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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HARD SMOLEY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曾在他無比沉重的回憶錄《夜》(Night)中描述過他在納粹集中營目睹的一個令人鼻酸的故事。在難以想像的痛苦與絕望中,一位名叫阿基巴・德魯默(Akiba Drumer)的囚犯“從《聖經》中找出了一段經文,又把經文轉譯成數字,他就憑著這些數字堅信彌賽亞一定會在未來幾週內降臨。”
在過去兩千年來的歷史裡出現過無數像阿基巴這樣的人,面對悲慘的過去與慘淡的現實,他們不得不將目光轉向未來以尋求希望和慰藉。
這樣的情形或許並非自古皆然。儘管從古印度人到古日耳曼人的傳統神話都認為時代的興衰循環不斷,但亞拉伯拉罕諸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卻傾向於將歷史視為一條單向道,正義的帳本將在時間終結之時清算,人們或走向救贖、或走向滅亡。這種觀念就是俗稱的末日天啟(Apocalypse),與之有關的文獻則被通稱為啟示文學。
所以,預言究竟是什麼?我們能夠相信它嗎?
根據神秘學傳統——這個奠定人類所有偉大靈性傳統的知識體系——的教導,至少在原則上,預知未來的確有可能的。
有幾種理論可以解釋它是怎麼發生的(而且它們都不互相矛盾)。其中一個理論主張存在一個純粹的圖像與理型世界,它在許多傳統中都有不同的名稱。卡巴拉主義者稱之為形成界(Yetzirah),即“形式”的世界;它也很可能就是澳洲原住民所說的夢紀元(Dreaming),以及一些西方神秘主義者口中的星光界。這個理型世界不是任何物理意義上的存在,但它依然是一個完整的現實。比方說,如果你想像一顆燈泡,這時從你腦海浮現的圖像就獲得了某種現實性,甚至是某種實體性,雖然那並非物理意義上的實體。
神秘主義還教導說,這個理型世界要先於物理世界而存在:任何事件和事物都是先在那個世界產生,然後才會應驗在現實世界中。所以,一個人只要能夠進入這個維度——要嘛是有意識的透過占卜或默想,要嘛是無意識的透過夢境、預感或直覺——理論上就可以看見未來。
有些讀者可能會好奇是否能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共時性(synchronicity),每當人們想要就塔羅牌或《易經》這些占卜工具的原理解釋個所以然時,最常引用的就是這個概念。
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將共時性定義為“非因果性原理”。榮格舉了一個十分洽當的例子:“我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病人,他的太太曾告訴我,當她的母親和祖母去世的時候,在停屍間的窗外都曾經出現過一大群鳥。”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常見,我也從我的家人那裡聽過差不多的故事。在榮格看來,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親人過世、群鳥出現——都並非真正的因果關聯;也就是說,親人的死亡並不會導致群鳥的出現,反之亦然。但兩件事卻通過他所謂的“有意義的互相聯繫”而產生了交集。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將共時性定義為“非因果性原理”
榮格試圖用“非因果”來定義共時性看來有點過於簡單。他似乎真的只把它當成了嚴格意義上的非因果關係來思考。相反的,共時性的存在可以說是揭示了一個隱藏在物理維度之外的因素,而正是這個因素“導致”了親人死亡與群鳥出現這兩件事被串連在一起。榮格認為這個隱藏的因素就是原型,即孕育人類心智甚至是現實本身的心靈力量。對榮格來說,“任何有意義的巧合...似乎總有作為其基礎的原型。”
接受了這一點,我們就得到了一個非常接近於上面介紹的神秘學教誨的理論。榮格的原型世界與卡巴拉的形成界多多少少有點類似。因此,它可以在兩種沒有明顯因果關係的現象(親人死亡、群鳥出現)之間創造出某種有意義的聯繫。榮格本人非常講究科學,很大程度上他也算是一位科學家——但他的結論從很多角度而言卻跟古代神秘主義者不謀而合。
另一種關於預言未來的神秘學理論是基於時間的高度相關性。康德曾說過,時間是我們的基本認知結構之一,但卻是我們的心智強加於現實的結構。儘管很難想像,但時間本身並沒有絕對的真實性(當代物理學可能也認同這一點)。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越過這個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體驗框架是有可能的,如此一來就可以窺見未來。
