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overtactionmagazine.com/2022/03/27/black-ops-in-hollywood-from-censorship-to-normalization/
By Tom Secker
對目標國家發動秘密戰爭，無論是通過干預選舉、支持反對派（哪怕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賄賂政府領導人和高級官員——以及當上述所有方法都失敗時——策劃政變，幾乎是美國從立國之初以來一貫的傳統。
縱觀歷史，從剛果到柬埔寨，肩負執行這些黑色行動重任的絕大多數時候都是CIA。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一直不想讓人們知道這一點，甚至不惜對自家退休官員寫的書搞起審查——比如維克多・馬爾凱蒂（Victor Marchetti）的《CIA與情報邪教》（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和拉爾夫・麥吉（Ralph McGehee）的《致命謊言：我在CIA的二十五年》（Deadly Deceits: My 25 Years in the CIA）——只要是提到該機構的特殊行動的細節，無一例外全都難逃刪改。
五角大樓同樣也是秘密行動的行家，像愛德華・蘭斯代爾（Ed Lansdale）這樣的人物往往是在CIA/國防部之間來回穿梭。蘭斯代爾在為美國空軍服役期間首先平定了菲律賓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虎克軍叛亂，然後在越南與CIA勾肩搭背，接著又參與了反古巴行動，包括臭名昭彰的諾斯伍德行動（Operation Northwoods）。
美國的另一項幾乎完全不為人知的秘密政策乃是好萊塢在對美國與全球公眾進行宣傳洗腦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最開始是為了幫CIA和國防部遮掩它們的黑色行動，現在卻變成是在美化這些行動。幾十年來，這些單位與電影製片人密切合作，設法形塑它們自己的公眾形象與世人對美國的觀感。
《動物農莊》
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CIA還在瓜地馬拉、印尼和敘利亞四處煽風點火的時候，好萊塢就已經開始在幫這個機構淡化它的存在。電影審查管理局（PAC）——這是電影業的自我審查單位——負責協助CIA將它的名字從多部電影中刪除。如果這招行不通，CIA甚至會直接介入，改掉劇本中任何提到它的地方，例如鮑伯・霍伯（Bob Hope）主演的喜劇《我最愛的間諜》（My Favorite Spy，1951）就是一例。
儘管該機構在好萊塢的幫助下設法淡出了公眾視線，但它卻在同時間巧妙地推動了反對左派國家的叛亂與政變宣傳。
CIA秘密贊助了1954年改編自喬治・奧威爾原著小說的《動物農莊》動畫電影，它從奧威爾的遺孀那裡購買了版權，然後再聘請一家英國動畫公司負責製作這部電影。
奧威爾的小說出版於1945年，故事內容是一座農莊中的動物們因為不堪人類農場主壓迫於是揭竿而起，想要創造一個只屬於動物的平等、自由且快樂的社會。最終，革命的果實被竊取，一隻名叫拿破崙的豬實施獨裁統治，農莊又回到了與過去如出一徹的模樣。
正如弗朗西絲・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她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中指出，CIA的監督導致電影劇本發生了一個重要的改動。原因在於，原著故事最後暗示了人類（資本家）與豬（蘇聯）其實一樣專制腐敗，兩者都無法為工人和大眾提供真正的出路。
