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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seph Mer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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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內容中,環保活動家、律師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討論了他最近出版的新書《安東尼・弗奇的真面目:比爾・蓋茲、大型製藥公司以及捍衛全球民主與公共衛生的戰爭》(The Real Anthony Fauci: Bill Gates, Big Pharma, and the Global War on Democracy and Public Health),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瞭解這場大騙局的來龍去脈,這絕對是一本必讀之作。我們即使花上幾個小時去聊,也只能觸及這本書的皮毛而已。小羅伯特・甘迺迪本人更形容這本書是“對安東尼・弗奇的毀滅性控訴”。
簡而言之,甘迺迪娓娓道來了弗奇是如何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變成醫藥產品的孵化器,甚至將整個國家葬送給了製藥業。這本書完整記錄了他糟蹋人類健康的一連串劣跡,同時也揭露了他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的真面目。
我特別欣賞甘迺迪是如何將弗奇置於從洛克菲勒到比爾・蓋茲的脈絡之中,蓋茲在二十多年前與弗奇達成了一個聯盟。正是一個世紀前的洛克菲勒開始利用作為煉油過程的副產品、純粹以利益為考量的藥物來毒害我們,然後蓋茲從他止步的地方繼續變本加厲,並且與弗奇狼狽為奸。
疫苗十年計畫
反過來,也是弗奇本人一手締造了後來屬於的疫苗的淘金熱時期。2000年的時候,他與蓋茲有過一次會面,後者希望能與NIH合作,雙方最後達成了一項協議,決定要共同研發疫苗來為全世界的人口接種。2009年,這項協議被重新更名為“疫苗十年計畫”(The Decade of Vaccines),其目標是要到2020年時為地球上的每一個成年人和每一個兒童實施強制性的疫苗接種。
“我詳細披露了他們如何利用模擬的疫情大流行,與情報機構、媒體公司和大型製藥公司密切合作,以實現這一目標。”甘迺迪說。
“蓋茲以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py capitalism)來形容自己的作為,(意思是)你可以利用慈善事業來賺錢。他有一個基金會,他把五百億美元藏在那裡以避稅。而且,他對這個基金會有絕對的控制權。他正是透過這筆錢來控制我們的國家和WHO。
他與弗奇,以及許多人以為是屬於政府的準政府機構一起私下成立了很多他們自己的(組織)。這些組織實際上是GAVI、SEPI等製藥業的幕前喉舌。
他利用這種招數和對WHO的掌控,來操縱全世界的製藥、醫療以及公衛政策,以實現他持有股份的這些製藥公司的利潤最大化。
我還提出了證據表明,他同時也在對全球糧食供應故技重施...(他)不斷嘗試想以有利於他投資與合作的公司的方式,來改變公共衛生和糧食政策。”
弗奇對愛滋病大流行的致命失職
然而,並不是蓋茲把弗奇引向了黑暗面。弗奇已經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在操弄人們的生活與為了利益而犧牲公眾健康。除了他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倒行逆施,弗奇人生中最大的其中一個污點便是他對愛滋病大流行的處理方式。
人類史上第一例愛滋病確診病例出現在1981年。起初,愛滋病研究是由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來負責,這是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轄下的一個獨立機構。當時人們普遍以為愛滋病是因為吸毒所引起的化學病變。直到愛滋病病毒被確實發現後,這個觀點就被推翻了。
弗奇從1968年開始在NIH任職,當時他的身份是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臨床調查實驗室的臨床助理。1984年,即發現愛滋病病毒的隔年,他榮升NIAID主任,旋即又在1988年成為新成立的愛滋病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AIDS Research)負責人。正如甘迺迪解釋說,在弗奇的領導下,NIAID開始全力主推一種叫做AZT的愛滋病藥物。
“AZT是一種化療製劑,具有很強的毒性,曾經殺死過所有實驗老鼠。AZI的發明者自己都認為它無論如何不應該被用在人類身上,所以他甚至沒有打算申請專利。”甘迺迪說。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很早就發現,當你將AZT放入愛滋病病毒培養皿,它的確可以殺死病毒,這一點並不叫人意外。AZT本來就會殺死任何它接觸到的東西。因此,弗奇與AZT的製造商合作...他親自參與配方設計,而且還試圖縮短試驗流程。他的臨床實驗充滿了問題。
臨床實驗的結果顯示,這東西完全是害人不償命。它幾乎快要了所有接受試驗者的命,弗奇只能依靠大量輸血才能勉強保住他們的性命。這麼做確實讓這些人苦撐了八個星期,結果他就以這八個星期的試驗為依據替AZT申請了批准,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因為發明PCR技術而榮獲諾貝爾獎的凱利・穆利斯(Kary Mullis)曾說過,任何化療藥物都應該要有兩個星期的時間試驗才夠。化療會殺死體內的每一個細胞,但通常情況下它會先殺死腫瘤細胞,這時就可以停止繼續化療。只要拿捏得當,就可以順利消除腫瘤,而不至傷害患者本人。
但如果你選擇讓人們終生服用這種藥物,就像弗奇做的那樣,最後只會讓他們每一個人都活不了。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情。與此同時,當時有很多藥物正在被探索。不少在舊金山和紐約治療愛滋病患者的當地社區醫生發現,這些藥物不僅能有效治療愛滋病的症狀,而且也可以防止他們死亡。
弗奇卻故意從中作梗,確保病人無法取得這些藥物,讓AZT成為唯一的靈丹妙藥。AZT是史上最昂貴的藥品,光一年的治療下來就要一萬美元(雖然每ㄧ劑的製造成本僅僅只有五美元,更何況該藥物的研發費用全是由納稅人的錢買單)...
