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Dr. Joseph Mercola
根據最新研究，新冠病毒是自然產生的概率只有不到億分之一（註1,2）。這篇研究論文已於2022年10月20日發表在預印本服務器BioRxiv上（註3）。
論文的作者之一，數學生物學家亞歷克斯・沃什伯恩（Alex Washburne）也在同一天發表在Substack（註4）上的一篇文章中總結了這項研究的發現。論文的另外兩位作者分別是分子免疫學家瓦倫廷・柏魯特爾（Valentin Bruttel 和藥理學家安東尼奧斯・范東根（Antonius VanDongen）。這篇論文的重點有兩個：
1. 新冠病毒具一個有明顯的基因工程特徵，而這是過往未曾出現的。
2. 基因指紋還表明，新冠病毒確實與拉爾夫・巴里克博士（Dr. Ralph Baric）的研究成果
——他曾談論過如何掩蓋基因工程的馬腳——脫不了關係，他的研究與在新冠病毒中發現的遺傳基因有直接的匹配。
透過無縫接合來掩蓋基因改造
2002年，巴里克及其他三位研究人員在《病毒學雜誌》（Journal of Virolog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小鼠肝炎病毒A59株全長傳染性cDNA的系統組裝〉（Systematic Assembly of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Mouse Hepatitis Virus Strain A59）的文章（註5）。他們在這篇文章中描述了一種名為“無縫接合”（seamless ligation）的技術，它可以被用來掩蓋任何被實驗室製造的病毒的基因工程特徵。巴里克還為這項技術取了一個綽號叫“無痕處理法”（no-see’m method）。
這項研究受到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兩項撥款計劃資助（註6），分別是AI 23946－MHV（小鼠肝炎病毒）的複製機制與SARS的逆向遺傳研究（註7）；GM 63228－冠狀病毒感染性cDNA構築質體的逆向遺傳研究（註8）。
無縫接合會留下自己的簽名
然而，儘管無縫接合可以掩飾實驗室病毒的人為改造特徵，但事實證明，它仍會在氨基酸密碼中留下自己的特徵，而這就是沃什伯恩跟他的同事們在新冠病毒中發現的東西。
一言以蔽之，無痕處理法會在“遺傳密碼表”中留下一種獨特又怪異的“拼法”，這通常在天然病毒的基因組中是找不到的。論文在摘要中說道（註9）：
“為了在實驗室中製造天然冠狀病毒的合成變種，研究人員經常會使用一種被稱為體外基因組組裝的方法。其需要利用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這種特殊的酶來製造DNA構築質體，接著就可以按照病毒基因組的序列將它們‘縫合’在一起。
要在實驗室中製造病毒，研究人員需要特別設計病毒的基因組以增添和移除拼接接點，即俗稱的限制接點。研究人員修改這些接點的方式，就會變成體外基因組組裝的指紋。”
在2022年10月21日發表在《捍衛者》（Defender）上的一篇文章中，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傑伊・庫伊博士（Jay Couey, Ph.D）和查爾斯・瑞克塞Charles Rixey）對這項研究進行了更清楚的說明（註10）：
“巴里克的‘無痕處理法’的神奇之處在於，它能夠在不改變病毒蛋白質的情況下，將這些有明顯變化的‘拼法’悄悄地編織入具有相關基因的病毒序列中。這就好比改變一個單詞的‘拼法’卻不使其含義發生改變；不經意的聽眾永遠不會注意到其中的細微差別。
研究團隊使用了鑑識科學工具來深入研究新冠病毒基因組中的微小‘拼法變化’，這些變化表明病毒確實曾在實驗室中接受‘無痕處理法’的改造。
想像一個英國人會如何拼寫‘colour’、‘manoeuvre’或‘paediatric’，一個人拼寫單詞的習慣會透露他是哪一國人。同樣的，病毒序列中的這些極不容易察覺的變化恰恰透漏了它的實驗室起源。”
間隔重複切割點證明人為改造
他們同時還通過繪製新冠病毒身上的切割點的分佈情形，然後將其與其它野生SARS病毒與實驗室製造的SARS病毒的切割點進行比較，來揪出無縫接合留下的指紋。
野生SARS病毒的切割點都呈現隨機分佈。反之，實驗室SARS病毒和新冠病毒卻都具有十分規律的間隔重複切割點。幾位論文作者指出，這清楚證明新冠病毒是在實驗室中利用巴里克的無痕處理法製造出來的。
人為改造的另一個明顯跡象是切割點之間的距離。野生病毒中最長的片段往往比任何在實驗室病毒中發現的都要長得多，包括新冠病毒。
