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就在布拉瓦茨基夫人出版《秘密教義》的同一年，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學者在維也納歌德學會上發表了一場題為《歌德作為新美學之父》的演講。幾年前，這位學者才藉著負責整理這位偉大德國詩人的科學著作、為德國國家文學典藏計畫貢獻了一份力而稍微闖出點名堂。這個年輕人當時才二十一歲，這份工作給予了他夢寐以求的踏入文人墨客與知識分子圈子的機會。整理歌德的科學著作這樣的重責大任——它們可是足足有好幾卷——居然會被交給這樣一個青青學子似乎有點出人意料，但那時的知識界普遍認為歌德生前的科學研究一來沒有什麼實質的科學建樹，二來又實在太過枯燥乏味，因此根本沒多少有頭有臉的學者願意屈尊接下這份工作。然而，這位年輕的學者卻不這麼想。他在歌德的身上看見了人類心靈對外在世界的一種特殊洞察力，這種洞察力在他自己凝神沉思自然時經常出現。
整理完歌德的著作不久後，他就寫下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歌德世界觀下的理論與知識》（Theory and Knowledge in Light of Goethe's Worldview，1886）。這本書並未使他一舉成名，但它確實奠定了他作為一個研究認識論問題的嚴肅思想家的身份，認識論是一門研究我們如何認識事物的艱深學問。同時這也開啟了他的其它探索。在1888年的早些時候，這位年輕人曾嘗試在一家政治週報《德意志週刊》（Deutsche Wochenshrift）擔任編輯，但並未長久。不管怎麼說，政治實在不是他的強項，他的浪漫理想主義並不合維也納讀者的口味。他在六個月後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家週報。但他對歌德的興趣仍然存在，還有他的熱情也是。這兩者都將繼續常伴他左右，激勵著他的哲學，其將從魏瑪共和國的神聖講堂一路講到亞特蘭提斯的失落秘密以及人類種族的未來。這位年輕學者就是魯道夫・史代納。
魯道夫・史代納1861年出生在克拉列韋茨，它在當時還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在今天則屬於克羅地亞。考慮到他喜歡沉思的個性，幾乎沒有地方比這裡更適合度過他的童年。巍巍群山與一望無際的野地是他的遊樂場，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鄰近的森林裡探險，探索大自然與她的造物。史代納在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曾對他父親任職的南奧地利車站的電報系統，還有奔馳在鐵軌上的火車著迷不已。電報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火車旅行也才處於起步階段（註1）。一下是阿爾卑斯山的崇山峻嶺，一下是現代電子通訊的複雜裝置，這個男孩似乎對什麼都有著無窮的好奇心。魯道夫・史代納可以說是從科學與自然的交匯點上開始了他的人生道路，而如何平衡這兩者也成為了他往後終其一生的課題。
早年對他影響最大的知性思想來自於學習數學與歐幾里得，還有他對各種奧秘的迷戀，比如那些被運送到附近一家紡織廠的原料是如何變成成品，總之這些都讓這個年輕的男孩產生了一種想要將一切都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渴望。這種務實的精神對史代納往後的人生發展影響深遠——他做過建築師、農業學家、教育家甚至是順勢療法家——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個空有天賦的先知和靈視者而已（註2）。早年對康德的閱讀為他打好了哲學基礎，但其它經歷對他的影響也同樣重要，而且這些可不是普通的男孩會有的經歷。
與布拉瓦茨基夫人一樣，史代納很早就展露出了不凡的精神力量。有一次，年幼的史代納坐他在父親上班的火車站中的一間房間，忽然一個陌生女子闖了進來。他覺得，她長得跟他的家人有點像。這個女子走到房間的中央，然後對著年幼的史代納說：“從今往後，希望你可以盡你所能地幫幫我。”接著她就逕直朝著火爐走去，然後當場消失不見。史代納很猶豫是否應該要將這件事告訴父母，因為他擔心他們不會相信他。沒想到，第二天他卻看見父親顯得十分心煩意亂，原來他的一個親戚輕生了；而她自殺的時間恰好就是史代納看見那位陌生女子的時候（註3）。
史代納身邊幾乎沒有可以讓他分享這種經歷的人，直到十八歲時他才終於遇見了願意傾聽他談論精神世界的夥伴。雖然史代納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隻字未提，但據他的學生埃米爾・波克（Emil Bock）告訴我們，這個人是一位名叫菲利克斯・柯古茲基（Felix Koguzki）的採藥師。柯古茲基不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但他和年輕的史代納一樣具有敏銳的靈性。在他們每星期一次一起去維也納的火車之旅上——史代納去那裡是為了上學，柯古茲基則是去販售草藥——這位採藥師總是會耐心地聆聽這個小夥子滔滔不絕地談論精神世界，然後用自己單純而深邃的睿智來回答他。這些就是史代納在四十歲那年第一次公開發表自己的思想之前，所歷經的漫長的靈性探索期。
宛如命中注定的邂逅還不止如此。在認識柯古茲基後不久，史代納又結識了一個我們至今仍不知其名的人，我們對這個人的瞭解全都來自史代納在自傳中的寥寥幾句。他的身份跟賣藥師一樣不起眼，但他卻為史代納帶來了更多知性上的影響。與這位陌生人的交流在史代納心中深深播下了一顆種子，後來它也結出了古往今來最偉大也最具影響力的靈性教誨之一。
但這裡還缺了一個東西。目前尚未不清楚史代納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神智學萌生興趣，他在1902年加入神智學會，沒多久就成為德國分會負責人，並擔任神秘學期刊《路西法》（Lucifer，之後更名為《路西法−靈知》〔Lucifer-Gnosis〕）的編輯，但他可能在更早以前的1888年就已經對神智學有了興趣，當時他在維也納的格林斯坦咖啡館（Griensteidl Kaffe）結識了弗雷德里克・埃克斯坦（Friedrich Eckstein）。埃克斯坦是一個富有的藝術贊助家，也是布拉瓦茨基在維也納最重要的追隨者，他很可能曾跟這位熱心的年輕學子談論過她和神智學的事情——據埃克斯坦本人自述，有一次這位年輕的歌德迷甚至主動請求他說明神智學到底是個什麼學問。埃克斯坦從一次英國之旅中帶回了A.P・辛尼特的《密宗佛教》（Esoteric Buddhism，1884），不久後史代納便讀到了這本書的德文譯本。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史代納還經常參加女權主義者瑪莉・朗（Marie Lang）的沙龍。她和她的丈夫都是非常虔誠的神智學追隨者，與他們的談話最終令史代納確信，儘管有關於揚升大師的教誨有些過於流俗，但神智學的核心靈性思想卻依然值得認真探究（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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