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EFFREY A. TUCKER（布朗史東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創辦人）
我從不會錯過任何一本關於新冠病毒的書，但還沒有一本比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的《白宮疫聞錄》（A Plague Upon Our House）更令人忍不住一口氣讀完，這是這位家喻戶曉的科學家對他在新冠時代的第一手經歷、以及他在白宮親眼目睹的種種悲劇的全面精彩回顧。這本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很勁爆，它們不但會使你對當今這場流行病和我們的抗疫政策、甚至是對整個公共衛生都完全改觀。
阿特拉斯的書戳穿了一個已經深植人心已久的醜聞。這本書的價值絕不該被低估，因為它徹底打破了一個似乎正越來越被奉為共識的虛假故事，這個故事的大意是有一位拒絕正視新冠病毒的總統，他不但什麼也沒做，反而還處處在拖白宮中的那些精英科學家的後腿，他們不斷敦促總統應該果斷採取與主流的科學觀點相一致的措施。可惜，這個故事沒有任何一字一句屬實。我由衷希望，從今往後任如果還有人想拿這個故事來胡說八道，阿特拉斯的這本書都可以讓他們乖乖閉上嘴巴。
任何把這個虛構的故事說給你聽的人（包括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都應該要乖乖坐下來洗耳恭聽。這本書是關於真正的科學（與真正的公共衛生），無論是在他進入白宮之前還是之後，阿特拉斯一直都是理性的代言人，但他看到的卻是一個又一個正在對人民、人類自由、尤其是兒童以及全世界數十億人造成巨大傷害，偏偏卻對控制疫情一點幫助也沒有的橫蠻政策接連被批准。
對讀者來說，作者彷彿就像我們的化身，他是一個理性而直率的人，卻發現自己置身在謊言、欺瞞、背刺、機會主義以及虛偽的科學世界之中。他盡了力，卻仍然無法戰勝一個根本不關心事實、更遑論結果的強大機器。
如果你在過去一直對這些公共衛生政策的背後是有科學依據深信不疑，那麼這本書肯定會令你大吃一驚。阿特拉斯對那群政府中的“傳染病專家”究竟有多麼荒唐十分直言不諱，你絕對會看得瞠目結舌（例如，想想伯克斯是如何堅持那完全站不住腳的戴口罩有助於控制病例傳播理論）。
阿特拉斯在書中點出了封鎖政策所造成的巨大成本，但安東尼・弗奇和黛博拉・伯克斯卻仍然堅持要這麼做：（使人們）錯過癌症檢查、醫療手術、整整兩年的教育機會、無數小企業破產、抑鬱和吸毒劇增、侵犯宗教自由，與此同時，公共衛生部門卻嚴重忽視了真正需要照顧的長照護理機構中的高風險族群。本質上，他們正在以對抗病毒為名摧毀一切我們稱之為文明成果的東西，絲毫不顧這會有什麼後果。
推動這些政策背後的是虛假不實的科學“模型”，而不是真的根據已知的資訊進行風險評估。“這個病毒的其中一個十分不尋常的特徵是，它對兒童的風險很低。”阿特拉斯寫道。“然而，如此積極且令人振奮的消息卻從未被強調過，那些公衛官員選擇完全無視它與其它呼吸道病毒之間的相似性，堅持對所有人進行隔離。”
“限制人們的自由活動是糟糕透頂的決策，因為它所帶來的各種影響最後都會加劇階級的分化，”他寫說：“傷害低薪工人、犧牲低收入家庭和孩子、摧毀單親家庭、重挫中小企業，同時間大企業卻可以領取救助，精英階層依然可以在家上班，結果富者恆富，他們還可以霸佔話語權來極盡抹黑和封殺所有挑戰他們政策的人。”
阿特拉斯最初是在2020年8月接受川普的請求前來幫忙，迎戰短時間似乎仍盼不到頭的疫情，他並非受政治任命，也不是川普政府中的公職人員，更不是華府的熟面孔，單純只是在那亂七八糟的一整年中唯一一個試圖以公眾健康為出發點來提供建言的人。
他從一開始就坦白表示，他永遠只會實話實說；川普也同意這正是他想要且需要的。川普聽進他的主張，漸漸接受了一些更為理性的觀點，否則他可能會親手毀掉美國的經濟與社會。
在他們的小組會議上，阿特拉斯是唯一一個會舉出相關研究和實地資訊來輔以論證的人，而不像其他人只會從大眾網站上抓疫情圖表下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弗奇從來不曾向大家介紹過任何有關於疫情的科學研究。同樣的，我也從未聽過他對任何已經發表的研究進行批判性分析。這對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除了對臨床試驗的事情有過些隻言片語，弗奇偶爾才會對疫苗試驗參與者的人數之類的問題表示一下意見，大多數還是在副總統問他的時候。”
每當阿特拉斯發言的時候，他幾乎總是與弗奇/伯克斯意見不合，但在會議上沒有任何人願意替他說話，只有後來才有很多人私下表示他們很感激他勇於說出實話。儘管如此，透過私下會談，他還是設法說服了川普，只可惜為時已晚：即使是川普，現在也拿這已經被他親手啟動的邪惡機器沒轍。
