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愛潑斯坦系列之（ㄧ）
BY WHITNEY WEBB
JULY 18, 2019
即使他一再從過去的“雛妓”交易罪案中平安脫身，億萬富翁性犯罪者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仍舊在本月（2019/7）早些時候因為涉及未成年人性交易而遭到抓捕。愛潑斯坦的被捕再次引起了媒體對他的名流權貴朋友們的議論，其中也包括現任的總統。
當然人們最想知道的還是，愛潑斯坦的名流朋友們究竟對他的所作所為知道多少，以及愛潑斯坦這個人到底在搞什麼鬼。愛潑斯坦最近又再次變成聚光燈的焦點，這是因為亞歷山大・阿科斯塔（Alex Acosta）——正是他在2008年協助愛潑斯坦達成“雛妓”交易案的認罪協議，隨著愛潑斯坦近日被捕，他也辭去了川普的勞工部長的職位——對外透露，這位億萬富翁曾經為“情報部門”工作。
透過越來越多抽絲剝繭的調查，很顯然愛潑斯坦其實肩負著某種與勒索、敲詐有關的任務，因為他被發現會用麥克風和攝影機來錄下他的客人與未成年女孩的淫穢活動——無論是在他的紐約豪宅，還是加勒比海的度假勝地。大部分的勒索錄像似乎都被愛潑斯坦藏在他的私人小島上的保險箱中。
相比起愛潑斯坦牽連多人、錯綜複雜且背後顯然有資金支持的性勒索活動，令人驚訝的反倒是少有媒體曾報導過美國和外國情報機構過往類似的性勒索行動史，甚至許多這些行動還涉及了對雛妓的剝削。
光是在美國，CIA就曾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過不止一次性勒索行動，這種僱用妓女來勾引外國外交官的做法曾被《華盛頓郵報》戲稱為CIA的“甜蜜陷阱”。如果深入追查美國在這方面的斑斑劣跡，我們會發現利用這些伎倆來對付政商名流的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CIA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SS）。事實上，更早以前的美國黑手黨早已深諳此道。
隨著調查的持續，我們發現最早從禁酒令時期及其後，美國的犯罪組織中的一些極具影響力的人士便已開始利用性勒索來實現一己之私，而他們的目的往往十分黑暗。
在這個獨家調查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我們首先要回顧ㄧ位有黑手黨背景、並且與聲名狼藉的黑幫老大邁耶・蘭斯基（Meyer Lansky）有著深厚交情的商人是如何與FBI結下一段不解之緣，並同時主導著長達數十年的性勒索行動，此人後來更成為由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20世紀50年代發起的反共運動的幕後支持者，而麥卡錫本人早已因為喜歡藉著酒醉非禮未成年少女的劣行聞名於華府上下。
然而，這個人卻將成為麥卡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會在日後接下整個扛霸子，一邊經營未成年人人口販運、一邊繼續擴大性勒索行動的規模，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在政壇深耕，這也讓他與包括前總統隆納・雷根和後來入主白宮的唐納・川普等名人結下了深厚的交情。
之後，本系列的第二部分會繼續介紹在這位大人物去世後，這些勒索行動是如何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後繼者領導下繼續變本加厲，並且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傑佛瑞・愛潑斯坦正是其中一位後繼者。
塞繆爾・布朗夫曼與黑手黨
美國的禁酒時代經常被後人用做借鏡，以此告誡貿然禁止一些娛樂性物質不但只會讓它變得更加炙手可熱，甚至是本末倒置造成犯罪活動激增。事實上，美國黑手黨的壯大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禁酒令，撇開賭博跟別的不談，不少黑手黨老大往往都是在當年靠著走私酒精起家的。
一切要從20世紀20－30年代的走私貿易開始說起，過程中交織了許多重要人物，他們的後繼者及其他後生晚輩最終會建立起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勒索與性販運世界，包括後來的傑佛瑞・愛潑斯坦、“蘿莉塔快車”（Lolita Express）以及“性愛島”（Orgy Island）。
