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這樣的“新人類”就是俄羅斯記者、小說家和哲學家P.D・鄔斯賓斯基。鄔斯賓斯基1878年出生在莫斯科，只比奧雷吉晚了三年出生，他是一位典型的真理探尋者；直到他在1947年與世長辭為止，他已經點化了無數的後生晚輩。鄔斯賓斯基成長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即俗稱世紀末的白銀時代（Silver Age of the fin de siècle），密契主義、神秘主義、進步思想，還有藝術、政治和日常生活的變革都在這時百花齊放。同樣是在這段時期還出現了布拉瓦茨基夫人和葛吉夫，甚至是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這樣充滿爭議的人物、詩人如安德烈・別雷（Andrey Biely）和瓦列里・布留索夫（Valery Bryusov）、哲學家如弗拉基米爾・索洛維耶夫（Vladimir Soloviev）和尼古拉・別爾佳耶夫（Nicholai Berdyaev，他們兩人都討論過即將誕生的“神人”〔God-Man〕）、音樂家如亞歷山大・史克里亞賓（Aleksandr Scriabin），他是一位信奉神智學的作曲家，然後還有畫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他的至上主義（Suprematism）深受鄔斯賓斯基思想的影響。
在他拜葛吉夫為師後的幾年裡，鄔斯賓斯基給人的印象幾乎都是一個為人拘謹、沉默寡言的思想家，頑固地堅持葛吉夫的教誨。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實也是一個生性浪漫、幽默風趣的藝術家，他經常光顧聖彼得堡的流浪狗咖啡館（Stray Dog Café），與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或亞歷山大・布洛克（Aleksandr Blok）一同在那裡談笑風生、暢飲伏特加直到天明，沉浸在象徵主義詩歌的隱喻世界之中。鄔斯賓斯基後來的作品，例如《宇宙新模型》（A New Model of the Universe，出版於1931，不過部分內容可能早在1905年就已經完成）、篇幅簡潔的《人類心理學的可能演化》（The Psychology of Man's Possible Evolution，1947）還有他的鉅著《尋找奇蹟》（In Search of the Miraculous），他在這本書中敘述了自己與葛吉夫一起共度的時光，都瀰漫著一種悲觀的氛圍、一股強烈的鬥爭慾望與某種對於刻苦的執著，因為葛吉夫堅持要想獲得“覺醒”就一定要吃過苦。但我們現在要討論的這本書《第三工具》則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年輕小夥子在他的靈感與創造力都正值巔峰的時候寫下的作品，說它是一齣匯聚了形上學玄想、智識思辨、詩意的洞見與樂觀的演化論的煙火秀也不為過。與奧雷吉一樣，鄔斯賓斯基也曾深深沉浸於神智學，然後又不可自拔地迷上了尼采。同樣也和奧雷吉一樣，寫下《第三工具》的鄔斯賓斯基對超人這個概念產生了深深的著迷。
從他還年輕時開始，就有兩種執念一直指引並催促著鄔斯賓斯基的人生。其一是一種被稱為既視感（déjà vu）的神秘現象，也就是“我以前來過這裡”的奇怪感覺。早在六歲時，鄔斯賓斯基就對他從未去過的地方——至少這輩子還沒去過——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生動“記憶”。後來，在讀過尼采之後，他開始相信自己這些異常清晰的記憶應該就是所謂的“永劫回歸”造成的，尼采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會周而復始的反覆重演（註1）。這種說法是如此晦澀難懂，聽起來簡直像是自虐——意思是說一個人經歷過的所有失敗、丟臉和幻滅都會生生世世重複下去？這樣的想法完全迷住了鄔斯賓斯基，甚至到他人生即將步入盡頭的時候，他的學生都還會看到這個老人堅持要拖著自己疲憊不堪、重病纏身的身體去再次造訪自己最喜歡的地方，好讓自己盡可能多記得點，以便下輩子不要忘記。這種對時間的著迷也使得他對其它比較不同尋常的領域產生了興趣，比如“第四維度”，它在20世紀初曾一度是人們茶餘飯後常討論的話題，就好比我們今天開口閉口就是“混沌理論”或“複雜系統”一樣。
