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已故的瑪麗亞・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成為了考古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中的一個爭議人物,因為她主張在公元前7000−3500年的歐洲曾經存在過一個崇拜大母神(Great Goddess)、比埃及文明還要早的石器時代母系社會。她聲稱這個和平、沒有階級、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舊歐洲”文明非常崇尚社會責任、藝術創作、審美文化、非物質價值與女性的生殖力,是一個注重兩性平等、愛護生態的健全社會。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這個舊歐洲文明在各個農耕地區建造了許多神殿,也在陶冶和冶金方名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當時人人都住在寬敞的房子裡,他們甚至還發明了一種神聖的文字。工匠們生產了大量的商品,早期的貿易來往則促進了貝殼、大理石、鋼材、黑曜石及其它各種材料的大交換。
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位於(土耳其)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南邊,這裡有一座可以追溯到大約八千年前的“史前”城鎮,據估計最多時曾有近七千人居住,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金布塔斯的理論。出土的壁畫、雕刻和塑像都顯示加泰土丘的居民非常崇拜大母神,並且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與這位女神有關的重要儀式都是由女性來負責執行,男性則只能扮演從旁協助的角色。總而言之,在加泰土丘社會中男性的地位應該不如女性來得高;遺址現場也發現了一些男性角色的雕刻,但他們通常只是地位更高的女性角色的陪襯。其它類似的崇拜女神、以女性為中心的神殿和遺址亦在馬耳他、斯洛伐克、塞爾維亞、摩爾達維亞跟不列顛群島被陸續發現。所有這些都證實了金布塔斯的觀點,即在比埃及統一還要更早的大約三千年前,曾經有一個信奉女神的“文明”在歐洲蓬勃興旺。
但根據金布塔斯的說法,這個有著高度發達的審美文化、注重兩性平等的黃金時代卻在大約公元前4300−2800年左右步向了衰落。這個與世無爭、以女性為中心的舊歐洲文明遭到了原始印歐文化的入侵,最終被後者取而代之。入侵者是起源於俄羅斯大草原的新石器時代庫爾幹文化,其崇尚一種與女神崇拜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庫爾幹人是一群驍勇的戰士,他們用銳利的刀劍與以男性為中心、崇拜天空之神的父權制宗教摧毀了舊歐洲文明。庫爾幹戰士推翻了女神崇拜,並將她和其他女性神祇全都降格成新的男性神祇的妻妾。於是,性別不平等、侵略性、線性與二元思維——不用說,我們今天的文化仍充斥著這些元素——徹底取代了舊有的文化,消滅了那種主張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民間傳說和鄉野奇談中還保留著一點它的影子。
儘管受到了萊婭・艾斯勒(Riane Eisler,著有《聖杯與劍》〔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1987〕)等作家的支持,但金布塔斯從史前文明的角度對生態、政治與性別問題提出的“撥亂反正”依舊難以撼動主宰西方世界已久的男性戰士價值觀,而她在考古界的地位也逐漸遭到了邊緣化。當然,很多人會以為這只是女權主義的烏托邦幻想,而不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文化。這真是天大的誤解。雖然艾斯勒對她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找回的、因為這種新的“壓迫者”文化而失去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文化有點語焉不詳,不過這也可以理解,但金布塔斯對這段失落歷史所做的考證其實非常詳實,它提供了我們一個十分難得的重新認識自己的角度(註1)。事實上,金布塔斯並非孤軍奮戰,還有其他思想家也非常有說服力地論證了一個崇拜女神的史前文明的存在,為信奉這些理論的人常有的那種一廂情願的狂熱填補了不少底氣。
