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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van Malmgren
2020年聖誕節的凌晨，一位名叫安東尼・沃納（Anthony Q. Warner）的六十三歲獨居男子開著車進入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中心，然後將他的房車停在AT&T公司大樓前。沒過多久，一陣通過廣播喇叭發出的電腦合成音吵醒了當地的居民：“請立即撤離此地。請立即撤離此地。如果你聽見這個消息，請立即撤離。如果你聽見這個消息，請立即撤離。”
沃納的房車上裝有炸彈，它在早上六點三十分左右的時候引爆。這場爆炸波及了鄰近的數輛汽車，導致一棟建築物倒塌和另外四十一座建築物受損，至少有三人受傷，一人死亡——死者就是沃納本人。炸彈還對它可能計劃好要破壞的目標——AT&T的網路交換中心造成了嚴重的損壞，使得執法通訊、醫院系統、飛機航班、電子支付系統通通受到影響，多態蜂巢式網路、網際網路、電話以及電視更陷入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斷訊。
在爆炸前的最後幾分鐘，沃納的警報響起了倒數計時，計時的結尾是佩特菈・克拉克（Petula Clark）1964年膾炙人口的歌曲《鬧區》（Downtown），它唱道：
“當你一個人覺得孤單寂寞時
你永遠可以去鬧區走一走。
當你憂愁時，聽著鬧區的喧嘩與躁動
可以撫平你的心，我知道——這就是鬧區。”
三個月後，FBI公布調查結果指出這場爆炸並非恐怖攻擊，而只是一個“偏執狂”在“一些古怪的陰謀論助長下”進行的自殺行為。調查報告聲稱“這起事件的背後似乎沒有任何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動機”，FBI也不認為沃納“對引爆地點及其周圍的居民或公司有任何私人仇恨”。然而，更早以前的報導曾指出沃納對5G技術抱有深深的疑慮，他認為5G可能會帶來危害，甚至是造成大規模死亡。據接受《每日郵報》採訪的匿名消息人士透露，沃納本人是一名IT顧問，他的父親在一家後來被AT&T收購的電信公司工作後罹患失智症病逝，而且沃納還相信他會因為自己的壯烈犧牲而被“奉為英雄”。
自從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正式問世以來，發生在納什維爾的爆炸案實際上只是一連串針對國際通訊基礎設施發起的襲擊事件之一。因為這些襲擊而引起通訊中斷的例子在美國各地層出不窮，但在歐洲甚至更多——光是英國就在短短幾個月內傳出了九十起針對行動通訊基地台的縱火事件。“暴力極端分子受到網路上的錯誤資訊煽動，這些資訊宣稱無線基礎設施對人體健康有害，”《ABC》引述美國國土安全部（DHS）的報告說：“這導致越來越多極端分子開始在全世界互相分享對5G基礎設施進行攻擊的方法與理由。”
人們對5G產生的電磁場（EMF）的潛在健康影響的憂慮是導致這些襲擊發生的原因。新冠疫情更是助長了這樣的擔憂。一些陰謀論者將5G的推出與新冠病毒聯繫起來，其中有些人認為新冠病毒只是為了掩蓋5G輻射引起的症狀才發明的藉口，另一些人則相信病毒是真實的，但5G會削弱我們的免疫系統使病毒的症狀惡化並更易於傳染。還有的理論聲稱5G危害生殖功能，無論這是無意的副作用還是有意的大規模人口減少議程的一部分。諸如此類的謠言與長年盛行的反疫苗運動一拍即合，並警告稱5G可能會啟動疫苗內的植入物——不管是用於全天候監控的無線射頻辨識裝置（RFID）、用於精神控制的DNA納米機器人，還是其它別的什麼。
