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unlimitedhangout.com/2023/05/investigative-reports/ukraines-future-lies-in-the-great-reset/
BY STAVROULA PABST
“2030年的烏克蘭——將是世界上最自由也最數位化的國家。沒有官僚主義，只有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沒有現金，一切都朝向無紙化發展。這就是我們想要建設的未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
上面這段話是出自烏克蘭的數位轉型部長米哈伊洛・費多羅夫，他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部光鮮亮麗的影片，對烏克蘭的未來進行了宛如科幻作品般的暢想。這部影片更吹噓說，烏克蘭（當然是在戰勝俄羅斯後！）已經敲定好計畫要成為“未來十年最自由也最適宜人居的國家”。
在這個想像的未來中，烏克蘭將成為第一個“放棄使用現金的國家”，然後遠程醫療和遠程教育模式將變成主流，人工智慧會輔助法院進行判決，而城市甚至會建立起“超現代鋼鐵穹頂”來保護自己。
Ukraine 2030 — the freest and most digital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out bureaucracy, but with strong tech industry. Cashless & paperless. This is the future we are building. pic.twitter.com/XWs4E1pPGJ
— Mykhailo Fedorov (@FedorovMykhailo) July 14, 2022
即使地上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但這部誇誇其談的影片卻與烏克蘭嚴峻的現實呈現出了一種離奇的同步性。2022年11月，媒體終於低調地承認了迄今為止已至少有十萬名烏克蘭士兵在戰爭中犧牲，然後從2023年4月開始外洩的機密文件又曝露了烏克蘭的許多困境，包括烏軍與俄軍的傷亡比差不多有4:1。與此同時，彈藥不足的問題——烏克蘭消耗彈藥的速度已遠遠超過美國和北約援助的速度——更隨著巴赫姆特的“絞肉機”而更加惡化，根據2月下旬的報導，烏克蘭士兵在戰場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個小時。另一邊，除了數百萬烏克蘭難民爭先恐後的湧入，一發不可收拾的通膨與能源價格飆漲也對歐洲和國際社會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但就在戰爭持續進行的當下，烏克蘭官員已經開始討論起了“戰後重建”，他們指出這場衝突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技術發展與投資可能性，例如烏克蘭的“手機政府”Diia應用程式、電子格里夫納、戰爭帶動的企業技術發展、公私合作夥伴關係（3P）在公民社會的進一步具體化，以及烏克蘭如今正在萌芽的“綠色”革命，其預計將在精英的投資下於戰後的重建過程中開花結果。
儘管這些被作為烏克蘭的戰時與戰後重建方針而採取的措施都是打著現代化、便利和民主之名，但它們實際上卻是在助長技術與政治寡頭的形成，並變相導致烏克蘭，乃至所有國家的平民的主權、隱私和尊嚴通通喪失殆盡。
正如我將在本文中調查的，這些計畫可以說都是在呼應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腳步，物理、數位與生物領域的分界線在這場技術革命面前已變得模糊不清，當然還有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大重置（Great Reset），這是一項由精英提出的願景，其旨在建立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理想中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企業將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扮演起“社會受託人”的角色，以解決世界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如今這兩股趨勢正在促成一個新的社會化時代到來，從前的政府機構與決策模式將被各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計劃、規避公眾問責的公私合作夥伴的權力結構以及精英對社會控制的深化取而代之。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些計畫最終很可能會創造出一個屬於專家統治的反烏托邦，精英們將利用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數位進步取得對全球治理結構的主導權，反之公眾則再也無法對這些事情進行任何過問。
