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愛潑斯坦系列之（三）
BY WHITNEY WEBB
AUGUST 7, 2019
自從億萬富翁戀童癖者、性交易皮條客－傑佛瑞・愛潑斯坦鋃鐺入獄以來，他與情報部門的聯繫、跟其它幾家公司和“慈善”基金會的財務關係，抑或是他與豪門權貴甚至頂尖政治家之間的交情也慢慢逐漸浮出了水面。
本系列的第一、第二部分多聚焦於性勒索行動在美國近代史上的規模之廣，及其與美國的政治權力和情報界彼此間紛繁複雜的關係，但愛潑斯坦的性販運和勒索行動背後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一點值得細究，那就是愛潑斯坦與以色列情報部門，還有他和“超級集團”（The Mega Group）這個“非官方”的親以色列慈善家團體的聯繫。
超級集團在愛潑斯坦案背後的角色已經引起了一些注意，愛潑斯坦數十年來最主要的幕後金主－億萬富翁萊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是該集團的創立者之一，這個集團集結了一群對以色列抱持親善態度並且熱衷於民族主義慈善（ethno-philanthropy，即為了使特定的種族或民族宗教團體受益而進行慈善活動）的頂尖商賈。然而，正如本文稍後將ㄧㄧ揭曉，超級集團成員們的另一個共通點乃是他們均與犯罪組織有深厚的聯繫，特別是第一部分介紹過、由聲名狼籍的黑手黨老大邁耶・蘭斯基（Meyer Lansky）領導的犯罪網絡。
超級集團的許多成員都是美以兩國的政治獻金巨頭，他們與兩國政府及其情報部門皆有相當不一般的關係。如同本文以及之後的部分將會揭示的，超級集團還與兩位替以色列摩薩德工作的商人有非常緊密的牽連——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和馬克・里奇（Marc Rich）——當然還有以色列的資深政客、包括與以色列情報部門關係深厚的前任和現任以色列總理。
本文將會詳細討論其中一位替摩薩德工作的商人－羅伯特・麥克斯韋。麥克斯韋是超級集團的創立者查爾斯・布朗夫曼（Charles Bronfman）的商業夥伴，而且他曾協助摩薩德在從美國出產、隨後被銷售到世界各地的電腦軟體中安裝後門程式。這樁陰謀得已成功瞞天過海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時任總統雷根的一位好夥伴，還有一位與麥克斯韋交情甚篤的美國政治家所發揮的作用，麥克斯韋後來也幫助雷根掩蓋了伊朗門事件的真相。
多年後，麥克斯韋的女兒——吉絲蘭妮・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也跟著進入了傑佛瑞・愛潑斯坦的“核心圈子”，同時間的愛潑斯坦正在資助一項軟體開發計畫，這款軟體如今已遍佈美國和海外的重要電子基礎設施。這家軟體公司與以色列情報部門、川普政府的好朋友以及超級集團均有十分深厚且令人不安的聯繫。
愛潑斯坦和以色列情報部門的來往並不單純，他與一些極具影響力的以色列政客跟超級集團之間的關係同樣有據可查。然而，這一切全都不是個案，反而似乎都跟前兩個部分討論過的犯罪網絡以及戀童癖權貴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羅納德・蘭黛（Ronald Lauder）或許是最好說明這些涉事者是如何透過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互相糾纏在一起的例子：他既是超級集團成員、前雷根政府官員、以色列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和利庫德黨的長期金主，也是唐納・川普與羅伊・柯恩（Roy Cohn）的老相好。
從化妝品大亨到政治巨擎
羅伊・柯恩有ㄧ位經常被忽略、但其實名氣叮噹響的客戶和朋友，此人正是雅詩蘭黛集團的億萬富翁繼承人羅納德・蘭黛。蘭黛經常被媒體形容是“慷慨無私的猶太慈善家”，並且還是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的主席，但媒體對他那段充滿政治色彩的過去卻往往隻字不提。
根據蘭黛本人在2018年寄給《紐約時報》記者瑪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的一封聲明，這位化妝品牌繼承人與川普已經相識超過半個世紀，兩人的交情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按照蘭黛的說法，他與川普的交情是萌芽自兩人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讀書的時候。
雖然他們早期的關係究竟如何尚不清楚，但很明顯兩人有不少相似之處，包括他們都曾經是柯恩的客戶。關於柯恩和川普的關係過去已經討論過，不過柯恩與蘭黛的母親雅詩・蘭黛（Estee Lauder，原名約瑟芬尼・門策爾〔Josephine Mentzer〕）的關係卻特別親密。在他登上《紐約時報》的訃告中，雅詩甚至被認為是柯恩最知心的好友之一。
《政客》（Politico）在201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柯恩在1981年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間度假小屋舉辦的晚宴，我們也可以從中稍稍瞥見蘭黛－柯恩的關係。出席這場晚宴的人有羅納德・蘭黛的父母雅詩和喬（Joe），還有川普跟他那時的太太伊凡娜（Ivana），她在兩英里外也有一間度假小屋。這場晚宴舉行的時候恰好是柯恩幫助雷根成功角逐總統並達到其政治影響力頂峰的不久後。柯恩在晚宴上向雷根和當時的紐約參議員阿方斯・達馬托（Alfonse D’Amato）舉杯慶賀，正是後者日後說服蘭黛投身政治事業。
兩年後的1983年，羅納德・蘭黛——他此前唯一的資歷就只有在他父母的化妝品公司工作——被任命為美國負責歐洲和北約事務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他才走馬上任不久，就又應邀擔任了猶太兄弟會組織、立場強烈支持以色列的聖約之子會（B’nai B’rith）的晚宴致謝委員會成員，負責籌備為了羅伊・柯恩而舉辦的晚宴，聖約之子會是備受爭議的反誹謗聯盟（ADL）的上級組織。柯恩極具影響力的父親艾伯特・柯恩（Albert Cohn）是聖約之子會的新英格蘭－紐約分會長期主席，而柯恩本人也是聖約之子會的成員。
這場晚宴特別表彰了柯恩發起的親以色列宣傳活動以及他為了“促進”以色列經濟所付出的努力，包括媒體大亨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唐納・川普還有貝爾斯登公司當時的負責人艾倫・格林伯格（Alan Greenberg）都是該組織的名譽主席，他們所有人也都跟愛潑斯坦有交情。
