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aretakers of the Cosmos
《宇宙的守護者》
Living Responsibly in an Unfinished World
在未完成的世界中負責任地生活
Gary Lachman
加里・拉赫曼
獻給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他肯定已經修復了相當一部分的宇宙。
“如果我們真的強烈地渴望它，如果我們能夠將地球上一切有形與無形的力量都團結起來，將這股力量往上推，如果我們都能像永遠不離不棄的夥伴一起並肩作戰——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拯救宇宙。”
——尼可斯・卡山扎基（Nikos Kazantzakis）
致謝
本書的出版離不開許多人的幫助。我要感謝我的編輯克里斯托弗・摩爾（Christopher Moore）的指導與佛羅瑞斯出版社（Floris Books）的支持。我還要感謝大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熱心協助。我的好友詹姆斯・漢密爾頓（James Hamilton）耐心地聆聽我的想法，他提供了我很多寶貴的建議。我還要特別感謝伊恩・麥吉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願意撥冗閱讀本書的草稿並惠予指教，還有安雅・弗洛德・比約洛（Anja Flode Bjorlo）在資料索引與研究這方面提供的重要幫助。我的朋友約翰・布朗納（John Browner）、麗莎・亞格（Lisa Yarger）和他們的女兒格麗塔（Greta）在慕尼黑盛情款待了我，本書的部分內容就是在慕尼黑完成的；巧的是，那一部分的內容正好與出生在這座城市的馬克斯・舍勒有關。一如既往，我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約書亞（Joshua）和他們的母親露絲・瓊斯（Ruth Jones）給予我的支持再怎麼感激也不為過，他們使我有了一些非常私人的理由去拯救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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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拯救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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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書名，先從解釋它開始或許是一個好主意。我曾在拙作、探討赫耳墨斯主義及其神話創始人“三重偉大的赫耳赫斯”如何影響西方文明的《追尋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The Quest for Hermes Trismegistus，2011）一書中談論過人類作為“宇宙守護者”的想法——也就是每個人其實都肩負著“照顧宇宙”的責任——我相信所有讀者都會同意，這絕非易事。儘管幾個世紀以來，赫耳墨斯・特里墨吉斯忒斯一直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人物，相傳他生活在“上古之時”且曾獲得最原始的“神聖啟示”——亦即作為西方所有靈性思想核心的“長青哲學”——但現在他卻普遍被認為是一個虛構人物，只是《赫耳墨斯文集》作者們的杜撰，而他們應該是生活在公元後最初幾個世紀的埃及亞歷山卓。在《赫耳墨斯文集》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篇中，赫耳墨斯告訴他的學生阿斯克勒庇俄斯說，人其實是一種擁有雙重本質、跨越在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存在。按照赫耳墨斯的說法，人一方面屬於自然、肉體與感官世界，所以必須受到“伴隨物質世界而來”的各種法則與定律束縛。但另一方面人卻也是心靈、精神、靈魂與意識世界的居民，這使得人擁有超越一切律則的潛力。
赫耳墨斯對這一切是如何發生提出了一個神話般的解釋（註1）。在〈人之牧者〉（Poimandres）中，它也許是《赫耳墨斯文集》最著名的一卷書，知性（Nous）或萬有之心（Universal Mind）解釋說，祂在創造完世界之後突發奇想，覺得應該創造出一種像祂自己且可以好好感受這個世界的存在。所以祂創造了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赫耳墨斯主義的這個人是造物主按著自己形象所創造的神話，都被認為是證明它曾受到猶太−基督教傳統影響的證據。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人同樣是也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所造。然而，近來的研究卻傾向於至今仍身份成謎的〈人之牧者〉的作者應該是獨立產生這種想法的。無論如何，在對西方文明產生巨大影響的這兩個強大靈性傳統皆十分認同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所造。