心理學家史丹・古奇(Stan Gooch)在他出版於20世紀70−80年代的一系列精彩論著中提出了一種觀點認為,在我們的直系祖先克羅馬儂人出現之前,尼安德塔人其實就已經有了“文明”(註2)。誕生在大約十萬年前的尼安德塔人在今天經常被貼上各種負面的標籤:野蠻、愚蠢、行為有如禽獸。事實上,尼安德塔人的腦袋比我們還大,頭骨顯示他們的腦容量有一千四百立方厘米,而我們的腦容量平均只有一千三百立方厘米。古奇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尼安德塔人的小腦體積更大,他相信這個皮質下結構實際上是一種更古老的大腦皮質,並且它賦予了尼安德塔人一種與我們迥然不同的意識——很快我們就會回過頭來討論這一點。
尼安德塔人懂得製作石器和骨器,並且已經有在使用飾品,但這群遠古祖先真正獨一無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信仰與宗教儀式。在多爾多涅拉奎納(La Quina)的一處尼安德塔人遺址出土了七十六個形狀完美的圓球,以及一個精心製作、直徑約二十厘米的扁平燧石圓盤。這些物體似乎沒有明顯的實際用途,但卻可能跟某種太陽崇拜,或者在古奇看來是月亮崇拜有關。有證據顯示尼安德塔人非常尊崇長者,老年人受到尊重與崇敬,死後也會經過儀式厚葬,其通常會伴隨著鮮花、食物及其它祭品,這似乎暗示他們已經有了某種來世信仰。但尼安德塔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們的死者經常被塗上,有時是被倒上赭石的紅色,這是一種赤鐵礦石,紅色素就是從它提取出來的。在非洲南部發現的赭石石礦可以追溯到十萬年前,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到尼安德塔人有多重視這種礦物。據估計,光是這座數一數二古老的礦場就被開採了一百萬斤的赭石。赭石不能吃,也不能作為建材。開採一百萬斤的赭石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由於赭石僅被用於宗教和儀式目的,這表明它們在尼安德塔人的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古奇認為赭石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是因為它的顏色與血液很像——月經週期很可能是尼安德塔人的“宗教”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奇怪的是,儘管他們已經懂得將紅色的赭石和黑色的二氧化錳,這是另一種顏料來源,磨製成“蠟筆”來使用,但迄今為止我們仍未發現過尼安德塔人創作的洞穴壁畫。這似乎說明,他們還沒有進入“自我象徵”(self-symbolic)的階段。
古奇認為,尼安德塔人的大小腦結構使他們天生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靈媒”,他們對看不見的力量以及磁場等自然現象有著更為敏銳的感知,這在使用探測術(dowsing*)時特別有用——這一觀點似乎能從約翰・米歇爾對古人和靈線的研究獲得佐證。跟大多數正統的考古學家一樣,古奇也同意尼安德塔人差不多在兩萬五千年前就被我們的直系祖先克羅馬儂人消滅了。但與主流觀點不同的是,古奇認為克羅馬儂人男性與尼安德塔人女性曾發生過雜交,而他們的結晶——就是今天的我們。根據他的說法,我們實際上是一種“雙重”的存在,以一種經常令人無所適從的方式結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靈與意識(這又是一個“雙重意識”的例子)。尼安德塔人是直覺思維、“社會主義者”、崇尚自然、信奉女神和月亮,克羅馬儂人——就像摧毀舊歐洲的庫爾幹戰士——則是邏輯思維、階級森嚴、以男性為中心並信奉太陽神。尼安德塔人跟克羅馬儂人之間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幾乎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性成癮者:根據古奇的說法,尼安德塔人對性有一種幾乎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恐怕也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他們的女性能夠主宰社會。至於克羅馬儂人顯然要更清心寡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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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用來尋找地下水或礦物的占卜方式,通常會使用分叉的樹枝或兩根L型的金屬棒來作為“雷達”——譯註