在擔任國防部副助理部長期間，蘭黛在以色列政壇同樣十分活躍，並且還與彼時的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未來的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結下了友誼。說蘭黛是納坦雅胡掌權過程中最重要的功臣之一並不為過，特別是他對納坦雅胡能在1996年跌破眾人眼鏡打贏選戰功不可沒，同時他還是利庫德黨這個右派政黨背後的主要金主。
1986年，也就是羅伊・柯恩與世長辭的那一年，蘭黛離開了五角大樓，轉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他在任內和奧地利總理、前納粹合作者寇特・華德翰（Kurt Waldheim）的鬥法從未停過，蘭黛一直想方設法要介入奧地利政治，甚至在2012年被控試圖干涉奧國選舉。
卸下大使之職後，蘭黛在1987年創立羅納德・蘭黛基金會（Ronald S. Lauder Foundation），之後又在1989年與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競爭紐約市長寶座。鼓勵他出馬競選的是參議員阿方斯・達馬托和他的長期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他是達馬托的顧問。另外在前面提到1983年聖約之子會獻給柯恩的感恩晚宴上，達馬托也被特別受邀來發表演講。
朱利安尼雖然過去是“柯恩機器”的一大盟友，可是那時他堅持要以敲詐、串謀等各種罪名起訴柯恩的前律師合夥人史丹利・弗里德曼（Stanley Friedman），因而受到柯恩的深痛惡絕。朱利安尼也曾跟達馬托爆發過激烈的分歧。儘管蘭黛最終落選，但他下作的選戰打法和不惜下重本砸錢的作派卻令人難忘，光是為了這場選舉他就燒掉了超過一千三百萬美元。
時隔幾年後，蘭黛將會在20世紀90年代初加入一個新成立的團體，這個團體長久以來一直不受媒體注意，直到如今才因為與愛潑斯坦醜聞的牽連而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超級集團。
蘭黛、愛潑斯坦和來路不明的奧地利護照
在開始討論超級集團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蘭黛曾在擔任駐奧地利大使的時候做過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這件事隨著愛潑斯坦在7月初被捕而曝光，並首先由記者愛德華・紹爾（Edward Szall）揭露。突襲愛潑斯坦的曼哈頓住所的警方找到了一本上面雖有愛潑斯坦的照片、卻是用假名的奧地利護照，現在媒體都在猜測這本護照的來歷與用途究竟是什麼。
據《美聯社》報導，愛潑斯坦的辯護律師辯稱：“那是一個朋友在20世紀80年代送給他（愛潑斯坦）的，由於那時劫機事件頻傳，不少猶太裔美國人往往會使用非猶太姓名的護照來進行國際旅行。”這一辯護似乎可以從1976年法航一三九號航班被劫持所引起的人心惶惶得到印證，當時劫匪就是靠護照來揪出乘客中的以色列人和猶太人。
鑒於愛潑斯坦本人並不具有領取奧地利護照所需要的資格——包括在奧地利長期居住（護照上說他是沙烏地阿拉伯公民）以及能講流利的德語——這麼看來他似乎只能透過非官方的渠道來獲得護照，這意味著可能有與他關係很好的奧地利官員，或是在奧地利擁有不俗影響力的外國外交官在背後助了一臂之力。
雷根政府的駐奧地利大使可以輕易地把護照弄到手，特別是還能靠著愛潑斯坦的律師所訴諸的原因，即猶太裔美國人擔心自己會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還有蘭黛也曾公開表示過他很擔憂猶太人可能會遭到某些恐怖組織的針對。此外，那本護照簽發的時間是1987年，恰好是蘭黛還在任的時候。
除此之外，蘭黛與愛潑斯坦的前金主——貝爾斯登公司的上一任負責人艾倫・格林伯格的關係也很好，當愛潑斯坦在20世紀70年代被道爾頓學校解聘後，格林伯格立刻聘用了他。唐納・川普是蘭黛、格林伯格的另一位朋友，他跟愛潑斯坦的友誼始於1987年，那本偽造的奧地利護照也是在同一年簽發。愛潑斯坦正是在1987年結識了他最大的金主萊斯利・韋克斯納，後者與蘭黛的關係同樣密切（儘管有些消息聲稱愛潑斯坦和韋克斯納早在1985年就見過面，但他們是在1987年後才真正認識彼此）。
即使愛潑斯坦的辯護律師拒不透露那位提供他假護照的“朋友”究竟是誰，但蘭黛顯然不僅有能力搞到奧地利護照，而且他也與愛潑斯坦的金主萊斯利・韋克斯納參與成立的超級集團有很深的聯繫。一言以蔽之，最有可能提供愛潑斯坦假護照的人就是蘭黛。
另外，愛潑斯坦、超級集團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之間的關係也會增加蘭黛的嫌疑，這不僅是因為他和以色列政府素來有交情，而且摩薩德一直以來也有利用駐外大使來替特務準備外國假護照的習慣。
蘭黛本人被指控與摩薩德有一腿，這是因為他是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IDC Herzliya）的長期贊助人，摩薩德及以色列情報部門都喜歡從這所大學招攬人才。蘭黛甚至還創立了該大學中的蘭黛政府、外交與戰略研究學院（Lauder School of Government, Diplomacy and Strategy）。
還有，蘭黛與前美國外交官、基辛格的助手兼雷根的演講稿撰稿人馬克・帕默（Mark Palmer）一起創辦了東歐廣播網絡《CETV》。帕默比較為人所知的是他參與創立了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其經常被認為是美國情報部門的打手，它的第一位主席曾向《華盛頓郵報》坦承：“我們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實都是CIA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經秘密起草好的。”2001年《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的一篇報導指出愛潑斯坦自稱曾在20世紀80年代替CIA工作，但後來又改口否認有這回事。
超級集團的黑手黨起源
超級集團——這個蘭黛也是其中一分子的私密億萬富翁團體——是由查爾斯・布朗夫曼和萊斯利・韋克斯納在1991年成立，隨著他的得意門生傑佛瑞・愛潑斯坦在7月狼狽入獄，韋克斯納亦隨之成了媒體爭相關注的焦點。曾有媒體形容這個集團是“一個由全國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二十位猶太商人組成的鬆散俱樂部”，並且以“推廣慈善和猶太事業為宗旨”，每位會員每年的會費高達三萬美元。然而，這個集團的幾個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成員，卻其實都跟犯罪組織有關。