在2014年由美國支持的廣場起義（Euromaidan）發生後實質上已喪失主權、背負巨額債務且又遭到實際上渴望煽動戰爭的西方“守序國際秩序”（rules-based order）背刺的烏克蘭已別無選擇，只能淪為北約正在進行的這場代理人戰爭的炮灰與大重置的實驗場，各種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而來的計畫現在都已開始在這裡試行——然後很快就會輪到我們所有人。
Diia：“手機政府”
為了迎接數位革命，烏克蘭已經成立了數位轉型部。比烏克蘭國家電子事務署的腳步還要超前，數位轉型部率先推出了有“手機政府”之稱的應用程式Diia，並將所有公共服務轉移到網上進行。數位轉型部的其它目標還包括要在2024年實現烏克蘭人民的數位素養全面提升、網路化轉型以及擴大IT產業在該國GDP的份額。
作為最新科技與國家權力的完美結合，Diia可以說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烏克蘭最直觀的實驗。這個應用程式是在2019年底被數位轉型部推出，如今它能夠提供涵蓋一百二十種政府項目的“一站式服務”，例如商業登記、福利申請、繳稅，還有數位身分證、數位駕照、數位生物辨識護照等證件的申請，截至2021年它們都已具有了與紙質證件相同的法律效力。“Diia”在英語中就是“行動”的意思。
在Diia的正式版本於2020年發布後僅僅兩天，就已有三十六萬名烏克蘭人透過該程式下載了數位護照，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認為這反映出了“烏克蘭社會對數位化的巨大需求，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烏克蘭人。”到了2023年初，已約有一千八百五十萬人（差不多佔戰前烏克蘭人口的一半）在使用該程式。
Diia或許確實是很方便的工具，但它高度集中化的“一站式”模式卻也引起了許多倫理疑慮。舉例來說，光是Diia如此廣泛地應用數位身分證及其它數位法律文件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2018年WEF發表的一份關於數位身分證的報告承認這種技術很容易會產生變相的強迫性，它指出：“對個人而言，（數位身分證）的啟用（與否）將會極大影響到他的求職、投票、接受教育、金融服務與醫療健保等等。”儘管承認有這樣的問題，該報告的作者和其他倡導者仍堅持認為，數位身分證是在日趨數位化的世界中落實“金融轉型與社會數位化”最關鍵的工具（當然，前提是每個人都願意使用數位身分證）。
最重要的是，Diia對數位身份的規範化以及其它政府和社會服務的線上化還會加速大規模數位身分識別的進程，這可能會衍生出大量的與隱私和自由有關的爭議，這一點無論是烏克蘭還是其它國家皆然。一直以來都有人在擔憂數位身分證的大規模應用很可能會導致一個事事都要“請出示證件”的監控式社會誕生（2021－22年的疫苗護照即是一例，其主要是通過二維碼和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來運作），或是造成不願使用這項技術的人開始慢慢遭到邊緣化。據瞻博網路研究所（Juniper Research）估計，到了2024年各國政府發放的數位身分憑證應該可以突破五十億，而Google智慧研究所（Goode Intelligence）2019年的一份報告也指出數位身分與身分驗證市場的規模將在2024年達到一百五十億美元。
Diia提供的數位身分證功能可以被用來驗證其它應用程式的用戶身份，像是烏克蘭數位銀行（monobank）、烏克蘭國家銀行、私營郵政公司便利之星（Nova Poshta）甚至是eVorog，這是一個聊天機器人服務，烏克蘭公民可以直接透過Diia確認身份後連上它來將他們所知道的俄羅斯軍事情報發送給政府。那些被戰火波及的民眾還能在Diia上領取六千五百格里夫納的戰時補貼（放在2023年4月相當於一百七十六美元），乃至領取軍事物資，這些都證明Diia即使在戰時也可以大大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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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ia |
當然，外在危機才是Diia大獲成功的主要催化劑。在刊於大西洋理事會部落格的文章中，費多羅夫指出正是新冠疫情加速了Diia在烏克蘭的普及，因為疫情而行動受限的民眾不得不使用這種數位版本的公共服務。
事實上，Diia也是新冠封控政策背後重要的幫手，它提供了可以在整個歐盟使用的疫苗護照。根據托尼・布萊爾全球挑戰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的說法：“（Diia）得以流行的部分原因在於它提供了疫苗護照以及ePidtrimka的功能——任何完全接種疫苗的烏克蘭人都可以憑著數位銀行卡領取一次性入帳的一千格里夫納（約二十七美元）。”在烏克蘭，這些具有限制性作用的疫苗護照形同於是禁止了未接種疫苗者進入公共生活，雖然烏克蘭人的接種率從整體上來看其實偏低，但這依然證明了Diia這項技術本身和它的廣泛應用能夠造成怎樣的危險。至本文撰寫時，烏克蘭人已經下載或訪問了超過一千萬份疫苗護照。
