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Xanadu
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綽號“灰衣主教”、“當代拉斯普京”，是1999－2011年俄羅斯總統辦公廳的副主任與普京的“國師”，一般也被認為是普京主義與俄羅斯“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的設計者。
蘇爾科夫年輕時曾在莫斯科文化學院學習戲劇表演，這段經驗也成了後來他提出“非線性戰爭”（non linear war）的靈感，這是蘇爾科夫發明的一種政治策略——他出資資助了俄羅斯境內幾乎所有政治團體（包括新納粹），無論它們是否彼此對立，無論它們支持或反對普京，於是俄羅斯的政壇變成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大舞台：每個人都忙著對抗每個人，永遠沒有人能搞懂克里姆林宮在想什麼，也沒有人能確定到底什麼是真實的又什麼是虛假的。
2021年11月20日，蘇爾科夫發表了一篇文章《混亂該往何處去？是時候打開維穩的盒子》（Куда делся хаос? Распаковк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在俄羅斯朝野激起不小的迴響，我們也可以藉著這篇文章管中窺豹，理解普京究竟意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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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系統都無法自己證明自己，任何系統都包含了自我否定與自我毀滅的種子，這就是黑格爾和哥德爾一直在談論的...只不過一個是以數學的語言，另一個是以哲學的語言。”
蘇爾科夫首先提起了熱力學中的一個概念－熵。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熵是衡量一個封閉系統的混亂與失序程度的指標。比方說，一間房間如果始終沒有外來的能量（打掃）輸入，最後堆積在房間裡的灰塵就會變得越來越多。根據這種熱力學原理，將來等到一切可以做功的能量都耗散了之後，宇宙（如果是一個封閉系統）就會陷入一種再也沒有任何生命存在的狀態－“熱寂”。
“熱力學第二定律預言了‘宇宙熱寂’的必然性與混沌的最終勝利，它將過去只被當成是‘多愁善感’的悲觀主義變成了一門真實有效的科學...國家，不管你怎麼理解它（暴力機器、社會契約、親愛的祖國或一群官僚）其實也是一種旨在減少‘社會熵’的工具。可是，沒有人能夠違背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有的國家遲早都會隨著國民的‘離心離德’而分崩離析。不過，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甚至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家這種狀態還是可以維持下去。”
換句話說，蘇爾科夫認為每個國家實際上也是一個個封閉系統，人民想要的跟國家想要的不可能永遠保持ㄧ致，於是依照熱力學的熵增法則，這種“社會熵”會持續累積，直到最後讓整個國家陷入分崩離析，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熱寂。蘇爾科夫接著回顧了俄羅斯目前的權力體系是如何結束了當年蘇聯解體後的混沌狀態，實現一段暫時性逆熵的美好歲月。然而：
“但如果熱力學第二定律是真實的（它也的確是真實的），並且如果熵無法被減少或逆轉，那問題就出現了（一個相當令人不安的問題）——這些熵都去哪了？...目前似乎還看不見混沌蔓延的端倪，所以它們去哪了？這些熵現在究竟在哪裡（畢竟，依照熱力學它們‘必然’會出現！）？”
儘管承認網際網路或多或少提供了社會熵一個抒發口，但蘇爾科夫也提醒人們似乎都忘記了網際網路最初是五角大樓的發明——它的本質是一項武器——網路自由從來都只是幻想，並且隨著各國持續加深對網路的控制，網路作為社會熵抒發口的作用無法長久。這些從網路空間逃逸出來的社會熵最終會在現實世界創造出一種平行結構，人們表面上繼續喊著空洞的政治口號、照常進投票所投票，但其實他們心裡對整個體制已不再有任何信心。蘇爾科夫在這裡似乎是在暗示今天的俄羅斯社會；早在2009年，蘇爾科夫就曾化名納坦・杜波維茨基（Natan Dubovitsky）出版過一本後現代主義小說《幾乎為零》（Okolonolya），藉著一種幾乎是在自嘲的方式諷刺這個被他跟普京一手打造出來的充滿貪污腐敗的俄羅斯。
無處抒發的社會熵在俄羅斯恐怕比其它國家都要更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俄羅斯迄今仍是一個缺乏言論與政治自由的國家。一個比較出名的例子發生在2018年，來自西伯利亞巴爾瑙爾市（Barnaul）的瑪麗亞・莫圖茲納亞（Maria Motuznaya）僅僅因為轉發了一些諷刺社會時政的笑話就面臨了最高六年的刑期。光是在2017年，俄羅斯就有超過六百人因為類似的罪名入獄。
當然，在蘇爾科夫看來，中國也面臨了相同的困境：
“中國表面上看似充滿紀律，實際上只是把天大的混亂給遮著不讓人看見。如果你把耳朵貼在長城上，你可以聽見背後正在沸騰的聲音。一旦中國內部的矛盾開始溢出，它將成為一台巨大的熵發射器...如今的地緣政治局勢不禁令人回想起維蘇威火山：起初一切風平浪靜，但當中國開始爆發，誰會成為龐貝？”
馮軍旗是中國北大的一位博士，他曾在河南省的新野縣進行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並將結果撰寫成了一份報告《縣城政治江湖，正在向舊社會轉變淪落》。這份報告的大意是共產黨的基層結構已經全面渙散，在很多地方黨員的話語權甚至不如“鄉賢”；另一邊的江蘇近年來也開始提倡“鄉賢制”，美名其曰為了復興農村文化，實際上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對基層的掌控，而不得不求助地方上的政治家族。比如《澎湃新聞》有過一篇報導：
