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愛潑斯坦系列之（四）
BY WHITNEY WEBB
AUGUST 23, 2019
（2019年）8月10日，隨著愛潑斯坦被發現已經命喪他的單人牢房的消息傳開以來，接下來幾天裡各種流言蜚語可謂是滿天飛。如今，他的死因已被正式定調為自殺。
愛潑斯坦是一名家財萬貫的戀童癖者與皮條客，並且與美國及其它國家的權貴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自殺”之前，他曾告訴身邊的人，他很擔心自己這條命還保不保得住，同時他的辯護律師更聲稱他原已計劃好要跟聯邦當局達成認罪協議。
紐約法醫的結論一出立刻引起舉世譁然，他們堅持愛潑斯坦是自殺身亡——但無論是愛潑斯坦本人的律師，還是獨立的法醫專家都對這個結論多有質疑，因為證據明顯指向他是被勒住脖子導致窒息喪命——現在主流媒體也不再那麼積極談論愛潑斯坦案，頂多就是報導一些關於另一位被指控的共犯－吉絲蘭妮・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聳人聽聞的故事，或扒一扒愛潑斯坦更多新的淫穢細節而已。沒有任何一家主流媒體敢於去追查背後更大的陰謀，也就是愛潑斯坦“聽命於情報部門”這一事實。
本系列文章詳細揭發了愛潑斯坦的所作所為——利用未成年人進行性勒索，並且有情報部門牽涉其中——實際上只是幾十年來持續不斷在上演的類似行動之一，而這一切最初都可以追溯到CIA、犯罪組織還有以色列情報部門在二戰結束後逐漸發展起來的網絡。
正如本系列第二部分所指出，諸如此類的性勒索行動在伊朗門事件前後開始急速膨脹，其幕後黑手正是美國/以色列情報部門與犯罪組織合作建立的黑暗聯盟。儘管本系列迄今主要著眼於共和黨官員與這些行動之間的關係，但系列的最後一部分將要把目光拉到民主黨政客，亦即柯林頓家族，還有他們與這同一個網絡以及傑佛瑞・愛潑斯坦的關係上。
圍繞著發生在阿肯色州梅納機場（Mena Airport）的秘密活動，柯林頓夫婦同樣沒有在伊朗門事件中置身事外，而這就又要說到CIA的幌子公司－南方航空運輸（Southern Air Transport）還有柯林頓擔任州長時的那些事了。
就在柯林頓入主白宮幾年後，萊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和傑佛瑞・愛潑斯坦兩人將在南方航空運輸公司遷往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過程背後發揮重要的作用，這件事引起了該州官員的高度警惕，他們懷疑兩人在背地裡跟CIA合作，而且韋克斯納的華衣公司（The Limited）很可能試圖利用這家與CIA有關的航空公司來進行走私活動。
與此同時，愛潑斯坦也與柯林頓白宮的重要官員、柯林頓的著名金主琳恩・羅斯柴爾德（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並曾數次親自造訪總統官邸。
其中有些聯繫似乎跟愛潑斯坦的非法金融活動有關，尤其是牽涉到貨幣市場和離岸避稅天堂的部分——這是他從20世紀80年代初為伊朗門事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工作時就已經開始的老本行，他們中有些人與跟CIA頗有淵源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過從甚密，並且目前已知這家銀行也與摩薩德互通有無。綜合愛潑斯坦替這些人做事的事實再加上其它證據，它們全都強烈指出他在離開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並在那家銀行於1991年倒閉之前應該與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有過一段不解之緣。
尤為重要的是愛潑斯坦與柯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的關係，還有愛潑斯坦在維京群島的對衝基金與柯林頓基金會的洗錢活動，這些我們都仍在持續調查。
這個陰謀故事娓娓道來了犯罪組織、CIA、以色列情報部門彼此間長達數十年的同盟，是如何透過性勒索及其它手段來一步步腐化與掌控兩黨的政客。
這些都不是單一情報機構或單一國家所能完成的成就，愛潑斯坦所身涉的這個網絡中的權力結構實際上是一個跨國犯罪集團，其為了追求更多的權力、財富與控制，完全不在乎究竟有多少兒童得因此被永遠困在剝削與虐待的苦海。這個已經存在數十年、且願意使出任何必要手段來掩蓋其存在的犯罪集團已經深深滲入美國跟其它地方的權力結構，以至於如今它真的已經變得太大而不能倒。
伊朗門、梅納機場和柯林頓夫婦
今天只要一提起伊朗門事件，人們最先聯想到的多半是隆納・雷根、奧利佛・諾斯（Oliver North）和巴里・希爾（Barry Seal）這幾個人，但其實前總統比爾・柯林頓也在這樁醜聞背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關鍵就是他的家鄉阿肯色州，他當時正巧是該州的州長，同時那裡也是CIA遙控在中美洲的特殊行動的一個重要據點。
事實上，正是在柯林頓擔任州長期間，坐落在阿肯色州首府小岩城以西的奧扎克山脈，有一座名叫梅納（Mena）的小鎮將會忽然成為全國的焦點，因為誰也想不到這座小鎮竟會變成毒品、武器走私以及CIA訓練極右派民兵組織的大本營。
在當時仍由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領導的CIA嚴密監視下，梅納機場被利用來儲放與運輸武器和彈藥給尼加拉瓜的康特拉組織。有時這些武器會被拿去與南美洲的不法集團交換可卡因，然後再走私至中東和北非，以為CIA的秘密行動提供資金。
儘管柯林頓在醜聞中的角色被極力淡化，但他直接介入了康特拉組織推翻尼加拉瓜的桑蒂諾政府的企圖，恰恰說明可能有某種攸關柯林頓本人的利益關係在其中，更何況事情是發生在他擔任州長的時候，照理說他不該對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上演的如此重大的走私活動充耳不聞。事實上，柯林頓在擔任州長時甚至做出了其它州政府連想都不敢想的決定，他下令調遣一支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前往宏都拉斯，訓練尼加拉瓜康特組織去推翻桑蒂諾政府。那時與柯林頓一起共商大計的人便是日後川普政府的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
大部分的武器和毒品走私都是依靠聲名狼藉的毒品走私慣犯、傳聞是CIA/美國緝毒局（DEA）特務的巴里・希爾來進行。根據亞歷山大・柯柏恩（Alexander Cockburn）和傑佛瑞・克萊爾（Jeffrey St. Clair）合著的《白皮書：CIA、毒品與新聞界不為人知的故事》（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
“一項在阿肯色州警方協助下進行的聯邦調查已經證實，毒品走私慣犯巴里・希爾的確曾為麥德林集團（Medellin cartel）、CIA、DEA工作，他的飛機會先在梅納進行方便運毒的改裝，飛行員也在那裡受訓，然後再利用阿肯色州當地的金融機構來把他的錢洗乾淨。希爾與奧利佛（諾斯）的關係也十分緊密，他在回憶錄中承認了兩人的關係。諾斯在那段日子積極在替一些外國反政府武裝組織建立秘密補給線。”
希爾借用的飛機屬於南方航空運輸公司所有，而且他還僱用了一批同屬這家公司的機組人員。南方航空運輸公司，前身為美國航空（Air America），曾一度由CIA直接擁有，如今它則因為在伊朗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為人不齒。比較少有人知的反而是這家與CIA關係密切的航空公司和萊斯利・韋克斯納，還有他的朋友傑佛瑞・愛潑斯坦之間的關係，這我們稍後再說。
