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巴菲爾德認為語言的歷史非常重要，因為它展示了一種與現在的我們截然不同的意識與世界。在我們今天的世界中，意識被認為是牢牢的駐紮在我們的頭殼裡，由大腦這個三磅重的有機物質的化學和電信號交換活動所產生。但這種看法並非自古皆然。我們已經看到，古埃及人相信“心的智慧”，而且他們認為心臟才是意識的所在之處。製作木乃伊的祭司們會小心翼翼的保存好心臟跟其它內臟器官，但他們卻毫不在乎大腦，只會將其從鼻孔中夾出後扔掉。古希臘人對意識究竟位在哪裡的看法也跟我們不同，他們認為答案應該是橫膈膜，又稱膈肌（phrenes）。我們現在常用的像“發狂”（frenzy）這些詞語就是這麼來的，它的意思是一個人陷入精神錯亂，還有聲名狼籍的19世紀科學“顱相學”（phrenology），其主張通過分析頭骨的形狀就可以判斷一個人屬於哪一種心理類型。亞里斯多德是第一位經驗主義“科學家”，他同樣不是特別重視大腦，並認為它最主要的功能只是負責充當血液循環的“冷卻系統”。
今天的科學家可能會爭辯說，這一切只不過說明了我們的祖先是多麼愚昧無知。但巴菲爾德卻不這麼看：它其實告訴了我們，古人與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很不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古代語言充斥著隱喻很可能就不只是從前的詩人發明了太多隱喻技巧這麼簡單而已。也許那時候的世界真的更加生動，詩人們只是單純地在描述他們看到的一切——當然“看到”這種講法本身就是一個更適合我們這個笛卡兒式時代的隱喻，它凸顯了意識與世界之間的隔閡，並且有意與世界保持這樣的隔閡。我們的祖先或許是用一種更加發自內心的方式在體驗一切，彷彿他們的內心可以直接觸碰世界。
在我們自己的現代，以及現在這個後現代，這種異化的、把自己從世界抽離出來的想法早已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這至少有一部分是源自於透視法興起後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空間體驗。我們會在後面進入關於讓・格布瑟的章節時再回來討論這一點；現在只需要知道，古人對於像我們身處在這個世界上的實際物理位置這樣再基本不過、完全無需爭辯的概念的認知——這不是指我們的社會或經濟地位，而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理實體的具體位置——其實上與今天的我們的認知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我離開房間走到“外面”時，我會有一種感覺好像自己是走在一個一路延伸到地平線盡頭的開放“空間”中，而我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點在其中移動。
但巴菲爾德認為，這種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既定”空間觀並不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我們會產生這種觀念其實是因為從小就接受了笛卡兒／牛頓式的世界觀。然而，“在科學革命之前的人們眼裡，這個世界更像是他們穿在身上的衣服，而不是供他們四處移動的舞台。”與我們這種把所有的物體都變成笛卡兒座標系上的一個又一個點的想法不同，對於古人而言，“他們能更深刻地感覺到自己彷彿與周圍的物體，甚至是用來表達這些物體的詞語，全都浸泡在一座清澈的——該怎麼說呢？——‘意義’之湖中”（註1）。從前的人們能夠以某種方式“融入”在他們周圍的環境——儘管他們絕不會用如此抽象的字眼來形容他們沉浸在其中的世界。他們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這條充滿生命的掛毯上的刺繡，而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每個人都是一顆顆堅硬、獨立的原子，在一個廣闊無垠的盒子裡與其它所有的一切互相碰撞。
