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g-i-gurdjieff-the-hidden-history-of-the-sufis
BY VICTORIA LEPAGE
蘇菲派的精神與現代世界非常契合。它十分平易近人、崇尚世俗主義，也符合現代人對客觀知識的追求。不過，蘇菲派的歷史卻非常古老。有些人堅持它是伊斯蘭教的一個密宗分支，但更多可靠的來源卻顯示它的歷史實際上要比這個穆斯林宗教還要久遠得多。
有證據表明，這個兄弟會的影響力遍及了許多宗教與文化，並延伸到了數千年前的過去，其成員曾被稱為真理之友、建築師、大師、證道者，以及其它許多稱呼，這些稱號流傳的時間都遠遠超過了伊斯蘭教。據說，當穆罕默德在世時，在麥地那就已經有了這些真理之友，而他們也在宣誓效忠穆斯林的事業後採用了蘇菲派這個名字（註1）。
Sufi（蘇菲）有很多衍生詞，包括Ain Soph（無限），即卡巴拉主義中用來表示不可知的術語，還有Sophos，意思是智慧。這與許多蘇菲派追隨者的觀點相符，他們聲稱它與隱藏在所有宗教基礎背後的神秘智慧都是相通的。英國的蘇菲派追隨者兼作家恩斯特・斯科特（Ernest Scott）就認為，蘇菲派其實在我們不知不覺間深刻影響了西方文化，他將其稱作無形傳統（Invisible Tradition）。據他說，蘇菲派對摩尼教、天主教、中世紀歐洲的吟遊詩人和弄臣傳統、猶太卡巴拉、煉金術乃至基督教本身都有強烈的影響。斯科特引述阿富汗蘇菲派導師伊德里斯・沙阿（Idris Shah）的話說：“有證據顯示，蘇菲派最高深的那群人曾與西方基督教的神秘主義者有過互相交流。”（註2）
斯科特進一步引用了12世紀的蘇菲派大師哈基姆・賈米（Hakim Jami），後者指出柏拉圖、希波克拉底、畢達哥拉斯和赫耳墨斯恰好都生活在蘇菲派的傳播路線上，從而在蘇菲派和古代希臘神秘學派之間建立了因果聯繫（註3）。英國神秘學家J.G・貝內特（J.G. Bennett）甚至走得更遠，提出蘇菲派是古老的阿爾泰魔法師的後裔與精神繼承人，他們已經以中亞為核心傳承了四萬多年。他說，蘇菲派從阿爾泰薩滿那裡繼承了宗教寬容、實用知識以及民主思想，這些都是他們迄今仍然保留的特徵。他們正是從西伯利亞的神秘學派那裡學來了一種十分獨特的敬拜方式，他們對超越在人類之上的更高原則有著近乎五體投地的服從，這也使他們獲得了“上帝的僕人”的綽號（註4）。
貝內特關於蘇菲派不為人知的歷史的大部分知識，都是源自於他的導師G.I・葛吉夫（1877－1949），這位亞美尼亞－希臘裔的神秘主義者與靈性導師曾在高加索和中亞走南闖北，並跟著當地的托缽僧教派學習蘇菲派的教誨。貝內特在《智慧大師》（The Masters of Wisdom）中敘述說：
“葛吉夫告訴我，他曾前往高加索山脈的洞穴和突厥斯坦錫爾河的巨大石灰岩洞窟中追尋智慧，進而認識了這些古老的智慧傳承者，我才知道原來在中亞有一個據說可以追溯到四萬年前的蘇菲派傳統。”（註5）
葛吉夫還告訴貝內特，法國多爾多涅省的拉斯科洞穴中的壁畫，其據藝術研究權威亨利・布勒伊（Abbé Breuil）的說法可溯及公元前三萬年，其實就是蘇菲派後來的薩滿後裔們的作品。葛吉夫從字面上理解亞特蘭提斯的故事，並將其與沙前埃及〔pre-sand Egypt，即被沙土覆蓋之前、還是一片綠洲的埃及，葛吉夫自稱其曾在年輕時有幸見到（並偷偷拓印）一張沙前埃及的地圖——譯註〕聯繫起來，他認為拉斯科洞穴的藝術家們是七、八千年前亞特蘭提斯沉沒後倖存下來的兄弟會成員（註7）。這些人都是高度進化的智慧大師－“‘悟道者’（psychoteleios），他們掌握了永生的秘密”，他們的啟蒙學校現已被淹沒在大西洋底下，但他們在那些野鹿、野牛和原牛（auroch）的壁畫中為我們留下了有關於史前靈性教誨的豐富訊息，只是幾千年來我們沒能正確破譯。
在舊石器時代，藝術與宗教仍是一體的。彼時世俗意識與宗教意識尚未分離，精神與物質尚未對立；惡也並不被認為是永遠與善對立的絕對力量。所有的事物和人們對它們的看法在這時都還充滿了磁性的、合成的超宇宙能量之光，葛吉夫稱之為意識的能量。在這樣一個萬物一體的世界中，偉大的啟蒙者發展出了一套獨一無二的靈性學說，這也是蘇菲派至今仍如此與眾不同的原因，這種學說主張心智的一切二元化思考最終都會回到那凌駕於萬物之上的精神，回歸到太一。葛吉夫說，直到後來越走越偏的宗教出現後，頑固的二元論哲學才開始出現。