典型的尼安德塔人身材矮小、毛髮濃厚、體態渾圓、晝伏夜出並長著一雙大大的、可能還很凸出的眼睛(古奇認為這些特徵都是為了適應冰河時期而產生的);克羅馬儂人身材高大、體態纖細、跟我們一樣毛髮較少且晝夜皆能活動。他們同時也是可怕的殺手。在人類歷史上或者說史前的那段最殘酷、持續時間最久之一的種族滅絕行動中,克羅馬儂人消滅了在他們眼裡想必十分醜陋的這種亞人物種。然而,古奇卻相信尼安德塔人其實仍然生活在我們的大腦中。如同安德烈・馬夫羅馬蒂斯,古奇將皮質下的小腦——這個我們從尼安德塔人那裡繼承來的構造——看作是我們的“另一個自我”、一個無意識的“古老的對手”,總是在和我們理性的皮質意識作對。同樣跟馬夫羅馬蒂斯一樣,古奇認為當兩者罕見的達成和解,達到那“恰到好處”的短暫平衡,當“舊”腦與“新”腦成功引發意識的金髮姑娘效應時,就是一種全新類型的意識誕生的時刻。
但我們的“雙重意識”並不是尼安德塔人祖先給予我們的唯一祝福(或詛咒,取決於你怎麼想)。他們的皮質下意識賦予了他們一種非常不同的世界觀——這肯定會讓我們想起臨夢幻覺——而且如果古奇是對的,我們應該可以在尼安德塔人身上找到“舊月亮”文化的證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多少還是跟史代納的說法有一些出入(註3)。古奇認為尼安德塔人是月亮崇拜者,他們的“月亮文化”傳播得如此之廣,以至於他甚至用“尼安德塔帝國”來形容這個跨越了從法國中部到非洲、西伯利亞和土耳其的龐大文化(註4)。
不過,在我們開始幻想一個比伊甸園還要古老的黃金時代之前,古奇不忘提醒我們,這個“帝國”的一些風俗或許會讓今天的我們很難接受:群體性交是一個(不過應該有不少人會覺得這也沒什麼,註5),但還有其它令人難以恭維的消遣,例如活人獻祭、在祭祀儀式上同類相食、飲血。我們直到今天仍保有與這些怪異的宗教活動有關的種族記憶,它們衍生出了各種可怕的故事——吸血鬼、床邊妖怪、哥布林、雪怪,還有薩堤爾(satyr)、半人馬和牛頭怪這些經典角色。古奇認為卡巴拉學說及其它“神秘學”體系,如玫瑰十字會的神秘智慧其實都是那古老的月亮崇拜時期殘留下來的迴聲。他還提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一點,即有很多迷信——倒霉十三、幸運七、摸木頭辟邪——還有聖誕節和復活節這些節日,都是我們的尼安德塔人祖先的月亮宗教被嚴重曲解(從他們的角度來說)後的結果。
我在這裡所介紹的只是古奇為了證明他的理論而提出的大量證據的冰山一角。他對尼安德塔人的“月亮帝國”的說法或許不是全都令人信服,但如果說有些地方有待商榷,那也有些地方倒似乎確實頗有道理。其中之一是人類自古以來對被稱為昴宿星或七姊妹星的那幾顆並不特別明亮、也沒什麼稀奇之處的星星表現出的十分普遍卻難以解釋的崇拜。在《夢之城》(Cities of Dreams)特別引人入勝的其中一章裡,古奇透過證據指出,這個由四等星組成的平平無奇的星群——它們並沒有特別明亮——不僅為我們遠古的祖先所熟知,而且還出現在了許多民族的神話裡,還有著幾乎完全相同的背景故事。比方說,古希臘人的神話是這樣的:獵人俄里翁有一天在森林裡撞見了六姊妹和她們的母親。慾火難耐的他在森林裡追著六姊妹不放就這樣過了五年,宙斯憐憫這些女孩,便將她們和俄里翁都變成星座,於是就有了獵戶座跟七姊妹星。
弔詭的是,澳洲原住民也有一個非常類似的神話。獵人烏魯納在外出打獵時撞見七名少女,他捉住其中兩人想要強娶她們為妻。然而,森林裡的樹木紛紛可憐女孩們,便一下子突然長大,讓五姊妹得以爬上天空,之後另外兩姊妹也成功逃出了烏魯納的魔掌。據古奇表示,同樣的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在其它神話中反覆出現。昴宿星總是被稱為七姊妹,並且每次都是被追著跑。同樣的,她們最後總能逃過一劫,要不是靠魔法,要不就是有神靈相助。當然,今天的我們看著昴宿星實在很難聯想到女人,更不可能說有人會追著它們跑。可是,那些故事卻都是這麼說的。昴宿星還有一點很特別,它是唯一一個被從古至今的所有文化都觀察到並命名的星座。正如古奇指出,明明它是一個一般人平時都很難辨認的微弱星團,為什麼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呢?
