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為止，本書已對詞語與語言進行了不少零散的考察。現在是時候該將所有線索拼湊在一起了。
每當我們就一句話中的特定詞彙的確切含義爭執不休時，我們很少會想起還有一個東西叫詞源學。只有孩子們會想到要去拿字典來解決爭論。但如果我要討論的是語義的本質以及思想與事物之間的關聯，我們就不得不求助於詞源學了。今天的人們早已放棄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可以脫離歷史變化來理解自然物種的多樣性及其互相之間的關係；但許多思想家仍試圖用一套永恆不變的抽象概念表來規定語言科學，就像林奈的徒子徒孫也曾想如此規定植物學一樣。對他們來說，唯一重要的只有如何分類；但那已被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詞源學描述了語言歷經時間變化的過程。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是無論我們考察哪一個單詞，只要我們往前追溯得夠遠，我們就會發現它最初往往是被用來表達一些有形的、可感知的事物或某種具體活動。理解（understanding）的原意其實是“站在下面”，而像概念（concept）和假說（hypothesis）這些抽象詞語同樣也是藉著一種已死語言的外衣來遮掩類似的平凡起源。據說，就連對（right）與錯（wrong）最初的含義也曾經就只是“筆直的”和“酸的”而已。
在更晚近的時期，我們可以注意到現代詞語中有為數不少的情感與心理術語起初都是從占星學、化學或生理學術語演變而來。很多人連字典都不用翻就知道性格、影響、憂鬱等等詞語在過去是什麼意思，而我在第十二章曾提到，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了像心臟和血液這些詞語身上。從語義變化的規律來看，假如將來有一天“heart”變成了一個純粹用來形容情感狀態的術語，而“caradium”則反過來變成稱呼身體器官的術語的話，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的確，有時我們會觀察到相反方向的變化；令人驚訝的是，曾經作為所有抽象術語中最抽象的一個——“關係”（relation）——現在卻能被用來形容一個立體、三維的阿姨或表親。但這些是罕見的例外。縱觀有據可查的語言史，語義的演變一般都是一個從具體逐漸轉向抽象的過程。
我是從廣泛且籠統的意義上使用“抽象”的，在這裡我用它來涵蓋所有實際或理論上無法直接被感官認識的東西；19世紀的邏輯學家會稱之為“屬性”（attribute）；有些20世紀的語言哲學家則稱之為“詞類”（part of speech）。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顆冰冷的心”、“一顆純真的心”實際上就跟“概念”、“假說”一樣抽象，取決於我們怎麼理解。該怎麼理解這些詞語本身或許是有爭議的，而我也的確對此抱有意見。但就我目前的目的而言，今天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它們並不屬於我們可以直接透過感官來認識的自然“表象”——而這恰恰是科學革命之前的人所不會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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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熱血沸騰”對今天的我們而言只是一種修辭手法，但對仍具有互滲意識的古人來說它卻是一種事實性描述——譯註
對語言史的系統性反思始於19世紀下半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時幾乎是偶像崇拜的巔峰；如同第九章指出，它甚至扭曲了人們想像遙遠過去的方式。因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的語言學家企圖解釋我前面提到的從具體過渡到抽象——或者說，從“外在”過渡到“內在”——的這種無可置疑的語義演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最後他們得出的答案是——隱喻。他們說，在語言誕生之前，原始人生活在一個除了一些小細節之外，基本上與我們沒有任何區別的世界。接著他開始賦予自己看到的簡單事物一些簡單的詞語——樹木和動物、太陽和月亮，諸如此類。然後，隨著他的理性逐漸發展，他發現自己需要有些表達自己內心感受的詞語，於是他再次使用相同的簡單詞語，但卻是將它們作為隱喻來使用。赫伯特・史賓塞和馬克斯・穆勒甚至更進一步宣稱，後來的人們錯誤地從字面上去理解這些他們自己發明出來的隱喻；這就是神話的起源。按照穆勒的說法，神話其實是一種“語言的疾病”。
當然，（他們說）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隱喻終究會慢慢“褪色”。所以現在當我們使用“理解”這個詞語時，我們的心裡已不會再想到“站在下面”，或者當我們說自己想要“表達”（expressing）某種感受或想法時，我們想到的也不會是“把什麼東西壓扁”。從隱喻變成轉義（trope，這是一種幾近死透的隱喻——就像我們有時會說“走在論證的線索上”一樣），然後再變成直截了當的日常“語義”的這個過程被認為是一種進步。但是，無論一個詞語在今天是什麼意思，它們在過去都曾經是被作為隱喻來使用，只不過其含義現在已經褪色或死透了。
