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bmj.com/content/373/bmj.n1170
By Laurie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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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政府為了應付新冠疫情大流行而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Facebook現在也出手刪除了一千六百多萬則貼文，並對另外一億六千七百萬則貼文附上了警告提醒。另一邊，被認為“散播具危險或誤導性之新冠醫療資訊”的影片也有八十五萬部被Youtube下架。
雖然這些資訊可能有一部分的確是有意或無意在散播不實內容，但真正的科學意見被跟著被錯殺的例子卻也比比皆是——至於它們是會被直接刪除還是調降觸及率，則取決於發表的平台跟內容的前後文。這既凸顯了該如何定義何謂科學真理的困難，同時也引起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像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這樣的社交平台是否有義務承擔審查的工作。
“我認為僅僅因為它跟大多數人的意見相左，就將科學內容貼上錯誤資訊的標籤是非常危險的。”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桑德・范德林登（Sander van der Linden）表示。“哪怕它在技術上可能符合（錯誤資訊）的定義，我不確定這麼說是否妥當，但這可能會導致科學本身被政治化，這是萬萬不能的。”
事實查核的原理
在過去十年裡，故意散播或在無意間分享了假訊息的用戶與社交平台彷彿是陷入了一場軍備競賽，而後者也發現它們似乎有責任得監督這些資訊，無論它們是否願意（註1）。
面對《英國醫學期刊》提出的疑惑，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其由Google所有）紛紛強調了它們各自為打擊潛在有害內容所做出的努力，還有它們會積極引導用戶瀏覽新冠病毒和疫苗相關資訊的權威來源，比如WHO和美國的CDC。儘管它們的審查機制各有不同，但這些平台通常都會刪除或減少與WHO、CDC提供的資訊相左，或是被認為在散播有害的不實健康資訊的內容曝光的機會，包括有關於疫苗危險性的不正確資訊。
但是，在如今疫情大流行的節骨眼上，這些公司用來界定錯誤資訊的標準卻並非始終如一。於是就出現了一些驚人的髮夾彎：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主張戴口罩有助於防止病毒傳播的貼文被標記為“假訊息”；結果現在卻完全反過來，這反映了學術觀點和官方建議也都不是一成不變。
Twitter是交由自己人來負責事實查核。但Facebook和Youtube都選擇與第三方查核機構合作，這些機構都受過國際事實查核網絡（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認證——這是一個無黨派機構，由位於佛羅里達州的非營利組織－波因特新聞研究學院（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負責管理。波因特學院的主要捐款人包括了查爾斯・科赫研究所（Charles Koch Institute，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國政府機構）、奧米迪亞網絡（Omidyar Network，一家“慈善投資公司”）以及Google和Facebook。波因特學院同時還擁有《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與另一個頗有名氣的事實查核網站《政治事實》（PolitiFact）。
對於科學與醫學內容，國際事實查核網絡會求助於另一群比較寡為人知的機構，例如科學事實（SciCheck）、網絡真相（Metafact）和科學反饋（Science Feedback）。健康反饋（Health Feedback）是科學反饋機構的子公司，其旗下有一批精挑細選的科學家來負責裁決是非真偽。透過這種方式，它曾將《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觀點投書標記為具有“誤導性”（註2），那篇文章的內容是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教授馬蒂・馬卡利（Marty Makary）預測美國將會在2021年4月實現群體免疫。對此，《華爾街日報》也很快發表了一篇文章〈對Facebook事實查核人員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 Facebook’s fact checkers）來回擊，批評這個所謂的“查核”無非是“偽裝成事實查核的觀點爭論”（註3）。這篇文章辯稱，馬卡利並沒有說他的論點一定就是事實，而只是根據現有的證據進行分析與預測。
據科學反饋的一位發言人向《英國醫學期刊》解釋說，在查核事實真偽時，他們會以“在這篇聲明/文章所屬於的領域的專業程度”為標準來決定該由哪位科學家負責。他們說：“科學反饋的編輯會先搜尋相關的學術論文，並確定有哪些科學家曾在相關領域上發表過文章，或具備足以評估內容的專業知識。”
接著，該機構會要嘛會直接聯絡被他們看中的科學家進行討論，要嘛就是整理這些科學家過去在媒體或社交媒體上提出的論述以作為裁決。以馬卡利的那篇文章為例，該機構選定了二十位科學家，並收到了其中三人的意見。
“遵循科學”
這些裁決之所以會有爭議，部分是因為社交平台對如何定義錯誤資訊與假訊息的標準十分籠統。這些定義往往會以既有的主流科學意見為準，但有些科學家就認為，這麼做形同於是在扼殺不同的觀點，長遠來看這對科學並不是一件好事。
疫情期間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可以說是完全概括了這樣的現狀：“遵循科學”。劍橋大學的風險證據傳播中心（Centre for Risk and Evidence Communication）主任大衛・史皮格哈爾特（David Spiegelhalter）曾直言這是一種“絕對可怕”的想法，他說科學家們在關起門來的時候從未停止過爭論，甚至在一些相當基本的問題上都可以各執一詞。
他說：“科學不是跑到你面前告訴你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我認為科學更像是慢慢走到你身邊，一邊自言自語，對它所看到的任何事情發表評論，並且對你也許打算走上的那條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提供一些初步的建議，但它並不負責。”