塞繆爾・布朗夫曼（Samuel Bronfman）從未想過要以經營白酒為業，但為了忠於他的家族姓氏，它在意第緒語中的意思是“白蘭地人”，他最終還是接下了作為家族酒店業務延伸的銷酒事業。在加拿大比它的南方鄰國要更早開始、卻也更早結束的禁酒令時代，布朗夫曼家族鑽法律漏洞，找到了在技術上完全合法的方式來在自家的酒店和商店中繼續販售酒精。布朗夫曼家族也利用他們與美國黑手黨的關係來非法走私美國酒。
加拿大的禁酒令結束沒有多久，換成美國這邊的禁酒令開始了，非法酒精貿易的勢頭已經轉向另一邊，相較於早已十分猖獗的走私貿易，布朗夫曼家族——彼時帶領家族的是山姆・布朗夫曼（Sam Bronfman）和他的幾個兄弟——顯然沒能佔得先機。
“我們在公海和底特律河岸最有利可圖的市場都晚人家一步。相較之下，薩斯喀徹溫省的邊境貿易的利潤簡直不值一提。”布朗夫曼告訴加拿大記者特倫斯・羅伯遜（Terence Robertson）說，當時後者正在撰寫一本布朗夫曼的傳記。儘管如此，“這仍是我們真正開始賺錢的契機，”布朗夫曼回憶道。羅伯遜的這本布朗夫曼傳記從未出版，因為當他向同事透露自己發現了一些布朗夫曼家族的骯髒秘密不久後，他便離奇去世了。
布朗夫曼得以在禁酒令時期取得成功與他的家族和犯罪組織之間的聯繫脫不了關係，許多知名的美國黑手黨人物都是布朗夫曼的商業夥伴。美國的不少傳奇黑手黨老大，包括查爾斯・盧西安諾（Charles “Lucky” Luciano）、莫・達利茲（Moe Dalitz）、阿伯納・茨威爾曼（Abner “Longy” Zwillman）都對布朗夫曼牌的酒飲情有獨鍾。
布朗夫曼在禁酒令時期的大部分黑手黨朋友都是日後臭名昭彰的全國犯罪集團（National Crime Syndicate）的成員，這是20世紀50年代參議院的凱福弗調查委員會（Kefauver Committee）對主要由義大利裔和猶太裔美國黑手黨分子拉幫結派形成的犯罪聯盟的通稱。一些美國黑手黨老大在那次調查中指認了布朗夫曼是他們走私貿易中的核心，美國黑手黨一哥邁耶・蘭斯基的遺孀也回憶過布朗夫曼是如何舉辦奢華的晚宴招待她丈夫。
即使時隔多年以後，塞繆爾・布朗夫曼的子孫與地下黑社會的關係仍舊如膠似漆，其中包括萊斯利・威克斯納（Leslie Wexner），後者據說是愛潑斯坦幕後的大金主，以及其他與黑手黨分子過從甚密的“慈善家”，他們有些人甚至經營著各自的性勒索事業，比如最近被破獲的“性邪教”－NXIVM就是其中之一。本系列的第二部分會更詳細介紹布朗夫曼家族的後生晚輩，尤其是塞繆爾・布朗夫曼的兒子埃德加（Edgar）和查爾斯（Charles）。
路易斯・羅森施蒂的黑暗秘密
布朗夫曼在禁酒令時期的走私貿易之所以能如此興旺該歸功於兩個中間人，其中之一是路易斯・羅森施蒂（Lewis Rosenstiel）。羅森施蒂在禁酒令實施以前是在肯塔基州的一家釀酒廠替他叔叔工作。禁酒令頒布後，羅森施蒂創立了施肯利飲酒公司（Schenley Products Company），迄今仍是北美最大的飲酒公司之一。
儘管只是一名高中輟學生，人脈也稱不上廣泛，但羅森施蒂卻在1922年前往里維埃拉（Riviera）度假的時候“巧遇”溫斯頓・邱吉爾。據《紐約時報》報導，邱吉爾“建議他（羅森施蒂）可以做好準備迎接美國的酒精產業觸底反彈。”後來羅森施蒂想方設法獲得了一些社會精英和備受尊敬的華爾街公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賞識，靠著他們提供的銀彈收購了一批不幸倒閉的釀酒廠。
表面上，羅森施蒂是因為聽從了邱吉爾的諄諄教誨才順利在禁酒令結束後發家致富。然而，他顯然也參與了走私貿易，甚至還因此在1929年被告上法庭，儘管最後沒有被定罪。與布朗夫曼一樣，羅森施蒂有意與犯罪組織打好關係，尤其是全國犯罪集團的那一窩蛇鼠。
紐約的調查機關曾經指控羅森施蒂“是參與加拿大（塞繆爾・布朗夫曼）飲酒走私活動的黑社會‘財團’的得力健將，”其他榜上有名的人還有“邁耶・蘭斯基，著名犯罪頭目、約瑟夫・弗斯科（Joseph Fusco），已故芝加哥黑手黨老大艾爾・卡彭的助手、約瑟夫・林西（Joseph Linsey），這位波士頓人被凱利先生（國會作證時）指控為走私犯。”羅森施蒂與這些人的關係，尤其是蘭斯基，在禁酒令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還會持續下去，塞繆爾・布朗夫曼自然也不例外。
