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有一種想法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自然差不多就是她的真面目，而原始人和古代的人們所看到的自然卻總被一層充斥幻想與信仰的面紗給遮掩著。然而，如果我們接受第四章的結論，那麼很明顯，無論古人看見的自然是否真實，決定他到底看見什麼的無論如何都不是信仰。另一方面，第七章也指出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是同樣實在的。因此，假如我是對的，那麼原始意識和現代意識之間應該確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多少與信仰有關沒錯，但卻不是我們通常以為的那種關聯。正如我所說，確切來講，究竟有哪些關於現象的信仰已被如此廣泛地、有把握地、長久地接受，以至於化為表象的一部分，這仍是一個可以被持續爭論的問題。但是，不管它們是否已成為我們今天的集體表象的一部分，事實是在20世紀下半葉，文明人已經廣泛、甚至可以說是完全接受了某些不只是關於現象的本質，而是還包括現象的歷史的信仰。
然後還有一些關於意識演化史的信仰，只是它們比較沒那麼肯定，也沒那麼普遍被接受。由於這些信仰都跟我已在同一主題上所說過且還打算繼續討論的許多內容背道而馳，因此最好先在這裡進行一些解釋，好說明為什麼這些信仰（在我看來）是錯誤的且又是怎麼產生的。
但首先，我要再說一點關於科學的題外話。目前我所談論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實驗和實踐科學。例如，不論物理學和天文學的理論到底是真理或只是無限接近真理，抑或它們僅只是用來拯救表象的假說，這都無損於它們令人驚歎的有效性。我們可以先預測一個實驗的結果，然後動手做實驗，只要所有條件正確，這個預測便會被驗證。就天文學而言，雖說我們無法進行實驗，但我們仍然可以進行預測並在觀察的過程中檢驗其正確與否。
“他們預測將來多年後的日食和月食；他們預測發生的日期、時間與範圍；他們的預測是正確的——一切果真發生在他們預測的時候；於是他們掌握並紀錄了規律，這樣就可以預測往後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哪一時辰又會發生日食和月食；然後這些預測也都成真了。”
這些話套用在今天的哥白尼和牛頓假說，當然要比套用在托勒密及其同時代的其它假說上要合適得多，不過聖奧古斯丁在大約公元4世紀末撰寫《懺悔錄》（註1）的時候所指的還是後者。憑著他們的“果子”，正如培根所言，我們就可以認出他們。
但在今天，除了實踐和實驗科學之外，還有其它一些科學似乎仍處於較不為利的境地。比方說，我想天體物理學有很大一部分應該都是很難通過預測或實驗來驗證的；但我更關心的其實是其它科學如古生物學、地質學和動物學，它們都試圖研究過去，可是過去既無法被預測，也無法被實驗。在這裡，我們就不能像培根一樣瀟灑地說：“別再管那些乏味的老糊塗、經院學者口中的‘知識’了；它根本什麼建樹也沒有。”
我們唯一要求的建樹就是知識。但如果沒有“實踐”、沒有“結果”、沒有確切的經驗性檢驗，如果這些假說甚至稱不上是實際的真理，那它們根本什麼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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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卷五，第三章。
在我看來，純理論科學與純技術科學的唯一共通點就是開放的心態、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或應該是所有以追求知識為目標的人都要具有的，並且在經驗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它也早已成為公認的共識。不過我認為前者實際上還借鑒了很多東西。例如，它們將其它姊妹科學的許多假說直接當成既定的事實，並在構建理論的過程中給予這些假說與自己的第一手觀察同等的地位。在這方面，我已在第五章指出，它們往往在接受某些假說的同時，卻又無視其它的假說。此外，它們還借鑒了不少半假說半實證的術語，並反過來被其中隱含的技術性知識模式給染上了色，儘管這對它們而言其實並不恰當。這幾乎就像它們以為能僅憑儀表板知識來告訴我們引擎是怎麼製造的，我相信這也是導致那始於18世紀末的地球與人類演化觀如今牢牢紮根在人們腦海中的原因，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在今日已經變成了眾所公認（除了新近的一些科學假說）的事實；可以說，它已經變成了集體表象的一部分。
在18世紀初，當時的植物學和動物學都認為是超自然的力量在一瞬間創造出了自然物種的多樣性。這一觀念後來在18世紀邁向19世紀的過程中開始逐漸褪色，這也反映在了林奈（Linnaeus）對植物學所做的細心分類上，這種分類方式更傾向於漸進的“演化”。透過研究岩層保存下來的自然歷程，歷史學和科學慢慢發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與瞬間創造完全相反的“自然”創造過程。自此，自然被賦予了一種時間性，那些個別的現象現在已不再被認為是從世界誕生以來就從未有過任何改變的平面體，而是在不斷發展與演化的截面體。因此要研究現象，就必須同時回首過去與放眼未來。這對我們思索歷史，甚至是時間的意義究竟會有何影響，要等到後面的章節才會明顯。這裡只需強調這是一場意義重大的革命——說它是一場大爆炸也不為過——因為它恰恰是發生在或許是歐洲歷史上最不願意向前看的時代。