“錯誤資訊”這種標籤很可能還會導致科學辯論變得無以為繼。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因為對封鎖政策抱持不同的意見而飽受非議，他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立基於他的祖國瑞典所採取的寬鬆防疫對策（註4）。他說，很多在疫情期間發表非正統觀點的科學家都深怕會面臨“各式各樣的誹謗或審查...他們只能說這卻不能說那，都是因為害怕會受到Twitter、Youtube或Facebook重重審查。”他還告訴《英國醫學期刊》，由於沒人知道這會不會影響到研究資金申請和發表論文的機會，結果就是根本沒人敢出來說話。
堅持科學論述只有正確或不正確的二元觀念更是助長了疫情期間的意見分歧。英國牛津大學的健康社會學教授薩曼莎・范德斯洛特（Samantha Vanderslott）就告訴《自然》雜誌：“揭穿假訊息是一種很好的提升自我形象的方式。”在同一篇文章中，義大利事實查核網站《真相》（Facta）負責人喬瓦尼・扎尼（Giovanni Zagni）也承認，只要先給自己樹立了“致力打擊假訊息的社會良知”這樣的形象，“接下來你的職業生涯大概就可以平步青雲了。”（註5）
結果，這只是助長了科學家們競相給彼此貼上錯誤資訊或假訊息的標籤（註6）。范德林登將這種現象比作當初唐納・川普把“假新聞”一詞當作武器，來打壓任何批評他的聲音。他說：“‘錯誤資訊’基本上也很像是這麼一回事，當有某個科學觀點你不認同的時候，你就給它貼上錯誤資訊的標籤。”
根據健康反饋在其網站上的說法，如果有科學家因為“分享錯誤資訊，不管是否有意”而傷害了他們自己的信譽的話，將來該機構便不會再邀請這位科學家來查核資訊。在實務層面上，這可能會導致一種卡夫卡式的死局，假如有科學家發表的觀點被Facebook標記為錯誤資訊，如此一來他們就無法在事實查核的過程中替自己申辯。使這種回聲效應更加惡化的是，健康反饋有時也會查閱科學家在Twitter或其它媒體上所發表過的內容來進行查核。
科學的“真相”
范德林登強調，人們必須瞭解科學領域“充斥著不確定性、爭論時常發生，所有的立論都會隨著時間變化，我們也會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這一點非常重要。健康的辯論有益於去蕪存菁，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資訊學院的副教授傑文・韋斯特（Jevin West）同樣表示，社交平台“在插手科學辯論時應該格外謹慎”。他解釋說：“科學機構早已有一套自我糾正的規範和做法。所以，（社交平台）如果一定要參一腳的話，我認為這是會有問題的。”
不止一位接受《英國醫學期刊》採訪的專家直言，要嚴格區分非主流科學觀點與客觀上的不正確觀點（錯誤資訊）幾乎是不可能的。史皮格哈爾特也坦承，這將會導致“如何定義什麼才算得上是合理科學意見的難題...我當然有我自己明辨是非的標準，但我絕不會將它當成公理。”
其他科學家還擔心，如果這種處理錯誤科學資訊的方法在疫情之後持續存在，那麼將來的科學辯論很可能會令人憂心的變成得受制於商業需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副教授維尼・普拉薩德（Vinay Prasad）就在《今日醫學》（MedPage Today）網站上指出：“這其中的危險在於，有很多人都在分生物醫學領域這一杯羹，包括大大小小的生物製藥和（醫療）設備公司，社交媒體和期刊平台很難完全不看它們的臉色。比方說在像抗癌藥物這樣的話題上，與這些企業合作的關鍵意見領袖可能會以10:1遠遠多於新藥的批評者的比例出現在版面上。”（註7）換言之，聲音最大聲、最顯眼、能贏得最多版面的人就越有可能會被大眾認為是“正確的”——如同俗話說得好，歷史向來是由勝利者所寫。
社交媒體平台目前仍在對它們從去年以來所推出的一系列新措施進行調整。據范德林登表示，他一直在與Facebook溝通，探討如何引導人們真正去對科學的運作方式有所認識。“實際上應該引導人們去瞭解科學的過程，而不是給什麼東西貼上真或假的標籤。”
這場辯論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場更大層面上的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在“健康辯論”中，“真裡”的角色究竟有多麼重要。庫爾多夫說：“通常來說，我不贊成隨便刪除東西。即便有些東西是錯的，但要是你把它刪除，我們就沒有機會進行討論了。”他還表示，比方說，雖然他原則上贊成接種疫苗，但仍不應該在網絡上壓制那些對疫苗懷有疑慮的人的聲音。“如果連公開辯論也不允許，這將會對整個科學以至社會本身造成後患無窮的影響。”
有人擔心，如今的局面可能會使人們逐漸失去對公共衛生的信任。韋斯特說，在美國，人們對政府和媒體的信任正在不斷下降。他解釋說：“科學仍然是較受信任的對象之一，但如果你開始貼標籤或扼殺科學辯論，至少在我看來，這甚至比那些被認為有問題的文章還要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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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1. Wardle C, Singerman E. Too little, too lat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failure to tackle vaccine misinformation poses a real threat. BMJ2021;372:n26. doi:10.1136/bmj.n26 pmid:33478950FREE Full TextGoogle Scholar ↵Makary M. We’ll have herd immunity by April. Wall Street J 2021 Feb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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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j.com/articles/fact-checking-facebooks-fact-checkers-11614987375.
3. Habib H. Has Sweden’s controversial covid-19 strategy been successful?BMJ2020;369:m2376. doi:10.1136/bmj.m2376 pmid:32532807FREE Full Text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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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asad V. Op-ed: We should all care about censorship in science. MedPage Today. 30 Nov 2020.
https://www.medpagetoday.com/blogs/vinay-prasad/8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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