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們甘願放棄他們的自由？

https://articles.mercola.com/sites/articles/archive/2021/11/27/mass-formation-totalitarianism.aspx

By Joseph Mer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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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根特大學的臨床心理學教授馬蒂亞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最近在一部影片中探討了究竟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下，人們才會自願放棄他們的自由這一問題。

同時擁有統計學碩士學位的德斯梅特注意到了新冠統計數據中的一些不尋常之處，這使他開始意識到我們的全球社會實際上正在陷入一種“群體重塑”（mass formation），換句話說就是“集體催眠”，這是極權主義興起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理所當然，他開始大聲疾呼我們千萬不能繼續走在這條路上，並且提供了我們可以在個人與集體層面上做些什麼來力挽狂瀾的方法，以免我們徹底失去自由，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這是一定會降臨的結局。

沒有意義的模型

大約在2020年2月末的時候，德斯梅特開始研究起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及其它數據，很快地他便意識到這些被用來恫嚇公眾、證明那些“非必需”企業必須歇業且人們要乖乖待在家裡的模型其實大有問題。

這些模型往往嚴重誇大了新冠病毒的威脅，並且隨著時間來到2020年5月，“事實已經再明顯不過”。比如，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曾經預測瑞典要是遲遲不宣佈封城，到5月底將會有八萬人死亡。嗯，結果瑞典還是決定不封城，最後到5月底只有六千人是死於疑似新冠病毒。

據德斯梅特指出，最奇怪的是，每個人都說現行的新冠政策是基於數學模型和科學而制定，但是“當最初的模型都已經無一例外地被證明完全錯誤時，這些政策卻依舊持續，彷彿錯誤根本不存在，模型永遠是對的。”

顯然，模型與科學從來都不是整個等式的依據，甚至有或沒有它們都無所謂。德斯梅特說，“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表明在人們的心理層面上發生了某種非常深刻的變化。”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領袖都沒有仔細考慮他們的政策所造成的附帶損害。沒有任何針對這些政策進行的成本效益/風險回報分析。

WHO的確警告過這些政策可能會導致飢餓問題變本加厲。問題是，我們從未見過有哪一個數學模型同時考慮了硬幣的兩面——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以及這些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數。如果沒有這樣的分析，我們就根本無法評估這些政策會不會有可能其實反而比病毒更有害。

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是制定公共衛生政策，成本效益分析都不能馬虎。少了它，你根本做不了明智的決策。可是，這些基本常識現在卻全都置若罔聞，好像這些附帶損害完全無關緊要似得。

“群體重塑”的四個基本條件

究竟是什麼心理學因素導致了如此明顯的失常？幾個月後，德斯梅特終於搞清楚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過去的社會曾迷失（而且今天仍是）於一種名為集體催眠的魔咒，一旦特定的條件滿足，“群體重塑”的心理過程就會發生。

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社會聯繫的缺失。這其實就是指大規模的社會疏離，亦即今天封鎖政策真正的精髓所在。比如我們現在都被再三告誡，千萬不要與他人有所接觸，即使對象是我們自己的家人，否則只要稍有不慎就會出人命。

我聽說過有人因為太過害怕病毒，所以一直把自己關在家裡，整整一年沒有見過一個人。但是，其實早在疫情大流行以前，社會疏離便已是一個普遍的問題。馬庫塞（Herbert Marcuse）以前引述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發現有25%的受訪者聲稱他們沒有任何知心好友。更重要的是，認為自己十分孤獨的年齡層最高的是年輕人，而不是我們常會以為的老年人。

因此，即使在疫情出現之前，西方也早已開始飽受社會疏離之苦。這是“群體重塑”綜合症形成的關鍵首要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大多數人必須感覺到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意義與目的。德斯梅特引用了一項研究指出，有一半的成年人認為他們的工作一點意義也沒有，不論對自己還是別人都沒有絲毫價值可言。

在2012年進行的另一項民意調查中，6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平常工作時彷彿都在“神遊”，對眼前的工作根本沒有半點熱誠。所以，遠在疫情開始以前，群體重塑的第二個條件也已經滿足。

第三個條件是游離性焦慮（free-floating anxiety）與游離性不滿（free-floating discontent）的普遍化。游離性焦慮指的是沒有明顯原因或理由導致的焦慮，如果今天你是在叢林裡被獅子追著跑，這時你感到焦慮與恐懼便完全是出於一個再自然且明顯不過的原因——獅子。

然而，當你與社會疏離並且感到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意義時，就會產生一種與具體的心理或身體威脅都沒有關係的游離性焦慮。從抗憂鬱藥及其它精神科藥物的氾濫情形來看，第三個條件也早在疫情以前就已經被滿足了。