除了他的黑手黨哥們，羅森施蒂還跟FBI有一腿，他和FBI的萬年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私交甚篤，甚至還在1957年大方將施肯利飲酒帝國副總裁的寶座賞賜給胡佛的左右手、FBI的長期合作對象路易斯・尼科爾斯（Louis Nichols）。
雖然他們的背景類似，都是從非法走私做起直到最後變成“人人稱羨”的大商賈，但布朗夫曼與羅森施蒂的性格可謂南轅北轍，兩人之間的關係也十分一言難盡，甚至這還是委婉得多的說法。其中一個可以說明兩位北美酒業大亨有多麼不同的例子是他們對待員工的方式。布朗夫曼不完全是那種殘酷無情的老闆，但羅森施蒂卻以其反覆無常甚至“駭人聽聞”的慣老闆姿態而聞名，例如他會在辦公室安裝竊聽器，好知道當他不在場時員工私底下如何議論他。
布朗夫曼和羅森施蒂的差別也反映在了他們的私人生活中。布朗夫曼只結過一次婚且對他的妻子忠貞不渝，但羅森施蒂卻結了五次婚，並且還是一個不欲為人知的雙性戀者，他的許多親密夥伴和員工都對此心知肚明。
儘管多年來關於這位爭議人士的性傾向只有各種零星的暗示，但羅森施蒂的第四任妻子蘇珊・考夫曼（Susan Kaufman）主動提起的離婚官司卻意外揭露了更多細節。考夫曼聲稱羅森施蒂常舉辦奢侈的派對，還會請來“男妓”招待某些貴賓，其中不乏政府官員和美國黑社會名人。後來在20世紀70年代初紐約州的犯罪問題聯合立法委員會上作證時，考夫曼又一次提供了相同的證言。
羅森施蒂不只籌劃派對，他甚至會在現場偷偷安裝竊聽器來錄下那些有頭有臉的貴賓們的醜態。據考夫曼說，這些錄音之後會被用來對他們進行勒索。即使考夫曼的證詞令人難以置信，但委員會的前首席法律顧問、紐約法官愛德華・麥克勞克林（Edward McLaughlin）與調查員威廉・加里納羅（William Gallinaro）都認為十分可信、應予重視，之後更有考夫曼不認識的另外兩名證人都證實了她的說法。
這些“勒索派對”打開了一扇深入後來變得無比複雜、並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位“戰地指揮官”（這是羅森施蒂在一份報告中對某個人的暱稱）指導下急劇擴張的勒索行動的難得之窗。許多曾在70－80年代與羅森施蒂口中的這位“戰地指揮官”有密切聯繫的名字也隨著愛潑斯坦在近日被捕而再次浮上了新聞版面。
“無法無天”的大壞蛋
布朗夫曼和羅森施蒂得以在北美酒精產業寫下不朽傳奇，部分是因為兩人老是為了爭奪行業霸主的地位而鬥得你死我活，《紐約時報》曾形容這“ㄧ半是他們兩人的私人恩怨，一半是兩家公司之間的商業競爭。”雖說兩人在商場上針鋒相對，但他們卻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與犯罪組織勾肩搭背，尤其是曾經不可一世的邁耶・蘭斯基。
蘭斯基是美國犯罪史上最罪惡滔天的黑手黨首領之一，而且他還是唯一一位曾在20世紀20年代叱吒一時，最後卻能安享晚年而沒有坐過哪怕一天牢的黑手黨老大。蘭斯基的長壽和好運在很大程度上要多虧他與布朗夫曼、羅森施蒂（及其他許多人）這些有權勢的商人、FBI和美國情報界，還有他一手打造的勒索敲詐集團的關係，這讓法律永遠拿他沒辦法。事實上，當蘭斯基在20世紀70年代被告上法庭的時候，指控他的也是國稅局而不是FBI，他被指控的罪名是逃漏稅，但最後依然安全脫身。
蘭斯基與布朗夫曼還有羅森施蒂走得非常近。無論是在禁酒令期間還是之後，布朗夫曼都經常替蘭斯基舉辦“奢華晚宴”。這些晚宴讓蘭斯基的妻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蘭斯基也很懂得投桃報李，除了在禁酒令期間派專人護送布朗夫曼的貨，他甚至還替後者弄來了大家搶破頭的“世紀之戰”拳擊賽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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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弗雷澤（Joe Frazier）與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971年的重量級冠軍決賽——譯註
羅森施蒂同樣時不時就會舉辦晚宴來宴請蘭斯基。羅森施蒂的前妻蘇珊・考夫曼拍攝了許多她的前夫與蘭斯基一起參加社交與聚會活動的照片，《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的瑪麗亞・尼古拉斯（Mary Nichols）曾親眼看過這些照片。另外，據考夫曼回憶，羅森施蒂一直有意袒護蘭斯基不受法律制裁，因為他是針對高官下圈套的兒童賣淫與勒索行動的重要功臣，羅森施蒂有一次甚至在無意中說溜嘴，要是政府“敢找蘭斯基或我們任何人的麻煩，我們就用這個（‘派對’上留下的物證）來讓他們閉嘴。”
