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守護者（1）另一面

起初，一切始於溢出。至少根據薩法德（Safed）的偉大卡巴拉主義者以撒・盧利亞的說法是這樣，他生活在16世紀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至於這個“溢出”是什麼意思稍後會解釋。卡巴拉是希伯來語，其字面的意思是“接受”，它是猶太教的一種神秘傳統。就像《赫耳墨斯文集》一樣，卡巴拉試圖闡明宇宙的本質與人類在其中的地位，據說這些答案被以秘密或秘傳教誨的形式隱藏在《妥拉》的公開或顯白教誨背後。卡巴拉最著名的形象是Otz Chiim−生命之樹，它是對創造世界的神聖能量的象徵性描述，其總共有十個質點（sephiroth）或“容器”，在大眾神秘學中它幾乎與塔羅牌一樣流行，並經常被認為與後者有某種關聯；不過如同大多數猶太學者所指出，這似乎是錯誤的。卡巴拉的核心是要解釋受造的、有限的物質宇宙與其無限的、無形的萬有之源之間的關係，這個萬有之源又被稱作Ein-Sof，意思是“無限”或“無垠”。這是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否定存在”的領域或維度，因為它是一種完全超出我們有限的心靈理解的實相，而不僅僅是單純的虛空。無限界與我們通常所熟悉的現實是如此“不同”，以至於根本無法對它做出任何肯定性的描述。因為按照定義，任何對它的肯定性描述都是在框限它，而它的本質卻又是無限的，因此任何描述都沒有意義。

這種否定一切存在的存在也可見於其它靈性傳統中。印度教有Neti-Neti（“非此非彼”）、佛教有sunyatta或“空”、諾斯底教有Pleroma（豐溢界）。甚至連在基督教信仰中都有它的影子。西方基督教從6世紀開始採用的《亞他那修信經》就宣稱聖父、聖子與聖靈都是“非受造”且“無限”的，而《聖經》亦曾不止一次告訴我們，上帝“既無身子也無肢體”。這同樣也是埃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的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的基礎，它影響了雅各・波姆（Jacob Boehm）在他的煉金術著作中提出的“始基”（Ungrund）、馬丁・海德格的“基礎存在論”中的“本無”（Nichts）或“絕對虛無”，以及海德格的哲學前輩黑格爾的複雜辯證法。在科學中同樣有一個類似但沒有那麼精神性的概念，也就是科學家經常談論的大爆炸“之前”的存在。我把“之前”加引號是因為根據大多數人的觀點，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大爆炸之前，總之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謎。我們的日常現實背後隱藏著一種未顯化出來的秩序，這被物理學家大衛・玻姆（David Bohm）稱之為“隱卷序”。這個概念還有其它許許多多表達方式，但我想舉出這些應該就夠了。

正如赫耳墨斯主義的教誨相傳是在亙古以前被賜給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傳說卡巴拉的教義也是“太初”之時亞當在伊甸園中領受的，但就像《赫耳墨斯文集》，它其實還是有一個更具體的形成時間。從歷史上來看，卡巴拉最早出現在12−13世紀的西班牙與法國南部，其源自於更早以前的猶太神秘主義，例如梅爾卡巴（Merkabah）神秘主義，它的意思是“寶座”或“戰車”，這是取自《以西結書》中的飛天戰車異象。《光輝之書》（Zohar）是最重要的卡巴拉文獻之一，相傳它是在1286年由生活在13世紀的西班牙卡巴拉學家摩西・德・萊昂（Moses de León）所發現。萊昂聲稱這本書是2世紀擅長行奇蹟的以色列拉比西門・巴・約海（Shimon Bar Yohai）所撰，但今天的學者大多傾向它是出自萊昂本人之手。儘管卡巴拉被主流猶太教斥為異端邪說，但它卻是哈西迪猶太教的核心，後者是一個非常強調狂喜體驗的教派。

以撒・盧利亞

以撒・盧利亞被譽為“現代卡巴拉之父”，而我們現在就要來了解他是如何詮釋這個神秘傳統。根據傳說，有一天以撒的父親，他是一個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正在耶路撒冷（以撒出生在這裡）的一間猶太會堂中研讀經文，這時先知以利亞突然現身在他的面前。以利亞告訴他，將來的他兒子會從klipoth（字面意思是“殼”，也可以理解為邪惡的力量）中拯救以色列人，並使忠實的信徒獲得tikkun（“修復”），然後他還會解開《妥拉》與《光輝之書》中的奧秘。這個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它很好地總結了盧利亞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的成就。

盧利亞從二十二歲的時候開始研讀《光輝之書》，這本典籍是直到最近才終於正式印刷出版。然後他成為了一名隱士，在尼羅河河畔的一間小屋住了七年。在那段日子裡，他只有在安息日時才會與家人見面（他當時已經結婚），並立下誓言除非必要否則絕不開口說話，就是對他的妻子亦不例外。傳說以利亞曾不止一次在他隱修的時候前來拜訪，教導他各種奧秘。

1570年，盧利亞在薩法德拜卡巴拉學家摩西・科多韋羅（Moses Cordovero，1522−1570）為師，他是《石榴園》（Pardes Rimonin）的作者，這部作品試圖系統性的闡述卡巴拉哲學，並將其與過往的其它教誨聯繫起來，好把它們整合成一個連貫的體系。《石榴園》是一部非常經典且重要的作品，它的基本思想後來也被盧利亞所繼承。盧利亞接受科多韋羅教導的時間很短，因為沒有幾個月科多韋羅就因病去世，而他的學生們也紛紛開始尋找新的老師。盧利亞很快便成為眾人一致認可的老師。以利亞的預言，無論它是真是假，似乎確實在慢慢應驗，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中，盧利亞也開始對過去的啟示文學進行重新詮釋。

盧利亞本人著述不多。他的文學成就包括了幾首詩，但他的思想在死後被其弟子查伊姆・維塔爾（Chayyim Vital，1543−1620）進一步發揚光大，他就像是盧利亞這位蘇格拉底的柏拉圖，負責記下他生前講課的內容並整理成冊，這才有了總共八卷的《生命之樹》（Otz Chiim）。多虧了維塔爾，盧利亞的思想才得以對後世產生巨大的影響。

大收縮

盧利亞之所以決定要重新詮釋卡巴拉是因為他發現有些最基本的問題很難解釋，例如上帝或無限界究竟是如何創造出像我們現在這個有限的世界（一個類似且有些關聯的難題是，全善的上帝為何會創造出一個遍地邪惡的世界）。對此，盧利亞的回答很巧妙。盧利亞提出了一個概念叫tzimtzum，它的意思是“隱藏”或“收縮”（註1）。根據盧利亞的說法，為了創造我們的世界——即宇宙——上帝不得不從其自身的無限存在中“倒退”或“收縮”，好在自己的身上開出一個“洞”，如此一來才能騰出一個虛空或空白的空間。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宇宙就是上帝身上的一個洞。由於我們的宇宙按照目前的計算是非常巨大——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它到底有多大——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卡巴拉主義者會認為試圖掌握無限界的全貌是白費力氣。