超級集團的成員中有些人先前就創立過其它親以色列的組織，或是跟這樣的組織有來往。舉例來說，查爾斯・布朗夫曼和邁克爾・史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曾在本傑明・納坦雅胡的支持下成立以色列尋根協會（Birthright Taglit）。身為無神論者的史坦哈特聲稱，他協助創立這個組織是為了推廣他的理念，即使對以色列的愛國精神成為“（猶太）神學的替代品”。
與超級集團頗有淵源的其它知名團體還包括世界猶太人大會——其前任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和現任主席羅納德・蘭黛都是超級集團、聖約之子會以及從後者衍生出來的反誹謗聯盟的成員。布朗夫曼兄弟一直是反誹謗聯盟的主要捐款人，埃德加多年來都是它的全國名譽副主席。
當埃德加・布朗夫曼在2013年去世時，反誹謗聯盟的資深主席亞伯拉罕・福克斯曼（Abe Foxman）曾悼念說：“這麼多年來，埃德加作為我們的酒業部門負責人、我們的紐約上訴委員會主席始終克盡職守，同時他也是我們最重要的捐款人之一。”其他出資支持反誹謗聯盟的超級集團成員還有羅納德・蘭黛、邁克爾・史坦哈特和已故的馬克斯・費舍爾（Max Fisher）。如前所述，羅伊・柯恩的父親是聖約之子會極具影響力的新英格蘭－紐約分部的長期主席，而柯恩後來也成為了其金融部門的重要臂膀。
此外，超級集團的成員們也是美國的親以色列遊說團體的主要支持者。例如，馬克斯・費舍爾創立了全國猶太人聯盟，也就是今天的共和黨猶太人聯盟（Republican Jewish Coalition）——這是一個親以色列的新保守主義政治遊說團體，並以積極擁護鷹派政策而聞名，它的兩位大金主謝爾頓・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和伯納德・馬庫斯（Bernard Marcu）還是川普最大的捐款人之一。
雖然超級集團是1991年才成立，不過埃德加和查爾斯・布朗夫曼兩人的父親塞繆爾・布朗夫曼（Sam Bronfman）在更早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利用“慈善事業”作為偽裝，來進行政治遊說或商業活動了。誠然像約翰・洛克菲勒（J.D. Rockefeller）等北美精英早已懂得利用慈善捐獻來作為洗錢手段，但布朗夫曼與眾不同的是他的慈善全都是為了他的民族－宗教同志而做。
如同本系列第一部分所說過，塞繆爾・布朗夫曼與犯罪組織的關係相當深厚，尤其是邁耶・蘭斯基領導的犯罪集團。然而，據一些與他交情很好的朋友透露，塞繆爾非常渴望成為受人景仰的上流社會成員。所以，塞繆爾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他的黑手黨朋友們給他在加拿大和國外的公眾聲譽留下汙點。他通過當上加拿大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來實現這一點，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他已是加拿大猶太人大會（Canadian Jewish Congress）的負責人，並以猶太慈善家的身份為人所知。
可是，布朗夫曼投入的一些激進事業和慈善活動卻還是曝露了他努力想要掩蓋的難堪劣跡。比如，布朗夫曼在1948年之前一直很積極參與向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組織非法運送武器的活動，而且他還是以色列與猶太復興全國協會（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sraeli and Jewish Rehabilitation）的創立者之一，該協會向哈加納組織（Haganah）供應了源源不絕的軍火。
就在布朗夫曼參與走私非法軍火給哈加納組織的同時，他的黑手黨朋友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二次大戰結束後，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助手們開始陸續與邁耶・蘭斯基、巴格西・西格爾（Benjamin “Bugsy” Siegel）、米奇・柯罕（Mickey Cohen）還有其他同一時期的猶太黑手黨分子建立關係，古里安就是後來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理，並對摩薩德的成立功不可沒。他們借助自己的秘密勢力建立了一個從美國到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根據地的龐大武器走私網絡，為哈加納和伊爾貢（Irgun）等準軍事組織提供軍火。正如第一部分所指出，同一時間，這些向猶太復國主義分子非法供應軍火的傢伙與美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緊密，兩者的交集最初在二戰的時候就已經確立（雖然是明面下的）。
以色列建國後，塞繆爾・布朗夫曼繼續與日後的以色列總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合作，商談以半價將加拿大的軍械出售給以色列，而且購買這批廉價武器的支出將全由布朗夫曼和他的妻子主持的募款晚會承擔。多年以後，佩雷斯還會引薦愛潑斯坦認識另一位未來的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
布朗夫曼家族的“通往萬人景仰之路”接著被布朗夫曼的孩子們繼續接過，他們與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華爾街的“皇族”如雷曼家族或勒布家族等名門顯貴聯姻，但布朗夫曼家族成為人人稱羨的對象並不意味著他們與蘭斯基領導的犯罪帝國就此分道揚鑣。事實上，西格集團（Seagrams）的人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因為與犯罪大亨威利・奧布羅特（Willie “Obie” Obront）糾纏不清而備受爭議，加拿大教授史蒂芬・施奈德（Stephen Schneider）曾形容後者是加拿大的邁耶・蘭斯基。
然而，埃德加和查爾斯・布朗夫曼並不是超級集團中唯一與蘭斯基的犯罪帝國有著深厚且長期的聯繫的人。超級集團的傑出成員、對衝基金經理邁克爾・史坦哈特在他的自傳《再見牛市：我的股市人生》（No Bull: My Life in and out the Markets）中倒是對他和蘭斯基的家族關係十分直言不諱，他提到他的父親索爾・史坦哈特（Sol “Red McGee” Steinhardt）是蘭斯基的珠寶贓物接手人，也在紐約黑社會混得風生水起。作為他兒子在華爾街的第一個客戶，正是索爾幫助他闖出了自己的金融生涯。
超級集團與全國犯罪集團（National Crime Syndicate）的聯繫還不僅如此。馬克斯・廢舍爾是超級集團的另一個與犯罪組織頻繁來往的成員，他被認為是韋克斯納的恩師，並且曾在禁酒令期間及其後與底特律的“紫幫”（Purple Gang）合作。紫幫是禁酒令時期將布朗夫曼的酒品從加拿大走私至美國的重要一環，它的其中一位創始人阿貝・伯恩施坦（Abe Bernstein）是邁耶・蘭斯基和莫・達利茲的好友。費舍爾亦是幾位美國總統的重要顧問，曾幫從艾森豪到基辛格這些人出謀劃策。