古奇推測,昴宿星之所以在世界各地的神話中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在差不多三萬年前,也就是我們的克羅馬儂人祖先把他們屠戮殆盡的時候,尼安德塔人已經開始在追蹤昴宿星的升起時間,以作為春天來臨的徵兆(註6)。崇拜月亮的尼安德塔人非常關心天體的運行,並且十分崇拜女神和她的生育力——在古奇看來,這些都是月亮的象徵——因此他們也特別熱衷於留意春分的時間。漸漸地,由於歲差的關係,昴宿星升起恰逢春天到來的這個巧合消失了,但如同古奇指出,繼承了尼安德塔人“智慧”的克羅馬儂人現在需要面對其它挑戰,像是新的冰河時期。所以,尼安德塔人的天文學知識慢慢變成了神話——最後就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模樣。
不管“尼安德塔帝國”究竟存不存在,古奇的說法確實獲得了一些學者支持。在他令人大開眼界的《石器時代的失落文明》(Lost Civilizations of the Stone Age,1998)中,牛津史前學家理查德・拉格利(Richard Rudgley)跟古奇一樣對昴宿星的獨特地位困惑不已,然後他還討論了其它十分“反常”的發現。如同其他許多史前學家,拉格利對“文明”的突然產生感到十分納悶。他並不買帳那爾邁在埃及大棒一揮就標誌著一切從此開始的標準說法,卻也不完全認同亞特蘭提斯或古代太空人等時下更為流行而被學術界斥為異端邪說的非主流觀點。拉格利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從史前時期尋找文明的起源呢?
他發現這其實是可以做到的,他在書中引證了各種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那些研究史前史的學者恐怕很快就得重寫他們的教科書。《石器時代的失落文明》整理了大量的材料,試圖論證通常被我們認為比較低等的民族實際上早已開創了高度發達的文化與文明。拉格利舉出了可以追溯至一萬五千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比梵語或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6000年的原始印歐語還要早的“原始”語言作為證據,我們的語言可能就是從它演化過來的。事實上,非洲南部、亞馬遜雨林和歐洲等不同地區的語言相似性都在暗示,很可能存在著一種更為古老的母語,這就是原世界語,一些史前學家認為它應該是在四萬年前與第一批現代人類差不多同時出現。有人認為,這種世界語的誕生,其支持者聲稱地球上所有族群的語言都是從它衍生出來(包括五千至一萬種不同的語言,取決於你的標準),可能正是導致“智人大爆炸”最終孕育出現在的我們的原因。
拉格利還整理了石器時代的數學、醫學(包括鑽孔手術)、外科手術、牙醫、寫作、煙火技術甚至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色情創作的證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甚至提到舊歐洲時期的人們已經有了使用迷幻藥的習慣。西地中海農民在大約公元前6000年左右就已開始種植鴉片,大麻的使用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還有證據顯示舊歐洲的農民應該有不少人淪為了庫爾幹人的階下囚;羅馬尼亞有一座公元前3000年的庫爾幹人墓地,裡面有一個儀式性的火盆,盆中發現了燒焦的大麻渣。
人們對改變意識狀態的喜好似乎由來已久。在《長途旅行:迷幻藥的史前史》(The Long Trip: A Prehistory of Psychedelia,1997)中,保羅・德弗羅(Paul Devereux)聲稱在布列塔尼海岸附近的加夫里尼斯島等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洞穴壁畫中,有各種奇形怪狀的圖案,它們可能就是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服用迷幻藥後的結果。