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davidgosselin.substack.com/p/breaking-the-binds-curing-western
By David Gosselin
“他們在玩遊戲，他們在玩一個叫做
不玩遊戲的遊戲。如果我和他們一起玩
我就違反了規則，得接受他們的懲罰。
我必須玩他們的遊戲，卻不能玩他們的遊戲。”
——R.D・連恩（R.D. Laing）《精神之結》（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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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50−60年代，R.D・連恩、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及其他幾位與塔維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和MK−Ultra計畫有關的研究人員都對精神分裂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中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格雷戈里・貝特森在1956年提出的“雙重束縛”（double binds）概念。貝特森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之所以會出現內在崩壞與人格分裂的症狀，是因為他們在功能失調的家庭中承受了太多的“溝通困境”。這些患者通常在還小的時候就面臨著各種互相矛盾的對自己的思想與行為的期望，而他們卻必須同時滿足所有這些期望。
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孩子被期望成為“完美的男孩”或“完美的女孩”，並且需要不停滿足情緒不穩定或“過度控制”的父母的期望，這時孩子可能就必須壓抑自己的悲傷、快樂或無助感，好迎合外在世界，即家庭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孩子試圖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或“說實話”，因為完美的男孩和完美的女孩當然不會說謊、當然要“誠實”，但他們卻會因此受到懲罰，並被斥責為自私又忘恩負義的壞孩子，一點也不懂得感激父母為他們做的一切。一言以蔽之：這些孩子往往會在是要壓抑自己的心聲來營造表面上的和諧，還是不顧表面上的和諧而忠實於自己的心聲之間無所適從。
這些基本的溝通困境導致了貝特森所說的“束縛”（blinds）和連恩所說的“心結”（knots），也就是因為“無路可走”而造成的困境。此外，由於離開這樣的家庭對一個無助的孩子而言根本是天方夜譚，於是分裂就無可避免地產生了，這就是R.D・連恩提出的著名的“分裂的自我”（Divided Self）。
連恩在他的《精神之結》中詳細探討了這些困境，他探索了一個人得在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中玩的“遊戲”，而與他們玩的對象可以是他們自己、他們的“自我”、其他人，還有他們的家人。這些分裂的自我可能有互相矛盾的思想、截然不同的性格，不過說到底他們仍是同一個人。根據情況的不同，有的患者可以與自己的某些人格進行對話，但卻無法跟另一些人格有任何互動。
這就是為什麼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橫跨英美“五眼聯盟”的MK−Ultra相關網路都對連恩和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所說的“遊戲”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嗎？當我們仔細觀察被西方敘事矩陣（Western Narrative Matrix）製造出來的無數“雙重束縛”和“有選擇的幻覺”，會發現它們不斷在引導人們將自己的身份與思維限定在左派或右派、“疫苗仔”或“反疫苗仔”、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狹隘框架中，說實在這幾乎就像是一種“遊戲”，與連恩和那家加州公司所研究的“遊戲”沒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而我們這個關於“遊戲”的故事就要從這裡開始。
分裂的自我