除了費舍爾，超級集團成員羅納德・蘭黛與羅伊・柯恩、湯姆・柏蘭兩人均有聯繫，後二者都與蘭斯基的犯罪網絡（參見第二部分）關係密切，並且經常被視為黑手黨的頂層大佬。還有，另一位超級集團成員、著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是李維・瓦瑟曼（Lew Wasserman）的弟子，瓦瑟曼這位媒體大亨不只與黑手黨打交道，也是雷根早年從事電影事業以及其後投身政治背後的牽線人，這些都已在本系列第二部分有所概述。
還有一個出乎意料也與柯恩相識、又跟超級集團有交集的人是前美國國防公司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總裁萊斯特・克朗（Lester Crown），他的妹夫大衛・夏恩（David Schine）是柯恩的知己且據說還是情人，他倆的關係在麥卡錫聽證會期間曝光，進而導致了麥卡錫主義的垮台。
勞倫斯・蒂施（Laurence Tisch）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超級集團成員，他擁有《CBS》並且創立了洛茲集團（Loews Corporation）。蒂施曾為OSS工作，其是CIA的前身，娉請愛潑斯坦去道爾頓學校的唐納・巴爾（Donald Barr）亦是OSS的人，他並在二戰期間與蘭斯基的犯罪帝國建立了聯繫。
韋克斯納的豪宅與夏皮羅謀殺案
萊斯利・韋克斯納，超級集團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同樣與犯罪組織有一段故事。韋克斯納與愛潑斯坦的關係隨著後者的被捕而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因為韋克斯納是愛潑斯坦經營的那可疑的對衝基金唯一公開的客戶，這個基金的大部分財富來源，還有愛潑斯坦住的那棟價值五千六百萬美元的曼哈頓聯排別墅其實都是韋克斯納所有，只是他將別墅免費送給了愛潑斯坦。
那棟別墅在被送給愛潑斯坦之前，似乎曾被韋克斯納用在一些不太尋常的用途上，1996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關於韋克斯納的這棟別墅的報導透露了一些端倪，其中提到“裡面有一間會令人聯想起詹姆斯・龐德電影的浴室，它隱藏在樓梯下方，還用鉛加以加固來防止攻擊，裡頭甚至安裝了閉路電視和電話，都藏在水槽下面的櫃子裡。”這篇報導並沒有提出這些設備可能會被用來做什麼，可是它提到了虛構的超級間諜詹姆斯・龐德，聽起來似乎是在暗示它們可能是被用來對客人進行窺探或電子監視。
《紐約時報》這篇1996年的報導還指出，當韋克斯納在1989年以一千三百二十萬美元買下這棟別墅後，又花了數百萬美元在重新裝飾和佈置上面，包括加裝那間“詹姆斯・龐德”浴室裡的各種電子設備，但他本人顯然從未真的入住進去。這篇報導採訪了愛潑斯坦，並引述他的話指出：“萊斯利在那棟別墅待著從不會超過兩個月。”愛潑斯坦還告訴《紐約時報》，那棟別墅現在其實已經歸他所有，而《紐約時報》也認定愛潑斯坦是韋克斯納的“得意門生和財務顧問”。
同年，愛潑斯坦正在為韋克斯納在俄亥俄州的豪宅添置藝術品。據《紐約時報》報導：
“1996年夏天，瑪麗亞・法默（Maria Farmer）替愛潑斯坦先生在韋克斯納先生的俄亥俄州豪宅籌劃一個藝術項目。根據法默女士在今年早些時候遞交給曼哈頓聯邦法院的宣誓書，愛潑斯坦先生在那裡對她進行了性侵犯。她說當下她連忙逃離房間並試圖報警，但韋克斯納先生的保安卻拒絕讓她離開，直到十二小時後才放人。”
從法默的證詞可以發現，鑒於他的豪宅保安在愛潑斯坦涉嫌性侵之後所表現的反應，韋克斯納對愛潑斯坦過去對年輕女性的惡行肯定是一清二楚。而且愛潑斯坦的前律師、他的好友艾倫・德肖維茨也曾被指控強姦未成年少女，更不用說韋克斯納本人同樣被七度指控涉嫌性侵遭到愛潑斯坦性剝削的少女，這一切都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詭譎。
浴室中的電子設備，還有別墅的其它奇怪之處，抑或是愛潑斯坦和韋克斯納彼此間的關係，全都表明韋克斯納這個人一定不簡單，絕不是像他表面上裝出的成功商人和慈善家形象那樣，其他超級集團的成員也是半斤八兩。
不過，韋克斯納的私人秘密偶爾還是會有些不慎浮出水面，但所有對這位有權有勢且人脈廣大的億萬富翁“慈善家”的控訴都會被說成是“誹謗”，最終不了了之。
1985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律師亞瑟・夏皮羅（Arthur Shapiro）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近距離槍殺，幾乎稱得上是一次“黑手黨式謀殺”。這起兇殺案迄今仍未破案，也許是因爲最關鍵的調查文件都在當時的哥倫布市警察局長詹姆斯・傑克遜（James Jackson）命令下被銷毀了。
傑克遜下令銷毀這些文件的事情最終在數年後的1999年曝光，當時他正在接受腐敗調查。根據《哥倫布快訊》（Columbus Dispatch），傑克遜堅持他下令銷毀其中一份“有理且有據”的報告是合理的，因為他認為這份報告“充斥著對知名商業領袖的瘋狂臆想，幾乎足以構成誹謗。”這裡所謂的“瘋狂臆想”說穿了就是指哥倫布和揚斯敦（Youngstown）的一些富豪們應對這起“黑手黨式謀殺”負責。
儘管傑克遜盡全力要讓這份充滿“謗議性”的報告遠離公眾視野，但它最後還是被律師、記者兼哥倫布當代新聞研究所（Columbu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Journalism）的執行主任鮑勃・菲特拉吉斯（Bob Fitrakis）“意外”拿到手——在他於1998年為了製作公共查閱紀錄而申請獲得該報告的副本之後。
這份題為《夏皮羅兇殺案調查：分析與假設》（Shapiro Homicid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Hypothesis）的報告直接認定萊斯利・韋克斯納是“犯罪組織分子的同夥”其他同樣被指名道姓的還有商人傑克・凱斯勒（Jack Kessler）、前哥倫布市議會議長和韋克斯納的合夥人傑瑞・哈蒙德（Jerry Hammond）還有市議會議員萊斯・賴特（Les Wright），他們都被認為涉入了夏皮羅謀殺案。
報告還指出，亞瑟・夏皮羅的律師事務所——全名施瓦茨、夏皮羅、凱爾姆＆沃倫律師事務所（Schwartz, Shapiro, Kelm & Warren）——曾為韋克斯納的華衣公司（The Limited）提供服務，“直到他遭遇不幸之前，亞瑟・夏皮羅一直代表這家律師事務所替（華衣）處理帳務問題。”裡面還提到，就在他遇害的那段時間，夏皮羅“已是國稅局的調查對象，因為他已有整整七年沒有提交所得稅申報資料，而且他還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避稅投資。”報告並表示，由於不幸遇刺，夏皮羅最終無法在大陪審團聽證會上就這些“值得深究的避稅投資”進行申辯。