這一切簡直就像《華府風雲》的翻版，只不過場景換成了公共衛生問題。從疫情一開始，一切政策便被兩名政府官員（弗奇和伯克斯）所左右，不知何故，他們似乎覺得自己可以壟斷針對媒體、官僚機構以及白宮的話語權，即使總統、阿特拉斯跟其他人多次想要讓弗奇/伯克斯多聽一聽他們既不瞭解也無意瞭解的真實科學。
面對阿特拉斯對伯克斯提出的質疑，庫什納卻反覆向他保證“她是100%的MAGA”。然而，我們都知道這完全不是事實。這一點倒是有另一本書回答過，伯克斯之所以假裝自己站在川普這邊，純粹是因為她預料川普在11月的大選結束後就會走人。這一點並不為奇；對於一個為深層政府的機構工作已久的職業官僚而言，這是很理所當然的想法。
幸運的是，我們現在有了這本書來澄清真相。每位讀者都可以透過這本書來瞭解我們的生活究竟是怎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如果沒有這本書為我們如今的水深火熱提供解釋——我們恐怕到現在都還要問，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但它確實提供了關於是誰在何時、何地做了什麼的完整回顧。可悲的是，太多的科學家、媒體人和知識分子仍然選擇隨波逐流。阿特拉斯在他的書中揭露了這些人的真面目，那畫面可不怎麼美好。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裡總是不斷浮現出“快呼吸新鮮空氣”這句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形象、可以用來概括整本書的比喻：這感覺就好像終於從鋪天蓋地的輿論宣傳獲得了解脫。想像自己被困在一棟失火大樓的電梯裡，煙霧繚繞的空氣令人窒息，此時身旁有一個人和你待在一起，他不斷向你保證一切都很好，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
這就是我在2020年3月12日後的感受。川普在那天發表了全國講話，宣布對歐洲實施旅遊禁令。他的語氣聽起來陰森森的，彷彿就像更糟的還在後頭。顯然，他聽從了最糟糕的建議，也許他真的打心從底相信實施封鎖可以解決一個可能早在五、六個月前就已經在美國廣泛傳播的呼吸道病毒。
隨著夜幕降臨，隔天（3月13日）HHS便發佈了全國封鎖計畫。那個週末，川普與安東尼・弗奇、黛博拉・伯克斯、他的女婿傑瑞德・庫什納以及其他幾個人會談了好幾個小時。最後川普萌生了關閉美國經濟兩個星期的想法。隨後他召開了2020年3月16日那次堪稱災難性的記者會，並當眾宣布要通過全面封鎖來戰勝病毒。
當然他無權直接這樣做，但仍可以敦促它發生，不過這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這麼做就可以戰勝病毒。兩個星期後，又是同一群人說服他繼續延長封鎖期限。
川普採納了這個建議，是因為他當時只有這麼一個建議可供選擇。他們讓川普以為這是唯一的辦法——如果他想戰勝病毒——就不得不背棄他過去致力於打造一個更強大、更健康的經濟的政策。飽受兩次彈劾、各大媒體宛如發瘋似的仇恨攻擊多年困擾後，川普這次終於開始感到不知所錯。
阿特拉斯寫道：“以總統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即他必須為白宮的所有政策負責——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總統犯下了一個巨大的誤判。他一反自己的直覺，將權力下放給醫療官僚，最後也未能及時糾正這個錯誤。”
共和黨與民主黨雙方都不願多提的一個真正悲慘的事實是，如今這一連串災難的確是始於川普的決定。對於這一點，阿特拉斯寫說：
“是的，總統同意了弗奇和伯克斯最初提出的封鎖計畫，也就是後來的‘十五天遏止擴散’，儘管他有很大的疑慮。我相信他後來之所以一直反覆問說：‘你覺得當初宣布封鎖是對的嗎？’他每次只要一談起疫情的時候就會這麼問，正是因為他心裡其實沒有把握。”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解釋川普是如何被出賣的方式與程度。“他們說服他去選擇他在其它情況下一定不會同意的決定。”阿特拉斯寫道，而那個決定就是：
“無視他的常識，聽從錯誤的政策建議...‘你被開除了！’是這位總統過去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名言，現在他卻被自己的政治心腹將了一軍。追根究底，這還是因為太過擔心那反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充滿敵意的媒體一定會竭盡所能曲解一切。就因為這個悲慘的誤判，最後選舉也玩完了。這時哪怕再高明的政治戰略家也無能為力。”