與猶太−基督教不同，卻與柏拉圖和諾斯底教的創世神話不謀而合的是，在赫耳墨斯主義神話中，這個宇宙實際上是由知性創造的“第二知性”、德謬歌（demiurge）或“工匠神”製造出來的。人在看見工匠神打造出來的巧具後感到驚嘆不已，並且開始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像他一樣的創造者，這很容易理解。他的天父，知性出於對人的愛便同意了。工匠神也欣然同意，他樂於分享自己的技藝，並賜予人一些力量。他賜予人“七顆天球”讓它們環繞地球，這七顆天球就是古代的七大行星，月亮、太陽、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七顆天球支配著地上的一切；赫耳墨斯主義在這一點上與占星學的看法一致，認為這些行星是我們的“天命”或“命運”的主宰者。熟悉天文學史的讀者應該知道，這就是前哥白尼時代的天文學家所相信的圍繞地球旋轉的七顆行星，古代的天文學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在赫耳墨斯主義的創世神話中，宇宙和地球最初都是通過太初之言（Word）、邏各斯（logos）或萬有之心而被創造出來的。但是當人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太初之言已經離開了地球，返回它的源頭−知性，於是它留下了一個純粹屬於物質的世界。工匠神用來創造宇宙的材料是一種源自於開天闢地之前的混沌“黑漿”。一旦邏各斯離去，黑漿就會恢復原狀。對熟悉現代宇宙學的讀者來說，“黑漿”聽起來或許更像是我們如今知道的構成大部分宇宙的“暗物質”。不過它仍然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並且在七顆天球的持續圍繞下，開始有生命從地球的汪洋中誕生了。人對造物主的所作所為充滿好奇，渴望好好一覽地球的風采。於是這個人便穿越七顆天球，從上往下俯視整個大千世界，並驚嘆於工匠神的慧心巧手。然而，地球——我們也可以說是大自然——也在同一時間看見了人，並認出了他內在的知性，於是她開始渴望他——因為地球是一個女人——她想要再次分享神聖的太初之言。人同樣在地球的水面中看見了自己的倒影——也就是知性——並為之著迷，有如希臘神話中的納西瑟斯。人渴望與地球同在的念頭一產生，他立刻就從天上墜落下來，穿過七顆天球，直直落入一個沒有太初之言的形式，這就是人的身體；換個方式來說就是物質（在這件事發生之前，人是純粹精神而非物質的存在）。正是因為這個穿越七顆天球墜往地球的過程，人才變成了橫跨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存在。他在穿越的過程中吸收了七顆天球的性格並因此受到它們的影響。投入地球懷抱的他也受到了後者帶來的所有桎梏，包括無意識、無精神的物質的束縛，以及強加在他頭上的“天命”與“命運”。但他內心的神聖火花並未熄滅，那是他與生俱來的稟賦，讓他得以始終與自己真正的源頭相連，而這份自由與力量也是他最終獲得救贖的關鍵。
諾斯底教
這個神話在許多方面均與諾斯底教對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看法十分相似，諾斯底教徒與古代的赫耳墨斯主義者基本上生活在同一時代。諾斯底教徒其實就是早期的基督徒，他們對基督的教誨自有一套與後來的正統教會截然不同的詮釋。與赫耳墨斯神話相同，諾斯底教徒也認為這個世界是第二知性或工匠神的創造，但他們卻認為這是一個徹底失敗的創造。他們習慣用德謬歌或“次等神”來稱呼這第二位上帝，而且他幾乎就是個蠢材；他的眼裡只有自己的力量與地位，最終他甚至開始以為自己才是唯一真神。諾斯底教徒相信，德謬歌其實就是耶和華，即《聖經》中的上帝——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cke）口中的“老番癲”（Old Nobodaddy）——而他創造的世界更是一個陷阱，一個充滿謊言與壓迫的邪惡國度。不過，就跟赫耳墨斯主義者一樣，諾斯底教徒也相信真神的火花——真正的上帝超越在世界之外——就深藏在每個人的內心裡。他們的靈修與信仰的目的便是要喚醒並釋放這些火花，好讓他們得以重返源頭，獲得超脫離開這個世界。
世界是一個陷阱，而它的創造者是一個惡魔的想法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許多世紀以來，關於諾斯底教的唯一文獻來源就只有與他們勢不兩立的早期教父們留下的紀錄，後者將他們斥為異端邪說——事實上，後來教會也的確幾乎剷除了他們——直到上個世紀左右，才漸漸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從不同的、更廣闊的視角來理解這些早期基督徒及其思想（註2）。諾斯底主題和我們可以稱之為諾斯底精神的東西如今已成為現代思想的一部分。它們甚至可以在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的著作中找到。將生活視為我們必須逃出的監獄，亦是神秘的靈性導師G.I・葛吉夫（G.I. Gurdjieff）的“第四道”的核心思想（註3）。赫爾曼・黑塞、托馬斯・品欽等小說家的作品也非常有諾斯底主義的色彩，當然還有哲學家馬丁・海德格，他曾說所有人都是“被拋”到這個世界，然後還有一些不是那麼高雅的地方，例如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說和《駭客任務》系列電影（1999−2003），以及彼得・威爾（Peter Weir）的《楚門的世界》（1998），其講述了一個男人發現他迄今為止的人生都是一齣電視節目。另一部電影，即亞歷克斯・普羅亞斯（Alex Proyas）的《極光追殺令》（1998）則沒那麼出名，但它卻是一部赫耳墨斯主義色彩最濃厚的電影，電影中的主角發現不僅僅他的生活是假的，甚至自己的真實身份其實就是神。