在柯林頓還是州長的那段日子，希爾與他似乎總是維持著不到六度的距離。在他於1999年出版的《困局：柯林頓調查案的證人自白錄》（Cross-fire: Witness in the Clinton Investigation）一書中，前阿肯色州警察、後轉任柯林頓的私人司機和保安的L.D・布朗（L.D. Brown）講述了他是如何在柯林頓的鼓勵下去CIA謀職。柯林頓甚至親自替布朗的就業申請研究論文提供指導，這篇論文的研究主題是中美洲的毒品走私問題。收到他的申請後不久，CIA便安排布朗結識了巴里・希爾。希爾後來在1986年被槍殺身亡，那時他正因為走私毒品的罪名而被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
希爾並不是奧利佛・諾斯在阿肯色州經營與康特拉組織相關的業務時的唯一打手。自1983年以來一直在替諾斯工作的泰瑞・里德（Terry Reed）自稱曾在諾斯的指示下與希爾接觸，並在梅拉鎮以北約十英里——差不多是阿肯色州的涅拉（Nella）——建立了一處基地，“尼加拉瓜的康特拉組織，還有其它來自拉丁美洲的新兵會在這裡接受補給任務、夜間登陸、精準空投及其它類似的演習等各種訓練。”柯柏恩和克萊爾指出。里德進一步斷言，毒品交易帶來的豐厚獲利最後都會通過阿肯色州的金融機構來洗得乾乾淨淨。
柯林頓同父異母的弟弟羅傑（Roger）因走私可卡因被捕（柯林頓後來利用總統職權赦免了他）後，CIA有意將康特拉組織的活動從阿肯色州撤出，以免這些事情東窗事發。據泰瑞・里德在他與約翰・卡明斯（John Cummings）合著的《妥協：柯林頓、布希與CIA》（Compromised: Clinton, Bush and the CIA）中指出，後來在阿肯色州北小岩城的羅賓遜營（Camp Robinson）地堡中發生了一次非常低調的會議。代表CIA局長威廉・凱西的威廉・巴爾在會上告訴柯林頓：
“我們說好的交易是利用你的債券業務來洗乾淨我們的錢，只是我們怎麼也沒想到，你和你的那票狗友竟還真自己是回事，淨給我們徒增麻煩。”
巴爾是在責備柯林頓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手腳太過草率，還有他同父異母的弟弟闖出的禍。根據里德，他繼續告誡柯林頓：
“比爾，凱西先生很看好你...你和你的州一直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凱西先生只是想要我來告訴你，除非你真的愚蠢到把事情全都搞砸了，不然你在你一直夢寐以求的那個位子的候選名單上永遠可以排在第一。你可以找來一群像你這樣的人一起組成新政府，只要負責制訂規矩的是我們。”
所有試圖調查柯林頓在梅納的不法行為，還有他在伊朗門事件背後的角色的努力，最後都在柯林頓心腹千方百計的阻撓下付諸東流，他們一直想盡辦法要撇清柯林頓的責任。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前美國國稅局調查員威廉・鄧肯（William Duncan）與阿肯色州警察調查員羅素・韋爾奇（Russell Welch）為了讓真相水落石出已經奮鬥了數十年。結果，針對此事的九項各自獨立的州級和聯邦級調查最後通通無疾而終。
鄧肯後來在談到他們的調查時表示：“到處都有阻撓和掩蓋，整個司法體系早已被人把持。”他在1992年致司法部長的高級職員的一份備忘錄中透露，“所有關於梅納的調查文件都被從司法部長辦公室中移除了。”那時在喬治・布希手下擔任司法部長的是威廉・巴爾，也就是後來川普的司法部長。
國際騙子與犯罪銀行
柯林頓、CIA與伊朗門事件的另一個聯繫則與這個家族跟阿肯色州金融家傑克遜・史蒂芬斯（Jackson Stephens），還有與CIA有關聯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之間的淵源有關，批評者喜歡嘲諷後者其實應該叫“國際騙子與犯罪銀行”（Bank of Crooks and Criminals International）。史蒂芬斯是阿肯色州最富有的人之一，並且他也是雷根、老布希還有比爾・柯林頓背後主要的金主與支持者。另外，他還在沃爾瑪集團的崛起過程中出了不少力。
傑克遜・史蒂芬斯和其他史蒂芬斯家族的成員提供了大筆資金幫助柯林頓登上政治舞台，包括他競選州長還有後來問鼎白宮。除此之外，由史蒂芬斯持有多數股權的沃爾瑪集團亦為柯林頓的第一次總統競選提供了三百五十萬美元的信貸。史蒂芬斯的許多業務大多是交由羅斯律師事務所（Rose Law Firm）負責打理，而希拉里正是這家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據一份經過刪節的1998年FBI報告描述，史蒂芬斯“與柯林頓政府及其相關人士有著長期且持續的聯繫”，報告還談到了有關於史蒂芬斯“非法挪用民主黨競選捐款”的指控。BCCI最初是由一群來自巴基斯坦的銀行家創立，但根據《新聞周刊》（Newsweek）後來的披露，似乎有CIA官員參與了這家銀行的成立，而且在“這個情報機關意識到，這家國際銀行可以為諜報活動提供十分方便的掩護”之後，CIA也主動接觸了BCCI的創辦人阿加・哈桑・阿貝迪（Agha Hasan Abedi）。CIA的內部文件之後也在國會調查這家銀行的不法活動和其它醜聞的聽證會上紛紛曝光，它們明確承認BCCI涉及了“洗錢、販毒融資、槍枝走私以及替恐怖組織開立帳戶”。
儘管BCCI因為與CIA的關係而聲名大噪，但凱瑟琳・奧斯汀・菲茨（Catherine Austin Fitts）——老布希時期的HUD（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助理部長，也是漢密爾頓證券集團（Hamilton Securities Group）和狄龍瑞德公司（Dillon, Read & Co.）的投資銀行家——卻相信事情遠不是只有CIA參一腳這麼簡單。據菲茨——她在BCCI倒閉後進入了其子公司美國第一銀行（First American Bank）的董事會——對《薄荷新聞》（MintPress）透露，在翻閱了這家銀行在醜聞曝光前的大量內部文件後，她可以非常篤定地說，如果沒有美聯儲、尤其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還有白宮的事先默許，這家銀行“絕對不可能”有機會進行任何秘密活動。
BCCI也在伊朗門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事件中的相關利益人士透過他們在這家銀行的帳戶來互相轉帳。醜聞中的關鍵人物與中間人－阿德南・卡舒吉（Adnan Khashoggi）利用一個BCCI帳戶轉移了超過兩千萬美元的非法軍火交易所得，BCCI負責偽造文件，還有奧利佛・諾斯簽署的支票，好讓這些交易可以行雲如流水地進行下去。後來當國會開始調查這些不法行為的時候，BCCI卻又聲稱沒有這些交易的紀錄。
更有甚者，BCCI似乎還參與了剝削未成年女孩進行性交易，其中有些甚至尚未進入青春期。根據美國參議員約翰・凱瑞（John Kerry）和漢克・布朗（Hank Brown）合著的報告《BCCI事務》（The BCCI Affair），BCCI的人還被控利用提供年輕處女，來攏絡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物，譬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大公國（UAE）統治家族的重要成員。
據該報告（第七十頁）指出：
“據一位對BCCI的活動有深入瞭解的美國調查人員表示，有些BCCI內部人士坦承，他們提供給納哈揚家族（UAE的其中一個統治家族）的年輕女孩中有的都還不到青春期，並且因此產生了嚴重的創傷。這位內部人士透露，一位前BCCI高官曾告訴他，他們也會替一些好男色的同性戀VIP另做準備。”
BCCI在傑克・史蒂芬斯和吉米・卡特的前預算主管伯特・蘭斯（Bert Lance）的努力下開始擠身美國商界，他們協助BCCI收購了美國第一銀行。參與這項收購案的阿肯色州羅斯律師事務所娉用的幾名律師中，就包括了希拉里・柯林頓、韋伯斯特・哈貝爾（Webster Hubbell）、C.J・吉羅爾（C.J. Giroir）。還有林登・詹森時期的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前沙烏地情報局總管卡邁勒・阿德姆（Kamal Adham）也涉入了這樁交易。