至於韋克斯納跟犯罪組織的問題，報告把重點放在了他的華衣公司弗朗西斯・沃什（Francis Walsh）之間的商業關係，後者經營的貨運公司“在夏皮羅遇害前後的那段日子，已經承擔了華衣公司90%以上的貨運。”沃什在1988年的起訴書中被認為是吉諾維斯犯罪家族的老大、羅伊・柯恩曾擔任其長期律師的安東尼・薩雷諾（Anthony “Fat Tony” Salerno）的“同黨”；報告亦指稱沃什直到現在“仍被認為是吉諾維斯/拉羅卡犯罪家族的同謀，迄今他也還持續在為華衣公司提供貨運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吉諾維斯犯罪家族長久以來一直是全國犯罪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該家族的前任老大查爾斯・盧西安諾（Charles “Lucky” Luciano）攜手他的好友邁耶・蘭斯基創立了這整個犯罪網絡。在盧西安諾被捕並逐出美國後，蘭斯基接管了這個集團在美國的運作，他與盧西安諾的繼任者繼續共事直到他在1983年過世為止。
“超級”之謎與摩薩德
1997年5月，《華盛頓郵報》根據截獲的一位人在美國的摩薩德官員和他在特拉維夫的上司之間的通話，報導了一則爆炸性的新聞——如今這件事卻早已被人們遺忘——兩人在通話中討論了摩薩德為了獲得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所付出的努力。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摩薩德官員在通話中表示，“以色列大使埃利胡・本・埃利薩（Eliahu Ben Elissar）詢問他是否可以設法弄來（時任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1月16日，也就是（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簽署《希伯崙協議》的第二天，寫給阿拉法特的信文內容。”
《華盛頓郵報》繼續說道：
“根據一位查看過NSA（國安局）截獲的通話紀錄副本的消息人士透露，這位情報官員用希伯來語表示：‘大使希望我去找‘超級’（Mega）取得信文的內容。’這位消息人士聲稱，人在特拉維夫的上司拒絕了這一請求，並說：‘我們利用‘超級’不是為了這種事。’”
通話的洩露隨之引起了調查，旨在確定那個代號為“超級”的究竟是何許人也，《華盛頓郵報》猜測這個人“很可能一直在美國政府中偷偷向以色列通風報信”，之後FBI的調查卻是毫無收穫。摩薩德後來解釋“超級”只是稱呼CIA的一個代號，但FBI和NSA並不買帳，並且推測他可能是一位曾與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合作的高級政府官員，波拉德是前美國海軍情報分析員，後因替摩薩德從事間諜行動而被捕。
就在“超級”醜聞爆發一年後，《華爾街日報》率先報導了一個一直鮮為人知、被非正式地稱之為“超級集團”的成立於1991年的億萬富翁組織的存在。這篇報導並未重提才不過一年前的以色列間諜醜聞。然而，這個組織有著如此特殊的“非正式”名稱，再加上其成員與摩薩德、以色列總理及其他以色列資深政客之間的聯繫，在在加深了“超級”非常有可能不是一個人，正如FBI和NSA所懷疑的那樣，而是一群人的可能性。
也正是在“超級”間諜醜聞曝光的1997年，納坦雅胡在一場並不怎麼光彩的選舉中獲勝成為總理，這場勝利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他的一位神通廣大的支持者－羅納德・蘭黛。除了身為大金主，蘭黛還安排亞瑟・芬克爾斯坦（Arthur Finklestein）去幫助納坦雅胡1996年的競選，納坦雅胡跌破眾人眼鏡的意外勝利普遍被認為是他操盤有功。納坦雅胡和蘭黛的關係十分親密，他甚至曾親自邀請蘭黛和喬治・納德（George Nader）擔任他的敘利亞和平使節。
納德曾為川普2016年的競選出過力，並與川普的盟友、黑水公司創辦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有交情，而他本人也在愛潑斯坦被捕不久後被以涉嫌兒童性交易遭到聯邦起訴。就在納德與蘭黛一起為納坦雅胡出使的時候，他已經在兩次不同的場合被發現擁有大量兒童色情製品，ㄧ次是1984年，另一次是1990年。
考慮到摩薩德會直接向納坦雅胡匯報，納坦雅胡與蘭黛的關係對1997年的“超級”間諜醜聞就更顯重要了。
超級集團和摩薩德的另一個可能聯繫，則應該與超級集團與邁耶・蘭斯基的犯罪網絡的交集有關。如同第一部分所述，蘭斯基在二戰結束後與美國情報部門建立了深厚的關係，同時也通過摩薩德官員蒂博爾・羅森鮑姆（Tibor Rosenbaum）而與摩薩德發展出了互動，蘭斯基經常利用羅森鮑姆的銀行來洗錢。此外，蘭斯基也跟臭名昭彰的摩薩德“王牌間諜”拉菲・伊坦（Rafi Eitan）有過至少一次合作，他幫助後者取得了只有CIA擁有、令以色列情報部門垂涎三尺的敏感電子設備。伊坦在美國更為人所知的是他正好就是喬納森・波拉德的摩薩德對接人。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伊坦宣稱摩薩德官員在1997年使用的代號“超級”是在暗示CIA，並堅稱這個代號與所謂可能存在於美國政府中、與波拉德或許也有什麼關係的線人毫無瓜葛，這下伊坦的說辭似乎顯得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鑒於超級集團與犯罪組織、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部門均有聯繫，“超級”這個代號所指的很有可能正是這個秘密的億萬富翁團體。更多支持這一猜測的證據還源自於一項事實，即超級集團的知名成員們有不少都和摩薩德的代理人有商業關係，包括媒體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和商貨貿易人馬克・里奇。
高深莫測的麥克斯韋
麥克斯韋家族在愛潑斯坦被捕後再次成為媒體的關注對象，這是因為英國媒體公認的“社交名媛”吉絲蘭妮・麥克斯韋一直與愛潑斯坦維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而且愛潑斯坦的受害者、愛潑斯坦朋友的前妻都指證說她曾為愛潑斯坦“拉皮條”，並替他尋覓未成年少女供勒索行動所用。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甚至被指控性侵了她為愛潑斯坦找來的女孩，並利用她們製作兒童色情製品。