蘭斯基習慣用“最高指揮官”來稱呼羅森施蒂，後來有另一個與黑手黨、性勒索行動淵源頗深的人也沿用這個暱稱來代指羅森施蒂，這個人就是羅森施蒂口中的“戰地指揮官”。
蘭斯基與CIA和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的關係同樣非比尋常。二次大戰期間，蘭斯基——與他的夥伴本傑明・西格爾（Benjamin “Bugsy” Siegel）一起——參與了海軍情報部門的“黑社會行動”（Operation Underworld），這是一項被政府否認了四十多年的秘密計畫。
調查記者、CIA秘密活動史學家道格拉斯・瓦倫廷（Douglas Valentine）曾在他的《CIA犯罪實錄：腐蝕美國與全世界的非法行動》（The CIA as Organized Crime: How Illegal Operations Corrupt America and the World）一書中指出，政府在二戰期間與黑手黨的合作奠定了後者在戰後迅速擴張、及其與情報部門在未來繼續合作的基礎。
根據瓦倫廷的說法：
“政府的高級官員也意識到，政府在二戰時與黑手黨達成的浮士德式協議反而變成了後者擠身美國主流社會的契機。作為對他們在戰爭期間乖乖聽話的回報，那些黑手黨老大犯下的數十起懸而未決的謀殺案於是不再被追究。
黑手黨在1951年（凱福弗委員會成立時）那時是個大問題，幾乎與今日的恐怖主義相當。但它實際上一直受到CIA袒護，CIA想要吸收世界各地的犯罪組織為己所用，並利用它們來對蘇聯與紅色中國進行秘密戰爭。黑手黨樂於與山姆大叔合作，二戰讓他們時來運轉、瘋狂發展，現在他們已經控制了全國上下的每一座城市。”
事實上，CIA在成立後沒有多久，就在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詹姆斯・安格爾頓（James J. Angleton）指示下開始接觸蘭斯基。後來CIA在20世紀60年代初頻頻求助於蘭斯基一夥，只為了除掉古巴領導人卡斯楚這個他們的心腹大患，但這些暗殺行動無一成功，這也說明CIA在與蘭斯基初次接觸的很久以後仍然維持著與這一干人等的聯繫。
CIA與蘭斯基的同黨也有交情，例如愛德華・莫斯（Edward Moss），他負責為蘭斯基進行公關工作，據說CIA當時的總監察長J.S・厄爾曼（J.S. Earman）對他很有“興趣”。哈里・梅爾茨（Harry “Happy” Meltzer）是蘭斯基的另一位同黨，也是CIA的寶貴資產，並在1960年12月被CIA招攬進入暗殺行動小組。
除了CIA，蘭斯基還通過蒂博爾・羅森巴姆（Tibor Rosenbaum）而與外國情報機構暗通款曲，羅森鮑姆是一位軍火商人與以色列摩薩德的資深幹員，他的銀行——日內瓦國際信貸銀行——洗白了蘭斯基大部分的不義之財，讓它們可以合法地流入美國企業。
據曾為弗吉妮亞・希爾（Virginia Hill）作傳《黑手黨的情婦》（The Mistress and the Mafia）的記者埃德・里德（Ed Reid）寫道，蘭斯基早在1939年就開始通過性勒索來對付有權有勢的人物。根據里德的說法，蘭斯基將希爾女士派往墨西哥，他在西海岸的黨羽已經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販毒集團，甚至連CIA的前身OSS也參了一腳，來誘使眾多“高級政客、軍官、外交官以及警察”上鉤。
蘭斯基在20世紀40年代的某個時候獲得了FBI局長埃德加・胡佛的私密照片，蘭斯基的一位前同夥後來聲稱，這些照片可以證明“胡佛具有某種同性戀傾向”，他還說蘭斯基經常對別人吹噓：“我搞定了那個狗娘養的傢伙。”這些照片還顯示，胡佛與他的老朋友、副局長克萊德・托爾森（Clyde Tolson）發生過性關係。
這些照片之後又落入了CIA的反間諜部門負責人詹姆斯・安格爾頓手裡，他曾向幾位CIA官員分享過這些戰利品，包括約翰・韋茨（John Weitz）和戈登・諾維爾（Gordon Novel）。安格爾頓同時也負責協調CIA與FBI以及摩薩德的關係，直到他在1972年卸任，期間他一直都與蘭斯基有來往。