併購美國第一銀行後，BCCI的董事會迎來了一位新成員－羅伯特・基思・格雷（Robert Keith Gray），《新聞周刊》聲稱他經常“吹噓自己與CIA局長威廉・凱西之間的老交情；格雷常說，在跟任何外國客戶打交道之前，他都會先和凱西商量清楚。”如同本系列第二部分介紹的，格雷同時也是CIA同性戀勒索行動的行家，並常與羅伊・柯恩一同共事。格雷的公關公司－偉達公共關係顧問公司（Hill & Knowlton）服務的對象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包括BCCI的客戶、與摩薩德有聯繫的人士，像是阿德南・卡舒吉和馬克・里奇。
羅斯律師事務所一邊協助BCCI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的同時，另一邊也為史蒂芬斯手上的史蒂芬斯金融公司（Stephens Inc.）還有他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收購的數據處理公司－數位系統公司（Systematics Inc.）服務。據詹姆斯・諾曼（James Norman）在其《石油牌：21世紀的全球經濟戰爭》（The Oil Card: Global Economic Warfare in the 21st Century）中表示，數位系統公司是“NSA在20世紀80－90年代初的一個工具或檯面公司，負責在世界主要銀行和證券交易所中植入竊聽軟體，這是雷根/布希為了打敗蘇聯的‘抓住金流’（follow the money）戰略的一部分。”
已故記者邁克爾・魯珀特（Michael Ruppert）斷定這個被植入的“竊聽軟體”就是Promis系統，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部門皆曾利用這套系統來進行諜報活動，而且當初負責四處銷售這套軟體的人正是傑佛瑞・愛潑斯坦的情人吉絲萊妮・麥克斯韋的父親－羅伯特・麥克斯韋。魯珀特形容數位系統公司是“將Promis系統應用於金融情報收集用途的主要功臣”。Promis系統最初只是由比爾・漢密爾頓（Bill Hamiliton）創立的一家小型軟體開發商－英斯勞公司（Inslaw Inc.）推出的產品，後來該公司將這套軟體租給美國司法部——結果後者卻竊佔了軟體，迫使英斯勞最終陷入破產。
根據1995年英斯勞創辦人們的一位代表寄給獨立法律顧問肯・史塔爾（Ken Starr）、拜託他評評理的一份文件所述，Promis系統在“購買這套軟體的各家銀行電腦中偷偷植入了（後門）”，它可以允許“盟國情報機構暗中監控和追蹤銀行的資金流向”，並且這是應“美國NSA及其以色列情報局合作夥伴的要求才這麼做的。”英斯勞還表示，這套軟體還被相同的這些情報機構用於“洗錢，尤其是販毒所得。”
數位系統公司在以色列還有一家子公司，據一位前以色列情報官員的說法，這家公司是由摩薩德的承包商負責經營。根據理查德森（Richardson）的信件，數位系統的這家子公司在馬薩諸塞州還有另一家幌子公司，且其部分股份是由一位前美國情報官員所持有。
後來在柯林頓政府中擔任公職的兩名羅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萬斯・福斯特（Vince Foster）和韋伯斯特・哈貝爾通過擁有奧特爾公司（Alltel）的所有權，這家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初收購了數位系統公司，從而與後者產生了深厚的財務關係。漢密爾頓夫婦還提出了大量證據，證明福斯特在1993年去世前一直憂心忡忡，似乎跟涉及數位系統公司以及Promis軟體瓢竊案的持續訴訟有關。
在司法部搶佔了這套系統後，BCCI才開始使用Promis系統；據已故記者丹尼・卡索拉羅（Danny Casolaro）稱，美國第一銀行負責“將Promis系統的收益洗乾淨”，也就是洗白這套被強取豪奪的軟體帶來的利潤。
卡索拉羅直到在1991年逝世之前都仍在持續追查一個被他稱之為“八爪魚”（Octopus）的國際犯罪集團。卡索拉羅認為，“八爪魚”牽涉了私營與公共部門中的許多位高權重的人物，當然還有黑手黨人士，而且這些人對20世紀80年代的一連串驚天醜聞負有責任，包括伊朗門事件、BCCI和Promis系統竊案。
卡索拉羅曾向他身邊的朋友和家人透露，他的調查即將水落石出，幾個與他關係很近的人也親眼見過與BCCI、世界銀行以及這些醜聞有所牽連的人物的匯款紀錄，例如厄爾・布萊恩（Earl Brian）和卡舒吉。卡索拉羅隨後前往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堡與一些消息人士會面，以拼湊最後一塊拼圖好“提著八爪魚的腦袋回來”。抵達馬丁斯堡兩天後，卡索拉羅被發現陳屍在他的酒店房間裡，公文包中仍裝滿著他的研究筆記和證據，他的死因被裁定為自殺。
很多人，包括卡索拉羅的家人，都堅持卡索拉羅絕非自殺身亡。在他身亡前的一個星期，卡索拉羅曾告訴他的兄弟，他一直收到死亡威脅，而且他死時手臂上有深深的刀痕，這與卡索拉羅生前見到血就腿軟的個性也完全不符。FBI故意對國會說謊，並強令探員不得質疑自殺真偽，還搞丟了90%與卡索拉羅之死有關的文件——再加上其它種種疑點，都不由得令人懷疑案情並不單純。
在1994年由英斯勞公司提供給《薄荷新聞》的一封信中，英斯勞的法律顧問查爾斯・沃克（Charles Work）曾告訴時任的助理司法部長約翰・德懷耶爾（John Dwyer），有一位政府內部的消息人士向他們透露，卡索拉羅被人注射了一種物質，使他從脖子以下的全身都陷入神經麻痺，這解釋了為什麼現場沒有打鬥痕跡，而且這種物質還是來自於美國陸軍的庫存。安排卡索拉羅死前的最後一會的人正好就是美國的軍事情報官員約瑟夫・奎利亞爾（Joseph Cuellar）。
就在卡索拉羅去世的同ㄧ年，陸陸續續又發生了其它幾起可疑的死亡事件，而且它們都與Promis系統的醜聞，或是卡索拉羅所調查的“八爪魚”有牽連——包括卡索拉羅的其中一位消息來源－艾倫・史坦多夫（Alan Standorf）；還有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的父親、摩薩德特務、負責兜售Promis系統的羅伯特・麥克斯韋；約翰・塔沃，前德州參議員，也是他協助麥克斯韋把被裝了後門的Promis系統賣給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傑佛瑞・愛潑斯坦與“最骯髒的銀行”
雖然阿肯色州在伊朗門事件背後扮演的角色一直是這樁醜聞中最常被忽略的一面，但那些與以色列情報部門互通有無的軍火商和走私者的角色也同樣不容輕忽，並且他們後來也跟超級集團、傑佛瑞・愛潑斯坦這些大人物建立了交情，比如馬克・里奇和阿德南・卡舒吉。
阿德南・卡舒吉是伊朗門事件的主要涉案人之一，他也是不久前被殺害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的叔叔。據前摩薩德特務維克多・奧斯特羅夫斯基（Victor Ostrovsky）透露，人們一般都不知道，在伊朗門事件發生的那時，阿德南・卡舒吉其實正在替摩薩德工作。
據奧斯特羅夫斯基在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的《瞞天過海》（By Way of Deception）中指出，卡舒吉早在多年前就被摩薩德招募，就連他的私人飛機也停放在以色列。對於伊朗門事件，奧斯特羅夫斯基聲稱卡舒吉主動拿出的五百萬美元過橋貸款對克服20世紀80年代初以色列和伊朗在武器交易期間缺乏互信的問題非常有幫助，因而他的參與對整個計畫至關重要。
根據記者薇琪・沃德（Vicky Ward），卡舒吉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是愛潑斯坦的客戶，那時愛潑斯坦也才在1981年離開貝爾斯登銀行不久。愛潑斯坦離開這間銀行的具體原因仍然不明。儘管有幾位前貝爾斯登銀行的員工聲稱他是被解僱，但也有其他人——包括愛潑斯坦本人——表示他是自願離職。
