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巴菲爾德逝世於1997年，享年九十九歲，他最出名的身份可能是C.S・路易斯的摯友。巴菲爾德和路易斯、查爾斯・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J.R.R・托爾金都是牛津的文學團體−墨客會（Inklings）的成員。對一些認真下過功夫的讀者來說，他或許是魯道夫・史代納思想最好的闡釋者。但早在他成為史代納的眾多捍衛者中最有文采也最富哲理的一位之前，巴菲爾德就已在1926年藉著他的第一本書《字裡行間的英文史》（History in English Words）闖出了一點點名堂。這本書顧名思義與歷史和語言有關，但可能跟人們所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它的書名不是“History and English Words”而是“History in English Words”——也就是說，這本書是要從單詞的角度來看歷史。巴菲爾德寫道：
“透過我們自己的語言...人類的歷史就像一張透古通今的地圖被鋪展開來，好比地球的礦物史也被隱藏在那一層層的地殼中。但這裡有一個區別...我們研究礦物所獲得的只是外在的、死氣沉沉之物的知識...但語言卻保留了人類靈魂最內在、最活生生的歷史。它揭示了意識演化的軌跡。”（註1）
究竟巴菲爾德說的“意識演化”是什麼意思，這可以從他在後來的另一本書《浪漫主義的熟成》（Romanticism Come of Age，1944）中提供的概述找到答案。在這本書中，他將意識演化定義為“人的自我意識在時間中蛻變的過程”。他特別強調這與“思想史”不是同一個概念。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一個古希臘人和一個後現代的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也許南轅北轍，但他們仍是以同樣的方式在感知世界——只是受過現代科學洗禮的我們當然要更接近真理一點。我們的意識與古希臘人的意識沒有任何不同，真正的區別只在於那些“腦海中”的觀念。當我們睜開眼時，我們跟古希臘人看見的是同一個世界——只不過我們對世界有更清晰的認識。
巴菲爾德認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不僅僅是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不同，而且古希臘人眼中的世界實際上也跟我們眼中的世界完全不同。我們的意識與古希臘人——或是古代晚期的希臘人、中世紀的隨便哪個人——的意識均有著天壤之別。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只是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在發生變化，甚至連我們的意識其實也在變化，而語言就是它們的見證。標準的演化觀點相信我們的意識一直以來都身處在一個既已存在，由各種不同的、獨立的、無法滲透的物體所組成的外在世界中，巴菲爾德卻認為語言留下的紀錄反而呈現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據巴菲爾德自述，他之所以投入這方面的研究，要從他還小的時候說起。契機來自於一堂拉丁文課。那天的課程是在介紹賓格（accusative），年輕的巴菲爾德讀到了Cato octoginta annos natus, excessit e vita這句話，他發現它可以被翻譯成“加圖，杖朝之年，走出生命”——意思是偉大的羅馬演說家加圖在八十歲那年離開人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加圖之死這個簡單的事實居然可以用如此形象化，即隱喻的方式來表達——“走出生命”。在這裡引起驚嘆的不僅僅是修辭的優美，當然他確實覺得它很美；這種表達與把握事物（這又是一種隱喻）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拓寬了他看待生活的視野與理解。正如他後來回憶說，它“輕輕地觸動了我的意識”（註2）。他經由這件事明白了，其實語言本身，而不只是它所要傳達的事物或思想，就可以是令人愉悅的；還有，如果一個人認真思索，他就會發現語言原來是一個多麼妙不可言的東西。
