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巨靈這個稱呼為西方秘儀與神秘學所獨有，但其所代表的含義卻並非如此。事實上，它們的存在十分普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全世界所有靈性和魔法實踐的基礎也不為過。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宗教巨靈屬於伊斯蘭教和佛教；但特別是藏傳佛教能讓我們最有力的一瞥這種古老信仰對整個國家的影響，甚至延續到了20世紀。
藏傳佛教首次出現在大眾文化中還是要從俄羅斯神秘學家、靈媒與作家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以及她在19世紀後期創立的神智學會開始說起。隨著西藏被神化成是一片溢滿靈性智慧的人間樂土——甚至是“淨光兄弟會”（Great White Brotherhood）的“揚升大師”的大本營——香巴拉、阿加森和香格里拉的神話又在無數不明就理的西方神秘學派混淆下變得愈發錯綜複雜，等到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印度時，讓西方接納這群西藏流亡喇嘛的條件早已成熟。現在只需要再一個契機，就可以確保藏傳佛教安全地從邊緣角落進入西方社會、甚至是在日後一躍成為主流，而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就是這個契機。
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東方與西方的橋樑
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是一位語言學家、法國東方學家、佛教徒與功底深厚的宗教歷史學家，她天生就是一個喜愛冒險的女子。她的父親是一名胡格諾派的共濟會員，她篤信天主教的母親則有斯堪地納維亞和西伯利亞血統。她的父母在比利時相識，她的父親路易・大衛（Louis David）只是一位流亡當地的貧窮教師，同時身兼一家共和派報刊的出版人。亞歷山德拉十八歲就已經開始自費旅行，還親自嘗試過不少她從家裡的聖人傳記中讀到的宗教苦行。就跟那個時期的其他許多人一樣，她深受神智學會吸引，加入了各種秘密社團，最終甚至晉升至共濟會的第三十級會員。
如同她的父親，她對無政府主義、革命，以及女權政治充滿興趣。然而，與她的其他名門貴族同道不同的是，她看重經濟平等更甚於投票權平等。1889年，年僅二十一歲的她皈依佛門，同時開始正式接受作為東方學家的訓練。她在前往東方之前已經學會英語、梵語和藏語。不過，她的東方之旅實際上是她在一場比賽中抱得首勝的結果，這也讓她後來在1895－1897年間成為了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歌劇院（Hanoi Opera House）第一女伶。她靠著唱歌作曲名利雙收，之後又在1904年嫁給了法國出生的工程師菲利浦・尼爾（Philippe Néel）。
等到她結婚的時候，亞歷山德拉・尼爾已經累積了一筆不小的財富可供揮霍。她在1911年第三次前往印度，原本只計畫要待上十八個月，結果一待就是十四年。她在錫金遇見了當時正流亡他鄉的達賴喇嘛十三世。她接受了廣泛的教育與訓練，不但要閉關修行，同時還要學習高深的吐默（tummo），或稱內火冥想。她憑著自己的努力漸漸闖出名氣，並在旅程中得到了不少佛教高僧的接見。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也開始有外國媒體注意到了她這號人物。她的名聲迅速傳播，而她渴望改革佛教的理想卻乏人問津。她的第一本書《我的拉薩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在1927年出版，隨著她繼續四處演講與旅行，已經有越來越多人聽說了這位奇女子。她在兩年後的1929年出版了她最出名的《西藏的魔法與奧秘》（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日後同屬垮掉派作家的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艾倫・沃茨（Alan Watts）都是她的忠實讀者。
通過大衛・尼爾的著作，幻人（tulpa）的概念——一種可以獨立存在的有生命思想體——開始進入了西方神秘主義，繼而是流行文化的視野。在藏傳佛教中，還有一個與幻人相當接近但更常見的詞彙：幻身（tulku）。幻人和幻身都涉及到透過心智創造出“思想聚合體”，也就是出於特定的用途而賦予一個思想活力與生命、使之真的活過來。
幻身與幻人：心智的力量
據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在《西藏的魔法與奧秘》中寫道：
“然而，不管是創造魔法陣、幻身，還是維持時間較短且物質化的幻人，都不是高深的至尊法師所獨有的能力。任何人、神或惡魔都有能力這麼做。唯一的區別只在於強度，而這取決於心智本身的專注與品質。”（註1）
縱觀大衛・尼爾的所有著作，或許她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她指出了幻人具有發展出自我意識的能力。她寫道：“一旦幻人被賦予足夠的生命力，幾乎變成一個貨真價實的存在時，它就會開始想要掙脫創造者的控制。據藏人的秘法家說，這幾乎無一例外一定會發生，就像孩子的身體在發育成熟並且有能力分離時，也一定會離開母腹。”（註2）然而，雖然大衛・尼爾自稱她創造了一個活潑快樂、形象為古代和尚的幻人，但後來這個幻人卻越來越不受控制，以至於她不得不將其摧毀，她也提出了她的這段經歷也許只是幻覺的可能性。“或許我只是讓自己陷入了幻覺。”她寫說，儘管她承認，當時還有其他在場的人都親眼看見了這個和尚（註3）。
在《藏密口傳要義》（The Secret Oral Teachings in Tibetan Buddhist Sects）這本書中，大衛・尼爾又進一步解釋了幻人和幻身的區別。
“幻身和幻人看在藏人眼裡是不同的...幻人多多少少只是暫時的創造物，可以有各種形式：人類、動物、樹木、岩石，等等，取決於魔法師想要什麼形象，而且它們會真的符合那些形象去活動。這些幻人與它們的創造者共存，也可以同時現身。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可以在他死後繼續存在，又或者是在他還在世時就擺脫控制，變成一定意義上的獨立存在。相反的，幻身是由個人引導的持久能量化身，目的是要在他死後繼續完成特定的任務...
