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雨果似乎是第一位提到巨靈這個術語的現代作家，它首次出現在他1859年的《歷代傳說》（La Legende des siecles），並在其中被當作形容詞與名詞使用。不到十年後，它又在1869年出現在埃利法斯・利維的《偉大的奧秘》（Le Grand Arcane）一書中。利維明確將巨靈與那些在卡巴拉傳說中孕育拿非利人的始祖相提並論。利維還表示他們對人類的存在漠不關心。這個術語很可能正是從這裡開始進入現代神秘學世界，然後融入至各種法國馬丁主義和玫瑰十字主義運動、及後是黃金黎明的教義之中。
穆尼・薩杜的《塔羅牌》
穆尼・薩杜（Mouni Sadhu）是迪米特・蘇多夫斯基（Dymitr Sudowski，1898－1966）的筆名，他是一位波蘭神智學家和馬丁主義者。他的著作顯示他從1926－1933年開始深入研究赫耳墨斯主義，並深受格里戈里・奧西波維奇・梅貝斯（Grigorii Ossipovich Mebes，1869－1930）的影響。梅貝斯是一名十分活躍的俄羅斯共濟會會員，亦是愛沙尼亞－俄羅斯裔的基督教神秘主義者、赫耳墨斯派魔法師瓦倫廷・湯恩伯格（Valentin Tomberg）匿名出版的《塔羅冥想：基督信仰內在隱修之旅》（Meditations on the Tarot: A Journey into Christian Hermeticism）的重要參考來源。事實上，薩杜的《塔羅牌》（Tarot）和湯恩伯格的那本名著有著幾乎相同的哲學基調，兩者只在一個關鍵的問題上有所不同：薩杜認為也是有好的巨靈的存在，但湯恩伯格卻堅持所有的巨靈都與“惡魔”是一丘之貉。薩杜以塔羅牌的二十二張大牌來作為他闡述赫耳墨斯主義哲學（主要是從馬丁主義的角度）的基礎，同時他也在每一章中都提供了大量實用的神秘學建議。
湯恩伯格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他對塔羅牌進行了富有哲理的玄析（儘管是從羅馬天主教的角度），充滿濃厚的中世紀唯心論色彩，十分發人深省。
事實上，湯恩伯格的《塔羅冥想》甚至被法國著名的西方神秘學學者、索邦大學的安托萬・費弗（Antoine Faivre）譽為“20世紀西方神秘主義最優美、最富有啟發性的傑作”（註1）。
此外，出生在英國的印度本篤會神父貝德・格里菲斯（Bede Griffiths，1906－1993），後來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斯瓦米・達亞南達（Swami Dayananda），還有享譽國際的熙篤會神學家兼出類拔萃的作家托馬斯・基廷（Thomas Keating）也都曾公開稱讚過這本書。《塔羅冥想》的最新再版甚至收錄了紅衣主教、“20世紀公認最偉大的天主教神學家之一”的漢斯・馮・巴爾塔薩（Cardinal Hans Urs von Balthasar）為其撰寫的後記——考慮到這本書所探討的主題，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註2）。
對許多讀者而言，這些作品幾乎是他們透過英語認識馬丁主義學說的唯一機會。這兩本書都詳盡介紹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法國神秘學的主要旨趣與思想，其也為同期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的神秘學復興奠定了基礎。
穆尼・薩杜在《塔羅牌》最後的名詞索引中列出他在書中總共提及巨靈（egregore/egregores）五十二次。“巨靈：一種集體實體，例如民族、國家、宗教、宗派連同其追隨者，甚至是其它更次要的人類結社。巨靈的構成類似於人的構成。它們有身體（即屬於特定這個巨靈群體的所有人的身體），有星光體也有精神體；巨靈是所有這些元素的總和。”（註3）薩杜在後面又指出：“用通俗的話來說，這就像是一種透過活人和死人，以及各種不同種類的元素所形成的魔法陣。”（註4）
他接著繼續介紹了巨靈是如何產生的：
“想像一下，有個聰明且和藹的人正在全神貫注觀想一個好念頭，賦予它某種形式。然後他可能會找到其他與自己抱有相同或類似想法的同志，他們於是形成了一個圈子，現在眾人都在觀想相同的念頭，只不過形式略有所異。這就好似他們每個人都在重新繪製這個念頭，用鉛筆一遍又一遍畫出相同的輪廓。隨著這個念頭變得越來越強，開始發展出自己的星光體，一個‘巨靈’或集體實體就這樣誕生了。
就像每個星光體一樣，這個巨靈會保護、治癒甚至拯救作為它的物理構成的每一個成員，促使他們去為孕育出這個巨靈的那個念頭奮鬥、奉獻。比方說，從一個講求博愛的社團中誕生的巨靈可能會激勵團員們變得更加樂善好施，然後再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加入。屬於彼此敵對的組織與國家的巨靈會在星光界互相戰鬥，它們的人類追隨者則在物質界互相戰鬥。
如果敵人摧毀了特定巨靈的追隨者在物質界的肉身，他們的星光體會反過來在星光界強化巨靈的力量。回想一下基督徒在一開始是如何被猶太人跟異教徒窮追猛打，結果卻是他們笑到了最後，這是因為他們在星光界的力量更強大。這就是為什麼那時的教會常說，殉道者的鮮血是最好孕育新的基督徒的種子。”（註5）