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跡象，說明諾斯底思想正在慢慢進入主流文化的視野。這些思想鼓勵我們質疑現狀、探究真相。但這股趨勢也有另一面。我相信，這種認為世界是虛假的、只是一座監獄的想法肯定會導致或至少是加劇我們在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甚至是焦慮與偏執。今天普遍瀰漫在我們後現代生活中的“陰謀論氛圍”其實就是某種諾斯底主義；這就像是巴布・狄倫的一首歌所唱的，有某種事情正在發生，但我們卻不知道是什麼。某種比我們更巨大的力量——政府、大企業、外星人、潛意識或許多後現代思想常說的“文化力量”——正在掌控我們的生活，這種被操縱的感覺很容易使人產生無力感，這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嚴峻的問題。這樣的無力感會衍生出一些不太好的影響，例如對“體制”的隨機暴力反抗或更常見的“躺平”。它可能會讓人變得憤世嫉俗或陷入虛無主義，後者往往因為認定“無物為真”而得出了“萬事皆允”的結論。它同時還助長了一些十分後現代主義的厭世心態，就像“去過，玩過，T恤也買過”（been there, done that, got the T-shirt）這句話便十足反映出了我們的厭世情結。正如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在幾十年前指出，現代人往往抱有一種他所謂的“無足輕重謬誤”（the fallacy of insignificance），亦即認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生活沒有意義，並且從長遠來看“你永遠贏不了”（註4）。這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心態，如果說本書有什麼目標，那大概就是要證明為什麼它是錯的。
飛躍
赫耳墨斯哲學的確與諾斯底教有一些共通之處。我們知道這兩個群體實際上確實知道彼此，因為1945年在埃及拿戈瑪第（Nag Hammadi）發現的著名“諾斯底經集”中就包含了一些赫耳墨斯主義文本（註5）。但兩者仍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有所分歧。赫耳墨斯主義者和諾斯底教徒一樣相信，他們最初是從一個自由、無限的精神世界墮落至這個充滿必然性與各種桎梏的有限世界。但與諾斯底教徒不同的是，他們並不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陷阱，也不覺得自己是它的囚徒。如同我們所看到，對赫耳墨斯主義者而言，人之所以從更高的精神世界落入這個充滿束縛與桎梏的時空世界，並不是因為邪惡或愚蠢的德謬歌，而是因為人深深愛著地球，地球也深深愛著人。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墜落其實不應該被像諾斯底教或猶太−基督教傳統那樣理解為“墮落”。它反而更像是一次跳躍，或者用丹麥宗教哲學家齊克果的話說是飛躍，興許是出於某種信念的飛躍。雖然我將在本書中介紹的一些思想家和哲學家確實認為人類的墮落是某種宇宙災難或錯誤導致的結果，但我認為我們也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是人自己決定要承擔這份巨大的責任與義務。
這就是赫耳墨斯哲學的觀點。當阿斯克勒庇俄斯問赫耳墨斯，為什麼人擁有雙重本質——即物質本質與精神本質——赫耳墨斯回答說，唯有如此人才能夠“在照看大地的同時不忘凝望天國”，他一邊“愛著自己腳下之物”，另一邊又被“自己頭上之物所愛”。當被問到人為什麼需要身體時，阿斯克勒庇俄斯自己回答說，身體是必要的，我們要有身體才能來好好照顧其它受造物。阿斯克勒庇俄斯告訴他的聽眾，知性為人創造了一個“有形的居所”，然後“將我們的雙重本質合而為一，使它們相輔相成，所以我們才能“既驚嘆和崇拜天國，又愛護與照看地上的萬物”（註6）。赫耳墨斯主義者並不認為人是因為某種宇宙災難或“失寵”才淪落至地球，也不是因為他被一個愚蠢又邪惡的神給囚禁，反而人是肩負著一項特殊的使命來到這裡。他——也就是我們——生在這個世上是有原因的。就像諾斯底教，赫耳墨斯主義中的人同樣也要與世界的束縛、物質和身體的陷阱、血肉的桎梏、宇宙的牢籠、主宰天命與命運的七大天球作鬥爭。但這麼做不是為了逃離世界，而是為了奪回我們應有的地位：重拾我們作為宇宙“守護者”應該負起的責任與義務。
在宇宙中卻不屬宇宙