這是因為實驗室病毒都是由較小的片段縫合在一起製造的，因此它們的基因片段通常都很短。然而，在自然界中片段的長度則完全是隨機的，所以有的非常短、有的中等、有的非常長。
新冠病毒的突變也與你在野生病毒、自然演化病毒身上看見的突變截然不同。所以，新冠病毒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極有可能是實驗室的產物。正如他們在總結中表示（註11）：
“我們發現新冠病毒具有合成病毒的典型限制點指紋。新冠病毒的合成指紋在野生病毒中是絕不會出現的，反而在實驗室病毒中卻十分常見。
新冠病毒的限制點的突變類型（同義突變或沉默突變）也是人為改造的特徵，沉默突變集中在限制點中的程度之高同樣是隨機演化難以解釋的。
無論是限制點還是突變模式皆表明，它們是野生冠狀病毒演化的可能性極小，反而它們在實驗室病毒中卻相當普遍。我們的研究結果強烈顯示，新冠病毒是人為製造的產物。”
基因指紋指向巴里克、弗奇和武漢病毒研究所
根據沃什伯恩和他的同事們的說法，只有巴里克的無痕處理法是唯一符合新冠病毒氨基酸密碼中的人為改造跡象的解釋。
這對發明該方法的巴里克以及通過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撥款給他的安東尼・弗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來說無疑是個壞消息。同樣難辭其咎的還有武漢病毒研究所（WIV）的“蝙蝠女王”石正麗。據甘迺迪表示（註12）：
“巴里克在2016年將他的無痕處理法相授給了...石正麗。作為回報，巴里克收到了石正麗從雲南的蝙蝠身上採集到的中國冠狀病毒（目前科學家普遍已認定新冠病毒的基因譜與蝙蝠有密切的關聯）。
石正麗和她在WIV的同事隨後在一系列現已發表且備受爭議的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實驗（註13,14）中展現了他們已經能夠嫻熟應用巴里克的這項充滿風險的技術...
專家認為這項新技術如果使用不慎將貽害無窮。隨著矛頭指向巴里克，NIAID和北卡羅萊納大學及其它相關各方恐怕也難以開脫...
目前已知最近的冠狀病毒親屬——一種來自武漢實驗室的冠狀病毒——與新冠病毒具有96.2%的相似性（註15）。剩下3.8%的差異也幾乎只是在其獨特的棘突（spike）上面。奇怪的是，這些棘突出現了許多新突變，而基因組的其餘部分卻幾乎沒有。
理論上自然演化應該會讓突變均勻地發生在基因組的所有部分中。事實上，幾乎所有突變都是發生在棘突上，這使得這些科學家懷疑石正麗採集的武漢實驗室冠狀病毒是否有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的直系祖先，至於它的棘狀蛋白則是通過人為工程植入的。
然而，卻沒有明確無誤的實驗室工程指紋——這讓很多專家懷疑巴里克的技術是否被用來組裝一種帶有人為棘突的新型冠狀病毒，同時去除實驗室製造的證據。
這項新研究（註16）串連起了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與這場全球大流行病之間的生物學聯繫。這條線索直接指向UNC和NIAID...在去年春天的一次採訪中，巴里克本人承認，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世界上只有兩三個實驗室在使用他的技術——包括他在UNC的實驗室，還有WIV。”
一個巨大且冒險的研究議程
《柳葉刀》的新冠病毒調查委員會主席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試圖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無果，他對這些新發現發表了評論（註17）：
“巴里克的技術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爭議。就像讓藝術家不必在畫作上署名，它讓病毒學家不必將他的簽名放入病毒中，這樣我們就無法知道它究竟是自然演化還是實驗室製造。所有這一切都顯示...確實有一個巨大的、非常冒險的議程在背後進行。”
順道一提，巴里克的研究也是莫德納針對新冠病毒開發的mRNA疫苗研究的基礎（註18），他同樣參與了新冠特效藥的開發。正如《新聞觀察家》（The News & Observer，註19）在2021年12月報導，巴里克的團隊“參與了目前唯一獲批准的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的臨床前開發工作”以及“研究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其為現今第一款被證實可以治療新冠病毒的藥丸...”