整個故事中有太多值得細究的部分，恕我無法一一道來。他的用字遣詞也很犀利，比如他形容媒體是“人們所能想像最卑劣、最沒有原則的一群騙徒”。他在書中直斥的無數令人震驚的謊言和歪曲更加印證了此言一點也不假，而這些謊言和歪曲背後往往都有政治意圖。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他討論快篩測試的章節，主要是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對這個問題充滿了困惑。打從疫情一開始，CDC就在快篩問題上把事情搞砸了，當整個國家都已經陷入恐慌，CDC卻還只顧著討好華盛頓。等到華盛頓的問題解決後，一切已經太遲了，被胡亂濫用的PCR博得了白宮的青睞，但問題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死掉的病毒殘骸仍會在周圍持續殘留，並且可能在數星期或數月內繼續產生陽性結果，即使通常只要兩個星期後便不會再具傳染力。此外，PCR檢測太敏感了。就算是已經微量到不會有傳染風險的病毒也會引起反應...《紐約時報》在8月的時候報導過，90%甚至更高的PCR檢測陽性結果並不真的代表對象具有傳染性。可悲的是，在我還在白宮的那段日子，除了我以外沒有任何人曾在會議上提起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更不用說是被公開對外談論了，即便我已經提出了所有可以證明這一關鍵事實的數據。”
另一個問題是人們常會覺得無論如何一定要進行普篩（無論它有多麼不準確）。這種一定要盡可能普篩的想法可能是過去愛滋病危機留下的習慣，實際上要依此進行追蹤幾乎是不可能的，它只是適用於理論上的紙上談兵。對於像感冒病毒那樣廣泛傳播、大部分是野生的呼吸道病毒，這種方法從一開始就是癡人說夢。最後這不過是讓官僚機構看起來像有在做事、肥了提供普篩服務的企業，搞出一個虛假的“達成任務”指標，然後讓公眾更加恐慌而已。
起初，弗奇曾明確表示如果你沒有症狀，就沒有必要接受篩檢。後來，這堪稱常識的觀點卻被拋諸腦後，取而代之的是不管怎樣大家都要普篩的結論。透過普篩獲得的數據足以令弗奇/伯克斯確保民眾每天都處在恐慌之中。對他們來說，更多的快篩只意味著一件事：更多的封鎖。企業需要更嚴格落實停業令、我們都需要更嚴格地戴好口罩、學校要關閉更長的時間、旅遊要受到更繁瑣的限制。這樣的一廂情願最後已變得如此不容置疑，以至於連總統本人的期望（從春季持續到夏季就好）都無助於改變它分毫。
阿特拉斯的首要任務便是挑戰整個粗糙不已的普篩計畫。在他看來，普篩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收集無窮無盡的數據，何況其中絕大部分根本沒有意義；相反，針對具體的公共衛生目標進行快篩才是上策。需要快篩的應該是弱勢族群，特別是養老院中的高齡人士，那些會實際具有生命威脅的群體才是應該重點投入的對象。至於那種不顧一切要普篩、追蹤與隔離所有人的做法完全是在幫倒忙，同時又對學校與企業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破壞。
要想改弦更張，就意味著必須改變CDC的政策指南。阿特拉斯試圖做到這一點的故事著實令人大開眼界。他不斷與各種官僚作鬥爭，並設法編寫新的政策指南，結果卻在一個星期後發現政策指南不知何故又被恢復成舊版。他指出了“錯誤”，並堅持應以他新編的版本為準。CDC發佈新的指南後，全國媒體立刻開始嚷嚷說白宮對CDC施壓，結果在經過了一個星期的媒體炸鍋之後，政策指南再次朝令夕改。阿特拉斯的所有努力成果都泡湯了。
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結果！這也是阿特拉斯第一次切實地領教到深層政府的厲害。類似的事情在整個封鎖期間反覆上演，總是有一股力量想要實施、促成與貫徹無休無止的封鎖，卻沒有人為此承擔具體的責任。
再講一個例子，阿特拉斯提到了他曾將幾位非常傑出的科學家帶到白宮與川普交談的故事：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約瑟夫・拉達波（Joseph Ladapo）和柯迪・邁斯納（Cody Meissner）。總統身邊的人都認為這個主意很棒，但不知怎的，會談的時間一次又一次被推遲。等到它最後終於敲定的時候，會談也被縮限到只有五分鐘的時間。但是，等到川普實際見到他們，總統立刻將會談時間延長了一個半小時，並向科學家們詢問了有關於病毒、政策、最初的封鎖、對個人健康的風險等各式各樣的問題。
總統對他們提出的觀點與博學十分折服——這對他來說肯定是巨大的衝擊——然後他還邀請他們一起合照。他想讓公眾知道這件事，結果這件事卻變得像從未發生過，字面上的從未發生過。白宮的媒體不知道為什麼表現得好像這次會談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除了白宮的員工之外，第一個提到這次會談的資料來源就只有阿特拉斯的書。