前《BBC》記者、著有《明與暗：埃德加・胡佛的秘密生活》（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The Secret Life of J. Edgar Hoover）的安東尼・薩默斯（Anthony Summers）則聲稱不是蘭斯基，而是OSS的局長威廉・多諾萬（William Donovan）最先獲得了這些照片，然後才分享給蘭斯基。
薩默斯繼續說道：“對科斯特羅（Frank Costello）和蘭斯基來說，收買政治家、警察和法官是黑手黨總是能無往不利的秘訣。根據幾名黑手黨人士透露，他們似乎利用了胡佛的同性戀秘密來擺平他。”從這則軼事中我們也可以看見，蘭斯基與CIA的關係一直十分緊密，其中也包括雙方會互相分享勒索材料（美其名曰“情報”）。
胡佛也有可能是落入了羅森施蒂的“勒索派對”圈套，胡佛偶爾會與黑手黨人士一同出席這樣的場合。據說，胡佛有時甚至會穿著女裝出席，蘭斯基的妻子後來聲稱他的丈夫手上握有胡佛的女裝照。此外，胡佛早在1939年就對FBI打算處理羅森施蒂一夥人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憂慮，而後者的好夥伴蘭斯基也是從同一年開始積極策劃對掌權人士的性勒索。
他有把柄在黑手黨手上通常被認為是胡佛幾十年來一直堅持否認有全國性犯罪組織存在的主因。胡佛堅稱犯罪組織只是分散四處，因而超出了FBI的管轄範圍。等到胡佛終於在1963年承認全國性犯罪組織存在時，它們早已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積難重返。
國會犯罪問題顧問拉爾夫・薩勒諾（Ralph Salerno）曾在1993年告訴薩默斯，胡佛在擔任FBI局長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故意對犯罪組織視而不見，“任其在經濟和政治上變得越來越無人可敵，使犯罪組織對這個國家的威脅終於再也無法收拾。”
埃德加・胡佛：勒索受害者？
大部分的史料都將胡佛與羅森施蒂的關係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這也是據蘇珊・考夫曼所說的胡佛開始參加羅森施蒂的勒索派對的那十年。根據安東尼・薩默斯獲得的有關於羅森施蒂的FBI文件顯示，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是1956年，不過薩默斯也表示，有證據表明他們更早以前就認識。羅森施蒂與這位局長有過數小時的面對面密談，據FBI文件透露，這位酒店大亨極力遊說胡佛成全他的商業利益。
胡佛令人不堪入目的性生活在那時早已為情報界與黑手黨所知，而胡佛也很清楚他們都知道自己的性癖好及對女裝的愛好。不過，考慮到胡佛在50－60年代依然頻繁出席羅森施蒂的“勒索派對”，其中有的是在羅森施蒂的私宅或曼哈頓的廣場酒店（Plaza Hotel），看來胡佛對這些性勒索也已經認了。另外兩名與蘇珊・考夫曼互不認識的目擊者也指證過胡佛確實是一個女裝大佬。
在他們的第一次“正式”會面不久後，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胡佛甚至曾在羅森施蒂生病時送花慰問。薩默斯指出，1957年有人曾在一次會議上聽見羅森施蒂親口對胡佛保證：“你的願望，就是我的命令。”兩人的關係從20世紀60年代至往後始終親密無間。
像羅森施蒂一樣，胡佛也以慣於對朋友和敵人進行勒索而聞名。胡佛的辦公室中收藏著華盛頓及其它地方的許多有權人士的“秘密檔案”，他利用這些檔案來套取人情，鞏固自己作為FBI局長的地位，想做多久就多久。
胡佛本人的勒索傾向似乎也表明，他可能更直接地涉入了羅森施蒂的勒索行動，反正他也知道自己有把柄在別人身上，而且這一套還可以反過來用來對付他覬覦的目標。的確，假如胡佛只是單方面被蘭斯基、羅森施蒂一夥人予取予求，這樣的他不太可能會在那些派對上跟這群人表現得如此友好，更不用說是經常赴約了。
據記者、作家伯頓・赫什（Burton Hersh）表示，胡佛與謝爾曼・卡明斯基（Sherman Kaminsky）同樣有不單純的關係，後者利用年輕男妓施展勒索行動來橫行紐約。整件事最終在1966年被曼哈頓地區的檢察官弗蘭克・霍根（Frank Hogan）領導的調查行動破獲，然後FBI立刻介入，胡佛和卡明斯基的合照很快便從調查檔案中不翼而飛。
胡佛與羅森施蒂的關係歷經多年持續不墜，其中一個例子是羅森施蒂高薪娉請胡佛的老助手－路易斯・尼科爾斯來擔任他的詩肯利酒業帝國的副總裁，羅森施蒂還向胡佛基金會捐贈了超過一百萬美元，當時負責管理基金會的人正是尼科爾斯。
記錄顯示，胡佛曾不止一次試圖利用勒索手段來保護羅森施蒂與他的“戰地指揮官”，這個人就是惡名昭彰的羅伊・柯恩（Roy Cohn），他是羅森施蒂的雛妓勒索行動背後的另一個關鍵人物。