作為一款動動手指就能使用的應用程式，Diia還能夠扮演媒體樞紐（media hub），用戶可以透過它來收看《歐洲歌唱大賽》、《CNN》和FIFA世界杯決賽等重要節目。烏克蘭數位轉型部本來還預計要與蘋果公司合作在2023年利用Diia進行人口普查，不過這一計劃在現在已被擱置。
所以，Diia不但可以提供政府服務，甚至還能成為佔據日常生活大部分時間的超中心化樞紐。然而，鑒於這個程式的應用範圍是如此之廣，它被政府用來進行監控以及出於政治利益而操控那些通過該程式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可能性卻也不容輕忽。至少烏克蘭社會在Diia問世後並沒有忽視這個問題：據《世界新聞》（Rest Of World）報導，就連烏克蘭媒體起初也嘲諷這個應用程式是“手機中的老大哥”。
此外，Diia也存在數據洩漏、危及人們隱私的風險。2022年1月的《紐約時報》就報導過，目前的駭客確實有能力攻擊“（烏克蘭）政府面向公眾的大部分數位基礎設施”，包括Diia和一些政府部門網站。
不意外的是，Diia的開發背後充滿了美國人的身影。在為Diia提供了多年的法律、財務與技術援助後，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在2023年的達沃斯論壇上表示，這個應用程式具有拓展到世界上其它地區的潛力，尤其是南半球國家。美國國際開發署在2023年1月的一份聲明稿中更進一步強調已撥出六十五萬美元要在其它地方“快速建立類似於Diia的系統及支撐它們的數位技術服務”。由於美國國際開發署一直以來都被懷疑是CIA用來掩人耳目的幌子，因此該組織積極在國際間推廣Diia似乎也有另一個層面的目的——為情報部門收集數據。
Diia is a groundbreaking app that allows Ukrainians to access over 100 government services. Ukraine is also using the tech to connect people to critical support during the war. Now, @USAID is excited to work with @FedorovMykhailo to help other countries build platforms like Diia. pic.twitter.com/Y40ujXfzcY
— Samantha Power (@PowerUSAID) January 19, 2023
即便存在明顯的安全與倫理問題，Diia仍引起了其它國家爭相效仿開發類似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例如愛沙尼亞的mRIIK。在接受由美國出資營運的《歐洲自由電台》採訪時，米哈伊洛・費多羅夫也證實目前已有許多國家正在洽談是否能將類似的應用程式引進國內。
換句話說，在新冠疫情與烏俄戰爭的雙重助攻下，Diia及其同行已經摩拳擦掌準備好要席捲全球。
電子格里夫納
就在Diia變得炙手可熱的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正在對金融系統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將推出的央行數位貨幣（CBDC）。這是一種數位版的國家法定貨幣，CBDC的支持者往往用便利、透明和跟上時代的腳步這些承諾來掩蓋了電子貨幣潛在的監控與控制風險。
儘管發生了戰爭，但烏克蘭的CBDC卻依然在雷厲風行。烏克蘭官員已表態希望在2024年正式推出該國的CBDC，即電子格里夫納。由該國的央行－烏克蘭國家銀行（NBU）發行的電子格里夫納可以“有效發揮既有貨幣的所有功能，成為對所有現金或非現金形式的格里夫納的補充。”按照NBU的解釋，電子格里夫納的推出將進一步實現烏克蘭的數位化經濟，提升貨幣的透明度與信心，還有推廣非現金支付。為了鼓勵大家使用它，費多羅夫已主動提議要將他的薪水都換成CBDC。
電子格里夫納很可能會比照恆星幣（Stellar）區塊鏈的形式來運作，烏克蘭的商業銀行－塔斯康銀行（Tascombank）已與恆星幣展開了電子格里夫納的試點計劃。作為一個開源的去中心化區塊鏈網路，由非營利的恆星發展基金會（SDF）開發的恆星幣從一開始“就在設計時考慮到了與CBDC進行整合的可能性”。根據SDF的CEO、WEF合作者丹妮爾・迪克遜（Denelle Dixon）的說法，SDF致力於推動“全球性的普惠金融”，這是WEF和IMF等精英組織現在最常搬弄來替CBDC宣傳和造勢的口號。在努力成為“全球支付標準”的過程中，恆星幣所做的可不只是幫助電子格里夫納順利推出而已。德國的馮德海特銀行（Bankhaus von der Heydt）已宣布要與恆星幣合作研擬未來的歐洲穩定幣，同時恆星幣也正在與美卡多比特幣（Mercado Bitcoin）一起開發巴西的CB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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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妮爾・迪克遜 |