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存在主義式研究》（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中，連恩描述了類分裂型人格（schizoid personality）和精神分裂症的困境。類分裂型人格患者要不是只能從外面遠遠的看著自己的內在世界，就是只能從內在世界的監獄中看著外面的世界。簡單來說：他們陷入在一種自我疏離的狀態，在自己的身體裡無家可歸。然而，連恩並不只從通常的臨床角度來看待精神分裂症，他甚至還從更廣泛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角度來思考它：類分裂型人格患者實際上既沒有辦法“顧慮”他或她自己的“感受”，也沒有辦法“顧慮”他人的“感受”。
後來，在《經驗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中，連恩更反思了普遍瀰漫在我們社會中的存在主義式瘋狂：
“只有當我們採取存在主義的進路，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健全與瘋狂究竟代表著什麼時，我們才會更清楚地看見我們所有人都在多大程度上面臨著共同的問題與困境。”（p.108）
連恩正確地觀察到，許多“健全”且“平凡”的家庭實際上也照樣會有一籮筐不合理和“瘋狂”的行為，但他認為類分裂型人格患者屬於一種更極端的狀況，由於被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束縛”和“困境”逼得喘不過氣，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原始自我已經完全分離。所以，他發現哪怕是健康的正常人在極端壓力下也會產生精神分裂狀態。連恩在《分裂的自我》中寫道：
“眾所周知，即使是正常人有時也會陷入那種彷彿自我與身體互相分離的狀態。一般來說，這似乎是大多數人在面臨無法逃離的威脅時都會做出的反應。集中營的囚犯經常陷入這種狀態，因為他們無論在空間還是時間上都無路可逃。這時唯一的出路就是‘脫離身體’，在精神上退一步‘躲進’自己的自我之中。這種分離經常伴隨著像‘這一切都是夢’、‘這不是真的’、‘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我什麼感覺也沒有’、‘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想法，也就是一種疏離與幻滅感。這個人的身體或許會繼續以一如往常的方式行動，但他在內心中會感覺到彷彿是它自己在行動。”（p.78）
他以這個觀察作為出發點繼續分析家庭和社會制度，它們似乎都在誘使人們疏離自己，好扮演“適應良好”的社會成員。連恩認為，我們大多數人的人生經驗都是被以這種方式構建，以至於許多人失去了探索他們的真實自我、挖掘自身更深層次的本質的能力。有趣的是，他還注意到幻想（fantasy）經常是“孩子們從小就被教導要避免的第一種有意義的體驗。”當然，還有夢想、想像以及其它內在世界的“主觀”體驗也是。因此，我們從小到大只被教導要去了解那個外在於我們的“世界”，卻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該如何去了解我們的內在世界或我們的自我。
除了《分裂的自我》、《家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經驗的政治》這些他最著名的作品，連恩在《精神之結》中同樣深入研究了這些獨特的困境，這本書探討了個人可能會在各種家庭處境中遇到的“束縛”，它們可以是他人、“自我”、“偽自我”、家庭乃至整個社會造成的束縛。最終，就像其他塔維斯托克的研究人員一樣，連恩認識到發生在這些功能失調家庭中的“群體動力學”實際上也可以被模擬並套用在整個社會，儘管兩者在範圍與規模上有所不同。
這就是我們這個關於“遊戲”的故事要開始發生轉折的地方。
來玩個遊戲
20世紀60年代，連恩突發奇想把腦筋動到了“博弈論”身上，這是一個曾在冷戰時期被蘭德公司大力提倡、作為與蘇聯進行膽小鬼賽局（Chicken Game）的軍事戰略背後依據的理論。
他是在加州帕羅奧托的心理研究中心（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接觸到這個理論的——該研究所就是貝特森、赫胥黎及其他因為MK−Ultra計畫而聲名狼藉的社會工程師和“研究人員”的大本營。連恩注意到，過往的許多精神病學和社會的倫理規範幾乎都是為了製造出“適應良好”的人而存在的，因為每個人多少都會帶有一些從小在功能失調的家庭中通過無意識地模仿習得的行為。
因此，連恩研究了很多表面上看似“健全”的家庭背後隱藏的各種溝通困境與互相矛盾的思維模式跟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家庭中往往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遊戲”，而每個家庭成員都有一套自己的玩這個遊戲的規則與方法。然而，它們並不是“正常”的規則。因為每個“遊戲”其實都有兩套規則：一套是明說出來的規則，另一套是未明說出來的規則，也就是說實際上還有另一個“私密遊戲”。
