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希爾・扎哈羅夫：謎中人

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basil-zaharoff-man-of-mystery

BY RICHARD SPENCE

​

假如光明會真的存在，那麼巴希爾・扎哈羅夫（Basil Zaharoff）肯定是它的成員，至少曾經是。縱觀他漫長的一生（1849－1936），他曾獲得過來自三十一個國家的總計三百項榮譽，其中包括兩個英國的騎士頭銜。可是，不管是為他授勳還是對他不齒的人，究竟又有多少真的瞭解他呢？

除了最廣為人知的軍火販子、縱橫維克斯公司（Vickers）數十餘載的老油條這些形象之外，他在不同的人眼裡往往有著不同的身份。在唾棄他的人眼裡，扎哈羅夫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商人”，“無以計數的冢中枯骨是他的紀念碑；無數生靈的垂死哀嚎是他的墓誌銘。”（註1）他的朋友和同夥則為他取了一個暱稱叫“薩茲德”（Zedzed，ZZ），在他們的眼裡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巫師。英國駐巴黎大使、泰唔士的伯蒂勳爵（Bertie of Thame）曾坦言自己對扎哈羅夫“無比公正...卻又無比嚴厲”的性格“佩服得五體投地”，還有他的財力也同樣驚人，據說“他的口袋裡裝著法國許多有頭有臉的政治家。”（註2）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歐菈麗亞（Infanta Eulalia）卻也毫不避諱直斥他就是支配歐洲的邪惡“神秘學力量”的爪牙（註3）。

法國的扒糞記者（muckraker）羅傑・梅內韋（Roger Mennevee）認為他是“國際寡頭集團”的一份子，他的同胞雅克・邦松（Jacques Bonzon）相信扎哈羅夫是大英帝國的間諜。另一位法國人勒內・蓋農（Rene Guenon）甚至懷疑扎哈羅夫是“反啟蒙”（counter-initiation）勢力的秘密大師，至於撒旦教的創立者安東・拉維則稱讚他是撒旦美德的體現（註4）。還有一些人認為，扎哈羅夫無非是一個“沉迷於故弄玄虛、任由那些宛如神話般的流言蜚語流傳的江湖騙子。”（註5）

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扎哈羅夫的名字都已經在流行文化中留下了無可抹滅的印記。他啟發了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兩部小說，分別是《大國民》（Citizen Kane）以及另一部較少人聽過的《阿卡丁先生》（Mr. Arkadin，註6）。《丁丁歷險記》的作者艾爾吉（Georges Remi）也參考扎哈羅夫的形象創作出了——還能是誰呢？——一個名叫巴希爾・巴扎羅夫的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的軍火販子，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同樣曾在他的《詩章》（Cantos）的兩首詩文中以澤諾斯・梅傑夫斯基這個角色來暗示他（註7），另外他還聲稱扎哈羅夫正是伊恩・弗萊明筆下《幽靈》（SPECTRE）中的大反派恩斯特・布洛費德的靈感來源（註8）。

扎哈羅夫毫無疑問的確承擔得起這些形象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也不為過。這麼多年來，以他為主題的傳記一本接著一本，卻始終沒有解答到真正重要的問題（註9）。本文接下來的內容並不打算回顧他錯綜複雜的人生，相反的，本文只想試著闡明關於這位“謎中人”的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實，同時反駁一些常見的傳說和誤會。最重要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大英帝國的間諜，這是本文稍後所要探討的問題。

扎哈羅夫的出生地之謎

關於扎哈羅夫甚至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都還是眾說紛紜，那就是他的國籍。最常見的答案，也是因為它似乎是唯一有文件為證的答案，都說他在1849年10月6日出生於安納托利亞的穆格拉鎮，因此他是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希臘人。問題是，證明這一說法的文件是在四十多年後才由一位從未見過扎哈羅夫的年老神父所編寫，他甚至可能因為他的“作證”而獲得了報酬。他的家族姓氏原來可能是撒迦利亞（Zacharias）或撒迦利亞迪斯（Zachariadis），後來疑似是在暫居敖德薩期間遵循俄語改成了扎哈羅夫。不過有其它消息來源堅持他的原姓是扎拉普洛斯（Zarapoulos）或扎哈拉普洛斯（Zaharopoulos，註10）。至少，這位年輕的撒迦利亞・巴希爾應該跟他的父母一樣都是希臘人。

