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可以繼續深究在這條快車道上的日子；格萊奇的整本書就是在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已經詳細談論了時間的“中斷”造成的惡果，而這只是為了說明至少在這方面，格布瑟的確有先見之明。然而，如果這就是全部的話，那麼除了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瘋狂之外，我們似乎已無法再期待什麼。目前看來這恐怕不是危言聳聽。但時間問題帶來的其它影響現在也逐漸浮現了出來，而且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對此樂見其成。
從慢食運動這樣簡直是搞笑片走進現實的風潮，其宣傳標誌是一隻蝸牛，到慢活基金會（The Long Now Foundation）和時間減速協會（Society for the Deceleration of Time）這些更嚴肅的團體，這一切無不表明還是有些人更喜歡慢節奏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裡，時間的物理學也漸漸引起了公眾的興趣——史蒂芬・霍金人手一本但沒幾個人認真讀過的《時間簡史》（1988）的暢銷便是一個例子。古典的牛頓物理學和今天的量子力學都同意一個公理，即永遠只會無情地奔向未來的“時間之箭”基本上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科學家們說，時間不管是往後、往前或往任何方向流動，我們的物理定律都不會有絲毫改變。近年來，這種去時間性的立場卻逐漸受到了挑戰。通過伊利亞・普里高津（Illya Prigogine）的耗散結構研究和知名的聖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混沌理論與複雜性理論研究，“熵”，即時間的運動，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研究主題，為反駁標準物理學的嚴格決定論以及柏格森提出的“生成”跟“新穎”等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證明。
時間也是魯珀特・謝爾德雷克關於“形態共振”的有爭議著作的中心主題，而且他還主張自然法則其實不是某種柏拉圖式的常數，而是會隨著時間不斷“演化”——阿爾弗雷德・懷海德在20世紀初就提出了相同的想法。謝爾德雷克有一個理論叫做“存在殘影”，其主張所有的生命皆擁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記憶”，它並不是被儲存在DNA，而是在一種非物理性的場（field）中——更早一個世紀以前的塞繆爾・巴特勒就已經想過了同樣的概念——正如我在前面曾指出，這不禁讓人聯想起阿卡西紀錄，還有柏格森在這一點上的看法，即過去其實“從未過去”而是一直“留存在意識之中”，只要我們稍微調整自己的意識就可以重新喚醒它們。
即使背景不盡相同，柏格森的時間與意識觀仍隨著文學評論家史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199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古騰堡輓歌》（The Gutenberg Elegies）而重新映入世人的眼簾。作為一位忠實的閱讀愛好者，如同這本書的標題所示，伯克茨對紙質書的沒落與“電子媒體”——電視、電影以及電腦——的興起充滿感到憂心忡忡，紙質書的式微似乎已無可改變。這本書從頭到尾都瀰漫著一股濃濃的悲傷、一種無可奈何的失落，更不幸的是這本書還被一些評論家認為只是伯克茨在長年憂鬱症所苦下的失意之作。但這本書絕不只是在貴古賤今這麼簡單而已；伯克茨真正想問的其實是這些“媒體”究竟會對我們的意識產生怎樣的影響。他哀嘆今日已再也沒有“有深度的時間”，並呼籲我們應該重拾柏格森所說的“綿延”，這是一種只有真的沉浸在閱讀裡的時候才會產生的充滿沉思與想像力的時間——也就是塞繆爾・理查森曾在1740年感受過並讓整個西方世界為之著迷的那種時間。這也是科林・威爾森的潛能X和歐文・巴菲爾德在品味詩歌時所體驗到的意識發生變化的時間，而不是透過銫原子的滴答滴答計算出來的時間。
令伯克茨擔憂的是，隨著電腦螢幕以及它廣受歡迎的“多工處理”功能的興起，透過閱讀喚醒心靈、讓時間彷彿真的從字面上慢下來的那種能力，恐怕將從此成為追憶。“沉浸在書本裡”並不是僅僅是心神恍惚的比喻（事實上，就算不是在“這裡”，心神也一定總是在某個“那裡”：也許是荷馬筆下的特洛伊、狄更斯筆下的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聖彼得堡甚至是伯克茨吟唱的輓歌）。
儘管網際網路的“資訊”發達確實令人流連忘返——它讓整個“知識世界”變得唾手可得——但那使我們得以前往“其它時間與空間”的能力卻正在被它及其它同類型的產品給取代。伯克茨認為，各種技術進步、網路的即時訪問性再加上電子媒體營造的“永恆”假象，正在引發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過去五十年來，時間的本質——或是我們對它的感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我們進入了一個宛如“臨界質量”的狀態，而這只是大變革的第一階段，其結果是“我們過去熟悉的時間——也就是我們過去熟悉的生命經驗——將在許多方面逐漸變得無用。”伯克茨在強調這樣的轉變有多麼激進時的語氣簡直跟格布瑟沒有兩樣，他說：“人類的時間體驗很可能正在歷經一種根本性的轉變。”他們兩人無論在討論的主題還是用字遣詞上都有異曲同工。同時伯克茨還談到了“影音與影像的過度飽和化”以及“數位化與圖像化的白內障”（註1）。