但是，既然我們逃離地球或宇宙後就無法照顧它，反過來說要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就像其它事物一樣受制於它的律則、桎梏與約束，那麼我們同樣也無法好好照顧它。照顧意味著你身處在需要你照顧的東西之上或之外的某個位置，無論對象是孩子、寵物還是誰的公寓。假如我要照顧孩子，我就不能表現得像個孩子。或者我只能暫時地在玩耍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孩子，而在必要的時候就必須承擔起身為大人的責任。蘇菲派有一句名言，且其也曾出現在《聖經》中，它說我們應該“既在卻又不在世界中”。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固然無法避免痛苦、苦難、瑣事、虛偽、不公與其它世界上的惡事，但我們卻不必屈服於它們，雖然這可能很難做到。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正因為我們要照顧宇宙，所以才必須身處在宇宙之中——至少在身體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屬於它。這就是赫耳墨斯主義對人與世界的理解。人同樣是由構成世界的材料，即創世之前的“黑漿”組成的，但他卻同時擁有來自“更高世界”的材料，也就是心靈。所以，至少按照赫耳墨斯的說法，我們身在世界，卻不全然屬於世界。
這種我們身在宇宙中卻不屬於宇宙的觀念，對不熟悉赫耳墨斯主義的讀者來說或許很奇怪。儘管如此，它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為一些或多或少屬於西方主流知識界的重要思想家所認同。上個世紀初，現象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文化哲學家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和基督教存在主義者尼古拉・別爾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1874−1948）等不同的哲學家皆得出了一個類似的結論，雖然他們的思路非常不同。他們每一個人都對20世紀被稱為“哲學人類學”的哲學運動做出了貢獻，這是一種試圖從形上學的角度來解釋人的存在，超越既有的化約論、唯物主義的哲學。舍勒、卡西勒和別爾佳耶夫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要想僅憑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人的動物起源、人的身體構成或人所服從的機械性定律來解釋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他們都認為人的本質是充滿創造性的，人類的意識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維度、全新的世界，任何試圖將其簡化成物質定律的嘗試不僅僅注定失敗，並且只會產生出一個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的世界。
宇宙失憶症
對諾斯底教徒而言，我們是被困在一個邪惡物質宇宙中的靈性存在，我們只有逃出去才能獲救。對赫耳墨斯主義者而言，我們是肩負使命來到這裡的靈性存在，但我們卻忘記了自己的任務，我們只有想起它才能獲救。而且，如果我們是地球與宇宙的守護者這個想法是正確的，那麼這就不僅僅將是我們的救贖，甚至還是宇宙本身的救贖，而宇宙現在已身處在十分危急的境地。我們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睡著了，開始以為這個由時間、空間和物質組成的有限、充滿桎梏的世界，即我們熟悉的日常世界，就是唯一的現實。只要我們還沉浸在這場幻夢中，它就會繼續是真實的：它會繼續成為唯一的現實。按照主流的觀點——這是我們在這場夢中最難以破除的執念——我們只是這個廣闊無邊、對人類漠不關心的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塵埃，並且這個宇宙已經存在數十億年，所以說我們是宇宙的守護者的想法根本是癡人說夢。然而，有時我們仍會短暫地從夢中驚醒，當另一種生活與另一個世界的模糊記憶倏忽從我們的意識中閃過，我們突然以某種方式想起我們是誰、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一股巨大的神秘感籠罩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從昏睡中醒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時刻只不過是一種轉瞬即逝、不可思議的感覺，即使我們注意到它，也只會覺得它很“詭異”，然後轉頭就忘。可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卻深受它們的困擾，被它們投射在這個我們每天都必須面對的堅固、不變的世界上的不真實感，以及自己似乎忘了什麼很重要的事情的感覺所折磨。