撒爾蒙兄弟會
貝內特繼續說道，在蘇美爾文明的頂峰時期，蘇菲派建立了一個名叫撒爾蒙（Sarmoun Society）或薩默姆格兄弟會的團體，據葛吉夫表示這個兄弟會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的巴比倫，其負責在宗教衰落的時期保存雅利安傳統的內在智慧與教義。Sarmoun在古波斯語中是蜜蜂的意思，這是在象徵性的暗示這個兄弟會的工作，他們要像摘採“蜂蜜”一樣保存傳統智慧和超自然能量－巴拉卡〔baraka，其在蘇菲派傳統中是真主賜給人們的恩典，獲得巴拉卡的人將能夠創造奇蹟——譯註〕，使之變得能被理解，並在最需要的時候將這種雙重“甘露”傳授給世界（註8）。Sarmoun一詞同時也被用來表示“開悟的人”。據說，至今在中亞最人煙罕至的地方仍有撒爾蒙兄弟會的秘密學校。
在《葛吉夫：看見新世界》（Gurdjieff: Making a New World）一書中，貝內特推測撒爾蒙兄弟會應該是在大約公元前500年從古代迦勒底遷移到美索不達米亞的摩蘇爾，一路北上至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河谷，最終抵達庫德斯坦和高加索山脈。在那裡，它在波斯君王坎比塞斯一世（Cambyses I）的統治下享受了拜火教興起所帶來的繁榮時期。根據葛吉夫的說法，兄弟會後來又向東前往中亞，從喀布爾出發到那裡需要二十天，從布拉哈出發則只需十二天。“他（葛吉夫）說，”貝內特說道：“它來到了噴赤河（Pyandje）與錫爾河河谷，也就是塔什干東南部山區一帶。”（註9）儘管葛吉夫從未明確交代他跟撒爾蒙兄弟會的關係，也從未透露他在旅行的最後接受教導的修道院究竟在哪裡，不過他在《與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等自傳作品中提供了許多暗示，撒爾蒙兄弟會的修道院很可能就藏身在喜馬拉雅山的北坡，其既是已知最古老的智慧守護者，也是他的神秘知識與力量的來源。
葛吉夫肩負著一項使命來到西方。他曾在高加索地區四處遊歷，一般認為他最先接觸的是謝赫・阿迪（Sheikh Adi）在庫德山的亞薩維（Yesevi）托缽僧教團（tekkes），然後又在阿富汗認識了撒爾蒙兄弟會，並在二十二歲那年接受了一系列的啟蒙正式入會。他身邊的人都堅持他終其一生始終與這個秘密的蘇菲派保持著聯絡，並一直接受著他們的幫助和支持。他顯然認為自己是遵照著他們的命令來到西方開班授課、傳授他在旅行期間學到的宇宙學與心理學知識。然而，在漫無邊際地講述他在中亞追求智慧的各種歷險時，葛吉夫也刻意為他與這些托缽僧傳統的親密接觸的所有細節蒙上了一層朦朧的面紗。這自然也符合蘇菲派本身的低調傳統。
葛吉夫與智慧大師
作為一位富有魅力的催眠師、地毯商人、俄羅斯間諜和神秘主義者，葛吉夫是一位亞美尼亞－希臘裔民謠詩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時常唱誦一些關於過去的偉大靈性導師的歌謠，這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男孩從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志要找到失落的古代智慧，為此他不惜付出巨大的精力與物力，直到三十年後他終於成為了一位難以捉摸卻又充滿魅力的神秘學大師。在勇氣的驅使下，葛吉夫在一次大戰期間毅然率著他的大批俄羅斯追隨者穿越東歐，途經布爾什維克和哥薩克人激烈交火的戰場，最終他們在巴黎郊外的楓丹白露建立了一所學校，專門進行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方法的研究與實踐。這些方法在當時都堪稱是革命性的，據說其中包括庫德斯坦的薩滿教－亞薩維托缽僧的神聖舞蹈與音樂演奏，葛吉夫似乎就是在那裡接受了蘇菲派式的“靈魂錘鍊”（soul-making）技巧訓練。