另一個始終盤踞在鄔斯賓斯基心頭的執念是他堅信日常生活的世界只是一場幻象。在《尋找奇蹟》的導言中，他提到在他兒時，他和他心愛的妹妹（註2）兩人最喜歡的一本書叫《明顯的荒謬》（Obvious Absurdities）。書中有很多超現實風格的照片：有背著房子的男人、載著車輪的推車。鄔斯賓斯基後來說，他從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東西會被認為比“日常生活”要更荒誕，反而日常生活總是讓他覺得虛假，甚至同樣瘋狂。他很早就在心中有了一個想法，那就是沿著循規蹈矩的人生道路走下去沒有任何意義，向前開拓新的道路才是唯一的辦法，這必須是一條迄今為止無人曾踏足過的新路，它將會粉碎這個由妥協、重複和安逸所堆砌起來的虛假世界——他後來用俄語單詞byt來稱呼它，意思是“根深蒂固、僵硬固化的日常生活”（後面簡稱僵化生活）。在拒絕平凡與日常生活的狹隘視野這一點上，鄔斯賓斯基跟從前的其他浪漫才子其實沒什麼不同。但與許多人不一樣的是，他真的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就像德國作家赫曼・黑塞，他跟鄔斯賓斯基一樣都認為歐洲的氣數已盡、一個“新種族”即將破繭而出，於是鄔斯賓斯基想要尋找可以取代僵化生活的新路（註3）。他和黑塞兩人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出發前往東方尋找答案。
在1907−1909年間，鄔斯賓斯基踏上了他“尋找奇蹟”的第一站。葛吉夫是在1913−14年的時候注意到他的作品，並開始交代學生研讀鄔斯賓斯基，這時他已經打定主意要邀請後者加入他才剛開始起步“下功夫”體系中。不過這都是之後的事。早在他在莫斯科的一家破舊咖啡館與葛吉夫發生那次命運性的邂逅之前，鄔斯賓斯基就已經展開了一連串的實驗，其中有些直到今天仍稱得上是最冒險、最成果豐碩且激勵人心的嘗試，這些實驗的目的是要突破人類意識的人為界限，好進入更寬廣的世界。
鄔斯賓斯基的東方之旅結果並不盡人如意。雖然他確實親眼目睹了不少非凡的景象——獅身人面像、泰姬陵、錫蘭佛像那雙如藍寶石般銳利的目光——但等到回到俄羅斯時，當初激勵他出發旅行的熱情早已熄滅，他覺得自己繞了一大圈只是又走回原點。但是，雖然他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但卻還是有一個收穫：現在他開始相信，意識演化的下一階段已經在世界各地的無數男男女女身上發生了。1908年，當他人正站在一艘穿越土耳其馬爾莫拉海的輪船的甲板上時，在那一瞬間，鄔斯賓斯基忽然進入了他將用盡餘生努力追求的更高意識狀態。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紀錄了這件事。
“那是一個陰雨連綿的冬天，我人在馬爾莫拉海。遠方高聳的岩岸呈現出一片深淺不一的紫色，在盡頭變成了蒼白色，然後又漸漸變成灰色，與灰矇矇的天空融為一體...我拄著欄杆，凝視著海浪。潔白的波鋒從遠邊朝我們襲來。波浪先是陡升，來了個簡直像要吞沒甲板般的後仰，接著又伴隨一聲怒吼將自己倒進船底下...我一邊欣賞著海浪與輪船的角力，一邊感受著自己整個人彷彿都被海浪捲走...我的靈魂似乎已隨著海浪而去。倏忽間，我感覺自己真的出神了。就那麼一瞬間，或許還不到一瞬間。但我變成了海浪，跟著它們一起咆哮、一起席捲輪船。在那一刻，我彷彿變成了一切。海浪——是我。遠處的紫色山峰——是我。狂風——是我。從北方積聚的雲朵、綿綿細雨——是我。這艘乘風破浪的巨輪——是我。在甲板上值班的大副是我；還有那兩個水手...煙囪排放的黑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解放、喜悅和遼闊之感。它只持續了一秒鐘——然後這個咒語便消失了。”（註4）
據鄔斯賓斯基記述說，兩年後他在芬蘭灣看著金黃色的海浪時又重新體驗到了這種感覺，但這次同樣只是轉瞬即逝。
不過，光是這樣已足矣。他的旅行，還有他對神秘學與玄學文獻的廣泛閱讀——埃利法斯・利維（Eliphas Levi）、A.P・辛尼特（A. P. Sinnett）、魯道夫・史代納（彼時的史代納正在邀請另一位俄羅斯人，小說家兼詩人安德烈・別雷加入他的圈子）——這些都讓他相信，在日常生活的表象背後還隱藏著另一個現實，他堅信後者才是真正作為“原因”而存在的世界。這是一個本體的世界，所有的報紙、文章、政客和戰爭都只是它的結果，是只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流變的現象。但鄔斯賓斯基並不滿足於只認識現象。他渴望認識的是那背後的無限。他下定決心要找到它。