20世紀70年代，我還是生活在紐澤西州的一個青少年，當時我閱讀了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的小說《地獄行記》（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1971），它對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小說中，人們發現有一個陌生人在泰晤士河堤岸附近遊蕩，這個人患有失憶症，並且滿口都是他在其它世界的冒險經歷。後來他被送進精神病院，那裡的醫生們為了“治好”他而對他進行一連串的藥物與電擊治療。整本小說不斷想要營造一種感覺，即雖然從我們日常的常識角度——也就是醫生的角度——來看，這個人毫無疑問是瘋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判斷他的話究竟是胡言亂語還是真實的記憶。他正在努力想回想起某種使命，彷彿他忘記了什麼很重要的事情，但醫生們的藥物和電擊只會讓他更難以回想起來。作為一個青春期的少年，我很容易會對主角產生同情，並將醫生視為“體制”的一分子，試圖逼迫他接受眼前的現實世界。直到幾年後我才知道原來它普遍被認為是一部諾斯底小說。我還記得小時候看過一本科幻漫畫，內容是主角要揪出所有可能潛伏在地球上的外星人。他的所有線索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只有一條例外，當他循著這條線索深入追查，結果發現原來外星人就是他自己。那時我並不明白我正在閱讀的實際上就是一種赫耳墨斯主義版的人論，當然我後來發現了——而且還寫了一本書——有時大眾文化反而才是傳播被某些“高檔”文化斥為無稽之談的思想的最好管道（註7）。
修復宇宙
就在寫到人類作為宇宙的守護者這一角色時，我想到了其它靈性傳統中的類似觀念。不同的傳統對守護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傳統從更主動、更具創造性的角度來理解它。人在這些傳統中不只被看作是守護者，而且還在一個更為被動的意義上已經完成、實現、結束了他被託付要看管的東西，就像博物館的託保人或館長。人被看作是宇宙的共同創造者，我曾在其它本書中探討過這個想法，尤其是我寫的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傳記（註8）。在有些傳統中，人甚至被認為是修復者，要負責糾正上帝——或其他存在——在創造宇宙時所犯下的過錯。
例如，在猶太神秘傳統卡巴拉中有一個概念叫tikkun，它通常被翻譯為“修復”。在猶太傳統中，就像基督教一樣，上帝通常被視為全知全能的存在，但是盧利亞卡巴拉傳統卻有不同的看法，其源自於16世紀的偉大卡巴拉學家以撒・盧利亞（Isaac Luria，1534−1572）。根據盧利亞的說法，上帝在創造世界時出了點差池，祂創造人就是為了糾正自己的錯誤，修復祂意外造成的損害。這顯然賦予了人類十分崇高的地位，但有些卡巴拉詮釋者甚至走得更遠，認為上帝是不自覺地犯下了這個宇宙錯誤，所以祂不得不創造人，只有這樣祂的創造才能夠完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上帝犯下了一個佛洛伊德式的失誤，就像我們不小心將雨傘留在我們其實想再去拜訪的房子，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原來有這種想法。根據這種解釋，上帝有一個祂自己也不知道的“黑暗面”，存在於一切受造物中的裂痕與縫隙就是祂的潛意識所導致的，因此祂不得不創造人來修復這個錯誤。
這種將人視為“修補匠”的想法也是18世紀法國神秘哲學家路易斯・克勞德・德・聖馬丁（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1743−1803）的核心思想，他在生前素有“無名哲學家”之名，因為他習慣用化名寫作。聖馬丁認為，“人的職責不同於其它物質生命，因為人是為了修復宇宙而生。”聖馬丁的思想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神秘主義，但他與卡巴拉的修復說、赫耳墨斯主義一樣，都相信人在創世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確實，對聖馬丁來說，人就是宇宙的全部目的、宇宙奧秘的解答甚至是宇宙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在某些方面，聖馬丁和其他抱有類似觀點的神秘主義思想家，例如18世紀的瑞典科學家、宗教思想家伊曼紐爾・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似乎預見了一些當代的科學思想，這些思想認為宇宙被設計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孕育出像我們這樣的智慧生命，這就是俗稱的“人擇宇宙學原理”。
無足輕重謬誤
然而，早在兩個世紀以前，聖馬丁就已經注意到人們經常會有一種以為自己無足輕重的錯覺。事實上，我第一次接觸到聖馬丁的思想就是科林・威爾森的《人的地位》（The Stature of Man，1959），他在這本探討現代文學中的“英雄消失”的書中對“無足輕重謬誤”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註9）。威爾森在這本書的一開頭就引用聖馬丁的話：
“...他們否認地球和宇宙的一切都是為了人而存在，他們自以為這叫做謙虛，覺得承認這樣的想法就是大不敬。但是他們卻不以懶惰和懦弱為恥，這便是這種裝模作樣的謙虛造成的結果。我們之所以不願承認自己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恰恰是因為這意味著要承擔起巨大的責任，於是我們寧可放棄自己的地位與權利，也不願面對伴隨它們而來的義務。”