雅茲迪人是一個離群索居的庫德宗教教派，蘇菲派的拜克塔什教團（Bektashi）就是從他們發展出來的，這群人一直都生活在伊拉克庫德斯坦的摩蘇爾北部的山腳下，並信奉著他們的天使直到今天。根據英國男爵E.S・德羅（E.S. Drower），他在1940年發表了一篇關於該教派的詳細論文，雅茲迪人最主要崇拜的對象是孔雀天使（Malek Taus），他與基督教傳說中的墮落天使－路西法有不少相似之處。雅茲迪人的宗教還特別崇拜一條黑蛇，奉其為魔法力量的象徵——毫無疑問這是在暗示昆達里尼以及靈性生理學中的脊柱能量系統。雖然名義上也是穆斯林，但雅茲迪人卻有自己獨特的宇宙觀、神話故事和儀式活動，相比起伊斯蘭教或基督教，他們反而與魔法信仰或諾斯底教有更多共通點。在庫德的穆斯林、鄂圖曼土耳其人乃至伊拉克和伊朗的伊斯蘭軍隊不斷迫害與追殺下，作為這些人的異端眼中釘，曾經繁盛的雅茲迪部落幾乎被消滅殆盡。他們如今已經所剩無幾，散落在庫德斯坦中部、俄羅斯高加索地區，以及敘利亞、黎巴嫩、安納托利亞和伊朗的一些零星社區。
謝赫・阿迪是13或14世紀的著名神秘主義者，也是一位米底亞賢士（Magi），雖然他被奉為雅茲迪信仰的祖師爺和孔雀天使的化身，但這個宗教和部落卻被認為有著更悠久的起源。人們相信他們是可以追溯到諾亞的遠古先祖傳統的繼承人。阿德里安・吉爾伯特（Adrian G. Gilbert）評論說：
“我相信他們（雅茲迪人）是古迦勒底人的後裔。他們自己流傳下來的說法是他們是從南方遷徙過來的，很可能他們其實是亞歷山大大帝時代結束後消失的巴比倫賢士的遺民。”（註10）
這與葛吉夫的說法不謀而合，即蘇菲派上承著古老的靈性傳統，其類似於雅茲迪人的信仰，並且它應該最主要是流傳在高加索和中亞一帶。話雖如此，有很多證據表明，經過持續不斷的發展，蘇菲派早已超越了它最初的形式，並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拓寬了它的教義。
據已故的知名猶太學者與作家休・舍菲爾德（Hugh Schonfield）指出，到了公元3世紀，在拜火教賢士的支持下，蘇菲派已經在中東建立了不少學校，尤其是摩蘇爾這個古老的亞述王國首都。許多逃離羅馬迫害的埃及猶太難民也在這時加入了蘇菲派。其中包括了特拉普提派（Therapeutae），他們實際上是艾賽尼隱修會（Essene Order）的成員，並堅信上帝已經與人簽訂了一份“新約”。這份新約的內容包括改革猶太教、禁止窮兵黷武和動物獻祭，還有宣揚性別平等和財富公平分配等原則。特拉普提派為蘇菲派帶來的不只是這些被他們視為金科玉律的開明社會理想，同時還有在亞歷山卓發展起來的各種新興的赫耳墨斯和卡巴拉神秘主義思想。因此，正如舍菲爾德說的，當時不管是埃及還是中東：
“宗教互相借鑒與融合的情形屢見不鮮，孕育出了五花八門的靈性混血兒...猶太教和艾賽尼派吸收了拜火教跟密特拉教的思想，然後又透過赫耳墨斯主義和基督教諾斯底派變得希臘化。各式各樣的教派環繞地中海在羅馬帝國的疆域內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共榮盛況。”（註11）
蘇菲派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接受新思想的刺激，反過來又繼續刺激了其它更新的思想。然後，時間到了公元7世紀，由於全球瘟疫、戰爭、地震不斷以及拜占庭基督教對所有希臘學問的打壓，昔日的文明已經搖搖欲墜，蘇菲派的大師們不得不將他們的忠誠從拜火教轉向伊斯蘭教，後者在那時儼然是人類復興的最大希望。於是，波斯的智慧與科學，還有偉大的希臘文化遺產，就這樣傳入了穆斯林文化，並隨著穆斯林聖賢的腳步被傳往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黑暗時代終於走入尾聲，伊斯蘭教在蘇菲派的支持下迎來了希臘－羅馬藝術與科學的全面復興（註12）。