目前並沒有可信的證據能夠直接將5G與新冠病毒聯繫起來。研究人員推測這種說法的來源是某位醫生在比利時報紙上發表的籠統陳述。“我沒有做過事實查核，但事實可能確實如此。”根據《連線》（Wired），他是這麼說的。但是，與其把這些五花八門的恐懼歸咎於任何一個來源，倒不如說它們是在Instagram、Facebook、Reddit、Telegram及其它無數封閉論壇的虛擬偏執狂網路中不斷轉傳、淬煉與混合出來的結果。從這個鬆散的同溫層之外的角度來看，各式各樣的5G懷疑論往往顯得十分大同小異——對電信業來說這或許是一個方便——因為這樣反而可以很容易地將這群人斥之為毫無根據的偏執狂。然而，將對新型射頻輻射的擔憂與QAnon式的瘋狂陰謀論或恐懼監控植入物的反疫苗人士直接混為一談，卻又是把事情太過簡化了。自以為是的偏執狂與有理有據的懷疑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且歷史也提供了大量為什麼電信業、製藥巨頭、矽谷和聯邦政府機構確實不值得信任的理由。仔細審視如今盛行的5G恐慌會發現，在這個亞文化中至少有部分論述的確比主流事實查核人員所願意承認得更言之有理、邏輯縝密且錯綜複雜。
最早的受害者
2002年，當一座新的手機基地台在距離他們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落地時，黛安（Diane）和伯特・舒（Bert Schou）夫婦正住在愛荷華州的一座農場裡。黛安在最近一次受訪時透露，她“總是能在聽見電話聲之前就感覺到”附近有人要打電話。
起初這只是一個小問題，但黛安的身體卻開始一天比一天憔悴，這讓她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因為過度曝露在電磁場中而出現了後遺症：她的臉愈發漲紅，經常頭痛，視力也在惡化，而且變得很難專注。黛安知道，健康的人有時會因為過度焦慮而產生莫須有的症狀，所以當醫生表示她的症狀只是一時壓力所致時，她便開始試著讓自己不再去糾結那座手機基地台，不再去糾結自己的不適感——結果根本無濟於事。
這對夫婦知道他們需要搬家，但黛安對她到底搬到哪裡才安全也沒有譜。與此同時，她也嘗試在四處尋覓的過程中緩解自己的病情，她會盡量讓自己住在房車裡——直到有位公園管理員告訴她，西維吉尼亞州的綠堤（Green Bank）也許會適合她。
綠堤是美國國立無線電寂靜地帶（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的中心，這是一個佔地一萬三千平方英里的區域，位於維吉尼亞州之間，從1958年以來這裡便一直嚴格管控著無線電通訊。綠堤人口稀少，只有大約兩百人，它的“市中心”更只有一家加油站和一家達樂公司開的雜貨店，要不是因為這兒有著無線電寂靜地帶最重要的設施，綠堤實在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綠堤天文台，這是一座巨大的科學設施，有著很多形似大型衛星碟形天線的電波望遠鏡，它們的功用是要接受來自外太空的無線電波。其中最大的是羅伯特・伯德綠堤天文望遠鏡（GBI，也代表“那超大的玩意”），它的高度足足有大笨鐘的一倍半，其碟面直徑更是後者鐘面的十四倍有餘。近年來，該天文台主要被投入在突破聆聽計畫（Breakthrough Listen），這是一項由柏克萊大學發起的尋找外星生命的計畫。由於天文望遠鏡對任何干擾都十分敏感——該設施曾因為一群帶有GPS標記的飛鼠竄訪附近的森林而被迫關閉數個月——基本上只要是射頻設備在接近這裡半徑十英里的範圍內都會受到嚴格管制。大多數住在當地的居民都無法使用Wi-Fi，即使是最近的手機基地台也遠在數英里之外。
黛安去過幾次綠堤以親眼看看這座小鎮，開著她的房車到當地的加油站後面露營，終於她在2007年決定放手一試，當時她和她的丈夫成為了第一批搬遷到此地的射頻難民。這一決定可謂是為往後源源不絕的電磁波過敏症患者（electrosensitives）打開了一扇大門，他們都選擇追隨這對夫婦的腳步。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這種生活，但黛安估計，在綠堤至少有幾十來戶居民都是電磁波過敏症患者。
我通常會用我的iPhone來記錄採訪，當我在2021年4月出發前去拜訪黛安和伯特時，我原以為我還可以把手機設定在飛航模式（或許也要把藍牙關掉）——沒想到黛安卻要求我完全關閉手機，於是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只能重拾起早已生疏的手寫筆記。這對夫婦的兒子、兒媳和年幼的孫兒們不久前才來探望過他們，這是疫情開始以來他們第一次過來，整潔的客廳內到處都貼著五顏六色的便利貼，顯然是孩子們的傑作。黛安告訴我，他們並不急著撕下這些便利貼，因為這可以讓他們想起一家人相聚的美好時光。
