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在物質世界中仍是一個謎。這股精神火花是從何時點燃了人類的想像力？我們又是在什麼時候邁出了走出本能與無意識的第一步，使得我們如今能擁有佛陀、貝多芬甚至是登上月球？我們是從幾時開始與我們千百年來的野獸祖先分道揚鑣，進而在自我意識之光的照耀下開眼看世界？換言之，我們到底是從哪一刻起成為了真正的人類？沒有人知道答案。而且很可能永遠無法知道。追尋自我意識首次萌芽的確切時間似乎注定只是一場空；光是什麼樣的證據才算數就足以令最熱心的研究人員打退堂鼓。儘管如此，它仍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並且不太可能真的絲毫痕跡都沒有留下。
意識的根源深植在前意識的肥沃土壤中，要回顧人類的歷史與史前史，就絕對無法略過神話。正如埃里希・諾伊曼和瑪麗・路易絲・馮・弗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指出，幾乎所有的創世神話——即那些試圖解釋“世界的誕生”的故事——都可以被理解成是對意識如何從原始的無意識狀態中產生的隱喻（註1）。這裡僅舉一個例子，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上帝的其中一個名字叫做“自有永有”，這實際上就是對自我意識的表述。光是最早被創造出來的事物，在那之前只有一團黑暗、混亂、“空虛混沌”，這可以說是對無意識或前意識狀態的恰當描述。
不過，說我們可以把意識的產生比作是一個世界的誕生並不只是一種修辭手法。小孩子一般直到兩歲之前都還無法區分自己與外在的世界。對他們而言，所謂的“世界”實際上並不存在，也就是說沒有什麼“事物”是與他們的意識互相分離的。他們與這個外在於自己身體的世界彷彿渾然一體，這就是諾伊曼所說的“完體”（uroboric）階段，這個名字是取自著名的煉金術象徵符號−銜尾蛇（ouroboros），這是一個代表整體性的原型符號。在這個階段，心靈和後來將會變成“世界”的東西仍處在一種圓滿而無意識的統一狀態中。我們只需要看看被母親抱在懷裡的嬰兒，就可以理解諾伊曼的意思。
諾伊曼——如同我們將看到的，與其他思想家一樣，例如讓・格布瑟——相信早期的人類也曾是如此看待他們所身處的地球，至於動物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像我們一樣認知到“世界”的存在仍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動物是以一種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之中——無論如何，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陷入我們有時在碰見一個陌生、外來的，與我們的存在幾乎完全相異的他者時從心裡湧上的那種恐懼，也不會像我們一樣在凝視滿天星斗或落日餘暉時不自覺地心生敬畏。像被逐出伊甸園這樣的神話真正要強調的其實不是上帝對不聽話的受造物的懲罰。相反的，這些神話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唯有痛苦地走出那種無憂無慮的無意識狀態後，意識才能夠從中產生。亞當與夏娃對他們赤裸身體感到羞恥，這是因為他們此時已不再是無意識的生物，反而已經跨越了意識的門檻。在那一刻，伊甸園的和諧被破壞了，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眼前有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不管這究竟是好是壞，他們現在已再也無法與那些飛禽走獸為伍了。
在諾伊曼看來，還有其他心理學家如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和D.W・韋恩科特（D. W. Winnicott）也同意這一點，被逐出伊甸園既不是真實的歷史事件，也不只是一種深嵌在人類心靈中的原型神話。它實際上是每個人在結束嬰兒時期的完體階段後都要經歷的創傷性事件。諾伊曼寫道：“脫離完體、走進世界，認識到普遍的對立法則，這是每個人、每個個體成長過程中無法逃避的‘使命’。”（註2）這些“使命”就是古代神話裡英雄們在“冒險”中要碰到的挑戰，而它們當然也不只是單純的故事。我們每個人，如果我們想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亦即榮格所說的“個體化”——就不得不面對這些挑戰。這些挑戰在今天好像沒有那麼可怕，畢竟我們大多數人都早已失去了“我們”這個概念還很朦朧時的那段記憶。但如同諾伊曼指出：“我們一般會覺得這句關於自我身份的邏輯陳述——‘我是我’——這個最基本的意識定語簡直是一句廢話，殊不知其實際上是一個天大的突破。”（註3，我也在我兩歲大的兒子身上看見了這一點，我可以保證這是真的）
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這些挑戰也是作為整體的人類必須要面對的，我們常說的“文明興起”就是指我們開始從集體上邁向成熟的過程。至於我們能不能成功以及以什麼方式通過這些挑戰，又可能在哪些挑戰上卡住，就是我們每個人自己必須面對的問題了。