由於漸漸對記者的工作感到乏味，鄔斯賓斯基遂把更多時間轉向了閱讀神秘學書籍，其中可能也包括巴克的《宇宙意識》——這本書對《第三工具》有很大的影響。威廉・詹姆斯的書可能也有。鄔斯賓斯基肯定讀過詹姆斯，而且很顯然他即將拿自己來嘗試的實驗至少有部分是受到詹姆斯的笑氣實驗啟發。儘管鄔斯賓斯基從未明確提到使用藥物，但從他對他的實驗的描述來看，藥物無疑佔據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樣從他對那些經驗的描述可以知道，笑氣在這裡同樣變成了進入“其它”意識狀態的入場券，他可能也抽過大麻。我們務必要記住，這些東西在當時都不是違法的——事實上，笑氣從來都不違法——而且它們在被作為促進“意識改變狀態”發生以及科學中的“自我實驗”的工具這方面，有著悠久又令人尊敬的歷史，無論我們對這些方法有什麼觀感。鄔斯賓斯基遠不像威廉・詹姆斯那樣是一個癮君子。他是一個嚴肅的追求者，渴望的是比感官所能感知的更遠大的現實。想不到就在1910−1911年間，他真的在聖彼得堡的一間小公寓裡找到了它。
鄔斯賓斯基為了實現更高意識狀態所做的實驗都被記錄在了《宇宙新模型》的重要一章〈神秘主義實驗〉和他的第一本書《第三工具》裡面。這時他已經寫了幾本書，其中最特別的是他關於永劫回歸的小說《伊凡・奧索金的奇異人生》（Strange Life of Ivan Osokin）；但還是《第三工具》才標誌著他真正成為了一位才華洋溢的作家與見解獨到的思想家。目前尚不清楚鄔斯賓斯基是否讀過柏格森。他精通法語，年輕時也曾獨自造訪他心愛的巴黎一段時間，他很可能曾在那時接觸過柏格森的作品（註5）。他應該也知道奧雷吉的小書，雖然兩人都身處神智學圈子，並且曾在鄔斯賓斯基開始“尋找奇蹟”時相識，但鄔斯賓斯基認識並尊敬奧雷吉似乎更多是作為一位文學編輯而不是意識演化的哲學家。探究《第三工具》與在它之前的其它作品之間的承先啟後的確是一種有趣的歷史消遣，但這終究無法告訴我們更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就算不曾直接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鄔斯賓斯基仍然會投入到對更高意識狀態的研究裡去。畢竟這是那時的時代精神；幾乎可以說當時的氛圍就是如此。鄔斯賓斯基只是更能綜觀全局，並且在那個新星人才輩出的時節對實證主義發起了也許稱得上是最猛烈的一擊，實證主義到這時已經變成了阻礙思想進步的絆腳石。
《第三工具》的核心主旨是要超越實證主義科學出於自身的邏輯預設而堅持要為知識劃定的人為界限。直到今天，科學仍然堅持除了其所提供的物質解釋之外，生命沒有任何更遠大或更深邃的意義——實際上是它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正是為了反對這種冰冷的斷言，才使鄔斯賓斯基決心展現他出眾的才華與敏銳的智慧。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只是意識的其中一種形式，我們通過它所感知到的物質世界也不過是這種形式下的產物，而在這個世界背後還有另一個世界，其與我們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鄔斯賓斯基所說，那是一個屬於“奇蹟”的世界——這便是《第三工具》要探討的對象。這本書的書名指的是超越亞里斯多德和弗朗西斯・培根的“第三個思想器官”，雖然如同鄔斯賓斯基所言，這個“第三器官”其實早已為他們之前的古人所熟知。作為這一啟示的親身見證人，鄔斯賓斯基談到了他的旅行、多年研究以及近來他嘗試攀上更高意識狀態這座高峰的成果。藝術、自然、神智學、更高的境界、無限、非歐幾何、康德哲學、對動物心理學的反思、性、麻醉藥帶來的啟示、尼采、神秘主義、詩歌，還有其它許許多多，都可以被鄔斯賓斯基援引來支持他的深邃洞見：
“如果我們能明白這一點，即世界並沒有被它可見的一面所窮盡，它的背後尚有一個完整的‘不可見’世界，一個由各種前所未有、難以理解的力量與關係所奠定的世界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在生活中處處都是無與倫比且令人意想不到的無限可能性。”（註6）