吉絲蘭妮是媒體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最寵愛的掌上明珠，也是年紀最小的女兒。麥克斯韋，原名揚・路德維希・霍胡，曾在二戰時加入英國陸軍服役。戰後，按照作家約翰・洛夫圖斯（John Loftus）和馬克・亞倫斯（Mark Aarons）的說法，他極大地影響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在1948年戰爭期間提供軍火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決定，最終奠定以色列成功建國，麥克斯韋本人也參與了向以色列走私飛機零件的活動。
約莫是在這個時候，英國情報部門MI6找上了麥克斯韋，並開出了一個最後被麥克斯韋婉拒的職缺。MI6隨後將他歸類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只忠於以色列”，同時也認為他是一個十分逐利的人。根據包括戈登・托馬斯（Gordon Thomas）和馬丁・狄隆（Martin Dillon）合著的《羅伯特・麥克斯韋：以色列的超級間諜》（Robert Maxwell: Israel’s Superspy）等幾本書，後來他真的成為了摩薩德的特務。另外，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所著的《參孫的抉擇：以色列的核武庫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也聲稱，麥克斯韋和以色列情報部門互通有無。
據前摩薩德官員維克多・奧斯特洛夫斯基（Victor Ostrovsky）表示：
“摩薩德利用麥克斯韋的報業基金來資助其在歐洲的許多行動。摩薩德左手借錢給麥克斯韋收購鏡報集團，右手就搬走了這些資金。”
作為對他忠誠的回報，摩薩德會盡可能在麥克斯韋拜訪以色列期間滿足他的性慾，替他準備妓女，“其中當然不乏有勒索的考量。”據透露，他在以色列下榻的酒店被偷裝了錄影機，這讓摩薩德得以建立起一套“麥克斯韋的床上功夫錄像集”。跟CIA一樣，摩薩德既對朋友也對敵人勒索，這一切都是有憑有據的。
麥克斯韋同時還是以色列的“王牌間諜”拉菲・伊坦的好夥伴與朋友，如前所述，後者是喬納森・波拉德的對接人，且曾有過與邁耶・蘭斯基直接共事的經驗。伊坦從羅納德・蘭黛的老助手厄爾・布萊恩（Earl Brian）那裡瞭解到美國政府手上擁有一套名為“Promis”的革命性全新軟體。Promis一般被認為是當今的間諜活動常用的“稜鏡”（Prism）軟體的先驅，它的開發者是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他通過他的英斯勞公司（Inslaw）在1982年將該軟體租給了美國政府。
據作家、前《BBC》調查記者戈登・托馬斯表示，布萊恩對Promis系統竟被美國司法部用來打擊犯罪組織和洗錢活動感到十分不悅，而伊坦則從中看見了對以色列的益處。那時伊坦是現已解散的以色列軍事情報機構－科學聯繫局（Lekem）的主管，該機構專門透過公開和秘密管道收集外國的科學與技術情報，特別是那些能有益於以色列核計畫的情報。
一個計畫隨之被提出，其大意是要在Promis系統中安裝“後門”，然後再將其出售至世界各地，好讓摩薩德有機會一窺其敵人及盟友的寶貴情報，當然這也為伊坦和布萊恩帶來了源源不絕的進帳。根據前摩薩德官員阿里・班・梅納舍（Ari Ben-Menashe），布萊恩將Promis系統拷貝給了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門，後者又聯繫了一位居住在加州的以色列裔美國工程師，拜託他在軟體中安裝後門。據說CIA後來也在軟體中裝了自己的後門，但不清楚他們是否使用的正是早已被人捷足先登的版本，還有相比起以色列的後門版本，他們的這套版本又流傳得多廣。
完成後門安裝後，現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將它出售給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私營公司，特別是在最為利益重大的領域。布萊恩首先試圖買斷英斯勞公司和Promis系統，然後再利用這家公司販售有後門的版本。
但這個嘗試沒有成功，布萊恩只好求助於他的密友，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Ed Meese），他的司法部遂突然拒絕繼續向英斯勞公司支付合約規定的款項，英斯勞公司堅持此舉無異於對其軟體的竊據。有些人推測，米斯下此決定的背後不僅受到了他與布萊恩的友誼影響，而且還有他的妻子是布萊恩的商業企業的主要投資者這一事實。後來米斯成為了川普的顧問。
由於米斯的行為，英斯勞公司被迫宣布破產並決定控告司法部。根據法院發現，由米斯領導的司法部的確通過“詭計、欺詐和謊言”來“強取、豪奪、竊據”這套軟體。
隨著英斯勞公司的倒下，布萊恩這下終於可以將軟體賣到世界各地。羅伯特・麥克斯韋也在伊坦的招募下開始四處兜售Promis系統，他做得十分出色，甚至讓蘇聯情報部門都同意出錢購買這款軟體，他並與共和黨的德州參議員約翰・塔沃（John Tower）合謀說服美國政府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採用該軟體。數十個國家先後在其最重要的電腦系統上使用了這套軟體，卻絲毫不知摩薩德早已在利用Promis系統窺伺一切。
儘管摩薩德過去在收集情報時也會採用其美國及其它地方的同行慣用的伎倆，但Promis系統的廣泛銷售，這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厄爾・布萊恩和羅伯特・麥克斯韋，使摩薩德不僅有辦法掌握成堆的反情報數據，而且還能對其它情報機構跟有權勢的人物進行敲詐。
事實上，多虧Promis系統的後門及其被各國情報部門採用之廣，摩薩德幾乎掌握了CIA和FBI半個多世紀以來從他們的朋友和敵人那裡獲得的大量勒索材料。弔詭的是，近年來FBI卻一直在努力壓制任何牽涉麥克斯韋與Promis系統的醜聞的資訊。
據記者羅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指出，麥克斯韋還參與了摩薩德對以色列核武計畫告密者莫迪凱・瓦努努（Vanunu Mordechai）的綁架行動。莫迪凱試圖向媒體公開以色列核武計畫的相關秘辛，這些訊息最終由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公諸於世。然而，莫迪凱也向《每日鏡報》提供了消息，它恰好是麥克斯韋擁有的媒體，報社的外國編輯尼古拉斯・戴維斯（Nicholas Davies）亦是麥克斯韋本人的好友，甚至有傳言說他是摩薩德特務。記者西摩・赫什聲稱戴維斯參與過以色列的軍火交易。
根據菲斯克，是麥克斯韋聯繫了以色列駐倫敦大使館，並向他們通報莫迪凱的活動。之後莫迪凱被一位摩薩德女特務色誘，敗在“蜜糖陷阱”手上，被押入以色列的大牢。莫迪凱總計服了十八年的刑，其中有整整十二年是單獨監禁。