就像奧威爾寫道：“外頭的動物從豬看到人，從人看到豬，又從豬看到人；但牠們已經分不清楚誰是豬、誰是人了。”然而，在受CIA監督的動畫電影中這個結局被修改了，變成動物們只看見了豬，即只見了蘇聯的腐敗，並且準備發起一場打到豬的革命。這種支持革命的暗示——但僅限於推翻或反對左派政府——可謂是後來演變成全面文化戰爭的第一槍。
毒蠍和食人鯊
豬玀灣事件結束後，CIA已無法再繼續藏形匿影，而PAC對電影內容的約束力也在減弱。越來越多電影開始敢於指名道姓提起CIA，迫使其開始轉為使用更為低調的方式來審查這些劇本。以1971年的第一部電視短劇《人間蒸發》（Vanished）為例，CIA對這部電視劇的製作以及評論者的意見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在正式播出前幾個月，CIA的顧問向當時的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提交了一份包含了對這齣劇的意見的備忘錄。備忘錄指出，劇中有一幕場景是總統在白宮的橢圓桌辦公室中提到CIA的局長時說：“別被他和藹可親的表象給騙了。他是一條食人鯊。當然，他是我們的食人鯊，他對這份工作的投入無人能及。”
不過CIA並沒有多說什麼——這段台詞被如期播映出來——我們只能猜測，也許被形容成忠心耿耿、兢兢業業的食人鯊對這個機構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兩年後，CIA又以不甚光彩的形象出現在《天蠍座》（Scorpio）中，這部片講述了該機構由於害怕機密被洩露，而開始追殺自己的一名探員。沒想到《天蠍座》深獲CIA喜愛，不但成為第一部獲准在CIA位在蘭利（Langley）的總部拍攝的電影，官員們甚至製作了一批蠍子徽章送給劇組們。據電影導演麥可・韋納（Michael Winner）在他的自傳中回憶，送給他徽章的那位“和藹的CIA女士”告訴他：“這會讓人們覺得我們很有幽默感，韋納先生！”
後丘奇委員會時代
然而，隨著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的成立以及CIA肆意策劃政變與刺殺行動的消息曝光，CIA不得不在20世紀70年代末設立公關辦公室（Office of Public Affairs）以改善自己的公眾形象，但直到90年代初之前，它基本上已不怎麼過問娛樂界的事情。
在70年－80年代末，人們曾多次努力想要效仿《ABC》電視台的老節目〈F.B.I〉製作以CIA為主角的電視劇，連退休情報官員協會（Association of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ers）中都有人支持這個想法，但最終都因為CIA自己興趣缺缺而作罷。
同樣的，當雷根政府在好萊塢的線人喬・霍姆斯（Joe Holmes）找上當時的CIA局長比爾・凱西（Bill Casey），徵詢他對一部未具名的電影的拍攝許可時，這個請求被婉拒了。
CIA的執行主任約翰・麥馬漢（John McMahon）在給凱西的一封信中敦促他拒絕這個請求，“越少上鏡頭越好”。凱西同意了，他在一份字條上寫道：“無論如何，詹姆士・龐德才是我的最愛。”
這麼做的結果是，雖然CIA正在執行兩項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秘密行動——伊朗軍火走私交易和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但它的身影幾乎在流行文化中消失了。凱西試圖重拾該機構早年一貫的保密姿態的政策似乎正在奏效，至少在好萊塢是如此。
《愛國者遊戲》與《不可能的任務》
然後，事情開始出現了轉變。1991年，CIA准許改編自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小說的《愛國者遊戲》（Patriot Games）在蘭利總部開拍。這是一部關於CIA分析師傑克・萊恩（哈里遜・福特〔Harrison Ford〕飾）協助抓獲愛爾蘭共和軍（IRA）恐怖分子的電影。