鄔斯賓斯基漸漸明白，這個世界有如一個巨大的象形文字，而它所寓意的是一個更崇高、更有意義的世界，其雖然超越在這個世界之上，卻可以通過一些最平凡不過的事物來提醒我們它的存在。鄔斯賓斯基對此有實際的體驗。有一次他在進行探索人類認知邊界的實驗的時候，他決定休息一下，於是他坐到沙發上點了根菸。吞雲吐霧過後，他突然從自己的煙灰缸獲得了領悟。忽然間，眼前這個不起眼的東西在他眼裡卻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意義與關係網的中心。就在那一瞬間，與煙灰缸有關的一切淹沒了他的意識。誰製造了它、它的用途是什麼、它是用什麼材料製造的、菸草的歷史、人類對外在環境的改造是多麼淵源流長。點火、火焰，還有他剛剛劃過去的那根火柴：現在它們每一個東西似乎都變成了一扇迄今為止尚未被打開過的世界之窗，現在他正在通過這些窗口驚歎地看著這一切。如此偉大的真理立刻使他深受觸動，鄔斯賓斯基知道自己必須趕緊把它記下來。然後，當他回到日常意識狀態的世界時，他看了自己寫下的筆記。上面只寫著：“即使是煙灰缸也可以讓人發瘋。”就像俗話說“試著用不同的範疇思考”，這是他試圖從自己的形上學體驗中搶救出來的灰燼，就跟威廉・詹姆斯的笑氣筆記一樣，令人懊惱的已經無法再解讀出更多隱藏在表面之下的含義。
鄔斯賓斯基用了一個比喻來強調他的體驗真不是鬧著玩的，它就是“第四維度”。乍一看這會令人聯想起愛因斯坦和數學家赫爾曼・閔考斯基（Hermann Minkowsky），但這個概念真正的貢獻者應該是英國數學家C.H・辛頓（C. H. Hinton）才對。在19世紀80−90年代，辛頓撰寫了一系列的書籍，並在其中提出超出我們平時熟悉的長度、高度和深度的其它維度的存在（註7）。他的著作影響了E.A・阿伯特（E. A. Abbot）等作家，後者創作的《平面國度》（Flatland，1884）敘述了一個三維物體拜訪二維世界的居民的故事，然後還有H.G・威爾斯，他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1895）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辛頓的《科學的浪漫》（Scientific Romances，1884−1885）。
在阿伯特的小說中，生活在二維世界的正方形要能感知到它的三維訪客，一個球體，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須讓這個球體變得跟它自己一樣平坦。鄔斯賓斯基借用這個故事作為類比，指出實證主義科學的信徒看待所謂的“奇蹟”其實也是這麼一回事。就如同正方形無法想像任何更高的維度，因此球體關於第三維度的說法在它聽來完全不可理喻，實證主義科學家也是這樣——或者，堅守“常識”的普通人何嘗又不是如此——除了已經變得公認的意義或含義之外，他們已無法再理解世間的現象怎麼還能有其它可能性。事實便是這樣：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任何關於它還可能是什麼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阿伯特的小說主要是在諷刺，但辛頓卻有一個更積極的想法。他相信經過訓練的心智可以感知到其它更高的維度，其中一種方法是想像一個四維立方體，辛頓稱之為“超立方體”或tesseract——這可能是他自己創造的詞彙（註8）。辛頓甚至真的設計了一個“超立方體”與他的書一起販售，它由八十個不同的立方體構成，每個都上了不同的顏色。具體用法是不停變化立方體的順序，然後記住它們的組合。直到最後，光用視覺想像就可以輕易設想出每種不同順序所組合起來的模樣。這種做法不禁令人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以及當時流行的各種關於光暈（aura）或星光界的練習。除了別的不說，辛頓的“立方體”也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神秘學世界中相當流行的小消遣。