時隔兩個月後，不僅有上回的其中兩位科學家，阿特拉斯這次甚至還帶來了牛津大名鼎鼎的蘇娜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他們會見了HHS的秘書，但這次會面同樣也被媒體無視。任何異議都不會被允許。無論總統本人的意願如何，真正掌權的還是那群官僚。
再來還有一個例子是10月川普自己也染疫的那段日子。阿特拉斯幾乎可以肯定他會沒事，但卻被禁止與媒體交談。整個白宮通訊室彷彿被凍結了四天，沒有人向媒體通風報信。這不是川普的意思。於是媒體開始妄加猜測川普可能已經病入膏肓，所以當他重返白宮並宣布病毒沒什麼好怕的時候，人們才會那麼吃驚。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這的確是川普最為風光的時刻。但瞭解幕後發生了多少內部陰謀還是很叫人難以置信。
我不可能完整概述這本書豐富的內容，至少有這篇短評已足矣。我倒也還是有些話要說。首先，我認為作者對“神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有些過於不加批判，沒有認真討論疫苗如何被過度吹捧、更不用說是安全性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沒有在臨床試驗中獲得解決。其次，作者似乎贊同川普在3月12日實施的旅遊限制，我仍然認為這是橫蠻且毫無意義之舉，也是後面一連串災難的開端。再者，阿特拉斯似乎在無意中延續了所謂川普在記者會上建議人們飲用漂白水的不實消息。我知道每家報紙都報導了這個消息，但我反覆閱讀過那次記者會的文字稿，結果並沒有找到那樣的內容。實際上，川普很明確地說了他指的是用漂白水來清潔地板，這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媒體謊言。
除了這些毛病之外，這本書基本上完整揭露了2020－21年中的種種瘋狂，良好的常識、良好的科學、歷史前車之鑑、人權以及對人類自由的關懷都在這些年被掃進了垃圾桶，而且這種情況不是只有美國，而是在全世界到處都是。
阿特拉斯最後有這樣一段總結：
“在過去一年來的所有令人詫異的事件中，有兩件事令我格外印象深刻。我對政府官員居然握有可以突然單方面下令關閉整個社會的巨大權力感到十分震驚——他們只需要通過法令，就可以關閉企業和學校、限制個人活動、強迫人們做什麼、限制家庭成員的互動、奪走我們最基本的自由，卻不須訴諸任何明確的理由，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阿特拉斯說得對極了，“面對這場疫情的應對方式給美國的許多曾經德高望重的機構留下了難以抹去的污點，包括我們的精英大學、研究機構、研究期刊還有公共衛生機構。將來要撫平這個污點可不容易。”
在國際上，我們往往將瑞典作為一個國家能臨危不亂、保持理智的榜樣。在國內，我們也將南達科他州視為保持開放、保持自由的典範。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感謝阿特拉斯的幕後努力。還有佛羅里達州，佛州州長願意聆聽實際的科學，最終捍衛了該州的自由，同時佛州老年人得到的醫療照護也依然無可挑剔。
我們全都欠阿特拉斯一個巨大的感激，因為正是他說服佛州州長選擇《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提倡的集中保護策略，阿特拉斯曾盛讚這份宣言是“疫情期間最了不起的出版物之一，它為集中保護策略提供了無懈可擊的論據，也給予了往後數千位醫學與公衛專家挺身而出說實話的勇氣。”
阿特拉斯遇過明槍、遇過冷箭，甚至更糟的也遇過。媒體和官僚不斷想讓他閉嘴，質疑他的專業、質疑他的為人。他彷彿像被從一個堂堂正正、抬頭挺胸的人類行列中除名了一樣，就連他在史丹佛大學的同事也跟著加入這場圍剿，真是有夠可恥。然而，寫出這本書的人卻從來不曾對他們低頭。
這本書可以說是自疫情開始以來至今最重要的第一人稱回憶錄。這是一本扣人心弦、抽絲剝繭地揭穿了真相的書，它對那些成天嚷嚷封鎖和疫苗的傢伙來說具有十足的破壞性，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正經典。如果沒有如此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將來要書寫今天這場災難的歷史便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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