在穆斯林摩爾人征服西班牙後，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那裡和睦的生活直到15世紀，他們一起創造了極為輝煌且深邃的文化，並一直持續至猶太人和穆斯林被驅逐到拜占庭為止，這也給了蘇菲派進入歐洲的其它落後地區的機會。在同一個世紀，聖殿騎士團等十字軍在聖地見識了博大精深的撒拉遜文化，並秘密地將蘇菲派思想的精萃帶回歐洲，以振興基督教的神學、藝術跟科學。
喜馬拉雅之逃
然而，隨著蒙古鐵蹄大舉入侵，蘇菲派的賢哲們被迫遠走避難，歐洲文明的艱難日子來臨了。在中亞被稱為哈瓦加干教團（Khwajagan）的蘇菲派智慧大師逃去了喜馬拉雅山，他們的學校至今依然屹立在那裡。哈瓦加干教團既不是學究也不是神神叨叨的狂喜者。他們是一群實事求是的人，總是孜孜不倦地在進行吐納與誦經（zikr）修行，還會強迫自己面對屈辱且克難的考驗來克服自己的弱點，他們也在蒙古人大肆劫掠西部城市的那段期間協助修建了不少學校、醫院跟清真寺。有人認為這些大師很可能就是撒爾蒙兄弟會的真面目，且他們直到今天都還在秘密領導著蘇菲派——貝內特稱之為隱藏的酋長（Hidden Directorate）——從他們藏身在岡底斯山脈的總部發號施令。與此同時，被留下的蘇菲派教團則繼續與其它神秘學體系互相砥礪，例如波斯的魔法秘密社團和埃及的科普特人，並將其強烈的影響力拓展到了東南亞。
在巽他群島，他們成功融入了當地的土著薩滿、印度佛教徒和道教徒，為爪哇誕生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西藏時輪金剛密宗教派之一做出了貢獻。於是全世界出現了許多互相融合的秘密社團，它們都深根在崇尚自由的土壤中，這片土壤混合了蘇菲派、魔法智慧、所羅門魔法和埃及艾賽尼派的赫耳墨斯智慧。幾千年來，正是像這樣的跨宗教融合孕育了聖殿騎士團、潔淨派、玫瑰十字會、光明會、共濟會、神智學這些啟蒙學校，創造一個不再有宗教專制的新宗教與科學時代是他們所有人夙願。
在蘇菲派漫長的歷史中，西方從未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接受它的影響，甚至根本沒有察覺到這個始終在暗地觀察著歷史進程、同時獨立於既有政治和社會結構之外的強大兄弟會的存在。但蘇菲派的大師們很清楚，這種牽著絲毫未覺的人們的鼻子走的做法遲早要結束，覺醒的時刻終究要到來。
蘇菲派大師與玫瑰十字會
17世紀初在日耳曼匿名發表的兩份玫瑰十字會宣言標誌著蘇菲派首次進入公眾的視線，它們甫一出版就引起了轟動。這兩份宣言講述了一個名叫玫瑰十字會的神秘組織，據說它是由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Christian Rosencreutz）創立的；不久後，第三份宣言、以高地德語寫成的《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The Alchemical Wedding of Christian Rosencreutz）也出現了。這些宣稱聲稱羅森克魯茲是在阿拉伯、非斯（Fez，其在8世紀的時候是蘇菲派煉金術的起源地）和埃及遊歷的過程中萌生了創立兄弟會的想法，這幾個地方恰好都是蘇菲派的重鎮。玫瑰十字會的傳統主張，羅森克魯茲曾加入過巴勒斯坦的一個阿拉伯教派。據恩斯特・斯科特說：
“阿勒坡的蘇菲派導師，蘇赫拉瓦迪（Suhrawardi）有一套名為‘玫瑰之路’的教誨，並且用來表示托缽僧修行的蘇菲派術語與‘玫瑰’剛好具有相同的輔音詞根，因此有理由推斷玫瑰十字會的起源很可能跟蘇菲派有關。”（註13）
眾所周知，玫瑰十字會的一系列宣言以富有遠見與改革精神的言語描述了一間無形學院，這是一所為了實現世界大同而奮鬥的“飛天學堂”，並在歐洲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人堅持這些宣言不過是惡作劇，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上帝賜予的新千年到來的徵兆。一如往常，蘇菲派並未直接拋頭露面，但是神秘的宣言所掀起的運動就像一股復興之風般迅速席捲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土地，化為推動往後變革的有力而短暫的催化劑。它掀起了一場追求教育、宗教與科學改革的宗教人士和知識分子運動，它許諾要打造一個烏托邦，讓世界上的每個男人和女人都能抬頭挺胸的活著。