巨靈甚至可以利用不同的物理實物來維繫自己，從而確保自己繼續存在。不管是一個具體的地方還是物品——比如聖遺物——都可以被變成某種護身符，它們具有與大地以及最初擁有這些東西的大師的強烈聯繫。這通常是“自然發生”而不是經由儀式、祈求或那些僅僅是出於儀式目的而神化一個物品的結果。如果你願意的話，它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一種“恩典”。
根據薩杜的說法，“那些能夠召喚強大巨靈（通常是宗教巨靈）的資深元素法師有時會刻意佈置一些特殊的祭祀場所，以方便巨靈施展力量。它們可以是聖人或資深瑜珈士的墳墓，也可以是其它名勝，例如盧爾德（Lourdes）、聖墓教堂（Holy Sepulchre）以及一些往往只有密教成員才知曉的人煙罕至之地。”（註6）
薩杜聲稱有正面的巨靈也有負面的巨靈，同時他也介紹了一些內行的大師會在星光界進行的心靈工作。這些工作要嘛是為了強化已有的巨靈，要嘛是要創造新的巨靈。他還以略帶猶疑的態度討論了精神餵養（psychic feeding）或“吸血主義”（vampirism），即利用從特定的環境中獲取的精神能量，來對物質界進行干涉。儘管使用了這樣的措辭，但薩杜很清楚這裡所說的吸血是指吸取能量，而不是神話怪談中的那種吸血（不幸的是，他使用這個措辭其實相當不恰當，因為他所描述的這種方法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非常高深的神秘學實踐，註7）。
大師需要在施法過程中持續注入強烈的情緒或星光力量。然而，大部分的修行者不會選擇直接在出體到星光界的時候與這些能量打交道，而寧可通過儀式在物質界與其互動。薩杜簡潔有力地闡述過這一點：“卡巴拉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如果我們抱著正確的認知施展卡巴拉秘術的符號與公式，那麼這個法術——在某種程度上——就一定會顯化為真實事件、顯化為星光界的陳套（clichés，形式）、顯化為精神的湧流。’”（註8）
在為整個儀式注入能量的時候需要念誦伴隨生命之樹的十個質點的十個聖名。就如同上帝透過“道”（聖言）創造萬物，大師也要透過念誦聖名的方式來使神秘現象、實體甚至世界得以顯化。
“現在你也許已經準備好要唸誦通神術（Theurgy）與魔法奧術中的十個聖名。它們是宇宙萬物的偉大二元循環的公式。它們完整地包含了已經與將要發生的一切。因此，可以說這是宇宙巨人（Universal Being）對創世之奧秘的領悟，這些理解都被體現在了他的啟蒙語言所使用的符號中。
每一個通神術儀式和許多魔法都需要用上到對幾個甚至全部聖名的儀式性唸誦。這取決於上升禱告（RISING prayers）或唸咒時所對照的是什麼類型的質點。因此，即使對赫耳墨斯主義和魔法的初學者來說，掌握對聖名與質點的精確知識仍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也決定了他施展卡巴拉魔法的能力，透過公式強化他的意志力，使他能順利聯繫過往白色卡巴拉流派的守護者和大師所創造的不朽巨靈。”（註9）
然而，一個人就算不是正式的追隨者，也仍有可能會受巨靈的影響。薩杜指出，一個容易感情用事的人可能會吸引巨靈、淪為後者榨取的對象——也就是說，被巨靈利用他們的情緒和身體能量來餵養自己。這方面的例子在體育賽事、政治運動及其它各式各樣的媒體煽動事件中都屢見不鮮。“魔法儀式的操作範圍並不僅限於雙邊的實體，而是還包括了投生者。當然，在特定的條件下，的確有可能召喚、強迫一個在世者的星光體（精神體）或巨靈去執行特定的任務。”（註10）
這股吸引與征服的力量並不僅限於人類。它延伸到了一切有形與無形世界，巨靈便居於其中。“赫耳墨斯傳統明確告誡過，宇宙的一切均互相聯繫、糾纏或交織在一起，這是重點！如果你能把握這一點，就可以免去很多麻煩、恐懼和憂慮。”（註11）出於這個緣故，薩杜和讓・杜彼（Jean Dubuis）一樣都鼓勵學生學會運用他們自己身上的“卡巴拉潛力”，而不要輕易投入其他人或其它團體的懷抱。學會使用你自己從卡巴拉中所學到的圖像、祈禱、召喚與“咒語”，別讓那些想要乘隙而入的巨靈可乘之機。
對惡魔與邪惡的解釋
瓦倫廷・湯恩伯格從惡魔這張塔羅牌開始論述他對巨靈的看法。在湯恩伯格看來，這第十五張牌幾乎就是巨靈的一切精神與魔法力量的縮影。所有巨靈本質上都與惡魔無異，因為它們是人類慾望的產物，並且導致人們陷入對偽神或空想的崇拜。
湯恩伯格在這裡開始引導讀者去思索惡、惡魔的本質、它們是如何產生，以及各式各樣的靈修到底修的是什麼，因為其中往往也隱含著危險。
“每一種靈修都想要使冥想者對其冥思的對象產生認同，也就是直觀認識，但在以第十五張塔羅牌為對象進行靈修時，千萬不能對它產生認同。一個人不應該對惡進行直觀，因為直觀就是認同，認同就是融合。”（註12）
他繼續指出：“一個人不該讓自己沉緬於惡，而應該有所距離與保留，如果一個人不想讓自己的創造性意志被侵蝕，或是造成更嚴重的後果——變成邪惡力量的爪牙...惡的世界是混沌的世界——至少，它呈現在旁觀者眼前時是如此。如果一個人不想在其中迷途，就不該在一開始進入叢林；這個人應該好好在外面做一個旁觀者就好。”（註13）
儘管常有人以這只是這位作者自己的宗教偏見而輕忽這一警告，但其實還有很多反偶像崇拜（iconoclastic）的人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事實上，對惡的過度執著——這經常發生在虔誠的宗教信徒身上，他們因為太過想要避開惡，便覺得世上無處不是惡——結果反而在無意識間增強了惡的力量。