沃德認為，愛潑斯坦很可能是因為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開始調查內幕交易才趕緊走人，這件交易涉及西格集團（Seagrams）對聖喬礦業公司（St. Joe Minerals Corp.）的收購。西格集團的擁有者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正是邁耶・蘭斯基的生意夥伴塞繆爾・布朗夫曼（Samuel Bronfman）的兒子，同時也是超級集團的一員，他事先向幾位投資者和銀行家透露了決定進行這筆收購的事情。愛潑斯坦在SEC立案後的第二天便火速辭職，不過後來他自稱是因為另一樁規模較小的“Reg D”違法案件和他與秘書有“不正當關係”的謠言滿天飛，才決定離開貝爾斯登銀行。
然而，正如沃德指出：
“SEC從未因為聖喬礦業公司的收購案而對貝爾斯登銀行的任何人員提起訴訟，但從質詢內容可以看出，其對愛潑斯坦的說辭似乎並不買帳。一些消息人士也好奇，明明他在貝爾斯登銀行享有這麼大的肥缺，怎麼會甘願為了區區兩千五百美元的罰金就放棄它。”
無論愛潑斯坦突然辭職的確切原因究竟為何，自從他離開這間銀行後，“那些（愛潑斯坦的履歷）細節便立刻消失在了迷霧之中。據從20世紀80年代初就認識他的幾位友人回憶，他曾告訴他們他是一名‘賞金獵人’，專門替政府或有錢人追回丟失或被竊的鉅款。他還有可以合法攜帶槍械的執照。”
愛潑斯坦過去的朋友傑西・科恩布盧斯（Jesse Kornbluth）亦曾在《沙龍》（Salon）上撰文表示，愛潑斯坦的確曾自稱是富人和掌權者的“賞金獵人”：
“當我們在1986年碰面的時候，我對愛潑斯坦的雙重身份感到很好奇——他說他不僅為超級有錢的客戶管理資金，而且還是一個高級賞金獵人。有時，他告訴我他替政府工作，要去討回被非洲獨裁者掠奪的財產。又或者，那些獨裁者也會聘僱他來幫助他們藏好這些不義之財。”
根據沃德的消息來源，愛潑斯坦離開貝爾斯登銀行後結識的其中一名客戶正是與CIA/摩薩德均有往來的卡舒吉，而且時間正巧在後者參與伊朗門事件的時候，伊朗門本身又是美國和以色列情報部門合作策劃的行動。據英國記者奈傑爾・羅瑟（Nigel Rosser）在2001年1月的《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上報導稱，愛潑斯坦曾自述在那同一段時間，他本人正在為CIA工作。
羅瑟的報導在愛潑斯坦被捕後已經被從英國報社的相關檔案紀錄中刪除，甚至連《星期日標準報》自己也是。不過，《薄荷新聞》曾向鮑伯・費特拉基斯（Bob Fitrakis）求證過，當年羅瑟為了撰寫報導的時候採訪過他，他證實了愛潑斯坦確實說過自己為CIA效命。此外，那段時期還有其它報導也引述過羅瑟的文章，其中就包括了愛潑斯坦承認自己與CIA有往來的段落。
總的來說，羅瑟的那篇報導是這麼說的：
“他（愛潑斯坦）擁有隨身攜帶隱蔽武器（concealed weapon）的許可證，他聲稱自己為CIA工作，儘管現在他又改口否認——同時他在全美各地皆有置產。有一次，他來到英國一位軍火商在倫敦的宅邸做客，還順手帶來一份禮物——紐約警方配備的泵動式鎮暴槍。‘天知道他是怎麼帶著它進來這個國家的。’那位友人回憶說。”
即便愛潑斯坦在羅瑟的報導刊出時又否認了自己與CIA有交集，值得一提的是羅伯特・麥克斯韋——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的父親與摩薩德的資深特務——餘生也一直矢口否認自己與以色列情報部門有任何關係。除此之外，正如本文稍後會談到，愛潑斯坦和他唯一一位已知的億萬富翁“客戶”萊斯利・韋克斯納後來都與CIA的幌子公司－南方航空運輸公司建立了業務關係，並且在20世紀90年代該航空公司遷往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根據俄亥俄州記者鮑伯・費特拉基斯的說法，至少有兩位著名的俄亥俄州官員都認為愛潑斯坦、韋克斯納的確與CIA有來往。
有了這些關於愛潑斯坦暗地替CIA效力的證言與證據，再加上他成為卡舒吉這位雙面諜的“秘密”財務顧問的時間點，所有這些無不強烈表明不管那段期間愛潑斯坦究竟在替卡舒吉做什麼，BCCI恐怕都不會是置身事外。根據《BCCI事務》那份報告，卡舒吉“是美國在伊朗門事件中進行的五項軍火交易背後的中間人，他通過BCCI來提供資金”還有“隨著臥底計畫的持續進行，他也開始以‘銀行家’的身份直接協助軍火運輸事宜。”報告繼續說道：
“卡舒吉和（另一位參與伊朗門事件的軍火商）馬努切・戈爾巴尼弗（Manucher Ghorbanifer）在美國政府的伊朗門事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CIA的人員（以及卡舒吉跟戈爾巴尼弗）利用BCCI在蒙特卡洛的辦公室進行交易，對從美國通過以色列來向伊朗提供短期信貸這方面，BCCI願意提供服務可謂是功不可沒。”
考慮到貝爾斯登銀行——愛潑斯坦的前東家，直到他成為卡舒吉及其他位高權重者的財務顧問——在這段時期也曾跟BCCI有過合作，這些聯繫糾葛似乎又更顯不單純。事實上，貝爾斯登銀行一直以來都是BCCI的證券經紀人，這一事實向來被諱莫如深，直到2011年英國的一場冗長的法庭庭審結束後，英國政府才被迫在調查BCCI活動的《沙塵暴報告》（Sandstorm Report）中公開了貝爾斯登以及其它與這間CIA的關聯銀行的有業務往來的機構、人士與國家。
另外，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BCCI透過販運未成年少女賣淫來攏絡有權有勢者，以換取後者的袒護與獲得影響力，這也是愛潑斯坦後來開始效仿的行徑。如同本系列的第二部分已指出，這些涉及性勒索行動、未成年人或兒童性販運的不法之徒皆與CIA的檯面公司，比如BCCI，還有其它與伊朗門事件有牽扯的組織，最後與雷根時代的白宮關係密切的一些大人物有深厚的聯繫。
彼時的CIA局長比爾・凱西是羅伊・柯恩的摯友，後者利用未成年男孩在曼哈頓的廣場酒店進行性勒索，這在第一部分有過詳述。據柯恩的長期秘書克莉絲汀・西摩（Christine Seymour）所述，凱西是柯恩最常打電話密談的對象之一。
另一個進一步表明愛潑斯坦與BCCI有聯繫的事實是，眾所周知愛潑斯坦與那時的其他軍火販子均有來往，而BCCI也常常為這些秘密軍火交易提供服務。該銀行在1991年倒閉後，《時代》曾在一篇題為〈BCCI：最骯髒的銀行〉（BCCI: The Dirtiest Bank of All）的文章中指出：
“...不是只有CIA在利用BCCI這間銀行：根據一位過去的BCCI‘要員’、現為美國政府的秘密證人透露，美國的特務也在多次行動中盡可能利用這個黑暗網絡。有消息人士向調查人員供稱，BCCI還與以色列的間諜機構及其它西方情報部門密切合作，尤其是在軍火交易這方面。”
愛潑斯坦與英國軍火商道格拉斯・李斯勳爵（Douglas Leese）非常熟識。李斯參與了一系列富有爭議的英國軍火交易，而卡舒吉也沒有置身事外，這就是著名的亞瑪瑪軍火交易案（Al Yamamah Deal），據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成員和高官都被賄賂了。除了卡舒吉之外，還有幾位官員與王室成員都與BCCI有著很深的關係。
傳聞稱這些軍火交易的後續是在查爾斯王子的監督下完成的。對亞瑪瑪軍火交易案的貪腐調查最終也在托尼・布萊爾和安德魯王子的介入下被草草結案。據說李斯曾經形容愛潑斯坦是一個“天才”但也說他缺乏道德感，同時他也引薦愛潑斯坦認識了高塔金融公司（Tower Financial）的史蒂夫・霍芬柏格（Steve Hoffenberg），後者不久後便聘用了愛潑斯坦。
在BCCI倒閉兩年後，高塔金融公司也在1993年垮台，迄今這仍是美國歷史上最慘痛的龐氏騙局之一。霍芬柏格後來在法庭上宣稱，愛潑斯坦密切參與了高塔金融公司的不法活動，他甚至形容愛潑斯坦就像是“這場騙局的建築師”。然而，在高塔金融公司倒閉時，愛潑斯坦早就沒在那裡工作了。儘管無論是霍芬柏格的證詞，還是其它大量的證據皆可證明愛潑斯坦在整樁案件背後的角色，但他的名字最後還是莫名其妙地被從審案中抹去。
鑒於愛潑斯坦在2008年很可能就是仗著“隸屬情報部門”這層關係才能達成“甜心交易”（sweetheart deal），從他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一連串活動來看，他之所以能躲過與高塔金融公司有關的指控恐怕也是出於類似的理由。