許多靈性傳統都談到了更高的自我,它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並且超越在我們平時的自我之上。這個更高的自我有無數的名字。古希臘人稱它為代蒙(daimon)、古羅馬人稱它為精靈、神秘基督徒稱它為天國或內在的基督。這個自我超越在人格、有意識的小我之外,也超越在任何有意識的經驗範疇之外,包括時間。我們的生命在它眼裡不是橫跨數十年光陰的一連串事件和經歷,而是一個自成一體的整體。它可以直接看完我們的一生,就像我們翻看快照一樣。
關於這個更高的自我,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出自柏拉圖的《克力同篇》。在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後,他富有的朋友克力同建議蘇格拉底逃跑,並向他保證自己已經賄賂守衛,還可以提供所有需要的幫助。但蘇格拉底拒絕了,他說自己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披著白袍的美麗女子出現在他面前,並念誦了《伊利亞德》中的一句台詞:“三日後,你將前往豐饒的弗提亞(Phthia)。”蘇格拉底相信這是他的代蒙,也就是他的指導靈給自己的訊息,意思是他將在三日內被處決,且他不應該逃跑。對此的一種解釋是,代蒙,即更高的自我,可以超越線性時間直接從頭到尾看完一個人的一生,並在適時的時候給予建議。
但要注意的是,如同蘇格拉底的案例,這些異象通常都與一個人更深層次的命運有關。它從來不會告訴你下星期開獎的彩票是幾號或哪支股票會大漲。雖然這些東西原則上並沒有比其它東西更不可知,但顯然高我對它們一點也不感興趣——不管怎麼說,知道這些事情又有什麼用?我確實認識有一個人就是這樣的案例。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他有一次在半夜被突然從腦海中閃過的一串數字驚醒。他想到它們或許是彩票號碼,他應該按這些號碼去買一張的,但他最後還是沒買。結果,那串數字正是當週的中獎號碼。
如果這些對未來的洞見的本質說到底都是個人性的——亦即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在一個人生活中的關鍵時刻給予指導或啟發——那麼預言又如何在更宏大的意義上成立,如何為國家、人民甚至是人類本身的命運打開一扇明窗呢?
從整體來看,古往今來宏大預言的成績並不怎麼理想。早從公元前2世紀巴勒斯坦的末日教派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那時,猶太民族生活在希臘化的塞琉古君主統治下,這些君主繼承了亞歷山大大帝一部分的帝國版圖。公元前167年,其中一位統治者安條克四世宣布猶太人通通都要接受希臘化。他在耶路撒冷聖殿建造了一座祭壇,可能還在裡面擺放了宙斯的畫像。
猶太人的憤怒完全反映在了〈但以理書〉中,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啟示文學之一,也是它們中唯一一部被《舊約》收錄的作品。它成書於猶太人對塞琉古王朝的反抗期間,並假借公元前6世紀的聖人但以理之口來“預言”四百年後會發生什麼事(這種做法有一個專有名詞叫vaticinium ex eventu-“事後預言”)。但以理說有一個“卑鄙的人”——即安條克四世——他要“褻瀆聖地...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但以理書》11:21,31)即在聖殿中設置偶像(《馬加比一書》1:54)。然後天使長米迦勒將拯救以色列,死者會復活,“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而安條克四世本人“然而到了他的結局,必無人能幫助他。”(《但以理書》11:45,12:1-2)。
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猶太人在馬加比祭司家族的領導下起義,並贏回了他們宗教自由與一定的自治權,但這顯然不是末日的到來。安條克本人也沒有因為觸怒神意而死亡:他最後是死於自然原因。
儘管作為預言是失敗的,不過《但以理書》仍然確立了啟示文學的基本體裁。每逢有危機發生,這類文本就會宣稱這些是即將到來的末日審判的前兆,屆時正義將得伸張,惡人將被懲罰。