藏人中的證道者（doubtobs，能“成功”實現這種壯舉的人就是所謂的“證道者”；這代表他已獲神通，成為梵語中的“成就者”〔siddhas〕——作者註）被認為是善於創造幻人的專家（幻人的信仰在西藏十分普遍，關於它們的故事有很多，其中有的結局非常悲慘——作者註），這種透過意念想像出來的東西就像機器人，可以被隨心所欲命令，但它們也有可能會產生某種自主人格。據說，當他們進入深度冥想狀態，他們周圍會出現一股難以接近的法力屏障，當他們過起隱士生活的時候，這樣的屏障甚至可以擴展到他們所隱居的茅舍。
剛開始修行密法的新人必須要練習運用他們的心力創造出一個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的空間。比如...一座森林...進行這種練習的目的...是為了讓這些新人頓悟感官與知覺的淺薄本質...之所以說這個世界就像南柯一夢是因為，如前所說，世間充斥著虛妄與幻象。只是大多數人都未曾意識到他們原來一直都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忙碌與奔波。”（註4）
在她的《西藏的魔法與奧秘》中，大衛・尼爾講述了她與一位喇嘛對於思想聚合體所展開的對話。當尼爾提出因為這些神秘儀式而喪命的人是受到過度驚嚇，而他們看見的幻象也只是過於生動的想像力的可能性時，喇嘛回答說：
“如此說來，一個不相信老虎存在的人即使在實際碰到這頭猛獸時，也不應該會被老虎所傷囉。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非自願，將意念予以可視化的力量都是一個最為玄秘的過程。誰知道這些創造物會變成什麼？
誰說這些被我們從心智中生出來的孩子，不會像我們從肉身中生出來的孩子一樣想要擺脫或逃離我們的掌控，走它們自己的路？難道我們不該以為，我們不是唯一能擺脫這種束縛的人嗎？
如果世上真有這樣的存在，我們是否有可能真的碰到它們，不論是出於它們的創造者的意願，還是出於別的原因？由於我們的所思或所為，為它們創造了足夠開始大顯身手的條件不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給妳舉個例子...如果妳住在一片離河岸有些距離的乾土上，小魚永遠也不可能會接近妳。但如果妳在河岸與妳住的地方之間挖出一條溝渠，又在乾土上挖出一座池塘。然後，隨著河水灌進池塘，最終小魚也會游入池塘，妳會看見牠們在妳眼前悠遊。
別再沒有謹慎思慮過的情況下擅挖溝渠才是明智的做法。事實上，很少人會細想被他們在無意識間打開的世界中究竟藏著些什麼...一個人必須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既要提防自己生出來的老虎，也要提防別人生出來的老虎。”（註5）
四種靈修類型
在《西藏的灌頂與啟蒙》（Initiations and Initiates in Tibet）中，大衛・尼爾詳細敘述了各種類型的儀式，或稱“證法”（dubthabs）。證法是梵語sadhana的同義詞，後者通常被翻譯成“修行”或有時是“儀式”。然而，根據大衛・尼爾的說法，它最直接的翻譯應為“成功的手段”或“達成某事的方法”。究竟它所要達成的是什麼？在藏人的密宗中，這些修行所為的目的主要有四。
以下是大衛・尼爾對這些術語的翻譯。添加在末尾括號中的是現代更常見的譯法。
1. 安寧或止息法（shiwa），意思是獲得長壽、健康、好運；【息災】。
2. 鴻運法（gyaispa），意思是獲得財富或名聲；【增益】。
3. 強霸法（wangwa），意思是獲得影響力或權力；【懷愛】。
4. 誅人法（tagpo），意思獲得密法來施展邪術、奪人性命或為非作歹；【誅業】。
“要如何實現這些結果？有人說，只有神靈才有這種本事，而神靈只會垂憐願意向他們頂禮膜拜的人。其他人則說，成就者（啟蒙者）不會只甘心於向神靈叩首，而寧可征服他們；他們還說，那些對儀式足夠暸若指掌的人甚至能強迫神靈和惡魔聽其號令、事事順從。
諸如此類的觀點在西藏（20世紀20－30年代）曾經相當流行，但真正有見識的喇嘛會說，從這兩種觀點就可以看出，人們其實並不真的瞭解成就者所掌握的秘術。
實際上，從古代作家的作品以及那些神秘主義大師的口頭傳習來看，他們所使用的是一種宛如投影、就像從螢幕上呈現出圖像的秘術，他們運用心智想像神靈，然後再利用一系列漫長且複雜的儀式來使想像逐漸更臻完美。