第四個條件是游離性的挫折和憤怒。它就像是緊接著前三個條件而來，同樣的，這也是沒有具體原因的挫折與憤怒。

一旦條件滿足，群體重塑就會發酵

等到四個條件都已俱備，接下來就可以開始進行群體重塑催眠了。現在唯一欠缺的只有一個好故事，其既要提供一個明確的焦慮原因或理由，同時也要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透過全心接受與投入在那些被端出來的解決方案中，被游離性焦慮困擾的人們會感到他們終於有了可以控制焦慮和恐懼的手段。他們總算又能重新掌控一切了。

有趣的是，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們也會突然感覺他們彷彿與他人重新建立起了聯繫，因為此時他們都在為對抗同一個大魔王並肩作戰。因此，人們在這一刻變得團結一心，為了對抗他們心中的焦慮而慷慨激昂。這種新產生的團結感同時也賦予了他們新的生活意義與目的。

這種連結感雖然是建立在空洞的前提上，但卻起到了強化與現實脫節的心理作用。這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可以接受明顯不符合邏輯的故事，又為什麼他們願意乖乖配合那些解決方案——“即便這些方案本身荒謬無比。”德斯梅特說。

“他們接受故事的原因是因為它帶來了新的社會連結，”他解釋說。在這裡，科學、邏輯與是非對錯根本毫無用處。

“通過群體重塑的過程，他們擺脫了原本痛苦不已的社會疏離狀態，轉而進入與人群或大眾緊貼在一起的相反狀態。這本身會帶來一種精神上的陶醉，這才是人們願意盲目聽從故事、隨著故事起舞的真正原因，即使故事本身是完全錯誤的，如同我們所指出，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得失去從個人角度來說的所有重要的一切。”他說。

這些失去可能包括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家園、生計以及物質福祉。當你處在這種群體重塑的催眠狀態中時，這些東西都變得不重要了。德斯梅特說，這也是這種心理現象最危險的地方之一。人們將因為他們的短視而陷入自我毀滅。

19世紀的群體重塑

以研究群眾著稱的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曾說過：

“群眾從不渴望真相。他們只會拒絕不合他們口味的證據，寧可把錯誤奉若神明，只要這錯誤勾動了他們的心。誰能給予他們幻想，誰就是他們的主人；誰戳破他們的幻想，誰就是他們的罪人。”

勒龐的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註1）深入剖析了群眾的特徵，以及當人們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會如何傾向於放棄深思熟慮、變得盲目從眾。

他還警告說，如果社會不警惕並抵制這種疏離和認為生命沒有意義的反宗教思想，我們最終將會陷入一種群體重塑將成常態的狀態。整個社會將只會剩下一群心理破碎的人們，而這便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一個無法忘記的例子是納粹政權。據德斯梅特指出，儘管我們通常會覺得獨裁統治靠的就是暴力與恐懼，但納粹政權——以及我們現在的政治領袖——卻是在由群體重塑所形成的深刻心理現象支持下上台的。

人們之所以願意配合納粹的暴行，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所處於的特殊心理狀態，也就是群體重塑現象，而不是因為他們害怕台上的領袖。

獨裁與極權的區別

這裡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古典獨裁與現代極權主義之間的區別。一般而言，在古典的獨裁統治中，一旦異議人士（反對派）被壓制，獨裁者就會開始收斂、不再那麼咄咄逼人。只要掌握了完全的權力，他就沒必要再這麼暴戾，畢竟還有其它方式可以保持控制。

在一個極權國家中，情況正好相反。理解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爲在極權社會中，一旦反對派被壓制，國家機器就會開始犯下最令人髮指且殘酷無情的暴行。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史達林在20世紀30年代發動的大清洗，導致十年內八千萬人喪生的生靈塗炭。30年代中旬也是納粹開始瘋狂清醒、最終釀成大屠殺的時候，兩場悲劇最初都是始於對反對派的打壓。

我們現在正步入一個歷史分水嶺，對這場疫情歇斯底里的反對聲音正在被全力打壓。如果我們希望人類能有美好的未來而不是屈服於全球極權主義，我們就必須挺身反對現狀，因為當我們什麼也不做的時候，就是暴政露出馬腳的開始。換句話說，真正可怕的還在後頭——如果我們繼續保持沉默。

還有一個重點。極權主義並不會因為打敗了反對派就因此收斂，反之它只會繼續對其他群體下手。德斯梅特講述了史達林是如何製造出一批又一批替罪羊，他不斷在尋找下一個可以變成千夫所指對象的群體，最後血洗這些人。結果，有一半的共產黨員被殺光了，儘管他們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犯錯，並且一直對他忠心耿耿。

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很好的借鏡。如今，“反疫苗人士”正是極端主義政權亟欲除之的反對派。一旦“反疫苗人士”不再存在，也就是理論上當每個人都接種了疫苗的時候，早晚也會再出現下一群要被打倒的對象。

所以，就算你現在乖乖“接種”了所有疫苗，並且跟著聲討那些不願意接種疫苗的人，要記住輪到你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只是時間問題。

群體重塑社會的悲慘結局

那些屈服於群體重塑並且接受極權主義的人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將特別悲慘，因為事情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裡。這些人最後往往會同意他們沒資格苟活，甚至心甘情願赴死。據德斯梅特說，這正是史達林時期許多無緣無故被判刑的共產黨員表現出來的姿態。