對漫不經心的觀察者來說，反5G極端分子就像是憑空出現的一群人，但實際上他們是來自一種有組織的反對EMF曝露的傳統，其歷來一直不乏有像黛安這樣據稱的第一手受害者在為之奔走。1907年，也就是輸電網路剛開始建設的那時，就有多倫多的電話總機接線員在抱怨她們因為接觸過多的電流而出現各種病痛，包括“神經失能、氣力耗盡”。據一位負責治療這些婦女的醫生寫道，她們都因為這份工作而出現了“頭痛症狀”，並且“使人難以正常休息，她們回家後也經常失眠。”在一些人看來，這看起來就像是對電磁波過敏症（EHS）的早期紀錄，這是一個相當寬泛的術語，指的是由EMF曝露——通常是因為電線、智慧型電錶、無線電塔、Wi-Fi、蜂巢式網路及其它各種智慧型設備發出的射頻輻射——所引起的頭痛、意識不清、睡眠障礙和灼燒感等症狀。自1991年以來EHS一直是對這些現象的通稱，不過放眼整個20世紀，“無線電波病”、“微波綜合症”、“電子皮炎”、“神經衰弱”這些術語經常被重疊著使用。
EHS甚至在某些國家獲得了承認，例如它在瑞典被視為一種“功能障礙”，據2006年的一項估計大約有二十五萬人正在受到它的影響。在另一頭的挪威，曾在1998−2003年領導WHO的前總幹事葛蘿・哈林・布倫特蘭德（Gro Harlem Brundtland）也坦承自己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飽受這種症狀所苦。北歐對EHS相對較早的重視部分源自於20世紀70年代的一起事件，當時已有報社工會的活動家開始呼籲大眾關注勞工的視力惡化、頭痛，以及在這個最早向員工提供電腦的行業中出現的女編輯流產比例激增的問題。然而，儘管前WHO總幹事相信EHS，但WHO本身卻不相信；因此，EHS治療至今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仍屬於替代醫學或心理評估的範疇。
黛安本人並不喜歡超敏反應（hypersensitivity）這種說法，因為這意味著只是產生症狀的個體對本來應該是正常容忍範圍的環境表現出了異常的敏感反應。在她看來，電子霧霾——亦即這個人為電磁輻射高度飽和、奠定現代科技的大環境——本身就應該被認定是一種污染物，即使是那些毫無感覺的人其實也會受到它的傷害。“我想出了一個很貼切的形容：科技痲瘋病人，”黛安在談到她的病情時表示。但是，她和像她這樣的人之所以需要離群索居的原因“不是為了保護別人，而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不受（他們）帶來的東西影響。”
黛安對其他“科技痲瘋病人”敞開雙臂，她現在儼然已成為這個社群的領導者，每個星期她都會接到幾通試圖逃離電子霧霾的人打來的求助電話。珍妮佛・伍德（Jennifer Wood）還記得當十年前她接起那通電話——黛安來電邀請她來訪時，她是感到多麼如釋重負。
珍妮佛認為她的過敏症狀是在1996年或1997年左右出現的，當時第一代數位蜂巢式網路（2G）取代了模擬網路（1G），而抗生素環丙沙星在她身上引起的不良反應很可能加重了病情。無論具體原因為何，珍妮佛迅速被這些將她的婚姻推向懸崖的症狀給淹沒，包括她的體訓急速下降、睡眠困難且嘴裡經常有金屬的味道。“一開始我完全搞不懂到底怎麼了，”珍妮佛說，她說自己花了一些時間才慢慢接受一個可能，即EMF是一切的罪魁禍首。“其實我在第一年的時候就懷疑過了，但說來好笑，我覺得如果我這麼說，大家一定會認為我瘋了。”
珍妮佛前往綠堤的旅程並非一蹴而就，期間她曾在德州達拉斯的環境健康中心住過一段時間——該中心致力於為罹患不明環境過敏症的人們提供協助。“兩百年來我們一直以為電是一種無害的東西，”珍妮佛說。“我小時候曾覺得電動車很酷，這樣的想法是很難改變的。”