雖然霍芬柏格聲稱他是李斯把愛潑斯坦介紹給他，不過愛潑斯坦自己卻說他是通過理查・尼克森手下的前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John Mitchell）才認識了這位被定罪的詐欺犯。
誠如本系列第二部分指出，米切爾是華盛頓說客克雷格・史彭斯（Craig Spence）本人承認的“好哥們”，史彭斯自己最後並沒有好下場。史彭斯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忙著在華盛頓展開一項利用未成年男孩進行的性勒所行動，他會帶著一群“應召男孩”夜訪白宮，據他說這其實是時任的國安顧問唐納・葛雷格（Donald Gregg）的主意。史彭斯最終在販運與剝削未成年人的惡行曝光後神秘死去。他的死因迅速被認定是自殺，一切都跟日後的愛潑斯坦如出一徹。
在愛潑斯坦與韋克斯納的幫助下找到新家的“幽靈航空”
阿肯色州在雷根時代和伊朗門事件期間逐漸成為了CIA活動的重心，不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另一個州似乎大有取代阿肯色州之勢——那就是俄亥俄州。正如阿肯色州的金融家傑克遜・史蒂芬斯曾在伊朗門事件時協助CIA轉移陣地到他的老家，現在也是俄亥俄州的一位高人和他的夥伴在為CIA來到這個“七葉樹之州”引路。這兩人就是萊斯利・韋克斯納和傑佛瑞・愛潑斯坦。
在本系列的第三部分中，我們介紹了韋克斯納與犯罪組織，以及他和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律師亞瑟・夏皮羅（Arthur Shapiro）兇殺案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夏皮羅在不幸遇害之前曾經是韋克斯納的華衣公司（The Limite）的律師，後來他準備要在大陪審團面前就逃稅問題與他涉入的“可疑避稅活動”作證。哥倫布警方認為夏皮羅是死於“黑手黨處決”，還有一份不被允許公開的警方報告暗示韋克斯納和他的商業夥伴涉入了夏皮羅兇殺案，或至少是從中獲益，還有紐約的知名犯罪集團也在其中參了一腳。
然而，韋克斯納、華衣公司似乎與CIA也有聯繫。1995年，CIA的幌子公司－南方航空運輸公司從佛羅里達州搬遷至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南方航空運輸公司成立於20世紀40年代末，從1960－1973年一直由CIA直接擁有，後者希望利用它來為秘密行動提供掩護。這家公司從1973年後便被私人擁有，儘管它的所有後續擁有人皆與CIA有關係，包括詹姆斯・巴斯蒂安（James Bastian），一位曾替CIA服務的律師，正是他在俄亥俄州的那段日子擁有南方航空。
南方航空運輸公司深入參與了伊朗門事件，其以“人道主義援助”為幌子向尼加拉瓜康特拉組織運送武器和毒品，還有向以色列運輸美製軍火，這些軍火隨後又被違反禁令出售給伊朗。光是在1986年，南方航空就從德州向以色列運輸了九十噸陶氏反坦克導彈，這些導彈接著便經由與以色列跟摩薩德有聯繫的中間人（如沙烏地軍火商人阿德南・卡舒吉）交到伊朗手上。
儘管這家航空公司與CIA的關係可謂眾所週知，萊斯利・韋克斯納的華衣公司仍試圖說服南方航空將其總部從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轉移到俄亥俄州的哥倫布，這件事也在1995年成真了。詹姆斯＆多諾萬開發公司（James and Donohew Development Services）的總裁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曾在1995年3月告訴《哥倫布快訊報》（Columbus Dispatch），南方航空打算搬遷到哥倫布市的里肯巴克（Rickenbacker）機場，引用南方航空負責人威廉・蘭頓（William Langton）的話：“南方航空將從4月開始在里肯巴克機場提供服務，每星期會有兩班固定從香港起飛的747貨運航班。”然後，“等到了秋季，航班也許會增加至每星期四趟。從里肯巴克起飛直往遠東的航班還在洽談...香港到里肯巴克的航班運送的大部分都是華衣公司的貨物。”也就是韋克斯納的公司。“這對俄亥俄州中部來說可是一張大單，非常大的單。”詹姆斯說。
記者會後的隔天，在全球商業諮詢公司（MergeGlobal Inc.）擔任貨運分析師的布萊恩・克蘭西（Brian Clancy）告訴《商業雜誌》（Journal of Commerce），南方航空決定搬遷至俄亥俄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韋克斯納的公司需要的香港－哥倫布航線將能帶來豐厚的利潤。克蘭西特別指出：“華衣公司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商，它的總部就在哥倫布...這一點毫無疑問左右了南方航空的考量。”
根據記者鮑伯・費特拉基斯從里肯巴克港務局獲得的文件，俄亥俄州政府還試圖通過將南方航空請來哥倫布市來取悅像韋克斯納這樣的當地大商賈。在州長喬治・沃伊諾維奇（George Voinovich）的參謀長保羅・米夫蘇德（Paul Mifsud）的精心策劃下，里肯巴克港務局和俄亥俄州發展部用納稅人的錢搞出了一籮筐優惠政策，以吸引該公司落腳俄亥俄州。《商業雜誌》詳細披露了“俄亥俄州端出的慷慨優惠”，包括“未來十內公司稅款抵免75%、五百萬低息美元貸款以及四十萬美元的就業培訓補助金。”1996年，南方航空的發言人大衛・斯威特（David Sweet）告訴費特拉基斯，這家與CIA有聯繫的公司之所以下定決心要搬家到哥倫布，純粹是因為（開發部）開出的條件實在太好了，根本想都不用想。”
雖然南方航空曾向俄亥俄州政府承諾，它將在三年內締造三百個工作機會，結果它卻迅速解雇了大量工人，也沒有真的動工建造原本承諾好的設施，即使它已經為了這個及其它項目接受了三百五十萬美元納稅人的錢。隨著公司的財務問題每況愈下，俄亥俄州政府也表示不會要求收回借給該公司的數百萬美元，甚至據說南航老闆、前CIA律師詹姆斯・巴斯蒂安的妻子瑪麗・巴斯蒂安（Mary Bastian）的銀行帳戶中有三千兩百萬美元實際上是公司的資金。南方航空最終在1998年10月1日正式申請破產，CIA的總監察長也在這一天發表了關於該公司參與非法販毒活動的完整報告。
此外，費特拉基斯還指出，除了韋克斯納之外，另一位確保南方航空能順利搬遷到俄亥俄州的關鍵人物是前CIA中美洲特遣部隊隊長小艾倫・菲爾斯（Alan D. Fiers Jr.），以及退役空軍少將理查德・塞科德（Richard Secord），他曾是1966－1968年南方航空在寮國進行秘密行動時的航空物流主管，當時這家公司還叫美國航空。塞科德還是航空物流協調員，曾負責在伊朗門事件中為奧利佛・諾斯提供需要的服務。菲爾斯是伊朗門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後來在老布希時的司法部長比爾・巴爾相助下獲得了特赦。巴爾現在是川普的司法部長，並且在調查愛潑斯坦死亡疑案的過程中他都仍然維持著司法系統最高指揮的角色，絲毫不顧利益迴避。儘管與CIA有關，甚至像萊斯利・韋克斯納這樣與犯罪組織有交情的大有人在，但南方航空的總裁還是對《哥倫布快訊報》堅持，這家航空公司已經不再“與CIA有任何瓜葛”。
直得注意的是，也是在同一時期，愛潑斯坦開始替韋克斯納打理財務；並且根據費特拉基斯對韋克斯納的調查，正是愛潑斯坦在為韋克斯納的商業公司，包括華衣，負責物流事務。正如亞瑟・夏皮羅兇殺案還有南方航空與華衣公司之間的關係所揭示的，華衣公司的後勤業務牽扯到了不少與犯罪組織、美國情報部門有關的人物和公司。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早在韋克斯納等人將其搬去哥倫布市之前，南方航空作為CIA的幌子公司的名聲便已人盡皆知，而且在更早幾年前，愛潑斯坦本人也已經開始替那些與情報部門有聯繫、捲入伊朗門事件的人工作了，像是阿德南・卡舒吉。