這種對圖像而非文字的迷戀當然是線性時間式微、同時性開始取而代之的徵兆，作為忠實閱讀者的伯克茨對此感到沮喪也是理所當然。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將這種轉變視為洪水猛獸。如同我們看到，倫納德・施萊恩在《字母與女神》（參見第十八章）中就對圖像在經歷閱讀、寫作和“abc”幾千年的打壓後的強勢回歸表示歡迎。施萊恩認為，21世紀初的我們面臨的許多危機，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恰恰是自從文字誕生後使得左腦的地位開始無限膨脹後導致的結果。他說，人們應該歡迎而不是害怕這些日新月異的同時性體驗與電子媒體帶來的“圖像式”文化，因為它們揭示了一種嶄新的“互滲式”的、女性的、非線性的、非侵略性的“具體化”思維的誕生。
意識演化的“下一步”將是一種圖像思維的“回歸”，或至少是某種超越語言侷限的思維，這也是本書中一直反覆出現的主題。我們已經在鄔斯賓斯基的煙灰缸經驗中看到過，它也是史代納在談論想像力時的重點。它還是臨夢幻覺的一個重要特徵。歐文・巴菲爾德同樣沒有在討論他的“貝塔思維”和“表象”的時候忽略這一點，還有尤里・莫斯基汀在論述“意念形式”時也是。圖像思維可能會很接近我們從前的祖先擁有的那種思維，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它將是一種隱喻性的、以圖像為中心思考的互滲式思維。這就是施瓦勒・德・盧比茨所說的“心的智慧”，也是我們皆曾在兒時體驗過的一切都充滿“新鮮感”的感受。科林・威爾森的“潛能X”是一種能夠感受到另一種形式的時間與空間的能力——正如我們看到，有時它真的可以逼真到像是穿越到了另一個世界。所以對於這種新的圖像意識，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如果說本書討論的這些思想家終究只猜對了一半，那麼不管我們到底喜不喜歡，看來這的確是我們這個物種最終要邁向的方向。
所以施萊恩或許是對的。但是，伯克茨的疑慮好像也不是沒有道理，施萊恩所樂見的那種以犧牲語言式的自我為代價來迎回圖像思維，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恐怕仍為時過早。畢竟，納粹的極權主義政權當初正是憑藉著恢宏的圖像和盛大的排場——而不是理性、線性的思考——才成功蠱惑了德國人。線性思維及其衍生的抽象思考是有它們的缺點沒錯，但網路與電子媒體帶來的那種強調同時性、想像力的世界也未必就是答案。格布瑟深知，圖像和符號是魔法結構的特徵，所以批判性、反思性的思維才對它們不起作用。網際網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將“當下”變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永恆，它可不會允許人們有任何時間去思索各種價值、思考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思考。一張圖片也許勝過千言萬語，但如果沒有輔以文字說明，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什麼——所有優秀的廣告商都明白這個道理。今天，新興的電子人類圈帶來的超透視主義與對時間的中斷，很可能是證明人類意識正在發生巨變的第一個全球性證據——而“網路世界”的早期倡導者也的確很快在德日進和他提出的奧米加點（Omega Point）身上找到了共鳴。但或許這只是我們“疲態”盡顯的心理−理性結構最後的迴光返照也說不定。
史代納、格布瑟、威爾森、巴菲爾德以及其他人都曾明確表示，自我固然需要被超越，但這並不代表要粗暴地將其丟棄。如果非得要以放棄語言、理性的自我來作為圖像意識誕生的代價的話，這恐怕就跟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沒兩樣。況且無論如何，施萊恩推崇的那種右腦主導的思維也不是沒有實現過；它在歷史上曾經是一種更古老的意識形式，現在的左腦式自我最初就是從它身上發展出來的——並且我同意史代納、格布瑟、巴菲爾德等人的觀點——這種發展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彌補它天生的不足。一個完全左腦化的意識將成為——也已經成為——嚴重的負擔與錯誤：我們已經看見這種意識是如何在過去四個世紀慢慢侵蝕我們的意義感。但是，直接切換成史代納的後現代版舊月亮意識，或格布瑟的賽博版神話結構並不會解決任何問題。一如既往，這又是一個金髮姑娘難題。如果它是可行的話，我們在雙重意識身上看見的那種難以捉摸卻又“恰到好處”的平衡可能才是真正的解答。施萊恩直接用“右腦好，左腦壞”的公式來對西方文明的意識史蓋棺定論，他確實提出了不少發人深省的見解——在他的書中還有很多——但說到底這實在太過簡化了。網路、同時性及其它各式各樣的“圖像回歸”或許的確是意識轉變的徵兆沒錯。但沒有理由將它們與轉變本身混為一談。就像很多事情一樣，時間早晚會證明一切。