關於該遺址以及其它類似的遺址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這些奇形怪狀的圖案——基本上都是漩渦狀的曲線,宛如巨大的指紋——非常像是俗稱的“內視圖形”(entopic forms),即揉眼睛後會看見光線呈現出漩渦和蜷曲狀。這種現象也經常在睡眠時出現,並且如同我們所料,亦與某些類型的臨夢幻覺有關。正如我之前提到,哲學家尤里・莫斯基汀曾通過仔細觀察他在視網膜表面上看見的奇怪圖案,進而提出了他所謂的“意念形式”理論。他把這些圖案與宗教和神秘學藝術聯繫起來,並懷疑他的經歷很可能是一種非常古老、早已為古人所熟知的體驗。加夫里尼斯島上的壁畫圖案說明事情確實如此,並且還有更多證據可以證明古早人類的意識其實更接近今天的我們在臨夢幻覺狀態下的那種意識(註7)。
拉格利的書中最引人矚目的部分是石器時代的科學,特別是我們所說的天文學。眾所周知,巨石陣、蘇格蘭的卡拉尼什巨石陣及其它諸如此類的巨石遺址都是新石器時代的天文台。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多虧航空工程師亞歷山大・托姆(Alexander Thom)、天文學家傑拉德・霍金斯(Gerald Hawkins)、亞歷山大・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等人的不懈研究,我們才得以發現原來史前祖先在數學、工程和天文學方面的造詣絲毫不落於今天的我們,甚至在有些地方還勝過我們。比方說,馬沙克對他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頭骨上發現的標記感到很是著迷,在用顯微鏡檢查後,他發現其中至少有一組標記其實是一種曆法,它記錄了月相的變化。在實地考察過卡拉尼什巨石陣後,托姆發現它們的南北軸剛好對準了北極星。他還發現,在這些巨石被豎起來的時候,北極星還不在現在的位置,這意味著要在沒有北極星作為導引的情況下將巨石精確地對準地理上的北方,這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高度複雜的工程技術——反正不會是建造了巨石陣的“原始穴居人”被認為具備的能力。傑拉德・霍金斯對巨石陣進行了測量和校准,然後將結果輸入電腦。結果證實了天文學家諾曼・洛克(Norman Lockyer)在20世紀初提出的理論,即巨石陣是一部天文鐘。綜上所述,建造這些遺址的史前人類顯然不是無知的野蠻人,反而擁有足以與我們媲美的文明與技術。
這種文明似乎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萌芽了。巨石陣興建於公元前3100年左右,比金字塔早上五個世紀——至少按照主流說法是如此。但馬沙克發現的月相頭骨已有三萬五千年的歷史。毫無疑問月亮是我們在夜空中用肉眼所能看見最清楚的天體,它的軌跡變化清晰可見,因此說尼安德塔人或克羅馬儂人設計了一套以月相為基礎的簡陋曆法確實不是不可能。但對另一個亮度微弱的星團來說,情況卻又完全不一樣了。拉格利沒有提到史丹・古奇和他的理論,但他確實注意到我們的祖先十分重視昴宿星。在討論到俄羅斯史前學家鮑里斯・弗羅洛夫(Boris Frolov)的研究時,拉格利恰好呼應了古奇的觀點,他指出了一個奇怪的事實,即這個肉眼不容易看見的星宿不管在北美、澳洲還是西伯利亞都被稱為七姊妹星。弗羅洛夫和拉格利兩人都不相信這是巧合——並且他們大概也跟古奇一樣,並不認為僅憑榮格的“原型”或“集體潛意識”理論就足以解釋這一謎團。但是,如果不是巧合,就只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可能了。儘管沒有用“尼安德塔帝國”這種說法,拉格利仍承認唯一的可能就只有不同的民族都繼承了共同的遺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一定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有人踏足新大陸之前,即一萬兩千年前——甚至更久,在澳洲開始有人定居之前,這一般估計是四萬年前左右。因此,拉格利認為對昴宿星的觀察及其被命名為七姊妹星都是發生在四萬年以前的事情。正如他語帶諷刺地評論說:“對如今已被廣泛接受的科學與知識史觀而言,這真是一個令人尷尬的發現。”(註8)