“在哪裡呢，”聖馬丁問道：“那個將帶領我們走出由這些變相的自負、虛偽的謙虛築成的礁石的舵手？”這樣的舵手究竟在哪裡呢？本書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找出一條既不是斯庫拉（Scylla）也不是卡布律狄斯（Carybdis）的路*。但是，如果說連聖馬丁時代的人們都在想方設法逃避自己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的事實，那麼今日的人們肯定只會更加如此。今天，任何認為我們很“特別”、我們很重要或在某種程度上是宇宙中心的想法——更不用說宇宙是為了我們而存在——都會招致無情的取笑或你以為自己是哪根蔥的指責，取決於你說話的對象是誰。然而，相信我們都過分低估自己的並不只有神秘哲學家。威爾森的《人的地位》的其中一位讀者是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他提出過最有名的概念是“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其據馬斯洛的解釋是大多數心理健康的正常人應該都曾體驗過的那種突如其來、難以解釋的狂喜經驗。馬斯洛的另一個概念也與威爾森對現代文化中的英雄消失的擔憂不約而同，他稱之為“約拿情結”（Jonah complex），取自《聖經》中的那位試圖逃避上帝旨意的先知。馬斯洛曾經問他的學生，他們是否相信自己將來能成就一番事業，為心理學或社會做出貢獻。結果所有學生都沒有自信，沒人肯舉手。馬斯洛看著他們說：“好吧，那如果不是你，而是別人的話呢？”馬斯洛發現，我們總是覺得別人更可能成功、更有創造力、更優秀、更出色，反而覺得對自己抱有這樣的期望是一種自負或太看得起自己，因此當然應該引以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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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庫拉和卡布律狄斯皆為希臘神話中的海妖，後來衍生出“二害相權取其輕”之意——譯註
然而，這種謙虛其實就跟聖馬丁在他的同時代人身上看見的一樣虛偽，而且它實際上是一種不願面對我們更高、更好的自我的逃避心態。馬斯洛認識到，誠然對失敗的恐懼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我們同時卻也有“對成功的恐懼”，我們害怕真的發揮出自己全部的潛力，害怕隨之而來的責任與義務，也害怕我們的成功會招致別人的眼紅。就像約拿一樣，我們希望避免任何會使我們顯得與眾不同的責任。我們只想逃避，甘當烏合之眾。但是，怯懦就跟其它任何神經症一樣，根據馬斯洛的說法，阻礙了我們的“自我實現”，馬斯洛說只有完成了這個過程，我們才能成為“完全的人”。
完全的人還是卑微的人？
但就如聖馬丁在兩個世紀前觀察到的，我們大多數人都寧可不要成為“完全的人”。我們覺得自己反正渺小無比，本來就該是“卑微的人”，把軟弱、昏愚、平庸當成理所當然，認為只要滿足馬斯洛所說的“欠缺需求”就夠了，也就是我們對三個S的渴望：安全（security）、性慾（sex）和自尊（self-esteem）。成為“完全的人”意味著一種存在主義式的貴族義務，它要求我們必須用一套崇高的標準、目標和價值觀來衡量我們與我們的行為。如果我們像大多數人那樣乖乖做個“卑微的人”，那反而不用這麼辛苦。我們只想要庸碌無為、“隨波逐流”，畢竟所謂的“平凡人”不就是這樣嗎。但平凡真的有那麼值得嚮往嗎？如果聖馬丁和馬斯洛是對的，平凡人肯定不足以承擔人類真正應該肩負的完整責任。
我們唯恐成為“完全的人”不僅是出於我們的不情願與恐懼，更是因為這與我們的意識形態氛圍、與今日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一方面，科學告訴我們宇宙是如此廣大又古老，我們的存在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從這種信念衍生出來的哲學有一些有趣的追隨者，包括恐怖小說家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1890−1937）和當代社會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科學還告訴我們就連宇宙也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一次毫無意義的意外爆炸的產物，最終不止所有生命都會滅絕，它自己也要化為無盡的虛空。假如這還不夠糟糕，科學甚至試圖說服我們，我們同樣也是這個毫無意義的過程的產物，而不是什麼宇宙之謎的解答，我們的存在沒有任何意義可言。
黏菌和長頸鹿
並不是只有科學才反對人類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特殊性的觀點。近年來，由於生態危機、自然資源流失、全球暖化及其它環境問題日趨惡化，這使得有些人在心痛之下開始質疑人類才不是宇宙的守護者，反而是地球上的禍害。他們認為《聖經》賦予人類管理自然的權力，早已被我們當成了貪婪剝削自然的特許權狀。矛盾的是，也正是聲稱我們只是一個偶然產生的宇宙中的偶然產物的科學，給予了我們履行《聖經》的訓令並成為世界的主人所需要的技術。最諷刺的是，在我們這個世俗的時代，人一下連塵埃都不如，一下卻又貴為萬物之靈。然而，許多心心念念要保護自然的人都認為，技術正在讓人類慢慢殺死地球母親，並使我們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動物。他們堅持我們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護地球，而做到這一點最好的方法——有些人相信是唯一的方法——便是讓人類“回歸自然”，認識到他並不比黏菌或長頸鹿要更好或更重要，而他對此提出的任何異議則正是導致一切問題產生的根源。