在繼續討論下去之前，我們應該先釐清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共同體，不管它是政治的、社會的還是文化的，既失去了它作為一種特殊的或人為的大家庭的意義，也無法再提供一個人更廣泛的身份和“自我”認同，那麼它還剩下什麼？眾所周知，孩子們一般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會從他人的成功或他人的失敗中來看到自己。因此，在面臨認知上的失調或虐待（無論是情感、身體還是心理上的）時，小孩子經常會陷入一種困境：他們意識到自己無能為力，沒有能力解決問題，於是他們不得不學會因應（cope），亦即想盡辦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會讓他們產生出一種彷彿與共同體疏離或被流放的感覺，當然在這個例子中是功能失調的家庭。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下，都沒有人是贏家。
“羞辱”或“懲罰”通常是一種隱蔽的溝通形式，它們使孩子意識到自己在家庭或共同體本身就有嚴重問題的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面前是多麼無能為力，這時孩子就只能開始“假裝”（make-believe），也就是他們不承認有問題的是家庭本身，反而堅持一定是自己有哪裡不對。於是，一個“假裝”的世界就這樣產生了，這是孩子用來說服自己接受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事情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們學會了什麼時候該睜開眼睛，什麼時候該摀住眼睛。
從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連恩正確地觀察到很多平凡的家庭實際上也充斥著種種矛盾與“瘋狂”的行為，但他接下來要提出的結論和解決方案卻只會讓當今那些渴望擺脫社會瘋狂的人落入一張更加深不見底的瘋狂之網。
從瘋狂的常態化到創造性的瘋狂？
“因此，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所謂的‘健全’和‘適應’究其根本其實都是在扼殺體驗狂喜（ecstasy）的可能性，這是對我們自身真正潛力的背叛，如今我們已經有太多的人選擇擁抱虛假的自我，好適應虛假的現實。”
——R.D・連恩
在鵜鶘出版社發行的那一版《分裂的自我》的序言中，連恩還特別提到了佛洛伊德：
“我們的文明不僅壓抑‘本能’，不僅壓抑‘性慾’，甚至也壓抑任何形式的超越性經驗。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任何能夠體驗其它維度的人，任何就是無法忘記或否認它們的人，都得要冒著被眾人視為異端甚至被自己的至親好友背叛的風險。”（p.11）
所以，連恩堅持，精神病學應該站在“真正具有超越性、追求自由且對人類的成長有益的一邊”。像佛洛伊德和其他人一樣，他意識到即使是所謂‘健全’的家庭背後往往也有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黑暗面，而正是這些東西扼殺了“人類潛能”的正常發展：
“佛洛伊德是最偉大的精神病學家。佛洛伊德是一個英雄。他曾親自深入‘冥府’，見識過那裡赤裸裸的恐怖。他隨時都帶著自己的理論，就像提著梅杜莎的頭顱，讓這些恐怖通通變成石像。我們這些追隨佛洛伊德的人都受惠自他帶回來並傳授給我們的知識。他成功了。現在我們必須要來看看，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再依賴這些某種程度上更接近於防禦工具的理論了。”（p.25）
當但丁下冥府的時候，他並不是孤身一人。有詩人維吉爾前來做他的嚮導，他扮演了一道通往古典世界智慧的橋樑。然後他還有第二個嚮導，貝緹麗彩是代表更高世界的愛與理性的化身。無論這是一種本體論或只是一個比喻，對但丁來說如果沒有天國，沒有作為中介的煉獄，那麼就不會地獄——也就是“冥府”。“冥府”實際上是當我們忽略了更高世界的存在而對眼前事物建立起來的邏輯延伸。然而，只有一種知識而沒有另一種知識，就稱不上是真正的知識，而只是“經驗”。
可惜，連恩雖然像佛洛伊德一樣勇闖冥府，但他卻不像詩人但丁那樣有古典的智慧或與生俱來的愛的創造性火花作為嚮導，而這也是所有真正的哲學家和詩人都應該具備的東西。連恩、佛洛伊德和其他許多精神病學家致力於對我們的現實經驗、它的黑暗面以及“冥府”進行精神分析與心理動力學的探究與剖析，但他們卻也因此迷失了方向。以連恩來說，他先是從賽洛西賓（psilocybin）或LSD之旅中得出了太多錯誤的結論，之後又妄想通過“消解自我”的方式來找到自我，從更高的認識論角度來看，連恩似乎忘記了一個簡單的道理：要知道什麼是健康，一個人必須先知道什麼是疾病。換句話說，“美”並不僅僅意味著沒有畸形或比例工整；“善”並不僅僅意味著沒有壞或惡，“自由”同樣也不僅僅意味著沒有壓迫。