可以理解,說尼安德塔人不僅懂得觀察昴宿星,甚至在四萬年前就已將其命名為七姊妹星,而這後來被北美印地安人和澳洲原住民等不同的族群繼續繼承,從標準的古人類學立場來說確實很難接受。但這還不是唯一一個如今公認的史前史觀不得不重新修正的問題。
按照標準說法,大約在三百五十萬年前,一種被稱為阿法南方古猿的類人猿生物踏出了演化的第一步,最後才有了今天的我們。人類學家唐納・約翰遜(Donald Johanson)和湯姆・格雷(Tom Gray)在1974年發現的“露西”與“第一家庭”就屬於這種可以追溯到三百五十萬年前的古猿。然後又過了一百萬年,非洲南方古猿出現了,這是雷蒙德・達特(Raymond Dart)在20世紀20年代發現的原始人類祖先。差不多在兩百二十萬年前,能人,意思是“能製造工具的人”,作為我們這個人屬目前已知最早的成員誕生了。繼能人之後的是直立人,他們生活在一百六十至五十萬年前,且是最早離開非洲、朝著亞洲和歐洲的溫帶地區遷徙的人。大約五十萬年前,第一批智人終於出現在地球上。四十萬年後——即公元前100000年——尼安德塔人開始在歐洲與西亞蓬勃發展,而地球的最終霸主−智人也在公元前40000年來到了這些地方。
在五十萬年前發生了一些按照標準的達爾文演化論不應該發生的事情。首先,人腦忽然開始急劇變大,以至於許多科學家形容這是一場“人腦大爆炸”。直立人的腦容量為六百至八百立方厘米;今天人類平均的腦容量則為一千三百立方厘米。在短短五十萬年的時間裡,大腦的容量幾乎翻了兩倍。在此之前,大腦在六百至八百立方厘米的階段停滯了將近兩百萬年。這當然有足夠的時間讓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機制開始做些什麼,可是演化卻在這時陷入了漫長的停滯。他們的許多解剖學特徵在這段期間始終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頂多只有工具稍微變得更精良一點,但也就僅此而已。一位作家甚至形容那段時間是“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停滯和守舊時期”。但接下來就發生了大腦的“大爆炸”,大部分從公元前500000年左右開始迅速變大的大腦結構都與主腦(cerebrum)有關,即位於“舊”皮質下結構頂部的神經組織層。從直立人發展出被稱為阿舍利(Acheulian)的石器工具,然後幾乎在一轉眼間,我們就有了柏拉圖、莎士比亞、貝多芬和愛因斯坦。就像那句常有人說的,這是科學解釋不了的謎團。
大多數正統古人類學家習慣忽略的另一個演化異常現象是從解剖學上來說屬於“現代”人類的化石經常出現在他們不應該出現的時期——這就好比在一堆能人的骨骸中找到一台筆記型電腦。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A. Cremo)和理查德・湯普森(Richard L. Thompson)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極具爭議的書,其堪稱是考古學界的“詛咒之書”*。《被禁止的考古學》(Forbidden Archaeology)是一本厚達九百頁的古人類學研究之作,它討論了很多自古以來不符合主流觀點的發現。基本上,它就像是一本人類演化的X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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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詛咒之書》(The Book of the Damned)為美國作家查爾斯・福特(Charles Fort)撰寫的超自然現象研究書,被普遍認為是最早的對超自然現象的嚴肅研究——譯註