學術界的文藝復興研究泰斗弗朗西絲・耶茨（Frances A. Yates）認為，17世紀的這段時間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玫瑰十字會啟蒙運動（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並且也正是這個“充滿靈性智慧、崇高道德與改革理想的寶庫”促進了皇家學會與科學革命的誕生。
富有基督教神秘主義、赫耳墨斯－卡巴拉天使學及煉金術宗教哲學色彩的玫瑰十字會宣稱，一個宗教與科學不再對立的啟蒙時代已即將到來。人類將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這場世界改革將使得“真理與光明的巨流”注入這個墮落的社會，就像亞當重獲天堂照耀一樣。有一段時間，就連教會中都有不少人支持這些想法，耶穌會本身更是就具有神秘學和赫耳墨斯主義背景，它吸收了很多玫瑰十字會的象徵主義與符號隱喻。
然而，這番宏圖最終卻因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及其政治盟友哈布斯堡王朝的強勢反擊而付諸東流，哈布斯堡王朝悍然發動了三十年戰爭，迫使成千上萬的宗教異議者帶著他們的理想逃往新世界。蘇菲派的計畫就這樣不得不潛伏了幾個世紀。
蘇菲派在20世紀重新現身
直到20世紀，在這個更加寬容和包容的時代，蘇菲派才終於得以公開示人。1921年，來自亞美尼亞的移民兼生意人葛吉夫可以說是他們的表率。他帶著一份訊息而來，它對20世紀以及我們即將見證的第三千年都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憑藉其個人魅力、滿腔熱誠與超凡的精神力量，葛吉夫帶著他的靈性發展計畫闖入了西方世界，並使歐洲的同道們第一次認識了來自東方的神聖舞蹈和托缽僧修行。據他說，它們都與阿爾泰薩滿教和藏漢密宗有著密切的淵源。
但蘇菲派從來沒有說只要埋頭苦修就夠了。雖然蘇菲派的文獻一般很少提及巴拉卡，即靈性之路上或不可缺的恩典，但它的重要性卻是首要的。巴拉卡要由老師傳給學生，據說它是一種與心臟有關的強烈情緒能量，根據貝內特的說法，它可以讓學生使出遠遠超乎他平時擁有的力量（註15）。正是通過將這種意識能量——極為高漲的靈性能量——注入到內在，才能使誦經，也就是蘇菲派的禱告修行產生成效。紀律、自肅和自願的受苦，葛吉夫將其翻譯為有意的勞動和有意的受苦，同樣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他所說的有意的受苦是指為了幫助他人而自願讓自己陷入痛苦的境地。
南方蘇菲派強調大愛、與上帝合一的神秘教誨，而北方蘇菲派則受佛教影響，並且像哈瓦加干教團一樣更注重從我執與紅塵中獲得解脫。他們被更保守的南方蘇菲派視為離經叛道，甚至被指責是沾染了北方西伯利亞薩滿的巫術。儘管如此，葛吉夫仍看見了托缽僧修行對西方的巨大好處，雖說它們不為納什班迪（Nach'shbandi）和卡迪里（Qadiri）這些更加純粹的兄弟會所認可，他依舊打定主意要將自己獨特的計劃分享給所有渴望發展人類潛力的人。
在他位於楓丹白露的人類和諧發展研究所（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葛吉夫會讓他的學生學習集體舞蹈，這些動作刻意模仿了托缽僧的姿態，目的是要他們在進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的同時學會保持協調，並使身體進入有利於能量轉化的“高度意識狀態”。他還鼓勵學生仔細觀察他們自己的思想、感覺和本能，這麼做是為了達到如今的人類完全不具備的自律（self-government）——葛吉夫堅持，若沒有這種自律，人便無法妥善管理和照顧這顆星球。葛吉夫安排各家劇院上演他的托缽僧舞蹈，甚至曾在紐約享有盛名的卡內基音樂廳表演過，每每都能令歐洲和美國驚歎不已：他們過去從未見過像這樣的表演。關於神聖舞蹈，葛吉夫曾說：