擺脫無止盡的身份劃分、世界的壓迫或專斷的律法和習俗的奴役，這樣的渴望可以說是古已有之。在前古典時代的希臘，狄奧尼索斯教的狂歡儀式與後來的酒神節都是一種想要“超脫”世界的本末倒置的嘗試，其試圖用“消解自我”的方式來掙脫物質世界的束縛。這主要是通過具有使人陷入迷亂效果的催眠舞蹈、音樂以及物質來實現的。快進到我們現在的時代，我們會發現它其實與今天的毒品文化非常相似。尤其是LSD和“迷幻藥”，它們被認為可以轉變心靈、讓人進入超空間（hyperspace），將我們從狹隘經驗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幫助我們成為自己一直以來渴望的更具創造力與洞察力的人。一個人只需要咀嚼特定種類的蘑菇或某種“神奇”的物質，就可以讓自我消失不見，把自己分裂成無數的碎片——這就是“消解自我”——曾經的束縛在這個過程中被一一解開；最後，這些碎片又會被重新組合起來，於是我們獲得了一個更真實的自我。許多透過這種方式產生的所謂與實相的“連結”實際上很可能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無論它們給人感覺有多麼逼真，但無所謂，反正我們總是可以再試一次，再體驗一次。
連恩以下面的這段反思作為《經驗的政治》第六章的總結：
“從我們的偽理智（pseudo-sanity）異化的起點來看，一切都是模稜兩可的。我們的理智並不是‘真正的’理智。他們的瘋狂也不是‘真正的’瘋狂。這些病人的瘋狂反映出來的其實是我們對他們以及他們對自己造成的傷害。任何人都不要以為有誰是‘真正的’瘋狂，就像不要以為有誰是‘真正的’理智。我們在‘病人’身上看見的瘋狂實際上是一種尖銳的嘲諷，是對那被我們稱之為理智的疏離整合過程的嘲諷。真正的理智需要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消解正常的自我，而不是抱著偽自我來適應異化的社會；代表神聖力量的‘內在’原型要作為中保（mediator）通過這次死亡來獲得新生，並最終重建新的自我功能，這個自我將成為神聖力量的忠僕，而不再是它的背叛者。”（p.100）
無論是古老的狄奧尼索斯教儀式還是現代的迷幻藥之旅，這些試圖透過“釋放”壓抑來達到超脫的嘗試實際上都是柏拉圖所說的“模仿”（imitations）的例子。它們不是通過“消解自我”來模仿自由，就是通過模仿自由與超脫的感覺來模仿“奧秘”。然而，二者其實依然沒有走出根本的認識論與哲學困境——這是任何物質、恍惚或“魔法”都無法達到的。不管其所產生的自由幻覺有多麼逼真，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們終究仍只是“模仿”而不是“真實的東西”。
不幸的是，好不容易突破到另一邊的連恩卻將這種創造力與新的思想和行為形式與非理性且神秘化的“奧秘”聯繫起來，結果又走回了前古典時代的希臘異教的老路。
創造性的自由
“我一直渴望證明，有時會在精神病中發生的超越性體驗與作為所有宗教源泉的神聖體驗是相通的。”
——R.D・連恩
自古以來，無數的詩人、神學家、哲學家都在他們的詩文、歌賦、論文、對話錄、演說以及佈道中表達了想要從這個世界，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流淚谷”（vale of tears）或“凡塵世俗”（mortal coil）獲得超脫的渴望。這是一種對我們身上的那個永恆、超然的部分的渴望，它的存在始終超越在無常的世事變化之上與之外。雪萊曾形容這是“飛蛾對星星的嚮往”，C.S・路易斯形容它是鄉愁，聖人、詩人魯米（Remi）則說這是一種想要“歸鄉”的冀望。
貝多芬、愛因斯坦、濟慈和其他人都不需要依靠LSD之旅來“發現自己”和成為更具創造性與道德感的普羅米修斯，所以他們才能夠看見連恩和他的門徒無法看見的“真實的東西”，古時候的狄奧尼索斯教信徒看不見它，今天我們許多人仍然看不見它。
但是像貝多芬、濟慈或愛因斯坦這些特殊而難得的案例，卻總是無法引起普通的精神分析學家、臨床醫生、理論家或民粹主義者的重視。這些人能夠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超越那些束縛他們的思想與經驗的先入為主觀念，可是塔維斯托克的那群傢伙卻看不見這一點，就像今天的LSD和“心流狀態”（flow state）愛好者依舊在犯下同樣的認識論錯誤，他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謬誤。
由於預設了“瘋狂”vs“適應良好”的對立模式，於是超越性和創造力在這種框架下就被認為是更接近非理性、感性激情和神秘學說的東西。然後又因為缺乏普羅米修斯式的道德堅持和真正的洞察力，結果就像以前多次發生過的那樣，鐘擺只不過是在令人窒息的傳統阿波羅精神與非理性狂熱的狄奧尼索斯精神之間來回擺盪而已。
所以，連恩寫道：