雖然我並不討厭黏菌或長頸鹿，但這種“生物中心主義”的觀點卻也有它的問題。如果赫耳墨斯、卡巴拉、聖馬丁及其他人的說法是對的，那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很危險的。按照他們的說法，我們拯救地球——也就是拯救宇宙——的唯一方法就是認清我們不僅僅屬於自然、不僅僅屬於動物，然後勇於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不說別的，光是沒有其他任何動物會想要拯救地球的這一事實就值得我們深思）。放棄我們的人性並擁抱獸性——當然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永遠不可能徹底變成那樣——實際上就是在放棄亡羊補牢的機會。究竟是什麼使我們有別於其它萬物，以及我們與宇宙的關係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希望在本書中解答的問題。奇怪的是，我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科學其實在很多地方都與赫耳墨斯主義的觀點不謀而合，即人類是存在之謎的解答、宇宙的共同創造者，儘管這種更加樂觀的態度經常被另一種更為悲觀的態度給掩蓋，即我們只是毫無意義、漫無目的的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塵埃。
自以為是？
如前所說，認為我們在宇宙中有任何一丁點地位無疑是一個大膽的想法，對許多人而言甚至太出格了。我必須坦承，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就連我也不止一次想過“哦拜託，這會不會太扯了？”，想把整個書稿撕得稀巴爛。有些讀者或許會覺得這種觀點只是我們根深蒂固的自我重要感在作祟，只是我們想要繼續欺騙自己是萬物之靈，欺騙自己比其他受造物要更優越，而不是黑暗宇宙中的塵埃。我在這裡向各位讀者保證，我完全不是這樣想的，我和他們一樣鄙視這種可笑的自以為是。雖說我確實認為我們患有一種宇宙性的自信心缺乏綜合症，而且我們的自我形象也不太好，但我寫這本書的目的絕不是為了吹捧我們有多棒，或是鼓勵大家互相拍馬屁。我當然對懸掛橫幅慶祝我們的優越不感興趣，儘管我同意馬斯洛、威爾森和我後面將會介紹的其他作家和思想家的觀點，即我們一直在以錯誤的方式看待自己，這導致了mea culpa's（都是我不好）的心態變得太過氾濫，使我們難以對自己抱有信心與肯定。我的目標是要在自我膨脹與聖馬丁所說的那種只是為了逃避責任的虛偽謙虛之間找到一條出路。過往曾有無數的舵手在這些看不見的礁石上擱淺，所以我很期待在穿越它們之後，前方究竟會有什麼在等待我們。
本書大綱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將試著梳理各種不同的將我們視為宇宙守護者的觀點、它對我們的生活意味著什麼，以及如果有的話，我們可以為此做些什麼。我將從主張我們同時屬於兩個世界的赫耳墨斯主義出發，其認為人類是一個微觀世界，亦即“小宇宙”。這是神秘學這個“非主流傳統”中的一個老生常談的觀點，不過根據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我們的大腦結構似乎可以證實這個想法並非空穴來風。也許我們在自己“墮落”之前來自的“另一個世界”，我們總是對它抱有一種朦朧而持久的記憶以及無比的懷念，其實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另一種意識狀態，但我們在演化的過程中逐漸遺忘了它，這可能是我們今天所必須面對的一個危險。我將從這個角度來探究我們的宇宙守護者身份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我們與社會及自然的關係。鑒於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不確定性，大多數人應該都會同意修復宇宙是一件重要的事，事實也的確如此。思索我們在宇宙和其它意識狀態中的地位與意義可能會很令人興奮且有趣，但如果它們不能促使我們的生活發生實質的改變，那它們就終究只是愉快的白日夢，甚至會反過來讓我們更不想面對現實。套赫耳墨斯的話，我們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
史威登堡可以說是最腳踏實地的靈性思想家之一，他曾提醒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行汝所知之善”，拯救宇宙就必須從平凡無奇的小事開始做起。然後我將依循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研究今天的社會，我將檢視是否有證據顯示我們可能正在超越對尊重的需求，開始往更具創造性的方向，也就是成為“完全的人”邁進，還有這又會如何與馬克斯・舍勒的“價值層次”理論產生關聯。通過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Fechner）、歌德及其他人的思想，我將探索我們能夠怎樣更好地理解我們與一個活生生的自然的關係，同時又不失去我們作為充滿創造性的守護者的獨立性。但是，固然我們可以稱之為“腳踏實地”的守護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固然我們都需要認識到這個被託付給我們照顧的世界是多麼可貴，但我們千萬不該忘記我們還有另一種形式的責任在身，而這個責任就確實需要“放飛思緒”了。