弗奇就是這樣開創了一種模式,並在接下來的四十五年裡造就出一種又一種毒藥。他把早期治療的可能性掐死在搖籃裡,也扼殺了任何可能會阻礙他的藥企朋友的約束。結果,就是賠上了一堆人的命。”
縱使AZT的收益十分可觀,但與輝瑞的新冠疫苗相比仍然只是小巫見大巫,畢竟美國納稅人為這項研究付出了兩百億美元,還有另外一百億美元被用於新冠疫苗的營銷。輝瑞創造了一款史上最暢銷的藥物,光是今年就可以靠它賺進三百五十億美元(註1)。更要命的是,與AZT不同,它們不必承擔任何風險,永遠不會因為有人打疫苗打出問題而被起訴。
弗奇職業生涯中的每一天都是土撥鼠節
根據估計,單單是AZT最終就造成了三十三萬人死亡。總而言之,AZT的醜聞與今天的新冠疫苗和瑞德西韋沒有任何不同。同樣的,弗奇也不鼓勵對新冠病毒採取任何預防措施,也不推薦任何廉價且相對無害的藥物(如羥氯喹或伊維菌素)來進行治療。
美國納稅人為這些研究出錢,而製藥公司一年內便可從疫苗獲利近一千億美元,而且即使人們是被強迫接種,製藥公司也不必對副作用或死亡負任何責任。
“弗奇職業生涯中的每一天都是土撥鼠節*。”甘迺迪說。“一次又一次,他一次又一次重複同樣的行為,而且每一次都能從中獲利。他從來不說實話,而只是一遍又一遍的撒謊、撒謊、撒謊...
我對愛滋病危機的那段往事非常瞭解,因為當時我的叔叔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是一個健康委員會的主席。泰德他是第一位願意替同性戀權益爭取權益的總統候選人,我那時也為了他的競選活動四處奔走...
他在衛生委員會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為愛滋病傷腦筋。我在我的書中有談過這件事。
後來,弗奇被傳喚到國會,接受質詢。基本上,亨利・瓦克斯曼(Henry Waxman)和一群有頭有臉的民主黨議員都在說:‘你到底在幹什麼?你根本一事無成,你實在失職得不像話。’可以說,這是對他的為官生涯的蓋棺定論,他似乎也從那一刻起便下定決心,‘好吧,那我就來專心想想該如何利用這些藥物在市場上大賺一筆好了。’
他就這樣幹了幾年,他搞了一個計畫,一個雙軌項目,讓他們可以在不經臨床試驗和FDA的隨機、安慰劑對照組試驗的情況下為藥物申請批准,然後叫人們掏錢。所以,我目睹這些破事已經非常、非常多了,我對弗奇這個人實在太瞭解了。
我非常瞭解他的真面目,但大多數的自由派民主黨人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完全不是他們所相信的那樣。他是造成我們的公共衛生行業全面倒向製藥業的幕後功臣,他所做的事跟公共衛生沒有半點關係。NIH沒有任何建樹,他們只是環顧四周然後說:‘我們正在改善公共衛生。’
他們唯一的衡量標準只有‘我們接種了多少疫苗?我們賣出了多少藥物?我們收到了多少回扣?’正如我在書中所解釋的,公衛機構已經成了製藥業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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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1993年的電影《土撥鼠之日》,或譯《今天暫時停止》——譯註
弗奇監督下的功能增益研究
弗奇一年有六十一億美元的預算可以揮霍,然後他又從軍方那裡拿了十六億美元來投入生物武器研究,這也是他四十三萬七千美元的年薪68%的來源(弗奇是美國收入最高的聯邦僱員,第二高的是總統,年薪四十萬美元)。
“這就是為什麼他非得要在武漢搞那該死的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研究。
這些功能增益研究從未有過任何科學或醫學貢獻,可以幫助我們來對付流行病。一個也沒有。但弗奇仍然堅持要搞這些研究,因為這對他的口袋非常重要。資金流可不能說停就停。”
理論上NIAID應該把大部分的錢花在研究並改善美國國內的健康問題;包括努力打擊那些傳染性過敏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結果,反而在弗奇的掌舵下,慢性流行病卻變得越打越強。