“但由於整個社會，即便它自己並未察覺，其實一直都對內在的超脫充滿了渴望，今天的人們往往需要透過一種‘安全’的方式，一種似乎不需要認真對待的方式來滿足這股巨大的渴望——這是一種十分矛盾的心理。也難怪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栽倒在這些暗礁上的藝術家是如此之多——荷爾德林、約翰・克萊爾、蘭波、梵谷、尼采、安托南・阿爾托、史特林堡、蒙克、巴托克、舒曼、畢希納、埃茲拉・龐德...”（同上，p.116）
連恩以他自己獨特的方式犯了一個認識論上的謬誤，在某種意義上這也不怪他。然而，即使在他的時代，其他真正站在具有超越性的、健康的創造性自由這一邊的精神分析學家卻已經指出了另一種更健康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發現與改善自己的各種精神官能症，它們大多是我們從小在無法保護自己的時候慢慢產生出來的，並阻礙了我們自由運用創造力的能力，以及我們對創造性思維與精神的本質——即我們的更深層次自我的探索。
認識勞倫斯・庫比醫生
在他的《創造性過程的神經質扭曲》（Neurotic Distortion of the Creative Process）中，勞倫斯・庫比醫生（Dr. Lawrence Kubie）描述了這種治療的一個重要步驟，也就是“自由聯想”，以及當一個人學會正確地運用他所說的“前意識過程”（preconscious processes）時就可以從自己的思想、感覺與自身中體驗到豐富的定性變化。
庫比醫生寫道：
“自由聯想具有超越僅僅作為精神分析技巧的更普遍的重要性。正是透過自由聯想，心靈才得以擺脫陳規的束縛，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例如馬克斯・穆勒（Max Muller）的形象也可以被它完全打散又重新組合在一起，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與別的東西建立起新的聯繫。心靈可以透過自由聯想來在沒有意識、沒有偏見或先入之見的情況下從一個想法切換到另一個想法，從一個感覺切換到另一個感覺。”（p.53）
庫比詳細說明了人們該如何正確地進行自由聯想，“不管是藝術家、科學家、律師、商人、諮商師還是被諮商者都可以這麼做”。接著庫比話鋒一轉，談到了一個總被康德主義者和當代的理論家迴避、但那些偉大的古典藝術家卻都對它有著透徹地理解與論證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藝術與科學、藝術的洞察力與科學的靈光之間的關係：
“科學和藝術的創造性過程與自由聯想的過程之間存在著一種很重要的類比關係：這個類比是如此接近，以至於幾乎可以將它們看作同一回事。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在‘自由’的狀態下開始進行自由想像、自由創造的時候，卻依然是在用一種充滿警惕、時刻不忘批判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所思之物的話，便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自由聯想。內在的摩擦與干擾越少，進行自由聯想的人就越不容易在事後回溯自己的聯想脈絡，越不容易記起它們的名目或順序（這有點類似於當一個人想要回憶一連串無意義的音節時會產生的困難，這些音節必須被重新組合成單詞和句子，才好作為一個整體被記住）。正因如此，對自由聯想的任何回溯都必須依賴於一位負責從旁筆記並記錄其順序的協作觀察者，或是某種自動記錄設備。同樣的，任何有創造力的科學家、藝術家、作家或音樂家都知道，他必須先放下自己的作品，等待一段時間過後，然後他才能客觀地重新審視它們，因為這時與剛開始或剛完成創作時相比，他對它們的認同與心理防禦都已經有所緩和。”（p.54-55）
庫比還解釋了自由聯想是如何在精神分析的治療過程以及藝術或科學的孕育過程中派上用場：
“在兩種情況下，這些彼此衝突的強烈影響會互相交匯：（a）在精神分析中，它被有意識地運用於治療目的，以揭露潛意識造成的扭曲影響（b）在自發或人為誘導的部分解離狀態中，例如做夢、夢醒、臨夢幻覺、催眠或用藥、抽象或恍惚狀態，或是那些接近催眠的注意力極度集中狀態，科學、藝術、文學或音樂上的創意往往會在這個過程中迸現。”（p.58）
然而，與人們現在所追求的“解放自己”的觀念相反，無論它是生活方式、品味、哲學還是人生觀方面的，庫比反而指出了一種駕馭、引導和掌握這些前意識過程所需的藝術性且同時也是科學性的方法：
“我曾說過，自由聯想是心靈所能做的最自然、最自發的創造性過程。不過，如果就因為這樣而貿然得出結論說它們很容易做到，那可是大錯特錯。對有些人來說，要主動進入這種狀態簡直難如登天，他們只有在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時刻才能達到，像是打瞌睡、做夢、夢醒、服用藥物或神智不清的時候。這些人往往對這種發生在黑暗中的心理跳躍充滿了內疚和恐懼，所以他們無法放手讓自己的思想自由漫步，就像他們不敢閉著眼睛跑下樓梯。這些人必須先伸出他們的精神腳趾，把接下來的每一步都摸索得清清楚楚後，才有自信說出下一個字。邏輯與時序是他們絕對不離手的扶手。對有的人而言，他們即使在獨自一人的時候仍然如此。有的人則可能只有在其他人在場的時候才至於如此。還有些人是只有在某些人面前會有這種問題，在其他人面前卻不會。其實，每個人的自由聯想都多多少少帶有內疚或憤怒的成分。”（p.58）