巴菲爾德開始將目光轉向詩歌，而這又更加堅定了他的想法，他從十幾歲的時候就對詩歌產生了莫大的熱情。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就像他在拉丁文課上的感受，真正引起他發自內心讚嘆的東西其實是那些隱喻本身。隱喻是一種把語言用最活靈活現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技巧，可以說它是在透過語言來“照相”，正是這一點深深吸引了他。透過那些偉大詩人的鏡頭，世界彷彿變得更深邃、更有意義。詩人使世界變得躍然紙上，而在巴菲爾德領悟到這一點的時候，這種技巧已差不多快要絕跡了。西方的心靈在今天幾乎被完全籠罩在語言分析與邏輯實證主義令人窒息的瘴氣之中。至於詩歌，它們更是全都為唯反浪漫主義的現代主義是瞻，這可以說由艾略特的《荒原》（1922）起的頭，後者是一部十分都市化、近乎平淡無奇的詩集，它呈現了一個碎片化的世界，與巴菲爾德曾經讀到的那些扣人心弦的詩作相去甚遠。
巴菲爾德發現，那些詩歌之所以能觸動人心是因為詩人對語言的嫻熟使用。不只是詩文本身字字珠璣，而且詩人描述的主題本身也充滿了趣味（以巴菲爾德最喜歡的抒情詩來說，最常見的主題往往是詩人本人，他們會描述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他們透過語言改變了讀者的意識，這讓巴菲爾德感到著迷不已。詩人不僅是呈現出了一個充滿深意的世界，而且他們還實際證明了這一點。這種影響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巴菲爾德特地為此寫了一本書。
出版於1928年的《詩歌辭典》（Poetic Diction）探討了詩歌改變讀者意識的奇妙效果，如同巴菲爾德所言，它實際上是一種智識與知性上的小小領悟。他認為抒情詩所帶來的趣味實際上正是由這種變化引起的。當詩人使用一個生動且新鮮的隱喻，比如將日出說成是“玫瑰色的曙光”（荷馬）或把自己的靈魂比作七絃琴（雪萊），這會讓讀者“震驚”於自己平常對這些事物的領會是多麼枯燥無味，而在這短暫的震撼中，人們將會體驗到一種“雙重意識”。多年後，科林・威爾森在他的小書《詩歌與神秘主義》（Poetry and Mysticism，1968）裡也提出這種“雙重意識”正是審美和神秘體驗的核心，他並舉了拉瑪克里斯納（Ramakrishna）看見一群天鵝飛過烏雲而開悟的例子，以及另一個比較平凡的例子，想像你邊蜷縮在溫暖的床上邊讀著一本好書，忽然聽到冰冷的雨水滴答滴答的打在窗戶上的聲音，這時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這兩種體驗的本質其實都是一種對比，它就是前面討論過的雙重意識的另一種形式。
然而，巴菲爾德還注意到，隱喻帶來的趣味往往是轉瞬即逝。隨著反覆的閱讀，“新鮮感”終究會慢慢蒸發，當然這種意識變化所帶來的領悟是可以被留住的——至少我們希望是這樣，所以我們才總會說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可以“教化人心”。但那股震撼感遲早會慢慢消失。所以巴菲爾德發現隱喻也會變老。套愛默生的話，它們會漸漸變得“僵化”（“語言，”愛默生說：“是已經變成化石的詩歌。”）尼采曾說過，隱喻就像硬幣，早晚會因為長年使用而產生磨損。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碰到隱喻，但卻已不再能從它們體驗到任何震撼。今天的我們幾乎已認不出它們的存在，或者即使認出它們，也只會將它們當作陳腔濫調或僅僅是一種說話方式（用技術性的方式來說就是“轉義”〔trope〕，意思是“詞語的轉折”〔turn of phrase〕，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一種隱喻：詞語怎麼能“轉折”呢？）。
在上一節的開頭，我們提到了幾個我們通常在談論心靈時會用到的隱喻。我們常常一邊使用它們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們只是隱喻，甚至我們還會發現除了借助隱喻之外，我們其實很難用其它任何方式來談論心靈。在前面，我曾說這種趣味是“轉瞬即逝”（fleeting）的，它的新鮮感會慢慢“蒸發”（evaporating）——可是，趣味當然不會消失，新鮮感也不會枯竭，因為這些都只是隱喻。我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讓我們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平時常用的修辭在過去都曾經是非常新奇又不尋常的，只是現在的我們已完全習慣了（這便是為什麼我們經常關注有哪些作家發明了新的隱喻）。只有那種很極端的什麼都從字面去理解的人才會覺得解讀隱喻很“困難”，就像這樣的人往往也分不清神話與謊話之間的區別。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有一個很老的喜劇套路是這樣的，當捧哏試圖從字面上去理解逗哏說出的每一個隱喻，結果他很快便淚流滿面、震驚的說不出話來。如果逗哏說從前的往事都已成“橋下流水”，捧哏會問：“哪座橋？”如果逗哏把一些簡單的小事形容成“拿走嬰兒的糖果”，逗哏會指責他是在騷擾兒童。要想在完全沒有隱喻的情況下進行交流是很困難甚至不可能的。我唯一想到有可能做到的就只有數學語言，但那是因為它所要表達的內容已經被簡化到了最低限度（註3）。