“它一直是東方密宗學校最重要的科目之一...這種舞蹈具有雙重目的：它們本身就包含並展現了某種形式的知識，同時也是進入和諧狀態的一種方式。”
後來他打算以更傳統的方式運用這些舞蹈，古時候它們是在神殿裡進行啟蒙儀式用的——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將知識直接注入身體中的更高中心、而無需通過頭腦的手段，是密宗才曉得的方法。但一車突如其來的車禍導致葛吉夫的健康大受影響，他不得不放下原本的雄心壯志，並將注意力轉向寫作和培訓特定的人選來繼續傳承他的思想。
蘇菲派的先見之明、蘇菲派總是能在正確的時間給予正確的教誨，都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證明。在很多方面，葛吉夫的著作極大地促進了西方對心靈或靈魂——即精神和感官功能之間的動態中心——的全新認識，佛洛伊德在那時恰好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這種相對統一中心論改變了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學、另一方面是物理科學的絕對對立論，葛吉夫極具心理學色彩的神智論也與佛洛伊德和社會主義一起成為了一時的顯學，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葛吉夫的自我發展學校傳播到了許多國家，他的理念也在6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中繼續大放異彩。透過他的方法與教學，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教導，一直以來被蘇菲派隱藏在歐亞大陸的教誨終於被葛吉夫第一次揭示了出來。他的諄諄教誨也催生了一群優秀的蘇菲派作家，例如蓋農、貝內特、鄔斯賓斯基、舒昂（Schuon）、哈茲拉・伊納亞特汗（Hazrat Inayat Khan）和阿德里斯・沙阿，他們又進一步為更多的人打開了蘇菲派的世界。
葛吉夫體系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核心是世界的創生與維持法則，他聲稱這個法則源自於一位偉大的庫德哲學家發現的“一份古老的蘇美爾手稿”。這個教誨可以被簡單地濃縮為：“一切的存在都在互相維持著彼此。”這是蘇菲派獨有且沒有出現在其它宗教中的思想，它認為整個宇宙其實是一個相互依存的系統、“能量轉換裝置”，其中的每一個存在都為其它存在提供了能量。
這項相互依存的法則支配著一切眾生，並且同樣適用於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世界並非因為人類而生，就像我們常被教導的那樣；正確的說法是，兩者都是為了彼此而生的。人的命運與地球的命運休戚與共。其中一方的演化牽著另一方的演化，其中一方的生存也牽動著另一方的生存。人與宇宙的歷程也並非互相分離；他自己就是映入他眼簾的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他必須為了這個世界與他自己的演化而努力。這就是宇宙法則，也是舊石器時代的薩滿們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領悟的真理。
葛吉夫從撒爾蒙兄弟會那裡瞭解到，如今的人實際上只是一種自動機器人，只會盲目的接受條件反射機制的驅使，他的自我意識支離破碎，他的意志幾乎有等於沒有。然而，如果不先認清自己來到這裡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世界，那麼即使下再多功夫也無法讓他得救。因此，透過葛吉夫，蘇菲派向20世紀的世界提供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教誨，這是一種嶄新的人生觀，它在七十年前剛出現時堪稱是革命性的：除非人類先履行自己對地球的責任，從而使地球能夠履行它對太陽系的責任，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取得靈性上的進步。他必須通過哺育這些養育他的一切才能“償還他生而在世的債”。