學習這些過程可以幫助我們建立新的“聯繫”，進而開始有意識地掌握大腦各個部分之間的創造性協同作用，而不再依賴“魔法”。如果在進行這些過程的時候缺乏有意識的鑑賞或正念，這就可能會使人們產生一大堆偽創意、神經質藝術或純粹只是破碎、混亂的藝術，因為它仍然處於前意識階段，而沒有有意識的哲學思考或精神官能去賦予其一種持久或永恆的形式，這是所有偉大的藝術品都必須具備的素質。
在這樣的創造性過程中，不管是前意識還是有意識只要有一方受到阻礙或不完整，就一定會影響到另一方。如此一來，我們便無法擁有創造性的自由來追求真實自我。假如從前意識到意識之間的聯繫是混亂的，這時被創造出來的藝術就會缺乏只有有意識的心靈才能夠賦予它的精緻；假如情況反過來，藝術就可能會變得太過生硬、公式化且缺乏源自前意識狀態的那種原創性與創造力，因為心靈沒有被給予足夠的自由來去在不同的世界之間漫遊與創造性地玩耍。前者在“自由派”思想家身上較容易發生，後者則在“保守派”思想家身上較容易出現，其原因應該也無需贅言。
因此，對連恩而言，瘋狂實際上是一種更接近創造性的頓悟（epiphany）的狀態，因為那些所謂“適應良好”、套馬庫塞的話是活在一種“單向度”或用現代的方式來說是“烏合之眾”的人們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枷鎖中。固然瘋狂能讓人擺脫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桎梏，但這其實就是在通過喪失自我來尋找自我，我們是否能夠突破這個層次來對創造性的洞察力、頓悟和真正的超越性達到更深的理解，這就要取決於我們能不能解開這個看似無比複雜的連恩式“心結”了。
庫比是這樣理解這個悖論：
“正因如此，創造力本身有賴於自由聯想的過程，它需要放任前意識去產生聯想，但與此同時卻又很難避免聯想受到潛意識的影響而被扭曲。這個無可避免的悖論幾乎就是造成我們陷入困境的核心。創造力需要自由聯想；因為只有它們可以將敏感的、流動的且充滿可塑性的前意識從意識強加於其的僵化符號系統中解救出來，但這麼做卻又會使其被曝露在潛意識系統所施加的扭曲與固化之中。”（p.57）
面對瘋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更高的起點才能超越它。佛洛伊德、連恩及其他人都認為我們需要擺脫“偽現實”和“偽主體”的桎梏，包括一個人從小的時候就開始為了配合“現實世界”而學會的許多適應機制，但不管他們有努力想要透過機械性地模仿來取代這個已經功能失調的日常生活系統，他們其實都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再多的模仿終究也只是模仿。
現在，是時候該來掙脫束縛了。
從“雙重束縛”到“雙重循環”：跨過自我的門檻
我們大多數人都曾在生活中的某個時刻發現自己陷入在某種“心結”或“走不出去”的困境中。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我們的生活早已被這些“心結”和“束縛”給纏得死死的，而我們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玩“遊戲”。我們的“自我”充斥著這堆心理−精神悖論，並按著一套制式的規則來框限我們的思想與行動範圍。
然而，這些“規則”絕大部分並不是被有意識地遵守，而是被我們通過一連串的“感受性思考”或認知失調而習得的。雖然向孩子們灌輸他們應該對哪些行為產生良好的感受這本身是一件完全正常的事，因為他們在發展出更高級的推理能力之前都只能通過感受性思考來學習，但問題是不是只有好的“感受性思考”可以被灌輸，壞的同樣也可以，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了各種自我毀滅的行為，如同連恩在他的那些經常與“心結”鬥爭的病人身上觀察到的那樣。
儘管連恩研究了許多“心結”與“束縛”，但他提出的一些解決方案在很多方面卻同樣糟糕。不過，有些臨床醫生卻選擇與貝特森或連恩的“雙重束縛”反其道而行，採取了另一種被稱作“雙重循環”（double loop）的做法。下面就讓我們引用連恩在《精神之結》舉出的一個例子，來看看“雙重束縛”與“雙重循環”之間的區別：
“我媽媽很愛我。
我感覺很好。
我感覺很好，因為她很愛我。
我很好，因為我感覺很好。
我感覺很好，因為我很好。
我媽媽愛我，因為我很好。
我媽媽不愛我。
我感覺很不好。
我感覺很不好，因為她不愛我。
我不好，因為我感覺很不好。
我感覺很不好，因為我不好。
我不好，因為她不愛我。
她不愛我，因為我不好。”