“隱喻”會變老這一事實使得巴菲爾德的研究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如果語言真的就像愛默生所說的一樣是“詩歌的化石”，那麼當我們重新回顧語言的歷史，應該就能讓這些化石“起死回生”，而這正是巴菲爾德發現的結果。他發現不是只有詩歌能夠改變意識的狀態。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在它們過去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時很可能也曾經能引發類似的效果。深入回溯歷史會發現，過去的語言遠比今天要有更多象徵、更多隱喻且更近似於詩歌。巴菲爾德注意到閱讀古早時期的文學往往可以引發與閱讀詩歌類似的震撼，於是他開始思考這種感覺究竟是如何產生。他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接觸到了一種與我們自己截然不同的意識（如同我們看到，盧比茨也是這麼看待我們在欣賞古埃及建築時的反應）。類似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學習外語的時候，我可以用我自己學德語的經驗來證明這一點。所有優秀的翻譯工作者都知道：從來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跟直接另一種語言互相替換，即使它們講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的語言反映出的是迥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巴菲爾德的例子來說，他的頓悟是來自於他對自己的語言——英語的歷史進行的審視。
令人深思的是，以詩歌而言，人們理所當然會希望詩人能把語言運用得越扣人心弦越好。可是實際上詩歌是一個特例。巴菲爾德閱讀的那些作品其實是散文，這種語言應該是直截了當、描述性、闡述性的；然而，他卻發現這種語言居然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如果說產生這種效果的是一種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意識，這就意味著這些散文的作者擁有一種與我們迥然不同的意識。再說，既然它不是特例，這就說明這應該就是當時人們的日常意識狀態。至少在巴菲爾德看來，這證明了意識其實一直都在演化。
這種演化，巴菲爾德相信，是從一種更注重隱喻的看待世界方式慢慢轉變成一種不再那麼注重隱喻的方式，正如德國學者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指出，此即從詩歌朝向散文的轉變（註4）。它也可以被理解成是從一種更“具體化”的意識轉向更“抽象化”的意識的過程。而且，證明這一假設的證據似乎就藏在語言裡面。
“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是無論我們考察哪一個單詞，”巴菲爾德在《拯救表象》（Saving the Appearances）一書中寫道，我們後面會更詳細介紹這本書：“只要我們往前追溯得夠遠，我們就會發現它最初往往是被用來表達一些有形的、可感知的事物或某種具體活動...縱觀有據可查的語言史，語義的演變一般都是一個從具體逐漸轉向抽象的過程。”（註5）有鑒於此，巴菲爾德認為，按照這種對語言演變的理解，所有指稱精神或抽象事物的詞語原先都是純粹字面上的含義。因此，當我們說“精神”使身體充滿活力時，它最原來的意思其實就只是呼吸而已。舉例來說，我們在希伯來語ruach和希臘語pneuma中都能發現這一點，它們都既表示“內在的靈魂”也可以表示空氣的那種易於揮發的特性。這就使得一些理論家認為，所有表示“精神事物”的詞語最初其實都只是隱喻、“說話方式”和“詞語的轉折”，只不過後來被誤以為是在表達實際的“無形”事物。的確，有位理論家甚至宣稱神話，以及把自然現象歸因於諸神的這種想法，追根究底其實都是一種“語言的疾病”。在巴菲爾德還在寫書的時候，諸如此類的觀點已十分普遍，語言分析和邏輯實證主義都認為傳統哲學關注的那些形上學問題，其實都是因為對語言的誤用而造成的結果（維根斯坦是這一觀點的始作俑者，他曾形容哲學是一種疾病，哲學家們恰恰是需要被治癒的對象）。