成就者召喚的不是憑空杜撰的對象，而是有頭有臉的神靈或惡魔，千百年來他們一直深受上百萬信徒的崇敬或安撫。
據藏人的秘法家說，這些實體由於受到成千上萬人的思想持續澆灌，最終得以變成真實的存在（藏人對這一點非常堅持，我在《與西藏的密師與術士同行》〔With Mystics and Magicians in Tibet〕中舉過很多例子，詳見p.147——作者註）。
我們也可以在印度的聖書、被認為成書於佛教興起之前的《廣森林奧義書》（Brihad Aranyakopanishad）1,4,10節中看見類似的說法：‘凡是在心裡崇拜神，想著：“他是神，我是人。”的人都不知道，他其實只是諸神的牲畜。如同牲畜餵養人，人也餵養神。’
人如何餵養神？據一位印度苦行僧告訴我，這是通過人們獻給諸神的崇拜，正是這些崇拜滋養他們產生了自主的個性。
開悟的喇嘛完全清楚他們召喚出來的是什麼，但他們也承認，透過這種神秘的力量往往可以實現一般來說永遠也不可能、或只有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才能辦到的壯舉。何以故？
...當進入與他們（神靈）合一的狀態時，成就者便宛如沐浴在一股極其強大的力量，這是單憑一個人再怎麼努力也難以指望達到的境界。
接觸這種神秘的力量不盡然是壞事...話雖如此，倘若他學藝不精，特別是在跟那些比較‘可怕’的類型打交道的時候——他可能會反過來被自己召喚出來的強大存在玩弄甚至殺害。
西藏的秘法家認為，神靈與惡魔、天國與地獄通通都只是因為人們相信才存在。儘管它們本身是虛無縹緲的存在，但只要人們的想像不墜，諸神就會繼續被創造與維持下去、向接觸他們的人分享力量。好比為了讓平時儲存在蓄電池中的電可以點亮燈泡，燈絲的存在是必須的。這就是藏人的想法。
（啟蒙者）大多不瞭解神靈的雙重本質...他們不明白後者其實是孕育自廣大信徒的精神力，或由僧人透過意念暫時創造，他們僧人就像一塊磁鐵，吸引這些業已存在的神秘力量或實體降臨。
對於已經領悟這些（在儀式中）被召喚出來的神靈是依託想像而存在的人，上師也會提醒不要草率地將他們當成微不足道的幻影...透過意念創造出來的神與那些所謂居住在天國（佛界）或其它聖地的神其實是一丘之貉。套一部西藏聖典的話說：‘二者皆同，一體兩面，看似有形，皆為虛空。’
僧人也應該練習觀想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位分別變成不同的神靈，以此來領悟神靈其實全都存在我心中。為了更好地貫徹這個領悟，修行者大部分會嘗試重新收回被他們投射出來的神靈和惡魔。
即使是慶祝最簡單的成就者儀式往往也須動輒三至四個小時；儀式還必須練習幾天不斷重複。大成就者的儀式需要更長時間的準備，並且要由擁有資格的喇嘛負責進行灌頂。接受者首先必須先潛心學習過這些儀式卷軸，且要對整個禮儀、儀式不同階段所需要的不同冥想皆有透徹掌握。儀式必須一直重複，直到成就者終於通透其顯白、隱微與奧秘的層面，並且還要透過徵兆來判斷是否已圓滿成功。”（註6）
一場現代的巨靈戰爭
創造與崇拜一個透過儀式產生出來的實體會造成什麼問題，現代西藏的政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借鏡。即使在他流亡期間，達賴喇嘛所面臨的其中一個最棘手的問題仍是格魯派的神祗－多傑雄登（Dorje Shugden）是該拜還是不該拜的爭議。問題的癥結主要在於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的主張和他所領導的運動，其訴求之一便是多傑雄登該拜。
雖然一開始的爭論仍圍繞在宗教自由或信仰多傑雄登的自由上，但事情很快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據伊莉莎白・希爾頓（Isabel Hilton）在她的《尋找班禪喇嘛》（The Search for the Panchen Lama）中所敘：“（多傑雄登）以能夠為他的信眾招來好運而聞名，但他同時也非常記仇且善妒。達賴喇嘛的一位上師曾勸說他應該敬拜多傑雄登，但達賴本人做過幾場夢，夢中的內容使他認定多傑雄登絕非善類。他自己拒絕崇拜，隨後又要求與他本人有關的所有機構都應該杜絕這種崇拜。此舉所影響的不止是格魯派的寺院，當然還包括了流亡政府。”（註7）