一個怪物的誕生
羅伊・柯恩直到去幾十年後依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與美國總統唐納・川普有著非常親密的關係。然而，那些關於柯恩的報導，不管是最近還是過去的，往往沒有抓住重點，忽略了他與雷根主政的白宮、CIA、FBI、犯罪組織以及後來許多圍繞著愛潑斯坦的人之間的聯繫。
要瞭解這個人，就得先從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崛起開始說起，當時年僅二十三歲的他卻成了眾所矚目的蘇聯間諜羅森堡夫婦庭審上的關鍵人物，之後更成為麥卡錫的得力助手。
柯恩在50年代積極投身反共運動，這讓他得到了胡佛的賞識，兩人隨後在1952年第一次見面。在那次會面期間，正如赫什在《鮑比與埃德加：甘迺迪兄弟與埃德加・胡佛改變美國的神鬼交鋒》（Bobby and J. Edgar: The Historic Face-Off Between the Kennedys and J. Edgar Hoover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中所述，胡佛對充滿手段的柯恩很是讚賞，他還告訴柯恩，只要有值得分享的消息，就“直接打電話給我”。從那之後，柯恩和胡佛“彼此間的人情、美言、禮物和晚宴交換從沒停過，兩人對互相的稱呼也很快就變成了‘羅伊’和‘埃德加’。”赫什還指出，胡佛早已把柯恩當作自己的“心腹”看待。
柯恩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麼認識羅森施蒂尚不清楚，不過這應該與柯恩的父親艾伯特・柯恩（Albert Cohn）有關，他是一位傑出的法官，也是那時由愛德華・弗林（Edward Flynn）執掌的紐約市民主黨黨部中的一位重要角色。弗林的民主黨黨部設於布朗克斯（Bronx），並且與犯罪組織有著一段淵源流長的聯繫，其中包括蘭斯基的黨羽。
不管這一切是如何又從何開始，柯恩和羅森施蒂彼此的關係一直很緊密，簡直情同父子。據說他們連在公共場合都會互相敬禮，兩人的友誼也一直持續至羅森施蒂即將去世之際，柯恩偏偏在這時試圖哄騙這位現在已幾乎沒有意識、垂垂老矣的“至交”兼客戶來指定他為其鉅額酒業遺產的執行人與受託人，這筆遺產的價值高達七千五百萬美元（放在今天是超過三億三千四百萬美元）。
《生活》雜誌曾在1969年報導，柯恩和羅森施蒂多年來習慣以“戰地指揮官”跟“最高指揮官”互稱，我們也可以在同一時期的其它報導中看見這些綽號。
儘管《生活》和其它媒體將其解釋為朋友之間的互開玩笑，但犯罪頭子邁耶・蘭斯基也稱呼羅森施蒂是“最高指揮官”，還有柯恩與羅森施蒂同樣密切涉入了戀童癖性愛集團的事實也許表明，這些“暱稱”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簡單。畢竟，與羅森施蒂有牽連的那群黑手黨本來就常用“士兵”和“中尉”這些軍事頭銜來區分互相的等級與地位。
結識胡佛後，柯恩的仕途更加平步青雲，開始在華盛頓飛黃騰達。靠著胡佛的推薦，柯恩順利被任命為麥卡錫的總顧問，讓柯恩的死對頭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與這個位置失之交臂。
即使作為麥卡錫的顧問，柯恩看似冷酷無情且目中無人，並且在紅色恐慌與紫色恐慌（lavender scares）中協助麥卡錫拉下了許多人，但他在為委員會工作期間的各種荒唐行徑最後卻反過來導致了他的跨台，尤其是他竟勒索軍隊來換取委員會顧問、傳聞中也是柯恩伴侶的大衛・席恩（David Schine）能享受特權優待。
在因為醜聞曝光被迫向麥卡錫辭職後，柯恩回到紐約與母親一起從事法律工作。幾年後，紐約法官大衛・派克（David Peck）這位前CIA局長艾倫・杜勒斯的得力助手安排柯恩進入薩克斯、培根＆奧謝紐約律師事務所（New York law firm Saxe, Bacon and O’Shea）——之後它會更名為薩克斯、培根、奧謝＆柏蘭紐約律師事務所，因為柯恩的好友湯姆・柏蘭（Tom Bolan）也成為了合夥人。柯恩為這家事務所帶來了大量與黑手黨有關聯的客戶，包括甘比諾（Gambino）、吉諾維斯（Genovese）幾個犯罪家族，當然還有劉易斯・羅森施蒂。
233號房發生了什麼事？