這是怎麼發生的呢？蛇並非不可吞象：只要一次只吞一小口。我們只需看看那些一天到晚表現得正義凜然的人私底下又是怎麼做的就不難理解了。
在他那本探討超自然現象的奇聞軼事錄《在瘋子失足的地方悠游：內在世界探索之旅》（Swimming Where Madmen Drown: Travelers’ Tales from Inner Space）中，羅伯特・馬斯特斯（Robert Masters）講述了他在為這本書的巫術主題進行研究時與邪惡力量打交道的經歷。馬斯特斯本人與他的妻子珍・休斯頓（Jean Houston）都是人類潛能運動（Human Potential）的領軍人物，他自述他在1960年為了研究和寫作而在阿肯色州靠近白河的奧扎克山脈（Ozark Mountains）暫住了一年。當時他正在為《愛慾與死亡：巫術的性精神病理學》（Eros and Evil: The Sexual Psychopathology of Witchcraft）做研究，這本書探討的是貫穿整個中世紀巫術審判的反性（antisexual）思想。馬斯特斯認為，由於接觸了太多殘酷且血腥的史料，“不少研究巫術史的作者都經歷過嚴重的臨床抑鬱症。”（註14）
然後，他敘述自己後來開始看見各種異象——都與他在史料中讀過的相同。比如突然出現一大群蠍子、蜈蚣跟狼蛛，死掉的鳥和動物在他周遭徘徊，還有枯死的植被與樹木，原本乾枯的河床忽然泛濫成災，甚至狂風還捲起“一團塵埃漩渦，看起來就像只有在沙漠裡才有可能出現的塵暴。總之，有某種陰暗的精神一直籠罩著這個地方，那段時間前來拜訪我的朋友都異口同聲說他們覺得這裡充滿了一股壓迫感...然後在我的書一完成後，這些怪象就全都消失無蹤...我繼續在那裡住了八個月左右，再也沒有發生任何怪事。”（註15）
馬斯特斯相信這是一個“清晰、奧妙而有力的例子，證明心靈——也許還有靈魂——可以如何與自然互相影響。”（註16）
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也曾在研究逆卡巴拉（Qlippoth），即卡巴拉體系中代表惡魔的力量的時候有過類似的遭遇。
名作家詹姆斯・瓦瑟曼（James Wasserman）同樣親身經歷過相似的怪事，他在《烈火的回憶：一部從1966－1989年的神秘學回憶錄》（In the Center of the Fire: A Memoir of the Occult 1966–1989）中回憶了這段往事。瓦瑟曼曾與一位只署名“西蒙”（Simon）的編輯以及拉瑞・巴恩斯（Larry Barnes）合作安排雅芳圖書出版社（Avon Books）出版大眾平裝版本的《死靈之書》（Necronomicon）。《死靈之書》是由H.P・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創作的虛構巴比倫魔法書，他也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且最重要的奇幻與恐怖作家之一。根據洛夫克拉夫特虛構的傳說，“發瘋的阿拉伯人”阿卜杜拉・阿爾哈雷茲德（Abdul Alhazred）在公元730年的大馬士革寫下了《死靈之書》，它的譯本隨後輾轉流落於歷代的神秘學家，包括約翰・迪伊（John Dee）。《死靈之書》全書的重點在於相傳它記載了一個崇拜“舊日支配者”（Old Ones，這是一個據說來自外星、全身長滿觸手的怪物種族）的古老教派的秘密。圍繞著《死靈之書》的怪談，以及它號稱可以使任何翻閱這本書的人發瘋的傳說，奠定了洛夫克拉夫特最膾炙人口的一些故事。後來其他作家和愛好者也以它為基礎繼續創作，“西蒙版”的《死靈之書》自1978年以來便一直再版印刷不斷。
“籌劃《死靈之書》出版的那段時間實在是驚心動魄。不知何故，幾乎每個踏進我們閣樓裡的人都會受傷...有些人總會不小心割傷自己。然後有一晚，我接到樓下的排字員的奪命連環叩，原來一群老鼠撞破牆壁佔據了他們的閣樓...我為自己的神殿（閣樓）在外門上了一把鎖，相當於給它上一道封印，讓它變成我的私人魔法工作室。7月4日，我和珍吃完晚餐、欣賞煙火完回來，我們一走進閣樓，我就感覺不對勁，它本來應該被一把重型警鎖鎖好，結果我卻發現我的神殿大門敞開，鎖扣壞了，而且它似乎是由內往外破壞的...但閣樓裡的其它任何東西都完好無損。”（註17）
這些例子應該足以說明為什麼湯恩伯格堅持惡魔牌的用意不是要使人深入惡魔的形上學世界（儘管他仍然在那一章末尾簡要地介紹了那個世界），而是要告誡人們小心別讓自己的自由落入自己或他人創造出來的實體之手——這些實體原是人所造，但人卻反過來淪為它的奴隸。
他也將此與藏傳佛教中創造幻人的過程進行了比較。“憑著他對它們的經驗，埃利法斯・利維相信惡魔——比如夢魘（incubi）和魅魔（succubi）、主持女巫狂歡節的倫納德大人（Master Leonard，譯註1）、以及附身在人身上的惡魔——都是人類把意志力和想像力，無論是單獨還是集體，投射在充滿可塑性的‘星光’物質後創造出來的結果。因此，在歐洲創造惡魔的方式與在西藏創造幻人的方式完全相同。”（註18）
____________________
譯註1：《地獄辭典》（Dictionnaire Infernal）中記載的一個長著山羊角的惡魔。
