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off-guardian.org/2022/04/29/kickbacks-corruption-scandal-the-history-of-the-cdc/
By Michael Br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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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成立於1946年，起初它只是一個爛泥扶不上牆的準政府機構，只有少得可憐的預算、少得可憐的員工，它的任務也非常單純：“阻止瘧疾在全國肆虐。”
如今CDC已是美國最主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其宗旨為“保護美國免受健康、安全與公安威脅”，它還不忘標榜自己將永遠以“國民的健康安全為己任”。
CDC的指導方針和建議幾乎是美國主流醫學界的標準，並且也被全國上下的公衛部門及其它大多數機構奉為圭臬。
CDC向美國人民承諾，它將：
“勤勉運用委託給本機構的預算，基於公開、客觀且最高質量的科學數據做出公共衛生決策，社會的利益就是本機構的利益。”
這一崇高的宣言給人的印象是，CDC應該會兢兢業業地工作，守護所有美國人民的健康。但仔細回顧一下CDC的歷史和它的現狀，就會發現這些動聽的言辭似乎跟CDC的實際運作方式存在著很大的落差。
奧茲說話了〔奧茲為《愛麗絲夢遊仙境》中裝神弄鬼的巫師——譯註〕
“CDC在醫生中具有很高的聲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被認為是一個公正中立的機構。但與生物製藥公司的金錢往來如今正在動搖它的信譽。”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前主編瑪希雅・安吉爾（Marcia Angell）
在主流媒體的話語中，任何人要是敢於質疑CDC的規定和指導方針就會被貼上“陰謀論”的標籤，被貶成行巫術或中世紀三流醫術的江湖郎中。
在許多美國人心中，CDC代表了“與健康有關的一切問題”的最終裁決者。質疑這個無所不能的官僚機構就是在質疑神聖的健康誡命、質疑現行的醫療制度本身。
人們普遍以為CDC既然是一個政府機構，自然懂得拿捏自己與健康產業的分寸，因此它不會受到金錢利益的左右。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
儘管它是如此受人景仰，但仔細回顧歷史卻會發現，說CDC把自己的本份搞得一塌糊塗並不誇張。隨著該機構的權力和預算多年來不斷膨脹，其中包括越來越多的企業捐款，我們恐怕不得不捫心自問：“CDC是否真的履行了它要保護公眾健康的承諾，還是說現在的它只不過是又一個臃腫不堪、只顧著為它的金主做牛做馬的準政府機構？”
與“CDC不接受商業捐款”的聲明相反，根據《英國醫學期刊》2015的年報導：“CDC的確直接、間接地從相關行業那裡收到了數百萬美元的贈禮和捐獻。”
據幾個監管組織在2019年提交的一份請願書稱，CDC聲稱它不受遊說影響且“與商業產品製造公司沒有任何金錢利益或其它關係”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這份請願書更進一步指出，CDC自己也“很清楚這些說法是多麼不真實，所以它專門設計了程序來它讓可以從特定人士、特定情況下收受包括商業產品製造公司在內的捐獻者的數百萬美元捐款。”
就連在CDC自己的《活動計畫報告書》（Active Program’s Report）中就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樣的指控絕非空穴來風。
舉例來說，輝瑞公司在2016年向CDC基金會捐贈了三百四十三萬又五千美元，名義上是用於一項隱球菌疾病防疫計劃。
類似這樣的做法至少從1983年以後就已經變得司空見慣，因為國會授權了CDC可以接受來自“外界”的贈禮：
“在沒有附加條件的情況下...有益於（公共衛生）機構的利益及其職能的捐獻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這些捐獻被明定必須用於公共衛生，但現實是這些款項往往綁著各種附加條件。正如《英國醫學期刊》前面的報導所提到的，製藥業在特定項目上捐獻給CDC的資金最後會通過後者的認證與營銷重新回到公司的口袋。
隨著CDC基金會在十年後正式成立，在國會許可下的捐獻水龍頭將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CDC基金會
CDC基金會是在1992年由國會為了“更好地動員慈善與私營企業的資源”而發起並在兩年後成立。
自那之後，CDC基金會便成為了眾多企業利益集團用來對CDC施加影響的主要轉手機制，大型製藥公司每年都會向這個“獨立、慈善性的CDC基金會”捐款數百萬美元。
然後，CDC基金會回過頭就會“出於慈善用途”將這些製藥公司的捐款轉給CDC。CDC正是透過這番伎倆來直接從製藥公司那裡收受獻金。