然後，麥克斯韋本人的死因也是眾說紛紜，無論主流還是獨立媒體大多傾向他有可能是被蓄意謀殺。據戈登・托馬斯和馬丁・狄隆，麥克斯韋曾試圖威脅摩薩德的高級官員，要求他們設法解決他的媒體帝國面臨的沉重債務與財務問題，否則他就會把一些見不得光的事情公諸於眾，顯然正是他把自己逼上了絕路。麥克斯韋的許多債權人也的確對這位媒體大亨感到越來越不滿，他們都是以色列人，據說有些跟摩薩德有關係。
托馬斯和狄隆在他們合著的麥克斯韋傳記中提出，麥克斯韋很可能已被摩薩德認定是包袱而多過資產，於是在他提出條件的三個月後，他們設局在他自己的遊艇上殺了他。還有另一種觀點認為，麥克斯韋是因為財務困難而在走頭無路下選擇自殺。
有些人將以色列為麥克斯韋舉行的葬禮視為該國對麥克斯韋曾經為摩薩德盡心盡力的“官方”承認，因為這場葬禮的規格近乎國葬，還有至少六名在職或卸任的以色列情報部門負責人出席悼念。在耶路撒冷舉辦的葬禮上，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亦追悼說：“他為以色列所做的，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未來的總理埃胡德・歐麥特（當時是衛生部長）和西蒙・佩雷斯也跟著發表悼文，後者還特別大力表彰了麥克斯韋生前對以色列的“無私奉獻”。
在同一座沼澤中悠遊
就在他忙著建立自己的商業帝國——甚至是成為國會議員的同時，麥克斯韋也不忘替以色列情報部門賣命，他投資的幾家以色列公司都是摩薩德的馬甲。此外，隨著他變成了媒體大亨，他與羅伊・柯恩的好友、英美媒體巨擎魯珀特・默多克之間的激烈競爭也從此開始。
麥克斯韋還與布朗夫曼兄弟，埃德加和查爾斯——兩位超級集團的關鍵人物有過密切的合作。1989年，麥克斯韋和查爾斯・布朗夫曼聯手競標《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這家報紙曾形容他倆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猶太金融家”，他們決定合資經營報社的原因則是為了“讓《耶路撒冷郵報》持續深根，以擴大其在全世界的猶太人中的影響力。”僅僅一年前，麥克斯韋和布朗夫曼才剛成為以色列製藥公司－梯瓦（Teva）的最大股東。
麥克斯韋與埃德加・布朗夫曼合作說服蘇聯允許猶太人移民以色列。埃德加在這件事上的努力特別受到矚目，因為這是他擔任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幾十年來苦心追求的成果，羅納德·蘭黛是現任的大會主席。不過，事情能成背後也少不了麥克斯韋動用他在蘇聯政府中的人脈。
麥克斯韋一直都穿梭在本系列第一、第二部分所介紹過的那些網絡中。一個例子是1989年5月麥克斯韋在他的遊艇上舉辦的派對，這艘遊艇的名字叫吉絲蘭妮女士號——取自他最小的女兒，也就是愛潑斯坦未來的“女朋友”。參加這場派對的人有羅伊・柯恩的門生唐納・川普，以及他的長期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南希・雷根的記者好友麥可・華萊士（Mike Wallace）也在場，還有文學經紀人莫頓・揚克勞（Mort Janklow），他代表隆納・雷根與柯恩最好的兩個朋友而來：威廉・薩菲爾和芭芭拉・沃爾特斯，兩人剛好都是記者。
不久後會當上華納CEO的史蒂夫・羅斯（Steve Ross）也有受邀出席。羅斯的出席尤其值得注意，因為他透過與紐約犯罪老大曼尼・坎摩爾（Manny Kimmel）和阿伯納・茨威爾曼（Abner “Longy” Zwillman）的關係而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帝國。茨威爾曼是邁耶・蘭斯基、邁克爾・史坦哈特的父親以及埃德加和查爾斯兩人的父親塞繆爾・布朗夫曼的好友。
另一位參加麥克斯韋的遊艇派對的貴賓是前海軍部長、曾是亨利・基辛格幕僚的喬恩・雷曼（Jon Lehman），他與充滿爭議的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這個保守派智庫走得很近。在擔任海軍部長以前，雷曼曾是阿賓頓公司（Abington Corporation）的總裁，這家公司聘用了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來管理以色列軍火商什洛莫・扎布羅多維茨（Shlomo Zabludowicz）和他兒子查姆（Chaim）的投資組合，後者每個月會付給阿賓頓公司一萬美元。在雷曼跟珀爾都已經進入雷根政府的國防部工作後，這些交易仍然在繼續，進而引發了一些醜聞，珀爾不斷想要說服五角大樓去向與扎布羅多維茨有關係的軍火公司採買武器。珀爾和柯恩的好朋友兼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麥克斯韋的遊艇派對上的另一位客人）都是雷根的交接團隊的一員。
除了雷曼，另一位從前替基辛格效勞的托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也出席了麥克斯韋的遊艇派對。皮克林在伊朗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而在麥克斯韋舉辦遊艇派對的時候他是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同樣赴會的還有參議員約翰・塔沃，據說就是他協助麥克斯韋替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安裝早已被摩薩德植入後門的Promis系統。塔沃最後因為一場疑點重重的飛機失事而意外身亡，兩個月後麥克斯韋也駕鶴西歸。
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當然沒有缺席這場高調的派對。當她的父親神秘身亡，並且很有可能是在那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遊艇上遭到謀殺後，她很快便收拾行囊在1991年搬去了紐約市。沒多久，她就在那裡認識了愛潑斯坦，並在幾年後與柯林頓家族發展出了密切的關係，這會在本系列的下一部分進行討論。
傑佛瑞・愛潑斯坦和新的“Promis”
當愛潑斯坦被曝光是靠著他與情報部門的關係，才順利在2008年逃脫法律制裁時，鑒於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的父親與摩薩德的關係，不少人開始猜測愛潑斯坦的勒索行動很可能是在摩薩德的授意下進行的。前《CBS》製片人、現為《敘事》（Narativ）記者的澤夫・沙萊夫（Zev Shalev）則證實了愛潑斯坦與摩薩德確實有直接的聯繫。
愛潑斯坦是前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老朋友，後者與以色列情報界的關係十分的深厚。他們長達數十年的友誼也成了巴拉克近來遭到政治攻擊的原因，巴拉克已表態要參加今年晚些時候舉行的選舉，意圖挑戰現任總理納坦雅胡。