扎哈羅夫的故事彷彿永遠籠罩在五里霧中。光是他的出生年份就有好幾種說法，包括1849年、1850年、1851年，而且他還在不同的場合宣稱自己出生在穆拉、君士坦丁堡的貧民區塔塔維拉（Tatavla）或富人區法納爾（Phanar，註11）。還有其它消息來源說他出生在雅典（註12）。他有時說自己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黎凡特人、有時母親是希臘人、父親是俄羅斯人，又有時說自己在羅馬尼亞出生，母親也是羅馬尼亞人，虛虛實實令人暈頭轉向。當然，有一個可能是，其實就連扎哈羅夫本人都搞不清楚這些問題的答案。傳記作家羅伯特・諾伊曼（Robert Neumann）對這種情況總結說：

“（扎哈羅夫）喜歡混淆是非。你跟他討要出生證明。唉！當年一場大火燒掉了教堂裡的登記冊。你聽說在維也納的戰爭部辦公室中有他的檔案，果不其然真有一份文件夾，只不過裡頭空空如也...你拿到了可以調閱法律文件的許可證，要求查閱相關文件，可是哎！辦公室裡就是沒有人找得到文件在哪裡。”（註13）

扎哈羅夫還常常虛構自己曾在拉格比或牛津大學求學的經歷。事實上，拉格比大學很高興接受他這位校友，即使他們根本沒有他的學歷紀錄！（註14）事實證明只要你有了夠有錢有名，就可以隨便瞎掰自己的過去，還會有人爭相要來替你美言幾句。不過，正如我們將要看到，他曾經接受過某種英式教育似乎並不完全是胡說的。

有些人主張扎哈羅夫不可能是希臘人，他的一頭金髮和淺藍色眼睛完全不符合典型的希臘人長相。相反，他們堅信他要不是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不然就是俄羅斯人。除了以他的名字為證，支持後一種說法的傳記作家唐納・麥考米克（Donald McCormick）還聲稱沙皇秘密警察的檔案記載了他是一名俄羅斯逃兵，另一位傳記作家吉勒斯・達文波特（Guiles Davenport）講述的故事更不可思議，他說這位未來的巴希爾爵士其實是一位劣跡斑斑的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兼珠寶大盜！（註15）

如果不是希臘人，扎哈羅夫倒最常被當成是猶太人。這種可能性特別對反猶主義者的胃，畢竟在他們眼裡，任何像扎哈羅夫這樣富可敵國又無法無天的人都只可能是猶太人（註16）。但這並非純粹只是臆想。20世紀20年代初，蘇聯人曾向土耳其人提供了據說能證明扎哈羅夫其實是一位本名叫薩哈爾（Sahar）的敖德薩猶太家庭後裔（註17）的證據。

法國作家雅克・邦松認同這種觀點，甚至宣稱有拉比證書可以證明這一點（註18）。這種觀點最堅定的擁護者同樣是猶太人－哈伊姆・薩哈爾（Haim Sahar），他是一位遷居至英國伯明罕的俄羅斯移民。1911年，薩哈爾出面宣稱扎哈羅夫正是他失散多年的父親－曼內爾・薩哈爾（Manel Sahar），後來他才改名叫海曼・巴尼特・扎哈羅夫（Hyman Barnett Zaharoff），他們以前生活在立陶宛的威爾科米爾（Wilkomir），問題是沒有證據能支持他的一面之詞，而他口中的“父親”也根本懶得鳥他。不過，確實有一位曼內爾・埃弗羅伊莫維奇・薩哈爾（Manel Efroimovich Sahar）曾經生活在威爾科米爾，直到1877年後“行蹤不明”（註19）。當然，光是這並不足以證明他跟巴希爾・扎哈羅夫是同一人。

扎哈羅夫肯定有很多秘密要隱瞞。在他一生的頭三十年裡，這位日後的大富翁、無數首相與國王的好哥們已經犯下了包括竊盜、挪用公款、重婚、詐欺以及天知道還有什麼的累累惡行。誠如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所言，至少在起初扎哈羅夫只是一個“卑微的小角色”（註20）。但他總能設法化險為夷，換個名字在新的地方另起爐灶，簡直就像不死鳥。這就好像有守護天使在暗中眷顧——或者說，有一群非常有影響力的好朋友在罩他。

英國的聯繫

貫穿扎哈羅夫一生最長久的線索是他與英國及其相關利益人士的聯繫。這還得要從他父親說起。他父親也叫巴希爾，據說是一個“見識多廣的人，有一回他曾以布料商的身份造訪英國。”（註21）種種蛛絲馬跡顯示，老巴希爾是一個具有一定經濟能力和教育背景的人，他的商業觸角不僅延伸到英國，而且還包括了俄羅斯（註22）。他生活在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19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希臘人夥同散居外國的希臘人發起暴動，最終導致了後來解放希臘的獨立戰爭。點燃這場獨立戰爭背後的一個重要推手是共濟會會館以及從共濟會衍生出來的其它秘密社團，比如友誼社（Philike Hetairia），正是這些隱藏的紐帶團成功號召了世界各地的希臘同胞。如果老巴希爾也是其中之一，那麼假設他的兒子同樣子承父志似乎十分合情合理。

