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amazon.com/Secret-History-Consciousness-Gary-Lachman/dp/1584200111
《意識：不為人知的故事》
Gary Lachman
加里・拉赫曼
致《傑拉德・索姆》（Gerard Sorme）系列，獻給它們每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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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撰
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在還是青少年的時候曾經跟他的一個堅持人類只不過是更高級的機器的同學大吵一架，他生氣地質問對方，既然如此，他怎麼還說“我認為”而不是“我的大腦認為”。當然，史代納沒有辦法贏得這場爭論。不管他說什麼，他的朋友都會反駁說：“你也只是機械般地在回話，因為你想贏。”當史代納回嘴：“你還不是一樣。”那位同學便笑著說：“你看，我說得沒錯吧。”
可以說，這場惱人的老爭論正是加里・拉赫曼這本書的主旨，因為他對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約翰・瑟爾（John Searle）這些“哲學家”也有同樣的話要說，但他並沒有在他們身上著墨太多，畢竟任何願意翻開一本名叫《意識：不為人知的故事》的書的讀者應該都不太會對19世紀的唯物主義在21世紀又能變出什麼新花樣感興趣。讀者們之所以拿起這本書，想必是因為他們對那個將史代納、理查德・巴克（Richard Maurice Bucke）、葛吉夫（Gurdjieff）、鄔斯賓斯基（Ouspensky）、施瓦勒・德・盧比茨（Schwaller de Lubicz）還有讓・格布瑟（Jean Gebser）這些人串連在一起的傳統充滿興趣——至於弗朗西斯・克里克怎麼想，恐怕沒有多少人在乎。
T.S・艾略特曾經批評伯蘭特・羅素的《自由人的信仰》（A Free Man's Worship），理由是這篇文章顯然不是寫給“飢渴慕義”的人，而只是給那些喜歡在酒吧誇誇其談的人看的。至於本書所討論的思想家們是否都“飢渴慕義”固然有待商榷，但起碼有一點可以確定：他們毫無疑問都懷抱著對某種真理的渴望。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如此迷人，也是為什麼一直以來只要是加里・拉赫曼的書我都不會錯過。
在我繼續說下去之前，首先應該聲明的是，加里・拉赫曼這個人——讀者也許會因為他的學識淵博而誤會——其實既非學者更非心理學家。身為70年代紅極一時的搖滾樂團－金髮女郎（Blondie）的吉他手，他的名字在搖滾樂愛好者中早已廣為人知，他的代表作《親愛的你總是觸動我的心》（I'm Always Touched by Your Presence Dear）更曾打進暢銷排行榜前十名。那段歲月的點點滴滴都已經被他寫在了《搖滾紐約》（New York Rocker）一書中。但就在他在舞台上發光發熱的同時，他也把所有空閒時間都投入在了研究哲學與神秘學書籍上。1983年，他開始了自己“探索奇蹟”的旅程，並先後拜訪過楓丹白露的葛吉夫修道院、沙特爾大教堂、格拉斯頓伯里、巨石陣及其它名勝景點。當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認識他的時候，他正在加州州立大學攻讀哲學，並一邊在那家位於好萊塢的“形上學”寶庫－菩提樹書店（The Bodhi Tree）兼差。當時他正在埋首創作一部我覺得十分有意思的“神秘學”小說。後來他在1996年移居倫敦並正式出道成為作家，並出版了《放開你的心：60年代的神秘主義與水瓶座時代的黑暗面》（Turn off Your Mind: The Mystic Sixties）還有《搖滾紐約》。任何翻開這本書的讀者應該都能感覺到，他會想要研究意識這個艱難的問題真的是出於一股純粹的熱情。
現在，且讓我試著來談論一件我們應該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共鳴的事情。
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一小群人與他們的同胞不同，永遠無法安於現狀。他們就像班揚（John Bunyan）筆下的主角，老是懷著一股深深的不滿，滿腦子只想著“我該怎麼做才能得救？”
我必須強調，這些人不一定是宗教人士。也許，他們反而像我一樣，是曾在教堂或主日學校度過無聊得令人想哭的童年的人，從此以後一聽到神職人員的喋喋不休就想吐。但無論他們自己是否知道，這種總是不安於世的態度，恰恰是他們與古往今來真正虔誠的宗教教徒最相像的地方。這些虔誠的宗教教徒往往對那堆充滿八股的讚美詩充滿了不屑：
