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atthew Ehret-Kump
大重置（Great Reset）這顆定時炸彈可以說是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安裝在了西方文明身上。這一切可以追溯到一群圍繞著世界經濟論壇（WEF）和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的幕後人物，正是他們一手策劃了如今西方文明的通往毀滅之路。
儘管這種非自然的轉變是踩著20世紀60年代的偉大政治家們的屍體發生的，但有一個問題我們恐怕仍會納悶：西方國家...尤其是對自由的熱愛堪稱無人能比的美國，為什麼甘願放棄其民主制度，投向前所未有的超國家（supranational）治理與去增長（de-growth）體系？究竟那些正在步向毀滅之路的人們，是如何眼睜睜任由這一切發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成了助紂為虐的幫兇呢？
美國的認識論之爭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看一位經常被認為是自由捍衛者的帝國戰略大師－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說過什麼。
雖然赫胥黎的弟弟朱利安・赫胥黎（Juilan Huxley）致力於推動以被他重新用幾種不同的形式包裝過的優生學思想來重新塑造後二戰時代的全球秩序，但阿道斯則更熱衷於扮演一位文化捍衛者。
正如他們曾在19世紀50年代受命重塑大英帝國的祖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他們兩人曾在1914－1937年那段時間與以伯特蘭・羅素、約翰・凱因斯等一夥人為首的精英團體－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有過一番深切的交流。
在這群才華洋溢的厭世者中，羅素（他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在宣揚那種所謂根據達爾文演化法則、人類最終必須臣服於科學管理的命運這方面走得最遠。羅素在1930年的《科學的展望》（Scientific Outlook）中說道：
“科學統治者會為一般的男人和女人提供一種教育，而為那些可以接過科學統治權的人提供另一種教育。一般的男人和女人會被教導要溫順、勤勞、守時、單純且知足。其中，知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為了落實這一點，精神分析、行為主義和生物化學的研究人員都各有他們的作用...男孩和女孩從小時候就要開始學習‘合作’，即循規蹈矩、安分守己。這些孩子的能動性（initiative）將被抑制，至於不服管束的行為，不必再訴諸懲罰，而是透過科學的訓練來使其不可能出現。
除了對世界國家和他們自己的社會的忠誠，統治階級的成員會被培養成勇於冒險、充滿能動性的性格。他們會被教導，持續推動科技進步並確保不斷有新的娛樂出現來滿足體力勞動者，乃是他們當仁不讓的職責。”
當赫胥黎在1931年開始創作《美麗新世界》的時候，他肯定已經記住了羅素的諄諄教誨。
阿道斯現身
當他終於在1937年安頓好自己在好萊塢的新居後，阿道斯在美國度過了一段愜意的日子，他一邊替好萊塢寫劇本，一邊不斷嘗試各種致幻藥物並且參與奠定了一場新的文化運動，它很快就會風靡在冷戰的瘋狂年代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
在1962年的一場題為《終極革命》（The Ultimate Revolution）的著名演講中，阿道斯・赫胥黎提出了一種新的科學治理方法，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講堂上，面對台下滿是崇拜者欽慕的目光，他開口說道：
“放眼歷史，不管什麼時候如果你想對群眾進行控制，你一定要取得他們某種程度上的同意。純粹的恐怖統治難以長久，它的確可以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但我認為你終究還是必須透過說服的方式，讓人們主動同意這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好吧，在我看來，這就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終極革命問題的本質：憑著現今的技術進步，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且恐怕永遠都會存在的寡頭統治將有可能，使人們打從心底愛上他們的奴役。”