經過大收縮的過程而產生出來的虛空就是原人亞當（Adam Kadmon），也就是太初之人。這種關於人類的原型就是宇宙的化身的觀念，也同樣出現在其它靈性傳統。舉例來說，史威登堡談到了巨人（Grand Man），這個想法在與他同時代的追隨者威廉・布萊克（1757−1827）那裡變成了“人的神形”（Human Form Divine）。印度《吠陀經》中有普魯沙（Purusha）或“宇宙巨人”，據說這個世界是從他的血肉中誕生。這種觀念的重點在於它認為宇宙本身是按照人的形狀或形式所造，這可以說是我們今天俗稱的人擇宇宙學原理的一種非常樸素的形式，如前所述，該原理主張宇宙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讓智慧生命誕生而設計的。

從原人亞當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中散發出了閃耀的光芒，那是神聖創造力的外溢。這些外溢出來的神聖創造力形成了質點或容器，它們被創造出來的目的是要盛裝這些能量與二十二個希伯來字母，它們就是神聖的otiyot yesod，或者說創造萬物的精神“基石”（就像希臘哲學家、神秘主義者畢達哥拉斯相信萬物皆數，卡巴拉主義者也認為萬物其實都是由希伯來字母構成的）。與許多靈性傳統相同，在卡巴拉中，文字和語言具有神秘的力量，這便是為什麼永遠不能直接唸誦上帝的真名；反之，它只能被以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YHVH或最常見的耶和華來表示。卡巴拉告訴我們，一旦上帝的真名被說出，世界就會在剎那間毀滅。

容器的破裂

無限界為了創造世界而造出容器試圖承載神聖的能量與原型，結果卻出了意外。就像變壓器不能承受超出負荷的電流，質點也無法負荷直接注入它們的強大能量。於是，shevirat-ha-kelim−“容器的破裂”發生了（kelim是另一個用來表示容器的詞彙）。由於這場宇宙災難的發生，這些容器變得破碎不堪，神聖能量因而四散在虛空中。根據其中一種版本的說法，神聖能量就好比是從天國流出的水，而這些容器的容量卻不足以盛裝它們，於是它們開始溢出到外面，導致了字面上的“聖誕”（holy mess）。這就是本章一開始描述的場景。那些本來神聖的字母也因此變成了亂七八糟的囈語。本來沒有隙縫的虛空開始龜裂，曾經統一的神聖力量分化成陽性和陰性，同時也造成上帝與原人之間的分裂。套上個世紀的偉大猶太學者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話，在容器的破裂發生之後，“一切都變得東倒西歪”且“所有事物都跑到了錯誤的地方”。這個錯誤的地方就是我們的世界。

神聖之光的火花跟著破裂的容器碎片一同墜入了無疆黑暗，它很像是《赫耳墨斯文集》描述的黑漿。它們就這樣滾落入Sitra Achra−“另一面”——亦即我們現在的宇宙——這些碎片聚集在一起形成的表面或外殼被稱作黑暗碎片（klipoth），它是與質點相對立的力量，相當於卡巴拉版本的反物質（它們被稱為表面或外殼是因為它們內部是中空的）。容器破裂造成的結果是無限界最初計劃要按照最崇高的原則——美麗、愛、仁慈、智慧、知識——來創造的世界，現在卻被站在它們對立面的邪惡力量腐蝕了。從本來雌雄同體的原人身上分裂出來的我們同樣無法倖免於難。我們的體內也有構成宇宙的黑暗碎片，所以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在這裡，作為男性或女性，被困在“另一面”。所以，我們的世界才會充滿痛苦、苦難、謊言、衝突以及其它種種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罪惡。

修復

這種令人沮喪的處境實在很難不叫人聯想起諾斯底教的觀點，其認為我們都被困在一個由痴愚之神所創造的邪惡世界中。但是，如同《赫耳墨斯文集》所指出，我們仍然有希望。盧利亞敘述的這充滿戲劇性的創世神話以及隨後發生的宇宙災難，簡直就像是憤世忌俗者的終極妄想——或噩夢——前提是如果真的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亡羊補牢的話。人類在這一點上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如果說在赫耳墨斯主義的創世神話中我們是世界的守護者，那麼在盧利亞卡巴拉主義中我們就是宇宙的修復者，我們的使命是要清理神聖能量外溢造成的混亂。雖然我們的體內有黑暗碎片，不過就像《赫耳墨斯文集》所說的那樣，我們同時也有擁有神聖火花。事實上，世間萬物皆蘊含著神聖火花。人類的責任是要通過盧利亞稱之為tikkun或“修復”的過程來從黑暗碎片中netzotzim（釋放火花）。我們要透過這種方式來重新拼湊破碎的質點，修復對立的力量之間的裂痕，讓被分化成男性和女性的兩面重新合而為一、重歸於上帝。

德國猶太文化哲學家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用一種充滿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角度來理解卡巴拉。他在自己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歷史的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註2）這個概念。本雅明告訴我們，歷史在我們看來只是一連串獨立的事件，但是在天使的眼裡卻是“一場不斷在舊廢墟上面築起新廢墟的災難”。這場“災難”就是容器的破裂造成的結果，它的餘波不斷在歷史中迴盪，迴盪在這裡，迴盪在另一面。本雅明幻想著一種馬克思式的救贖來拯救世界，並使“破碎分裂的一切恢復原狀”。然而，他自己最終卻在自知難逃納粹追捕的情況下，出於絕望而自殺了（註3）。

盧利亞和追隨他的卡巴拉主義者們都相信我們可以扭轉這場災難，並將被毀壞的一切恢復原狀。但他並不像本雅明那樣期盼某種彌賽亞事件——可以是一場革命，甚至是上帝的親自介入——來阻止新的廢墟繼續築起（註4）。他提出的是一種更著重於個人層面的方法。他相信我們在生活中一定都會遇見那些被困住的火花，不管它們是被困在人類、自然還是無機物中，我們要做的就是釋放它們，反過來說我們身上的火花也可能會因此獲得釋放。然後我們將透過這種方式來慢慢地“修復”宇宙。但同樣的，我們如果未能好好完成修復，就只會讓世界變得更加混亂。所以，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當代的卡巴拉學者桑福德・德羅布（Sanford L. Drob）寫道：“破碎的容器是否能被順利修復，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人類決定怎麼做。”（註5）如前所述，有些卡巴拉主義者認為上帝或無限界是故意打碎容器，為的就是要讓人類去修復它們。但在盧利亞卡巴拉中，我們的任務並不僅僅是修復。“從黑暗碎片中釋放的神聖火花，”德羅布寫道：“要被歸還給上帝，重建男性與女性神聖能量的和諧，人類參與這個創造與修復世界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在幫助上帝找回祂全部的力量。”（註6）所以我們不僅被賦予了拯救宇宙的責任，就像前面說的，我們甚至還要拯救神。

世界真是大大大

我們後面會再回來談論修復的概念，以及我們該如何整頓陷入一團混亂的宇宙。現在，讓我們來好好認識一下那個被開在上帝身上的、名為宇宙的大洞。這個“另一面”到底是個怎樣的一面呢？