那時古學復興（Revival of Learning）的崇古之情尚未消退，大多數人依然醉心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偉大與智慧，還有“高貴的野蠻人”的純樸美德，（人們相信）是文明的繁文縟節腐化了他們，相較之下未來會怎樣反倒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在本章中，我們關注的是假說最終採取的形式及其對集體表象造成的影響。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現在被表現出來的方式。在新的學說開始出現的時候，尤其是19世紀中葉的達爾文時代，自然現象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呢？答案是它們完全被視為客體。這時的現象已完全不再與人有任何互滲，其程度堪稱有史以來之最。這個從科學革命開始的轉變，即把阿爾法思維構建的機械模型視為宇宙結構唯一真實的表達方式，到了這時已變得深植人心。哈代（Hardy）筆下的鄉下人或多或少提醒了我們，即使是在英語世界，也並非所有地方都接受了這種改變。但至少對城市人來說，他們生活在一個已經且將繼續以飛快的速度城市化的世界——殘留到中世紀的最後一點互滲已經完全消失。現在只需要用物質與力就可以解釋一切。當時的人根本想像不到物質的背後居然還會有無法被表象化的基底；人們相信哪怕又發現更小的粒子，也總能用更大更好的顯微鏡來觀察它們。機械模型大獲全勝，而導致“字面主義”徹底瓦解的那些因素——唯心主義哲學、遺傳心理學、心理分析——也還未出現。因此，彼時的人們尚未意識到，日常世界的現象原來也有可能只是觀察者自己從心理構建出來的“表象”。“字面主義”在這個時候可以說是毫無敵手。
那麼，阿爾法思維到底在西方歷史上的這個階段取得了怎樣的成就？答案是它暫時地將日常世界的現象（這個思維最終還是會發展出我所謂的“貝塔思維”——即承認表象與人自身其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變成了完全獨立於人而存在的實體。阿爾法思維替它們披上了本該只屬於隱象的實在性與外在性。但是一個已經被眾人一致認可是終極實在的表象在這時就不該再被稱作表象了。這時更合適它的稱呼應該是偶像。因此，現象現在變成了偶像，它們被以為具有外在於人類知覺的獨立性，即便實際上只有隱象才有資格享有這種獨立性。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集體表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這麼一回事，那麼在19世紀下半葉時就更是如此了。演化論者運用他們的阿爾法思維來看待這些集體表象，就像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運用他們的思維看見了與同時代人完全不同的表象。若說前者所描述的演化其實根本不是真正的現象演化史，而是如同第五章指出的，只是一種人為的構想——只是“偶像”的演化史，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我這裡所說的當然是這個理論最終採取的形式，而不是演化這個概念本身。演化是一個事實。岩層紀錄是承載地球過往歷史的文字。真正的問題是該如何解讀這些文字。那仍然使古希臘人，甚至是中世紀的觀察者與他看見的現象緊緊纏繞在一起的互滲，很可能會產生出一種完全不同的解讀方式——歌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在他身上仍保有這種互滲。但在一般人的身上，互滲已經完全消失無蹤；現在他們與現象只剩下了純粹的感官聯繫；他們再也無法想像，無論是變化本身或事物的變形（metamorphoses）和其它特殊變化，原來都是可以被自己的內在決定的。所以表象變成了偶像。它們再也沒有“內在”。於是，孕育它們的演化只能被機械性地理解成一連串偶像對偶像的作用力。
如果將岩層紀錄和自然秩序中明顯的創造痕跡解釋成自然過程的趨勢來得早一點，趕在互滲徹底消失之前，或是來得晚一點，剛好在物理學中隱含的偶像毀滅衝動開始發揮作用之時——即貝塔思維產生的時候——也許人類早就找到關於他的世界和他自己的意識是如何誕生的解答了。事實上，古生物學從天文學和物理學等實驗科學那裡接手而來的只是迄今為止被成功塑造出來的偶像。甚至，它還試圖採用這些科學的正統“幾何化”思維，至少在其中一個實例中，這樣的做法已經導致了我們才剛剛開始看見的荒謬。
以我在本章一開始提到的非實驗科學對實驗科學的借鑒這件事來說，肯定沒有比達爾文理論更醒目的例子了。人們發現地球上的現象缺乏天體現象所具有的規律性，因而很難用系統性的假說來概括它們。但天文學和物理學卻告訴人們，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提出假說來拯救表象。只要拿得出假說，這些地上的表象就必定能夠得救；而最後拯救它們的是這樣一個假說——其主張一切都是追根究底都是偶然變化的結果。現在，偶然這個概念就是被用來拯救我們的假說。事實上，承認偶然就等於是承認根本沒有假說。然而，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時刻，偶像和孕育它們的那種特殊思維方式帶來的影響已變得如此具有催眠性，以至於只有少數人察覺到了技術性思維正慢慢開始遭到自己發明出來的術語反噬的危機——而他們的聲音也很快就被淹沒；這就好比因為它確實有可能是我們在水中發生的遭遇，於是就把溺水說成是另一種游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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