弗奇、蓋茲和英國的威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透過出錢資助的方式控制了地球上63%的生物醫學研究。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弗奇光是通過NIAID就分配了超過九千三百億美元的研究經費。你可以說他們控制了一切,這完全不誇張,因為他們隨時可以抽掉任何他們不喜歡的研究項目的資金。
冰冷的弗奇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顯然1989年發生了某些事情,導致一連串的流行病相繼出現——自閉症、食物過敏、妥瑞氏症、發作性嗜睡病、過動症、語言遲緩症、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青少年糖尿病。所有這些疾病都是在1989年左右突然出現。為什麼?是什麼導致了它們產生?找出真相本該是弗奇的工作,但他卻拒絕這麼做,甚至還阻撓其他人去挖掘真相。
“弗奇的工作應該是去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想也知道這肯定跟環境毒素有關。基因不會引起流行病,基因確實會決定脆弱性(vulnerability),但它們不會引發流行病。只有環境毒素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出有什麼是1989年才開始出現、並且迅速變得無處不在的東西。但如果有人敢進行這樣的研究,弗奇就會搞垮他們的飯碗。”
頭號嫌疑人包括從1989年開始急劇增加的疫苗,而且幾乎所有這些慢性流行病現在都已被明確列入疫苗有可能導致的副作用。除草劑草甘膦也是從那時開始變得遍地都是,尤其是在1993年抗農達(RoundUp Ready)玉米問世之後。轉基因作物、各種農藥、超聲波還有全氟辛酸是其它嫌疑犯。
“我們的孩子在一鍋有毒的湯裡游來游去,罪魁禍首可能是所有這些東西,也可能只是這一個或那一個,要找出答案其實一點都不難。你只需要好好做科學就行了。而且這種科學研究並不難完成,但只有安東尼・弗奇永遠在位,就永遠別指望能成真,因為他不想讓我們知道真相——畢竟他的身家全是奠基在他極力袒護的這些行業上。”甘迺迪說。
弗奇為大型製藥公司工作
甘迺迪接著繼續解釋了弗奇如何為大型製藥公司工作,還有為什麼他的角色對製藥業如此重要。
“從2009-2016年這段時間,FDA大概批准了兩百三十多種藥物。所有這些藥物都是出自他的實驗室。因此,他是製藥業不折不扣的孵化器。
原理是這樣的:在他的實驗室裡,有裝滿各種(可以想像的)病毒的培養皿。他的科學家會研究不同的分子和毒藥,然後將毒藥放進培養皿,看看能不能殺死病毒。如果毒藥可以殺死病毒,一款抗病毒藥物的候選人就有了。
下一步是,他們會把毒藥餵給老鼠,觀察它會不會殺死老鼠。要是大多數老鼠都能活下來,那麼你現在便有了一款也許可以在人類身上起作用的抗病毒藥物。然後,他再把東西送到其它大學去,通常會交給一個非常有權勢的人,可能是醫學院的院長,或是哪個系的系主任,讓他們去負責臨床試驗,這是一個很容易鑽空子的地方。
於是,他們開始進行第一階段的試驗,首先招募來大約一百個人。弗奇可以給每個受試者開價兩萬美元,然後大學從其中抽取50-75%。所以,這些大學現在也是共犯結構的一分子了。
接著,假使新藥在一階和二階試驗段均表現良好,現在他們就必須找來更多的人——至少一萬人——其中的開銷是數億美元跑不掉。這時,他們還要找來一家手上可能控制了大約一半的專利的製藥公司。
弗奇的代理機構保留一部分專利。打個比方,像現在莫德納(新冠)疫苗的收益他們也可以分一杯羹。(NIAID)可以拿一半,那是數十億美元。大學方面的研究負責人也享有一部分專利,這樣他便只能永遠唯弗奇是從,後者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當然大學本身同樣能分享一點專利。
因此,除了他提供的補助金之外,每年還會有數億美元流向這些大學,而要是大學裡有人膽敢做不該做的研究,弗奇就可以直接切斷這些金流。
一旦藥物通過三階試驗,就可以被FDA審核。然後弗奇會說:‘放心,審核的人都是FDA的獨立科學家。’這樣的審核小組被稱為VRBPAC(疫苗及相關生物產品諮詢委員會),他們其實不是直接為FDA工作,而是被外聘的局外人。
嗯,那麼這些人是從哪裡找來的?他們就是弗奇在那些大學的試驗負責人,就是他們在負責弗奇交代他們研究的項目,現在也是他們為被自己親手引入的毒藥蓋上橡皮圖章...