CIA效仿五角大樓和FBI的類似機構，設立了自己的娛樂聯絡辦公室。它參與製作的第一部電影是《不可能的任務》（1996），同樣在蘭利總部拍攝，並且CIA修改了其中一段對白，以把丘奇委員會形容成好像刻意要跟它作對的存在。
在一位參議員正在電視上接受關於CIA的採訪鏡頭中，劇本最初安排給這位參議員的台詞是：“讓我再説得直白點。要我說，CIA與它的所有影子機構如果只是無能那倒好，最壞的情況是它們恐怕已經違反了憲法。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好好搞清楚五角大樓的‘黑預算’了。這些秘密機構分叉出來的小組掌控了秘密資金，它們不用向任何人報告——這些人到底是誰？在我上一次監督的時候，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後來這幕場景被刪改以去除這段台詞，在實際上映的電影中，這段反而變成了採訪者說：“參議員，聽起來你好像想領導一場衝鋒——就像丘奇參議員在70年代做過的那樣，你似乎想摧毀美國的情報能力。”對此，參議員簡單地回應說：“我只是想知道他們到底有哪些人，又是怎麼花納稅人的錢而已。我上一次監督的時候，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台詞從原本對CIA和五角大樓的秘密黑色行動的尖銳批評，變成了對丘奇委員會的挖苦，任何試圖監督CIA的人都反過來被當成了害群之馬。
五角大樓審查好萊塢劇本中的黑色行動
五角大樓同樣也對電影創作進行過干涉和審查，好掩蓋它不希望大眾知道的黑色行動。
根據一個與好萊塢合作資料庫，CIA拒絕配合《五月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1962）的拍攝，“一部敘述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密謀發動政變，因為總統簽署了一項裁軍協議的電影”。幾年後，CIA又迫使約翰・韋恩（John Wayne）主演的《綠色貝雷帽》（The Green Berets）刪除了越境偷襲老撾的內容。
至於其它電影就沒有這麼幸運了。1968年，《最佳遊俠》（The Best Ranger）的製作人向國防部申請拍攝協助被拒，原因是“美軍在片中被描繪成企圖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艾奎諾總統、接管菲律賓共和國政府。”結果這部電影從未實際開拍。
同樣的，《反戈一擊》（Counter Measures）——20世紀90年代的一部已經請到大卡司主演的電影，也因為故事內容涉及美國航空母艦上的武器走私犯罪而遭拒，國防部認為“沒有理由如此詆毀白宮或刻意喚起公眾對伊朗門事件的記憶。”然後它也沒能拍成。
拯救阿富汗的《鋼鐵人》
隨著時間邁入21世紀與資訊時代，審查方針似乎又有了改變。今天，任何人都可以隨便搜索“CIA政變陰謀”然後找到無窮無盡的公開資料，甚至連CIA如何在1953年策劃伊朗政變的詳細資料都查得到。
這種公共知識領域的變化也意味著，簡單地否認這些秘密行動的存在已無濟於事，就算把它們從電影和電視劇本中通通刪去也沒什麼意義。反之，CIA和國防部決心改變策略，現在它們反而試圖讓這些行動變得合理化，甚至是利用超級英雄電影來讓它們看起來很酷。
《鋼鐵人》（2008）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按照最一開始的劇本，這本來應該是一齣譴責軍工複合體的電影，東尼・史塔克原本要在片中打敗他身為軍火商人的父親。這個劇本早在2005年就已經被提上了時程，但這個計畫最終卻無疾而終，沒能成為漫威重啟電影宇宙的契機。
最初的劇本把東尼的起源故事設定在越南——他被越南士兵綁架並被迫替他們製造武器——而在五角大樓的全力支持下，新版的劇本把背景改成了阿富汗，東尼也變成了一個志得意滿的軍火販子，得意地展示著他破壞力驚人的新武器。