《新約》結尾的〈啟示錄〉也遵循了這個基調。大部分學者都同意這是對公元1世紀羅馬迫害基督徒的回應。它即使作為字面預言也不是很準確。這卷書似乎預言了羅馬帝國的終結和千年王國的降臨,但這並未發生。羅馬帝國確實滅亡了(在《啟示錄》寫完的四百年後),但緊隨其後的卻不是上帝歸來。反之,羅馬帝國的滅亡只是開啟了一段被稱為黑暗時代的崩潰與混亂時期。
甚至連福音書中與耶穌有關的預言也不怎麼可信。如果我們從字面上閱讀這些學者們口中的啟示語錄(Apocalyptic Discourse,它有三個版本分別出現在《馬太福音》24、《馬可福音》13和《路加福音》21),我們必須得出結論認為,耶穌是在預言當聖殿被羅馬人摧毀之後,上帝之子便會歸來。結果這沒有發生。羅馬人的確在公元70年洗劫了聖殿,大約是耶穌死後過了一代人的時候,但耶穌沒有回來,更沒有建立千年王國。一切仍然照常繼續(除了猶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
米歇爾・德・諾特雷達姆(1503-1556),又名諾查丹瑪斯。
我舉《聖經》作為例子,是因為它是迄今為止最著名的預言,但就算我們看向其它預言,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美國催眠通靈師埃德加・凱西(Edgar Cayce)曾預言,加州大部分地區將在1972年被淹沒。諾查丹瑪斯也預言1999年第七個月的天空會出現驚人的異象,但結果當然什麼都沒有,更不用說是任何災難了(有關諾查丹瑪斯的更多資訊,可以參考拙作《破解諾查丹瑪斯》〔The Essential Nostradamus〕)。
那麼,我們該如何使這些預言的糟糕表現與上面介紹的神秘學理論相協調呢?假如我們確實能預知未來,為什麼這些預言卻老是落空?
星光界是圖像的海洋。我們可以說它包含了每個人曾經想過或可能想到的每一個圖像和想法。這麼說來,它肯定也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人類的恐懼、戰慄和焦慮,其中大部分都與過去或現在的現實無關。《奇蹟課程》(A Course in Miracles)對這個維度有很清楚的描述:
“恐懼之域就隱藏在肉眼可見的層次之下,它是這個世界存在的基礎。世上的一切幻想、妄念、瘋狂、好鬥、憤怒、報復、叛逆都在這裡,它們都是為了包庇那罪咎,而為了掩藏這個罪咎,世界便產生了。罪咎的陰影一浮現就足以覆蓋它最顯眼的表象,這才使得世界變得如此絕望、孤獨又空虛渺茫。”
在不深究《奇蹟課程》複雜的心理學理論的情況下,我在這裡只會簡單地將“恐懼之域”定義為一個位在意識表面之下的充滿恐懼、仇恨和焦慮的區域。恐懼之域是始終存在的:我們每個人都參與了它的創造。也許只有最豁達的人才能完全擺脫它的影響。對我們其他人來說,它就像一條地下河般總是如影隨形地跟著我們。我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淌入了這團渾水。
這個“恐懼”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對象。它不一定與任何真實或實質的事物有關;它只是一種無法形容、漫無目的的焦慮,可以依附在任何事物上。它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巨大的影響,而這恰恰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意識到它。我們總以為我們的恐懼和焦慮一定是關於某些真實又合理的事情,但未必是如此:常常只要這個焦慮一消失,那個焦慮馬上又跑了出來。對許多人而言,這種焦慮更常表現為對自己、社會、人類或地球的未來的恐懼;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則變成了世界末日即將降臨的恐懼。
有人說恐懼是一種健康且正常的情緒,沒有它我們根本無法在世界上生存。這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是真的。一個人會因為本能而在面對野生動物時心生恐懼、拔腿就跑。但我現在談論的這種恐懼卻一點也不健康。毫無疑問,大部分的精神功能障礙都與過度沉浸在這種恐懼中有關。
