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較早以前為了解釋語言起源的“詞根”理論，還是較近以來為了解釋語義的“隱喻”理論，都有難以自圓其說之處，且與語言本身提供的證據不一致。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擺脫任何基於生物演化理論的假設來研究語言的歷史；如果我們願意腳踏實地思索語言的本質，那麼我們就不會輕易陷入這些武斷的臆測。相反的，我們將不得不承認，“隱喻”是一個充滿誤導性的概念，只適用於任何已經變得足夠成熟且複雜的語言。因為所有證據都顯示，如今被我們“二分化”區分成外在含義與內在含義的這兩種語義在古老的時候曾經是沒有分別的，這在第十二章已有所考察。換句話說，它暗示了原始互滲就是語言的起源——而這正是我們該尋找的方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那些神秘的“詞根”。也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解答詞語究竟在決定思想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中發揮了什麼樣的歷史性作用。
先前我們說過，我所說的“原始互滲”與我們至今仍能在貝塔思維中看見的那種互滲是不同的，首先是方向上的不同。在前者中，知覺自我一般會將被表象者視為一個不同於自己的現象，但同時卻又會認為它與自己通過某種非感官的方式互相聯繫或互相交集。這種自我，如果它真的可以被稱為自我的話，仍然認為自己與現象都是來自於同一個超感官源頭。這種意識就是第十章提到的，將人與現象一視同仁的思維方式。從客觀的角度來說，若硬要描述這種早期階段的人類——就只能說不僅僅是他的身體，而是連他的靈魂也以一種今天的我們很難想像的方式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從主觀的角度來說，這時的他仍不能“說他擁有自己的靈魂”。我們越是深入瞭解，就越會發現他的行為與話語很難跟後來被變成“外在”的自然區分開來。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詞根”對語言的意義，就必須從這樣的角度進行思考。語言並不是因為人類試圖模仿、把握或解釋“自然”而產生；語言與自然從一開始就是互為表裡*。嚴格地說，只有偶像崇拜者才會覺得“語言的起源”是一個問題。對其他人而言，問這種問題就好像在問起源的起源是什麼。詞根是自然透過人發出的迴聲。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是同時在這兩者身上響起與形成的迴聲。正因如此，那些多愁善感的靈魂才總是對它們感到著迷不已——法布爾・德・奧利維特（Fabre d' Olivet）、古德・杰伯林（Court de Gébelin），或在我們這個時代是赫曼・黑塞、A.D・瓦德勒（A. D. Wadler）等人——他們執著於探究那個困難重重且令人頭疼的問題，也就是隨著幾千年來的文化分歧與詞源演變而造成的語音與語義之間無可挽回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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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覺得“語言與自然從一開始就是互為表裡”有點難以理解，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蘇格拉底的弟子色諾芬曾在《長征記》中自述他從前率領一支由希臘人組成的僱傭兵，協助波斯的小居魯士爭奪王位，結果小居魯士卻在一場戰役中戰死，導致他們一群人被孤立無援地困在波斯境內。
歷經無數千難萬險，他們最後終於殺出了一條回到希臘的血路；當色諾芬的士兵看到大海（意味著已接近希臘）時，他們忍不住興奮地大喊：“塔拉塔！塔拉塔！”（Thalatta! Thalatta!），“塔拉塔”是希臘語中的“大海”，它實際上就是海浪的聲音。所以在這裡聲音（語音）傳神地捕捉了其所描述的對象（語義），語言與自然在互滲思維裡是一個沒有任何間隙的整體，或者就像本書作者巴菲爾德曾在第十五章以《吠陀經》為例指出：“任何曾嘗試翻譯《吠陀經》的人都知道，在後者的語言中，主體與客體、心理學與自然史、神與人、詞與物完全不被加以區分...在人依然還與現象互滲的時候，名就是色，色就是名。”
另外，在希臘語中“塔拉薩”（Thalassa）則是海洋女神的名字，這個名字一般被認為是起源於更古老的前印歐語——譯註