雖然讀者可能會被接下來要出現的一堆數字搞得頭昏腦脹，但還是請容我稍微分享一些關於這個被我們當作家的地方的基本事實和數據吧。根據目前的估計，可觀測的宇宙似乎是一個直徑約九百三十二億光年的球體；所以它的半經約為四百六十六億光年。我們知道，一光年就是光在一年內可以行走多遠的距離。光以每秒十八萬六千英里的速度傳播，故一光年相當於六兆英里，或差不多十兆公里。一兆意味著1後面有十二個0。六兆乘以九百三十億就是我們的可觀測宇宙以英里為單位的直徑，也就是558後面再加上二十個0（註7）。我說“可觀測”是因為儘管我們通過哈伯望遠鏡及其它先進望遠鏡觀測到的宇宙已經很大，但根據研究其恐怕仍只是整個宇宙的小小一隅而已。當然這是假設有一個“完整”的宇宙存在，即我們可以用某種方式來將它看作是一個單一、明確的整體，這個命題本身其實就包含著令人暈頭轉向的邏輯問題（註8）。我們不知道我們無法觀察到的宇宙是否有盡頭，還是它們只會繼續無止盡延伸下去，這兩個命題對我們來說就像是無限界一樣，根本無從想像。

為什麼會有“可觀測”又有“不可觀測”的宇宙這說來話長，總之我們可以說目前有理由相信宇宙中應該存在某些距離我們極為遙遠、且正以飛快的速度遠離我們的物體——眾所周知，宇宙一直在膨脹——所以它們的光永遠來不及抵達我們這裡。這不是我們的科學儀器不夠先進的問題。時間與空間本身的限制，以及大爆炸所產生的條件都注定了我們永遠無法觀測到這些物體。艾倫・古斯（Alan Guth）的“宇宙暴漲”理論對宇宙的實際大小提供了一個估計，這個數字是可觀測宇宙的10^23倍。我並不打算把它以數字0的方式列出來，這只會讓讀者看到眼睛脫窗。可以追溯到艾薩克・牛頓的“宇宙學原理”告訴我們，在宇宙中並沒有哪一個位置是特別的，意思是不管從哪一個點、哪一個方向去看，宇宙應該都是差不多的模樣。鑒於“可觀測”宇宙的概念無論從哪一個點出發都成立——它衡量的不是宇宙的大小，而是從任何一個點出發可以觀察到多少範圍的宇宙——以及在“觀察屏障”之外似乎還存在著更大的宇宙，這似乎會使我們對上帝的古老定義“一個圓心無所不在、圓周永無止盡的圓”產生全新的理解。我們每個人都是可觀測宇宙的中心，即使我們走到距離它邊緣一半的距離，我們依然還是可觀測宇宙的中心。唯一會發生變化的只有我們現在觀測到的是哪一部分的宇宙。

可觀測宇宙中有多少恆星按估計是3−100x10^22不等，或30x10^21到1x10^24之間，而星系的數量粗估有八十億至兩千億個。當然，這仍然只佔整個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恆星與星系的一小部分。迄今為止我們在可觀測宇宙中發現的最大物體是俗稱的“長城”，它是一大片星系或星系鏈，又被稱為“大尺度纖維結構”，其長度超過五億光年、寬度超過兩億光年。史隆長城（Sloan Great Wall）就是一個超級巨大的纖維結構，它的名字是源於理查德・戈特三世（J. Richard Gott III）和馬里奧・尤里奇（Mario Juric）在2003年使用的史隆數位巡天計畫的望遠鏡數據。它有足足十三億又七千萬光年長，是銀河長城的兩倍之多。另一個大尺度纖維結構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新發現的小球（Newfound Blob），它是一團由星系、超星系團（小星系群）和巨大的氣泡組成的星雲，長度約兩億光年。然後還有所謂的巨引源（Great Attractor），這是一種大型物體，尺寸約一億五千萬光年，就是它在不斷拖曳著我們的銀河系和其它“本星系群”——包括距離銀河系最近的仙女座星系——以每小時四百英里的速度奔向獅子座（註9）。目前在宇宙中還沒有發現比它們更大的結構，這導致了一個被稱為“浩瀚界限”（the end of greatness）的謎題產生，它與本書前面曾提到的“無足輕重謬誤”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這些巨大物體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空洞”（void），這是宇宙中沒有任何星系佔據的空間，宛如一望無際的空地。大型的空洞被稱作“超空洞”，剛巧佔據在空洞中的星系則被稱作“空洞星系”。它們就像是宇宙中的隱士，在看似空曠的空間中孤獨地生活。大部分的星系顯然都更群居，並以團狀、纖維狀、壁狀或片狀的形式連在一起。我說空洞星系位於什麼都沒有的空間中，但這其實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最新的研究發現乍看空曠的宇宙實際上依然充滿了所謂的“暗物質”，如前所說，它很像是赫耳墨斯主義的創世神話中提到的“黑漿”。目前我們尚不清楚暗物質究竟是什麼，但看來宇宙中到處都有暗物質。事實上，可觀測宇宙中的所有物質和能量僅佔其總質量的5%；至於其它95%去了哪裡沒人知道。暗物質、“暗能量”以及同樣神秘的“虛無能量”（power of nothing）似乎印證了密契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嘮叨的話：無論是否可被觀察，宇宙中始終充斥著看不見（“神秘”）的力量（註10）。

無中生有的大爆炸

宇宙不但很大，還很古老。最新的估計是宇宙的歷史有一百三十七億又五千萬年，雖然也有人主張是一百五十億年。宇宙源自於所謂的大爆炸，它是現代宇宙學的聖杯，縱然有些物理學家對這個理論並不買單。不管到底可不可靠，奇怪的是在至少三種不同的創世神話中——科學的、印度教的和基督教的，或許還有更多——聲音都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約翰福音》說“太初有道（Word）”，印度教說太初有唵（Om），這是一個神聖而神秘的音節。我們現代人則相信一切始於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爆炸。這好像也不能說錯，畢竟容器的確是爆開了。

儘管目前的理論可以一路推算回大爆炸發生後的10−37秒——這是一段根本無法想像的時間，而且我們還被告知在大爆炸之前並不存在所謂的空間——至今我們仍不清楚是什麼導致了大爆炸。即使科學家常說我們正在接近“宇宙的秘密”——看看最近發現的希格斯粒子引起的轟動吧——但大爆炸到底為什麼發生卻依舊眾說紛紜（註11）。如果我們提出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比如大爆炸之前有什麼，科學家們只會搖搖頭說這是錯誤的提問，因為如前所述，按照他們的說法根本沒有大爆炸“之前”。大爆炸也沒有“在哪裡”發生的問題，因為時間與空間是從大爆炸後才“出現”。然而，正如文學哲學家喬治・施泰納（George Steiner）指出：“僅僅因為專家的意見，就斷定所有關於大爆炸之前有什麼的問題都是不合法的胡說八道，這無論在智力還是道德上都是不誠實的。”（註12）不過，這話科學家們是否聽得進去仍有待商榷。