埃利法斯・利維和西藏的高僧們都同意惡魔既是主觀的心理造物，也是客觀的具體實在。人通過主觀的意念創造惡魔，然後惡魔便擺脫這個孕育自己的主觀意識成為獨立的存在。換句話說，惡魔是魔法的產物，因為魔法正是被主觀意識予以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的創造。尚未達到客體化階段的惡魔——也就是還未脫離它們的精神父母——只是一種半自主的存在，這在現代心理學中叫做心理情結（psychological complex）。
神秘學家、作家以色列・雷加迪（Israel Regardie）曾是克勞利的私人秘書與打字員，他在自己的幾本書中討論了惡魔其實是主觀心理情結的觀點。即使在西方神秘主義者之間這也是一個存在意見相當分歧的問題，許多人抱著一種根深蒂固的二元論，堅持魔法實踐只有不是主觀就是客觀兩種選擇，而忽略了兩者之間的重疊之處以及這些實體的寄生性本質。對湯恩伯格來說，巨靈就是一種集體惡魔，而且我們從20世紀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都可以窺見它們的身影。
“這個（共產主義的）幽靈（譯註2）日漸壯大...其由群眾的意志所孕育，在歐洲‘工業革命’後普遍瀰漫的絕望情緒中誕生，被一代又一代人的怨恨哺育，它用愚蠢的智慧武裝自己，那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誤解——這個幽靈現在已經長大，並繼續遊蕩在歐洲與其它大陸...今日有三分之一的人類被迫敬拜與事事順服這位神...因為馬克思主義不相信上帝或諸神——所以這裡只有憑人的意志和想像所創造的‘惡魔’。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根據這一學說，是經濟利益，即意志，創造了意識形態，即想像力——包括所有的宗教、哲學、社會和政治思想。所以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所有宗教都只是‘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即人類的意志與想像的成果。馬列主義本身也是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它是知識分子的想像，建立在意欲以某種方式改變——或重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意志之上。這種以意志為基礎創造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方式，也正是人們創造惡魔或巨靈的方式。”（註19）
____________________
湯恩伯格強調——這或許是他被羅馬天主教的人認可的原因——“基督的奧體”（mystical body of Christ）或“得勝的教會”（church triumphant）與政治上的教會的巨靈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
“不管是密教團體還是宗教——或是其它組織——它們的巨靈終歸都是負面的。舉例來說，天主教的巨靈是一個寄生在天主教身上的分身（否認它的存在是徒勞的），它經常表現得狂熱、殘忍、‘工於心計’且自以為是。但天主教的良善精神從來都不是來自巨靈，而是來自十個屬靈階層（第十個階層就是人類）。因此，帶領人類積極向善的始終是人類自己的靈魂、天使或大天使。所以方濟會的精神動力不是出於巨靈，而是方濟各本人。教會的精神動力也永遠只會是耶穌基督。”（註20）
他繼續說道：“有太初之道，也有接受人類鞠躬跪拜的巨靈；有神啟示的真理，也有人類意志的造物；有人崇拜上帝，也有人崇拜人造的偶像...道與偶像...不斷在人類歷史上爭鋒相對。”（註21）
他的言下之意相當明顯——我們可以整理一下——巨靈從根本上是惡的，因為它是人類的造物，但基督教信仰，湯恩伯格確切的意思是羅馬天主教教會卻是善的，因為它是上帝透過基督所立。這樣的立場在神學上當然很合理，卻也只是一廂情願罷了。這與藏傳佛教需要“控制敘事”並將所有佛教教義的討論都限定在藏傳佛教的框架之內其實並無二致。它也許是有點道理，但追根究底卻經不起嚴格推敲，而純粹只是一種宗教立場。
湯恩伯格的這種立場使我們陷入了一種幾乎堪比摩尼教的難以逾越的二元論。人類唯一能擺脫被自己的造物反過來掌控的方式——而且這些造物先天就是惡的——就是徹底心向上帝。這幾乎像是在要求我們必須去擁抱一個“不是巨靈”的“巨靈”。
至於為什麼所有巨靈都是惡的，我們可以來看看這段半科學半形上學的解釋：
“要創造一個精神或‘星光’實體，就必須先凝固或捲縮所需要的心靈和精神能量。所以這不是擴散的能量，而是凝固或捲縮的能量。可是，善的能量只會是擴散的；它永遠都不會捲縮。你不可能創造一個‘博愛的巨靈’，因為要達成這個目標需要的意志和想像力，都不會允許自己變成凝固的能量，而只會與崇高的屬靈世界互相吸引。愛的心靈和精神能量永遠不會孕育一個個體性的精神或‘星光’實體；它臣服的對象永遠只有天國、聖人以及上帝。所以，人固然可以創造惡魔，卻永遠創造不了天使。”（註22）
然而，湯恩伯格仍就該如何避免創造或強化負面的力量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見：
“讓我們學會靜心...保持靜默不只是為了保守秘密；也不只是為了避免褻瀆本應予以沉默尊重的神聖事物。保持靜默是一項偉大的魔法誡命，它的用意是不要我們恣意妄然運用意志和想像力創造惡魔...