人背負著一個具有雙重屬靈命運的十字架；他既要完成自己的個體演化，也要完成他自己之外的整個王國的演化。葛吉夫說，透過這些對立的力量不斷碰撞，第三股超然的力量將由此而生，它就是良知。這種對立矛盾所帶來的痛苦才是真正的宗教法則，並且它只能通過喚醒靈魂內在的中介力量才能得到緩解；而這股中介力量就是良知或愛。隨著地球的環境在過去數十年來持續惡化，蘇菲派的世界創生與維持理論——就如貝內特所言，它早晚會成為“未來的主流思想”——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現在從我們這個新千年的角度來回首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它確實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顯學，也許還是最重要的。無論下一個文明將從哪裡興起，它都必須要能夠掌握第三股力量，亦即調和的力量；它必須成為良知的歸宿。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要知道的蘇菲派教誨，也是葛吉夫想告訴我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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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Ernest Scott, The People of the Secret, Octagon Press, London, 1985, p.45.
2. Ibid., p.118.
3. Ibid., p.45.
4. J.G. Bennett, Gurdjieff: Making a New World, Turnstone Books, London, 1973, p.94.
5. J.G. Bennett, The Masters of Wisdom, Turnstone Books, London, 1977, p.40.
6. J.G. Bennett, Gurdjieff: Making a New World, p.86.
7. Ibid., p.86.
8. Ibid., p.57.
9. Ibid., p.64.
10. Adrian G. Gilbert, The Magi, Bloomsbury, London, 1996, p.49.
11. Hugh Schonfield, The Essene Odyssey, Element Book, UK, 1984, p.166.
12. J.G. Bennett, The Masters of Wisdom, Ch. 6.
13. Scott, op. cit., p.176.
14. Frances A. Yates,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6.
15. J.G. Bennett, Gurdjieff: Making a New World, p.278.
維多利亞・勒佩格（VICTORIA LEPAGE）曾撰寫過甚多文章來探討全球文化中的嶄新靈性典範，另外她還著有《香巴拉：香格里拉神話背後的迷人真相》（Shambhala: The Fascinating Truth Behind the Myth of Shangri-la）。進一步的資訊可以參考她的個人網站http://vlepage.newte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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