當東尼被綁架後，恐怖分子的首領向他炫耀自己四處收集來的各種現代武器，東尼反問他這些武器是從哪裡來的。據電影導演強・法夫洛（Jon Favreau）後來承認，一開始恐怖分子首領的回答應該是：“卡特、雷根、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意思是正是美國幾十年來的外交政策才導致這麼多軍火流入這個地區。結果這段台詞被從電影中刪掉了。
在沒有了這些台詞後，鋼鐵人在電影第二幕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扮演美軍的高科技幫手，他在阿富汗執行暴力秘密行動，並且不受任何人監督。這就像是在說，只要你是美國人且擁有高科技，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就在《鋼鐵人》正在愛德華茲空軍基地拍攝的同時，美國軍方的373特遣隊也正在阿富汗執行任務。2007年6月，裝備了HIMARS——高機動火箭系統——跟鋼鐵人的那些裝備沒什麼兩樣——開始執行暗殺阿布・利比（Abu Laith al-Libi）的行動。最後他們殺死了十三人——其中有六人是塔利班戰士，七人是無辜兒童。
《自殺突擊隊》大鬧拉丁美洲
五角大樓與超級英雄電影最新的合作成果是詹姆斯・岡恩（James Gunn）執導的《自殺突擊隊》（2021）。電影的原編劇亞當・科扎德（Adam Cozad）曾在2017年夏天參加過美國空軍安排的美國太空軍司令部招待遊。
岡恩在接替了科扎德後立刻重新寫了劇本，劇本完成後，國防部“跟華納兄弟工作室進行了對話，討論國防部也可以為2016年的《自殺突擊隊》現在即將上映的續集提供一些協助，根據五角大樓娛樂聯絡辦公室的文件顯示，‘製片方希望能借用CV-22傾斜旋翼機，而製片方也拿到了一本劇本批注。’”
CV-22（暱稱“變形金剛”，因為它可以從直升機變成低空飛機）確實在電影中出現了幾分鐘。它負責將幾位主角送往虛構的拉丁美洲國家－科托馬爾他，主角一行人來此是為了推翻被認為威脅到美國利益的新政府。正如《自殺突擊隊》所解釋，電影設定的背景是前任政府雖然獨裁卻與美國友好，新任政府則不然。
接著是一開始的動作情節——主角一行人遭到科托馬爾他政府的兩棲伏擊——這段情節顯然是參考了美國與古巴的史實。
古巴革命推翻了當初親美的獨裁統治者，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激進的左派政府。美國隨後開始多次試圖推翻該政府並暗殺其領導人，其中包括慘敗收場的豬玀灣兩棲進攻行動。
在《自殺突擊隊》中，科托馬爾他的激進分子最終用暴力推翻了現任政府——他們架起機關槍朝著高級官員與軍人的房間掃射——然後在電視上宣布要進行自由且公正的選舉。岡恩的這部電影不只凸顯了美國向來喜歡搞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動，而且它還把美國最常撒的謊，也就是這一切都是為了推動民主，直接狠狠甩在了觀眾的臉上。
跟著《名嘴出任務》一起出任務
另一部獲得政府參與協助、宣揚美國的秘密干預行動的電影是《名嘴出任務》（2014），這是一部部分靈感來自於2013年丹尼斯・羅德曼出訪北韓的喜劇片。電影的故事圍繞著兩位電視明星獲邀到北韓採訪金正恩，隨後CIA找上他們希望可以趁機除掉這位獨裁者。
如果你懷疑CIA怎麼可能私下支持與鼓勵一部描述CIA偷偷找上娛樂界合作的電影，這確實可以諒解。
在一次採訪中，身兼作家/製片人與演員的塞斯・羅根（Seth Rogen）透露說：“我們與一些在政府中擔任顧問的人有往來，我相信他們是替CIA工作。”他繼續說道，當金正恩突然神隱一個星期的時候，其中一位顧問曾發電子郵件向他保證，金正恩只是去接受腳踝手術，“幾個星其後就會回來。”果不其然，金正恩在兩個星期後又重返公眾視野。
北韓政府譴責這部電影“與宣戰無異”，它的製作方索尼影業也因此遭到駭客攻擊，數千份公司內部文件慘遭外流。根據這些文件，索尼影業的高層早已事先就這部電影向國務院打了照面，甚至還把剪輯好的版本送上去過目。