毫無疑問，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有很多用來表達心理事實或想法的詞語正是這樣演變而來——它們都被從外在世界轉移到了內在世界。“情緒”（emotio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也有很多詞語沒有經歷這樣的變化。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它們最初所要表達的其實不是隱喻，而是互滲；無論它們是像性格（disposition）、影響（influence）及其它詞語一樣源自於占星學，還是像脾氣（temper）、幽默（humour）一樣源自生理學，抑或不是出自任何具體的思想體系，它們依然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源出於那個外在與內在尚未發生分離的時代，而這種分離正是“隱喻”之所以產生的前提。語言中有許多最古老的詞語就屬於這種情況——例如我前面已經提到的心臟和血液。此外，還有很多較新的詞語也許看似起源於某個簡單的隱喻，但仔細檢查後卻會發現它們都有類似的胎記。比方說，“憂鬱”（depression）乍一看似乎與“情緒”屬於同一類，但《牛津詞典》卻告訴我們它的心理性含義並不是源自於某種對空間的隱喻（就像我們現在常說的“幸福無比”*），而是對生命元氣（vital spirits*）現在是什麼狀態的字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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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為on top of the world−“站在世界之巔”——譯註
*生命元氣是古羅馬醫生蓋倫提出的，存在於動脈中的與空氣互相混合的血液；反之，存在於靜脈中的則是天然元氣（natural spirits）——譯註
對於這一理論，即今天這些心理或情感詞語都是當初在被變成隱喻之後才獲得了它們現在的含義，許多年前我就曾在《詩歌辭典》中提出一個致命性的反駁。既然我們越往語言的歷史回溯，它們的隱喻性就越強，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假設也許語言打從開始就是隱喻的呢？馬克斯・穆勒為此不得不提出“隱喻期”的概念，他認為從字面含義過渡到隱喻含義的過程必定是發生在這段假想的時期。可是，這不完全只是臆測嗎？這不是很牽強嗎？這樣的假設一定是必要的嗎？毫無疑問，這麼做只是為了使語言史所呈現出來的證據能夠與我在第五章、第九章介紹過的“偶像的演化”過程相符合而已。
要說明這種先入之見是如何影響了人們對語言起源及其演變的思考，甚至如何影響了辭書學（lexicography）會佔用太多篇幅。各種不一致之處就是最好的切入點。例如，古老的語言學理論主張語言是先從簡單的“詞根”開始慢慢堆砌成為各種曲折且複雜的詞語。有些語言，例如希伯來語或許是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就是由相對較少的幾個輔音構成的，它們每個輔音又由三個甚至兩個字母組成。這的確是事實沒錯。但我們對它的理解很可能早就已經受到了上述那種偏見的影響。正因為我們先入為主地假設最早學會說話的人們也是生活在一個與我們同樣充滿偶像的世界，所以我們才會將這些輔音組合視為“詞語”，並賦予它們廣泛的意義，認為它們都是為了描述殊相才被發明出來的*。這就是語言學家所做的；尤其有趣的是，馬克斯・穆勒將他那個時代的人提出的這種“詞根”的概念與我前面提到的“隱喻期”聯繫了起來。
他提出了激進隱喻（radical metaphor）與詩意隱喻（poetical metaphor）的概念：
“當一個本來只是意味著閃爍的詞根被用來形成詞語，不僅僅是火焰或太陽，還有春曦、晨光、靈光一閃甚至是熱情奔放的讚美詩時，我就會說它是一個激進隱喻。這樣的隱喻在古代語言中比比皆是，一旦被置於詞源學家的顯微鏡下，幾乎每一個詞語都會顯露出它們原始的隱喻痕跡。
同時我們必須區分出詩意隱喻，即一個名詞或動詞本來屬於這個對象或動作，卻被用來形容另一個對象或動作。例如，把陽光形容成太陽的手或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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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語言的科學》（Science of Language）p.451
*殊相為哲學概念，指任何實際存在的具體事物，例如“這隻狗”；與之相對的則是共相，例如“狗”。一般認為，語言的發展可以被視為一種從殊相中逐漸概括出共相的過程，越是成熟的語言就越容易描述那些作為共相的抽象概念——譯註
這種觀點的前提是古人所說的詞根、所想的語義都跟我們今天對這些詞語及語義的理解一模一樣，然後古人就這樣“使用”它們來描述各種現象。但是，如同本書先前已經指出（註1），這兩個假設至少在兩個方面都跟我們所知道的原始語言相牴觸，首先在極為原始且幾乎沒有文字的民族中，我們反而找不到多少簡單的詞語。相反的，人類學家告訴我們那裡只存在“獨字語”（holophrase）或冗長、凌亂的發音與語義組合。他們使用的詞語往往只會更長，而不是更短。看來語言的起源似乎與我們想像的正好相反。其次，一個意味著“照亮”（to shine）的詞語與任何意味著“閃亮”（shining）的詞語顯然是不同的，但原始人的頭腦卻無法理解這種區別。事實上，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比方說“樹”——它顯然與椰子樹或橡膠樹不同——但原始人同樣無法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區分。因此，如果在任何語言中有什麼詞根一開始就存在，它們也絕不可能是人們為了說明某個共相而發明出來的。
所以，我不同意有“激進隱喻”這種東西。但我絕對同意透過反思隱喻，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詞根的本質。因為隱喻性的語言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乍一看，它似乎與互滲性的語言有非常多相似之處；儘管經過更仔細的研究後會發現，它的存在恰恰是取決於互滲的喪失（註2）。在我們開始進入語言的本質與起源這個更大的問題之前，先進行這些淺嘗輒止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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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詩歌辭典》二版，費柏出版社，1952。
註2：參見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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