扎哈羅夫與英國有聯繫的第一個線索是，他有一位富裕的家族朋友或親戚－伊帕斯提迪（Iphestidi）主動提出願意資助他去君士坦丁堡的一間英語學校讀書。然而，傳記作家安東尼・阿弗雷（Anthony Allfrey）卻懷疑這間學校也許根本就在英格蘭。扎哈羅夫曾向一位朋友推薦“倫敦及其周邊的很多英語學校”都很適合為男孩子提供良好且不會太貴的教育（註24）。不管到底是在君士坦丁堡還是倫敦，英語學校的確給予了這個聰明、熱心、精通數學與語言的男孩被人們注意到的機會。像這樣的年輕人在日後或許會有大用，因而往往會成為被暗中觀察、培養甚至必要時保護的對象。

巴希爾・扎哈羅夫人生中第一次被官方檔案明確提到是在1872年的倫敦。1872年底和1873年初分別發生了三件重要的事：他改名、他結婚、他被捕。根據這些檔案，Z.B・扎哈羅夫居住在針線街（Threadneedle St.）四十一巷，是一名“商人兼翻譯”，並提出申請想將他的名字從扎哈羅夫改成戈扎科夫（Gortzacoff，註25）。1872年10月16日，撒迦利亞・巴希奧・戈扎科夫，別名“基輔將軍”，在威斯敏斯特的諸聖教堂迎娶建築師之女艾蜜莉・安・伯羅斯（Emily Ann Burrows，註26）。由於生活在針線街，扎哈羅夫可以輕易出入倫敦市中心，亦即大英帝國的金融中心。對於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希臘移民而言，他肯定會對那裡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為什麼他要重新將自己包裝成俄羅斯軍官與貴族呢？這麼做是為了給他的新娘和娘家留下好印象，還是另有什麼原因？

無論如何，有句俗話叫禍福相依，隨著消息傳到了遙遠的君士坦丁堡，赫菲斯蒂德斯（Hephistidez，前述的那位伊帕斯提迪的另一個名字），他有時被直接稱為“叔叔”，認出了這位新郎是一個捲款烙跑的亡命之徒（註27）。赫菲斯蒂德斯於是提出訴訟，導致這位戴罪之人不得不在老貝利街（Old Bailey）接受傳換，這件事甚至驚動了媒體。由於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其中一項竊盜重罪的指控後來被撤銷，但“撒迦利亞・巴希爾・扎哈羅夫”還是在1873年1月承認犯下“委託他人代銷貨物”的輕罪指控（註28）。後來他交了一百英鎊的保證金，獲准適切量刑。但那永遠不會發生，因為他不久後便逃離了英格蘭。

同年稍晚，他又在塞浦路斯重出江湖，“手持一本上面寫著Z.Z・威廉姆森的護照”，並以買賣各種東西爲生（註29）。對於一個外國人又身為逃犯為何手上會有英國護照，我們只能想像。多年後，齊諾普洛斯（Zinopoulos）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扎哈羅夫）在倫敦曾嘗試與情報界結交，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功...那次審判確實對他打擊不小，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至少情報界的人願意幫他，使自己得到寬大處理...現在扎哈羅夫需要一個新的化名；英國情報機構也確實沒有放過這個機會。”（註30）

與此同時，他以撒迦利亞・瓦西里斯・扎卡利亞斯（Zacharias Vasilios Zachariades）的身份繼續從事房地產業務（註31）。1873年的塞浦路斯仍是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但由於其鄰近埃及與新開闢的蘇伊士運河，英國對塞浦路斯已越來越虎視眈眈。當他在七年後離開時，塞浦路斯已經被牢牢掌控在倫敦的控制之下。扎哈羅夫之所以如此積極收購當地房地產，是不是因為他早有先見之明、甚至親手促成了塞浦路斯的易主呢？

他在這段時期最重要的夥伴是英國商人威廉・肖（William Shaw，註32）。說肖不僅僅是一個商人並非無的放矢；他在近東廣泛遊歷與結交的經驗使他成為了典型的政治與情報特務。肖在英國的希臘僑民社區有很多熟人，因此他大概十分瞭解這位新移民的困境。無視威廉姆森/扎卡利亞斯難堪的過往，肖成為了這位希臘人的拍檔，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他的控制者。當肖在1877年辭去瑞典諾登費爾德槍械彈藥公司（Nordenfelt Guns and Ammunition Co.）的當地代表時，扎哈羅夫接過了他的衣缽。從此，巴希爾爵士開始了他作為死亡商人的職業生涯。順道一提，為了順利在諾登費爾德公司工作，扎哈羅夫還“放棄了他與英國情報界的瓜葛。”（註33）

