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如果我不說明清楚，那麼我在本書開頭前幾章的努力就算是白費了。我們只需要朝著重新找回互滲的方向邁出微小的一步，也就是透過貝塔思維承認一切現象其實都是集體表象，就會發現我們所熟悉的地球演化史實際上也是意識的演化史。這是因為意識與現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用怎樣的方法談論演化，我們都只不過是在以一種象徵性的方式來描述隱象的變化。然而，奇怪的是，正如我們所看見的，意識的演化卻不被認為曾經發生過。我們觀察含有化石的岩石，並藉著描述從未發生過的現象，除非當時存在可以觀察它的意識，來證明事物是如何變化的。我們通過測量岩石中的放射性物質含量來確定這些表象的年代，斷然假定隱象的行為數百萬年來從未變過，即使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意識能夠對其進行觀察。
通過將自然現象視為完全與人無關、具有獨立於人的演化與起源的客體，然後又學著天文學研究天體表象或物理學研究粒子那樣對待這些客體，19世紀的科學，以及同時間誕生的各種假說，成功在人們的腦海裡刻寫下了一幅偶像演化的圖景。其結果之一是它非常猛烈地扭轉了我們對人類意識演化的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導致我們即使在面對本來應該已經確鑿無疑的證據時，卻仍然寧可否認這種演化的發生。
生物演化的概念如今已深深烙印在某些學者的腦海裡，其程度絲毫不下於其他任何領域的學者——這裡說的正是詞源學家、神話學家、人類學家，他們皆以研究人類的過去為己任，並且他們不是把它當作假說或臆測，而是直接作為既定事實來接受這個概念。他們提出的任何理論都必須合乎這個框架。它幾乎已變成了他們試圖拯救的表象的一部分。因此，當他們努力想要解釋古代或原始人的心智時，他們總會逕自幻想他看見的是跟他們現在看見的相同的現象，只不過他的心智還是一張白紙，接著他們又直接假設人類的意識就是起源於他第一次嘗試對這些現象進行理性思考。接著從這種思考中產生了“泛靈論”，這個理論主張原始人相信大自然無處不是“棲居”著靈魂。既然大自然被靈魂棲居，這就意味著自然本身是沒有靈魂的；但這並沒有給學者們造成任何困難，因為他們從來沒想過其實還有其它思考自然的方式。於是，人類意識的發展過程被理解成是一部從零開始的阿爾法思維史，並且人們所看見的表象從古至今都是不變的，只是古人對它們抱有錯誤的知識，之後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知識才終於變得越來越正確且科學。簡而言之，人類的意識演化史被過分簡化成了純粹的思想史。的確，在意識演化的歷史過程中出現過很多錯誤的知識，但人類對於現象的錯誤知識顯然不是最有趣也不是關於人或現象本身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我在前三章討論的內容不也是一種思想與觀念史。這麼說確實不錯。但這是不得不為之，因為我希望先釐清我們今天的集體表象究竟是如何產生，而事實是這些表象是受思想與觀念決定的，而不是——像從前的互滲意識那樣——被主動創造出來的。同時這也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假設在過去兩三千年裡的演化就是阿爾法思維逐漸取代互滲的過程，究竟阿爾法思維的歷史本身只是尋常意義上的思想史，還是說我們也能在其中發現這個演化過程的潛意識影響？一部思想史就好比是一個辯證法或三段論過程，下一個時代的思想通過辯證的方式從上一個時代的思想與發現中產生、挑戰與修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阿爾法思維史的全部了嗎？
證據指向相反的方向。種種跡象表明，除了思想的辯證史之外，甚至在現代意識的演化過程中，也仍有其它力量在暗地起作用。只需回首過去，就可以發現這是很明顯的。相對於停滯了數千年的東方文明而言可以說是忽然出現的、最終開創出雅利安文化的那個民族或那股勁頭，就很難說它背後有什麼一連串承前啟後的思想影響。古希臘人在歷史上的某個時刻沒來由產生的理性精神也是這樣的例子。更值得一提的還有猶太民族出現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想法，竟想要透過一種不同於阿爾法思維的方式來取代互滲。倏忽間，彷彿毫無預兆地，他們變成了一個視任何外邦人如仇寇的民族，如何逃離四面八方的異教徒包圍變成了他們最崇高的道德義務；這種道德義務甚至被視為奠定他們民族的基礎，是他們存在的理由。偶像這個帶有貶義的詞彙最初就是猶太人發明的。具有象徵性的形象、圖騰式的幻象（eidola）都是外邦人在儀式上重要的互滲對象，而這些東西看在猶太先知的眼裡要不是罪惡就是幻想；如同《詩篇》說道：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有鼻卻不能聞，