還有，從這時開始，愛潑斯坦也搬進了韋克斯納於1989年買下、如今變得臭名昭彰的紐約頂級公寓。韋克斯納不但在這棟公寓的一間奇怪的浴室中安裝了閉路電視和錄音設備，而且他自己從未入住過這裡，這些都在第三部分有過介紹。
鮑伯・費特拉基斯曾在一次獨家採訪中告訴《薄荷新聞》，由於愛潑斯坦和韋克斯納都涉入了南方航空遷往俄亥俄州一事，這引起了一些知名的州立和地方官員的懷疑，認為他們正在跟美國情報部門一起搞鬼。費特拉基斯特別舉出，時任的俄亥俄州監察長大衛・斯特魯茨（David Strutz）和富蘭克林縣警長厄爾・史密斯（Earl Smith）曾親口告訴他，他們相信愛潑斯坦和韋克斯納均與CIA有聯繫。這些說法進一步證實了傑奈爾・羅瑟在《標準晚報》中首次披露的內容，即愛潑斯坦聲稱他過去曾替CIA工作。
費特拉基斯還告訴《薄荷新聞》，斯特魯茨曾揶揄南方航空替韋克斯納的華衣公司開設的香港－哥倫布航線是“邁耶・蘭斯基航線”，因為他認為韋克斯納、南方航空與其他犯罪分子都是蛇鼠一窩，而這些犯罪分子又都可以追溯到邁耶・蘭斯基奠定的全國犯罪集團。另外，曾深入調查犯罪組織、地下黑市、華爾街以及政府對美國經濟的秘密影響的前投資銀行家、政府僱員凱瑟琳・奧斯汀・菲茨還聲稱，有位前CIA僱員向她透露，韋克斯納負責替五位犯罪組織老大中的其中一人管理在美國的資金流。
誠如本系列過去指出，邁耶・蘭斯基是性勒索行動的先驅，他與美國情報部門和以色列摩薩德皆有來往。然後，韋克斯納夥同他人共同創立的超級集團中的許多成員同樣也與蘭斯基犯罪集團有所接觸。
馬克・里奇的赦免和被以色列“玩弄”的柯林頓
另一個與超級集團、摩薩德、美國情報部門及犯罪組織廝混的陰暗人物是“落跑金融家”馬克・里奇，使他出名的不僅有柯林頓把握最後還在白宮的時間趕快特赦他，還有他在時隔多年後依舊爭議纏身。
馬克・里奇是一位大宗商品與期貨對衝基金經理，他最出名的事蹟除了創立貿易與礦業巨頭－嘉能可（Glencore）之外就是毫不避諱地與一大堆獨裁國家做生意，並且經常違反制裁禁令。他與以色列的合作尤其緊密，據《國土報》報導：
“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及隨後的全球石油禁運危機的那些年裡，沒有人願意向以色列出售石油，所以近二十年來里奇一直是我國石油與能源需求的主要供應者。”
正因為這種與以色列的互通有無，才導致里奇在1983年被指控向以色列出售伊朗石油，違反美國針對伊朗的石油禁令。同時里奇還被控犯下了逃稅、電匯詐欺、勒索及其它一連串罪行。
《國土報》還提到，里奇的企業是“秘密財務活動的重要資金來源”，並且“根據幾個可靠的消息來源，他遍布全球的辦事處經常為摩薩德特務提供服務，這都有他的授意。”里奇與摩薩德也有更直接的聯繫。例如，他的基金會——里奇基金會（Rich Foundation）——交由前摩薩德特務阿夫納・阿祖萊（Avner Azulay）管理。里奇還與著名的以色列政客友好，包括前總理梅納赫姆・貝金（Menachem Begin）和埃胡德・巴拉克，而且他也經常為以色列情報部門提供“服務”，往往還是他主動提供。
根據里奇的傳記作者丹尼爾・阿曼（Daniel Ammann），里奇亦曾向美國情報部門提供情資，卻拒絕提供更具體的細節。“他不想透露自己跟美國當局的誰合作，或是向美國政府的哪個部門通風報信。”阿曼在接受《每日野獸》（Daily Beast）採訪時表示。
關於里奇與美國情報部門的關係，其實可以從他跟BCCI之間的聯繫略窺端倪。《BCCI事務》報告提到了里奇曾作為該銀行的關係對象被調查，報告指出：
“BCCI曾在20世紀80年代向里奇提供數千萬美元的貸款。另外，BCCI還利用過里奇的公司來參與農業部的政府擔保計劃。里奇與BCCI的關係究竟是如何值得更進一步調查。”
里奇與超級集團的關係也同樣不容低估，他與該集團的其中一位創辦人查爾斯・布朗夫曼及其成員邁克爾・史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一樣都是以色列生存權（Birthright Israel）這個慈善機構的捐助者。史坦哈特和里奇的關係特別密切，他在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見到這位商品交易員，之後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還通過自己的對衝基金替里奇、里奇的妻子以及里奇的岳父管理著三百萬美元的資產。20世紀90年代末，史坦哈特找來了其他超級集團的成員，比如埃德加・布朗夫曼來幫忙解決里奇面臨的刑事指控，最終後者在2001年被柯林頓充滿爭議的特赦。史坦哈特自稱是他在2000年底向總統提出了特赦里奇的想法。
出於一些原因，里奇的特赦從頭到尾都充滿著爭議，很多媒體更直言它“擺明是一樁交易”。正如《紐約郵報》在2016年報導，在被總統赦免前夕，這位金融家的前妻丹妮絲（Denise）才向新落成的柯林頓圖書館捐贈了四十五萬美元，並且還“為柯林頓時代的民主黨競選活動捐款了超過一百萬美元”。此外，里奇還聘請了與民主黨、共和黨還有柯林頓白宮中的高官皆有認識的高級律師，其中一位高官是傑克・奎因（Jack Quinn），他曾擔任柯林頓政府的法律顧問和前副總統阿爾・高爾的參謀。
然而，根據柯林頓自己的談話及其它證據，里奇能獲得特赦背後最主要的因素恐怕還是有因為以色列情報部門、以色列政界人士再加上像史坦哈特這樣的超級集團成員大力遊說，而丹妮絲・里奇的慷慨捐款與傑克・奎因的居中牽線只是讓整樁交易變得更加皆大歡喜而已。
特赦里奇背後最熱心的說客包括時任的以色列總統埃胡德・巴拉克、前總理西蒙・佩雷斯、當時的耶路撒冷市長埃胡德・奧爾默特（Ehud Olmert）、前外交部長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還有前摩薩德局長沙布泰・沙維特（Shabtai Shavit）。據《國土報》報導，正是因為巴拉克的堅持，柯林頓才同意特赦里奇，甚至有一次巴拉克還為此對柯林頓大吼大叫。巴拉克的前顧問埃爾達・雅尼夫（Eldad Yaniv）聲稱，巴拉克曾說過，這次特赦與否“茲事體大...不僅僅有財務上的原因，更因為他（里奇）曾幫過摩薩德不止一次。”
以色列這邊的遊說努力也得到了超級集團成員邁克爾・史坦哈特以及反誹謗聯盟（ADL）的亞伯拉罕・福克斯曼（Abe Foxman）積極響應，反誹謗聯盟背後的大金主就是超級集團的牛鬼蛇神們，例如羅納德・蘭黛和埃德加・布朗夫曼。
多年來坊間一直流傳著一個謠言聲稱，柯林頓決定特赦里奇其實是因為以色列手上握有這位總統無法拒絕的“籌碼”，甚至以此對他進行了勒索。如同本系列第三部分所提及，與摩薩德有關的“超級”間諜醜聞後來在1997年曝光，事實證明以色列情報部門一直很關心柯林頓在促成以巴和平協議時扮演的角色，其還試圖利用那個“超級”間諜，這可能是對超級集團的代稱，來把一份機密文件搞到手。
此外，眾所週知早在柯林頓和莫妮卡・萊文斯基的婚外情曝光之前，以色列就已經掌握了雙方的通話內容。作家丹尼爾・哈珀（Daniel Halper）——依靠對退休官員的採訪以及萊文斯基對柯林頓採取法律行動所衍生出的數百頁文件——確定了本傑明・納坦雅胡曾親口告訴柯林頓，他手上擁有1998年以巴衝突期間柯林頓在懷伊河莊園的電話性愛錄音內容。納坦雅胡試圖利用手上的籌碼來要求柯林頓特赦已被定罪的以色列間諜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柯林頓一度認真考慮過特赦波拉德，但CIA局長喬治・泰內特（George Tenet）堅決反對這麼做，甚至不惜以辭職相逼。
調查記者、作家戈登・托馬斯（Gordon Thomas）在幾年前也提過類似的說法，他還說摩薩德已經取得了萊文斯基與柯林頓之間大約三十小時的露骨通話內容，並將其當作籌碼。此外，2000年5月《洞察》（Insight）雜誌的一篇報導還宣稱，以色列情報部門已“成功滲透白宮的四條電話線，並且可以利用白宮外的一個遠程轉播站來從以色列實時監聽與錄音這些線路上的通話內容。”
根據卡爾・卡梅倫（Karl Cameron）在2001年代表《Fox》所做的調查報導，這些電話竊聽的範圍顯然超出了白宮：
“（以色列電信公司Amdocs）在1997年幫助威訊通訊公司（Bell Atlantic）在白宮裝設了新的電話線...（並且）Amdocs的一名資深員工還在位於聖路易斯外的一座基站安裝了單獨的T1數據電話線，可以直通以色列...