根據澤維爾・德・奧特克洛克（Xavier de Hauteclocque）的說法，扎哈羅夫具備成為一名優秀英國特務需要的一切特質。他“年輕、勇敢、英俊且精通多種語言。”（註34）除此之外，他還能讓自己表現得“富有良知”。奧特克洛克還推測扎哈羅夫應該是“近東共濟會會館的成員”。“英國的共濟會員，”他補充說：“是他們的保護者，”並且“他們曾經幫助這些會館帶領巴爾幹國家贏得獨立。”

在扎哈羅夫的塞浦路斯時期還發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那就是他的“死亡”。大概在1875年左右，一份雅典報紙描述了一個名叫撒迦利亞・巴希里奧斯・扎哈羅夫的人在試圖越獄時被射殺（註35）。後來屍體被根據扎哈羅夫的家人和朋友的要求開挖，結果證明那根本不是他，而只是一名加拿大海員。巴希爾爵士將這樁軼事斥為有心人士想弄臭他的名聲，但可以合理懷疑這有可能是他試圖掩飾自己的過去。這具屍體有沒有可能真的是扎哈羅夫/扎卡利亞斯本人，但他的身份卻在後來被某個人繼續冒用了呢？

1879年，扎哈羅夫短暫重返英國，並受到了內森尼爾・羅斯柴爾德（Nathaniel Rothschild）和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等重要人物的接待（註36）。對一個在塞浦路斯和雅典被當成騙子、更曾在倫敦被定罪的年輕小夥子來說，如此高規格的接待實屬不可思議。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很快就搬到了一片風景優美的牧場。他的下一個落腳處是印第安納州的韋恩堡（Ft. Wayne），他搬進來的時間是1882年7月13日。根據當地的報紙，Z.Z・扎哈羅夫・威廉姆森，“一位來自英國的紳士”入住了當地一家酒店（註37）。扎哈羅夫旅美的五年本身就足以寫成一個故事，簡而言之他在那幾年裡涉足了土地、鐵路、石油投機以及其它各種詐騙犯行。

就像在塞浦路斯一樣，扎哈羅夫在替英國大客戶購置房地產與投資這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位客戶是威爾士親王的朋友、第七代艾爾弗斯德伯爵（Earl of Aylesford，註38）。在紐約，這位希臘人佯裝自己是一位名叫扎納特・扎漢（Zanat el-Zahan）的埃及神秘主義者（註39）。但他最大膽且最成功的偽裝還是“扎哈羅夫伯爵”，一個衣著華麗、頭戴土耳其氈帽的俄羅斯人，他的名片上還寫著他是皇家親衛隊軍官與沙皇的副官（註40）。後來他當上了曼妙汽車公司（Mann Boudoir Car Co.）的秘書長，這家臥車公司提供的餐飲服務特別對歌劇天后阿黛莉娜・帕蒂（Adelina Patti）等名流的奢侈品味。現在他的生平故事變成了他是“一位貴族，由於無法忍受庸碌無為的生活，才同意接下這份重要的行政職位。”（註41）

身陷醜聞的“扎哈羅夫伯爵”

有一段時間，這位裝模作樣的伯爵的確在舊金山與百老匯過著八面玲瓏的日子，但又一次，他因為婚姻而踢到鐵板。1885年8月，這位表現得彬彬有禮的俄羅斯人說服了一位耳根子軟的富家千金珍妮弗・比林斯（Jeanne Frances Billings）嫁給他。她的家人對這樁婚事非常不滿。後來有人挖出他在倫敦的早年生活以及對第一任妻子置之不顧的醜事。但扎哈羅夫仍然成功抱得美人歸逃往荷蘭，他希望可以在那裡躲避是非，但一抵達鹿特丹，迎接他的卻是一位神通廣大的美國偵探和臉色鐵青的艾蜜莉・安。於是一切都完了，偷溜回家的珍妮弗立刻提出離婚，再也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位“扎哈羅夫伯爵”了。不過這樁荒唐醜事倒是成了美國媒體一時間議論紛紛的話題。

美國那邊對這樁醜事的報導提到了一個細節，那就是扎哈羅夫的“英國朋友們都以為他早就死了”（註42），因為幾年前流傳著一個故事說，他在波斯試圖越獄的時候被射殺！究竟這是雅典越獄故事的以訛傳訛，還是說扎哈羅夫在前往美國之前又散播了一個新的謠言來混淆視聽？