希爾頓進一步指出：“多傑雄登之爭牽涉到了格魯派的政治糾葛，這背後的淵源太過複雜無法在此贅述。但它同時也牽動了藏傳佛教本身的宗派問題：多傑雄登的信徒被認為是格魯派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堅持達賴喇嘛與其它佛教教派握手言歡——並且因為流亡的關係被大大加強——是對格魯派的背叛。誓死擁護多傑雄登的他們並不接受達賴作為格魯派領袖的權威。”（註8）
如上所述，多傑雄登被認為是屬於護法一類的神靈。那麼這些護法神要保護的是誰或是什麼？當然是藏傳佛教本身，確切地說是格魯派的藏傳佛教。許多西方學生難以理解宗派問題究竟有多麼重要。多傑雄登不僅被認為是格魯派的守護者，而且還是“佛教異端”的摧毀者，這包括了其它藏傳佛教的宗派或非藏傳佛教。事實上，有人說除格魯派之外的其它全是邪門歪道。
那這個多傑雄登是從哪來的呢？多傑雄登一開始其實只是一個比較次要的護法神（gylapo——意思是憤怒或復仇之神），直到19世紀他成為了被用來迫害當時的非宗派運動的工具。還應該指出的是，格魯派也是西藏的主要政治或掌權勢力，自從1642年蒙古人降服西藏後的歷任達賴喇嘛皆屬格魯派（或是與格魯派有關係）。正因如此，才會有人認為西藏後來被中國侵門踏戶實際上是一種懲罰——至少也是一種惡報——因為人們背棄了多傑雄登。這可能也衍生出了許多圍繞宗教與宮廷的政治陰謀，因為對多傑雄登的崇拜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30年代。
透過多傑雄登的例子，我們看到了一種神化，具體地說是對人的神化——憤怒的亡魂常被認為是生前被判死刑的犯人——然後在死後被僱用來守護特定的教派及其信眾。在一些神秘學學派的實踐中，這種對靈體的誘捕通常會被合理化成是一種替其償還罪孽的方式。在另一種情況下，它會被認為是一種精神奴役，即使不是沒有報酬，但所謂的報酬大多只不過是維持它生存和活動所需的滋養。不難想像，有些深諳這種做法的神秘學大師，就像埃及的法老，已經通過門徒的祈禱、供奉和請願而獲得了某種形式的永生。
如果我們願意相信這是有可能的，那我們就更有必要來聽一聽出身英國的非正統埃及學家多蘿西・伊迪 （Dorothy Louise Eady，1904－1981），她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塞提媽媽（Om Sety），對輪迴與精神永生的一番說法。雖然要瞭解塞提媽媽的生平故事去讀喬納森・科特（Jonathan Cott）的《追尋塞提媽媽的腳步》（The Search for Om Sety）就可以了，但伊迪的那些夢境才是我們最關心的，她在夢中接收到了大量有關於古埃及的詳盡且此前未知的資訊，其他古埃及學家後來也逐一印證了這些資訊的真實性。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她聲稱法老塞提一世（Seti I）曾在夢中甚至是幾乎以有血有肉的模樣前來拜訪她，而且一如他在世時，現在他仍在另一個精神世界做王——考量到他在供奉與他同名的埃及神祗－賽特的神廟中所學過的知識，這似乎不是不可能。
向死者，尤其是祖先供奉的食物、飲料、菸草和禱告實際上都可以強化與維持作為一個集體而存在的“家族”，即使只是在精神的層面。那些僅用幾代人的時間就變得負有盛名或令人畏懼的家族可能也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巨靈。這種巨靈起初也許是在無意識間產生，但它很快會變成家族的一個重心。家族傳統、事業、習俗和自豪感等等概念都有助於創造這樣一個可以追溯到久遠以前、甚至進入無形世界的氏族結構。因此，有些歷史悠久的家族表現出或被認為對神秘學實踐有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家族有某位男或女族長成人眾人認可的精神或哲學領袖時，這種王朝式的權力就會變得更加強大。如今的許多宗教、靈性和神秘團體最初其實都只是源自於某個家族世系，直到後來才開始超越血統或地理的侷限，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因此，一個人如果在世時成為了一位重要、有名且受人愛戴的導師，這可能會為他在死後累積足夠的精神悼念，從而創造出一種“正面靈薄獄”（positive limbo*），好使他不會灰飛煙滅——有些人似乎真的很害怕這一點。