因此，讓我們聽從傳統的偉大工作——聽從靈修的、基督教的、赫耳墨斯主義的、科學的傳統教誨。讓我們潛心投入其中，學習它，實踐它，最後深化它，我們是為了建設而不是廢除傳統而來。讓我們加入靈修傳統中的‘偉大大教堂’（great cathedral）建築師的行列——讓我們試著為它貢獻一份力。願我們永遠以《聖經》為鑒、以聖禮為法、以賢達為師；願昔日與今朝的‘長青哲學’——還有真正的科學——永遠與我們為友，在我們需要時成為可靠的臂膀！這就是靜默的誡命——不生魔的誡命。”（註23）
跟薩杜一樣，湯恩伯格也指出具體的物理場所可以被變成精神力量的錨點。不過，他仍舊基於神學立場對護身符與聖禮進行了區分，他堅持聖地、聖遺物、聖禮與護身符（其只是能量的儲存器）不應被混為ㄧ談，因爲它們本身就是無窮無盡的能量流經的門扉。
假訊息戰爭——都是魔鬼的錯
儘管他一再強調不應該在惡的形上學世界中探究得太深，但湯恩伯格還是花了一些篇幅在闡述惡究竟是如何影響世界。他談到了“左手天使”（hierarchies of the Left），也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逆卡巴拉。這些惡魔般的存在是天使的對手，湯恩伯格在這裡引述了《聖經》，例如〈約伯記〉中意圖考驗人的信心的惡魔。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惡魔只有終於認可了這個人的信心後才會撤退。可以說，其就像是上帝審判人的靈魂時的“魔鬼代言人”（譯註3），而人也只有在達到“善惡一致”的境界時才能真正成聖。
____________________
譯註3：出自1997年同名美國電影，片中魔鬼（撒旦）一步步試探、誘惑主角，最終令其陷入無法挽回的深淵。
還有另一種被控制來為善的一方效勞的惡魔。這有點類似所羅門王操控惡魔建造聖殿的故事，或是藏傳佛教中蓮花生大士役使妖魔來保護佛法的傳說。然而，在惡魔是如何影響人心這一點上，湯恩伯格舉出的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使人分心。
“還有許多左手天使會採取愚弄——嬉鬧——的方式來使人陷入罪惡。有個屬於這種類型的實體在西方世界堪稱家喻戶曉，它就是梅菲斯特，歌德對它的刻畫稱得上是入木三分...梅菲斯特愚弄人的手段十分高明。它善於利用人類的自命不凡與驕傲自大。我們可以引證一個真實的故事...”（註24）
湯恩伯格接著講述了休・克萊頓・蘭德爾・史蒂文斯（Hugh Clayton Randall-Stevens）的故事，他是一位退休記者，經濟無虞但為人冷漠，他與妻子一起過著遁世離群的生活。結果在1952年2月，他突然聽見了一個自稱是埃及神祇奧西里斯的實體的“聲音”。奧西里斯向這位記者分享了連考古學家都還不知道——但遲早會被發現的埃及的各種秘密智慧。蘭德爾・史蒂文斯很快便把他所收到的訊息繪製成圖稿，他在以前從來沒有畫過畫。最後完成的作品以簡略又不失浮誇的風格敘述了善與惡的鬥爭，並且當然也提到了亞特蘭提斯。倫敦騎手出版社（Rider of London）隨後將這些靈訊內容編纂成冊出版，這位毫不遲疑的古代智慧傳訊者更聲稱自己是阿肯那頓法老的投胎轉世。
當然，湯恩伯格堅持那肯定不是真的奧西里斯，而是梅菲斯特在作怪，“整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它搞出來的鬧劇...你說它是專門要戲弄容易受騙的老實人嗎？才不是——它要戲弄的是那些自以為很有靈性的人。”那幾本書甚至包括作者本人在其中的註釋都承認，人們閱讀它們並不是因為其中有智慧——畢竟它們對此其實並沒有太多著墨——而只是因為它們是靈訊：它們是“好玩的”東西。所以人們趨之若鶩的只是奇談，而非真理（註25）。
有一個很適合形容這種現象的詞彙叫靈性跟風（spiritual snobbery）。喬斯林・戈德溫（Joscelyn Godwin）在他的《亞特蘭提斯與時間的循環：預言、傳統和神秘啟示》（Atlantis and the Cycles of Time: Prophecies, Traditions, and Occult Revelations）中對此做過一番回顧，他花了相當的篇幅在討論蘭德爾・史蒂文斯。“對我們的文明即將走向滅亡的警告是亞特蘭提斯學者最喜歡的主旋律。至少對某些人來說，通常這是由更高的智慧告訴他們的，今日的世界似乎隨時都處在萬劫不復的邊緣，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道淪喪（只有作者本人和他或她的讀者例外）所致。”（註26）
如果認真一想，我們會發現事情其實沒有這麼簡單。被分心的不是只有那個正在追尋內在靈性覺醒或靈性真理的人而已。不，事實上每個認真閱讀或不小心翻到這類陳腔濫調的人都被分心了。我們也可以發現，惡其實並不需要控制每個人，它只需要朝對的人下手，然後就可以利用他們來產生影響，但不是直接控制每一個人——而是讓他們一再被分心。知名英國哲學家、作家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的《心靈寄生蟲》（The Mind Parasites）還有英國神秘學作家加里・拉赫曼（Gary Lachman）的《意識：不為人知的故事》（A Secret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都提出過類似的看法。不過，除了拉赫曼的書，而且它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威爾森提出的觀點的重申，很少有超自然作家最終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惡不需要控制每個人，它只需要盡可能讓人們分心。這種分心可以通過媒體、電子產品、電玩遊戲、電影、電視、音樂、運動等各種東西來實現。無腦的政治迷因大概是其中最常見的之一。這也意味著這些媒體的創作者和傳播者，以及他們所生產出來的成品都是惡魔的首要佔領與附身對象。僅僅通過他們中的任何一人，就可以輕易對數百萬人產生影響。