“王磊是江蘇豐縣梁寨鎮黨委書記。但在當地的老人看來，王磊更像是一個小兄弟或小晚輩。因為在梁寨，官位的說服力有時並不如輩分。”
回到正題，蘇爾科夫也沒有忘記歐盟：
“歐盟正處在一種奇怪的量子態，它要嘛還活著，要嘛已經死了，未來它可能是混亂的製造者，也可能是混亂的吸收者。至少在短期看來，後者似乎更有可能，這該歸功於歐洲鬆散且愚蠢的政治結構。”
美國的情況比較特別，雖然熵增同樣無法阻止，但美國可以通過濫發美元（“美元與其說是金錢，不如說是金融熵的衡量單位”）、顏色革命等各式各樣的方式想辦法把混亂轉嫁出去，不過這當然是飲鴆止渴。其它國家也不會願意一直當冤大頭，所以俄羅斯、中國近幾年來也一直都在積極進行去美元化。
“大國政治活動不斷排放出的社會熵，就像經濟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理論上是可以控制的。問題是，等到各國真的就如何處理溫室氣體達成一致的時候，氣候變遷又已經變得多嚴重了呢？回顧歷史，只能看到一個又一個令人失望的前車之鑑：威斯特伐利亞協議、維也納會議、雅爾達協議，這些都是混亂已經化為地獄後才亡羊補牢的結果。”
為了解決封閉社會的社會熵，蘇爾科夫提出了一個辦法：“打開系統”，但不是進行自由化改革：
“理論上熵會在封閉系統中持續累積的這一事實，似乎暗示了一個十分簡單的解決方法——打開系統，‘洩洪’，找到抒發混亂的方法。但這只是乍看之下很簡單。要對國內的政治集團進行自由主義實驗是非常冒險的舉動...隱藏在今天這個順暢運作的‘社會反應堆’下的其實是公民的各種無處宣洩的怒火，它們隨時都有可能導致無法挽回的結果——80、90年代的社會就是最好的例子。”
既然如此，要“打開系統”就只剩下了唯一一個方法：打仗。
“輸出混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分而治之是一項古老的策略，分裂是混亂的代名詞。團結自己人＋分裂其他人＝你將魚與熊掌兼得。通過外部擴張來釋放內部壓力，羅馬人做到了，古往今來的所有帝國也都是這麼做。幾個世紀以來，內政一向搞得一塌糊塗的俄羅斯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就是因為它持續不斷對外擴張。俄羅斯早就已經忘記了，甚至很可能根本不知道還有其它生存方式。對俄羅斯而言，對外擴張不僅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使我們成功生存至今的歷史事實。這套帝國策略直到今天仍然管用，只不過今天的帝國改名成了超級大國。克里米亞事件是通過輸出混亂給鄰國，好反過來團結本國社會的一個生動示例。”
2016年，烏克蘭的駭客組織－賽博獵手（CyberHunta）曝光了蘇爾科夫的兩千三百多封私人電子郵件，這些郵件證實了俄羅斯有一套明確的肢解烏克蘭計畫。儘管克里姆林宮堅持郵件全是偽造的，但俄羅斯的企業家葉夫根尼・奇瓦金（Yevgeny Chichvarkin）和俄羅斯記者斯韋特蘭娜・巴巴耶娃（Svetlana Babaeva）都先後證明了郵件的真實性。
郵件的內容包括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的前人民委員會主席丹尼斯・普希林（Denis Pushilin）寄給蘇爾科夫的一份傷亡士兵名單，這份名單證實了俄羅斯確實一直在暗中派兵前往東烏助戰，而非像克里姆林宮堅稱的只有提供其它援助。
最後，蘇爾科夫下做了一個總結：
“俄羅斯之所以要擴張不是因為它好，也不是因為它不好，而是因為這是物理學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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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時報》上有一個固定的系列叫〈誰來午餐〉，2021年6月18日的專文中接受採訪的正是蘇爾科夫，採訪他的人是《金融時報》的歐洲外交事務記者亨利・福伊（Henry Foy），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對蘇爾科夫的政治理論有更多認識：
“‘有兩種選擇，’蘇爾科夫在我們入座時說道。‘第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選擇，我給你菜單，你自己選你要哪一道。第二種是俄羅斯式的選擇，也就是沒有選擇。我為你挑選廚師，因為他比你還清楚你想要哪一道。’蘇爾科夫笑了笑。‘我覺得俄羅斯式的選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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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爾科夫是俄羅斯‘主權民主’的締造者，這是一種表面上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制度：選舉開始，候選人參選，人民投票，打開投票箱，每次都是同樣的人勝選。
主權民主的核心思想是國家的穩定凌駕於個人的自由之上，於是只會有虛假的反對黨、被嚴格控制的媒體，以及阻擋真正的獨立政治人物進軍政界的高牆。”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的其中一個反對黨－正義俄羅斯黨（A Just Russia），該黨在蘇爾科夫的授意下被允許組建，好讓討厭普京（統一俄羅斯黨）的中間偏左選民有個去處，讓他們感覺自己彷彿仍然能參與政治。但當正義俄羅斯黨的黨魁、俄羅斯上議院聯邦委員會主席謝爾蓋・米洛諾夫（Sergei Mironov）開始想扮演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反對黨並公開反對普京後，他就失去了自己在聯邦委員會的職位與黨的領導權。