“瑣碎的日子，日復又一日。
願我們所求皆得應許。”
在這些人看來，只有“瑣碎的日子”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儘管這樣的人多半會被他們的同胞視為異類，但社會上似乎總有這麼一小群人，而且從古至今皆然。那些有幸出生在13世紀的歐洲人，只需要向他們的家人說一聲我要去當修士，就可以出發前往最近的修道院了。雖然他們可能還是要擠牛奶、磨麵粉，但這種“微不足道”的日常瑣事通常不會引起他們的反感。這是因為當他們在晚禱聆聽僧侶們的誦經，或是參加復活節慶典的時候，往往可以感到自己飢渴不已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一部分獲得了滿足。
當路德、加爾文和胡斯等宗教改革者挺身而出斥責教會的腐敗時，這些天生的默觀者開始感到不安，因為宗教的天性就是保守，少有挑戰權威的慾望。
他們甚至不太關心本人也是天主教法政（canon）的哥白尼提出一個新理論，主張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畢竟哥白尼自己也承認這只是一個理論。但事情並沒有止步於此。很快伽利略便證明哥白尼是對的、教宗是錯的，備受尊敬的哲學家笛卡兒提出唯有通過理性才能獲得真理，儘管理性能夠允許上帝的存在，但要獲得某些知識的第一步仍必須“懷疑一切”。接著，牛頓又證明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時鐘，就算沒有上帝的干預也會永遠滴答作響。到了這個時候，半個歐洲已轉投新教陣營，13世紀的那個田園牧歌般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事後諸葛的我們當然會說這一切都是歷史的必然。但對那些曾在教會找到安身之處的“異鄉人”與“局外人”而言，這只意味著他們又再次失去了家。他們已淪為實質上的難民、流離失所的一群人。因此，當喬治・葛吉夫這個生活在19世紀80年代的亞美尼亞裔希臘人也嚐到了這種精神難民之苦時，他已不知該從何開始尋找一種可以滿足那股不斷折磨他的飢渴的生活方式。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如果他早點出生的話，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進入東正教會，並以聖人的身份過完這一生。但他終究來晚了。無奈之下，葛吉夫只好遊遍埃及、衣索比亞、敘利亞，然後是印度，以期找到他相信必定存在於某處的失落知識。經過多年的尋覓——他聲稱自己是一個名為“真理追尋者”的團體的一員——最後他得出結論，他一直以來苦苦尋覓的答案其實不在喜馬拉雅山的某座古老寺院，而恰恰是在“人的潛意識心理之域”，也就是說，答案是藏在潛意識的心靈深處。
現在——如果不介意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歷程——我大約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第一次聽說葛吉夫的大名，當時我在肯辛頓教堂街的一家書店裡看到一本很厚的書，書名叫《萬有一切》（All and Everything）。我從還在十幾歲的時候就一直有股荒謬的衝動，那就是我想要搞懂20世紀的每一個重要思想，所以我非常想知道葛吉夫究竟說了些什麼，而這需要啃完整整一千多頁。然後我稍微翻了一下這本書，確定他顯然不知道什麼叫做白話文後，我放棄了。
不久後，我又在溫布頓公共圖書館找到一本書，它是P.D・鄔斯賓斯基的《探索奇蹟》（Search of the Miraculous），令人欣喜的是這是一本介紹葛吉夫思想的書。這本書寫得非常平易近人，我立刻決定把它借回家好好研究。但很快我就被關於“創造之光”或“八度音階”之類的艱澀概念搞得一頭霧水，我開始懷疑這本書是否還是不適合我。幸運的是，幾個星期後，我找到了肯尼斯・沃克（Kenneth Walker）的《思想冒險》（Venture with Ideas），一本更加平易近人的介紹葛吉夫與鄔斯賓斯基思想的書。有了肯尼斯・沃克的鑰匙，這次我總算弄懂了《探索奇蹟》，並意識到自己可能在偶然間發現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其中一本書。
葛吉夫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地方是，他說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只不過是機器。這是我從十幾歲時便隱隱約約有的感覺，尤其是在我讀到T.S・艾略特的《家庭聚會》（The Family Reunion）中的那句：“某部分的我，眼睜睜看著另一部分的我自己動起來。”沒錯，就是這種感覺。從前的我總是幻想著成為一個比現在的自己更好的人——冷靜沉著、心無旁騖、能言善辯——但我的身體和大腦卻彷彿有自己的主見，有時我總感覺自己好像一個步履蹣跚的科學怪人。說服這個科學怪人照我的話做，簡直跟駕駛遊樂園中的“碰碰車”一樣困難，它永遠不會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行駛。