諾伊曼的觀點其實和魯道夫・史代納還有安德烈・馬夫羅馬蒂斯非常相似，之後我們也會在讓・格布瑟的哲學中再次看見相同的想法。結束完體階段並不是只要捨棄兒時的那種與自然“渾然一體”的狀態那麼簡單。諾伊曼寫說：“人在世上的任務就是要運用他有意識的心靈來回憶起他在意識誕生之前曾經擁有的知識。”（註4）這一觀點與柏拉圖的知識即回憶之說可謂不謀而合。它也令人想起史代納所預言的未來的意識將是舊月亮意識與理性意識二者的結合，它也與馬夫羅馬蒂斯所說的臨夢幻覺狀態有不少相似之處，在這種狀態下意識會“倒退”回到舊腦結構，同時間卻又依然保持著新腦結構帶來的清晰性。這種心靈平衡說起來好像很容易，但真正要做起來卻很困難，而且這常常會導致所謂的“金髮姑娘綜合症”（Goldilocks syndrome），也就是一個人或一整群人變得要不是理性過頭，就是完全喪失理性，只有很少人才能夠抓住那個“恰到好處”的平衡（我在拙作《放開你的心：60年代的神秘主義與水瓶座時代的黑暗面》〔Off Your Mind: The Mystic Sixties and the Dark Side of the Age of Aquarius〕中探討過這方面的一個實例：20世紀60年代的“神秘學復興”運動）。
現有的證據顯示，自我意識的誕生算是一個相對較晚近的事件。有鑒於此，整個天秤一直以來似乎都是更往無意識的一邊傾斜。我們也許很難想像自己的祖先幾千年來一直都生活在一種類似於我們嬰兒時期的狀態中。然而，正如諾伊曼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無意識的束縛力是非常強大的，而且我們現在擁有的意識其實也算不上是最成熟、完整的意識——至少我們目前還沒發展到那個階段。追求意識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維持意識更絲毫不比前者要輕鬆。很多人不願意這麼辛苦，寧可回到那一無所求的無意識狀態——這便導致了我們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吸毒、酗酒以及其它更糟糕的性成癮或暴力問題。不過，也不要以為我們的意思是意識一定是好的、無意識一定是不好的。小酌一杯放鬆一下、沉浸在書本或電影中，都是放鬆意識與敞開心扉的好方法。真正的問題在於要取之有度。濫用藥物逃避現實與適度飲酒來舒緩意識是完全不同的，那種什麼都要一板一眼、不知變通的“理性”生活方式同樣也根本不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與決定負責任。就像在童話故事裡一樣，在現實生活要做到恰到好處也真不是那麼容易。畢竟我們的自我意識嚴格上是一個很新穎的事物，而這又是一個難處。
如前所述，對於自我意識究竟是如何產生，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現代”人類至少從十萬年前才首次誕生在非洲，但我們很難想像這些老祖宗會有像我們一樣的意識；諾伊曼和讓・格布瑟等理論家皆認為，老祖宗的精神世界可能更接近於動物，尚未完全脫離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完體狀態。按照標準的觀點，智人——這群“行為上”的現代人類，也就是我們——是在又過了六萬年後，即大約四萬年前才從所謂的“文化大爆炸”中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藝術、宗教、魔法、技術和社會組織的雛形大致上都有了，它們標誌著我們已經與更早以前的祖先分道揚鑣。但即便在這時，我們的內在世界與他們的內在世界想必仍然有著天壤之別。早期的智人看起來幾乎與我們無異，很多行為也跟我們相去不遠，但他們是否真的會像我們一樣思考卻是另一回事。
雖然很難，但要找出自我意識誕生的確切時間點確實不是不可能，因為文字或符號的出現肯定是它的標誌之一，也就是我們俗稱的“信史”。正如埃里希・諾伊曼寫道：“只要還沒有自我意識，就不可能產生信史；因為信史需要一種能夠‘反思’的意識，懂得反思之後才有可能書寫歷史。因此，可以說信史誕生以前的意識仍處於一團混沌、尚未產生出真正的差異性。”（註5）這似乎意味著“我”與“信史”應該是在同一時間誕生的——或者說，按照定義應該是先有了“我”之後，信史才能出現。這就是說，在沒有“我”之前不可能有信史，因為那時仍沒有一個“我”可以來對這些事情進行反思。
事實上，如果仔細想一想，不難發現“我”其實就是那個反思的動作本身：“自我”是對它自己的反思，畢竟很難說一個不會反思的自我怎麼還能叫做自我。如同A.R・奧雷吉所說，自我意識就像是一張開始會自己翻轉的相紙。一個“自我”如果不會反思便不可能意識到自己。擁有一個“自我”、成為一個“自我”——“自我創造”（selfing），如果這麼形容合適的話——本身似乎是一種“雙元”或“重疊”的意識，令人想起上一章討論過的與臨夢幻覺有關的“雙重意識”。有些形上學家相信，這個世界是源自於上帝對祂自己的“反思”。在人類身上，這種反思就是信史的開端。