不管是赫胥黎在他的虛構或非虛構作品中描述的各種新技術，還是那些受CIA資助的實驗室在艾倫・杜勒斯（Alan Dulles）的MK-Ultra計畫的秘密保護傘遮掩下取得的豐碩成果，現在要讓人們熱愛他們的奴役確實已經萬事俱備。受納粹精神病學家在二戰時的許多開創性研究啟發，MK-Ultra計畫的其中一項目標就是要研究如何透過電擊療法、精神藥物及其它手段來解構人類的心靈，然後再讓專業的精神科醫生來從頭開始建構新的人格。正如納歐蜜・克萊因（Naomi Klein）在她備受讚譽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書中指出，MK-Ultra計畫背後真正的意圖，其實是要探究有沒有辦法將這些行為科學用來重新編程整個群體、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國家。
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精神藥物（索麻）、崇尚充滿前青春期色彩的感覺主義（sensualism）的文化風氣、人人樂此不疲的開放式性關係、家庭的解體和超感官的娛樂（被稱為“感官電影”〔feelies〕）很好地承擔了這項任務。赫胥黎想像的這個反烏托邦已完全淪為寡頭統治，在科學祭司的細心照料下，試管嬰兒會經由生物工程來決定是要成為阿爾法（alphas）、貝塔（betas）、伽瑪（gammas）還是只能從事最低下的掃廁所工作的愛普西隆（epsilons），這不禁令人聯想起H.G・威爾斯（H.G. Wells）更早以前的《時間機器》（Time Machine）中描述的次等人－莫洛克（Morlocks）。在赫胥黎想像的那個世界裡，家庭早已連同民族國家，以及任何對神的宗教信仰一起走入了歷史。
在1958年的《再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中，赫胥黎痛斥科學與技術將會無止盡進步下去的信仰只是一種妄想，它不管怎樣仍然無法逃脫主宰人類歷史的終極規律：人口過剩。赫胥黎援引原子能、太空探索和醫學進步為例子，哀嘆每次人類只要解決了一個能讓我們拯救更多同胞生命的難題，這個物種接下來就會開始以更快的速度不斷自我複製，結果無可避免又會陷入馬爾薩斯困境，造成人們為了資源互相開戰、疾病滋生以及劣等人種大量繁殖。赫胥黎寫道：
“由於我們在20世紀下半葉仍沒有進行有系統的節育；反而依舊恣意妄為，結果不但造成我們這顆星球人口過剩，也出現了生物學上重量不重質的惡果。在過去比較艱困的時代，即使只是一點點的遺傳缺陷，這樣的孩子也很難生存下來。如今，多虧衛生、現代藥理學和社會良知的進步，大多數天生有遺傳缺陷孩子仍然順利長大成人，甚至生兒育女。”
1961年，赫胥黎又在加州大學的另一次演講中詳細闡述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構想：
“到了下一代的時候，應該會出現一種藥理學方法來使人們變得熱愛奴役、心甘情願接受獨裁統治而不流一滴眼淚。整個社會將變成一座無痛的集中營，這樣即使人們的自由實際上被剝奪了，他們也依舊不痛不癢，因為他們已不會再產生任何反抗的念頭——在宣傳、洗腦，或是被藥理學方法增強效果的洗腦多管齊下之後。”
赫胥黎非常清楚，一旦這種洗腦成功，寡頭統治者就可以令在這種受控環境下成長、深受享樂主義薰陶的人們摒棄諸如民族主義、家庭之愛或宗教之類的過時觀念，轉而擁抱一個以LSD為基礎打造的屬於他們每一個人的“微觀現實”。不需要再緬懷過去，不需要再思索未來，一切都會被一種名為“活在當下”的全新處世智慧所取代。
在1958年的《再訪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還很興奮地提到，混合了大麻和麥斯卡林的LSD-25正是對他當年所想像的索麻的完美應驗：
“LSD-25（麥角酸二乙胺）是藥理學家最近發明的另一種索麻——這是一種知覺增強與異象製造劑，在生理上幾乎沒有任何副作用。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藥物，僅僅只需要百萬分之五十甚至二十五公克的劑量，就可以把人們送到另一個世界（就像烏羽玉）快活一番。大多數情況下，LSD-25會帶著人們前往向天堂一樣的世界，但也是有人跑到了煉獄甚至地獄去。不過，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經歷，幾乎每個接受過麥角酸洗禮的人都同意那是非常深刻且富有啟發性的體驗。總之，以如此些微的生理代價就能換來思想上的改頭換面，實在不可思議。”
在美國默默出力支持的這場新的反文化運動期間，赫胥黎找來了一位名叫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年輕精神病學教授來與他並肩作戰。利里曾在1983年回憶說：
“我們決心要向猶太－基督教對上帝的信念，向宗教，向那種世界觀，從獨立革命以來就一直糾纏著歐洲和美國的詛咒宣戰。藥物使人們對多重現實敞開心扉，這不可避免會導致多神論的宇宙觀誕生。我們可以感覺到，屬於崇尚智慧、善良的多元主義與科學異教的新人文主義宗教的時代已然到來。”
有組織的精神分裂