站在我面前的珍妮佛是一位身材苗條的中年婦女，有著一頭飄逸的紅髮與像年輕人一般的神采，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一個罹患如此莫名其妙的疾病的人，這種疾病曾逼得她必須從手機中取出電池、把汽車當成臨時法拉第籠住在裡面。搬來綠堤無疑使珍妮佛重獲新生，當她討論到不斷惡化的電子霧霾時，我不禁注意到在她的眼裡我們這些生活在無線電寂靜地帶外的人才是真的不正常：“科技只會讓外頭的情況變得越來越糟。”
只因為你是偏執狂
這些日子以來，黛安的雙腿已經越來越不俐落，因此有時是她的丈夫伯特主動從書架上拿起幾本書遞給我。其中包括瑞典神經科學家奧爾・約翰遜（Olle Johansson）、污染毒理學家兼前特倫特大學教授馬格達・哈瓦斯（Magda Havas）、腫瘤學家與橙劑研究者倫納特・哈戴爾（Lennart Hardell）以及生物工程學教授亨利・萊（Henry Lai）等人經過同行評審的論著，特別是亨利曾做過將微波輻射與DNA損傷聯繫起來的研究，這個結果大大惹怒了摩托羅拉公司。
對環境電磁污染的疑慮經常被斥為杞人憂天，以至於鋁箔帽——一種用來保護自己的頭部不受電磁場侵擾的流行文化象徵物——如今更已成為陰謀論的代表性符號。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他們只是邊緣人物，但伯特和黛安（他們都擁有工業技術和生物學博士學位）顯然對一個尚未被充分認識的事實有深刻的理解：主流科學對21世紀電子霧霾的安全性的看法，其實比電信業或監管機構所願意承認得還要更加沒有共識。“很多業內人士都是好人，他們是正直的人，”珍妮佛說：“他們只是沒有獲得足夠的資訊。”
現在最好先停下來釐清一些概念。與它的前身2G、3G和4G一樣，5G網路主要由基地台與手機組成，它們通過發射並接收特定頻率的EMF能量波來進行資訊交換。EMF在自然界中本來就無處不在，其影響也千差萬別，很難用完全有害或完全無害來一概而論。電磁頻譜包含了從可見光到有害的伽瑪射線的一切，不過電視、Wi-Fi和蜂巢式網路等無線通訊技術都是在射頻（RF）範圍內運行，其頻譜比極低頻（ELF）要高，並低於紅外線和可見光，包括無線電與微波。大部分可見光及其下的電磁輻射頻率，包括整個射頻頻譜，通常都被認為是“非電離”的，意思是它們不應該有足夠的能量從原子或分子中剝離出電子。電離會導致急性細胞損傷，這可能會造成癌症和輻射病，因此較高的電磁場頻率一般被認為對生物有害。與其它大眾通訊技術相比，高頻段的5G的確具有更高的頻率，已進入毫米波頻段的底層，但仍屬於穩定的亞紅外線，並被國際非電離委員會認定為安全無害的輻射。
過強的非電離輻射仍會產生有害的熱輻射，例如灼燒感，甚至足以煮熟熱口袋餅（Hot Pockets），不過無線電的強度在傳播過程中很容易就會衰退，並且要確保它不會以明顯過熱的強度直接輻射人們也很簡單。然而，雖然政府機構有對EMF的熱輻射進行監督，但大部分單位都忽視了與非電離射頻輻射相關的潛在非熱輻射風險——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疏忽。最近的研究發現非電離射頻電磁波（RF-EMF）會破壞細胞DNA鏈並導致組織損傷、細胞死亡、突變以及可能會影響生育能力的生殖功能損傷。毫米波會在人體皮膚幾毫米的範圍內被吸收，但正如喬爾・莫斯科維茨（Joel Moskowitz）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上寫道：“即使是短暫曝露也足以對周圍神經系統、免疫系統和心血管系統造成不利的生理影響。”現有的研究還發現長期接受低水平Wi-Fi及其它射頻輻射曝露的老鼠在空間定位、學習能力和記憶力的表現上都出現了下滑，並指出“不能排除”居住在手機基地台附近會對“健康與行為”產生負面影響的可能性。至少有一項研究發現它與血糖升高之間存在聯繫，反過來說可能這會影響乙型糖尿病。長期使用手機也會導致罹患神經膠質瘤的風險上升，這是一種腦瘤，這使得WHO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宣布將射頻輻射列入“可能對人類致癌”的等級。