除此之外，根據洩露的電子郵件，在一次開放媒體進入的“片場參觀”活動上，曾有人不小心透露了“有一位前CIA官員和一位曾經為希拉里・柯林頓工作的人事先看過劇本。”索尼影業的高管瑪麗莎・利斯頓（Marisa Liston）和基思・韋弗（Keith Weaver）的另一封電子郵件強調了對這件事被說溜嘴的擔憂，正如韋弗所說，“問題在於它會如何被解讀，可能會有各種臆測出現。”
出於顧忌這部電影可能會造成潛在的政治風波，製片人羅根和伊凡・戈博（Evan Goldberg）還徵詢了麥克拉迪影視娛樂公司的里奇・克萊恩（Rich Klein）的意見，後者在CIA的內部文件中被標註是公關辦公室的“長期聯絡人”。
幾個月後，在《名嘴出任務》正式上映的前一天，克萊恩特地寫了一篇社論來表達對這部電影的支持，稱其為“破壞力十足且令人捧腹大笑的好電影”，他還暗示“如果電影錄影帶被走私到北韓，這絕對會成為一個非常寫實的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
克萊恩果然很有先見之明：電影上映幾個月後，韓國活動人士便向北韓發送了大量攜帶含《名嘴出任務》完整電影的硬碟和DVD的氣球。
這是在電影DVD正式在許多國家（包括英國）發行之前發生的事，儘管媒體對這件事大肆報導，但似乎每個人都忘記了這種“激進主義”是否有侵犯版權的疑慮。
這與CIA在冷戰期間所做的事幾乎一模ㄧ樣，它曾大量使用氣球來向蘇聯和其它左派國家投放數百萬份宣傳單、書籍甚至恐怖主義培訓手冊。
看來，CIA不只協助了《名嘴出任務》的拍攝，甚至也參與將其變成對抗北韓政府的心理戰武器。由於很難得知北韓內部的情況，所以這麼做到底有沒有用無人能知。
傑克回來了，他來推翻北韓政府
亞馬遜的《傑克・萊恩》（Jack Ryan）也許可以說是概括CIA與國防部的黑色行動的最令人驚訝也最坦誠直率的公關作品，這是湯姆・克蘭西系列的電視重啟作品。CIA、國防部和美國海岸警衛隊都協助了這部電視劇的拍攝，後者既是美國海軍的附屬部隊，也是國土安全部的一個重要單位。
在閱讀了前幾集的劇本後，國防部一開始完全無意協助第一季的拍攝。根據2017年夏天的一份文件透露，劇本被認為“寫得非常少，十分引人入勝，但對國防部毫無用處。”畢竟劇中涉及對沉迷酒精、飽受精神創傷的無人機駕駛員在拉斯維加斯賭場縱情聲色，以及美國大兵以喪生於無人機襲擊的聖戰分子的遺體向葉門人討錢，對手上已經沾了不知道多少鮮血的五角大樓來說還是太過分了。
然而，電視劇最終還是順利播出，而且這個系列還獲得好評，並受美國軍方大力支持，數百名身穿制服的軍人還在“洛杉磯艦隊週”期間乘著美艦來到洛杉磯附近的聖佩德羅參加首映會。
《傑克・萊恩》第二季將焦點從中東與反恐戰爭轉移到了俄羅斯和委內瑞拉。在第一集中，傑克前往委內瑞拉尋找據說被走私到該國的俄羅斯核武器。他的小隊不慎遭到伏擊，這一幕不禁令人聯想起《迫切的危機》（Clear and Present Danger，1994）中的場景，其與《傑克・萊恩》第二季一樣都獲得了CIA與國防部的支持。
《傑克・萊恩》 vs 《迫切的危機》
相隔二十多年製作的這兩部湯姆・克蘭西系列作品很能道出娛樂聯絡辦公室的策略轉變。
《迫切的危機》的故事主軸是美國在哥倫比亞展開黑色行動，試圖阻止毒品流入美國——與真實歷史中CIA跟毒梟勾結在美國販毒以籌措資金、支持尼加瓜拉反對派的伊朗門醜聞正好相反。
一支特種精銳部隊被派往哥倫比亞，透過破壞和暗殺來對抗販毒集團。早期的劇本本來是要安排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和CIA高級官員來一起主導這項秘密行動，結果這卻讓軍方的公關人員感到十分為難。
根據與這部電影有關的文件顯示，製片人與軍方的第一次接觸是1991年，但一份審查了劇本的美國陸軍備忘錄卻點出了問題所在：“令人困擾的是，我們的士兵在片中被迫‘下海’（shanghaied）參與黑色——非常黑色的行動。除非國防部——還有國務院、CIA、司法部跟白宮同意——否則不應該輕易表態支持本片。”