關於反文化運動是如何被像倫敦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這樣的寡頭精神病學研究機構仔細設計，並在這些年來被一群精神病學大軍極具戰略性地推廣至所有學校、軍隊、公會、公司董事會與政府官僚機構，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回到正題，有一點我們必須明白，二戰後的這場激烈的文化戰爭其實是全方位的——它擴及到了人類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面——你在所有談論創造性理性、普遍性、自由和真理的地方都可以窺見它的遺緒。
不管是藝術、音樂還是科學，所有這些領域都被強加了一種新的二元論，其試圖將邏輯思維從主觀情緒的“污染”中解救出來。隨著藝術越來越深受擺脫了理性的享樂主義毒害（看看那些只有精英才懂得欣賞的“高級”後現代藝術和屬於愚蠢大眾的“低級”民粹主義藝術），現在科學也幾乎已完全被癡迷於“統計數字”、熵增還有盲目的宿命論的冰冷數學教條主義信仰所支配。
像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這些背後有CIA出錢資助的藝術家的鬼畫符變成了新的藝術標桿，與此同時科學家則被訓練成只知道像電腦一樣思考，他們的思維變得再也跳不出伯特蘭・羅素的數學方法、諾伯特・維納（Norbert Weiner）的控制論以及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資訊理論所制定的框架。任何人都不應該忽略羅素在當年CIA籌劃的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隨著創造力與理性分道揚鑣，被這個新文化強行加工過後的人們的思想，開始越來越受專家制定的盲目規則和公理所侷限，而不再有任何個人的探索發現。於是，電腦模型取代了真正的人類思考，而正是這種貧瘠的智識氛圍，最終演變成了盲目崇尚人工智慧的沃土。
就在帝國戰爭、暗殺、政變和核毀滅迫在眉睫的同時，嬰兒潮世代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他們在面對的是怎樣的邪惡，因為他們的孩子正被一種新的毒品/性愛文化所擄獲，而這是過往前所未聞的。整個世界的精神分裂反過來助長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放棄現實，只求“激發熱情、探索內在、脫離體制”。
20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地的愛國力量紛紛團結起來，重振了深受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們鄙視的科技進步精神。甘迺迪總統堅持艾森豪提出的原子和平（Atoms for Peace）理念，他一邊加大對非洲、亞洲、伊比利亞美洲的投資，一邊與泛非洲、泛阿拉伯的領袖們一起結束殖民主義，幫助這些地方的人民邁入21世紀。甘迺迪不幸遇刺後，戴高樂和魁北克總理丹尼爾・約翰遜（Daniel Johnson）、加拿大總理約翰・迪芬貝克（John Diefenbaker）、德國總理康拉德・艾德諾（Chancellor Adenauer）這些支持國際合作的人們建立了一個進步聯盟，在羅伯特・甘迺迪（Bobby Kennedy）進軍白宮幾乎已勝券在握的1968年那時，這個聯盟本來大有可為。
就像19世紀後期曾經出現過一個主張雙贏的國際合作體系差點可以取代大英帝國暮氣沉沉的霍布斯式體系，結果立刻有一連串的政變、顏色革命和暗殺確保了這個體系胎死腹中，然後毫無戒心的人類社會便只能任由後工業主義、英美帝國主義與貨幣主義的新時代蠶食鯨吞。
羅馬俱樂部登場
在1968年後的新政治氣候中，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科學組織，其意圖利用以系統分析為前提的統計模型來強硬解釋生物、經濟尤其是生態系統。把當前的趨勢無限推演到未來、無視創造性思維總是可以帶來各種非線性的飛躍，這些新一代的科學家“一口咬定”由於人口持續增長而資源有限，最後無可避免一定會以災難收場。
最能夠代表這場新的科學運動的毫無疑問便是受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攜手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報告《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這份報告的結論基本上跟兩個世紀以前的馬爾薩斯沒什麼兩樣，即為了避免未來當人口壓力超過大自然的恩賜所引發的災難，負責統治人類的技術官僚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做出必要的犧牲。
這就是馬克・卡尼（Mark Carney）之流的人物在討論“全球綠色金融”還有要將碳足跡納入貨幣價值考量時背後病態且不科學的思想淵源。以前，人類重視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以及對生活水平的提升），但如今這群厭世者所提倡的新“價值”體系卻是在要求人類停止他們在地球上的一切活動。