然而，早在1883年5月，美國的報紙就報導過另一個故事：艾倫輪船公司（Allan Steamship Co.）的代表扎哈羅夫伯爵被匿名人士威脅，如果他不趕緊滾出愛爾蘭的高威（Galway）就要給他好看，當時他在那裡招聘前往波士頓工作的工廠女工。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軼事也許暗示了扎哈羅夫看似滑稽的表面下其實隱藏著更嚴重的麻煩。就在扎哈羅夫的美國插曲發生的同時，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與大英帝國的漫長鬥爭也鬧出了一樁軼事。1881年，即扎哈羅夫快要抵達當地前不久，愛爾蘭裔的美國發明家約翰・霍蘭（John Phillip Holland）設計了一艘名為“芬尼亞拉姆號”（Fenian Ram）的潛艇，它是由愛爾蘭共和派團體－芬尼亞兄弟會（Fenians）委託建造，他們計畫用它來威懾皇家海軍。這項計畫最終沒能付諸實行；由於雙方在該付多少錢上談不攏，芬尼亞兄弟會便直接偷走了潛艇並將其帶往新英格蘭，結果根本沒人知道該怎麼操作它。

阿弗雷不經意地提到，“扎哈羅夫是否參與過這樁陰謀的可能性從未被仔細探索過。”（註43）當扎哈羅夫一邊在高威忙碌的時候，霍蘭的潛艇剛好正在紐約附近的海域進行下水測試。高威是霍蘭的家鄉，也是芬尼亞拉姆號偷渡大西洋後藏身或立足的首選之地。因此，扎哈羅夫很可能其實是藉著在當地招募女工的名義，暗中探查芬尼亞兄弟會的陰謀。此外，身為一名俄羅斯人，他可以假扮沙皇的特使去與愛爾蘭的分離主義者接觸，他會不會一開始答應出錢，卻又在最後關頭翻臉不認帳？或者他只是在監視霍蘭，並試圖對愛爾蘭兄弟會的交易從中作梗？一個擁有全世界最強大海軍艦隊的國家肯定會對霍蘭的發明感興趣，就算不是扎哈羅夫，英國也一定會派人來暗中監視霍蘭。

同樣奇怪的是，扎哈羅夫自從回到歐洲以後似乎就對所有與潛艇有關的東西都非常感興趣。1886年，現在他直接自稱為巴希爾・扎哈羅夫，重新現身在西班牙。利用替諾登費爾德公司工作的機會，這位希臘人對西班牙工程師伊薩克・佩拉爾（Isaac Peral）設計的潛艇產生了興趣。儘管在技術上可圈可點，但佩拉爾的發明卻受到當時罷工的影響而一再延宕，甚至最終因為政敵的封殺而付諸東流，有人說，這一切其實都是扎哈羅夫在背後搞鬼（註44）。

並非巧合的是，如今已經遷廠英格蘭的諾登費爾德公司也開始生產自己的潛艇。扎哈羅夫在1886年成功向希臘出售了一艘原型，不久後又賣給土耳其兩艘更先進的款式（註45）。就這樣，英國擠下美國跟西班牙，壟斷了整個潛艇市場。

死亡商人的崛起

1888年對這個逐漸開始嶄露頭角的死亡商人來說是相當輝煌的一年。首先，諾登費爾德公司和它的競爭對手，美國人海勒姆・馬克沁（Hiram Maxim，正是他發明了馬克沁機關槍）握手言和，扎哈羅夫也當上了首席銷售員。然後，他搬家到了巴黎德政街（Bienfaissance）五十四巷，這座城市將是他未來幾十年的主要根據地。法國政府認可了他的武器和彈藥私人貿易權，不過他順道還趕上了另一件事。同年發生了牽動後來巴拿馬運河醜聞的第一波漣漪，一場席捲全法國的金融危機。醜聞中的關鍵人物是一位背景不明的巴黎人－科爾內利烏・赫茲（Cornelius Herz）。在金融風暴終於發酵的幾年後，赫茲這位富有的企業家兼包括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內等若干權貴的知己因為被指控不法行賄、濫用職權而倉皇逃往英國，雖然法國政府千方百計想引渡他，但他還是在那裡安度餘生直到1898年去世（註46）。有傳言稱赫茲其實是英國情報機構安排在法國的常駐特務，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倫敦願意給予他庇護（註47）。至於這種說法是否屬實，還是說這只是法國人的偏執狂想，直到今天仍說不明白。

有些人認為扎哈羅夫剛好趁著赫茲倒台時崛起不是巧合，這位神秘的希臘人很可能只是接手了過去潛伏在法國政壇和金融圈的眼線與耳目（註48）。雅克・邦松後來曾直指扎哈羅夫是情報機構的手下與科爾內利烏・赫茲的“投胎轉世”（註49）。即使在當時也已經有人注意到了不對勁，這位軍火販子經常流連於盎格魯咖啡廳（Café Anglais），其素來以常有陰謀家、豪賭客以及間諜出入而聞名。