但就算我擺脫了這種笨拙和尷尬的感覺，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在我們的人格中似乎總是存在著某種機械性的部分，我姑且稱之為“自動駕駛”——我們靠著它來學習怎麼打字、開車或說外語。想來想去，我覺得還是直接用“機器人”來稱呼它最合適。
這個機器人也與我從還是青少年時就一直十分好奇的問題有關——精神疾病。很多我崇拜的19世紀偉人——梵谷、尼采、荷爾德林——最後都發瘋了。我覺得我好像可以理解問題出在哪裡。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部分是“機器人”、一部分是活生生的生命，也就是“真正的你”。正常情況下，兩者應該是50:50各半。當你在春天的早晨出發去上班，你可能是51%的“真正的你”、49%的“機器人”。然而，當你下班回家的時候，也許是因為過於疲憊，以至於你幾乎是“自動”開車回家，甚至不記得你有在開車——因為送你回家的其實是你的機器人。
當你因為生活中的困難而動彈不得，這時你就很容易會變成半死不活的機器，開始遺忘自己過去真正享受生活的模樣。
你不再替自己的精力電池充電，你已習慣扮演“機器人”而不是“真正的你”，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態。因為我們一旦習慣成為55%的機器人、45%的真正的你，久了之後往往便很難恢復原狀。疲憊讓你變得悲觀，悲觀又讓你感到更加疲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它使活著變成了一件苦差事，每一個人都活得好痛苦。我們不再感受到那種純粹的喜悅之光，那些卻斯特頓口中“沒來由的快樂”或普魯斯特說的“美好時刻”，塞繆爾・貝克特的戲劇彷彿成了生活的寫照（貝克特被含糊地公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這肯定是因為他的作品真的是我們很多人的寫照）。
總之，儘管機器人是我們最有價值的僕人，但它卻也要為我們文明中的大部分問題負責。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歸咎於這種負面反饋機制——疲憊導致憂鬱，憂鬱導致疲憊...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從佛洛伊德的心理學到海德格、沙特乃至其徒子徒孫的哲學，這些“現代思想”往往散發著一股陰鬱的色彩。
然而，正如加里・拉赫曼指出，並非所有嚴肅的思想家最後都陷入了這種悲觀的死胡同。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指責佛洛伊德“丟掉人性”，使我們不再重視自己真正的潛力。馬斯洛認為所有健康且正常的人都會時不時經歷所謂的“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s，類似普魯斯特的“美好時刻”）。不過他還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當他的學生開始互相分享他們的高峰體驗時，他們往往會在分享的當下再次產生同樣的感受。這就好像光是提醒自己這些體驗的存在，就足以讓它們再次發生。
我們在巴克的“宇宙意識”（cosmic consciousness）體驗中看到了相同的現象，這是發生在他與朋友花了一晚上的時間互相分享閱讀華茲渥斯、惠特曼和布朗寧的心得的時候。這樣的閒談讓他感到非常快樂，並且隨著他的心情越放鬆，他的快樂就更加倍增。
這就引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既然高峰體驗是如此自然，為什麼大多數人卻少有這種體驗？
答案應該很不言而喻。我們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都不會去思考我們到底快不快樂。我們多半把時間花在思考更實際的事情——趕公車、繳帳單、看新聞。往往只有在真正放鬆或退一步的時候，我們才會感受到發自內心的幸福。馬斯洛描述過一位年輕的人母，她正在為丈夫跟孩子準備早餐，就在一縷陽光從窗戶射入的那一刻，她忽然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幸福，這就是她的高峰體驗。當然，她在這件事發生之前一直都很快樂，陽光只不過是“推”她一把，促成她的高峰體驗發生。