其它無縫接合的罪證
另外說一句，2018年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向DARPA提交的現在變得臭名昭彰的DEFUSE計畫提案（註20）中也詳細介紹了巴里克的技術。但DARPA拒絕了該提案，理由是它有“一些缺陷”（註21）。
生態健康聯盟提出的研究包括要將人類特異性切割點植入到與SARS相關的蝙蝠冠狀病毒中——而在新冠病毒中發現的那些令人費解的切割點恰好非常適合被用來攻擊人類的肺部細胞。正如《每日郵報》報導（註22）：
“這項一千四百萬美元（一千零五十萬英鎊）的提案被否決了，但是否有其它出資者會接受該提案？最起碼這證明了這些研究人員一直在從事危險的科學研究，它可能會製造出與這場疫情大流行非常相似的病毒。”
製造新冠病毒的背後是否有邪惡的意圖？
儘管沃什伯恩、柏魯特爾、范東根都相信新冠病毒是實驗室的產物，但他們並不希望人們以為這背後有任何邪惡的原因。在他的Substack文章中，沃什伯恩寫道：
“...我們現在使用的‘synthetic’（合成）一詞源自於‘synthesis’（綜合）。實驗室有很多合成病毒的方法，我們的職責就是研究這些方法。在與朋友和家人交談的時候，我意識到‘合成’在他們聽起來似乎具有某種負面的含義，所以我想澄清一下，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邪惡意圖的證據。
我們沒有發現新冠病毒是一種生物武器（相反，它看起來更像是被意外洩漏）或任何功能增益的證據。我們確實發現有證據顯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在實驗室中用已知的方法合成出來的產物，但應該是出於正常的研究目的才這麼做。”
當然我可以理解他們希望避免得出新冠病毒是一種生物武器的結論，但我並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即病毒不是被故意釋放出來的。有太多的地緣政治議程都指向新冠病毒是被蓄意釋放，好推動全球財富轉移與大重置（The Great Reset）的進程。
但就算病毒的製造背後真的沒有邪惡的意圖，最終仍然是一樣的。全球經濟瀕臨崩潰、中下層階級的財富被洗劫一空、對病毒的恐懼被利用來迫使我們不僅要放棄權利和自由，甚至是成為醫學白老鼠。如果沒有邪惡的意圖，政府或許本來能夠對病毒做出更理智的反應。
確鑿的證據
更重要的是，不管新冠病毒是否被用作生物武器，不管它是意外洩漏還是故意釋放，我們都應該讓製造它的人為此負責。除非我們立法禁止製造這種科學怪人病毒，否則我們永遠無法高枕無憂。現在隨時隨地都可能會又有一間實驗室製造出來的病毒不慎溜出它的大門，如同甘迺迪指出（註24）：
“現有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是由拉爾夫・巴里克在美國政府資助下所開發的技術製造出來的實驗室工程產物。
這意味著檢察官和律師們終於有了可以代表所有因為新冠病毒而受害的人發聲的確鑿證據...法醫科學家已經成功從這病毒身上提取出了微弱但精確的指紋，這些指紋屬於NIAID和北卡羅萊納大學...
UNC在促成（巴里克的）可疑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催生了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發生，因此它有過失責任。
UNC和NIAID現在的責任都很明確。那我們是否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武漢實驗室製造了新冠病毒呢？答案是所有證據都強而有力的指出，正是武漢實驗室利用巴里克的接合方法才創造出了導致這場疫情大流行的合成病毒。
但目前仍有一些缺失的拼圖使我們無法確定如此危險的研究究竟是不是在武漢實驗室進行，對此我們仍將繼續調查！”
最後，一位推特用戶奧斯汀・金尼（Justin B. Kinney）提出了一個很棒的觀點（註25）：
“生物武器的濫用在新冠疫情之後反而可能會變本加厲，這部分是因為現在那群罪魁禍首都看到了，病毒學家和生物安全專家會出於本能地否認一切人為導致病原溢出（zoonotic spillover）的可能性，結果這就成了他們最好的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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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s and References
1 Epoch Times October 23, 2022, Updated October 24, 2022
2, 10, 12, 17, 24 The Defender October 21, 2022
3, 16 BioRxiv October 20, 2022 DOI: 10.1101/2022.10.18.512756
4, 23 Alex Washburne Substack October 20, 2022
5 Journal of Virology November 2002; 76(21): 11065-11078
6 Journal of Virology November 2002; 76(21): 11065-11078, Acknowledgments
7 CV Ralph Baric item 25 and 26
8 CV Ralph Baric item 22
9, 11 BioRxiv October 20, 2022 DOI: 10.1101/2022.10.18.512756, Lay Summary
13 Journal of Virology September 2015;89(17):9119-23
14 Nature Medicine December 2015;21(12):1508-13
15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December 2021; 10(1): 1507-1514
18, 19 The News & Observer December 26, 2021 (Archived)
20 The Intercept September 23, 2021
21 Newsweek September 22, 2021
22 Daily Mail October 2, 2021
25 Twitter Justin Kinney October 2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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