公允地說,克雷默是巴克提韋丹塔學院(Bhaktivedanta Institute)的虔誠學員,這是一所基於奎師那知覺協會(Krishna Consciousness)的上師斯瓦米・帕布帕德(Swami Prabhupada)的教誨成立的學院,帕布帕德在20世紀60年代末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Maharishi Mahesh Yogi)離開後還曾短暫擔任過披頭四樂團的靈性導師。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克雷默不受專業考古學家待見,人們自然會懷疑他的研究可能會帶有某些偏見。按照印度教的說法,像我們這樣的人類已經在這顆星球上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就是古吠陀讚美詩《薄伽梵往世書》(Bhagavata Purana)中提到的宇伽(yugas,順道一提,我們被認為正處在爭鬥時的尾聲,接著就會進入黃金時代)。即使如此,克雷默和湯姆森仍然整理了大量令人瞠目結舌的證據,表明大部分可能動搖考古學共識的證物都被有意排除在正統敘事之外。他們的研究集中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被報導過的各種發現,它們似乎都違背了達爾文演化論。自從托馬斯・赫胥黎與威爾伯福斯主教的世紀辯論以來,演化論早已深入人心成為了公認的觀點。我在這裡只能約略地帶過一下他們提供的材料,但光是這幾個例子應該足以讓你明白“正統”考古學的地毯究竟蓋住了多少秘密。
舉例來說,在19世紀70年代人們發現了一匹早已滅絕的三趾馬的骨頭,而且很明顯這些骨頭是有什麼東西為了取得裡面的骨髓而刻意折斷的。讓人們倍感困惑的是,這些裂痕似乎是由石器而不是動物造成的。現場挖掘出的另一組骨頭也有同樣的裂痕,至少可以追溯至五百萬年前——比“露西”和她的家人要早得多。差不多同一時間,人們在一處可以追溯到兩百五十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的鯊魚牙齒有明顯的鑽孔痕跡,這讓它們看起來很像是用來作為項鍊的飾品,而當時存在的原始人理論上根本不會製作飾品。還有一個例子是在19世紀90年代,葡萄牙地質調查局的負責人卡洛斯・里貝羅(Carlos Ribeiro)在石灰岩岩層中發現了幾個燧石工具,分別可以追溯到上新世和中新世,即兩百萬與五百萬年前,比一般認為這些工具出現的年代要早上許多。所有這些例子——克萊默和湯姆森在書中還介紹了更多——要不是被無視、否認,就是被故意輕描淡寫好繼續捍衛標準的人類演化理論(註9)。
克雷默和湯姆森並不是唯一思考過這種可能性的人,即在解剖學上與我們非常相似的生命其實早在他們被認為應該出現——至少根據官方的觀點——的數百萬年前就已經誕生在了地球上。1978年,在坦尚尼亞奧杜威峽谷以南二十英里的萊托利(Laetoli)——這個地方因為人類學家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的發現而名聲大噪——瑪麗・李奇(Mary Leakey)、她的兒子菲利浦(Philip)以及另一名探險隊成員彼得・瓊斯(Peter Jones)在這裡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現。他們在大約三百五十至三百八十萬年前的火山灰中發現了幾組腳印,它們是原始人的腳印,並且看得出它們的主人是直立行走。但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們看起來幾乎就是人類的腳印。瑪麗・李奇強調這是“獨一無二的證據,具有無可否認的確定性”它證明了“我們的原始人類祖先至少在三百五十萬年就已是完全的雙足動物”。“非常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腳印基本上跟現代人的腳印毫無二致。”(註10)
她的丈夫路易斯・李奇的研究生涯始於更早幾年前對德國地質學家漢斯・雷克(Hans Reck)的一項同樣極不尋常的調查。1911年在奧杜威峽谷,雷克從一處至少有八十萬年歷史的地層中發現了一個解剖學意義上的人類頭骨。按照標準的觀點,它不該出現在這裡。達爾文理論堅持任何如此古老的遺骸都不可能屬於“人類”,而人類的骨骸又不可能有這麼古老。儘管共同提出自然選擇理論的阿爾弗雷德・華萊士相信我們所知道的人類早在第三紀(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年前)就已經存在,但目前公認的看法是我們和猿類之間的“缺失環節”不會超過五十萬年。所以雷克發現的頭骨要不是屬於類人猿,就是其實沒有那麼古老。