巴拉克還跟愛潑斯坦的主要金主，超級集團成員萊斯利・韋克斯納有交情，韋克斯納基金會在2004年捐給了巴拉克兩百萬美元，用於一項至今仍未說明具體詳情的研究計畫。據巴拉克解釋，他是在前以色列總理西蒙・佩雷斯的引薦下認識愛潑斯坦，佩雷斯曾在麥克斯韋的葬禮上對他大表讚揚，他並與布朗夫曼家族有橫跨十幾年的交誼，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佩雷斯經常參與萊斯利・韋克斯納在以色列資助的一些計畫，同時他跟摩薩德也密切合作了幾十年。
2015年，即愛潑斯坦在2008年因為與未成年人進行性行為被定罪又獲釋幾年後，巴拉克與愛潑斯坦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主要是為了投資一家以色列新創公司－緊訊科技（Reporty）。這家公司現在的名字是卡拜（Carbyne），專門向911呼叫中心和一些緊急服務供應商出售它的登記軟體，當然也可以作為應用程式提供給一般消費者，該軟體可以連接上消費者的相機和定位位置，並且可以通過政府數據庫來辨識任何來電者的身份。這家公司和以色列媒體都不斷將它自己標榜為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對症方案，目前已被美國至少兩座縣市採用。
據以色列媒體報導，愛潑斯坦和巴拉克皆是該公司最大的投資者之一，巴拉克對這家公司投入了數百萬美元，《國土報》披露巴拉克對卡拜公司的絕大部分投資都是由愛潑斯坦所資助，讓他成為了公司的“實質合夥人”。巴拉克目前是卡拜的董事長。
這家公司的執行團隊都是以色列情報機構中不同部門的人員，包括精銳的軍事情報部隊－8200部隊（Unit 8200），其常被比作是以色列的NSA。卡拜的現任CEO阿米爾・埃利凱（Amir Elichai）曾在8200部隊服役，另一位該部隊的退役指揮官賓查斯・布赫里斯（Pinchas Buchris）也被他招攬入公司的董事會。除了埃利凱，另一位卡拜的創辦人利塔爾・萊舍姆（Lital Leshem）同樣曾經是8200部隊的一員，之後又到以色列私人間諜公司－黑立方（Black Cube）工作。據獨立媒體《敘事》報導，萊舍姆現在正替埃里克・普林斯的先豐服務公司（Frontier Services Group）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工作。
這家公司也與川普政府的一些夥伴有些關係，包括帕蘭泰爾公司（Palantir）的創立人兼川普的盟友彼得・泰爾（Peter Thiel），他是卡拜的投資者。還有，卡拜的顧問委員會中有前帕蘭泰爾僱員特雷・史蒂芬斯（Trae Stephens），他是川普交接團隊的成員，還有前國土安全部長邁克爾・謝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川普的捐款者和紐約房地產開發商艾略特・塔威爾（Eliot Tawill）亦是卡拜的董事會成員，還有埃胡德・巴拉克和賓查斯・布赫里斯。
據在愛潑斯坦被捕後首先跳出來揭露卡拜的《敘事》指出，中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設備中使用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與卡拜的產品非常類似，儘管這款應用程式最初的目的是為了進行緊急求救。根據《敘事》的說法，中國把這種應用程式用在了“無孔不入的監控，包括個人通訊、用電情況，還有追蹤使用者的一舉一動。”
鑒於羅伯特・麥克斯韋——愛潑斯坦的長期“女友”、未成年女孩販運共犯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的父親——曾經大力推銷過被卡拜修改後的Promis軟體，包裝成是可以提升政府辦公效率的工具，但實際上卻是在為以色列情報部門提供監控途徑，卡拜與Promis系統之間的交疊關係著實令人不安，值得進一步調查。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8200部隊相關的幾家科技初創公司如今正在被整合到更廣泛的美國企業界中，並且與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繫，卡拜就是體現這種趨勢的一個例子。
如同我們過去的報導，與8200部隊有關的那些公司，如八號智庫（Team8）近日娉請了前NSA局長麥可・羅傑斯（Mike Rogers）作為高級顧問，同時矽谷的一些傑出人物，比如Google的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也成了它的重要投資者。近年來，從英特爾、Google到微軟，很多美國科技公司都和那些跟8200部隊有關聯的科技新創公司進行了合併，並且在保羅・辛格（Paul Singer）等主要共和黨金主的支持下，許多關鍵的崗位和業務也都被轉移到了以色列。現在這些公司，包括Google與微軟，有不少還都是美國政府的主要承包商。
愛潑斯坦究竟為誰效命？
即便傑佛瑞・愛潑斯坦似乎跟摩薩德有一腿，但本系列已經點出了這樣的關係並非摩薩德所獨有，因為與愛潑斯坦密切關聯的許多人——例如萊斯利・韋克斯納——也都和黑手黨寡頭分子，以至美國與以色列政府有著十分複雜的聯繫。誠如本系列第一部分所指出，這些情報部門與同超級集團有關的那些犯罪組織彼此間的“情報”（即勒索材料）分享至少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超級集團的萊斯利・韋克斯納是愛潑斯坦背後的大金主，但他並不是與摩薩德有直接聯繫的金融家，這樣的關係更可能會存在於愛潑斯坦所負責經營的性勒索行動中。
不管是美國還是其它國家的情報部門，為了寡頭和大企業的利益進行秘密行動，而置“國家安全”於不顧都是家常便飯，愛潑斯坦與超級集團的關係表明，該集團擁有十分獨一無二的地位，並且對美國、以色列及其它本文未詳細探討的國家（如俄羅斯）均有極大的影響力。這是因為這個集團既是兩國的政治捐獻大戶，也擁有坐落在兩國中的ㄧ些強大公司或金融機構。事實上，超級集團的許多成員都和以色列的政治權貴有著深厚的聯繫，包括納坦雅胡、埃胡德・巴拉克還有已故的西蒙・佩雷斯，當然美國的政治權貴也不例外。
總而言之，所有證據指向的不是與特定哪一個情報部門的聯繫，而是一個將超級集團的主要成員、美國和以色列的政治家與官員，以及與兩國的商業和情報界難分難捨的犯罪組織通通納入其中的巨大蜘蛛網。
儘管本系列迄今為止主要聚焦在這個網絡與其主要是共和黨的附屬機構之間的關係，不過下一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將揭曉該網絡與柯林頓夫婦不為人知的秘密。正如下一部分將揭露，雖然柯林頓夫婦在他們各自的政治生涯中往往樂於接受腐敗交易，他們與這個網絡的關係也稱得上是十分融洽，但他們在利用性勒索來攫取有利於他們的個人和財務利益的結果，而不只是為了他們的政治名聲或議程這方面仍從來都不會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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