羅伊・柯恩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人脈既讓他成為公眾人物，也轉化成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並在雷根總統任期達到頂峰。然而，就在柯恩一邊忙著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時，他私生活的黑暗一面卻也沒有消失，這一次同樣與戀童癖勒索有關，並且也跟羅森施蒂脫不了關係。
1953年，柯恩在曼哈頓廣場酒店的233號房舉辦了一場“勒索派對”，蘇珊・考夫曼和她的丈夫羅森施蒂也有出席。據考夫曼描述，柯恩的那間套房“非常漂亮...整間房都是淺藍色。”然後她見到了穿著女裝的胡佛，柯恩還笑著告訴她，他的名字是“瑪麗”。考夫曼作證說當時也有小男孩在場，而且柯恩、胡佛和她的前夫與這些未成年人發生了性行為。
紐約律師約翰・克洛茨（John Klotz）在考夫曼出面作證後開始調查柯恩的案件，他在仔細疏理了地方政府的文件及其它私人材料後，的確發現了廣場酒店的“藍色套房”以及性勒索團體的證據。克洛茨後來告訴記者、作家柏頓・赫什他都發現了什麼：
“羅伊・柯恩簡直有呼風喚雨的本事。有一群戀童癖者牽涉其中，這就是柯恩的權力來源——勒索。”
也許對柯恩在233號房中的所作所為最肯定的證實，還是出自柯恩本人對前紐約警察局偵探、前人口販運及犯罪問題部負責人詹姆斯・羅施坦（James Rothstein）的供詞。羅施坦之後把這些事情通通告訴了約翰・德坎普（John DeCamp）——這位前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曾追查過一個位於奧瑪哈（Omaha）的與政府有關聯的戀童癖性愛集團——然後還有其他調查人員，柯恩在接受這位退休偵探盤問時承認，他利用雛妓來對政客進行性勒索。
以下是羅施坦告訴德坎普的關於柯恩的黑幕：
“柯恩的工作是找來小男孩。假如有哪位海軍上將、將軍、國會議員不聽話，柯恩的任務就是對他們設套，接下來他們只能乖乖聽話。這是柯恩親口告訴我的。”
羅施坦之後又告訴從前是記者，後來轉為調查員的保羅・大衛・柯林斯（Paul David Collins），柯恩堅持這種性勒索行動是為了反共所需。
如果羅施坦的記憶沒錯，柯恩真的表示兒童性勒索行動是由政府發起的反共運動的其中一環的話，這似乎意味著包括FBI在內的政府部門涉入此事的程度，恐怕比胡佛本人都要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FBI一直以來都很積極在配合麥卡錫和柯恩所掀起的紅色恐慌。
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胡佛的海量“秘密”勒索檔案中，有一份關於麥卡錫的豐富資料顯示這位參議員十分好未成年女孩這口。據記者、作家大衛・塔爾伯特（David Talbot）指出，胡佛手上的麥卡錫檔案“記錄了許多麥卡錫趁酒醉對年輕女孩的胸部和臀部伸出鹹豬手的醜事。一位FBI檔案員還表示，這些醜聞早已廣為流傳，在華府堪稱‘人盡皆知’。”
塔爾伯特在他的《魔鬼棋盤》（The Devil’s Chessboard）中援引了《芝加哥論壇報》的華盛頓分社社長沃爾特・特羅漢（Walter Trohan）的陳述，他曾親眼目睹麥卡錫對年輕女性上下其手。“他就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手不去碰年輕女孩，”特羅漢說。“我真不明白，共產黨分子為何不乾脆派個小姑娘去他身邊，再告他強姦不就得了。”或許原因在於，那些會利用未成年人來“對付”他們的政治敵人的人反而是麥卡錫的盟友與夥伴，而不是他的敵人。
關於柯恩在233號房的活動勢必會引起另一個問題，還有哪些人在接受柯恩的“保護”以及他提供的雛妓性服務？其中有一個人很可能是柯恩的好朋友和客戶，紐約大主教轄區的紅衣主教弗朗西斯・史佩爾曼（Francis Spellman），據說他曾出席柯恩在廣場酒店舉辦的派對。
史佩爾曼——北美天主教會最有權勢的人之一，甚至曾被譽為“美國的教宗”——他不但被指控縱容教會內的戀童癖行為，而且還拉拔了包括紅衣主教西奧多・麥克卡里克（Theodore “Uncle Teddy” McCarrick）等一干已知的戀童癖者，當然他自己也不乾淨，所以很多紐約地區的神父喜歡用“瑪麗”來諷刺他。
另外，傳聞胡佛有一份詳細描述了這位紅衣主教的性生活的檔案，這表明史佩爾曼也是柯恩跟胡佛的戀童癖勒索集團中的一分子。
與柯恩交好的人經常提到他身邊總是有一群小男孩，但他本人似乎不以為意。愛潑斯坦在被捕以前，他的熟識也曾對他偏好未成年人的事情說過一些隻言片語。