透過媒體進行心靈感應和精神控制
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眾廣播媒體才剛剛開始起步的20世紀30年代，《BBC》和《NBC》都進行過一系列的大規模隔空心靈感應實驗。《NBC》與天頂電子公司（Zenith Radio Corporation）合作進行這些實驗，其中還有的用上了齊納卡（Zener Cards，它是超感官實驗中最常見的工具）。齊納卡是由五種符號共二十五張牌組成的卡牌：圓形、十字形、波浪形、正方形及五角星形。它們是由心理學家卡爾・齊納（Karl Zener，1903－1964）與J.B・萊茵（J. B Rhine，1895－1980）在20世紀30年代為了進行心靈實驗而特別設計。這些卡牌被分裝發貨至各地的天頂電子門市進行銷售，當然也可以在一般的五毛錢商店購買。這些卡牌非常受歡迎，以至於剛推出兩個星期後便銷售一空，不得不加緊重印。
J.B・萊茵是美國植物學家和超心理學的奠基人，他還創立了位於北卡羅萊納州達勒姆的杜克大學內的萊茵研究中心（Rhine Research Center）。萊茵研究中心是一間獨立的超心理學研究所，它接替了杜克大學的超心理學實驗室（Parapsychology Laboratory），並且大概也是所有同行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它是由萊茵在1965年從杜克大學退休時創立；起初它的名字是“人類本質研究基金會與超心理學研究所”。與以前的超心理學實驗室不同，萊茵研究中心並不歸杜克大學所管。在《心智的疆界》（The Reach of the Mind）這本書中，萊茵介紹了天頂電子公司在20世紀20－30年代進行的多次心靈感應實驗。
“然而，隨著時間步入20年代，人們對心靈感應的興趣開始與日俱增。與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熱衷於招魂術，無疑也是受到了同樣的影響。一次大戰造成了巨大的生靈塗炭與喪親之痛，隨之而來的是對一切的不確定性與既有價值的崩塌，這理所當然使得人們開始轉向探索科學知識之外的其它可能性。無數的男男女女感到對生命與死亡的純粹物理解釋已滿足不了他們。1923年，芝加哥的天頂電子廣播電台利用無線電進行了大規模的心靈感應實驗，不久後《BBC》也做了類似的實驗。再後來連《科學美國人》都加入進來研究心靈感應，還有其它許許多多實驗勾起了大眾的興致。”（註27）
在1938年3月出版的一本小冊子《知名科學家如何看待心靈感應》（What Well Known Scientists Say about Telepathy）中，天頂電子公司總裁E.F・小麥克唐納（E. F. McDonald Jr.）發表了下面這段聲明。
“這本小冊子謹代表天頂電子基金會（Zenith Foundation）對其在這一場偉大的探險之旅中的合作夥伴的初步報告。它的內容必然仍有所欠缺，但它仍記錄下了關於這個主題最傑出且最科學的一些當代思想。比它對精神現象所做出的科學貢獻更重要的是，這個廣播系列成功地將這個主題從充斥偏見的地牢中釋放，令其成為數百萬人認真討論的話題。我要感謝所有出現在天頂電子節目中的科學家、教育家及其他演講者，謝謝他們允許我分享他們的看法。我還要向數十萬參與天頂電子心靈感應實驗的人，以及成千上萬願意寄送答覆的聽眾獻上最誠摯的謝意。”（註28）
歷時三十個星期的實驗獲得的初步結論被整理在了小冊子中，包括：
・心靈感應在強烈的情緒下效果最顯著
・心靈感應能力通常因人甚至因時而異
・心靈感應不會受到物理距離影響
・心靈感應最常發生在有血緣或親密關係的人之間
・心靈感應的引發與體驗無關時間
・心靈感應的引發與體驗無關年齡
統計結果是參考自二十五萬份答覆，初步結果顯示，某些實驗結果如果是巧合發生的概率是1/10,000,000,000,000,000。報告接著說：“然而，比冰冷的統計數據更重要的是，天頂電子基金會多次成功見證無數男女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展現出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們不必等到科學能夠解釋這些力量，就可以開始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它們，我們只需要學會聽從那些可以增加成功率且帶來好運的預感和徵兆。”（註29）
萊茵博士的書，包括《心智的新疆界》（New Frontiers of the Mind）等，連同參與電台的名字、日期、時間都被列在了書後的附註中。這裡特別提到他的書，是因為他的研究已經讓他本人成為了心靈研究最家喻戶曉的代言人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此外，他的研究都是在半個世紀以前完成的，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說明，儘管有大量的證據可以證明心靈現象與心靈能力並非胡說八道，但一般人選擇相信往往不是因為“科學”或統計報告，而是因為他們有切身的體驗。
然而，即便這些公開的實驗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這仍然無法打動科學界對超心理學產生任何嚴肅的興趣，哪怕已有科學家在研究亦然。這些事實也說明，至少到目前為止，見證或體驗心靈現象多半仍是一種私密且個人的經驗，任何涉及心靈研究的科學家，雖然萊茵博士對此持樂觀態度，依然要冒著賠上專業聲譽與學術生涯的風險。