但是1888年還有另一件事也頗值得注意。維克斯公司在那一年宣布進軍軍火業。十年後，它併吞馬克沁－諾登費爾德成為了維克斯－馬克沁公司。扎哈羅夫也榮升“海外業務總代表”，短短幾年的年佣金就高達十萬英鎊（註50）。有人懷疑他或許一直都在為維克斯公司效命，而這位狡詐的希臘人自然也沒有少從其對馬克沁－諾登費爾德公司的併吞中撈油水。

考慮到是誰或是什麼在維克斯公司背後撐腰的話，這一切就更耐人尋味了。扎哈羅夫在公司中的兩個最親密的同事分別是總經理特雷弗・道森爵士（Trevor Dawson）和財務主管文森特・凱拉德（Vincent Caillard）。兩人均與情報界有密切的聯繫。道森在皇家海軍服役近二十年，並且是維克斯公司與扎哈羅夫聯繫海軍情報部的中間人（註51）。凱拉德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以英國特務的身份活躍於巴爾幹與中東，他和扎哈羅夫也許早就是同事。19世紀80年代後他更直接公然在“情報單位”謀得了一官半職，他與這些圈子的非正式聯繫至少直到一次大戰期間都還在持續（註52）。

這位希臘人在維克斯公司的第三位知心好友是首席造船師－喬治・歐文斯・瑟斯頓（George Owens-Thurston）。瑟斯頓在1918年1月替西德尼・喬治・賴利（Sidney George Reilly）寫了一封推薦信，幫助他在秘密情報局謀得一官半職。賴斯頓自稱他從1905年開始就認識賴利，後者參與過大量的“俄羅斯生意”，這些生意往往要不是與維克斯公司有關，就是對公司有利（註53）。賴利後來被譽為英國的“王牌間諜”，多年來他一直是扎哈羅夫的利爪，這一點始終未變。

扎哈羅夫並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擁有整家維克斯公司，甚至也沒有控制大部分的股份，蒙特卡洛賭場（Monte Carlo Casino）不是他的，雖然他是董事沒錯。他的財富與影響力並不是基於他擁有多少，而是他投資了多少，包括銀行、石油、建築、航運、打撈、鐵路、糧食和報業。1891年，他在巴黎創立他的第一家銀行，這對一個當時還不太成氣候的小軍火商來說算是相當大膽的舉動。羅傑・梅內韋曾將20世紀20年代正值巔峰的扎哈羅夫帝國劃分成三個部分（註54）。其一是“維克斯集團”，主管銀行和海軍工程公司。其二是主管石油的“英國－波斯集團”，其三是主管無線電通訊的“馬可尼集團”。另外，扎哈羅夫也是最早的媒體大亨之一。

扎哈羅夫成功的秘密

le Systeme（體制）是扎哈羅夫帝國的靈魂和他得以成功的秘密。套讓・瑪麗・莫因（Jean Marie Moine）的話，它有賴於四根“支柱”。第一根是腐敗：賄賂、勒索與內幕交易。第二根是“兩面下注”：支持交戰中的雙方並漁翁得利。第三根是金融：如果客戶買不起軍火，就借錢給他們買。最後第四根是諜報行動：它提供了足夠的情報來確保其它三者順暢運作。為了經營如此敏感的業務，扎哈羅夫還建立了只屬於他自己、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情報機關－“Reseau ZZ”（註55）。

這位希臘人竭盡全力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並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果，有時幾乎讓他變得像是國王背後的國王。他為希臘在1911－13年巴爾幹戰爭的勝利以及20世紀20年代初收復安納托利亞的血戰提供了資金（註56）。1914年，他扶植維德的威廉親王（Prince Wilhelm of Wied）成為阿爾巴尼亞國王，但在扶植另一位希臘王子當上葡萄牙國王一事上卻失敗了（註57），他甚至還密謀要將他認識很久的西班牙情婦（兼短暫的妻子）維芙蘭卡伯爵夫人（Duchess of Villafranca）推上摩納哥王位（註58）。

扎哈羅夫諸如此類的陰謀算計幾乎總是符合倫敦的利益，簡直就像有後者的直接允許。一戰期間，扎哈羅夫動用他的金錢與人脈推翻了親德的希臘國王君士坦丁，並且確保希臘加入協約國。1918年他又代表英國的利益賄賂鄂圖曼帝國脫離戰爭。同年10月末，他還拿出自己的六十萬英鎊說服土耳其人接受停戰成功（註59）。由於這些汗馬功勞，扎哈羅夫獲頒英國的騎士大十字勳章，一年後又獲得巴斯騎士團勳章。因為嚴格上他是法國公民，因此這些都是榮譽頭銜，這意味著他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爵士”。但反正他依然如此自稱，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問題。