正如我在拙作《意識：不為人知的故事》（A Secret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2003）中所做的那樣，在本書中我將探索我們的心靈是如何參與創造出眼前這個引起我們注意與關心的世界。無論從哪一種角度來看——量子力學、神經科學、現象學、語言哲學——越來越清楚的是，我們生活的宇宙實際上是一個“互滲式”的宇宙，精神與物質、內在與外在世界並不像我們習慣認為的是截然不同且互相對立的現實，而是同一個現實的不同側面。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隔閡其實並不如我們過往所以為的那樣堅不可摧，這一點在今天已被越來越多發現給印證。所以，我們的內在世界並不只是一座座有意識的孤島，漂浮在死氣沉沉的物質汪洋之中，而它既不知道也不會對它們產生任何影響。
透過某種奇怪的、難以解釋的方式，我們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實際上一直在彼此互滲，一些比較不那麼現代、更“原始”一點的族群至今仍保有這種互滲，而我們只會將其視為無稽之談。共時性，亦即那些奇怪而有意義的巧合，使我們內在世界中的某些想法或感覺突然與外在世界的事件和超自然體驗產生共鳴，便是這種互滲的展現方式，但並不是唯一一種。就像我過去寫過的其它本書，本書秉持著一個觀點，那就是在我們演化的早期階段，人類的意識曾經更加“嵌入”在自然之中，就像今天的動物一樣，那時的我們並不會像今天這樣對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進行涇渭分明的劃分，而是任何兩者自由流動。事實上，我們現在所感受的這種與自然的分離可以被看作是我們的“墮落”帶來的結果，只不過不是從天上的樂園，而是從我們遙遠的過去墮落。
但如果墮落其實是一種飛躍，我相信是大自然故意將我們從她溫暖的懷抱中推出，就像鳥媽媽將幼雛推出巢穴，好讓牠們展翅翱翔。我們從演化過程中的某一刻開始意識到自己與世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可以說，人類和宇宙就是從那時起才“誕生”。正如榮格最重要的學生之一、本人也是一位開創性思想家的瑪麗・露易絲・馮・弗蘭茲（Marie- Louise Von Franz）指出，大部分的創世神話實際上都是對意識從無意識的、未分化的混沌中升起的隱喻。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回歸自然”就會是最違反自然的選擇，因為它完全違背了大自然的本意。
我相信大自然、世界、宇宙之所以要讓我們與其自身分離，為的就是要透過我們來認識自己。正是透過這種方式，透過我們不斷增進的意識，創造的工作才得以完成，或至少是繼續下去。按照幾位“互滲論”思想家的觀點，我相信我們如今的演化目標便是要重拾互滲這種體驗及其所帶來的一切，同時又不失去我們自我意識的獨立性，它使我們得以擁有自由意志並進行各種創造性的行為，而這正是我們與宇宙融為一體的祖先所缺乏的東西。所以，我們的任務是要變得更有意識，而不是放棄意識，這意味著我們要勇敢直面與世界的分離感，然後克服它。
孤立、疏離，感覺在宇宙中無依無靠，套我前面舉的母鳥比喻，這樣的處境自然會讓我們只想回到鳥巢裡去。但是，即便回到鳥巢可能很令人愉悅且幸福——更何況人類已經發明出許許多多的娛樂來擺脫自己的重負——這終究只是在推卸我們作為守護者的責任。我們無法回到演化的早期階段，就像我們無法返老還童。我們同樣也不能甘於現狀。我想在這個宇宙中，停滯只不過是死亡的另一種說法。我們必須勇敢朝著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說的“未知之域”前進。我們的守護工作將會從那裡開始進入一個更加變化莫測的領域，我會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探討它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屆時，我們將不再只是看守一個既已形成的宇宙，也不是修復一個不合格的工匠留下的裂痕與縫隙，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在最後一章中，我將討論這可能性意味著什麼，又為什麼意識忽然誕生——至少從唯物主義科學的角度來看——在一顆渺小星球上的渺小生物中的這一事實，會成為拯救宇宙本身免遭遺忘的關鍵。至少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這種遺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拯救地球？是的，我們當然應該拯救地球。但何必止步於此？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趁著還有機會的時候去拯救宇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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