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認為大腦的功能從本質上來說是取消性（eliminative）的這種觀點其實與詹姆斯的朋友、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也有些關係。柏格森本人對意識、演化和意識改變狀態等問題都很有興趣，並且還曾擔任過心靈研究學會的主席一段時間。光是這一點就充分展現了20世紀初的那種冒險精神，當時像伯格森這樣的公眾人物——他不但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更是他的祖國公認的民族英雄——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在研究我們現在這種更狹隘、更小心眼的社會覺得荒唐可笑的事物。柏格森喜歡研究夢，他稱之為“生者的幻象”，而在他的最後一本書《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1932）中，他更直接宣稱這個宇宙就是一台“用來創造神的機器”，從而為他一直以來所主張的“創化論”（creative evolution）下了一個完美的結尾。
柏格森最初是憑著他的第一本書《時間與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1889）聲名大噪，他在書中反對用“空間化”或“量化”的方式來理解時間，牛頓式的科學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鐘錶時間”都是採取這種方式來思考時間。這種把時間分割成一個個互相獨立的瞬間的測量方式實際上只是人為的構造，並且柏格森認為這麼做其實歪曲了時間的本質，因為真正的時間應該是一個沒有間隙、連續不斷的過程。反對空間化的鐘錶時間的柏格森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綿延”（duration），也就是我們對內在狀態的直接意識。他相信我們每個人都體驗過這種內在的直接意識，這正是生命的獨一無二之處。柏格森認為，心理意義上的“事實”與物理意義上的事實不應被混為ㄧ談，因此意識的存在本身就是無法化約的，不能用科學決定論（scientific determinism）去解釋它。
就跟詹姆斯一樣，柏格森也對科學要嘛將內在世界視為物質運動的副產物、要嘛完全否認它們的膚淺視野深感不滿。然而，他並不是反對科學；他和詹姆斯都願意接受最新的科學發現並將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這讓他更能夠直接處理具體的問題，這一點與黑格爾留下的抽象唯心主義剛好相反。同樣也跟詹姆斯一樣，柏格森是一位“生命哲學家”，他一邊熱衷於研究生物學問題，一邊堅持哲學如果想要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要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實際指導作用。在《物質與記憶》（Matter and Memory，1896）中，柏格森嘗試解決心物問題，他反對“心身平行論”（psychophysiological parallelism），後者主張每一項心理事實都受一項物理事實決定。舉例來說，他認為失語症並不是因為大腦損傷引起記憶喪失所致，而是因為大腦損傷導致記憶這ㄧ非物質的“事實”無法被正確表達出來，好比一台故障的電視機導致節目無法收看，但並不代表節目本身出了問題。因此，柏格森得到了結論，即是意識在使用大腦，而不是像約翰・瑟爾這些當代心靈哲學家所說的大腦產生意識。正是出於這樣的立場，柏格森才對超自然現象和“自然的暗面”產生了興趣。
柏格森將他關於意識和大腦作用的激進思想發展成了一套完整的演化理論，這也奠定了他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創造性演化論》（Creative Evolution，1907）。他接受了當時正如日中天的達爾文理論，即現有的有機生命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從更早以前的形式演變至今。但與其他思想家一樣，柏格森對已獲得科學擁護與大眾接受的對演化論的嚴格決定論解釋不以為然（註1）。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一個創造性的概念－élan vital或“生命衝力”，這是一種存在於一切物質、推動演化朝向更複雜、更自由的高等形式發展的原動力。不過，柏格森確實從達爾文後來的詮釋者們那裡借用了一個觀念。達爾文認為演化是通過突變才意外發生的；這些有益的突變賦予了特定的有機生物相比其他對手更多的競爭優勢。對達爾文的追隨者而言，心智本身就是這樣一種突變，是用於應付不同環境需求的實用工具。