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調查人員還在瞭解T1線路的擁有者是否具有‘實時’攔截來自白宮及其它華盛頓的政府辦公室的電話通訊的能力。據熟悉詳情的消息人士說，負責此案的FBI特務曾要求對這位人在聖路易斯的員工發出逮捕令，但（柯林頓）司法部的官員拒絕了。”
據記者克里斯・凱徹姆（Chris Ketcham）指出：
“（Amdocs和Verint〔其前身為Comverse Infosys〕）的公司總部都在以色列——並且都是得益於該國對資訊科技市場的偏好而得以異軍突起——它們獲得了以色列政府的大量補助，並與以色列軍方和情報部門維持著往來
有消息人士說，這些公司早已被滲透，間諜會利用Verint/Amdocs的技術產品中的加密活板門來收集美國人的數據，供以色列情報機構和其它願意出價的客戶（特別是犯罪組織）使用。”
從這些與以色列情報部門互通有無的公司對美國政府電話線路的竊聽程度，還有納坦雅胡對柯林頓施壓，要求他特赦喬納森・波拉德的這些例子來看，似乎完全有理由推測其它被竊聽的通話內容也很有可能曾被用來勒索柯林頓，令其在卸任總統前的最後幾個小時特赦里奇。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那幾位大力遊說柯林頓特赦里奇的人幾乎都跟愛潑斯坦是熟識，而愛潑斯坦又與以色列情報部門以及其它相關科技公司有聯繫，如同本系列第三部分介紹的。比方說，埃胡德・巴拉克是愛潑斯坦的摯友兼商業夥伴，介紹巴拉克認識愛潑斯坦的西蒙・佩雷斯則是說服柯林頓特赦里奇的重要推手。再者，如同本系列所披露的，愛潑斯坦從1993年便與柯林頓政府建立了交情，而且隨著這層關係的深化，尤其是在1996年，當時愛潑斯坦的那些背後有情報部門撐腰的性勒索行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柯林頓本人也搭乘過愛潑斯坦臭名昭彰的私人飛機－“蘿莉塔特快車”，後來愛潑斯坦給柯林頓基金會的捐款也沒少過，他還吹噓自己對柯林頓全球倡議（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的誕生功不可沒。
除了與愛潑斯坦有牽連的人物紛紛為特赦里奇貢獻一己之力外，愛潑斯坦與里奇過去的商業夥伴似乎也有一定程度的聯繫。例如，出現在愛潑斯坦私人通訊錄中的費利克斯・波森（Felix Posen）多年來一直替里奇打理他在倫敦的業務，《富比士》更形容他是“促成里奇與蘇聯獲利豐厚但充滿爭議的貿易的設計師”。另外，愛潑斯坦的離岸結構性投資工具（SIV）－流動基金（Liquid Funding）中有一位律師與董事也在嘉能可身兼他職：毅柏律師事務所（Appleby）的亞歷克斯・厄斯金（Alex Erskine）。
不過，這些聯繫究竟有多重要尚不清楚，因為在2014年的《天堂文件》外洩時，厄斯金被曝光與總共兩百七十四個離岸實體都有關係。凱瑟琳・奧斯汀・菲茨告訴《薄荷新聞》，這或許暗示了愛潑斯坦的流動基金——其有40%為貝爾斯登所有，並且還曾從聯準會那裡獲得過“秘密”救助——很有可能與嘉能可同屬一個影子經濟“辛迪加”。
這種可能性值得進一步調查，因為嘉能可的其中一位所有人正是英國金融家內森尼爾・羅斯柴爾德（Nathaniel Rothschild），其父雅各布・羅斯柴爾德（Jacob Rothschild）是精靈能源公司（Genie Energy）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同屬其中的還有邁克爾・史坦哈特以及幾位愛潑斯坦的舊識，像是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和拉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此外，內森尼爾・羅斯柴爾德的姻親－琳恩・羅斯柴爾德也是愛潑斯坦的長期夥伴，並與盤踞紐約的“羅伊・柯恩機器”有著密切的聯繫。馬克・里奇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也非三言兩語能道盡，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他剛開始在菲利浦兄弟公司（Philipp Brothers）從事商貿的時候。
琳恩・羅斯柴爾德對愛潑斯坦的特別興趣
繼愛潑斯坦在2007年和上個月（2019）再次被捕後，媒體便開始一窩蜂猛扒起愛潑斯坦和柯林頓之間的關係，大多數的說法是他們兩人在2001年柯林頓卸任後不久就有過見面，而馬克・里奇也差不多是在那時被特赦。
這些報導說促成愛潑斯坦與柯林頓的友誼的人，是愛潑斯坦的長期女友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然而，從柯林頓總統圖書館獲得的資料卻顯示，愛潑斯坦與柯林頓的關係實際上可以追溯到更早，而且幕後的牽線人應該是那些如今紛紛與愛潑斯坦切割的權貴人士。
在串連起愛潑斯坦與柯林頓夫婦這方面其實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經常被忽略，她就是琳恩・羅斯柴爾德。值得一提的是，琳恩・羅斯柴爾德長與雷根新保守主義時代的不少官員都十分熟絡——包括本系列的第一與第二部分已經介紹過的路易斯・羅森施蒂/羅伊・柯恩網絡，以及第三部分介紹的超級集團。
琳恩・羅斯柴爾德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頻繁參與民主黨的政務，並曾在1976年與一群新保守主義者，比如埃利奧特・阿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一起替鷹派參議員丹尼爾・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競選助陣，埃利奧特是伊朗門事件的重要角色，後來在川普時代又榮升國務院要職。正是亨利・基辛格在畢德堡會議上介紹琳恩認識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伊夫林・羅斯柴爾德（Evelyn de Rothschild）。與超級集團以及替摩薩德做事的媒體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皆有聯繫的幾個人——包括馬克・帕爾默、馬克斯・費舍爾和約翰・雷曼（John Lehman）——都曾經是基辛格的助理或顧問。
在2000年風光嫁入羅斯柴爾德家族之前，琳恩的上一任丈夫是紐約民主黨的健將－安德魯・斯坦（Andrew Stein），他們育有兩個兒子。安德魯的兄弟詹姆斯・芬克爾斯坦（James Finkelstein）娶了路易斯・羅森施蒂的孫女凱茜・法蘭克（Cathy Frank）為妻，正如本系列第一部分所述，路易斯這位與黑手黨關係緊密的商人曾利用未成年男孩進行性勒索。羅森施蒂的得意門生－羅伊・柯恩是凱茜・法蘭克和詹姆斯・芬克爾斯坦的律師，也是在他們的授意下，柯恩才敢誘騙已經奄奄一息的羅森施蒂同意指定柯恩、法蘭克還有芬克爾斯坦為其遺產執行人與受託人，這筆遺產的價值高達七千五百萬美元（放在今天是超過三億三千四百萬美元）。
根據《紐約時報》，琳恩・羅斯柴爾德曾在1993年與安德魯・斯坦鬧離婚期間向愛潑斯坦尋求過“金援”。
至於琳恩・羅斯柴爾德與超級集團是什麼關係，目前她是雅詩蘭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該公司迄今仍由羅納德・蘭黛一家擁有——羅納德也是超級集團的一員，並曾在雷根政府任職，還是羅伊・柯恩的知心好友，據說替愛潑斯坦弄來奧地利護照的人也是他。此外，琳恩・羅斯柴爾德還與馬修・布朗夫曼（Matthew Bronfman）——超級集團成員埃德加・布朗夫曼之子、曾與邁耶・蘭斯基合作共事的塞繆爾・布朗夫曼之孫——一起創立了布朗夫曼＆羅斯柴爾德投資諮詢公司（Bronfman E.L. Rothschild LP.）。
目前還不清楚琳恩・羅斯柴爾德是從什麼時候認識愛潑斯坦，但她顯然是他的一大靠山，她還藉著20世紀90年代初與柯林頓的“十五秒接觸”的機會向後者介紹了愛潑斯坦，之後又在1996年引薦愛潑斯坦認識律師艾倫・德肖維茨。
琳恩・羅斯柴爾德本人可以說是柯林頓夫婦的老同志，她自1992年以來便一直是比爾和希拉里的大金主。他們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以至於在柯林頓擔任總統那段期間，正在度蜜月的琳恩還可以直接在白宮的林肯臥室睡一晚。另外，在琳恩和希拉里被外洩的電子郵件中，希拉里竟然還曾向琳恩表示“懺悔”，因為她有一次拉著托尼・布萊爾在她還是國務卿的時候跟自己出差，結果讓布萊爾沒辦法去拜訪琳恩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Aspen）的豪宅。謙虛地請求寬恕正是希拉里擅長的，正如她從前的一位保鑣曾說過，她可是有著可以“讓尼克森變得像聖雄甘地”的本事。
1995年，當時是柯林頓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諮詢委員會（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Council）的琳恩・羅斯柴爾德給柯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