“束縛”往往意味著一種感受性思考被明確地與一個圖像綁定起來。如果這種感受性思考和圖像無法被良好接納並轉化成更正面的東西，那麼它們就會永遠彼此相隨，形成一個永無止盡的反饋循環。“雙重循環”具體來說就是要安排患者進行一種被稱為“哀傷工作”（grief work）的治療。患者要在這個過程中主動感受自己的痛苦，感受他們一直以來試圖壓抑或逃避的事物，以此來慢慢學習調適它們對自己產生的影響。患者不只要仔細感受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超越痛苦。換句話說，他們不該再繼續玩“遊戲”，而是要學會接納痛苦。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位合格且稱職的治療師或嚮導來協助正在進行哀傷工作的患者重新整合自己破碎的自我。這也是一個引入更健康且更正面的新想法的機會，這些想法應該反映出關於自我與世界的更高真理。從一個更高的靈性層面來說，這是一個讓我們接受真理洗滌或光照的時刻，我們在那一刻重新發現了神聖火花，也就是上帝的形象——那是對“真實的東西”的驚鴻一瞥。在這一刻，我們既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
因此，當但丁在冥府中目睹在一個又一個瘋狂、罪惡的靈魂時，他從這些靈魂的身上看見了一些自己的影子。透過直面自己內在的軟弱，同時用心去聆聽來自更高世界的呼喚或內在的聲音，他開始能夠慢慢地、充滿耐心地去改正他在成就神聖自我之路上所要跨過的所有阻攔與障礙。在登上煉獄山後，他發現接下來要翻山越嶺變得越來越容易。最後他從淨界山飛升而起，變得越來越明亮、耀眼，因為真理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確切。
在進行“雙重循環”的過程中，我們把自己視為一個整體，將許多四分五裂的部分重新拼湊成一個連貫的整體，使一切恢復原狀。在某種不完全但卻十分強烈的意義上，這個過程可以說是隱喻地傳達了一個道理，即我們不僅需要透過他人，更需要透過上帝來檢視自己，真正的存在（Being）不應該被我們這個世界的矛盾與幻想所束縛，因為它代表了真正的真理和清晰，真正的超越性，而這是凡人平時只能通過歌唱、詩歌、祈禱、冥想或施捨來瞥見的。
只要操作得當，“雙重循環”就可以幫助我們看見“真實的東西”。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當詩人但丁登上淨界山，凝視耀眼的光芒直到他再也睜不開眼時，他最後在幻象中看見的既不是一位宙斯式的神也不是一個長著鬍子的老人，而是如同這位詩人所說，他看到了一張像自己的臉，“一張人類的臉”。
這位詩人終於看見了自己。
解開束縛
本人就是一位酗酒者和憂鬱症患者的連恩終其一生似乎始終沒有成功逃出他的冥府。明明已經有了名聲、財富或實現“超脫”所需要的自由，令人驚訝的是連恩卻仍然擁有一個不快樂的靈魂與自我。可悲的是，連恩最大的孩子菲奧娜在精神病院待了很多年，並且一直在接受精神分裂症的治療。他在第二次婚姻生下的孩子亞當在與認識多年的女友分手後自殺了。由於錯失了接觸自己內心真實的事物的機會，連恩不只因此疏遠了那個更深層次的創造性火花，它是古往今來所有偉大的發現、轉變或藝術的核心，他同時更失去了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看見它的能力。
當我們能夠從內在獲得關於它的真正知識時，我們就可以在他人身上看見並抓住它；若我們不這麼做，我們中的一些人最終就只會成為出色的模仿者，就像連恩和他的英雄們。那些糟糕，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說是邪惡的認識論帶來的盡是關於精神超脫的錯誤觀念，諸如“心靈生態學”和超然的“狂喜”終究只是在走回古典異教的老路，只是在充滿舞蹈、歌聲和特殊物質的儀式性催眠中“迷失自我”。
在欣賞貝多芬四重奏或巴哈的音樂、閱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聖德蕾莎的禱文時，人們不但不會“迷失”反而還會“發現”。在聽見登山寶訓或使徒保羅的書信時，人們不會迷失，而會發現。我們發現了一直存在於那裡的東西，起先只能“透過黑暗的玻璃”反射，最後卻能夠直接“面對面”地去看見。
與最好的西方古典文化及其猶太−基督教傳統不同，今天這些新形式的“超脫”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了擺脫這個講求一切都必須“適應良好”的社會的阿波羅式鎖鏈，包括某些狹隘的宗教習俗和傳統，這些傳統的活力與精神深度在富裕的現代西方都已日漸乾枯。雖然有許多偉大的新發明，例如工業化農業和技術革命，使廣大的群眾得以擺脫過去由那群高高在上的“天神”階級所造成的貧困與壓迫，但這種真確且必要的進步卻也正在創造出自己的“天神”。於是一個新的“美麗新世界”誕生了，在這個世界中有著數不清的垃圾、毒品以及“娛樂”，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轉移與分散人們對“真實的東西”的注意力。