說了這麼多在解釋這些可怕的預言景象,那麼好的部分呢?總是彷彿已近在咫尺的那些美好烏托邦夢想呢?其實它們都是一樣的。形成界或星光界又被神秘主義者稱作幻想的世界,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圍繞著我們的幻想和妄念形成的精神空間。雖說這些幻想大多是負面的,但也不乏正面的幻想。它們相當於恐懼之域的反面。希望幻想的力量——它非常強大——很容易會人把這些圖像組合成一幅未來的畫面,其中既可能有可怕的災難(通常是敵人的侵略),也可能有最終的救贖(對自己和自己所屬的教派)。阿基巴・德魯默在集中營裡的預言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的時代已經比以前還要成熟不少,但當代人依然難免受到過去的影響。大災難和千禧年的觀念依舊陰魂不散。抱有宗教信仰的人用《聖經》來詮釋它,沒有信仰的人則將其理解為核子大戰或環境浩劫。核汙染和環境污染確實都是非常嚴峻的問題,不該被等閒視之,但最好還是把它們與這種無意識的末日想像區分開來,這種想像既可以是來自理性科學家的大腦,也可以是來自街上打扮成人形看板的神經病。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能會想問預言與更傳統的預測究竟有什麼不同,後者如今已經演變成了一門被稱為未來學的科學(或偽科學)。未來學並不做超自然的假設,它只會根據已知的事實來進行推演。它會利用現有的統計數據——人口數量、經濟增長、政治趨勢、資源容量——來推斷未來可能變成什麼模樣。這既是它的強項,也是它的短板。未來學永遠只能依據當前的趨勢來進行預測。但我們也知道,沒有什麼趨勢是恆久不變的。出乎預期的意外總是會發生。這些都是傳統預測者無法預測的;它們的不可預測性恰恰是其本質所注定的。
末日先知則沒有這種困擾。他肯定不會想去預言無關緊要的事情;不然誰會關注他呢?所以他更樂於預言各種超自然的事件和動盪:大陸沉沒、外星人現身、地球極移、基督再臨。在某種意義上,他確實說中了。災難確實是會發生。但不知怎的,它們從未以符合預言的方式發生。
最後,我不會將我的未來打算建立在任何預言上。我不敢說這些預言全都不會應驗——畢竟這話本身就是一種預言——但在我看來,它們老早就被證明沒有那麼可靠,更不用說還值得現在認真關注了。傳統的未來學也許能提供一些真知灼見,但它往往更多還是分析師自己的先入之見。
所有這一切仍然給我們留下了未來確實可以預知的可能性,未來的種子就藏在星光界中,縱使那裡有所有的恐懼和幻想。我們該如何才能接觸到它呢?試圖從集體層面上瞥見未來是非常困難的,這往往是因為那本身就不是作為個人的我們應該插手的事情。最近我的一個朋友用卜卦占星術(horary astrology)問了一個關於國家未來的問題。儘管大多數的占星學家都不會使用或不瞭解卜卦占星,但懂的人可以利用它來獲得十分驚人的結果,而我朋友最後得到的答案則非常中肯:“這不干你的事”。
當我們談到個人的未來時,情況又不同了。我自己就常常發現,每當有什麼事要發生在我身上時,無論我有沒有要求,我總是會透過某種內在感知事先預料到。塔羅牌或《易經》對我來說並沒有特別有用。另一方面,占星術倒是真的蠻有用的——前提是要真的瞭解這套系統,瞭解星星到底想說什麼。
這些都只是我個人的經驗。其他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這些東西恐怕會比任何流行書籍都還要更因人而異。最後,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清楚的決心去看清自己的內心與外在,看清自己的盼望、恐懼與渴求,好好面對佛洛伊德所說的“現實原則”。偉大的靈性導師G.I・葛吉夫的弟子A.R・奧雷吉(A.R. Orage)曾很奇怪的將良知定義為“對所有情緒的一視同仁”。假如一個人能夠以最赤裸甚至最無情的誠實來做這一點(這絕對比它乍看下的要困難得多),那麼他便再也不需要依靠任何通靈師或先知的苦口婆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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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史莫利(RICHARD SMOLEY)是《內在基督教:神秘傳統指津》(Inner Christianity: A Guide to the Esoteric Tradition)、《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被禁止的信仰:諾斯底主義的秘密歷史》(Forbidden Fai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Gnosticism)等著作的作者,同時他也是《美國神智學雜誌》(Journal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TSA)的編輯,若想瞭解更多可以前往他的網站www.innerchristianity.com/blo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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