CDC承認“強烈且過量”的非電離輻射可能會對生物產生非熱輻射效應，目前有大量證據表明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這是正確的，至於它們究竟會影響什麼，以及這些影響是否會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則仍然眾說紛紜。5G給我們本來已經夠密集的電子霧霾帶來了新的RF輻射，有些科學家認為這裡面充滿了風險，另一些人則認為沒什麼好擔心的。《科學美國人》發表了莫斯科維茨的可怕警告，但它也刊登了大衛・羅伯特・格里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的反對意見，後者指責莫斯科維茨的“危言聳聽”只是基於“不入流的觀點和有致命缺陷的臆想”，並指出“目前沒有已知的生物物理機制實例”可以證明射頻輻射對人有害。
要解釋科學界的這種意見分歧並不容易，但不妨說這實際上是因為缺乏令人信服的共識而認為安全無虞的人與因此認為有安全隱患的人之間的衝突。後一方在2015年率先打出第一槍，當時有一百九十名科學家聯名簽署了一封國際公開信，呼籲加強對EMF曝露的限制，後來他們又在2019年更新了這封公開信，並加入了五十名簽署者。類似的，2017年也有數百名科學和醫生簽署《5G請願書》（5G Appeal），呼籲國際暫停5G建設。這份請願書引用了一些武斷而過時的法規，並指出由於高頻段5G輻射很難通過固體材料傳輸，因此城市中的基站數量勢必會大大增加，造成“強制曝露”的問題變得更為嚴重；而且還需要考慮到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的預防原則：“當人類活動可能導致道德上無法接受的傷害，且這種傷害在科學上是合理但不確定時，即應採取行動避免或減少此類傷害。”
關於EMF的安全性研究迄今尚無定論，但該領域卻充滿了來自產業界的資金，其中有些接受這些資金的科學家似乎並不特別熱衷於認真做研究，而只是簡單地給那些有爭議的產品蓋上橡皮圖章。正如馬克・赫茲加德（Mark Hertsgaard）和馬克・多伊（Mark Dowie）在2018年的《國家》（Nation）雜誌上的封面故事中所報導的，湯姆・惠勒（Tom Wheeler）——當時的CTIA無線協會（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 Internet Association）CEO——曾在1993年資助一項研究，以“重新驗證既有的研究結果”好證明手機的安全性，被他找來完成這項研究的是一位資歷可疑的流行病學家，他過去所做過的其它接受私人資金贊助的研究曾刻意淡化乳房植入物的風險，以及宣稱低水平的橙劑對人體是無害的。與此同時，業界高管也往往只需要穿過一扇旋轉門，就可以輕易對主要監管機構產生影響。眾所周知，川普時期的FCC主席阿吉特・派伊（Ajit Pai）從前是一位經常代表電信業的律師，但即使是歐巴馬時期表面上是自由派的FCC主席湯姆・惠勒過去也是出身電信業，更不用說他還替這位前總統的連任競選籌集了超過五十萬美元。
2007年的一項對過往的手機安全性研究的分析發現，獨立完成的研究中有67%最後確定手機具有生物影響性，而接受業界資助的研究則只有28%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也許幾乎被電信業把持的科學研究，加上本身就向電信業傾斜的監管政策，可以有助於解釋為什麼FCC規範的RE-EMF曝露限制（根據規定，每公斤身體組織的吸收率為1.6瓦特）自1996年以後就從未更改，即使網路智慧技術在過去二十五年來發生了空前的激增。然而，就跟那些在企業的資助下進行的含鉛汽油、菸草和氣候變遷研究一樣，電信業實際上並不需要贏得這場EMF安全辯論的勝負；他們只需要將它拖到永遠無法了結。