假如與恆星幣的合作能夠順利，憑藉其安全儲存數據的應用潛力而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基石的這種被稱為區塊鏈的分散式數位帳本技術，也將得以在烏克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法定貨幣，也就是電子格里夫納。塔斯康銀行在2023年發表的電子格里夫納試行報告中強調了利用區塊鏈來發行貨幣的好處，比如“更高的透明度與問責能力”、“提升用戶數據的安全性與保密性”，還有該系統潛在的多樣化應用空間與低廉的使用成本。CBDC的支持者最喜歡拿來講的不外乎是它的便利性、作為反腐工具的優勢，以及為那些“無銀行帳戶者”，即不願意或因故無法使用傳統金融服務的人提供銀行服務的辦法。
然而，批評人士卻也指出並不是只有CBDC才能解決當今金融系統面臨的困境。正如馬丁・沃克（Martin C.W. Walker）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商業評論》（Business Review）上寫道：“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CBDC一定是最好的辦法。”與此同時，對非法監控與操縱的擔憂也在不減反增，因為CBDC的實施意味著政府可以輕易地掌握每一筆交易的流向。由於CBDC本身具有可編程性，理論上政府可以頒布規定或通過其它方式要求用戶只能如何或在何時使用——甚至是不讓他們使用——自己的錢，這樣的權力隨時都有遭到濫用的可能。杜克大學的研究人員也在他們的部落格《金融監督》（FinRing）上說得很直接：“不管是反洗錢、犯罪追查、預防犯罪還是其它各式各樣的理由，主權國家都很可能會濫用CBDC來為其意圖服務。”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更在一次惡作劇通話中無意間透露了CBDC的社會控制能力，她在電話中告訴另一頭冒充澤連斯基的人說：“（CBDC）最大的問題是（人們）不會喜歡被控制。”
更糟的是，CBDC還可能與數位身分證互相結合。據2021年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對CBDC的研究與實驗皆表明數位貨幣要想不跟某種數位身分或追蹤系統綁定“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CBDC可能會與個人帳戶深度綁定，包括個人數據、信用紀錄及其它形式的資訊。”以烏克蘭的例子而言，電子格里夫納在早期試點階段推行了匿名電子錢包，但這並不代表它無法對用戶的身份進行辨識；例如，塔斯康銀行的試點實驗就會遵循“認識你的客戶”（KYC）與“反洗錢”（AML）原則來對用戶進行身份辨識。
麥肯錫全球研究公司（McKinsey）認為數位身分證可以簡化KYC與AML的流程，目前基輔已經通過Diia創建了一種功能十分齊全且具法律效力的數位身分證。因此，未來的電子格里夫納很可能會直接與數位身分證綁定，烏克蘭人將不得不接受政府對於CBDC頒布的任何規定。
雖然電子格里夫納尚未正式推出，但烏克蘭顯然已將它提上日程，並將其視為未來更大規模的數位化轉型的一部分。如果成功推出，烏克蘭人恐怕也將因為電子格里夫納而陷入大規模監控、控制的陰影——而這也是CBDC、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為全世界帶來的問題。
大企業、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為烏克蘭的戰爭機器與戰後重建添柴加薪
烏克蘭在戰時飽受摧殘意味著戰後需要龐大的重建工程。精英們已經提出要通過私人投資、外界援助以及公私合作，同時配合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大重置的進程來重建新烏克蘭，而在過往的權力結構中仍存在的任何民主空間都將在這個過程中被捨棄。
儘管美國國務院等機構強調公私合作是烏克蘭重建的關鍵，但貝萊德集團、Google、微軟和帕蘭泰爾（Palantir）這些企業早已提前卡位透過各種形式的援助、合作協議和幫助維持烏克蘭的基礎設施與物資需求而獲得了對戰時決策乃至戰後重建工程的話語權。即使它們完全不受選票約束，也不需要對公眾負責，但這些集團仍因此取得了對烏克蘭及其未來的極大影響力。
意識到國家已經一無所有、負債累累且急需援手來重建的烏克蘭官員似乎急於將它的未來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烏克蘭最後一定會勝利，各位現在投資這些價值數千億美元的項目，將來就能和我們一起分享勝利的果實。”澤連斯基在2022年9月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虛擬開幕式上說道。澤連斯基、費多羅夫及其他烏克蘭高官經常出席這類國際活動以拉攏投資、援助和合作，例如2023年的達沃斯論壇、2022年的網路峰會，還有在去年的Viva科技大會上澤連斯基甚至以全息投影的方式現身向在場的企業家和投資人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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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息投影的方式現身在2022年Viva科技大會的澤連斯基 |