語音與語義的斷裂——它們的關係在任何現代語言中都退化了——可以說是本書所研究的外在與內在、現象與名稱、事物與思想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的另一個例證。我們看到了，作為人類自我意識發展過程的人與自然的分化，是如何因為科學革命而變成了一種有你就無我的分離。仍有一些圖像意識、一些互滲倖存到了今天，因此這種關係始終沒有徹底斷絕。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也看見了猶太人是如何刻意追求這種分離。我相信遲早有一天他們會明白，他們的使命其實是要幫助人類做好準備，迎接這個過程最終完成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到來。
希伯來語（如同我們所見）揭示了聖名的內在性，同時根據一些觀點，它也是各種古代語言中最清楚地保留了（儘管依舊很模糊）語音與語義的古老統一的語言之一*。如果我們一定要將這些詞根視為“詞語”，那麼我們也只能說它們是具有潛在意義而非實際意義的詞語。當然，那些對聲音象徵（sound-symbolism）感興趣且希望在這方面深造的人更該仔細考慮這一點。他們可能會發現，使自然，包括人的身體被外化的那些力量仍存在於語言的輔音元素中；而原始的元音則表達了奠定人類靈魂的感覺與記憶這些內在生活。正是這兩者的結合，首先體現在身體上，然後體現在語言上，才使人的智慧得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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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傅柯在《詞與物》中寫道：“在語言的初始形式中，當上帝本人把語言賦予人類時，語言是物的完全確實和透明的符號，因為語言與物相似。”（p.38）。直到互滲開始消失，也就是進入了傅柯所謂的“古典知識型”時代（17−18世紀）之後，語音與語義之間的內在聯繫便斷裂了，能指／所指的二元關係也從這時開始才有了意義，因為語音與語義的使用都變得任意、可以隨意替換了。
對於希伯來語，傅柯評論說：“只有一種語言還保存著相似性的記憶...因為上帝不希望人們忘記通天塔的懲罰；因為這種語言必須被用來敘述上帝與其臣民的古老盟約（la vieile Alliance）；最後，還因為，上帝正是使用這種語言，才向傾聽他的人講話。因此，希伯來語好像以殘片的形式，包含了初始的命名標記...所有其他的語言都已喪失了這些完全的相似性，它們之所以保存在希伯來語中，只是為了表明希伯來語曾經是上帝、亞當和原始地球上的動物的共有語言。”（p.38-39）——譯註
然而，本書的目標終究是有限的，它只是想要提出論據來證明粉碎偶像的必要性。因此，本書無法詳細探討這些研究可能會帶來怎樣的知識，更沒有篇幅再去進一步討論這個困難的主題。至少目前可以說，透過閃米特語的形狀，我們依稀還能夠窺見那個人與自然的古老統一狀態。這些形狀不僅對應著不同的聲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其實就像是發聲器官的手勢——而且不難發現，這些手勢曾經是需要用整個身體做出來的——在那時，人的身體還不像今天這樣被與自然的其餘部分分離，所以當身體被言說時，實際上就是它自己在言說自己。
另一方面，在雅利安語言中，例如希臘語，自然與神話的意義是如此容易的相遇和結合，以至於我們能夠更輕易地領會到現象的本質——透過想像——也就是互滲。雅利安人的語言與閃米特語都具有相同的古老統一性，但它們是通過語義本身的質性來凸顯這一點。直到基督教到來之前的幾個世紀，在這兩種語言的使用者中，這種統一性仍以傳統和教義的形式傳達著它最後的微弱迴聲。
例如，在《創造之書》（Sefer Yezirah）中，它的作者傳統上被認為是亞伯拉罕，實際上可能成書於公元600年，它對《創世紀》的內容進行了延伸，並十分詳細地描述了一種曾經為神與人所使用的語言中的語音與符號系統。與此同時在猶太學說中，是上帝透過祂的聖言創造了現象世界與人的智慧，這一點無論在《箴言》、偽經《便西拉智訓》還是《所羅門智訓》中都有被特別強調。希臘的思想世界也有類似的發展，例如希臘哲學家最常談論的邏各斯／言說（logos），尤其是斯多葛學派；關於這兩股力量是如何在亞歷山卓相遇，並激盪出更多新的火花則是一另個老生常談的故事，斐洛的著作毫無疑問是最典型的例子。
萬物皆出於聖言。多虧《約翰福音》頭幾節經文中關於聖言的教導，基督教才不至於忘記，儘管也快要了，偶像絕不會是這個創造過程的終點，這場漫長的演化也絕不僅僅是偶像的演化。但關於這一點必須推遲到後面幾章再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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