但是，如果信史是自我意識萌芽的徵兆，那麼它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一般認為，我們熟悉的信史最早是出現在五千年前的新月沃土−“文明的搖籃”。傳統上會把人類文明與信史誕生的時間與地點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上下埃及正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統一、開啟往後的王朝時期。著名的那爾邁調色板（Palette of Narmer）刻畫了第一王朝的開國法老正在用他手中的權杖擊打被自己征服的階下囚，這就是在象徵埃及的統一。如同一位學者指出，有很多探討人類文明“起源”的書籍都很喜歡翻印這幅插圖，它甚至被形容為“埃及信史第一章的第一頁”。基本上任何文明史教科書對此都沒有異議。然而，像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把人類這個物種——從我們最早的祖先到現在的我們——在地球上活動的時間劃分成了兩個極不均勻的部分。
在非洲發現已知最早的石器可以追溯到兩百四十萬年前，據說是人屬中最早的成員−巧人製作的。從這位祖先開始製造舊石器時代的工具到那爾邁法老用狼牙棒把他可憐的臣民打得皮開肉綻、從而標誌著文明的開端（鑒於這種開端是如此“暴力”，我們不得不納悶為什麼它卻會被稱之為“文明”）的這段過程佔據了“人類”在地球上活動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以那爾邁為開始至今的文明時期則只佔百分之五。假如我們將自我意識與信史、文明的誕生聯繫在一起，就很容易理解這東西到底有多新。在“我們”出現在地球上的絕大部分時間，自我意識一直是不存在的，至少不會是我們現在熟悉的自我意識。這也難怪才剛呱呱墜地沒多久的自我意識總是很難抗拒重新回到那昏暗無光、輕鬆悠閒的過去的誘惑。
不過，也有學者質疑這種劃分方式究竟是否妥當，而且他們還認為這兩個時期並未獲得對等的重視。如果說信史時期只佔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百分之五的時間，但顯然它卻吸引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關注與讚歎。“史前”往往充滿了各種負面的含義；當我們想像世界毀滅時，我們會說一切都被“炸回石器時代”。反之，即使少數的不滿聲音往往被視而不見，文明卻變成了一切理想的代表，是“進步”的化身，尤其是在技術意義上——當然，這其實就跟我們對“史前”的定義一樣狹隘。並不是所有考古學家都同意這種二分法，他們甚至也不一定認同我們現在定義文明的標準，但在我們之前可能還存在更古老的“失落”文明的想法，就跟說我們可能不是猿猴的後裔一樣，是不能觸碰的話題。
當然，這樣的想法實際上是許多神秘學思想的共通主題。我們在討論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魯道夫・史代納時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一想法又通過鮑維爾（Pauwels）和伯杰爾（Bergier）合著的《魔法師的黎明》（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1963）而變得大受歡迎。總之它與其它幾十個類似的古怪論點都認為，有證據顯示擁有先進技術的“史前”文明確實存在，比我們還要早上數千年，並且很可能是來自外太空的饋贈。到了60年代末，這樣的想法又衍生出了埃里希・馮・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及其徒子徒孫的那些雖然暢銷但內容卻並不怎麼經得起考驗的作品，然後它們繼續通過約翰・米歇爾（John Michell）在反主流文化中獲得了為數不少的擁護者。作為一位柏拉圖式的哲學家、數學家與神聖幾何研究者，米歇爾在《亞特蘭提斯概覽》（The View Over Atlantis，1969）中等幾本著作中提出，像巨石陣、格拉斯頓伯里、獅身人面像以及其它聖地都透過“靈線”（ley lines）形成了一個互相連接的網路。
靈線是一種縱橫交錯過這整顆星球的磁力線或“精神”力線，而且它們的存在早已為古人所知。早在西方文明興起的幾千年前，米歇爾口中的這些古人就已經知道地球的秘密力量，並以天文學、神聖幾何學還有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了文明。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了一系列更近期、同樣非常暢銷的書籍中，它們都主張人類文明的歷史遠比主流觀點所承認的要淵源流長得多。其中尤以葛瑞姆・漢考克（Graham Hancock）與羅伯特・鮑瓦爾（Robert Bauval）最具影響力，他們兩人皆認為獅身人面像很可能早在公元前10500年就已經建立。
對於在20世紀70年代讀了米歇爾的書而從四面八方湧入格拉斯頓伯里等聖地的嬉皮士來說，他的靈線理論可以說是新紀元運動的先聲；而在批評家看來，這一切都只是標準的烏托邦幻想，無非是在重彈黃金時代的老調，頂多加上了一點紮染褲和廣藿香精油。然而，“我們知道的文明”還不是文明的全部這種想法在近年來逐漸獲得了不少研究人員的支持，他們的理論絕不該被簡單地斥為胡說八道。如今我們似乎越來越有理由相信，我們口中的“史前”時期絕不只是文明興起以前的一段漫長的低谷而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