我從很久以前就有一個想法，我認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特寫鏡頭”實際上已剝奪了我們對意義的感受。我們一生都活在凝視眼前的瑣事中，好比鐘錶匠透過他的眼鏡凝視齒輪和彈簧。結果就像一個近視的人在逛畫廊，他必須走近到兩英寸的距離來看畫，因此他根本看不見完整的畫。
眼前的瑣事就像鬥牛士的斗篷，它被揮舞來防止公牛將注意力集中在鬥牛士身上。每次當牠用力往前一衝，牠都只會往斗篷的方向衝去。這正是葛吉夫所說的人只是機器的完美例子。一頭聰明的公牛會專注在鬥牛士身上，忽略斗篷，然後給鬥牛士來個迎頭痛擊。但大部分的公牛都蠢得像台機器，無法表現得如此聰明。
在美好時刻發生的那一瞬間，鬥牛士往後一退掀開斗篷，我們便會看見事物的本來面貌，獲得我們渴求的高峰體驗。
當然，問題並不僅僅是“特寫鏡頭”，還有那不知從何時開始潛入我們人生的消極情緒。真正的罪魁禍首恐怕其實是你自己的思想。這一觀點已經得到美國一所精神病學學院認可，尤以喬治・普蘭斯基教授（George Pransky）為代表。他將這套理論稱之為心靈哲學。在他的《心理學的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Psychology）一書中，普蘭斯基自述他是如何被說服去參加在卑詩省海岸附近的鹽泉島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他對與會者個個都是那麼快樂、幸福感到十分吃驚。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這場研討會的主持是一位名叫席德・班克斯（Syd Banks）的普通人，他既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學者，甚至不是牧師。班克斯總是能自然地表現出深邃的睿智。從前的班克斯經常跟他的一個朋友抱怨自己不快樂，想不到後者卻告訴他：“你不是不快樂，席德——你只是以為你不快樂。”班克斯聽完，不敢置信地看著他說：“你說什麼？”隨著他逐漸領悟這句話的含義，他忽然發現，我們所有的精神狀態其實都是我們“以為”自己處在這種狀態而已。
當喬治・蘭普斯基告訴我這個故事時，我也說了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故事給他聽。有個男人第十次去借他鄰居的除草機，他心想鄰居一定會問：“你幹嘛不自己去買一台？”然後他要回答：“這樣不划算。”這時鄰居肯定會說：“是沒錯，但是...”這時，他敲了敲門，鄰居一打開門看到他只說：“哦，趕快去拿你的除草機吧。”然後便轉身離去。
這就是班克斯要表達的意思。真正製造又誇大問題把我們困住的，其實是我們的思想。
假如我們勤於練習葛吉夫所說的“觀察自己”，我們就會發現，有太多我們自以為看到且理解的事物，實際上都只是我們的念頭使然，就好像硬要從雲朵中看出人的輪廓。被我們投射出來的這些念頭就是鬥牛士的斗篷，即平常眼前的瑣事。如果我們能學會把斗篷擱在一旁，一切都將截然不同。正如威廉・布萊克曾體悟到，一旦感知之門被淨化，事物的本來面貌才會終於如其所是地被呈現出來，而那意味著無限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我大致上認為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每當我研讀現代哲學，從海德格和沙特到德希達與李歐塔，或是當我研讀現代文學，從艾略特的《荒原》到貝克特和戈爾丁的《蒼蠅王》，我覺得這些人所做的無非就是在從雲朵中找出人臉——然後試圖說服我們相信——他們真的找到了一張又一張人臉。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有一句話說得好：“‘我’應該是一個動詞。”光是讀懂他這句話，就算是非常接近認識自己了。如果日常狀態的意識與睡眠狀態的意識始終是同一個意識，那麼問題顯然在於該如何“喚醒心靈”。
我建議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曾說過，假如他必須永遠站在狹窄的窗台上，忍受永恆的風吹雨淋與暗夜無光，好換取免於現在一死的話，他也願意。我們應該都不難理解他的想法——要是有人突然用槍抵著我們的頭說：“選哪個？你是想腦袋開花，還是去站那狹窄的窗台？”恐怕我們都會大喊：“我選窗台！”但是，當我們真的站在了那狹窄的窗台上呢？
《BBC》的音樂總監漢斯・凱勒（Hans Keller）曾回憶二次大戰前他在德國的經歷，當時他有許多熟識都已被抓進集中營，他暗自禱告：“只要能讓我逃出德國，我發誓這輩子再也不會抱怨了。”我們肯定同樣都能理解他的感受。但他怎麼可能真的信守這個諾言呢？
加里・拉赫曼在本書中提到了葛拉罕・格林（Graham Greene）曾經用一把上膛的左輪手槍自己玩俄羅斯死亡輪盤，只為了排遣無聊，以及當擊錘敲中空腔的聲音響徹空盪盪的房間時，他又是如何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悅與解脫。他在那一刻真的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動詞。