在鄔斯賓斯基大量借鑒的《新思想的時代》（A New Era of Thought）中，辛頓寫道：“空間是心靈的工具。”這是在1888年，比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提出相同的論點要早上一年。辛頓的靈感是源自於哲學家康德，康德認為空間與時間都是心靈用來認知現實的範疇（categories）——由此推論，沒有理由相信它們在心靈之外有任何實在性。“現實”的世界可能其實是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的——這既是許多神秘主義者一直以來所說的，也是近年來不少科學家開始思考的可能性。對康德來說，空間和時間就像是我們用來抓住世界的鉗子，它們在世界上留下了無可抹滅的印記——以至於當我們不用這兩件工具來抓住世界時，我們就無法知道世界是什麼模樣。對康德跟追隨他立場的大多數哲學家而言，Dingan-sich或曰物自身——即本體的世界，當它不被我們感知的時候——就幾乎相當於不存在。我們永遠無法在不先看到物的情況下就認識物的本質，而當我們看見物的時候，卻又會造成我們本來希望避免的情況。對多愁善感的人來說，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現實”真正的模樣實在是令人灰心喪志。德國作家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就曾因此陷入崩潰。在閱讀了康德之後，克萊斯特喪失了一切對知識的信心，轉而採取激進的懷疑主義，結果陷入了深深的抑鬱，最終為了恪守他與另一個同樣久病厭世的婦女的約定而自殺身亡。除了少數例外——黑格爾、懷海德——這種激進的認識論懷疑主義仍是現代哲學的核心假設。
然而，辛頓認為克萊斯特對康德的粗暴反應大可不必。大部分康德的評論家都理所當然認為，既然他說我們不得不透過空間與時間這兩個結構來認知世界，這就代表它們多多少少會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世界，結果反而變成導致我們無法真正“認識世界”的阻礙。但這樣的假設其實沒什麼道理，更不用說因此陷入抑鬱了。如果空間與時間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必要途徑，那麼假如我們能以某種方式拓展或擴大我們對它們的使用極限，這樣我們所能夠感知的世界想必也會隨之增加，就像我可以通過調整望遠鏡的焦距來看得更清楚。我不會說望遠鏡“扭曲”了風景。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認知結構也就不可能會有“世界”，而只會是一團無法定形的原材料，我們將會在之後討論互滲式認識論（participatory epistemology）的一章中更仔細說明這一點。因此，空間與時間的世界並非幻象；它只是一種比較狹隘的感知狀態，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假設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是受到我們對空間與時間的理解所限制，並且這些限制不一定是固定不變的，這樣我們反而可以把我們現有的感知當作是一個起點，好朝向更深入、更廣闊的感知前進。與其哀嘆我們永遠無法認識現實，因而不再努力去瞭解它，倒不如從現在就開始鍛鍊我們的感知能力，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嘗試參透世界的奧秘。
無論如何，這就是鄔斯賓斯基的觀點，我覺得他的想法非常有說服力。鄔斯賓斯基探討“第四維度”的數學章節或許有些漏洞——畢竟他並不真的像書皮介紹上所說的是一位數學家；會搞出這樣的烏龍其實是因為最早一批英譯本的翻譯錯誤，結果後來也沒有被糾正。他討論動物感知的章節也同樣有不少問題（註10）。但這些都不重要。他仍在整本書中展現了深邃的睿智。就好比在他之前的威廉・布萊克，在意識擴展狀態下，鄔斯賓斯基從一粒沙中看見了一個世界，從一朵花中看見了一個天堂。
“我們總以為我們看到什麼就理解了什麼。但事實上，我們對周圍的一切所有的只不過是一種模糊的印象，就像蝸牛對陽光、雨水和黑暗也只有模糊的印象。”（註11）