在《拯救表象》尤其引人入勝的〈中世紀的環境〉一章中，巴菲爾德嘗試想要描述這種仍與意識渾然一體的世界看起來會是什麼模樣。全文引用當然太佔篇幅了，這裡姑且摘錄一小段就好。他要我們先想像自己變成了一個“中世紀的市井小民”。當我們抬頭仰望天空：
“我們不會覺得那兒什麼也沒有...如果是白天，我們會看到空氣中充滿了來自那顆朝氣蓬勃的太陽散發出來的光，如同我們的身體也充滿了生機勃勃的心臟釋放出來的血液。如果是夜晚，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片平坦、均勻的天空，上面遍佈數不清的光點，而是一個完整的天穹，上面有黃道帶的不同星宿，然後是行星和月亮（它們每一個都被嵌入在自己的旋轉水晶球中）都正在對地球釋放著它們不可思議的影響...我們理所當然會認為那些看不見的天體是在合唱一首聽不見的樂曲...我們都知道會生長的活物歸月亮掌管、金和銀歸太陽與月亮、銅歸金星、鐵歸火星、鉛歸土星。而且我們正在凝望的這些天體也通過一條條隱形的細絲掌管著我們的健康和脾性。我們或許從不會仔細去思考自己與這些現象之間的超感官聯繫。我們只把它們當成理所當然。”（註2）
巴菲爾德繼續說道，如果是看著大海，中世紀的人們會認出那是四元素之一的水。他們知道，它跟火、氣還有土一樣都會在另一個看不見的層面上發揮作用，而他們可以從自己身上的四種“體液”中感受到這一點。它們同時也與天上的星辰互相關聯，因為黃道十二宮的每一個星座都對應著一種元素。如果他們看到一塊石頭掉在地上，他們不會覺得這是一種“虛無縹緲”的、被稱為“重力”的力量在作祟，而是這塊石頭的天性就是要落在地上。總而言之，他們活在一個遠比我們還要生動的世界中，而身處在其中的他們就像是宏觀世界（大宇宙）中的微觀世界（小宇宙），因為每個人身上的不同部位都以一種非常明確的方式反映出宏觀世界的模樣。他們並不會像我們一樣覺得自己與“自然”互相隔絕。如同巴菲爾德所說，他們不像我們是一座座孤島，反倒更像是一個個胚胎（註3）。
中世紀時的人們擁有比我們還要更具互滲性的意識，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煉金術。無疑，許多人鑽研煉金術想要點石成金最後都是徒勞無功，但正如任何仔細研究過其歷史或方法的人都會知道，點石成金其實不是煉金術真正的目的。如同卡爾・榮格在幾個世紀後重新發現的，煉金術的一個核心追求實際上是想要使煉金術士的心靈與被加工的材料互相結合。儘管我們知道，施瓦勒並不接受榮格的解釋，並且有很多現代歷史學家和煉金術實踐者都認為榮格太過執著於從心理角度來解釋煉金術，我個人認為任何真正下過功夫研究煉金術的人，都應該會知道這項神秘學實踐的關鍵就是巴菲爾德所談論的這種互滲性意識。仔細研究過煉金術士流傳下來的那些艱澀難懂的著作和圖畫會發現，他們其實是將世界視為一個活生生的、生機勃勃的實體，而不是像我們這樣只把它當作是一個死氣沉沉、空空如也的東西。
他們並沒有打算像我們那樣操控物質，而是想與其進行某種互動，甚至是交流。所有那些繁瑣、複雜、乏味且不明所以的準備與蒸餾工作在我們看來絲毫稱不上“科學”，因為它實際上是一種試圖使心靈與物質達到某種互相平衡的手段，在兩者之間創造溝通的媒介，又或者是強化與完善本來就已經存在的溝通橋樑。就如一句格言所說，煉金術的目的其實是要“加速”自然的過程。這種“加速”並不僅僅是為了發財致富，另一句煉金術格言已經說得很明白了−Aurum nostrum non est aurum vulgi, tam ethice quam physice：“我們的黃金不是尋常的黃金，而是充滿德性的物質。”我們很難想像黃金或其它任何物質會有“德性”，但這對煉金術士而言一點也不難理解。煉金術士自己就是整個煉金術嬗變過程的一部分——或許，他們本來就是嬗變真正的目標——關於這一點，煉金術士格哈德・多恩（Gerhard Dorn）說得很清楚：“要把自己變成活生生的賢者之石。”這又讓我們想起施瓦勒曾說過：“與從山上落下的岩石一起翻滾。與含苞待放的玫瑰一起尋找光與喜悅。”