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告訴我們，我們的宇宙是通過“預先存在的真空中的量子漲落”而形成的，像我這樣學識淺薄的人只能將其理解為一種無中生有的漣漪。正如世界媒體幾年前曾大書特書的，我們似乎並不需要一個上帝來創造世界，霍金在他的《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2010）中明確表示，只要用“自發創造”（spontaneous creation）就可以合乎邏輯地解釋萬物的產生（註13）。所以宇宙是自己創造自己，這無疑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創造。霍金曾經想要搞出一套“萬有理論”，試圖完美無缺地解釋一切而不留下任何未解之謎——然後我們就可以讀懂“上帝的思想”——只不過現在看來，這個美夢似乎已被“虛無理論”給打敗了。霍金向我們保證宇宙沒有開端，而我們也無法為它做些什麼。天體物理學家史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erg）或許正是從這些結論中得出了他著名的論斷：“我們越是理解宇宙，它就越是顯得了無意義。”（註14）

但只要一切開始有了苗頭，孩子最後也會長大。從一個無限小、非常熱且密度大到難以想像的點開始，它——不管到底是什麼——最終從字面上發生爆炸並成為了孕育一切的母親。如果說宇宙以及那些天體的巨大尺寸，還有它們的數量都令人望而生畏，要知道其實另一個極端也同樣神秘，16世紀的法國數學家、宗教思想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就對此深有體會，他說有兩種無限是人類永遠無法理解的，那就是無限大與無限小。我們該如何理解10-37秒？在你讀到這個問題並開始思考的這短短一瞬間裡，根據暴漲理論，宇宙就已經“膨脹”——就像卡通人物的頭被灌氣——了足足10^50倍（或是10^78倍），也就是在彈指間就從幾乎什麼都沒有變成大到非常誇張。隨著膨脹逐漸放緩，初生的宇宙現在只有一堆夸克−膠子電漿體或“夸克湯”，夸克可能是亞原子粒子中最基本的元素，它們奇怪的名字是發現它們的物理學家默里・蓋爾曼（Murray Gell-Mann）從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中借用來的（“給馬斯特・馬克來個三夸克！”）。

膠子是將夸克結合在一起的粒子，電漿體有時又被稱作“物質的第四態”，以區別於固體、液體和氣體。電漿體是一種溫度極高的氣體，這時外層電子已經從原子中剝離，產生出帶正電的原子核與帶負電的電子。儘管在地球上僅能從實驗室中製造電漿體，但宇宙中的大部分物質——無論是在星體的大氣還是星際空間中——幾乎都是電漿體，當然這是除了“暗物質”（我們仍不清楚它究竟算什麼狀態）之外。量子力學和現代宇宙學都有一個怪癖，這個領域的科學家往往喜歡給新發現的東西取怪名字——例如“夸克”、“新發現的小球”——也許將來整個“萬有理論”都可以被直接印在T恤上也說不定（註15）。

大約又過了三十八萬年後，剛歷經大爆炸的滾燙宇宙開始逐漸冷卻。由於一些未知的原因，爆炸產生的物質在數量上要多於反物質，這是大爆炸理論的一個難以自圓其說之處，因為按照它的設想，物質與反物質的數量應該要正好相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宇宙中的物質，實際上就是原始的正反物質粒子互相湮滅後剩下的多餘物質。要不是因為有這些多餘的物質，一切根本不會存在。套卡巴拉的術語，我們可以說容器破裂後的殘片還是要比黑暗碎殼多。隨著宇宙繼續冷卻，它開始產生出粒子、質子、中子和電子，然後它們又結合形成最早的氫和氦，再來是鋰。這些氣體雲通過重力凝結成我們的恆星跟星系，接著物理學中的基本力也在“對稱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的作用下逐漸到位。基本粒子於是獲得了它們現在的形式，並在恆星與超新星中繼續產生更重的元素，超新星是恆星的華麗“告別式”，它會在劇烈的爆炸中將自己燃燒殆盡。

給生命一個機會

根據最新的估計，我們的地球是在四十五億年前，即大爆炸後約一百億年由太陽形成時留下的宇宙塵埃和氣體形成的。據說生命是在這之後又過了十億年才出現在地球上。關於“生命誕生”的主流理論認為，大約在三十五億年前，不斷自我複製的分子出於偶然而從原始湯（primordial soup）中產生，並且通過一個同樣偶然的過程在數百萬年前變成最終寫下並閱讀這些文字的你我他——當然，這個過程中還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生物。與大爆炸一樣，科學家基本上也是用“沒有理由的無中生有”來解釋生命的誕生。同樣的，我在寫下這段文字時所表現出來的意識——這個卑微的小東西——以及你正在閱讀這些文字時的意識，也是純粹偶然的產物，只是我們大腦神經元的物理作用的附帶現象，其本身說穿了就是一種達爾文式的機械演化過程（附帶現象是指主要現象衍生出來的產物，例如蒸氣是沸水的附帶現象；它本身無法脫離沸水而存在。今天的許多腦神經科學家和心靈哲學家認為，我們的意識只不過是大腦製造出來的蒸氣，註16）。

讓我說得直白點，根據現在最被廣為認可的科學觀點，大爆炸是在沒有人的期望下發生的。地球是在沒有人的期望下誕生的。生命是在沒有人的期望下產生在地球上，然後在沒有人的期望下演化出我們。一切都沒有理由，而只是就這麼發生了。聽聽分子生物學之父之一、法國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家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1910−1976）是怎麼說的或許會更有說服力。莫諾寫道：

“偶然是生物圈中一切創新與生成的源泉。純粹的偶然，絕對卻盲目的自由，乃是這棟演化巨廈的根基：這個現代生物學中的核心概念已不再只是眾多可以想像的假設之一。它是我們今天唯一能夠想像的假設，也是唯一符合觀察與實驗結果的假設。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或寄望——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有可能被改變...宇宙並不是有意要孕育生命，生物圈也不是有意要孕育人類。我們的號碼只是偶然出現在了這座蒙特卡羅賭場裡。”（註17）

從這種與任何形式的“人擇原理”截然相反的角度出發，莫諾對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出了一個相當黯淡的結論。“人，”他告訴我們：“終於意識到他在浩瀚的宇宙中是如此孤獨，他在這個宇宙中的出現只不過是一個偶然。他既無命運、也無使命。無論是上方的王國還是下方的黑暗，都只存在於他的想像。”

儘管他的同胞讓・保羅・沙特（1905−1980）是家喻戶曉的存在主義者，但沙特對科學卻不怎麼待見——按照他的情人西蒙・波娃的說法，沙特“斷然拒絕接受科學”，他甚至認為“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以及其他微小生命都是不存在的”——話雖如此，沙特卻還是在這個問題上認同莫諾的觀點（註18）。對沙特來說，人是一種沒有本質的存在（“他既無命運、也無使命”），人說穿了只是一種“無用的激情”（註19）。與莫諾一樣，沙特認為我們必須堅強地面對這種冰冷的現實，然後過好自己的生活，但我們絕對不可能改變它。總之，不管是莫諾還是沙特，他們的觀點皆與主張我們是宇宙守護者或修補匠的觀點正好相反。

黑暗且無意義的世界

還有一個人也抱持著與莫諾類似的悲觀觀點，認為我們只是偶然出現在一個偶然宇宙中的塵埃，這個人不是誰，正是美國恐怖小說家H.P・洛夫克拉夫特。洛夫克拉夫特不是科學家（但他是一位頗有天份的業餘天文學家），但他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始終抱著一種嚴格的唯物主義生命與宇宙觀。他曾向記者寫道：

