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每一種意識結構的興起——或者，用格布瑟的話說是“變異”——我們與那超脫時空、“永恆臨在”的本源的距離就跟著變得越來越遙遠。不過至少到神話結構時期，本源和已經展開的結構之間仍維持著十分緊密的聯繫。套歐文・巴菲爾德的話，這時的人們還處於“互滲狀態”，神話結構或許是兩者的關係最為和睦的時候：這時意識與本源的連結依然強烈，卻也已經“拉開”足夠的距離，而開始能夠察覺到這種連結。在這之後，兩者就迎來了徹底的分裂。此前的所有三個結構都跟我們現在的意識非常不同——對我們來說，它們每一個都像是一種“意識改變狀態”。但現在我們要來討論的是我們今天的這種心智結構。
下一個出現的意識結構是格布瑟所說的心理−理性結構。如同我先前曾指出，它的出現所帶來的震撼絲毫不下於一場自然災變。今天被我們稱之為“後現代狀態”的那種充滿模糊性與不確定性的感受，大概就是古人對心理−理性結構最初的體驗，只不過我相信他們的體驗要更具破壞性得多——而且，假如我們相信朱利安・傑恩斯的說法，那麼事實很可能的確如此（註1）。這真的就像世界在瞬間被毀滅了一樣，因為隨著心理−理性結構的興起，即使沒有完全被切斷，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連結現在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脆弱。我們可以把這比作是一個孩子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獨立的自我，而不再繼續沉浸於父母的懷抱。可以想像這會讓人產生一種從未有過的自由感，但它最先引起卻更可能是一種深深的恐懼感。
格布瑟認為，心理−理性結構的早期階段——如前所述，他說那大概是公元前1225年左右——造就了“定向或語言思維的第一次出現。過往的神話思維...是一種著重於圖像變化與刻畫的思維...語言思維則截然不同。”（註2）這種結構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與仍舊被“極性神話”主宰與束縛的神話思維不同，語言思維使個體頭一次能直接呼喚自我的力量。雖然群體意識在許多方面依然佔據主導地位，但這種支配已逐漸鬆動，現在“我”開始出現了。這便是歐文・巴菲爾德的“阿爾法思維”誕生的時候，也是他所謂的“偶像崇拜”出現的時候，即意識漸漸忘記了其所看見的表象其實皆源自於自己的意識。
如同我們看到，魯道夫・史代納說發展自我正是第四後亞特蘭提斯時期，即“理智靈魂”（前747−後1413）時代的任務，這與格布瑟認為的心理−理性結構“興起”的時間大致相符。對史代納而言，基督是這個時期的原型代表人物；而對格布瑟來說，希臘哲學的出現是這種新意識結構最明顯的例證，雖說希臘哲學的精神雛形已可見於神話結構中，其中最重要的象徵就是普羅米修斯，他盜取天火的行為正象徵著人類第一次開始嘗試獨立思考（註3）。正如格奧爾格・費爾斯坦寫道，這個時期的特徵是“人們逐漸能夠依靠他或她自己的力量勇敢生活，不再被過去束縛，甚至不再感念過去，而是展望未來的無限可能性。”（註4）事實上，“未來”的概念正是從這個時候才首次產生。以前的人類要不是在一種無空間、無時間的與世界渾然一體的狀態中昏睡，就是還沉溺在神話結構的“保護性心理結界”搖籃中。但現在魔法結界已被打破，這標誌著線性時間的開始。這一點在《聖經》中反映的最為明顯：先有創世神話設立了一個絕對的開端，後有基督的再臨為歷史設定了一個最後的終點。反觀過往的所有神話都認為世界的創造與時間本身是一個永無止盡的循環，這是典型的神話結構思維。
心理−理性結構的興起，使我們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個能夠認識自己的物種。我們可以為自己做出決定，我們擁有有意識的自我可以決定自己該如何行動。應該很多人都聽過智人在過去兩千五百年來的“文明”生活中所取得的“進步”遠比往前幾千年加起來都還多這種說法；這確實是實話。若非因為心理−理性結構當初引發了那場大分裂，今天的我們就絕不可能生活在這個擁有電視、行動電話和全球通信網路，以及圖書館、醫院與太空衛星的世界，這就是尤里・莫斯基汀所說的人類圈。無論是“二分式心智的崩潰”還是字母表的誕生——抑或其它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因素——無不都在宣告，以加泰土丘這些遺址為代表的曾經存在過的那個意識與自然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如果說我們的心靈從這時開始自力更生，那麼這也是我們與世界漸行漸遠的原因。