但向精英與企業拿藥單卻也意味著烏克蘭將失去自己僅存的一點主權。畢竟，這些戰時與戰後的重建工程的一個共通點就是強調公私合作，特別是那些違背民主原則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既有的權力結構將被私人實體逐漸架空，致使公眾的問責機制形同虛設，因為這些實體根本不需要向公眾負責，但它們卻篡奪了曾經屬於政府的責任、資源和角色。截至2022年底，烏克蘭甚至正在主動修改它的法律框架，以更好地促成與鼓勵這種合作。
事實上，烏克蘭的戰爭決策從頭到尾就充斥著這些公私合作夥伴關係與企業的影響力，這個已經山窮水盡的國家幾乎沒有說不的權力。為了繼續堅持抗戰，烏克蘭對這些投資客與另有所圖的援助者只能來者不拒，其中也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支持的《烏克蘭必勝》（Advantage Ukraine）和《全天候團結》 （United24）等項目。
除此之外，包括跨頭投資公司貝萊德集團和大型銀行摩根大通等企業巨頭幾乎都在排隊要買下烏克蘭的未來。澤連斯基和貝萊德的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已於2022年12月同意將“合作協調所有潛在的（烏克蘭）重建投資者和參與者，以將資金妥善分配至烏克蘭經濟中最需要的部分”。貝萊德的金融市場諮詢公司（BlackRock FMA）已與烏克蘭經濟部就這些事宜簽署了正式的備忘錄，“以為公共和私人投資者創造機會，確保各方都能參與到烏克蘭經濟未來的重建與恢復工程。”
據報導，芬克在強調貝萊德集團會如何全力幫忙的同時還不忘保證：“只要你願意僱用我們...我們絕不會創造出一批新的寡頭，而是會還你一個新的烏克蘭。”這個矢志要締造“新烏克蘭”的貝萊德集團目前管理著全球數兆美元的資產，是當之無愧的“金融、保險與房地產行業的王者”，其甚至還擁有許多大企業和媒體公司的股份，就如喬伊斯・尼爾森（Joyce Nelson）在《反擊》（CounterPunch）上寫道，拉里・芬克很可能是今天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因此，貝萊德對“締造新烏克蘭”的熱情很可能也只是這個掠奪成性的集團又一次在打著什麼歪腦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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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連斯基與拉里・芬克在2022年的一次會議上通過視訊會談 |
與此同時，其它企業似乎也已準備好要打著援助之名奪取烏克蘭的大部分關鍵政府基礎設施，至少是借走一陣子。除了在2022－23年向烏克蘭提供了數億美元援助之外，微軟已將整個烏克蘭政府的數據都保存在了自家的服務器上，據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向《極客連線》（GeekWire）雜誌解釋說，目前烏國已編列了一億七百萬美元的預算要將“政府機關和該國大部分地區的數據資料從本地服務器轉移到雲端”。亞馬遜公司同樣也已將烏克蘭大部分的國家數據（包括人口登記、土地所有權紀錄以及稅收資料）轉移至它的“雪球”服務器。
根據奧克蘭研究所（Oakland Institute）公布的數據顯示，包括先鋒集團（Vanguard）、哥白尼集團（Kopernik）、核心集團（Kernel）和MHP等資產管理巨頭與農商企業正在積極買下烏克蘭的農田，目前它們已擁有該國28%以上的可耕地。奧克蘭研究所還指出，這些寡頭和農商企業都有從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等西方金融機構“大量借貸”，這意味著這些機構將在烏克蘭的農田問題上佔有極大的利益和影響力。報告還提到，烏克蘭的巨額債務很可能意味著烏克蘭的債權人、債券買主和國際金融機構將對該國未來的重建工程享有巨大的話語權。
報告指出，圍繞烏克蘭重建的那些政策討論，如烏克蘭重建會議（Ukraine Recovery Conference）都將重點擺在了“非敏感企業”的私有化議題上，對此報告得出結論認為：“一切都顯示，烏克蘭的土地將被進一步集中在該國的寡頭、外國利益人士以及農商巨頭手中”。