所以，現代的社會工程師用一種巧妙的模仿取代了真正的超脫與自我實現——這種模仿再有些時候甚至帶有幾分路西法式的色彩，它的名字叫做“自我崇拜”。這些全都與探尋和發展完整的神聖自我，即imago viva dei背道而馳，我們要追尋的是那個更普遍的自我——上帝——所以我們必須牢記，哪怕是那些最真實、最具創造力且最慈悲的人們，實際上也只是對那個“真實的東西”的反映或一瞥而已。
停止遊戲
連恩花了很多時間在模仿功能失調的家庭中的那種“遊戲”。他仔細研究過那些製造出類分裂型人格患者的家庭，因此作為一位卓越的模仿師，連恩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療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果，因為他能夠使他們感覺到終於有人願意好好注視他們了。
然而，連恩卻沒有在他自己或其他人身上看見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就是再多的模仿、存在主義式現象學或機械性原理，終究也無法成為真理。靈魂或心靈是沒有辦法模仿的，但我們卻可以通過主動去發展它，通過一些創造性的工作或奉獻來認識自己更深層次的自我，認識靈魂與心靈的奧秘，並且我們絕不該忘記這個過程中的指路明燈，也就是不該忘記這種領悟或創造性的洞察力實際上是源自於更高的世界。一旦我們忘記了還有更高的世界存在，我們就會無可避免地墜入“冥府”。或者用奧古斯丁的話說，所謂的惡其實就是善的缺乏。
在認識論和精神上缺乏一張合理的現實地圖的人，往往只能根據他們所體驗到的世界來衡量現實，無論它是多麼扭曲或多麼悖離純粹的真理和永恆法則——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天生的創造性火花來去認識這些原則。我們身邊的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聽見自己內心的神聖低語，要不就是被這個“美麗新世界”、各種創傷或其它形式的洗腦給吞沒，但這絲毫不會抹去這種神聖低語的存在——只要我們願意去聽。“美麗新世界”會千方百計地想要抹去它，但這永遠不會成功。
連恩、佛洛伊德跟其他精神病學家都在沒有嚮導或必要的古典智慧的情況下貿然闖入煉獄，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看見更高的世界。因此，他們帶回的一些理論甚至比他們在冥府所看到的東西還要更瘋狂或更荒唐。
深陷在存在主義泥淖中的連恩花了太多時間在模仿他在功能失調的家庭中發現的那些錯亂和扭曲的遊戲，最終他甚至連該如何區分僅僅只是模仿出來的真、善、美與“真實的東西”都忘記了。從很多方面來說，連恩使自己也成為了他一輩子都在研究的那種活在疏離與脫節中的人。就像在他之前的許多沒有嚮導而闖入冥府的人一樣，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
通關遊戲
人們常說，在心裡憋著秘密會使人生病。
只要我們繼續任由自己被模仿愚弄，繼續浪費時間在與怪物戰鬥或掙脫一種幻覺卻又落入另一種幻覺，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在這個遊戲中勝出。
我們為了生存而聽信了一堆錯誤的關於愛、真理和人性的觀念。我們相信只有繼續“留在遊戲中”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我們看不見自己更深層次的自我，甚至在大部分時候是從未意識到原來在那裡還有更多的東西——神聖的火花。或許我們習慣於忽視它是因為從小就被教導要按照他人的期望、按照扭曲或錯誤的方式來感受與思考，無論那是父母、體制還是魔術師強加給我們的。
有一天我們會意識到，在這個遊戲中勝出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再玩遊戲，而不是繼續扮演一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幻滅的玩家或逃避到只有我們自己能夠掌控的幻想遊戲之中。
現在是時候該結束這個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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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Cited
Laing, R.D. Knots. Pantheon Books, 1970.
Laing, R.D.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Penguin Books, 1960.
Laing, R.D.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Penguin Book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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