“異化”的種子早在那時就已經播下了。如同史代納指出，到了第四後亞特蘭提斯時期，意識已變得完全侷限在物質世界；於是這個離本源越來越遠的“進步”現在終於來到徹底遺忘它的“永恆臨在”的程度，或至少對它的記憶已變得太過模糊不清。隨著每一次“變異”，意識與它的精神源泉的距離就又更遠了一點。在心理−理性結構中，本源的光芒幾乎完全被這個變得越來越“有稜有角”、難以穿透的物質世界給遮蔽。格布瑟和史代納都同意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只有捨棄了過去那種天人一體的精神狀態，人類的理智才能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也因此科學，即對這個知覺世界進行一絲不苟的考察與研究的可能性才得以產生。但伴隨這種自由而來的卻是另一種更危險的可能性——意識有可能徹底失去對精神世界的認識，也就是失去任何意義感。誠如我們所看到，這就是為什麼歌德和史代納堅持要反對“科學主義”，因為它試圖將一切人類經驗都理解為物質在那邊“無意義”的互相碰撞。然而，他們的苦口婆心並沒有什麼用。在雅典娜從宙斯頭痛欲裂的腦袋中出生的三千年後，一心一意只想用嚴格的物理術語來解釋意識——即精神——的科學似乎完全印證了前人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格布瑟認為這是因為心理−理性意識結構現在已經陷入了一種“疲態”，畢竟它是以犧牲其它方面為代價來換取特定某一方面的成長。現在它變成了一種超理性（superrationality），冷酷地將所有“人”會關心的事物趕出自己的視線範圍——這才有了那些打著“科學的名義”，絲毫不顧牠們的哀嚎繼續折磨實驗室動物的解剖學家、精心思慮如何才能最“有效率”地屠殺囚犯的集中營指揮官、僅僅因為“眼見為憑”就否認意識存在的哲學家。這就是“沒有人情味”的科學家崇尚的不帶感情、條理分明的理性思考，他們絲毫無法感受到大自然是一個活生生的靈魂，於是後者對他們來說就只是一個可供“分析拆解”的對象罷了。
“疲態”的出現代表這個結構已經搖搖欲墜，它最終會在新的結構誕生之前完全崩塌，就像在重新清理出足以容納新結構的心理空間。在格布瑟看來，彼得拉克攀登風禿山正宣告了心理−理性結構的“疲態”已經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透視法的興起。據格布瑟寫道，彼得拉克對透視的“發現”開創了“一種前所未有、透過現實主義、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看待自然的方式。”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其影響“絲毫不下於那座山的景色帶來的震撼：這是空間意識第一次誕生，使得歐洲人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註5）
這種新的“透視”感知方式最明顯的影響就是改變了意識看待世界的視角。在過去，自然景觀和人類世界在藝術繪畫中總是屈居次要地位，因為這些繪畫往往都只注重精神與宗教的層面。在透視法興起之前，世俗世界似乎只是精神世界的反映，只不過是反映天上的事件與諸神的抽象背景。但自從透視法出現後，一切都變了。表象世界現在變成了人類意識的認識對象。整個世界終於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模樣。這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是，在彼得拉克之後，世俗世界的事物逐漸取代精神事物，成為了人們關注的對象。正如文學評論家埃里希・海勒寫道，隨著文藝復興和透視法的興起，“畫家的想像力逐漸浸入了世間的森羅萬象，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在他們的新視野中獲得了意義。柱子、塔樓、大門、樹木、水壺還有窗戶現在全都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註6）這就彷彿像隨著透視的誕生，這個日常世界才終於被人發現了。