“敬愛的總統先生：很高興前些日子能在甘迺迪參議員的家中見到您，只可惜想說的話太多，能用的時間太少。我只能用十五秒的時間來討論傑佛瑞・愛潑斯坦這個人和貨幣穩定的問題，結果卻忽略了你我最關心的平權問題和未來。”
琳恩隨後表示，她被要求替喬治・史蒂芬諾伯羅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起草一份備忘錄，後者是柯林頓的前通訊主任，現為《ABC》記者。在愛潑斯坦終於服完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的刑期出獄後，史蒂芬諾伯羅斯曾在2010年參加他在曼哈頓豪華別墅舉辦的晚宴。
雖然不知道琳恩和柯林頓到底就愛潑斯坦和貨幣穩定的問題討論過什麼，但琳恩、愛潑斯坦以及德意志銀行之間的聯繫也許會提供一些線索。據記者薇琪・沃德在2003年報導，愛潑斯坦曾吹噓他“擅長利用‘巨額資金’大鬧貨幣市場”，而他能做到這一點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德意志銀行。
上個月《紐約時報》才報導：
“據兩位熟悉他的業務活動的知情人士透露，直到幾個月前（愛潑斯坦）似乎一直都在透過德意志銀行來進行生意與貨幣交易。但眼看聯邦當局似乎越來越有可能正式提出指控，該銀行最終終止了與愛潑斯坦的客戶關係。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帳戶在被關閉時總計有多少價值。”
琳恩・羅斯柴爾德曾任德意志銀行的小額信貸聯盟的顧問多年，就連現在她也是德銀的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協會（Alfred Herrhausen Society）的董事會成員。
在琳恩・羅斯柴爾德就愛潑斯坦向比爾・柯林頓掏心掏肺的同一年，愛潑斯坦還參加了另一場由羅恩・佩雷爾曼（Ron Perelman）在自家主持的柯林頓募款餐會，這場活動非常特別，因為受邀請的賓客只有十四個人。
愛潑斯坦－柯林頓的交際史
甚至在琳恩・羅斯柴爾德在1995年與柯林頓首次見面之前，愛潑斯坦便已是柯林頓的忠實贊助者。《每日野獸》獲得的資料顯示，愛潑斯坦早從1993年即曾向白宮歷史協會捐贈一萬美元，並與吉絲蘭妮・麥克斯韋一同參加柯林頓捐款人招待會。
《每日野獸》報導稱，柯林頓大學時代的老朋友保羅・普羅斯佩里（A. Paul Prosperi）是這段關係背後的促成者，普羅斯佩里與愛潑斯坦認識已有數十年之久，甚至2008年愛潑斯坦入獄時他還去探監過不下二十次。普羅斯佩里本人也積極參與了上述白宮歷史協會1993年的籌款活動。
愛潑斯坦和比爾・柯林頓的情誼在2001年後者卸任後依舊未變，柯林頓頻頻出入他如今聲名狼藉（最近剛賣掉）的私人飛機——“蘿莉塔特快車”的事實便足以證明這一點。根據飛行日誌，柯林頓在2000年代初乘坐過蘿莉塔特快車至少二十六次。有時柯林頓會有他的特勤人員陪同，但也有時則無人陪伴。
柯林頓乘坐愛潑斯坦座機最臭名昭彰的其中一次出遊是一趟漫長的非洲之旅，同乘的乘客還有後來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人的演員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吉絲蘭妮・麥克斯韋、柯林頓的億萬富翁朋友羅恩・伯克爾（Ron Burkle），後者也被指控私下利用“高端應召女郎”拉皮條。柯林頓曾要求愛潑斯坦提前為他備好座機，道格・班德（Doug Band）是他們互相聯絡的中間人。唐納・川普也是愛潑斯坦的朋友，據說他同樣曾搭乘過這架飛機，不過他的名字在飛行日誌中只出現過一次。
除了這些飛行紀錄，根據愛潑斯坦以前的慈善機構C.O.U.Q基金會（C.O.U.Q. Foundation）在2006年提交的報稅表，其曾向柯林頓基金會捐贈兩萬五千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愛潑斯坦聘用的律師們，包括艾倫・德肖維茨，曾經在2007年證實愛潑斯坦過去是“柯林頓全球倡議的創立班底之一，該組織的宗旨是要‘將全球領導者聚集在一起，一同商議該如何迎接困擾當今世界最緊迫的挑戰。’”
在20世紀90年代初愛潑斯坦與柯林頓的白宮之間的聯繫被曝光之前，吉絲蘭妮・麥克斯韋便已被認為是愛潑斯坦與柯林頓家族彼此間的聯絡橋樑，因為她與後者的關係相當密切。然而，麥克斯韋和柯林頓夫婦似乎是從2000年代才開始愈走愈近，按照《政客》的說法雙方的關係確切來說是始於柯林頓卸任之後。據報導，柯林頓的同事道格・班德與麥克斯韋的交情也很好，並曾在2005年出席她在紐約舉辦的私人晚宴。麥克斯韋與雀兒喜・柯林頓（Chelsea Clinton）特別親密，兩人曾在2009年一同度假，一年後麥克斯韋更出席了她的婚禮。至少直到2013年，麥克斯韋都還在參與柯林頓全球倡議的活動。
柯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其他熟識和官員也都跟愛潑斯坦有不淺的交誼，包括馬克・米爾頓（Mark Middleton），他從1993年開始擔任柯林頓的幕僚長馬克・麥克拉蒂（Mack McClarty）的特助，並且在柯林頓剛就任總統那時至少在白宮與愛潑斯坦有過三次會面。然後，柯林頓的白宮社交秘書安・史托克（Ann Stock）也出現在了愛潑斯坦的“小黑書”中，就跟道格・班德一樣，後者曾被《紐約雜誌》形容為“比爾・柯林頓的拎包人、保鑣、修理工以及全能看門人。”班德的名字也曾多次出現在愛潑斯坦私人飛機的飛行日誌上。
愛潑斯坦與前駐聯合國大使、柯林頓時期的能源部長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和柯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拉瑞・薩默斯（Larry Summers）亦有交情。比爾・理查森和拉瑞・薩默斯兩人都是富有爭議的精靈能源公司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同在這個委員會中的人還有柯林頓時期的CIA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羅伊・柯恩的夥伴兼媒體大亨魯珀特・默多克、超級集團成員邁克爾・史坦哈特以及雅各布・羅斯柴爾德勳爵。精靈能源公司之所以充滿爭議是因為其享有對被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地區的獨家鑽探權。比爾・理查森和琳恩・羅斯柴爾德也有關係，畢竟後者是能源部顧問委員會的一員，而理查森本人是能源部長。
比爾・理查森似乎是與愛潑斯坦關係最緊密的柯林頓官員之一，他曾親自造訪愛潑斯坦在墨西哥的牧場，並在2002年與2006年競選州長時收過愛潑斯坦五萬美元的捐款。在愛潑斯坦正式被指控後，理查森最終在2006年將愛潑斯坦的捐款轉捐給了慈善機構。理查森在最近公佈的法院文件中被控曾與愛潑斯坦的未成年受害者發生性關係，但他本人否認了這一指控。
傑佛瑞・愛潑斯坦事件：最後回顧
丹尼・卡索拉羅從1990年開始對“八爪魚”進行調查，最後甚至為此賠上自己本來還有美好前程的性命。卡索拉羅的摯友林恩・諾爾斯（Lynn Knowles）在發現了陳屍酒店浴缸的卡索拉羅後不久，就被人警告：“卡索拉羅正在調查一項生意...任何問太多問題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條。”
時隔三十年後，當年的“八爪魚”和它的“生意”毫無疑問仍未消失，甚至越來越深入權力世界——尤其是在政府、金融和情報領域。
《薄荷新聞》進行的這一系列調查試圖盡力還原這整個網絡的真面目，以及“八爪魚”的世界是如何跟傑佛瑞・愛潑斯坦和他的前輩——克雷格・史賓塞、埃德溫・威爾遜還有羅伊・柯恩等人——的世界糾纏不清。在這個骯髒世界中，最重要的是不斷累積更多的財富和權力，不惜一切代價讓宴席繼續下去。
這個網絡長久以來一直通過性勒索來確保自己的成功，特別是對未成年兒童的性剝削，但它同時也是困擾我們這個世界的其它許多弊病背後的罪魁禍首，這一切已經遠遠超出了成人和兒童販運的問題。事實上，混跡於這個骯髒網絡中的很多人都在非法毒品和武器貿易、具有盈利考量的監獄擴張以至在世界各地造成無數生靈塗炭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許多人都因此得以飛黃騰達。
不可否認，這個網絡如今已經“大到不能倒”。然而，它無論如何一定得倒——否則，這一綿延數十年的虐待、謀殺和欺騙循環只會繼續變本加厲，並在這個過程中奪去越來越多生命。
儘管本文標誌著我們對愛潑斯坦及其所屬網絡的系列調查告一段落，但這並不等於我們打算就此結案。還有更多由此衍生出來的問題——愛潑斯坦之所以在7月被捕的真正原因、他與洗錢計畫和情報界的“黑色預算”之間的關係，還有他的這個網絡與其它國家（特別是英國）的兒童販運問題的聯繫，都會由我們在往後繼續抽絲剝繭，好叫真相總有一天能夠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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