路易斯・李奇和雷克在二十年後的1931年再次造訪該遺址,對同樣的地層進行調查。結果清楚顯示,這裡的地層確實有一百萬年歷史。所以似乎有某種與我們沒有太大區別的生物在不該出現的時候出現在了地球上。李奇因此將我們存在於地球上的時間增加了一百萬年,專家們對此當然是不肯接受。後來他又提出了其它充滿爭議的觀點,比如南方古猿和人類曾在兩、三百萬年前共存,儘管受到許多質疑,但他的兒子理查德・李奇(Richard Leakey)卻抱持著相同的看法。唐納・約翰遜和他發現的露西與第一家庭也為此提供了一些佐證。約翰遜將他發現的這些古猿命名為阿法南方古猿,據我們所知他們並不會製造工具,但工具卻跟著露西與她的“家人”被一起發現了。如果工具不是他們製作的,那會是誰?一種可能性是能人,但這會把他們存在的時間往前推至少一百萬年。
不出意外的話,這些異常現象足以說明從早期猿類祖先到“人類崛起”的整個過程並不像專家們所宣稱的那樣已經蓋棺定論。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魯道夫・史代納等人的說法就一定是對的,但它至少給了我們想像的空間,而不是只能在黑暗中瞎摸。至少有一件事可以確定,那就是我們不能直接將柏格森和鄔斯賓斯基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那種“多重演化”論斥為無稽之談。既然從某個遠古人類祖先一直到我們現在都是一條從未間斷的線性演化理論已無法解釋這些異常現象,或許我們應該接受鄔斯賓斯基的建議,試著“換一種方式來思考”。人類,或者是非常接近人類的生物存在的時間可能比我們原本以為的還要漫長得多。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跟我們類似的生物已經存在了這麼久,為什麼他們沒有建立起像我們一樣的文明呢?即便我們拋開瑪麗・李奇在萊托利發現的腳印暗示的可能性,即一種近似人類的生物與露西和第一家庭在大約同一時間開始直立行走,且一直生存到了較晚近的時代,比如五萬年前,但我們仍然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所知道的文明卻只能追溯到五千年前。
尼安德塔人從大約四萬年前開始觀察昴宿星的軌跡,並為它取了一個後來被沿用數千年的名字。五千年後,我們的祖先開始繪製月相圖。到了公元前8000−10000年,舊歐洲人民已經建立了加泰土丘及其它供奉女神的遺址,如果我們接受瑪麗亞・金布塔斯的主張,他們還發展出了一種崇尚自然、審美與社會關懷的文化。沒過多久,巨石陣和卡拉尼什巨石陣等天文台也出現了。所有這些成就都反映了智力、理性、知識和技術層面上的進步。事實上,有位人類學家曾使用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他以在兒童認知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而聞名——設計的測試方式來檢驗三十三萬年前的石器時代工具,並發現它們的製造者應該和我們一樣聰明。然而,即便已經具備了這些創造我們熟悉的“文明”所需要的能力,史前世界仍從未成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世界。
所以問題變成了:為什麼?
因為地球有週期性的覆滅。世界各地都有大洪水的傳說,包含台灣原住民。可參考Netflix遠古啟示錄,可能危機近了。另外,意外發現達悟族的MO-MOOKG傳說跟阿茲特克的羽蛇神一模一樣。
回覆刪除謝謝分享,我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外文書,就是要翻譯的書實在太多了,天知道有生之年翻不翻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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