不過，如果說這種從“前透視”到“透視”的轉變為我們日常世界中的事物賦予了全新的重要性，那麼它同時也打開了通向“自然主義”、“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的大門，而這些東西最終將會使這個世界徹底失去任何“超驗”的意義。海勒在他十分重要的一本書《藝術家的內在之旅》（The Artist's Journey into the Interior）中仔細考察了這個變化過程。通過對里爾克的詩歌和黑格爾的美學進行分析，海勒追溯了這個外在世界不斷喪失意義的過程。起初是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存在的古典神話符號，繼而是由自然和人類的手工創造的世俗世界，直到它最終安息在藝術家的主體性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里爾克的名言：“世界不在哪裡，就在心裡。”就跟20世紀初的其他藝術家一樣，里爾克認識到過去的意義符號已不再能提供指引；它們就像氣力用盡的電池，已經充不了電。現在需要的是新的符號，以前傳統會賦予這些符號意義，現在卻要由詩人和藝術家來完成這一任務。他們不得不自行把意義賦予各式各樣的對象——這是一種完全任意的選擇，由於傳統（包括古典世界與宗教）的式微，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稱得上是最適合藝術家投入心力的容器了。所以里爾克在《杜伊諾輓歌》中提醒我們，天使不會被任何超自然的奇蹟打動，卻只會向我們索要一些最平凡不過的東西：一瓶水壺、一條繩子、一座橋——任何我們觸手可得的東西。在普魯斯特眼中，意義符號又變形成了一塊蛋糕、一塊鬆動的鋪路石甚至是一間廁所。
然而，如果我們在里爾克和普魯斯特——還有葉慈與T.S・艾略特——那裡看見的是哲學家亞瑟・丹托（Arthur Danto）所說的“平凡的變形”的例子，很快地我們又會看到情況突然完全反了過來：現在連變形本身都變得平凡了。立體派畫家喜歡用非常普通的東西來創作，就是香煙盒也可以成為一整幅畫的主題；不久後，像庫爾特・施維特斯（Kurt Schwitters）這樣的畫家甚至直接用自己的錢包來作畫，但錢包在這裡已不再代表錢包，而純粹只是一個被固定在畫布上的物件。至於“藝術”就是“有意義”的創作這種想法在達達主義看來更是荒唐。超現實主義者熱衷於在街頭“發現”藝術，他們說街巷上大大小小的物品都散發著某種無意識的“心理唯物主義”，他們跟達達主義者一樣玩世不恭，堅持要將任何“超驗”的意義連根拔起。他們的“發現藝術”孕育出了各種千奇百怪的藝術形式：非主流藝術、具象音樂、“文字沙拉”（word salad）。藝術不再被視為一種賦予日常生活意義的方式；反之，上個世紀的整個潮流都是想要把藝術徹底融入日常生活，安迪・沃荷的《肥皂盒》（Brillo Box）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這些創作很多都受到了互相競爭的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儘管在方法和價值觀上有所不同，但這些意識形態卻在一件事上抱有相同的看法：人類的存在沒有任何超驗的意義。於是，人類的生活不再有了明確的意義，我們不再肯定自己在這個宇宙中的地位。意義，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話，也是散落在無數藝術家的內心世界裡；最終它將變成一種純粹私人的意義，一種難以理解、莫名其妙的人生哲學，結果往往只是藝術家強硬地將自己的偏執塞給一頭霧水的公眾。這種“意義”的缺失或無政府狀態——兩者本質上是相同的——已不僅限於藝術，而是還包括了科學、文學、哲學以及所有人類的成就，如今一股迷茫與無意義感似乎已完全籠罩了整個人類圈。
從彼得拉克激勵人心的風禿山之行突然切換到安迪・沃荷的《肥皂盒》看似令人突兀，但這裡頭確實有一個完整的脈絡，而且它還沒結束，這從當代的那些藝術展覽——或者說“裝置”藝術——就看得出來。格布瑟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自從有了透視的概念之後，意識便開始可以將自然的有些部分與整體“分開”；它現在可以專注於思索世界的特定部分，並且將它們視為獨立於自然其它部分的單獨現實。人類的意識正是從這一刻才真正成為萬物的尺度，而隨著“超驗”的喪失，我們反過來開始掏空自己也只是時間問題：那條什麼都要分析到最後的銜尾蛇現在終於要反咬自己了。這正是史代納口中的意識靈魂具有的特徵，它是第五後亞特蘭提斯時期的主導“精神”，其始於公元1413年，與彼得拉克登山的1336年相當接近。在這個意識靈魂時代，思想開始越來越強調“客觀性”，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變得日趨“僵化”與“碎裂化”，可以說這是與“互滲”的徹底決裂以及施瓦勒・德・盧比茨所說的“大腦意識”的大獲全勝，這種意識最喜歡做的就是對一切經驗進行分類、分析與碎片化。一門試圖解釋意識的科學跟一門試圖消滅其自身存在意義的“藝術”實際上是一體兩面。兩者都想要否定其它任何超出眼前事物的解釋，無論那是神經元還是雜貨店裡的商品（註7）。