這種世界與心靈的“交流”當然不是煉金術士的特權。它實際上是煉金術士經常借鑒與補充的赫耳墨斯主義傳統一直以來都抱持的觀點。如前所言，這也是所有“神秘學”世界觀的核心。“神秘主義真正的秘密，”莫里斯・伯曼寫道：“在於相信世界的本體是感性的；這就是實相的本質...比方說，一個印度人跳祈雨舞並不是因為他相信這樣就能讓雨水自動降下...他其實是在邀請雲朵與他一同共舞，回應他的召喚。”（註4）從印度祈雨者“邀請雲朵”與自己共舞的概念中可以發現，神秘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就是模仿，也就是使自己“扮演”成特定的對象，當然這是一種隱喻。我們從魔幻的洞穴壁畫、各式各樣的交感巫術甚至是順勢療法等治療方式中都可以看見這種想法。追根究底，所有這些例子，還有其它許許多多例子，都是在傳達同樣的道理：人類的心靈並沒有隔絕於世界，而是以一種我們平時很少察覺到的方式與世界緊緊相連。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說明清楚，我們之所以不知道我們的意識與世界之間的聯繫，是因為這些聯繫大多是在無意識中形成與作用（註5）。我們通常不會，至少我相信我大多數的讀者應該都不會沒事看到什麼就說：“嗯，好吧。我現在決定把這堆粒子看成一棵樹，那堆粒子看成一座山。”我們不會透過我們心靈中有意識的那個部分來進行這種“互滲”。很多“新紀元”哲學都喜歡強調“創造你自己的實相”，但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我無法憑著一句“我的心靈創造我的實相，所以現在來吧，變！”就把我的臥室變成大峽谷，或是將普通門把變成黃金門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開始覺察到與互滲有關的無意識過程。人類現在的意識之所以與過去不同，不是因為它不再互滲世界，而是我們無法再意識到這種互滲。人類的意識已經脫離了早期的那種與世界渾然一體的狀態，反而將它看作是與自己完全隔絕的東西，好似一個小說家忘記了他或她是自己筆下的人物和場景的創造者，甚至以為它們與自己完全無關，但卻還是不知不覺地在繼續寫著故事（或者，用一個更好的比喻，這就像我們在做夢：我們沉浸在我們思想創造的冒險中，渾然不知自己就是這一切的創造者）。
古人與其說是意識到了他們正在互滲的過程，倒不如說是意識到了那個正在被他們“互滲的世界”本身是一個充滿了生命元素、自然精靈、諸神及其它所有一切的世界。他們感覺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除了透過神秘體驗之外，現在的我們大概只有在童年時，或更幸運一點的話，在談戀愛的時候感受過這種無與倫比的親密感。這就是為什麼巴菲爾德說追問語言的起源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對他來說就好比是在問“起源的起源”是什麼一樣。不像人們普遍以為的，語言並不是單純作為一種模仿、理解或解釋自然的方式出現，因為我們所理解的“自然”在語言出現以前根本不存在。在巴菲爾德看來，心靈／世界、語言／自然的二分法都是“原始互滲”消失後才產生的結果。要理解語言，巴菲爾德告訴我們，就必須先想像自己回到人類意識尚未從其無意識的周遭世界中分離出來的狀態。那時既沒有“自然”也沒有“意識”，一切都還處於被埃里希・諾伊曼稱之為“完體”的那種天人合一狀態。
儘管這種如膠似漆的關係對生活在這個充滿疏離感的21世紀的我們來說似乎很美好，不過它也有缺點。加泰土丘的居民也許不會有後現代的倫敦人的各種精神壓力，但就像莫里斯・伯曼說的：“永遠依偎在地母神的意識之中，對心靈未必是一件好事。”（註6）為了讓意識能夠成長，她的心靈圍裙必須被剪斷。即使在更近的時代，我們從中世紀的人們身上發現的那種令人羨慕的與宇宙的親密感也無法長久。一件掛毯上的角色，無論他們有多麼美麗，都只能永遠固定不變。那股“親密感”在緊緊擁抱著中世紀的男人和女人，並且更加用力的把更早以前的古人也都抱入懷中的同時，卻也桎梏了他們的自由。與魯道夫・史代納一樣，巴菲爾德認為不管聽起來有多令人遺憾，我們的意識擺脫這種被他稱為原始互滲的狀態，對人類成為真正自由、獨立且能夠憑藉自己的意願重新回到互滲狀態的個體來說是必要的。換句話說，自我的發展，哪怕是極端到像笛卡兒懷疑論那樣的地步，實際上都是無可避免的過程。無論我們再怎麼幻想中世紀的美好，無論我們再怎麼痛惜失落的伊甸園，我們的命運仍是要擺脫這些稚嫩的互滲狀態、開始認識到我們能為這個現象世界貢獻什麼。