富有爭議的共和黨政治特務、“骯髒的騙子”羅傑・史東（Roger Stone）——他與川普一樣都是柯恩的門徒——曾在2008年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採訪時談及柯恩的性生活：
“羅伊不是同性戀，他只是一個喜歡跟男人發生性行為的男人。同性戀都是一群軟弱、弱不禁風的傢伙。他的身邊總是不乏稚嫩的金髮男孩，這沒什麼。他真正愛的只有權力與利益。”
我們可以將這段話與後來川普對愛潑斯坦的評價進行比較，他與柯恩的關係也很不一般：
“我認識傑夫已經十五年了，他是一個很棒的傢伙。跟他在一起從不會無聊，有人說他和我一樣喜歡漂亮女人，尤其年輕的更好。毫無疑問——傑佛瑞相當享受他的社交生活。”
雖然不清楚廣場酒店的性愛派對一共持續了多少年，以及在柯恩於1986年因愛滋病去世後還有沒有繼續運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1988年買下了這家酒店。經後來的報導與當時的與會者證實，川普“曾在他買下的廣場酒店裡舉辦派對，年輕女子和女孩會被介紹給年長、有錢的男人”而且“吸毒在那裡就跟年輕女孩的出現一樣稀鬆平常。”
曾經協助川普舉辦酒店派對的男模安迪・盧切西（Andy Lucchesi）在被問及在場的女姓年紀都有多大時回答說：“有很多十四歲女孩看起來就像是二十四歲。我從不過問她們年紀，我只負責享受。當然我也參加過一些講出來會引起爭議的活動。”
羅伊・柯恩的機器
羅伊・柯恩的職業生涯才剛剛開始，他顯然是路易斯・羅森施蒂領導的地下性勒索集團中的一位要員。事實上，柯恩在第一次見到胡佛的時候還只有二十三歲。在接下來三十年左右的時間，直到他在1986年以五十六歲死於愛滋病引起的相關併發症之前，柯恩已經打造了一部毫無死角的機器，而這主要該歸功於他與這個國家的一群最位高權重的人之間的友誼。
柯恩的朋友中有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Walters）等頂尖媒體人、幾位CIA局長、雷根和他的妻子南希（Nancy）、媒體大亨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莫特・祖克曼（Mort Zuckerman）、眾多明星、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等知名律師、天主教會的大人物還有聖約之子會（B’nai B’rith）與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的重要成員。許多20世紀80年代後期圍繞著柯恩直至他去世的名字後來也出現在了愛潑斯坦身邊，這些名字亦同樣出現在了後者令人聞風色變的“小黑書”裡面。
雖然川普與愛潑斯坦、柯恩都有交集，但柯恩的人脈也延伸至了前總統比爾・柯林頓，他的朋友兼老練的政治顧問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Dirty Dick” Morris）是柯恩的堂親與好夥伴。莫斯里的另一位熟識是柯林頓的前通訊主任喬治・史蒂芬諾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這個人同樣與愛潑斯坦有來往。
然而，與柯恩熟識的這些人姑且都還算是建制派中比較德高望重的一群人。他與黑手黨的關係其實同樣深厚，甚至可以說是扮演著黑手黨與公眾人物之間的聯絡橋樑。正如紐約律師約翰・克洛茨所言，勒索是柯恩最倚重的手段，他用這招來對付他的朋友、敵人、黑手黨或公職人員。至於他究竟勒索過多少人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答案。
本文的第二部分將繼續著眼於柯恩、愛潑斯坦以及他們的勒索行動的諸多共通點，不僅僅是他們有同一群名人朋友與金主，而且他們與情報機構和黑手黨商人的聯繫也同樣可疑，這些商人就像是今天的塞繆爾・布朗夫曼和路易斯・羅森施蒂，只不過現在他們都被世人稱為“慈善家”。
第二部分還將揭示，眾所週知，柯恩的行動有繼任者，最好的證明便是20世紀90年代初曝出的一系列醜聞，只是它們很多被掩蓋了。愛潑斯坦和柯恩的秘密性勒索行動，還有他們的人脈存在的大量重疊之處，在在都強烈暗示愛潑斯坦非常有可能是柯恩的繼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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