就像尼采和愛默生這些思想家，巴菲爾德很清楚現代語言連同它那些抽象的術語與實際含義之間的細微區別，“都早已變成了死去多時、凝固成化石的隱喻。”我們越是在語言身上往前考察，就會發現越多隱喻。但是，隨著繼續研究下去，巴菲爾德漸漸意識到這個想法有問題。很多詞源學家，例如著名的東方學者馬克斯・穆勒（Max Müller）都相信最早的口語只是一些非常簡單、完全從字面上去理解的單詞和片語，而它們也僅僅是被用來表達有形、可感的事物。然後，隨著“理性的曙光”（這本身是一個隱喻）到來，我們的古早祖先開始學會“隱喻地”使用這些詞彙來描述他們的內在與外在經驗。巴菲爾德開玩笑說，穆勒何不乾脆說在古早以前曾有一群“吟遊詩人”教會了他們的同胞一套完整的修辭技巧，而且這些技巧自那之後便一直被我們沿襲下去。巴菲爾德認為，如果我們順著這個理論的邏輯一路推演下去，在經過數千年的隱喻發展後，照理說今天的我們每個人話一出口都應該要變得像吟唱詩歌一樣才對。
同理，現在的我們應該要更能說會道，並且覺得以前的詩實在是不夠詩意。當然，這兩者都不是真的。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我們現在的語言似乎具有一種平淡乏味、“實事求是”的特徵，正因如此埃里希・海勒才說我們已經別過詩歌、進入了散文時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會覺得“古詩”是那麼迷人的原因。荷馬還有其他人依舊是那麼令人心醉神迷，直到今天我們仍在持續拜讀他的作品。巴菲爾德發現，古時候的詩歌和語言其實並不比我們現在的詩歌和語言更不具象，正好相反，我們之所以如此沉迷於這些古代作家，恰恰是因為他們的語言遠比我們還要豐富得多。任何讀過現代詩歌的人，它們說穿了也不過就是硬被拆成好幾行的散文，都能立刻看出這種差異。
巴菲爾德認為穆勒和他的追隨者不智地採用了一種達爾文主義的方式來研究語言史。他們相信就好比有機生命隨著時間愈趨複雜，語言也應該會演化，從只是單純表示“有形”事物的簡單詞“根”慢慢演變成我們今天這種高度抽象化且充滿隱喻的語言。唯一的問題是，巴菲爾德指出，來自語言本身的證據說明了事實並非如此。
他聲稱，語言史告訴了我們，我們的祖先並沒有像穆勒和其他早期理論家所想像的那樣使用語言，因為他們眼中的世界與穆勒眼中的世界根本不是同一個世界。穆勒和他之後的幾乎所有理論家都把19世紀末（或21世紀初）的歐洲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強行套用在古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他對語言史的思考總是離不開達爾文主義的“進步”觀念。同樣的道理在那些對“史前世界”的描繪上也是，那是一個人類的意識尚未產生的世界——我們很快就會回來談論這一點。巴菲爾德的觀點是，我們所有關於史前世界的想像，從古生物學教科書到《侏儸紀公園》這樣的電影都是值得懷疑的，這是因為如同巴菲爾德指出，它們投射出的實際上只是我們透過自己的意識看到的世界。我們無法知道史前世界在其它不同的意識眼中看起來是什麼模樣，因為我們沒有任何關於它們的紀錄。即便我們找到了化石和其它東西，它們能告訴我們的也極為有限，畢竟也是我們的意識硬要將它們分類並拼湊出一幅遠古世界的圖景。
我們的遠古祖先眼中的世界——巴菲爾德還相信，直到我們最近的祖先所看到的也仍然是那樣的世界——並不是我們現在每天都會看到的這種由無數不同的、獨立的、無法滲透的“物體”所構成的“客觀”外在世界。不是像笛卡兒式的本體論主張的這一邊屬於思維物（res cogitans），另一邊屬於廣延物（res extensa）。這是一個不存在這種劃分的世界，也是一個不存在各種困擾哲學家的認識論難題的世界。他認為這是一個人類的意識直接“互滲”在其中的世界，而不像今天這樣彷彿被一堵無形的異化之牆所隔開。被穆勒誤以為是“隱喻”東西的其實是一種使人得以直接窺見萬物的“內在”的能力（回想一下柏格森和施瓦勒），就好比我們現在也能直接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內在”——也就是我們的思想。那些關於自然靈魂的故事；關於精靈、仙子、妖精的民間傳說和神話；關於行走在地上的諸神的傳奇——所有這一切都是奠基在“互滲意識”的基礎上。這就是偉大詩人眼中的世界；而且，正如巴菲爾德發現，它也是魯道夫・史代納所說的古早時期的人類曾經擁有的那種意識。巴菲爾德將它稱為“原始互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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