因此，智力是一項極具實用性的裝置，它的功用也只是為了處理與生存有關的事物。它的其中一個用途是從綿延不絕的經驗流中“雕琢”出一個看似堅固、單獨且穩定，並且具有廣延性的對象。從“盛開、嘈雜的混亂”中辨認出正準備朝你撲來的老虎或你想獵捕的羚羊，這是想要在生存鬥爭中活下來所不可或缺的能力。這種意識與對一切經驗流敞開的宇宙意識顯然十分不同。對柏格森來說，大腦的功用就像是一個“減壓閥”，它負責決定有哪些“現實”應該進入意識（註2）。正如他在1911年寫道：“大腦是生活中決定注意力的器官”，它的職責是“從意識中排除所有對我們沒有實際用途的東西。”（註3）
所以，宇宙意識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種直接感受世界、無需經過大腦的限制或過濾的方式。由於我們大多數人在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應付”這個世界，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宇宙意識很少出現。然而，大腦的這種可以專注於特定對象的能力卻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它在這麼做的同時其實也是在“竄改”現實，正如柏格森所說，現實實際上應該是一種綿延不絕的經驗流。我們的心智總是會想要在這個過程中按下快門，好在這綿延不斷的流動中找到一個固定的點。問題在於，科學雖然能拍下最全面的照片，但它卻犯下了誤將照片與現實本身混淆的錯誤。
我們固然學會了如何應付世界，但代價卻是失去了與真實世界的聯繫。不過，如同柏格森在他的文章《形上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1903）中指出，除了理性的智力之外，我們心智靈其實還有另一種“認識”事物的方式。他說，這就是直覺。就像我們對自己的內在狀態有一種直接的、無法化約的意識，憑藉直覺，我們便能夠進入世界的“內在”。這個內在在柏格森看來，正是生命衝力。當我們不再採取“應付”世界的習慣姿態時，就像愛德華・卡彭特所經歷過的那樣，我們就會進入一種意識狀態，主體與客體——我們與世界——在其中全都合而為“一”。柏格森認為這種意識狀態並不一定是受大腦驅使的。他認為我們“潛在地”（virtually）感知到的東西實際上比最後真的進入我們意識的東西還要多得多。這是頗有道理的，因為意識往往受制於大腦的高效編輯程式，後者限制了通過感官輸入給意識的訊息量。比方說，柏格森認為，所謂的過去“其實一直都存在...它仍然以某種方式呈現在意識之中，要想獲得它的啟示，意識需要的不是走出自己...而是推倒障礙、掀開面紗。”（註4）
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基本上就是以這樣的想法作為基礎，其也許可以稱得上是把柏格森思想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小說。小說一開始，敘述者就透過一次偶然品嚐蛋糕茶點的機會“憶起”了過去的回憶。突然間，他被一股五味雜成的情感洪流淹沒，那是他在貢布雷鎮度過的童年時光。原本被大腦的減壓閥壓住的“潛在”認知，現在都隨著他再次品嚐年幼時曾嚐過的蛋糕而跟著回憶被釋放出來，套科林・威爾森的話說，他的意識現在已一頭栽進“其它的時間與空間”。敘述者現在進入了某種版本的巴克宇宙意識，他明白了眼前這個頑固、冷漠，長著一張撲克臉的自己只是一個幻象，他的意識實際上可以穿梭在其它遠超出他想像的時間範圍之中。正如我們之後會在討論布拉瓦茨基夫人、魯道夫・史代納還有後來的科林・威爾森的時候看到，這種關於“過去其實一直都存在”的概念對意識演化還有更多重要的含義。
對柏格森而言，“人的精神活動比他的大腦活動還要活躍。”他說，一旦“仔細檢視起心靈的生活”就會發現“人類的意識遠比大腦要更多采多姿。”（註5）他認為，這種精神溢出可能正是造成各種超自然現象的原因。不過與威廉・詹姆斯相同，柏格森雖然的確對心靈研究有興趣，但他最關心的還是人類演化的意義。柏格森提出了一個還會被往後無數思想家反覆重提的問題，這些人都無法接受用死板的唯物機械論來解釋演化。
假如生命的“目的”是要“適應”它的環境，那為什麼它不繼續停留在幾乎是不死之身、且已被證明是卓越適應者的變形蟲就好了呢？為什麼生命不但要繼續適應，何況照理說這應該是一種被動的、逆來順受的傾向——反而還要讓自己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危險？愛因斯坦或貝多芬一生面臨的各種危險顯然要比漂浮在溫暖的原始湯中的單細胞真核生物群要大得多。還有為什麼，如果大腦真的只是一個“只管求生的器官”，怎麼感覺它似乎總有太多的精力與能量，遠遠超出單純地應付危險環境變化所需呢？柏格森認為，心智有一個決定性的特徵是“它有能力從自身汲取比它本來所包含更多的東西。”（註6）對企圖解釋意識的唯物主義機械科學來說，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台機器被投入多少就有多少能量可用；當我的車沒油時，它也不會突然自己在某個地方找到新的油箱。然而，我們每個人應該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在生活中有時候我們似乎會忽然召喚出自己過去從未意識到的能量與精力；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人的能量》中列舉了這種現象的幾個突出的例子，它們都無法用純粹的“適應”理論來解釋。