涅瓦大道上的一匹馬是構成“馬的整體”的一顆原子，一隻狗是“狗的整體”的一顆原子，一個人是“人的整體”的一顆原子。儘管這些事物在物質的意義上都是一樣的，但在更高的意識狀態下，鄔斯賓斯基卻看到在“第四維度”——也就是由意義所構成的世界中——絞架的木頭、十字架的木頭和船桅的木頭都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任何事物身上都看見了差異，監獄的石磚與工廠的石磚不同，也跟教堂的石磚不同，即使從化學成分去分析不會顯示出它們有任何相異之處。套用柏拉圖的比喻，鄔斯賓斯基說也許一個劊子手、水手和聖人的影子看起來一模一樣；就算對這些影子進行物理分析也不可能找出任何差異。然而，這些影子卻的確是由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物體所產生的。所謂的相似只存在於影子之間。而且，他還指出實證科學最大的毛病就在於只看到影子，然後就把它們當成現實本身。當鄔斯賓斯基行走在聖彼得堡的街道上時，他發現其實到處都充滿了奇蹟。就好像某個來自第四維度的荷蘭男孩從堤壩上拔出了他的手指，於是龐大的意義之水立刻如洪流般奔湧而出。鄔斯賓斯基察覺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對時間的理解其實有很大的偏差。
在他的意識擴展狀態中，鄔斯賓斯基看見了細微身（Linga Sharira），即我們在四維世界的“時間體”（time-body）、“完整生命”。這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從印度哲學中借用的概念。鄔斯賓斯基發現，不管在任何時候，我們對自己或別人的印象通常都是定格在我們的目光所及的那一刻，但是一個人“真正”的生命卻會隨著時間不斷綿延。就像柏格森，鄔斯賓斯基意識到，我們在任何具體的時刻對一個人的認識實際上只是一種“快照”，而不是這個人的完整生命，其就跟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一樣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當然，每個人的快照都是不同的。從出生到死亡，我們一直都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從我的孩子們身上看見了這一點，我彷彿還能從我三歲的兒子身上看見那個才一歲大的小娃兒）。然而，在我們不斷改變的肉體皮囊下，仍有一些東西是不會變的：這就是形象（image），即人的形式。形象和形式就是細微身，鄔斯賓斯基說它只存在於永恆的當下（Eternal Now）。按照鄔斯賓斯基的理解，進入更高意識狀態的關鍵就在於改變對時間的感知，擺脫此時此刻的桎梏，躍入過去與未來。正如在我們“之後”或“之前”的東西其實仍然在“那裡”，儘管我們已不再佔據它們所在的空間，鄔斯賓斯基在更高意識狀態下仍然可以看見我們通常以為已經消失的過去，甚至是我們在“正常”狀態下會認為還沒有發生的未來。我們已經習慣把“現在”當成我們唯一能夠感知到的時間形式，所以認為過去與未來一直都“與我們同在”的想法似乎十分荒謬。但是對鄔斯賓斯基而言，這種意識狀態其實就跟轉頭看前面或看後面一樣正常。顯然，這就是奧雷吉的“狂喜”的強化版，一種超越空間和時間的強大知覺。鄔斯賓斯基跟奧雷吉一樣都認為這種意識狀態雖說仍然很罕見，但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鄔斯賓斯基相信，那些能夠產生這種新視野的人將會孕育出一個“新種族”。換句話說，就是超人。
鄔斯賓斯基對“超人”和“新種族”的討論被收錄在了《宇宙新模型》的重要章節〈超人〉和《第三工具》的最後一章，他在這一章中對巴克的理論做了深入的探討。他討論了“宇宙意識”及其它神秘狀態，但隨著鄔斯賓斯基話鋒一轉開始談論起超人，意識演化的過程似乎邁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跟奧雷吉一樣，鄔斯賓斯基也是尼采主義者。而且，他和柏格森同樣對達爾文演化論的正當性充滿了質疑。他的尼采主義體現在他反對巴克的民主願景，後者認為宇宙意識的誕生是一種自然的、或多或少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的演化結果，並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全人類都將獲得新的意識，就像他們現在擁有自我意識一樣。相形之下，鄔斯賓斯基卻認為新意識的誕生並非人類整體“發展”的一部分。它只會發生在個體身上——必須說明清楚的是，決定它是否發生的不是任何外力，而是他們自己的意願和價值觀。意識的任何演化都必須通過我們的努力來實現，所以應該要積極培養一種鼓勵且促進新意識產生的文化，與鄔斯賓斯基認為當時西方文明盛行的庸俗、野蠻文化完全不同。鄔斯賓斯基並不像巴克那樣對不遠的未來抱持著熱情的樂觀態度，如同他在《來自俄羅斯的問候》中透露的，他認為社會主義是終極的邪惡，它不但將一切價值觀都貶低成一套沒有下限的平均標準，甚至還把庸俗主義（philistinism）奉為圭臬。按照今天的標準，鄔斯賓斯基是一個很政治不正確的人。