但我們該如何“變成一個動詞”呢？蕭伯納在《傷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中借用肖托弗船長之口回答了這個問題，這需要的是“第七感的專注力”。
我們可以看到，當左輪手槍的擊錘敲中的是空腔時，那一刻確實會帶來非常類似第七感的專注力的東西。在這本了不起的傑作中，加里・拉赫曼選擇從許多不同的視角來討論這個問題。這些視角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它們都認為人類的意識正在慢慢演化，要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這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魯道夫・史代納最重要的教誨，並曾被巴克、葛吉夫、鄔斯賓斯基、歐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馬斯洛、施瓦勒・德・盧比茨和讓・格布瑟反覆強調。在我看來很明顯，就像馬斯洛的學生一樣，我們只能通過討論與思考來加深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換句話說，這本書的誕生本身就是它所要探討的演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幾年前，我在偶然間有了一個有趣的領悟——確切地說是在1987年3月，一艘名為自由先驅號的渡輪出事後，這艘輪船的船長犯了一個錯誤，允許別人在船還在離港時打開艙門，想當然這是違法的。結果巨浪剛好襲來，大夥連人帶船全被捲進海裡。每次只要想起這件事，我總是會想要避免這場悲劇明明很簡單，只要有人走到船長面前喝斥他把艙門關上，不然要投訴他不就好了。
但後來我意識到了一個悖論。如果悲劇被避免，便誰也不會知道有這件事，也就不會有人可以在僥倖生還後喜極而泣與謝天謝地。我們甚至能夠想像，假如其中一名乘客患有憂鬱症，他可能還是會在回程時主動跳進海裡。
反思這一點讓我明白了葛吉夫的意思，他說人類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讓他知道自己何時會死的器官，唯有如此他才會從渾渾噩噩的生活中驚醒。讓我再補充一點：我們現在需要的應該是一個可以提前告訴我們每天可能會遇到、但我們通常可以化解的苦難與悲劇的器官。
這聽起來彷彿是在建議我們應該永遠活在對災難的恐懼之中。但我不是這個意思。正好相反，我只是認為我們應該更積極地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就像馬斯洛描述的那位太太——好提醒我們自己其實是多麼幸運。
四十年前，我撰寫了我的第一本《兇殺案大百科》，我在那本書的序言中解釋了為什麼我不認為研究兇殺案是一種很噁心或無法理解的行為，因為當你想到一個犯罪往後將永遠失去自由的時候，你就會明白自己現在擁有的自由是多麼可貴。
舉個例子，正當我在為本書寫序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埃拉・艾因霍恩（Ira Einhorn）的男子才剛因為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我現在不是要爭論他是否罪有應得：只是如果他真的是一個聰明人的話，他實在應該找到一個比監獄更好的歸宿。每當我感到倦怠、或是開始為一些瑣事煩悶的時候，我便會想起艾拉的處境，然後我就會重新客觀地審視自己。這時我才發現，那些煩心事原來是多麼的不足掛齒。
加里・拉赫曼相信，並且我也同意，人類的意識在過去四千年中歷經了一些深刻的變化：公元前1250年左右發生了朱利安・傑恩斯（Julian Jaynes）所說的“二分式心智的崩潰”，這是具有反思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萌芽的時候，然後公元1336年左右彼得拉克（Petrarch）試圖攀登風禿山的時候發生了“透視意識”的轉變，再來是1750年左右伴隨浪漫主義興起的劇烈變化。
假如格布瑟是正確的，那麼最驚人的巨變應該尚未到來。這個最驚人的巨變就是邁向“整合意識”的轉變，格奧爾格・費爾斯坦（Georg Feuerstein）將其定義為：“不再執著於逃避當下的意識”。
這也是為什麼在我看來，格布瑟完全配得上作為本書的收尾，到時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我是否言過其實。因為理解整合意識的含義，就是邁出了實現它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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