“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懷疑論者和唯物主義者，我相信宇宙只是電子、原子和分子通過永無止盡地重組產生出來的一個沒有目的、轉瞬即逝的東西，然後這些粒子的組合形成了宇宙中盲目卻有規律的機械運動。沒有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一個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周遭的那些人為發明的傳統價值觀，假裝自己相信它們；這麼做不外乎是為了營造生活似乎有意義的幻覺，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繼續保持他們對生活的熱情與興趣。”（註20）

請注意，洛夫克拉夫特認為我們只是在維護並“假裝”相信“人為”發明的價值，好繼續維持我們的“意義的幻覺”。對於任何相信我們純粹只是因為偶然才誕生的人來說——這包括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最負盛名的思想家——“沒有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是一個可以合情合理的結論，因為反正不管我們怎麼做都無法改變什麼。很難想像愛、自由、真理、正義、美及其它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價值觀如何能從“電子、原子和分子”的“盲目卻有規律的機械運動”中產生，而這種觀點甚至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之前的希臘哲學家，如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和留基伯（Leucippus）。在這樣的世界中，任何價值說白了都是主觀的一廂情願，是我們假裝相信的幻象，因為只有純粹的物質才是唯一真實的事物。如果價值是真的存在，那麼它們必定是存在於某種非物質的現實中，如同柏拉圖在談論善、真、美時所設想的那樣。儘管賦予生命意義的價值其實是幻象的結論，是從生命與宇宙都是偶然產物的前提推導出來的，但接受這一前提的科學家卻很少敢公然宣揚這個結論。

洛夫克拉夫特的大部分恐怖小說（我是他的忠實粉絲）都發表在20世紀20−30年代的廉價恐怖雜誌上，《詭麗幻譚》（Weird Tales）當屬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儘管其他恐怖小說的作者，例如羅伯特・霍華德（Robert E. Howard，代表作有《野蠻人柯南》〔Conan〕) 和克拉克・阿什頓・史密斯（Clark Ashton Smith）也不乏各自的愛好者（我自己偶爾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洛夫克拉夫特創作的那些冗長的故事卻難以獲得他的朋友或同行青睞。或許也不是那麼意外，最早開始注意到洛夫克拉夫特的反而是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人，正如他們在一個世紀前擁抱了愛倫・坡，他在當時同樣不受自己的美國同胞待見，並對後來的洛夫克拉夫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註21）。我認為，洛夫克拉夫特之所以被法國人接納與他的小說烘托的悲慘氣氛有關，其在本質上與沙特的冷酷哲學、莫諾的樂透彩生物學沒有什麼不同。正是這種存在主義式的恐怖氛圍，某種黑暗而可怕的知識忽然闖入我們的意識，使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說充滿了與卡夫卡相同的味道，這也是他與沙特相似的地方，不過洛氏本人肯定會對沙特的存在主義嗤之以鼻。總之不管對洛夫克拉夫特還是沙特筆下的主角來說，任何知識最終都只會將人引向宇宙悲觀主義。

嘔吐

這種宇宙悲觀主義最有力地反映在沙特的第一部小說《嘔吐》（Nausea，1938）中，我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還是個毛頭小子。小說中的主角發現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存在其實都與他無關，也與他要講述的故事或人們對於它們的看法無關。它們只會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而我們賦予它們的名字、類別和含義——樹、石頭、雲、星星——無非只是為了假裝它們似乎與我們有著某種關係而發明的謊言（註22）。但現在他醒悟了，這樣的真相使他感到難以忍受。在小說中，主角羅岡丹（Roquentin）盯著一棵栗樹的樹根陷入沉思。“我不再認得什麼是樹根了。”他告訴我們說（註23）。現在這棵樹根的存在反而使他感到害怕。就像其他人一樣，他曾經覺得樹根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可如今它卻變得無比陌生。這時，樹根那“原本無害的抽象姿態”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團純粹的“糊狀物”，並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揮之不去。在小說的另一段，他正要伸手開一扇門，卻看到自己的手裡握著一個奇怪的東西，他認不出它是什麼。它其實是門把手。沙特一直在描述的“嘔吐”其實就是某種精神分裂症，即知覺與感官之間的失調。實際上《嘔吐》的大部分靈感就是源自於沙特在1936年的一次糟糕的麥斯卡林體驗，他先是被魔鬼魚攻擊，然後又被一隻猩猩追打，之後他的雨傘變成禿鷹，鞋子也變成骷髏頭（註24）。

厭世宇宙學原理

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主角也因為同樣的領悟而幾乎抓狂。但是，在沙特眼中光是樹根或門把手就足以使人崩潰，而洛夫克拉夫特的陰鬱洞見則是由更古怪的事物所引起。這裡不妨直接引用洛夫克拉夫特最有名的故事《克蘇魯的呼喚》（The Call of Cthulhu）中的開頭，洛氏在其中闡述了他對知識的看法，這個故事於1928年首次發表在《詭麗幻譚》上面。“我認為世界上最仁慈的事情莫過於，”洛夫克拉夫特寫道：

“人類的心智總是無法窮盡一切。我們身處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海的一座無知之島，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帆揚遠航。每一門科學都在各自的路上不斷前行，至今這對我們也沒造成什麼傷害；但總有一天，當互不相干的知識被拼湊在一起，它終究會開啟一個駭人至極的現實景象，我們在其中擁有的是非常可怕的地位，屆時我們要不是因為如此的啟示發瘋，就是從這致命之光逃離到又一處屬於黑暗時代的和平與安逸之地。”（註25）

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蘇魯神話”後來被《詭麗幻譚》的其他作家繼續發揚光大，直到今天都還有新的作家在為其添磚加瓦，貫穿這個文學神話系列的中心主題是在遙遠的過去，在人類尚未出現以前，地球上曾經生活著一群怪異、可怕的生物，也就是舊日支配者（The Great Old Ones），後來他們被逐出地球，但卻一直“在遙遠的外域對地球虎視眈眈”（註26）。舊日支配者確實非常可怕。克蘇魯他——或它——往往伴隨著諸如“褻瀆”、“駭人”、“令人生厭”此類的形容，其常見的形象是一個長著翅膀、滿臉觸鬚且長得像章魚般的巨型怪物，並沉睡在南太平洋底下的失落之城拉萊耶（R'lyeh）。

不過，儘管克蘇魯神話中的其他實體——猶格・索托斯、奈亞拉托提普、莎布・尼古拉斯，“孕育千萬幼崽的黑山羊”以及其他許多——都同樣令人恐怖，但洛夫克拉夫特宇宙的真正恐怖之處其實是，這些實體並不像傳統的恐怖故事那樣是超自然的存在，反而他們其實就跟我們一樣，都是“沒有目的”的宇宙偶然演化出來的產物。以我們自己來說，我們只是“電子、原子和分子通過永無止盡地重組”產生出的結果，而我們拼命守護的“人類價值”則為我們製造出了一種幻覺，讓我們以為這個宇宙是一個友好而舒適的地方。但我們錯了。同樣的盲目力量既孕育我們——還有貝多芬、柏拉圖、達文西、佛陀和德蕾莎修女——也孕育這些駭人的存在，我們在他們眼裡如果不是可悲的奴僕或美味的開胃菜，就只是微不足道的蟲子。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最讓人背脊發涼的地方就在於，對真相一無所知未必是壞事——就像沙特筆下的羅岡丹——因為知道真相只會使我們徹底喪失理智。