他們都很樂意蓋章,因為他們也知道,明年他們自己研發的藥物也會被送到這個委員會面前。所以,委員會總是來者不拒,對每一種藥物都說好,並且完全受弗奇控制。他控制了這整個過程...
你在《CNN》上看見的每一位專家都會出現在弗奇的發薪單上,但《CNN》永遠不會告訴你這一點。它只會說:‘今天的來賓是一位客觀獨立的病毒學家,他是來自貝勒大學、史丹佛大學或哈佛大學的免疫學家。’他們沒有告訴你的是那個人的麵包是在哪裡塗奶油,而塗奶油的人就是弗奇,用你們納稅人的錢。整個體制已經腐敗至極。”
弗奇的過去與劣跡不會放過他
隨著越來越多弗奇的謊言被揭穿,以及他過去資助的那些對動物和流產胎兒進行的瘋狂實驗接連曝光,甘迺迪預測弗奇早晚有一天得捲鋪走人,尤其是在這本書出版且人們真正開始瞭解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的今天。
“任何一個內心健全的人都不會允許這樣(任由比格犬被沙蠅啃食)的實驗發生。”甘迺迪說。
“可是,弗奇卻認為這樣的實驗值得投入四十萬美元,這都是美國納稅人的錢,還說什麼這些實驗對公共衛生研究有益。
但這不只是四十五萬美元的問題。他在這些虐待動物的實驗上浪費了數百萬(美元)。簡直就像你在學校裡可以看見的那些頑皮的男孩子,需要有人去教導他們:‘你不能這樣隨隨便便傷害動物。’弗奇顯然沒有這種認知,他欠缺這種正常的官能。
這也解釋了他在疫情期間的所作所為——讓數百萬美國人失去早期治療的機會,迫使他們待在家裡受苦死去,或只是一味要他們使用呼吸器跟瑞德西韋,這是一種致命的毒藥,既無治療實效又有害健康。
‘任何試圖說‘等一下,我成功治好了病人,我的病人現在又可以活蹦亂跳,因為我使用了羥氯喹、伊維菌素’的醫生,無一例外都受到懲處、禁言、審查、褫奪許可證、詆毀,當然還有其它很多藥物都已被證明對新冠病毒具有療效。
多達70-90%的新冠死亡與住院病例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並且有數百萬美元可以支持這一結論。然而,弗奇卻禁止人們這麼做。這簡直是反社會...