正如馬庫塞指出，這基本就是一種精神已被摧毀殆盡的狀態。這種精神毀滅奪去了心智，使理性思考再也不可能，令你變得輕易上當受騙。在這種情況下，你只會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論述。

群體重塑最終會為後面的更多東西創造有利的條件，因此它是首要前提。最終，被群體重塑催眠的人將只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社會疏離，他們的生活意義與目的依然空虛，游離性焦慮和憤怒卻不減反增。

群體重塑也會抹去個性。集體變得比什麼都重要，個體則無關緊要。因此，即使有人告訴你，你的父母或孩子必須為了社會的好而賠上性命風險的時候，你也會覺得這好像沒什麼問題。

“每個人都將變得平等的愚蠢。”德斯梅特說。“他們以前有多聰明或多智慧都不重要。現在他們失去了批判思考的能力，失去所有作為一個個體的個性。”

這樣的情況在今天絕不少見。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很多父母樂意讓他們的孩子去接種實驗性疫苗，即使那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副作用甚至殺死他們。“極權主義是一頭怪物，它總是樂於吞噬自己的孩子。”德斯梅特表示。

群體重塑正在發威

還有一個重點，通常情況下一個極權社會只有30%的人是真的處於群體重塑的催眠狀態。所以雖然看起來聲勢浩大，但他們其實是少數。

然而，時常還會有40%的人雖然隨波逐流，但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一切。他們只是不想與主流作對，最後剩下的30%是沒有被催眠、還努力想要喚醒他人的人。

打破群體重塑與阻止極權主義的一個關鍵就是要聯合起所有異議分子，好替尚未被完全催眠的人形成一道屏障，提供給他們除了極權主義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著名的艾希從眾實驗（Ash experiments）已經證明，不管多數人的意見有多麼荒唐，錯得有多明顯，都很少有人，頂多只有25%的人會願意與多數人唱反調。反而有三分之二的人願意配合當“傻瓜”。

一次又一次的群體重塑事件與實驗都向我們呈現出了三種人：已經被催眠且相信錯誤答案就是正確解答的人、明知答案不對但不敢說實話的人、知道答案不對也敢說出來的人。

如何打破群體重塑

最後當然得問的是，到底出路在哪裡。在德斯梅特看來，唯有所有異議分子能團結一致才是出路，好替為數最多佔了40%的群體——那些害怕被針對而選擇從眾的人——提供另一種不一樣的選擇。

這樣一來他們大多數人可能會願意加入異議分子的反極權主義團體，而不是跟隨他們心裡其實並不完全贊同的極權主義思想。目前，群體重塑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極權狀態已經成真，因為那些中立的圍觀者選擇什麼都不做，令群體重塑得以順利進行。如果沒有群體重塑的過程，極權主義的接管根本不可能成功。

再來，我們必須勇於大聲直抒己見。這有助於喚醒更多被催眠的人，甚至是一些已經中了群體重塑的毒的人。根據德斯梅特的說法，勇敢說出真相往往會令暴政不敢太過無法無天。

“我認為，沉默不語甚至稱不上是一種選擇。”他說。“這是我們所能做出最重要的決定。”

要做到這著實不容易。根據馬庫塞和德斯梅特的說法，極權主義政權的優勢就是其能夠通過集中化的媒體來操控整個故事。不令人意外的是，大眾媒體總是在群體重塑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三個方法是要創造出一種平行的結構。後來當上捷克總統、最初只是一位異議分子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就是一個絕佳的榜樣。這種平行結構可以是商業、組織、技術、運動或任何有創造性的追求，它不是直接與極權社會作對，卻又在道德上處於極權社會之外。

一旦這樣的平行結構變得夠多，就會催生一種平行文化，它會成為在極權社會中保有最後一絲理智的避難所。哈維爾在他的著作《無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解釋了該如何運用這種策略。誠如德斯梅特所言，極權主義最終總會自取滅亡，它所奠基的心理基礎有著自我毀滅的傾向，以至最後整個系統都會完蛋。這倒是一個好消息。

壞消息是，極權主義在慢慢崩壞之前總能屹立不搖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最後能有多少人平安無事倖存下來也不好說。德斯梅特認為當今這種全新的全球極權主義比地區獨裁者更不穩定，因此可能會更快自我毀滅。所以，關鍵是我們在等待它自毀的同時，也要盡量使自己生活在極權體制之外。

不過，我們仍然需要盡可能表達異議，以限制暴政的猖狂程度。

說到底，這就跟醫學沒什麼兩樣，預先防止極權主義產生總比事後想著怎麼掙脫要容易。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防範那致使群體重塑形成的四個條件：社會疏離、喪失目的、游離性不滿/焦慮與游離性挫折/憤怒。當這個全球極權主義實驗徹底失敗後，這將會是屆時還留在世上的人們所必須牢記的任務。