安貝蘭與馬丁主義
羅伯特・安貝蘭（Robert Ambelain，1907－1997）是一位法國散文家和四十二本書的作者，其中有些是他用化名奧里弗（Aurifer）出版的。他是許多馬丁主義團體的活躍成員，同時也是一名共濟會會員，他從1960－1985年一直擔任著孟菲斯－麥西禮（Memphis-Mizraim）禮的總大師，並在1946年獲選成為諾斯底普世教會（Gnostic Universal Church）的主教。即使在1940－1945年納粹佔領法國期間，他仍持續帶領法國及國外的神秘學運動。他的著述更是涵蓋了神秘學的歷史、理論以及實踐層面。
同時身處許多不同的組織使安貝蘭對巨靈的形成、維持與解體可謂是暸若指掌。他在這方面的權威程度連薩杜和湯恩伯格都曾多次在他們的書中引述他的觀點。接下來的內容是出自他的《實踐卡巴拉》（Practical Kabbalah），由皮爾斯・沃恩（Piers A. Vaughan）翻譯，僅在少數人之間傳閱。
“我們以巨靈來稱呼一種透過強烈的精神能量所孕育的力量，它需要被定期餵養，如同寰宇間一切眾生的生命法則，或者也可以說它是一個由各種共性所堆砌起來的集體實體。
在超出人類肉體感知之外的無形世界存在著一群通過崇拜、篤信或狂熱產生的人造生物，我們稱之為巨靈。巨靈可以說是一股巨大精神能量的中心，它們有好也有壞。神秘教會、天上的耶路撒冷、基督的奧體等諸如此類的稱呼都是在形容天主教的巨靈。共濟會、新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亦有各自的巨靈。甚至連那些支持者眾多的政治意識形態也有。
通過儀式或知性上的追隨就可以與這些能量實現精神融合，使自己成為它的構成細胞之一。這個人所擁有的品格或缺陷都會被增強巨靈的力量，作為交換，巨靈會將他與物質世界的其它外在力量隔開，並且憑著它過去所積蓄的集體力量，極大地強化這個新加入進來的人的力量。我們可以用通俗的語言來把巨靈形容成一個‘圓’，從而直觀地表達某種類似電路的觀念。在那些構成它的細胞與巨靈之間——也就是說，在每一名成員與這個整體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心靈循環效應。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每當反對這種觀念的人在研究其起源、本質與生命的時候，最後總會以轉而認同或至少部分接受它而告終，即使他們自己並未察覺。他們已經接上了一股能量，這讓它又變得更加強大，甚至能在不知不覺中誘使他們偏離自以為正在踏上的道路。如果他們背後沒有保險的話，這個動作只會更加殘酷且強力。”（註30）
根據安貝蘭的說法，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的《靈性操練》（Spiritual Exercises）實際上已經描述了巨靈的誕生方式，羅耀拉是耶穌會的創始人。還應該強調的是，巨靈是通過儀式而被賦予生命力，因此只有一群人形成團體後才有可能創造它們。這意味著，一旦其“還活著的團員被送上火刑”、所有儀式與相關的法器都被摧毀的話，巨靈就會迅速消滅。要是沒有了這些物質供給和情緒－心靈能量的持續餵養，存在於星光界的巨靈便會枯萎而死。一定要動用火刑是為了避免流血，血液是生命力量的媒介（“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記》17:11），特別是如果它是在儀式中被釋放的話。
然而，由於一個人在選擇退出或被逐出教會的時候可能會遭遇猛烈的報復，安貝蘭建議人們可以暫時向“同等但相反的力量”尋求庇護。如同物質世界的各種團體能存在是因為有人加入，巨靈也需要吸引星光界中的實體和生命才得已存在。巨靈能有多少力量來吸引、強迫和維繫這些實體，取決於它們在塵世的追隨者施展的儀式與供奉。同樣的，所有的巨靈都同時存在於三個層面：物質界、星光界、天國界。
出於這個原因，任何儀式如果在過程中遭到打斷都將對巨靈的生命力造成莫大的傷害。不管儀式經過多少修改都難以避免這種可能，這使得保密變得相當重要。由這些儀式十分講究“秘密的稱謂、咒語和術式...如此才能最好的喚醒與創造巨靈”，甚至有的會透過占星術挑選良辰吉時，以趁機利用天體和宇宙週期的力量。這就無怪乎許多秘密社團都十分重視春/秋分和夏/冬至。不過，在規模更大的運動中，懷著滿腔熱誠一頭栽進去的“忠實”群眾本身就已經提供了一定數量的生命力，但這是一種被動的生命力。只有那些真的有能力且專注的魔法實踐者才能提供在質與量上都無可挑剔的主動生命力。正因如此，不管有多少相反的說法，事實是任何神秘學運動或靈性運動都不可能存在平等主義，因為總是會需要有一個領導層或“內部圈子”來維繫和引領巨靈。
我們前面提到的帕特里克・扎列夫斯基曾用蜂巢來比喻巨靈的形成、成長甚至變異。在與本作者的私人通信中，他寫道：
“想像一個儀式或信仰，它的整體範圍包含了作為核心的組成部分及其它支撐部分，可以將它們比擬成是一個不斷在細胞分裂的蜂箱或蜂巢的內部。雖然不斷有細胞在加入甚至改變，但只要它們全都保持著一個核心的原則，這個巨靈就只會產生些微的變化。但是，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引發脫胎換骨的改變。黃金黎明系統中的一個例子是以諾石板（Enochian Tablets）上的不同字母。即便這些字母各個迥然不同，以諾石板仍然還是以諾石板。你可以依此類推至其它一般的儀式。這是一種衡量差異的方式——當它們只是次要元素的時候並不重要，但當它們變成主要元素的時候就很重要了！”（註31）