然而，雖然網路和其它電子技術的進步可能還無法直接指明人類演化的“下一步”，不過考慮到我在本書中介紹的這些思想家提出的觀點，很難不承認事情正在起變化。儘管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我們討論過的幾乎所有思想家都一致同意，人類的意識，最起碼在西方世界，要不是正在邁向就是已經進入下一場心靈結構轉變的最初階段。同樣地，他們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時間體驗的改變就是其所造成的結果之一。我把讓・格布瑟放在最後，就是因為我覺得他最為清楚地論證了這一點，並為此列舉了充分的證據。
當P.D・鄔斯賓斯基開始他的“第四維度”實驗時，演化仍然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觀念，當時新物理學也才處於起步階段。如今，它們皆已成為我們眾所週知的常識。事實上，正因為我們接受了這些及其它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觀念，所以我們才會不滿足於只研究生命和宇宙，而還想要進一步揭開那個作為我們一切經驗背後的謎：意識。然而，如同我在導言中說過，解釋意識從本質上而言就是要解釋我們自己——而一旦這個奧秘真的被解開了，我們卻也會因此失去一些偉大而深刻的東西。當自我、人格的奧秘通通被簡化成某種能夠量化的公式，不管是用原子、分子、基因還是行為適應來解釋，恐怕到那時我們的世界就再也不會是一個有人性溫暖的世界了。哲學家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警告過，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將不再是目的，而是會“被簡化成特定的功能；換言之，到最後每個人都是可以取代的。一旦這樣的文明誕生，我們熟悉的人類就再也不存在了。”（註2）
說我們距離這樣的未來只差臨門一腳，可能會讓我顯得像是那些末日先知——儘管我沒有那麼滔滔不絕，但也相差不遠了。然而，如果我們想避免科拉科夫斯基所擔憂的那種未來，就必須承認這種悲慘的可能性確實存在。遺傳學、神經科學、心靈哲學和後結構主義這些科學與學問最後都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即我們所熟悉的“人”——那個被賦予了精神和自由意志，擁有某些不可剝奪權利的生物——已是一個過時的觀念、迂腐的思想謬誤，是今天任何真正嚴謹的專家都應該擺脫的包袱。鑒於這些想法的含義以及它們在我們的文化中迅速盛行的現狀——它們現在已成為一代大學生的金科玉律——除非我們主動開始做些什麼，否則它們的勝利只是早晚而已。我想，當史代納談到“阿里曼式的未來”時，他肯定已經料到了這一天，不過他和本書介紹的其他人卻也提供了避免這樣的未來成真的方法。我們唯一的機會似乎就是主動擁抱另一種轉變。正如本書中出現過的這些思想家再三強調的，它必須成為一場意識的革命。我努力想要證明的就是我們確實有能力做到這件事，並且實現它的方法其實就掌握在我們手中。
但這樣的轉變可不是出門去野餐。誠如莫里斯・伯曼指出，“新範式”恐怕還“需要一兩個世紀的時間”才會建立，而且這個過程“難免會伴隨著戰爭、飢荒、蕭條的發生”（註3）。這聽著實在不怎麼令人愉快。我們已經有了戰爭、飢荒和蕭條，但它們顯然沒有引起什麼有益的改變。伯曼的這番令人不安的說法聽起來更像是“一切照舊”——而我們或許有一丁點可以創造什麼“不同”的機會。當然，我們無法保證到底能改變什麼。古往今來，對未來的幻想與落空的預言已有成千上萬。我們跟著R.M・巴克一起尋找“宇宙意識”，而他相信20世紀將是一個社會空前繁榮、人民無比幸福的時代，烏托邦已近在眼前。但他錯了。另一方面，魯道夫・史代納在經歷一場世界大戰以及短暫的和平後卻預言不久後還會有一場大災難降臨，一個超級奧威爾式的時代即將到來，屆時科學理性主義會徹底取代靈性精神。史代納的預言令人毛骨悚然，且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先見之明，最令人不安的應該是這樣的預言恰恰是出自一位總是對未來充滿樂觀、極富遠見的思想家（註4）。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科林・威爾森卻瞥見了一種嶄新的、被解放的意識的可能性，儘管它最先是從連環殺人犯的黑暗照鏡中反映出來——這顯然跟我們對一個即將到來的“自我實現”時代的想像相去甚遠。當然，精神之路向來是蜿蜒曲折的，任何對“未來趨勢”的預測都不應該盡信。
格布瑟本人曾告誡，我們千萬不能迷失在自己的美好幻想，正如他在自己的最後一本書中寫道：“永遠不要妄想彼岸的天堂降臨此岸的人間。如果人間變成天堂，它也必定只是一個虛假的天堂。我們千萬不該自欺欺人，屈服於虛假的希望。世界從來不會變得完美，而只會稍有不同，也許只是人們將開始懂得去欣賞真正重要的事物。”（註5）
在新千年的伊始，在一個萬物的奧秘——不僅僅是意識——都因為“解釋”而黯然失色的時代——一個“懂得去欣賞真正重要的事物”的未來確實很值得期待。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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