考慮到這些官商勾結以及情報部門過往在認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上的斑斑劣跡，在這種充滿爭議的議題上質疑“官方敘述”似乎反而有那麼幾分道理。假如你歪著頭、瞇著眼，你甚至可以看到人們如何從令人不安的真實歷史片段中拼湊出一些更加離奇的理論，例如CIA利用大腦植入物來在狗的身上進行精神控制實驗、定向微波武器的軍事化發展、美國黑人婦女的強制絕育史。今天你可以在《維基百科》上讀到這些東西，它們在成為公開的知識之前可能也都聽起來像是“陰謀論”。即使是合理的懷疑有時也很容易會變成滑坡，因為在沒有專家指導的情況下，外行人往往很難批判性地分析各種不同的科學觀點。
綠堤座落在阿勒格尼山脈東部連綿起伏的山巒上，那兒風景讓任何人看了都會忍不住心生敬畏。但一股陰暗的目光卻也困擾著這片土地。蘇格爾格羅夫基站（Sugar Grove Station）是一座前海軍基地，現由NSA負責管理，它與史諾登洩密事件中被披露的梯陣（ECHELON）大規模監控系統有所聯繫，且距離黛安・舒的家只有半小時路程。其附近還有一處未完工的廢棄場地，它曾經是這個無線電寂靜帶的一個重要工程：一座直徑六百英尺的大型無線電天文望遠鏡，其用途是要攔截從月球反射的蘇聯雷達信號。綠堤天文望遠鏡計畫最終從未完工，但我卻在小鎮上聽到一個謠言說，這個看似荒唐的計畫實際上早已完成，只不過NSA特務們偽裝成科學家在操作綠堤天文台的望遠鏡。當地還有一個已經流傳了三十多年的謠言聲稱該地區有一個秘密的地下掩體，它將會在核戰爭發生時成為國會的避難所，後來這個綠堤地下碉堡的存在竟真的在1992年獲得了證實。昨天還是荒誕不經的幻想，今天就變成了貨真價實的事實。
頻率干擾
大多數人一聽到5G大概只會想到從歐巴馬時代以來相關行業的各種炒作。矽谷的狂歡者們曾信誓旦旦地保證，這種全新的蜂巢式網路標準的推出將會帶動“物聯網”應用的爆炸式增長，使那群想要在太陽眼鏡、揚聲器和門鈴上安裝傳感器，好讓它們變得更加煩人的白痴們的美夢成真。
很少有人願意乖乖灌下5G這個半吊子烏托邦的迷魂湯，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甚至無法兌現自己以前誇下的海口。儘管它的傳輸速度曾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現有的5G網路絕大部分其實只是4G的些微升級版而已。在他們每年的傳輸速度測試中，PCMag更發現在二十一座城市中，AT&T的5G手機的速度實際上要比4G手機還來得慢。
“我確實相信客觀的科學，”珍妮佛・伍德說：“但那些公關人員才不管這些。他們也不是真的心懷惡意，只是他們眼裡只有市場。”
在實際開始部署的地方，使用高頻段毫米波的5G網路將能夠提供更大的頻寬，但它也需要更多的天線與基地台。由於這些基地台的密度將遠超過4G基地台，因此5G基地台將使得電信公司得以比過去更快、更精確地追蹤所有連網設備的位置。儘管陰謀論者擔心全球主義陰謀集團會在給人們施打的疫苗裡摻入RFID晶片，但現實是私人企業早已透過智慧型手機等便攜式技術實現了這一點。
如果跳脫這些背景，那些關於5G的黑暗猜測往往只會顯得像是純粹的瘋言瘋語，但這既可以說明外人的無知，也可以說明信奉者未必真的那麼愚昧。大規模“網路虛假訊息”造成的問題並不一定是開放的平台會放大人類容易輕易上當的傾向，反而它可能會是使人們變得越來越像平台一樣思考，即只會僵化地想從數據中找到模式，然後不理智地以為答案接著就會呼之欲出。
我們經常得被迫做出選擇，要嘛接受官方認可的說法、彷彿自己是出於理智而拒絕了其它同樣有理有據的異議，要嘛就是質疑所有這些說法，最終陷入對什麼都信不過的境地，沉浸於一種宛如Google的“深夢”（DeepDream）所塑造出來的半真半假的世界中。把對5G的恐懼斥為非理性的新紀元陰謀論很容易，可是一頭栽進偏執的漩渦裡卻也同樣容易。但是為了生活在這個求同存異的現實中，偶爾跳進水裡也是值得的。
拓寬頻譜
今天，電磁過敏症文化最廣為人知的代表應該是查克・麥吉爾（Chuck McGill），他是巴布・奧登科克（Bob Odenkirk）在《絕命律師》（Better Call Saul）中飾演的主角的哥哥，他的病症有一半是劇中的笑點，一半是創傷導致的妄想。當索爾（Saul）精心策劃了一個情境好讓他面對真相——即他對電磁場的恐懼其實純粹只是心理作用——最後麥吉爾終於承認自己有精神問題，而這也被視為他的個人成長。