羅馬俱樂部的其中一位創始人奧雷利奧・佩切伊（Aurelio Peccei）曾在達沃斯舉辦的第一屆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說過：
“經濟與生態是不能分開的...創造財富的政策與保護生態的政策必將互相對立。如果只是創造財富，卻破壞了自然，那就是在創造負面的價值。”
前世界精神衛生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Mental Health）主席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是MK-Ultra計畫的重要參與者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妻子）曾在1975年主持過一次受羅馬俱樂部（也是其在1971年資助了世界經濟論壇）資助的環境和大氣問題研討會，那時也剛好是MK-Ultra計畫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響應羅素跟赫胥黎的精神，米德呼籲要建立一門以將污染與氣候變遷等量齊觀為前提，來確保自身內部一致性的新型統計科學，並且它會成為指導21世紀人類行為的規範。但重點始終是控制人口。據米德在演講中表示：
“人口的空前增長，及其對食物、能源、資源的需求無疑是生物圈中最具破壞性的因素。我們正置身在一個這個社會必須向全球做出交代的節骨眼上。
我們需要的是來自科學家的評估，既要足夠穩健也要不失合理，但不能被任何政治利益所利用，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儘管人為卻同樣有效的預警系統，好比動物來颱風來臨前會從本能得到警告一樣。（我們必須）從必要的犧牲中記取教訓，這裡概述的危險仍然只是可能性，但它們確實可能會吞噬人類，所以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這位厭世的精英主義者並沒有把科學當作是一個有可能解決難題的選項，她反而要求圍繞著那些或真實或想像的問題的“新智慧”來重新定義科學。這種憤世嫉俗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假設所有創造性的發明都只會助長人口增長，而真正的敵人是那些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們堅信這些充滿創造性的發明能造福世界。對那些拒絕這種憤世嫉俗科學觀的文化樂觀主義者，米德不屑一顧地說：
“那些不把大禍臨頭的預言當一回事的人，那些覺得這些悲觀的預言沒有足夠科學依據的人，（他們）往往反過來變成了美好天堂的先知，滿嘴都是科技進步、幸福美滿的烏托邦，或是什麼人類仍然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這些說法並不會因為它們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麼‘理性’，而掩蓋過其根本一點也不理性的本質。它們充其量只是一種對人類頑強生存本能的信仰，或者說是對某種科學魔法的信仰。”
羅馬俱樂部的另一位創始人亞歷山大・金（Sir Alexander King）則在《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1991）的序言中用更加平鋪直述的口吻說道：
“在思索可以讓我們團結起來的共同敵人時，我們想到了污染、全球暖化、水資源短缺、饑荒等聽起來十分有說服力的想法。就它們整體和彼此的互相作用來說，這些現象確實足以擔當一個使人人必須攜手面對的共同威脅。但如果把這些危機當成敵人，就只是又落入了我們已經向各位讀者警告過的陷阱，也就是誤將症頭當成原因。所有這些危機真正的罪魁禍首乃是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只有改變我們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才能克服這些危機。真正的敵人，就是人類自己。”
今天的世界正受到兩股相反的力量所牽引。
一方面，在半個世紀前埋下定時炸彈的末日預言家們正興高采烈地準備迎接他們烏托邦式的“大重置”，它要求犧牲掉一大半被認為過剩的人口，好作為現代科學異教的祭司獻給蓋亞母親和電腦模型的祭品。另一方面，進步精神、開放系統思維也正在以多極聯盟的形式重新活絡，對於人類的本質、創造性思維、價值、經濟、進步還有自然法則，後者抱持著與前者截然不同的看法。
這是ㄧ場攸關人類未來的戰役，至於最後哪一方能獲勝，全都取決於我們打算做出怎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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