洛夫克拉夫特將他的哲學稱作“宇宙主義”，意思是一旦我們真的認識到宇宙的大小、古老與純粹的偶然性——也就是我在本章前面提過的觀點——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的生命是如此輕如鴻毛，我們只是這顆星球上的過客，它過去的居民正準備要回來（註27）。也許最早開始提倡“宇宙主義”的人是H.G・威爾斯（H.G. Wells，1866−1946），雖然他沒有使用這個術語，他的小說《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講述了我們的世界其實一直被“比人類更先進的智慧——火星人——虎視眈眈，但他們卻又與人類一樣難逃一死...他們智力驚人又殘酷無情，我們的智慧完全無法與之相比，就像已經滅絕的野獸無法與我們相比...。”（註28）當洛夫克拉夫特寫下《克蘇魯的呼喚》時，大爆炸理論尚未問世——這個術語實際上是反對該理論的天文學家弗雷德・霍伊爾（Fred Hoyle）在1949年發明的——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在逐漸滲透到大眾的意識中，量子力學則剛剛抬頭。我們可以想像當代的洛夫克拉夫特們會怎麼看待這個宇宙。可以說，如果“人擇宇宙學原理”表明人類生命——或至少是像我們這樣的生命——在某種程度上對宇宙而言是必要的，那麼洛夫克拉夫特的“厭世宇宙學原理”就是站在完全相反的一方。

當然，並不是所有從“宇宙”角度出發的小說都像洛夫克拉夫特那樣黑暗。例如，與他同時代的奧拉夫・斯塔普雷頓（Olaf Stapledon，1886−1950）就採用了類似的主題，但他並沒有用它來驚嚇讀者。斯塔普雷頓的《最後與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en，1930）和《造星者》（Star Maker，1937）是宏大的宇宙未來史，各種不同的種族、物種、行星和星系在宇宙中興衰更迭，但是閱讀斯塔普雷頓的小說卻會讓人產生一種驚奇與興奮，而不是恐懼。平心而論，洛夫克拉夫特在他晚年的最後一部作品中其實也捨棄了過去那種我們必須在這個茫茫宇宙中“逃到”某個安全之地、乖乖過著“黑暗時代”的生活的觀點，這在他的《超越時間之影》（The Shadow Out of Time，1936）中表達得很清楚，他的厭世思想似乎也隨著時間有所轉變。可惜的是，這時的洛夫克拉夫特已經久病纏身，他的醒悟來得太遲，已沒有機會再充分運用它。

外面的世界很艱難

我們也可以透過“厭世宇宙學原理”來深入了解洛夫克拉夫特的性格。眾所周知他是一個性情古怪的人，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他出生的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從小就受到自己的兩個阿姨無微不至的照顧。後來他在紐約的短暫生活與婚姻都被證明是災難一場。本身是無性戀的洛夫克拉夫特並不適合婚姻生活，紐約的移民人口也冒犯了他拘謹的性格。洛夫克拉夫特經常幻想自己是18世紀的英國貴族紳士，與猶太人、黑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或其他阿貓阿狗共享布魯克林的街道和地鐵對他來說是一種恥辱。這種貴族式的自我認同離不開他身為知識分子，或至少是在文化與審美上的優越感。洛夫克拉夫特鄙視現代世界，如同一位評論家指出，我們實際上可以將他的恐怖故事理解為對現代世界的控訴（註29）。使我們大多數人深信不移並賦予生命意義的那些價值在他眼中都只是幻覺。我們覺得這個世界無比美好在他眼中更是純粹無知的表現。但與那些需要上帝或其它超自然現實、相信宇宙有意義和目的而不僅僅是因緣和合的人不同，他足夠堅強可以面對現實。他反感那些活在幻想中的傻瓜，所以他才寫下這些恐怖故事來嚇唬他們。

只有清醒認識到一切都是因為偶然而存在的人，才能看破這些讓我們其他人深陷其中的幻覺，這是他的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甚至連洛夫克拉夫特本人都沒能達到這個標準。據他的傳記作家S.T・喬希（S.T. Joshi）指出，洛夫克拉夫特曾在他的一個故事《黑暗的低語者》（The Whisperer in the Darkness，1931）中承認，他終究無法“完全承認人類對宇宙的未知海灣的探索只是一種無意義的行為。”（註30）那些否定意義與目的的人經常會指責其他相信它們的人不過是在幻想世界會是那樣——畢竟誰不喜歡這樣的世界呢——所以他們不夠堅強（或誠實、堅毅、勇敢等等），無法面對現實。但我覺得情況也可能正好相反，雖然很少人會這麼想：那些擁抱無意義與偶然的人其實才希望他們被別人認為比那些“需要”意義與目的的人更堅強（或聰明、誠實、勇敢等）。需要或渴望意義通常會被視為軟弱。然而，這或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對無意義的擁抱就像是一種自我優越感的展示，彷彿這樣就比我們這些傻瓜要更睿智也更強大，究其本質它就是一種厭世心態、對人的厭惡。這兩種動機在約翰・格雷的作品中都發揮了作用，他被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哲學家之一。

格雷的憂鬱

就像史蒂芬・霍金對宇宙起源的聲明，我發現自己很難理解為什麼約翰・格雷的哲學會被捧到今天這種高度，至少有些讀者真的是把它說得多了不起。那些有名的作家都對他有極高的評價。已故小說家J.G・巴拉德（J.G. Ballard）盛讚格雷的《芻狗：對人類與動物的反思》（Straw Dogs: Thoughts o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2002）是“自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以來最振奮人心的著作。”以提出蓋婭理論而聞名的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亦告訴我們，格雷“迫使我們站在鏡子面前，看清自己本來是什麼樣子。”還有評論家布萊恩・阿普爾亞德（Bryan Appleyard），他經常在其它問題上提出中肯的意見，他同樣認為格雷的書“毫無疑問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品之一”。類似的讚賞還有很多。硬要跟這麼多人唱反調或許會顯得有些不明智，但老實說我從格雷的書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他無非就是一個喜愛自然與動物勝過人類的厭世悲觀主義者。這種厭世心態我們已經在洛夫克拉夫特身上看見過，任何讀過沙特的人也都能感覺得出來，雖然沙特是人類自由的忠實擁護者。

我說我對格雷被如此吹捧感到困惑，是因為他的哲學看起來根本就跟叔本華的哲學一樣冷酷，後者同樣相信一切存在都沒有意義，甚至還極盡嘲諷人類的價值觀，簡直就像薩德侯爵再世。我甚至要指出，有些與格雷的反人類哲學相似的思想已在某些場合下被拿來為殺人的行為辯護，當然我相信格雷本人肯定不會認同這一點。然而，格雷對人類的厭惡確實使我懷疑，如果世上有些人真的就這麼悄悄消失，他是否會完全不在乎。可悲的是，出於我們對環境問題的憂慮與對地球的愧疚，可以想見他對人類的敵意將會越來越受歡迎。我們感覺自己心中有愧，於是任何對人類的惡毒話都說得出口，然後就會被捧為深刻的思想家。然而，這種對地球的滿腔熱忱卻也可能會造成一些令人不安的結果。

