教義”聯繫起來，現在這些東西又再次重獲生機，並且歡迎所有願意超越現代思想侷限的人進來一探究竟。
很多人都接受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邀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詩人葉慈，他也是後來19世紀的知名魔法團體－黃金黎明協會的成員。不過，還有其他一些不那麼出名的人也被神智學所提供的靈性異國風情和神秘學智慧所深深吸引。其中之一是來自利茲的年輕過勞學校教師，阿爾弗雷德・理查德・奧雷吉（Alfred Richard Orage），也就是後來被讀者們稱呼為天才A.R・奧雷吉的當紅雜誌《新時代》（The New Age）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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