法國人德・勒克萊爾（de Hauteclocque）堅信扎哈羅夫是英國情報單位的重要資產，並且懷疑他對三位知名人物的死亡負有責任。第一個是萊昂・拉齊維沃伯爵（Leon Radziwill），1927年3月他人在蒙特卡羅賭場死於神秘的“致命毒針”。一年後，盧森堡鋼鐵巨頭埃米爾・梅里施（Emile Mayrisch）車禍身亡。1928年7月，比利時金融家兼實業家阿爾弗雷德・洛文斯坦（Alfred Loewenstein）在英吉利海峽上空莫名奇妙從自己的飛機摔下喪命。他和拉齊維沃都曾跟扎哈羅夫交過手。但真正將這三人聯繫在一起的除了他們都英年早逝之外，還在於三人在洛文斯坦的領導下密謀建立一個歐洲大陸鋼鐵壟斷集團（註60）。這不只對維克斯公司，就連對整個英國的經濟都是無法容忍的威脅。

作為神秘學大師的扎哈羅夫

再來又有一位法國人，這次是神秘主義者勒內・蓋農對這位“謎中人”提出了最黑暗的懷疑。他懷疑扎哈羅夫不僅僅是一位英國的重要特務，甚至還是一位神秘學專家與神智學會的“秘密大師”。蓋農相信這位希臘人正是拉科齊大師（Master Rakoczi）在地上的化身（註61）。神智學者一般相信拉科齊大師從前曾化身為大名鼎鼎的聖日耳曼伯爵，以及另一位拉科齊伯爵（Count Rakoczi）甚至是弗朗西斯・培根與羅傑・培根（註62）。人們很容易爭辯說蓋農完全是在胡說八道與信口雌黃，他甚至連巴希爾在1936年11月27日的正式死訊都不相信，並且認為它剛好發生在愛德華八世退位的時候必定具有某種特殊的含義（註63）。

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死亡商人幾乎變成了隱士，只在他位於蒙特卡羅、巴黎以及他的巴林古城堡之間來回穿梭。看在外人眼裡，他只不過是在繼續裝神弄鬼（註64）。當他最終擺脫紅塵的束縛後，他被安葬在巴林庫爾（Balincourt），就在他心愛的公爵夫人身邊。無論扎哈羅夫的真實身份究竟是什麼、無論他到底有多少財富、無論他與情報界和神秘學界又有什麼關係，這位老人顯然都將他絕大多數的秘密帶進了墳墓。最後，關於巴希爾・扎哈羅夫，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恐怕也只有歷史上確實有這麼一個人。或許，這正是他所想要的也說不定。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E. C. Knuth, The Empire of the City: The Secret History of British Financial Power, San Diego: Book Tree (2006), 40. Originally printed 1944.

2. Richard Davenport-Hines,” Zaharoff, Basil,”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ed., May 2009. (Accessed 1 May 2012).

3. Infanta Eulalia, Courts and Countries after the War, New York: Dodd, Mead (1925), 283.

4. LaVey commends Zaharoff, alongside the likes of Rasputin and Cagliostro, in his Satanic Bible.

5. Davenport-Hines, op. cit.

6. Peter Bogdanovich, “Interview with Orson Welles”. In Naremore, James, Orson Welles’s Citizen Kane: A Casebo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8–49

7. Robert Luongo, “Sir Basil and Ezra Pound” (22 Sept. 2010), robertluongo.blogspot.com/2010/09/sir-basil-and-ezra-pound_22.html. (Accessed 10 May 2012).

8. Richard B. Spence, “Aleister Crowley, Sidney Reilly, Basil Zaharoff: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James Bond and His World,” in Jack Becker, Freedonia Paschall and Robert Weiner (eds.), James Bond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Films Are Not Enough,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10.

9. Some examples: Anthony Allfrey, Man of Arms: the Life and Legend of Sir Basil Zaharoff,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9); Dr. Richard Lewinsohn, The Mystery Man of Europe: Sir Basil Zaharoff, Philadelphia: J. B. Lippencott (1929); Donald McCormick, Peddler of Deat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Basil Zaharoff,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Robert Neumann, Zaharoff, New York: Knopf (1935).

10. Tristan Gaston-Breton, “Basil Zaharoff,” Les Echos (29 July 2009), archives.lesechos.fr/archives/2009/lesechos.fr/07/29/300366299.htm.

11. Jean Marie Moine, “Basil Zaharoff,” Ethnologie francaise, Vol. 36, #1 (2006), 141. And special thanks to Bina Tiferet.

12. “Reputed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Kansas City Star (31 May 1920), 13.

13. Neumann, 9.

14. “Sir Basil Zaharoff,” Augusta Chronicle (6 Nov. 1924), A3.