在它成立僅僅十年後，CDC基金會已籌集了一億美元的私人資金，“以彌補CDC的不足之處”。
有些人認為，如此大量的金錢利益恐怕會使得該機構完全淪為製藥業的鷹犬，形成一個完全違反倫理規範、徹底腐敗的馬蜂窩，這同時也引發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CDC究竟是在為誰工作。
CDC基金會到底是真的慈善機構，還是說它只是隱瞞利益衝突的白手套罷了？
大量湧入的企業資金是否會將CDC的韁繩轉移到醫療、製藥業及其他金融家手上，從而讓他們得以決定“公共”衛生政策的方向？
這是否會讓以商業為考量、逐利為目的的醫療項目能夠仗著CDC的背書來把持公共衛生政策？
這些疑問的答案似乎就藏在CDC基金會的捐款人名單中，其讀起來簡直就像是一份流行病投機客和慈善豺狼的“名人錄”。
CDC基金會的主要金主包括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 Alliance）、彭博慈善基金會（Bloomberg Philanthropies）、富達投資（Fidelity Investments）、摩根史坦利環球機會信託基金（Morgan Stanley Global Impact Funding Trust）、微軟、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Google、Facebook、默克製藥、嬌生基金會以及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這個無所不在的“慈善大戶”。
看不下去的自己人
2016年，CDC內部的一群資深科學家集體致信當時的CDC負責人卡門・維拉爾（Carmen Villar），他們表示CDC“正在受到外界各方人士的干涉和左右...這種情形正在成為常態，而不是罕見的例外。”
這封聯名信點出的違規行為包括：“有問題且不道德的行事風格”、“不可靠的數據被蓄意隱瞞”、“故意改變定義和修改數據，以確保結果看起來沒問題”。
這群科學家繼續指出，CDC“壓住了所有這些（問題），所以媒體和/或國會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甚至“CDC的工作人員還會想盡各種辦法拖延《信息自由法》的解密和阻撓任何調查。”
這封信還聲稱，CDC的代表與企業實體有“不正當的關係”，暗示了雙方的確存在直接的利益關係。
儘管近年來對CDC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多，但回顧他們的歷史才會知道這些不當行為和作派究竟有多麼淵源流長。
驚天大醜聞
早在1976年，CDC就曾為了爭取更多預算並證明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的合理性，而發動過一次規模浩大的醫療恐怖活動。這就是臭名昭彰的1976年豬流感醜聞，兩億一千三百萬美國人被迫為了一場子虛烏有的流行病接種疫苗。到了1976年底這個謊言終於紙包不住火時，已經有四千六百萬美國人接種了這完全沒必要的疫苗——並且還是在知道疫苗可能會引起神經系統疾病的情況下。結果這導致了數以千計的不良反應事件，包括數百起格林－巴利症候群。
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在《60分鐘》（60 Minutes）節目上很好地解釋了這場騙局的來龍去脈。
在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剛開始時，大衛・森瑟博士（Dr. David Sencer）——CDC的負責人——曾在國家電視台上親口承認“全世界目前只報告了幾起（豬流感）病例，且其中尚無一例獲得確認。”當被問及“豬流感以前是否曾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爆發過”時，他的回答非常直截了當：“從來沒有。”
但這並未阻止疫苗接種計劃被繼續提上日程。
與CDC公然標榜的“公共健康守護者”形象不同，這種不當決策才是其一貫的標準作業程序，並且還會成為未來其它大流行病效法的模板。
接下來還有更多醜聞將會曝露CDC的真面目。
・1999年，CDC被指控挪用了本來應被用於慢性疲勞綜合症治療計畫的兩千兩百七十萬美元。政府審計人員表示，他們無法確定其中四百一十萬美元到底被用在哪裡，CDC自己也沒辦法交代這筆錢的去向。
・2000年，CDC向國會謊稱它已將七百五十萬美元用於漢他病毒研究。事實上，這些錢絕大部分都已被CDC轉移到其它項目。“一位官員表示，由於CDC的記帳方式，幾乎無法追蹤究竟有多少錢被轉移，但他粗估至少超過數百萬美元。”
・2009年，在臭名昭彰的H1N1豬流感騙局中，CDC被迫召回八十萬劑兒童豬流感疫苗，因為這場大流行病危機從未成真。
・2010年，國會發現CDC“在飲用水是否含鉛的問題上置華盛頓居民的健康於不顧”。一份國會報告發現，CDC並沒有及時警告華盛頓居民他們正在飲用的水中有高含量的鉛，並且“在公共衛生界留下了危險且錯誤的印象，容易造成人們誤以為這種被鉛污染的水對兒童來說仍在安全範圍內。”