在《芻狗》中，格雷表示從“蓋婭”或地球的角度來看：“人的生命其實與黏菌一樣不值一提。”（註31）我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評論格雷的觀點，當時我指出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也呼籲我們應該要重估人類的價值，最後他在1969年因為謀殺莎朗・蒂（Sharon Tate）、蘿絲瑪麗（Rosemary）和萊諾・拉比安卡（Leno LaBianca）而被判處終身監禁（註32）。曼森發表過許多偽哲學言論，並被很多聰明人奉為真理，其中包括蠍子的生命比人類的生命更重要（註33）。在獄中的曼森有了大把的時間來建立自己的思想，並詳細闡述該如何按照他的思想行動。根據曼森的說法，人類和“體制”正在摧毀地球。當曼森的“家族”殺死懷孕八個月的莎朗・蒂、萊諾以及蘿絲瑪麗時，用曼森的話來說，他們是自願“獻出生命”、“犧牲自己”好“淨化阿特瓦（ATWA）...也就是整個地球的生命，使其沐浴在眾兄弟姐妹的靈魂之愛中。”（註34）

阿特瓦是曼森對空氣、木頭、水和動物的首字母縮寫的簡稱（有時也表示“生命綿延不絕”〔All The Way Alive〕），這是曼森給他的激進“生態運動”取的名字，並由他本人與他的兩個“家族”成員和琳妮特・弗洛姆（Lynette ‘Squeaky’ Fromme）和山卓拉・古德（Sandra Good）共同領導（註35）。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正如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指出，近幾十年來出現了一股將曼森重新塑造成“生態鬥士”的潮流，而且他的許多言論都十分毛骨悚然地引起了一些頗具影響力的生態團體共鳴，例如地球優先（Earth First!）、動物解放陣線（Animal Liberation Front）、綠黨以及不少新紀元哲學信徒（註36）。

地球優先的創始人戴夫・福爾曼（Dave Foreman）曾宣稱“我們都是動物”，並表示他同意曼森的觀點，即人的生命並不特別重要。“一條人命並不比一頭灰熊的命更具任何內在價值（事實上，我們有些人也許會認為一頭灰熊的命更重要...）。”（註37）儘管格雷可能會同意這一點，但我想即使是他也不會苟同曼森的觀點。但格雷的一些言論仍清楚表明，以自然為中心並不全然是甜蜜和光明的。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蓋婭其實也有其黑暗的一面。

格雷的中心思想是“人類以為他們擁有自由的意識，殊不知他們只是在自己騙自己的動物。”這實際上是借用自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的《道德譜系學》（1887），他說“人是病態的動物。”（註38）（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也說我們是“最殘忍的動物”，格雷肯定會同意它，註39）。自由意志、道德與其它人類在乎的事物在格林眼中都只是幻覺，就像洛夫克拉夫特和那些神經科學家相信意識只是一種附帶現象。對格雷來說，我們的本質只不過是一種貪得無厭的物種，我們不在乎為了滿足自己而消滅其他生命，現在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並忘記其它所有高尚的廢話。格雷並不稱我們智人，他認為暴力人（homo rapiens）更適合我們。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一點，也並不是所有不認同這一點的人都是膽小鬼。

在《新人文主義者》（New Humanist）網站上——我們可以在這裡看見“無神論者的觀點”——世俗人文主義哲學家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就批評格雷說我們與動物無異，是一種他所謂的“達爾文症”的症狀（註40）。科學史家凱南・馬利克（Kenan Malik）也在他的《人、野獸與殭屍》（Man, Beast, and Zombie，2001）中表達了類似的意見。不過，我想塔利斯和馬利克應該會很驚訝地發現他們居然與像詩人凱瑟琳・雷恩（Kathleen Raine，1908−2003）這樣的靈性思想家所見略同，雷恩同意他們的觀點並反對格雷，她說：“如今‘人’的含義已經被顛倒了，現在它所指的恰恰是我們身上最不人性的東西，比如我們的身體慾望...以及所有屬於自然人的一切。”（註41）

按照格雷的說法，我們所有的問題，乃至地球上的問題，追根究底皆源自於我們對自己的誤解，以及我們自以為能夠“超越”這種“人類處境”的根深蒂固幻想，在我看來，格雷顯然是站在我們在序言中說過的“卑微的人”那一邊。格雷顯然沒有能力理解人類的偉大之處，在他看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笑話。我完全能夠預見他會對馬斯洛的“完全的人”作何感想。“只要仔細看一眼人類，”他告訴我們：“就應該足以消除任何關於這是某種智慧創造出來的作品的想法。”（註42）不知道的人恐怕還以為這段話是出自羅馬尼亞的極端悲觀主義者、前法西斯分子埃米爾・蕭沆（Emil Cioran，1911−1995）的著作，而他的書名清一色是——《生之苦》（The Trouble with Being Born）、《解體概要》（A Short History of Decay）、《在絕望之巔》（On The Heights of Despair）——完全符合格雷的基調（註43）。

“每個人的心中都沉睡著一位先知，當他醒來時，世界上的邪惡就又多了一點。”、“權衡所有證據之後，果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可有可無。”、“只要人繼續沉溺在瘋狂中，他就能高枕無憂的過日子。”——這幾句話均出自《解體概要》（1949）。乍一看，蕭沆的厭世思想聽起來似乎頗有道理，這種格言風格容易產生震撼的效果，就像對人的肋骨來一擊重拳。然而，只要讀久了就會發現它們其實非常言之無物。我認為，格雷的作品同樣也是如此。蕭沆的厭世與對人類價值觀的痛恨最終使他形成了極端的反民主政治哲學，這種哲學公然主張應該要剷除那些不受歡迎的人，例如猶太人。總之，厭惡人類的反面並不一定等於拯救地球。

似乎最引起格雷憤怒的是我們認為能夠“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的那種想法。1957年，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弟弟、20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家之一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提出宇宙“正在開始慢慢透過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認識自己”而我們人類就是“這場有史以來最大的演化的總經理”。他在一篇題為《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的文章中提出了這種觀點，他聲稱“人類只要願意，就能夠超越自己。”對赫胥黎而言，這意味著“人仍然是人，但卻藉由實現人性的全新可能性而超越了舊有的自己。”我和本書基本上都同意他的觀點——雖然赫胥黎的“超人類主義”在今天已被“人機融合”的支持者們給佔用，而我本人並不認同他們那一套（註44）。

赫胥黎說我們是被“宇宙本身”所“任命”的存在，這與認為我們是宇宙守護者的想法十分相似。格雷肯定不會有這種想法，我懷疑任何關於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演化的想法都只會引起他的嗤之以鼻。就像雅克・莫諾和洛夫克拉夫特，對格雷來說決定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永遠只有偶然。毫不奇怪的是，在他的《芻狗》中的標題為〈人〉一章的開頭，格雷就引用了莫諾的話，指出人類為了否認其“偶然性”（contingency）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這是一個沙特很喜歡的詞彙，至少在沙特看來，它凸顯了我們對世界來說只是可有可無的事實。