就連曾在2000－2004年擔任俄羅斯總理的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也承認：“（主權民主）的目的非常明確：不惜一切代價中和鞏固政治權力，它的惡果也已經顯現，包括民粹主義被美化、私人與公共機構的界線不斷被模糊，以及法律、民主和自由市場變得形同虛設。”
回到《金融時報》的採訪：
“‘過去的蘇聯只有同質性，這種同質性毀了蘇聯，因為人們需要多樣性。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真的有了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現在正在更快速的摧毀俄羅斯，’他說。
‘有一段時間我是文化學院的學生，我研究了Commedia dell'arte（義大利即興劇）。這種戲劇的角色不多：有商人、有法官、有丑角、有聰明人、有年輕人。雖然角色不多，但他們都代表了社會上的不同階層...人們需要在舞台上看見自己。’
‘我們必須為人們提供多樣性，但必須是控制之中的多樣性。於是人人都滿意。社會的凝聚力也就得以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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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訴我，普京在他的輔佐下創造了‘一種新型國家’。他形容他的這位老闆是現代的屋大維，即凱撒之後統治羅馬的人。
‘趁著國家和人民都開始厭戰的時候，屋大維掌握了權力。他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國家，它不再是一個共和國...他保留了共和國的骨幹——有元老院，有護民官。但每一個人最後都要向他匯報並服從他。因此，他把那些刺殺凱撒的共和派的願望，與那些渴望獨裁統治的普通大眾的願望融合了起來。’他說。
‘普京對民主也是如此。他沒有廢除民主，而是將其與俄羅斯的君主制典範互相結合。’”
普京的這種統治方式又被稱為“手動管理”（ruchnoye upravleniye），即所有的人最終都必須直接忠於普京，一種更接近於黑手黨的治國方式。
“‘當我在2000年開始從政時，我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系統好帶來法律和秩序。我們將反對派區分為體制性反對派和非體制性反對派。什麼是體制性反對派？這是指服從體制、法律和慣例的政黨。’他指的是聽克里姆林宮話的反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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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爾科夫告訴我，當他在90年代為霍多爾科夫斯基（Khodorkovsky，俄羅斯企業家，後來流亡海外）工作時，他為一位高級政治家寫了一份備忘錄，主張俄羅斯應該重新奪回克里米亞...但他也承認，當時的俄羅斯既缺乏資源，也缺乏手段。
2014年2月，在蘇爾科夫獲命新職僅僅五個月後，俄羅斯軍隊就直接出兵奪下了克里米亞這個戰略要地，並開始為要求獨立的親俄分裂分子提供援助。”
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幾天後，蘇爾科夫又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沒有天空》（Без неба），故事內容是在一個遙遠的反烏托邦未來發生的第五次世界大戰。
“蘇爾科夫將《明斯克協議》——由莫斯科、基輔和親俄叛軍簽署的和平協議——描述為‘對烏克蘭的第一波分裂合法化’。
‘我很自豪我是這場重新征服行動的參與者。這是俄羅斯（對西方）的第一次公開地緣政治反擊，也是有史以來最決定性的一次。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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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爾科夫協助創立了一個民族主義青年組織－‘納什’（Nashi），這個組織五體投地的崇拜普京，並經常騷擾任何成為國家眼中釘的人。國家電視台和社交媒體網軍的大部分輿論控制內容也都是從他的辦公室起草的。
‘人們需要這些東西，’他回答我，我說我認為大部分的輿論控制都是不好的。‘大多數人的腦袋都需要這些東西。’
‘你不會用一些高智商的話語來餵飽人們。大多數人只吃非常簡單的食物。不是我們今天享用的這種佳餚。一般來說，大多數人都會照單全收那些非常天真的話語，這再正常不過了。有人喜歡高級美食，也有人只喜歡麥當勞。’他笑著說。
...
‘讓我們拭目以待，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就在眼前。許多新的戲劇性轉變即將發生。’”
讓我們用一個亞美尼亞老笑話來作為結束：
“埃里溫廣播電台被問到：同志好，請問將來會有戰爭嗎？
埃里溫廣播電台回答說：不會的，但是為了和平，一切都要被夷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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