15. McCormick, 70, Davenport, 59-60.

16. Lindsay Nicholson, Zaharoff the Jew: Europe’s Greatest Enemy, Metairie, LA: Sons of Liberty (1972). Originally printed, 1937.

17. Moine, 148, n.12.

18. Jacques Bonzon, “La reincarnation de Cornelius Hertz, Sir Basil Zaharoff,” L’Activite francaise et etrangere, (July, Sept., Oct, Nov. 1922, and Feb. 1923).

19. Kaunas Regional Archives, Tax rolls, I-49/1/12938, p. 247.

20. “Orson Welles on ‘Mr. Arkadin’,” Cahiers du Cinema interview (1958), www.wellesnet.com/?p=35. (Accessed 10 May 2012).

21. Lewinsohn, 19.

22. Allfrey, 9.

23. Allfrey, 4.

24. McCormick, 38.

25. W. P. W. Phillimore and E. A. Frye, An Index to Changes in Name, 1760-1901, London (1905).

26. Marriage certificate, reproduced in McCormick, 48, facing.

27. Lewinsohn, 23.

28. UK,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HO 27, Criminal Register, England and Wales, 1791-1892, file 165, pp. 170, 173. See also, The Times, 17 Jan. 1873, 10.

29. McCormick, 33.

30. McCormick, 38, citing a 1963 interview with Zinopoulos.

31. Allfrey, 14.

32. Biographical note, William Shaw Letters,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Archival Collections, www.columbia.edu/cu/lweb/archival/collections/ldpd_4079329/ (Accessed 10 May 2012).

33. Allfrey, 17.

34. Xavier de Hauteclocque, “Zaharoff: Merchant of Death,” The Living Age (May 1932), 206.

35. See, for instance, Lewinsohn, 51-55 and Neumann, 57-59.

36. Allfrey, 23. Ft.

37. Wayne Daily Gazette (13 July 1882), 6.

38. Allfrey, 31.

39. “A Marriage of Local Interest,” Springfield Republican, (29 Aug. 1885), 8.

40. Ibid.

41. Ibid.

42. “Adventurer Zacharoff,” San Francisco Bulletin (15 Oct 1885), 4.

43. Allfrey, 41.

44. Javier Sanmateo Isaac Peral, El Submarino Peral, La gran conjura, Cartagena: Divum y Mare (2009).

45. Richard Compton-Hall, The First Submarines, Penzance: Periscope Publications (1983), 67-69.

46. New York Times, 7 July 1898, 7.

47. Charles Rochat-Cenise, Roi des Armes: La vie mysterieuse de Basile Zaharoff, Bienne: Editions du Chandelier (1943), 77, and New York Times, 21 Jan. 1893, 2.

48. Rochat-Cenise, 77.

49. Bonzon, op. cit.

50. TNA, FO 371/10604, Caillard to Chamberlain, 23 April 1925.

51. Matthew S. Seligmann, Spies in Uniform: British Military and Naval Intelligence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OUP (2006), 257-258.

52. UK,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David Lloyd George Papers (LGP), F6/1/23, Caillard to Lloyd George 12 Oct. 1918.

53. TNA, KV2/827, “Reilly, Sidney G.,” Thurston, 19 January 1918.

54. Roger Mennevee, Sir Basil Zaharoff: L’homme mysterieux de l’Europe, Paris: Documents politiques (1928).

55. Moine, 143.

56. Ibid., 145.

57. Louis de Maistre, L’Enigme René Guénon et les “Supérieurs Inconnu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mondiale “souterraine”, Milan: Arche (2004), 612, 615. And special thanks to Markus Osterrieder.

58. Neumann, 259-265.

59. LGP, F/30/2/52, Walter Long to Lloyd George, 22 Oct. 1918, an F/44/3/47, Unsigned note, 22 Jan. 1918.

60. Hauteclocque, “L’Intelligence Service et ses mysteres,” Le Crapouillot, #11, 1931, 72-73, and “Radziwill and Loewenstein, The Living Age, May 1933, 203-211.

61. De Maistre, 611-612, 619 and Jean Reyor, Quelques souvenirs sur René Guénon et les “Études Traditionnelles” (Dossier confidentiel inédit), 9 Dec. 1996, 6.

62. Aart Jurrianse, “Individual Masters,” www.esoteric-philosophy.net/mast-indiv.html.

63. De Maistre, 623-624.

64. “A Lonely, Old Man,” Canton Repository (11 Sept. 1933), 4.

​

本文作者理查德・史賓塞博士（Dr. Richard B. Spence）為愛達荷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從1986年開始在那裡任教。他的興趣涵蓋當代俄羅斯、軍事、間諜和神秘學歷史，著有《秘密特工666：阿萊斯特・克勞利、英國情報界與神秘學》（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