我們這麼做很重要，不僅僅是為了享受一種罕見的、正如巴菲爾德從他的詩歌研究中發現的可以滋養心靈的體驗。最起碼我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說，領悟到自己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原來一直緊密相連，這股震撼真的非常發人深省。而且，其實我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有過這樣的經驗：任何曾遭遇過來得那種難以解釋卻來得正及時的共時性的人應該都知道，我們與世界的關係絕對比堅持將這些經歷斥為胡思亂想的科學所以為的還要深厚。當我們沉浸在一本書、一部電影或一首音樂時，我們的心靈就會超越它平常的狀態，超越此時此地的桎梏，“互滲”到更深層次的意義與關係中，就像科林・威爾森說的，開始意識到“其它的時間與空間”。
學會習慣這些體驗對我們的心理和身體健康都有好處，因為與笛卡兒的觀點相反，我們現在知道它們之間實際上並沒有絕對的界限。不過巴菲爾德也指出，認識到我們在這個世界的角色，也就意味著必須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要我說，這個責任就是想像力。我們需要注意，巴菲爾德的意思並不是“心靈創造一切”。我們當然沒有“創造現實”，而是在我們“之外”存在著另一個現實。我們創造的是我們對現實的反應，這是我們要自己負責的東西。在這個後現代時代，認為現實可以被隨意“解釋”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這衍生出了某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如果現實可以是我們想要它是的任何東西——這正是網路時代的真諦——那麼現實本身究竟是什麼就根本不重要了。正是這種態度使現在的人對幾乎所有一切都產生了一種“去過，玩過，T恤也買過”（been there, done that, got the Tshirt）的厭倦感，不管它們到底重不重要，所有的東西現在都變得好膚淺、好廉價，沒有任何深度（弔詭的是，後現代主義和新紀元哲學卻都用同樣膚淺的方式來理解“創造你自己的實相”這句話）。
然而，早在新紀元運動或網路世界興起的幾十年前，巴菲爾德就已經說了，只有我們願意承擔起在現象世界中的責任時，我們才有可能從這種互滲意識中獲得真正的徹悟。“如果確實像我試圖證明的那樣，表象與人的意識互相缺一不可，那麼如果人的意識不僅不會保持不變反而一直在持續演化，表象的未來，即自然本身的未來顯然也將繫於這個演化的方向。”（註7）這段話值得好好反覆咀嚼。如果就像我們前面說的，正是我們的心靈決定了現象世界，決定了樹木、彩虹，並且如同巴菲爾德論證的——我認為他的論證很有說服力——我們的心靈一直在演化，直到今天都還在繼續，那麼“自然”作為其中一部分的現象世界的命運就不僅掌握在我們手中，也掌握在我們的心中。巴菲爾德說，我們可以選擇“正確的對待環境”，而不僅僅是做資源回收、購買有機食品、避免浪費、保護臭氧層和拯救雨林這些當然重要且有必要的事情——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應當履行的責任，這便是魯道夫・史代納說的“對地球的責任”；我和巴菲爾德都不認為我們可以或應該逃避這些責任。