有手卻不能摸，有腳卻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後面我會再深入討論這一點。
但是，即使在我們距離進入現代的機械性意識只剩下最後七里格*，阿爾法思維在這時已相當成熟，我們依然也會得出相同的結論。為什麼科學革命偏偏在那個時候發生，而不是在其它任何時候，儘管每個世紀都有人在絞盡腦汁提出各種假說來拯救表象？我們可能會說這是因為直到這時阿爾法思維才發明出了更有效的觀察工具，使得直接觀察現象本身現在變成了更可行也更具吸引力的做法，而不必繼續沿襲中世紀的亞里斯多德式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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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於歐洲民間傳說中的七里靴，相傳只要穿上這雙魔法靴每次踏步就可以走出七里格的距離；一里格相當於三英里——譯註
科學革命的發生常被歸功於人們終於開始親自觀察自然，看看發生了什麼；我們知道伽利略正是透過望遠鏡才發現木星的衛星。但光是這樣還遠遠不夠。儘管哥白尼天文學確實比舊天文學有更充分的第一手觀察資料，但在物理學的領域，正如巴特菲爾德教授指出，情況卻正好相反。直到長久以來被亞里斯多德主義與中世紀奉為圭臬的那個理論，即除非有一個“推動者”在持續推動，否則所有物體最終都會靜止下來，被終於推翻之後，這才完成了徹底擺脫互滲的最漫長也最困難的一步。然而，如果我們只能根據實際觀察到的物體運動來提出假說，它倒的確是我們唯一能夠得出的結論。“推動力”理論後來衍生出了“慣性”的概念，而後者需要的不是觀察，而是抽象的、幾何化的推論，且幾乎不曾真的發生過——至少在地球上——我們從未目睹過一個物體在無重力、無摩擦的真空中持續不停地移動。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有什麼比這更有力的了——更應該說恰恰是觀察阻礙而不是促進了觀點的轉變。
不。雖然阿爾法思維本身是辯證的，但我不認為這樣就足以妄下斷言說整個阿爾法思維的發展史就是一個純粹的辯證過程。這類問題的證據當然是無法用尺子量出來或錘子敲出來的，但就算沒有這麼精密的測量方式，仍然可以看出在意識演化的背後有其它力量在起作用。也有一些內在的證據。任何研究過思想發展史的人，如果他們剛好也敏銳到能夠去察覺自己的思想運作過程，他們應該都曾有過驚訝於某個念頭如此輕易且有力的就從他們的腦海裡冒出的經驗。人們形容那些靈光乍現的念頭就像是“飄在空中”是有道理的。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曾在他的《自傳》（Autobiography）中敘述自己的親身體驗：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章，邊沁在那一章中對道德和立法領域常見的各種推論進行了評論，這些推論幾乎都是從諸如‘自然法則’、‘正當理由’、‘道德感’、‘自然公理’等口號推導出來的，並且都變成了某種變相的教條主義，把自己的好惡強加予人，用動聽的口吻來掩飾它其實沒有為這些好惡提供任何理由，反而卻將這些好惡當作它的理由...剎那間一股感覺湧上我的心頭，彷彿從前所有的道德家都再也不可信了，而這就是新時代新思想的開始。”
斜體字是我自己標注的，但說出這些話的人可是那個向來以冷靜沉著著稱的約翰・斯圖爾特・彌爾啊。我之所以引用這段話，純粹是因為我在讀到它的時候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儘管人們總以為思想的發展就是反覆不斷的辯證，但顯然在它背後還有些別的東西。我們必須直到本書的尾聲才能知道這個別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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