從心靈的角度來說，巨靈其實就是抽象的力量被予以實體化後的產物。舉例而言，和平、戰爭、愛情、財富和國家這些概念都是抽象的力量，但它們卻被通過各種儀式性的行為賦予生命，最終獲得了專屬於自己的標誌或符號而得以具象化。這些標誌或符號與公司、品牌或產品標誌沒什麼不同，它們本身或多或少都已是某種巨靈。就像公司標誌象徵著對公司及一起打拼的所有員工的法律保護力，巨靈的魔印（sigillum）也是其追隨者的記號、指引與保護力量。
可是，這種關係無法永遠持續下去。巨靈在存在一段時間後往往會越來越獨立、不願再服從它們的主人。一個巨靈很容易就會變成“兇狠的暴君”，進而導致圍繞著它的團體或運動漸漸偏離初衷。因此，要征服一個巨靈，首先必須將其叫醒。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神秘學團體會給自己設定一個壽命或“到期日”（例如玫瑰十字會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再次“啟封”或“封起”他們的智慧密室）巨靈就像是一種實用的機制或工具，但一場運動若要持續保持對巨靈的控制與不偏離自己的初衷，它就必須要像人一樣有起來也有休息的時候。
總而言之，巨靈的形成與所有渴望在物質世界中產生結果的魔法操作是相同的。在這個過程中，香火、標誌與符號、具體圖像的可視化、“魔法鏈”的形成以及被情緒慾望注滿的精神能量，所有這些都是定期舉行的儀式所需。雖然夠多的成員數量本身已足以確保巨靈獲得一定的物質生命，但還是需要定期且熟練地執行儀式，並結合成員們的精神能量，才能確實地賦予它力量。因此，務必要盡可能保密，並使那些雖然認識但並不隸屬這個團體的人對它產生善意、認可甚至是被動的支持。
這種對一個巨靈的普遍善意，或至少是中立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牽動著巨靈們在星光界的互相對抗。這樣的對抗最常發生在國家、宗教、政黨或任何存在激烈競爭的領域中。法國神秘主義者保羅・塞迪（Paul Sedir）曾描述過巨靈互相戰鬥的情景。下面的內容是引自塞迪的《啟蒙》（Initiations）中發生在一位渴望探究神秘學知識的醫生，與握有這些知識的安德烈亞斯（Andreas）之間的對話。安德烈亞斯首先發言：
“慘痛的歷史悲劇，誠如你所見，都不是憑空發生。一個人如果想做些什麼，首先得明白這一點。我們法國人比任何人都有權利與義務去熱愛我們的祖國。醫生，假使你對無形世界有任何瞭解，你一定知道法國為歐洲帶來了多少美麗與光明，儘管它有一些愚蠢的不肖子孫和犯了些小錯的王公貴族...忘恩負義絕不只是人的專長。被那位喜愛誇誇其談的埃利法斯・利維稱之為‘巨靈’的東西同樣也有這個缺點。其它國家的巨靈並不在乎我們的國家。相反，它們亟欲除之而後快，然後用搶來的戰利品充實自己。至於魔鬼，它不會錯過任何一次爭端，總是盡其所能煽風點火。它在我們談論的三個人身上察覺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這三個人都沒有祖國也沒有信仰，他們心中的神就是他們自己，無形的力量打算利用這三個傢伙充滿自負的激情，他們手握著市井生活中最強大的扳手，正摩拳擦掌著要打倒我們的國家。”
“我想我開始明白了，”我說。“但請容我這麼問，您是打算阻止這個聯盟嗎？”
“當然，醫生。上天既然賜予我能力，這難道不是我的責任嗎？”（註32）
政治與神秘學
加里・拉赫曼在《政治與神秘學：左派、右派的無形思想之源》（Politics and the Occult: The Left, the Right, and the Radically Unseen）中也討論了巨靈在政治事務中的角色。正如拉赫曼在他對巨靈世界的短暫探索中指出，即便沒有精神力量在幕後作祟，群體意識仍舊可以被輕易利用來為善或為惡。拉赫曼援引了波蘭哲學家、語言學家與詩人讓・格布瑟（Jean Gebser）和他的“魔法意識結構”，這是指一種透過所有人的互相聯繫產生、並表現出一種群體特徵的意識。拉赫曼指出，這種集體“陰影”或“巨靈”甚至可以經由小說創造，比如英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政治家愛德華・布沃爾・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所著的神秘小說《即臨之族》（Zanoni）便是一例。拉赫曼接著引述了美國歷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莫里斯・伯曼（Morris Berman）的話，他最出名的著作是《返魅的世界》（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隨著無形的層面累積起足夠的心感與體感變化，最終整個文化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註33）
這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精神力量是各種團體有意識的創造與培養出來的東西。儘管其中以宗教和政治團體最容易察覺——而玄學與神秘學運動則對它們的巨靈的存在與力量最為直言不諱——甚至在媒體主導的世界裡，我們還可以看見知名明星的營銷品牌、跨世代的電視節目與電影也有了它們自己的巨靈。它們本身也許是由更小的單元所構成，但最終都融入了更大的理念或集體實體之中。
20世紀60－70年代的人類潛能運動，正是它奠定了日後的新紀元運動，吸引了各式各樣的追隨者，其中有些人想要創造一些積極的思想聚合體，甚至是“賦予”這項運動巨靈以貫徹其使命。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帶來與締造一個更開明的時代——只是，這裡的“更開明”究竟是指對誰而言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