換句話說，精英們已經就誰能出最高的價買下烏克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由於它的未來已被切割出售給不必對任何人負責任的寡頭，在付出了這麼多鮮血之後，最後摘下烏克蘭勝利果實的似乎卻是這些私營企業。比方說，出錢出力協助烏克蘭的Google設計了一個空襲警報程式來幫助該國平民躲避俄羅斯的轟炸，同時它還擴大了其免費的DDoS軟體“護盾計畫”（Project Shield）的存取範圍，以保護烏克蘭的網路免遭攻擊。Google是目前在這方面最積極出力保護烏克蘭網路的幾家科技公司之一。
除了向烏克蘭政府提供五萬套Google Workspace整合式服務方案外，Google還吹噓其在烏克蘭戰時審查制度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並在一篇文章中強調它有多麼努力挫敗“來自俄羅斯惡意行為者的破壞行動”。Google目前已出手刪除了八萬多個討論烏俄戰爭的Youtube影片和頻道，並屏蔽了“與俄羅斯資助的大外宣有關”的七百五十多個頻道與四百萬部影片。TikTok、Facebook、Twitter、Instagram、蘋果和微軟等其它科技巨頭也紛紛跟進，要嘛限制訪問，要嘛直接屏蔽所有“克里姆林宮的附屬媒體”，Google和蘋果更從它們的應用商城中撤下了俄羅斯的新聞應用程式。Meta雖然創建了一個特別行動中心以試圖遏止“虛假訊息”，尤其是背後有俄羅斯官方的新聞，但Facebook卻仍放任主張殺光俄羅斯人、殺死普京的暴力言論在平台上大行其道，不過它現在已經清理了這些貼文。
伊隆・馬斯克的星鏈為許多受戰火波及的烏克蘭人提供了網路，但它的覆蓋範圍現在已縮減不少，這是為了防止星鏈被“運用於攻擊目的”。不過其它公司，例如數據公司、CIA的白手套帕蘭泰爾、國防承包商安杜里爾（Anduril）還有提供人臉辨識服務的Clearview AI——這些公司都受到了Facebook的早期投資人、“預測性警務”監控模式的推崇者彼得・泰爾（Peter Thiel）的資助，他也是帕蘭泰爾的創辦人之一——都正在積極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成果武器化。帕蘭泰爾協助烏克蘭對坦克、大砲等戰爭目標進行定位，安杜里爾則提供其最新的自主式Altius 600M無人機上陣作戰。另一邊，烏克蘭國防部也仰賴Clearview AI的人臉辨識技術來“發現俄羅斯士兵、打擊錯誤情報與確認死者身份”。由於Clearview AI普遍被外界認為是一種侵入性的服務，目前它被禁止向美國的大部分公司和組織提供服務（警方除外）。然而，在其它地方會引起道德疑慮的問題在烏克蘭戰場上卻是另當別論。換言之，戰爭的需求使得這些公司得以在幾乎不受監督的情況下盡情測試和改良它們有爭議的、致命的且充滿侵入性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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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泰爾 |
同時間，烏克蘭的公私合作熱潮也影響到了其它技術開發工作，像是Diia和CBDC的推出。費多羅夫曾在2019年時說過，Diia的發展將取決於“高效的團隊與來自國際的技術援助、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和志願者的幫助。”從目前來看，電子格里夫納應該也將比照相同的模式，所以CBDC才會採用恆星發展基金會的恆星幣區塊鏈技術。
在先後被美國煽動廣場革命與被西方推入戰爭火坑後，事到如今烏克蘭的主權已所剩無幾。但那些私人利益相關者似乎仍急著想要透過烏俄戰爭、數位化與技術進步以及對未來重建工程的控制權來蠶食烏國最後的主權，從而創造一個符合精英的專家統治理想的烏克蘭。
簡單來說，大重置在今天的烏克蘭已是現在進行式，戰爭持續得越久，這個國家也就越沒有機會拒絕。
戰後的可持續“綠色”烏克蘭
就在烏克蘭馬不停蹄推動現代化轉型的同時，關於戰後烏克蘭重建的“綠色”轉型計畫也沒有閒著，它已經催生了幾項遵照《歐洲綠色協議》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框架建立的精英協議。
如同新冠疫情刺激了綠色轉型的腳步，像拉里・芬克這些精英人士也已經做出預測認為，當前的戰爭將會帶來同樣的效果：芬克甚至認為，從長遠來看“近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將會加速全世界許多地區的綠能轉型”，並指出“危機往往是創新的催化劑，這一點我們在疫情期間已有目共睹。”
芬克對此事的評論與興趣已十足說明，就像今天大部分的環保運動（詳見記者科里・莫寧斯塔〔Cory Morningstar〕的分析），這些打著為烏克蘭的未來著想的“綠色”倡議基本上只是富人階層用來瓜分利益的藉口罷了。甚至連《華盛頓郵報》都在2022年末的一篇文章中承認，今天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政策制定權實際上都已被超級精英（hyper-elite）所把持，而各國政府也越來越依賴像比爾・蓋茲、傑夫・貝佐斯和麥可・彭博這樣的寡頭來推行政策。