如果說《絕命律師》邀請觀眾嘗試去驗證他們自己對電磁波過敏的臆想，那麼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的《安然無恙》（Safe，1995）則直接將他們推向了深淵。這部電影講述了由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飾演的一位過著無趣生活的郊區家庭主婦，宛如籠中之鳥般的生活漸漸地使她的身體出了問題。隨著她的身體變得越來越糟，甚至需要開始配戴防毒面罩時，《安然無恙》在這裡刻意營造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氛圍：究竟摩爾是真的發現了某種其他人都沒有察覺到的環境毒素，還是說其實是她自己有精神問題？從對她嗤之以鼻的醫生到領導一個極端強調身心健康的邪教教主，片中的所有男性權威人物都試圖告訴摩爾，是她的心理出了問題——但你可以看到她從未完全相信他們。
由一位同性戀導演執導的《安然無恙》上映時正逢愛滋病大肆流行，電影以充滿同情的態度描繪了一個危險重重的新世界，而當局卻不理解也不關心這些危險。電影對主角試圖尋求醫療幫助的過程中的性別政治（gendered politics）的描寫令我不由得想起住在綠堤的珍妮佛・伍德。過去曾有問卷調查顯示，女性似乎更容易受到EHS影響，珍妮佛對這一結果表示贊同，並指出它經常成為人們不願認真對待她的困境的理由。她承認，當那一千多名罹患波斯灣戰爭症候群（Gulf War Syndrome）的士兵歸返故里時，她心裡鬆了一口氣。波斯灣戰爭症候群是不少曾參加過波斯灣戰爭的士兵都會罹患的一種奇怪的多症狀疾病，據推測它可能是因為美國使用的實驗藥物或微波武器導致的。她認為，鑒於他們的症狀其實與她相當類似，人們最終或許會慢慢開始相信這一切確實不是空穴來風。
當我在綠堤時，我曾試著努力想要感受那種只有在像這樣附近沒有任何基地台的地方才能感受到的特殊感覺——可惜一無所獲。與許多人一樣，我住在一個各種訊號密集覆蓋的地方，我睡覺時靠近智慧型手機，幾乎每天都有好幾個小時坐在路由器附近，卻從未感覺過任何不適。與此同時，我認為這類設備產生的電磁生理效應很可能是漸進的、累積的，並且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感官知覺範圍。我出生於1993年，我甚至不敢確信自己是否能辨識出人造的電磁場。與黛安・舒不一樣的是，我根本不記得那個手機基地台出現之前的時代。
像黛安和珍妮佛這樣的人也許是礦坑裡的金絲雀，但也有可能她們從頭到尾就完全搞錯了自己的問題。即便搬到綠堤看似緩解了神秘的症狀——我認為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但真正引起這些症狀的或許其實是阿帕拉契農村地區相對少見的各種殺蟲劑、工業排放物或其它環境毒素。我無法就這一點提供明確的答案，但EHS患者會對自己的症狀如此言之鑿鑿至少有一部分該歸咎於醫療機構對他們的冷遇與漠視，因為它們往往更喜歡依循既有的解決方案與病例來處理問題。
隨著製藥、科技、電信行業與國家機構紛紛開始聯合起來駁斥各種對於5G安全性的擔憂，儘管科學界仍存在著分歧，但無論你是否同意他們的看法，都不難理解那些懷疑論者的立場。畢竟，許多與EHS相關的心理健康症狀——焦慮、意識不清、注意力不集中、憂鬱——都已確實被證實是現代通訊技術依賴的射頻電磁場能夠造成的健康影響。當結論已經如此明顯，為什麼還要再糾結於瑣碎的傳輸機制，而不是團結起來反抗那些利用我們的科技來對付我們的反社會企業呢？如果所有5G懷疑論者都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斥為輕信的偏執狂，那也無怪乎安東尼・沃納這樣的人會覺得自己只剩下採取暴力手段一途。也許不要再非黑即白地看待問題，試著用更寬容的態度接納未知的事物，並留給像黛安・舒這樣的人更多發聲的空間，才是真正可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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