關閉一百萬家企業,真的能挽救生命嗎?沒有研究表明它會...我們的國家佔全球人口4.2%,死亡人數卻佔全球14.5%。為什麼還有人願意聽這傢伙的話?全世界沒有比弗奇更無能的衛生部長了。
許多國家的死亡率是我們每百萬人口死亡率的1/100。你猜怎麼著?這些主要是非洲和亞洲國家,它們早已習慣利用伊維菌素來治療河盲症、用羥氯喹來控制瘧疾。”
甘迺迪認為弗奇遲早得捲鋪走人這話並不是口說無憑,你可以看看弗奇在2021年11月4日的國會上被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犀利質詢的難堪模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底下的留言,幾乎一面倒都在聲討弗奇。
弗奇對兒童的致命非法實驗
甘迺迪在書中還特闢了一章來討論弗奇資助過的一些動物實驗。他接著講述了一個更令人心寒的故事,其中被用做白老鼠的是非裔和西班牙裔兒童。這些兒童最後至少有八十五人死亡,但真正的數字可能高達一千人左右。弗奇通過紐約和其它州的寄養計畫,刻意挑選了一群失去雙親的孩子成為愛滋病病毒研究的實驗對象。
這些孩子沒有監護人,因此這麼做實際上是非法的。要對兒童進行臨床試驗,你必須先確保對方有一位監護人,並且將他們的安全,而不是製藥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但弗奇並不那麼想,所以他放任這些研究在孩子缺乏監護人的情況下進行。沒有人可以保護這些孩子。甚至連負責這些試驗的也不是持有執照的專業醫療人員。
“這些人大多是多明尼加移民,他們是一群富有同情心的好人,他們後來發現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把這些孩子當成白老鼠對待,他們親手害死了好多孩子。許多孩子甚至根本沒有感染愛滋病毒,因此這種非法藥物試驗對他們完全是有害無益。
然而,弗奇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我相信國會曾進行過短暫的調查,但一如既往,最後往往不了了之。《BBC》2004年還拍過一部關於這群孩子的紀錄片,片名叫〈幼小的白老鼠〉(Guinea Pig Kids)。
製作組採訪了這些孩子,(其中一個孩子)告訴他們說:‘我吃了藥,然後感到很不舒服,一直嘔吐,什麼都吃不下,還很疲倦,又痛,我不想再吃藥了。’要是他們拒絕服藥,他們就會被送到哥倫比亞長老會,交給弗奇的另一位老相好處置,他會用插管強迫孩子們服用他們不想吞下的有毒化療藥物...比格犬的事情已經夠糟了,但弗奇對這些非裔和西班牙裔兒童所做的卻更令人髮指。”
新冠疫情——弗奇犯罪集團的高潮
至於現在這場新冠疫情大流行,甘迺迪更直言這是弗奇職業生涯中玩火玩得最兇的一刻。他在書中仔細敘述了弗奇是如何變成疫情大流行計畫的關鍵人物——這不是指怎麼預防疫情,而是該怎麼繼續創造疫情——因為這個傳染病的死亡率正在急速下降,以至於病毒本身似乎都變得沒那麼可怕了。
直到目前為止,過去每一次被戲劇化包裝的大流行病最後都會被證明只是徹頭徹尾的騙局,今天的新冠疫情也不會例外。迄今,已經有數十億美元被砸在了疫苗上。
“他們從過去虛驚的大流行病汲取了教訓,現在便用冠狀病毒故技重施。”甘迺迪說。“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說這場疫情不存在,也不是說根本沒有人病死。這些都是事實。但我們的病例數、死亡數以及其它數據都被誇大了,都被他們精心設計過了。
我(在書中)展示了一張圖片,那是有人根據《資訊自由法》獲得的。這是一張宛如瘋狂三月(March Madness)般的圖表,上面列出了弗奇在他職業生涯中嘗試過的所有流行病——虛假流行病——現在則輪到了冠狀病毒。上面有(弗奇的)簽名,是他底下的人製作了這張圖表。
現在弗奇已經贏了,他贏得了他的瘋狂三月。這基本上是他職業生涯中的高光時刻。他每三到四年就會推出一次假的大流行病,現在他要用冠狀病毒來個全壘打。這簡直像是一個笑話,而我們就是笑話中的笑點...
這就是我要告訴人們的事實。我們必須阻止這一切,我們必須堅持住。如果你是為人父母,並且乖乖讓他們給你的孩子接種疫苗,你不是在善盡父母之責。如果你是醫生,卻還給孩子接種疫苗,你是在褻職。我們都不能坐以待斃。
我想說,每個逐漸察覺真相的美國人都應該開始從每一天發動公民不服從。比如走進一家商店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堅持要求疫苗護照,以後你就不會再來光顧。這也可以是在工作上選擇抗拒。不要退讓!別害怕他們解僱你,因為這樣他們就等著官司纏身。
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因為你不願意接受緊急授權的疫苗而解僱你,因為這種疫苗根本沒有被批准可以用在任何美國人身上。這是一個神話,一個騙局,‘我們的這款復必泰疫苗已獲批准’是一種詭辯。如果你上輝瑞的網站,它會明白告訴你:‘目前我們尚未在美國上市復必泰疫苗’。
他們為什麼堅持一定要給孩子打疫苗?問題就在這裡。疫苗只有獲得批准後才能申請責任保險。他們想盡快搞到責任保險唯一的方式便是把孩子的接種提上日程,這樣一旦CDC准了兒童疫苗接種計畫,責任保險自然水到渠成,對成年人也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沒有責任保險,僅僅一場訴訟就可能讓公司破產。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緊追著我們的孩子不放,他們需要責任保險。我們必須阻止他們傷害我們的下一代;現在有兩千六百萬名兒童要接種疫苗,但它只在一千三百名兒童身上進行過試驗,更不用說結果還不怎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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