事實上，這些為戰時與戰後的烏克蘭規劃的“綠能”與“綠色金融”倡議都是在綠色運動早已被精英收編的背景下進行的，它們以自上而下的環境政策作為掩護來其極具經濟與政治掠奪性的本質，這麼做的目的自然是要改變或破壞既有的國際政治和金融體系。雖然我無法在本文詳述這一切的來龍去脈，不過這可以參考我們過去關於這方面的調查文章，包括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計畫是如何利用債務作為合法工具來迫使發展中國家乖乖就範，還有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是如何“以可持續發展為幌子來推動全球金融系統重建”，例如使用減碳標準及其它與氣候變遷相關的命令作為大棒，來逼迫發展中國家創造符合精英目標的經濟環境，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喪失它們的國家主權。
考慮到各種綠色烏克蘭倡議的激進性質，人們不得不懷疑這些氣候政策是否又再次被當成“大棒”，以威逼烏克蘭採取符合精英期望的金融改革，其長年積欠IMF等組織的債務已使得它很難以在外國的干預面前說不。畢竟，由精英推動的2022年烏克蘭重建會議就在環境政策簡報中強調了該國“朝向新綠色經濟轉型”的重要性。然後還有烏克蘭的野生動物基金會（WWF）的烏克蘭綠色復甦計畫（Green Restoration of Ukraine）、北歐綠色銀行推動並由歐盟資助的“綠色守護計畫”以及經常被宣傳的烏克蘭新馬歇爾計畫，目前已有數十名政治家出面表態說該計畫務必要符合“綠色”價值，這一切在在顯示精英們十分看重烏克蘭的綠色轉型和綠色經濟計畫。
無論如何，烏克蘭自己似乎也很熱衷於推動綠色轉型：就像它大力支持公私合作夥伴關係與科技社會轉型，烏克蘭也努力想要落實每一個可能的“綠色指標”。即便在戰火紛飛的當下，烏克蘭仍堅持繼續建造大規模風力渦輪機，該國的能源集團DTEK正在“積極推動”一項要在“2030年達到三十吉瓦供應量的乾淨能源計畫”。另外，烏克蘭提出的“綠色”願景也在COP27上引起了不少迴響，烏國在展場上佈置的展品詳細介紹了它的“綠色”轉型方針。展場上還印著澤連斯基發下的豪語：“我堅信，烏克蘭一定可以成為歐洲的綠能中心。”
歐盟似乎很樂見於烏克蘭雄心勃勃的綠色計畫，並已同意要協助烏克蘭仿照歐盟新式的包浩斯風格建築進行重建，這是一種符合《歐洲綠色協議》的低碳建築，據歐盟委員會解釋說，雙方的合作將有助於“實現歐盟氣候變遷目標下的經濟與社會轉型”。其中一項新的協議還要求烏克蘭城市必須在未來朝向低碳城市與智慧城市的方向發展，現在已有幾座烏克蘭城市被歐盟選為合作對象，它們要在日後的重建工程中落實這些氣候承諾。
除了貝萊德與烏克蘭政府簽署的重建投資協議，烏克蘭的許多精英也非常看好綠色轉型能夠帶來的金融、投資與銀行榮景，而且抱持這種態度的往往是那些過往就在金融界有掠奪歷史的人。一個可疑的例子是烏克蘭綠色增長投資倡議基金，其由澳洲礦業大亨安德魯（Andrew）和妮可拉・弗瑞斯特（Nicola Forrest）夫婦發起，兩人迄今為止已向該項目投資五億美元（約七億四千萬澳元）。正如新聞稿所說明的，這個基金會主要將協助促進烏克蘭經濟與基礎設施的“綠色”轉型，特別是“能源和通訊領域，首當其衝的是建設數位綠色電網，這將使烏克蘭成為領先世界的綠色經濟榜樣。”作為補充，新聞稿還強調了澤連斯基表示這筆投資“將促成世界上第一個綠色數位經濟體，同時也是全歐洲成長最快的經濟體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美通社》的報導，現在有越來越多政客和企業高管都加入了烏克蘭綠色增長倡議的行列：
“自（2022年）3月初以來，與（烏克蘭綠色增長倡議）投資基金有關的洽談就一直絡繹不絕，弗瑞斯特博士已經向包括美國總統拜登、英國前首相鮑里斯・強生、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內斯、經合組織秘書長馬蒂亞斯・考曼以及聯合國特使麥可・彭博、貝萊德CEO拉里・芬克及其他國際商界人士進行了磋商。”
身為“綠色氫能源”的倡導者，安德魯・弗瑞斯特也有一段為綠色精英倡議獻身的過往。例如，他曾在2021年與貝佐斯、彭博一起投資蓋茲的突破性能源風險投資公司（BEV）。但過往的紀錄顯示這些精英通常只是想要藉著投資來贏得最大化的回報，而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是利他主義者或環保主義者。鑒於正是這些人在扮演烏克蘭“綠色經濟”的推動者，人們有理由懷疑他們是否只是在假借綠色轉型的幌子，以趁機透過大規模投資來改造烏克蘭的經濟並從中牟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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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連斯基與安德魯・弗瑞斯特 |
縱使烏克蘭的局勢依然凶險，但西方精英似乎已鐵了心要讓烏克蘭的未來變成“綠色”，就像他們希望烏克蘭繼續無限期打下去一樣，所以他們發起了各式各樣的倡議，為的就是要確保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在戰爭結束後只剩下可持續性和綠色經濟轉型這條路可走。這些綠色重建計畫將對烏克蘭的經濟與社會造成巨大的變化，但決定這一切的是一群非政府組織、精英團體和富有的投資者，反倒是烏克蘭公眾對此卻沒有絲毫過問的餘地。