製片人之後又帶著改好的劇本在1993年回來，但不少問題還是沒解決，比如聯合參謀部就不滿意：“美國在片中被描繪成只顧著單方面行動，沒有與這些行動涉及的國家政府進行任何溝通。拉丁美洲國家對任何侵犯它們主權的描寫都會感到冒犯。”
要是美國政府在現實中也一樣能這麼在乎拉丁美洲國家的主權就好了。
總而言之，在正式的拍攝許可下來前，國防部、CIA、白宮、國務院、司法部、FBI及其它機構都還要先爭論個好幾個月。
最終，陰謀的規模縮小了，變成只是少數幾個壞傢伙的主意，而不是美國的正式外交政策。總統被排除在這個陰謀之外，他對於南美人的種族主義言論也被刪除。CIA對這次行動的參與也被縮減成僅限於一名粗魯的特務，並且哥倫比亞政府也全程知情、批准了這次秘密入侵行動。
相比之下，《傑克・萊恩》反倒要坦率得多。傑克和他的快樂CIA夥伴們由於無權進入委內瑞拉，所以他們試圖影響選舉，讓有利於他們的候選人當選，就跟幾十年來CIA在現實中對委內瑞拉所做的一模一樣。
不過，這部電視劇卻為現代的觀眾翻轉了劇本，把現任委內瑞拉總統描繪成一個右派獨裁者，正在與一位自由派人權活動家較勁。這與現實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因為CIA過去經常在拉丁美洲支持或扶植威權獨裁者，甚至曾在這個過程中主動推翻左派政府。
話雖如此，《傑克・萊恩》第二季仍直白描述了CIA在委內瑞拉進行的試圖干涉、左右其政治的秘密行動，並且將它合理化成捍衛美國國家安全的必須之舉。即使這意味著傑克和他的夥伴要砍掉人們的手指，然後把它們放進冰箱裡當成紀念品也是。
記住，傑克是一條食人鯊沒錯，但他畢竟是我們的食人鯊。
CIA和國防部完全支持這樣的描寫方式，這與它們以前對《迫切的危機》早期劇本的態度可謂有著天壤之別。美國海軍不但借給製片人一艘軍艦，黑鷹直升機還在將傑克送往總統府追捕獨裁者的過程中幫了大忙，明星演員麥可・凱利（Michael Kelly）更獲邀參觀CIA總部——出演過第一季的約翰・克拉辛斯基（John Krasinski）和溫德爾・皮爾斯（Wendell Pierce）也享受過這份殊榮。
這兩季電視劇都有CIA顧問的貢獻，據克拉辛斯基表示：“他們一直有在與我們聯絡，我們也一直都有在跟他們溝通。”
禁忌常態化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儘管CIA與國防部在過去對任何關於它們的黑色行動的描寫都十分敏感，但它們如今已經改變了策略，反而想方設法要使這些行動的存在本身變得常態化。
恰如經濟學家、媒體學者愛德華・赫爾曼（Edward Herman）所言：“越是需要有組織且有系統的犯下的暴行，就越是需要將自己‘常態化’。這使得本來被認為醜陋、不能接受、殘酷無情且無以辯護的行為都變得稀鬆平常，變成‘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
假如赫爾曼曾接觸過那數千份關於好萊塢的政府文件，他想必會同意如今這種常態化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過分。
今天的娛樂業可以大喇喇地談論CIA和國防部的一些最為黑暗的行動，從行刑隊到政變，而且往往還是在這些機構的主動幫助下。
每一種談論方式所著眼的點都不盡相同。有時，它們仍有可能會被認為踩到了底線。
例如，最近的又一部湯姆・克蘭西系列電影《冷血悍將》（Without Remorse，2021）——描繪了一名海豹突擊隊隊員胡亂刑求、恣意殺人且完全不按命令行事——就被國防部嚴詞拒絕了。
但CIA和國防部現在都越來越清楚意識到，把一個東西變得常態化要比直接審查它還有效，把黑色行動描繪成英雄之舉，或至少是在一個錯綜複雜且爾虞我詐的世界中的必要之惡，反而成了它們在往後繼續進行這些行動的最好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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