・2016年，《國會山報》報導了CDC的兩起醜聞。其中之ㄧ是CDC涉嫌“掩蓋”一項名為“全國婦女綜合篩查與評估（WISEWOMAN）的計畫表現不佳的事實”。根據指控，這項計畫中的“特定定義被擅自改變，數據也被‘美化’好讓結果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好。”CDC事後還全力壓制這些消息外傳。
另一起醜聞涉及可口可樂公司與兩名CDC“高管”之間的關係。這兩名科學家被指控篡改了一項關於含糖飲料的健康研究。在事情曝光之後，其中一位科學家就直接從CDC退休了。
曝光這些醜聞的是CDC科學家研究誠信、勤奮與道德維護協會（CDC Scientists Preserving Integrity, Diligence and Ethics in Research）或簡稱CDC SPIDER。
這些科學家在他們的聲明中強調：
“我們的使命正在發受到外界各方人士和不當利益關係人的干涉和左右...最令我們擔憂的是，這種情形正在成為常態，而不是罕見的例外。”
他們是匿名提出這些指控的，“因為害怕被事後算帳”。
另一個可恥至極卻稱得上教科書級的大型製藥公司旋轉門案例是前CDC主任茱莉・格伯丁（Julie Gerberding）。格伯丁曾在2002－2009年間擔任CDC主任，“期間一手促成默克公司極具爭議且商機巨大的嘉喜疫苗（Gardasil，子宮頸癌疫苗）迅速通過重重監管迷宮。”
〔根據《英國醫學期刊》發表的一篇文章〈循證醫學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製藥業對醫學研究的不當影響已經越來越嚴重，2019年的一項同行評審研究發現有將近四百種常見的主流醫療療法其實根本不具任何療效，其中尤以藥物療法為大宗——譯註〕
後來默克給她奉上了疫苗部門總裁的位子，一個不用幹什麼事就坐享高薪的職位，而且她還很幸運地在最好的時間點將持有的默克公司股票通通兌現。
2018年，CDC又曝出了另一起勾結醜聞，其董事布蘭達・菲茨傑拉德（Brenda Fitzgerald）因為買進了香菸和垃圾食品公司的股票而被迫辭職，這些正好都是CDC應該監督的公司。
CDC與疫苗業
CDC雖然不直接接管製藥業，但它的政策和建議仍對製藥商有很大的影響力。最明顯的就是國家的疫苗接種計劃——尤其是CDC為兒童和青少年安排的疫苗接種計劃。
儘管它推動了世界上最激進的疫苗接種運動，但檢驗一下實情就會發現，與CDC透過鋪天蓋地的輿論宣傳試圖說服我們相信的相比，真正的現實顯然完全不同。
隨著接種規模的擴大，在製藥業賺取暴利的同時，兒童的健康狀況卻沒有獲得明顯的改善。在過去四十年裡，美國兒童的慢性病發作率從6%猛增至54%，並且美國還很可悲的擁有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嬰兒死亡率。
CDC目前還是替大型製藥公司安排疫苗購買、銷售與分銷事宜的首席中介與代理機構，即使該機構自己就持有與疫苗及其相關技術有關的多項專利，不用說這當然有利益衝突。更糟糕的是，CDC還把自己偽裝成是一個客觀中立的科學機構，疫苗是否安全全由它說了算，美國人是否還要打更多疫苗也由它說了算。
即使CDC不會直接販售疫苗，但它確實從獲得其授予技術許可的公司那裡收到了特許使用費。
CDC的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ACIP）在這方面的作用特別重要。由十二名成員組成的ACIP幾乎把美國公民的健康玩轉於掌上，因為它的職責就是要決定是否該“擴大和/或改變國家的疫苗接種計劃”。
CDC和這個委員的成員，在好聽點可以稱之為可能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持有且靠著一大堆疫苗專利賺得盆滿缽滿。這些疫苗專利包括了流感、輪狀病毒、甲型肝炎、炭疽病、西尼羅河病毒、SARS、裂谷熱及其它數種來頭都不小的疾病。
CDC持有的其它專利還有疫苗技術的不同具體應用，比如用於預防黃熱病毒感染的核酸疫苗、疫苗的氣溶膠輸送技術、佐劑、各種疫苗測試技術、疫苗品質控制技術，再加上其它許多相關對疫苗配套技術。
CDC與新冠病毒：通往新冠地獄的道路是由CDC的謊言鋪成的
“就像最下流的作家還是會有死忠的書迷，最無恥的騙子也仍然會有唯他是從的信徒；而且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一個謊言就算只騙得了一時，那也已經夠了，因為事後不會再有任何反悔的機會。一旦謊言當道，真理就只能踉踉蹌蹌地追在後頭；當人們發現他們被騙的時候往往為時已晚；玩笑已經開完，故事已經達到了它的效果。”
——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作為受命“保護美國免受健康、安全與公安威脅”的第一把交椅，當2020年新冠病毒開始朝著美國虎視眈眈的時候，CDC接下了其充滿爭議的歷史上最重大的任務。
CDC迅速進入超速狀態，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準則、法規、法令和法律，幾乎足以涵蓋全國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們絕大部分都與過去面對流行病的方針完全背道而馳。