他對巴克的另一個批評是，他忽略了演化可能同時通過幾個獨立的支流或族裔同時發生的可能性。鄔斯賓斯基認為，演化可能會走上許多彎路，可能突然開始又突然停止，甚至是改變方向。他主張，古生物學紀錄並未顯示“原始”生命是經過一連串有條不紊的發展後才變成現在的我們；反之，它展示的是一個突然飛躍、快轉和“運動”的故事。不同的生命迅速出現又消失，要說從太初的生命直到21世紀的人類這中間有一個崇高的“飛升”過程似乎有點不太現實。在鄔斯賓斯基看來，演化並不是它通常被以為的那樣是一種單一、有序且不間斷的過程，而是發生在他所說的偉大實驗室（Great Laboratory）之中的各式各樣互不相同、百花齊放的實驗（註12）。這些實驗中的每一項都是為了創造一種有能力自我演化、不再依靠整個物種或種族的潛意識來為其指明方向，而是能夠獨立行動與思考的生命。截至目前為止，可以說人類是唯一成功的實驗結果。如同柏格森所言，人類擁有最多的自由與創新的潛能。然而，這種潛能並不會自動實現自身。
在《宇宙新模型》的〈神秘主義和現代思想〉一章中，鄔斯賓斯基討論了很多如今慢慢開始獲得附議的新想法，例如文明的誕生很可能比我們所認為的要早得多，以及在我們之前已有其它許多文明的觀點（註13）。這一章跟其它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其實根本不存在“自然”或“機械”演化這回事——也就是我們通常認知中的那種演化，達爾文所闡述的偶然突變、適應和“適者生存”。同樣的，根據定義，所有演化都是有方向、目標與目的的，否則它應該僅僅只是“變化”才對。在動物身上，指導演化的是大自然這座偉大的實驗室。鄔斯賓斯基認為有一個“內在團體”（Inner Circle）一直在默默指導人類的演化，它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所有孕育文明的思想、工具和知識都源自於它。正如他寫道：“不存在偶然發生並機械性地進行的演化這回事。只有退化和頹廢才可能像這樣機械性地發生。文明從來都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有人為的栽培。”（註14）。
內在團體這種想法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或許會覺得神神叨叨，頗有陰謀論和獨裁半神的味道，雖然這並非鄔斯賓斯基所要表達的意思。就在大多數的思想家還沾沾自喜地認為19世紀的歐洲文明和文化是演化的“頂點”的時候——它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和機械論科學——鄔斯賓斯基是少數反對這種自以為是的人之一，他提出了一種更謙卑的看法，認為在過去可能就發生過無數比我們更高等的文明的興衰更迭。有一個“秘密社團”一直在暗中指導人類事務的想法也許令人難以接受，但近年來卻有一個觀點越來越流行，它認為古埃及文明——主流考古學家堅持它是一個原生文明——可能是繼承了更久以前的文明，有人說那就是亞特蘭提斯。再強調一次，鄔斯賓斯基在討論文明及其演進的時候從來都不是以歐洲為中心出發的。他明確指出，在歐洲仍然茹毛飲血的時候，文明可能就已在南美洲、非洲、亞洲或波利尼西亞蓬勃發展了。同樣的，他對“種族”這個概念的理解，無論現在這個詞彙在我們眼裡有多令人不快，都與種族主義完全無關。他自稱他在歐洲、北美、印度、近東和遠東旅行時所碰見的民族都有新意識萌芽的跡象（註15，事實上這種想法對他那個時代的歐洲人來說簡直是笑話）。對鄔斯賓斯基而言，重要的不是種族——也不是“自然”——而是對我們自己的“文化”根源進行“栽培”、修為。新的意識如果真的會出現，就必須先要有精心的栽培。
他知道他主張要修為必不會被他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接受。在他眼裡，他們不過是一群伶牙俐齒的野蠻人。如果要栽培新意識、拯救文明，就必須從別處尋求幫助。這個“別處”就是神秘主義，而這正是本書的下一部分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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