這會導致怎樣的危機應該不必多言。的確，西方文明正在面臨一場存在危機——或者，更委婉的說法是“轉型”——的想法自上世紀初以來已被幾十甚至幾百本書反覆嘮叨。史賓格勒的《西方文明的沒落》、恩斯特・布洛赫的《烏托邦精神》（Spirit of Utopia）、赫曼・黑塞的《混沌一瞥》（Glimpse Into Chaos）、胡塞爾的《歐洲科學危機》（The Crisis in European Science）、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人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Mankind）、亞瑟・柯斯勒的《機器中的幽靈》（The Ghost in the Machine）、羅伯特・穆斯里（Robert Musil）的《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何塞・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群眾的叛亂》（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勒內・蓋農（René Guenon）的《量的統治》（The Reign of Quantity）、托馬斯・曼的《魔山》、科林・威爾森的《局外人》——這份書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上面的這些經典，雖然還只是冰山一角，已經涵蓋了小說、哲學作品、文學批評和戲劇作品——這正印證了小說家赫爾曼・布洛赫說的這種“價值的瓦解”所引發的焦慮並不只限於學術界，而是還蔓延到了整個文化界。其它藝術和音樂創作，還有像表現主義和存在主義這樣的“運動”也都能被納入進來。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和21世紀的今天最炙手可熱的話題之一便是“西方文明”似乎氣數已盡——在上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它這看似不可避免的滅亡不僅受到各大名校學者的歡迎，甚至還有人想主動加快它毀滅的步伐。
即便是最堅定且積極的西方思想捍衛者似乎也不再樂見它走回舊時代的老路或繼續扮演年長政治家的角色。“我們找不到一個新的開始。”喬治・施泰納在最近一本書中感嘆說：“這種一切將盡或日薄西山的感覺在以前的西方文化中也出現過，”他寫道：“可是，在我個人看來，20世紀末的精神氛圍卻瀰漫著一種根本的疲憊...彷彿我們是，或我們覺得自己是最後一代人。好像負責收拾碗盤的人就是我們。”（註8）同樣的，年屆九十五歲的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也見證了西方文明漫長的日落，他在極富里程碑意義的《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2001）一書中回顧了過去五百年來我們的文化歷經誕生、成熟到現在進入他所謂的“大毀滅”的過程，在永無止盡的談話節目、幫派饒舌和後現代思潮中自取滅亡。巴爾贊說，“解放”、“個人主義”和“自我意識”這些美妙的口號無不加快了與這個早已搖搖欲墜的傳統決裂的腳步，結果就是讓我們深陷在一座充滿各種彼此衝突、互相矛盾的“價值”且顯然沒有出路的泥潭裡。他堅信這樣的泥潭根本無法孕育任何“偉大”的事物。
因此，末日先知確實沒有消失，雖然在近些年來他們可怕的警告也得到了一些更加樂觀的聲音回應，即便這些樂觀派並不總是那麼令人信服。格布瑟也相信“新時代”早晚會到來。但他足夠現實，知道這並不意味著它一定會是烏托邦。“意識的每一次變異，”他警告說：“都是在以一種劇烈且極端的方式將自始自終都存在於本源中的可能性發揮出來。”這裡的關鍵字是“劇烈”和“極端”，這似乎暗示了一種文明的冰河時期（註10）。
格布瑟相信有一股“新力量”有機會拯救我們避免徹底的毀滅，它就是從“整合意識結構”中誕生的“超透視意識”，這正是他在1932年西班牙的那次靈光乍現中所獲得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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