如此一來，這個人就可以繼續存在，並透過信眾的信仰獲得的力量來繼續在精神與物質世界之間穿梭。簡言之，他可以繼續在兩個世界悠遊——至少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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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薄獄在基督教神學中是指專門用來安置耶穌出生前已經死去或耶穌出生後仍無緣接觸福音的善人之處——譯註
巨靈的力量...窺伺你的夢境
這些來自不同傳統的守護靈往往是一種福禍參半的存在，這一點許多人應該都深有體會，特別是那些因為混跡神秘與魔法組織、教團而親歷過各種靈性危機的人——尤其在他們試圖退出組織的時候。不過，巨靈的力量也有其侷限，只能在特定的範圍內產生影響。就像我們需要飲食，巨靈也需要飲食。就像我們需要吸氣和吐氣，巨靈也需要吸氣和吐氣。下面的例子來自於本作者收到的一封私人電子郵件。
“時間是星期天，我和內人都在凌晨四點半就早早醒來，我們睡得很不好，她又犯頭痛，就這樣過了幾個小時我們才終於又進入夢鄉。然後我做了一個怪夢：我夢到一位藏傳佛教老僧在授課。他說的話我聽不懂，但我的腦子卻可以自動翻譯。當天稍晚，我在禪坐的時候又再次‘碰見’他，我請教他的大名，他回答我：‘雄登喇嘛’。結果就在今天，我的兩個客戶告訴我，距離我的辦公室五英里外的一間佛法中心在昨天，也就是早上我做夢的時候，舉行了多傑雄登的灌頂儀式。”
語言作為控制機制
許多藏傳佛教徒看到這裡應該會想反駁我們，但事實上這恰恰說明了問題所在。由於藏傳佛教慣於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它的信徒——尤其是皈依者——往往只能照單全收其十分狹隘且擅長自圓其說的教導。也就是說，每個教派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任何與其它藏傳佛教教派，甚至是更通俗的其它佛教教派——取決於喇嘛怎麼定義——的比較不說很少人做，甚至也不被鼓勵。因此，人們的討論範圍被限制，定義範圍被限制，從而保證教派或學校供奉的巨靈不會被挑戰。
然而，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可以放心，藏傳佛教徒實際上應該不太可能會有機會讀到本書。即使總是宣稱要帶來開悟與解脫，但他們無非只是在用一個巨靈取代另一個巨靈，用一種心理控制取代另一種心理控制。唯一的例外只有那些可以真正實踐自己所學的學生，他們懂得舉一反三，並且知道如何運用自己所學習的語言和文化來實現覺醒。有太多人只是假裝很懂佛法，假裝自己是道道地地的藏人，卻不願直視他們的選擇究竟對自己的人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正因如此，將西藏的幻人、幻身及其相關的修行與西方的巨靈概念進行類比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該僅僅拘泥於形式和結構，而要同時注重作用和結果。借偉大的藏學家赫伯特・岡瑟（Herbert Guenther）的話說：
“類比...是一種詮釋學工具，透過讓觀察者思考並發掘新的聯繫，進而開闢出全新的視野。這就是為什麼象徵與類比向來密不可分；在一個層面或一個方向上被認為是類比的東西，在另一個層面或另一個方向卻可能是象徵。兩者皆在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促進、賦能與激勵作用。今日，我們目睹了象徵與類比正在被史無前例的具體化（reification）所摧毀，隨之而來的是連我們自己都變成了可操縱的對象，沒有自己的個性。個體化的敘事...也許可以適時提醒我們應該要更深入、更長遠地理解我們作為一個存在的存在性（beingness）。”（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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