不過他想表達的是，我們也許還有更深、更直接的責任。魯道夫・史代納說過一句令人困惑卻也極具啟發性的話，大意是地球未來的物質軀殼將由現在人們的思想決定，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物質地球也是由過去人們的思想所塑造的。這樣的說法理所當然會讓不瞭解史代納的人以為他是一個神經病，但巴菲爾德已經闡明了心靈與現象世界之間的關係，這時再回來理解他的話就會發現其中隱含著多麼深刻又令人不安的深意。史代納和巴菲爾德都通過論證指出，意識的演化過程已經從沉浸在世界中變成了與它完全分離，而這都是為了讓我們體驗自由。早期的人類只能無意識地互滲，現在的我們卻可以負責任且有意識的這麼做。正如巴菲爾德寫道：“我們不能再覺得現象世界的未來完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註8）
在我看來，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去認識到這種互滲所涉及的無意識過程以及我們的想像力可能對世界造成的影響。一個崇尚自然的人也許會因為巴菲爾德宣稱自然本身是一種由心靈呈現出來的表象而感到憤怒。事實上，有些激進生態主義人士甚至主張，鑒於人類對地球的糟塌，如果沒有我們，地球反而會變得更好。雖然我也不認同這顆星球正在遭受的種種剝削與傷害，但我確實認為，這種情緒其實跟他們眼中該為今天的問題負責的那些科技一樣都是一種“偶像崇拜”。他們逕自想像了一個美好、“純淨”，即使沒有人類也會繼續存在的自然，甚至還幻想出了一個“前人類”的、在我們這些罪該萬死的掠奪者誕生之前的黃金時代。同樣的，我們的確有義務要照顧好地球，就像我們有義務要照顧我們的孩子。但我們不應該認為——至少我不認為——如果沒有我們，我們的孩子反而會變得更好、更純淨。
不管怎麼說，這個“沒有人”的地球黃金時代終究只是人類的幻想。大自然有多少清幽的草地和潺潺的小溪，也就有多少滾燙的火山和墜落的彗星。而且正如巴菲爾德指出，我們現在熟悉的“自然”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很喜歡閱讀的那些浪漫主義詩人的發明。18世紀的人們對自然的態度不是敬而遠之就是覺得它有待征服，塞繆爾・約翰遜在他著名的蘇格蘭之旅中經常抱怨他的馬車不得不因為高山和湖泊而一再繞道。那時的人們都認為只有精心修剪的花園才稱得上好花園。我們應該崇尚文明，而不是荒野，“人最應該研究的對象是人”正是當時人們的寫照。直到一個世紀後的浪漫主義運動改變了一切，我們很快就會來討論它，現在自然的狂野與自由都變成了值得追球與讚美的東西。我得重申，我說了這麼多的意思當然不是樹木、山丘、雲朵和溪水都不存在；它們當然存在。但看在從前的人眼裡，它們並沒有今天的我們賦予它們的那些象徵含義——不受拘束的自由、逝去的純真。今天的人們喜歡花大錢、費力氣去兩個世紀以前的人們會極力避免踏足的地方，這本身就說明了人類的思想對我們所理解的“自然”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這種自然是直到1798年才出現，當時威廉・華茲渥斯和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發表了他們一起創作的抒情歌謠。當然還有其他人：例如，盧梭和歌德。但正是華茲渥斯和柯勒律治將那個真實的“自然”——用華茲渥斯的話說是“萬物的謎底”和“春林的芬芳”——呈現在了普通人的眼前。柯勒律治對巴菲爾德的思想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或許就跟史代納一樣多，而且柯勒律治很顯然也在他思考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時想到了“互滲”，他在《悲戚頌》（Ode to Dejection）中寫道：“我們所獲無非我們所予／唯有藉著我們，自然才得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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