在這場攸關生死存亡的“危機”中，CDC發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作戰。新的“準則”包括到哪裡都要戴上口罩、社交距離、接觸者追蹤、檢疫與隔離、新冠快篩、旅行限制、關閉學校、商業限制——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地方能不受到CDC機器的影響和控制。
哪怕只是一塊石頭也不能逃脫這些微觀管理（micromanaged）——即使是再簡單不過的勤洗手都可以在CDC的指南中被變成寫滿足足四頁的巴洛克式儀式，甚至還要拍成一整部影片。
在這個一切都要被重新教一遍的時代，CDC的“權威指南”中卻偏偏漏掉了要適當補充營養和多多運動。
不斷改變科學的定義
這些法規和定義幾乎每個星期都在變，混亂似乎永遠有增無減。然而每當受到質疑的時候，CDC又會義正嚴辭地宣稱“科學已經有了定論”。
一旦在政治上有利可圖的時候，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口徑，然後巧妙地解釋說：“科學也是會改變的”。
反正只要有需要，定義隨時都能變。
雖然其中最明顯也最具爭議的例子就是口罩到底有沒有用——數十項比較研究清楚證明了它們一點用也沒有，甚至有害健康——但CDC一再轉彎的背後卻有著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意圖。
一個更能說明CDC是多麼表裡不一的令人震驚的例子發生在2020年3月24日，CDC改變了我們既往對“死亡原因”的認定標準，結果在新冠染疫死亡人數的計算上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更動變成了一個分水嶺，導致往後有許許多多死亡個案被錯誤地歸咎於新冠病毒，反過來這又被拿來渲染恐懼，並被變成頒布嚴苛防疫政策的依據。
批評人士早已呼籲CDC應該進行全面重計，他們指出“僅僅因為新冠病毒而改變數據定義、蒐集和分析的標準”理論上已經違反了聯邦政府的指導方針。CDC也在提供給《路透社》的一份聲明中承認：
“CDC已在3月14日對新冠數據資料庫（COVID Data Tracker）進行了修正，因為它的算法不小心將與新冠病毒無關的其它死亡個案都算了進來。”
在胡亂更改認定標準兩年後，CDC現在不得不重新從“新冠死亡人數”中刪除數萬人。
新冠疫苗
隨著新冠危機的持續，每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最後都結束在了同一個地方：實驗性的mRNA基因療法被包裝成“疫苗”大肆販售，還被宣傳成拯救世界擺脫這場“危機”的萬靈仙丹。CDC本來應該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政府機構，照理說它應該要帶領這個國家走出泥淖，結果現在它卻只是在幫大型製藥公司最新的搖錢樹搖旗吶喊。
為了推銷這些實驗性的注射物，CDC毫不吝於祭出“安全有效”這個方便的營銷口號。一如既往，CDC關於mRNA疫苗的公開背書簡直是一團亂，甚至可以說是赤裸裸的欺騙。
問題幾乎立刻就出現了，因為很快就有人發現這些推銷宣傳所依賴的研究不但有缺陷，甚至連相關的數據都遭到了明顯的竄改和操縱。
起初還保證新冠疫苗能夠“阻止傳染”的CDC突然來了個法夾彎，承認就算打了疫苗也還是會染疫。
隨著“疫苗”開始如火如荼地推廣，CDC便繼續無視了所有安全警訊。
早在2021年1月，就有安全警訊顯示這些疫苗可能有潛在的危險。結果不良反應要不是被輕描淡寫，就是被完全置若罔聞。即使真實的數據一點也稱不上“安全有效”，但風險效益分析卻仍然被排除在外。
〔超過一千項研究證實新冠疫苗存在嚴重的副作用，包括凝血、心肌炎、心包炎、血栓、血小板減少症、過敏、貝爾氏麻痺症、格林－巴利症候群、癌症甚至是致死——譯註〕
當報導揭露有大量的新冠數據被刻意隱藏起來，不讓公眾有機會監督與進行獨立分析時，CDC的形象再次受到重創。現在有關這場疫情的醜聞已經堆積如山，這一切無不玷污了CDC作為一個可靠公共衛生機構的形象。
後記
CDC的竊盜統治（kleptocracy）可以說是當代美國政府機構的一個縮影。起初只是一個矢志要排乾沼澤的卑微機構，現在它卻變成了一個臃腫肥胖的官僚機構，正式成為了沼澤集團的一員。
CDC在真正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上沒有向美國人說實話是顯而易見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對CDC的信心正在急劇下滑，並且在許多人的心中，該機構曾經擁有的光榮泡沫已完全破滅。
對CDC的腐敗指控已不再只限於習慣批評政府的多疑人士；現在它們是有大量證據為證的有理問責。這不需要什麼陰謀論，因為這一連串的醜聞早已成為CDC“照常營業”的特色了。
“我們能相信CDC嗎？”
要想得到答案，恐怕需要換個問法：
“究竟擁有CDC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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