現在的烏克蘭儼然已經成為數位轉型、戰爭技術和日趨主流的公私合作夥伴模式的實驗場，這些“綠色”倡議早晚會將這個社會既有的問責機制搞得面目全非，而這一切都是大重置的一部分。
戰爭：大重置的加速器
現在不妨來做個總結，我在本文中介紹了各種受精英支持的援助、公私合作夥伴關係與倡議，它們明面上是要為烏克蘭雪中送炭；但它們實際上卻是加劇了日常生活的大規模監控化，這無論對政府還是個人的主權來說都是傷害。我還討論了相關的技術發展，以及公共與私營部門的結合趨勢，這是那些精英最看重的一點，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按照自己的意願重塑這個國家的基礎設施。
在烏克蘭發生的混亂只是更廣大的地緣政治變化的一個縮影，也就是世界精英試圖透過公然違反民主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來取代公民社會。即使它們的倡導者喜歡強調這種模式的種種好處，但它們往往是將一個國家重要的基礎設施交到了優先考慮精英利益而不顧公眾福祉的機構、非政府組織和企業手上，過往的威斯特伐利亞國家主權體系將變得越來越獨木難支。這麼一來的結果就是主權國家的民主失能，並被全球治理體系取而代之，按照我們的撰稿人伊恩・戴維斯（Iain Davis）的說法，在這種體系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將享有對全世界發號施令、讓每個國家的人們唯命是從的權力。”
最終，這些趨勢一直在穩步持續著，卻沒有任何問責機制或公開辯論：即使烏克蘭人真的想要將這場越來越凶險的戰爭繼續打下去，到頭來他們也完全無力阻止國際精英集團強硬施加在他們頭上的這些倡議，隨著戰爭的持續，它們只會變得越來越多。的確，無論這些正在“幫助”烏克蘭的精英組織再怎麼堅稱它們是為了民主而戰，但澤連斯基這邊卻在對烏克蘭的所有電視台實施集中化管理、解散反對黨、推動“新聞統一政策”，藉以剷除任何可能的挑戰。換句話說，現在的烏克蘭社會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脆弱，它將輕而易舉地被塑造成符合精英理想的模樣，包括大重置的議程。
最重要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烏克蘭的如火如荼不得不讓人們開始猜測，目前仍在持續纏鬥的這場戰爭到底真的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地緣政治鬥爭，還是說它其實是為了成為大重置的催化劑，抑或兩者皆是。世界上的各個民族國家彼此之間確實存在著敵意，但實際的情形卻也顯示這些國家都十分心照不宣地在推動我在本文中描述的許多議程。哪怕這些議程很可能會取代世界上現有的權力結構，創造出一個自上而下的公共與私營部門再無分別的世界，並使國家與個人的主權和尊嚴化為烏有，這一切都仍然是現在進行式。精英們喜歡用“公平”、“正義”來包裝他們的議程，但在他們看似“公正”的世界中，被統治的人們實際上對任何事情都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拒絕的餘地。
地緣政治的糾紛當然可以討論，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烏克蘭絕不會是唯一一個受我描述的這些政策和倡議影響的國家。相反的，從烏克蘭開始的變化最終可能會擴散到所有國家。例如，顯然不是只有烏克蘭在積極推動CBDC：根據大西洋理事會的數據，現今已有一百一十四個國家——佔全球GDP的95%以上——在探索CBDC的可能性，而在2020年時還只有三十五個國家。更糟的是，最近發生的銀行倒閉潮，包括矽谷銀行可疑的倒閉，似乎會成為證明現有的金融系統積難重返、因而是時候讓CBDC取而代之的完美時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完美的藉口）。
〔與此同時，俄羅斯也在推動自己的CBDC、智慧監控城市、“可持續發展計畫”，參見《沒有施瓦布的大重置：俄羅斯與第四次工業革命》——譯註〕
目前這場戰爭仍在持續進行，短時間之內也還盼不到頭，就在烏克蘭的平民繼續淪為炮灰的同時，其它國家的生活水平也正在不斷惡化，基本商品的價格繼續飆漲，和平依舊遙遙無期，一種普遍的無力感正在全世界蔓延。這對那些支持大重置的人而言無疑是一個天賜良機，他們獲得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來實驗這些倡議、技術和治理模式，然後將它們推廣到全世界。
烏克蘭是明著被分屍； 台灣是慢慢被支解~
回覆刪除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我真心相信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會挺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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