對柏格森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生命”絕不僅僅是單純為了適應才存在，適應只是為了實現更高的目的而借助的手段。柏格森認為，這一切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自由與創造更多新的事物。柏格森將生命視為一股巨大的意識流，一種充滿潛力的精神力量，它瀰漫在物質中並指揮它，可以說，就像是為了拓展自己的自由而對物質進行“殖民”。物質也會抵抗生命的衝動，阻礙它前進並消耗其能量。然而，如同他在《創造性演化論》中論證的，意識流似乎已對物質進行了三次成功的殖民：一次是植物世界；一次是昆蟲世界；一次是脊椎動物世界，並在我們身上達到了顛峰。
想要瞭解柏格森的完整理論，讀者最好還是需要去親自讀一讀《創造性演化論》。可以這麼說，按照柏格森的看法，生命在植物世界中獲得了將可用、持續的能量轉化為食物的能力——即光合作用——但卻也失去了運動的能力。植物世界已經“在靜止中睡著了”（註7），正如我們後面會看到，柏格森與魯道夫・史代納在這一點上所見略同。在昆蟲世界裡，尤其是螞蟻的世界，生命獲得了社會組織與互相合作的能力，但卻失去了能動性（initiative）與獨立性；在昆蟲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被本能牢牢控制，其就像物理科學中的“定律”一樣無可撼動。個體在其中幾乎什麼也不是。柏格森表示，一個物種如果能夠擴張到整個星球那當然應該被認為是成功甚至“優越”的。這說的可以是我們自己，也可以是螞蟻。然而，螞蟻幾乎沒有任何智力，牠們完全受本能支配；只會像機器一樣任勞任怨地執行其被設計好的目的。目前尚無證據顯示螞蟻有可能“演化”到更自由的階段，更不用說任何開始萌生出能動性火花的螞蟻都只會被牠的同伴無情拋棄。那些注意到人類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集體化的作家，總喜歡用昆蟲來作為表達他們恐懼的生動隱喻，這並不奇怪。
但是，如果說生命衝力在植物與昆蟲世界中已經凝固，那麼至少在脊椎動物身上，柏格森看見了生命能量的新出路。植物跟昆蟲的生命已經“停滯”，脊椎動物則仍然存在著釋放“某種依然被囚禁在動物體內，唯有透過人類才能掙脫出來的東西”的可能性（註8）。對柏格森來說，人類走在演化的最前端，是生命衝力的尖峰，生命衝力在人類身上對物質實現了最完美的掌控，這大大增進了它認識自己與獲得自由的可能。柏格森並沒有說人類已是演化的“終點”。他的觀點並不是目的論，他也沒有設定任何最終目的，在他看來這都是在低估生命的創造力，並將其簡化成只是在執行預先安排好的計畫。但他確實相信人類對追求自由、新穎和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的渴望已經擺脫了物質的束縛與桎梏。或許，偶爾還是會發生一些挫折與倒退，但正是在人類身上，生命衝力才得以最大程度地駕馭物質。這並非“一勞永逸”的勝利，曾經困擾生命更早以前的其它嘗試的自動本能仍然束縛著每個人與每個社會，柏格森對此也很清楚，這些憂慮便構成了他的最後一本書《道德與宗教的兩個起源》的主旨，他在這本書中探討了靜態、封閉的社會與開放、動態的社會之間的持續對抗（註9）。
柏格森相信人類還不是演化的“終點”，這一點從他提出的“創化論”就可以知道。生命透過人類釋放了它的創造性衝動，而終於得以在大致上擺脫其媒介，即物質的束縛。生命需要在物質中找到一個穩固的立足點，如此一來它才能專注於演化的真正目的：認識與發展心智。如果只是為了簡單地活下去，生命的進步就會停滯不前；空著肚子寫詩是很困難的，直到填飽肚子之前，大腦都只會專注於這件事情，很難再有餘裕去關心其它複雜的事物。不過，一旦維生所需獲得滿足，柏格森認為這就會是下一階段的開始。他相信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處在的位置——或者說，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我們總算走到了這一步（註10）。所以，對柏格森而言，生命是在利用物質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繼續充實意識，而這一點也正體現在了許多藝術家、思想家、神秘主義者和聖人身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