格雷的漂變

格雷堅信“流行病學和微生物學遠比我們的任何希望與計畫都更能指引我們的未來。”他還告訴我們，我們實際上只是“基因漂變（drift of genes）中的一股亂流”（註45）。“漂變”是格雷最喜歡的詞彙。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永生委員會》（The Immortalization Commission，2011）中經常使用這個術語，這本書嘲諷了我們過去認為自己可以以任何方式“欺騙死亡”的想法，這一主題也在恩斯特・貝克爾（Ernst Becker）同樣沉悶的《拒絕死亡》（Denial of Death，1973）中有很好的探討。格雷不斷告誡我們要記取“達爾文主義的教訓”，而這一教訓顯然連達爾文本人都不願意接受。“達爾文從未完全接受他自己的理論的言下之意”——這又是一個例子，證明了格雷比這位祖師爺要更堅毅，更有“宇宙韌性”——他還提到，達爾文對他的“危險想法”可能會為人類帶來什麼後果充滿了憂慮（註46）。

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與達爾文在同一時期各自獨立提出演化論——同時也是人擇宇宙學原理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被認為是一個“耳根子軟的人”，因為他“相信人類的心靈不可能僅只是演化的產物。”華萊士相信“非人類的智慧”和“精神世界”——他對招魂術與通靈現象都很感興趣——所以他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勇氣直面現實的人（註47）。（佛洛伊德本人同樣也始終無法“治癒自己對心靈現象的著迷”，註48。所以即使是像佛洛伊德這樣的化約論者在格雷眼裡仍然不夠徹底，他應該“治癒”自己對心靈現象的興趣）

對格雷來說，重點不是達爾文的演化論或今天被理查德・道金斯這些新達爾文主義者推崇的理論是否正確，而是我們應該從中記取“教訓”，就好像我們是調皮的孩子。這個教訓很簡單。基因其實就像沙丘一樣在不停地漂變，黏菌、蠍子和我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它們漂變的方式。同樣的原理既造就了我；也造就了洛夫克拉夫特筆下長著章魚臉的克蘇魯。由於人類是地球上最大的壞蛋，我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隨波逐流”的想法在格雷看來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只有人類才會覺得自己的生命不如蠍子或黏菌重要，格雷似乎沒有仔細思考過這一點。沒有蠍子或黏菌會產生這種想法，甚至牠們會不會想本身就值得懷疑。

不過，反駁格雷的厭世心態最有力的一擊應該是，既然我們永遠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假如我們真的只能“隨波逐流”——那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寫一本書來證明這件事呢？如果格雷的書也無法改變我們的命運，那麼讀他的書又有何用？何況按照他的說法，我們的命運是被流行病學和微生物學決定的？要是像他說的，“人類是被盲目選擇支配的動物”，永遠無法“掌握自己的演化”，這樣他費心指出這一點又有什麼意義？（註49，或者更應該問的是，既然如此我們又怎麼可能拯救地球或“按照蓋婭說的去做”？）或許格雷只是因為基因漂變才寫了這本書，而他的讀者們也是因為基因漂變才去讀他的書？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漂變終究是漂變，沙丘是什麼形狀根本就不重要。反正它們到底還是沙子。還是說在格雷本人這個例子身上，基因漂變宛如奇蹟般的形成了一座最堅固的沙丘？

這是所有想要依據盲目、偶然性的因素來解釋人類行為與目的的理論都要面對的問題，不管它們是“基因漂變”、“電子、原子和分子永無止盡的重組”還是“蒙特卡羅賭局”。假使偶然才是一切背後的原因，甚至也是認為它是一切背後原因的想法背後的原因，以及所有相信這個想法的人背後的原因，那憑什麼在所有可能性中，偏偏只有這個偶然可能性是最真實的可能性。

為什麼你身上的原子、基因或其它任何事物的偶然安排會比我更真實？諾貝爾獎得主、分子生物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並且是DNA分子結構的共同發現者——曾寫道：“你，你的快樂與悲傷，你的回憶與夢想，你的自我認同與自由意志，實際上全都不過是繁複的神經細胞及其相關分子所編織出來的行為罷了。”（註50）恕我直言，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克里克的悲傷、記憶、抱負、身份也同樣是如此——都像他說的只是“繁複的神經細胞及其分子所編織出來的行為”。如果我的記憶“不過是”分子，而克里克對此的深信不移也“不過是”分子，那憑什麼他的分子比我的“更真實”？分子就是分子，就像沙丘就是沙丘，漂變就是漂變。這些語出驚人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推翻了任何自己的論述為真的可能性——而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要稍微討論一下他們的原因。

不僅僅是動物

這種自相矛盾並不是格雷的論點中唯一的謬誤。我說“論點”，但其實格雷並沒有提出論點。他只是在下斷言，然後剛巧這是一個人類充滿生態學上的罪惡感的時代，所以他所說的話才顯得十分符合時代精神。我們對自己身為人類感到愧疚，以至於說不出半句自己的好話，也不敢質疑指責我們的壞話。我發現一旦我想這麼做，立刻就會有人抨擊我不在乎動物且不想拯救地球，當然這兩者都不是真的。這個亂七八糟的時代充滿了各種非常寫實的生態、社會和政治問題，有一個能夠被千夫所指的替罪羊當然最好。對格雷而言，這個替罪羊就是我們。但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想法；我們已經看見格雷的有些言論與那位被判處終身監禁的連環殺手的生態中心思想有多麼接近。我同意我們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果我要否認這一點，那我肯定是個白痴——我們的許多危機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沒錯，我們的確需要超越自己的自私。但我不覺得把我們的人性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是最好的辦法。

格雷的另一個謬誤是他相信在基督教到來之前，我們人人都很樂於像動物一樣活著。那不是真的。我們自從有了自我意識之後就已經開始察覺到自己與周圍的生物有著些許的不同，而人類的思想史幾乎就是這種直覺的演變史。幾千年來，人類的感覺與行為都顯示出他們絕非只是禽獸——所有宗教皆在某種程度上認同這一點，包括那些在基督教之前的宗教。我們一直都知道我們擁有獸性——這是不用懷疑的。但我們也不相信它就足以概括我們的全部。事實上，直到科學，尤其是達爾文演化論興起以後，以及由此產生的唯物主義化約論，才使我們覺得自己完全與禽獸無異。無論是自私的基因還是裸猿，我們是直到近幾個世紀以來才開始將自己視為病態、愚蠢、殘忍、貪婪——你可以繼續加上任何你喜歡的形容詞——的動物，而不是按照上帝、知性或無限界的形象所造的存在，我們反而認為自己只是基因漂變的肉塊。正如凱瑟琳・雷恩指出：

“迄今為止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什麼比這種意識形態所創造出來的更可怕、更不適宜人居的世界，它賦予物質至高無上的地位，宣稱這就是世界的全部，這是其它文明前所未見的。”（註51）

科林・威爾森在談到人類在今天的處境時說得好：“可以說，從古至今人類對自己的看法還從未如此令人沮喪過。”（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